胡天雄,男,1921年3月生。湖南双峰人,湖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教授,内经研究生导师,已退休。
1933年,初小毕业后,在农村私塾就读,1936年开始学中医,1942年重订“十年读书计划”,以熟读背诵五部中医经典《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难经》为目标。其间并任教农村小学,藉以维持生计。
1943年计划开始,采用《神农本草经三家注》为主读本,年终按期完成。1944~1947年,《伤寒》和《金匮》的研读计划也按时完成。1948年元旦开始研读《灵枢》兼习针灸。9月,取得原考试院中医师检核及格证书,成为正式中医师。
1950年,响应政府号召组建农村联合医疗机构,邀集友人成立大众医院,正式以医为业。
1954年,调双峰县第中学任校医兼教生理解剖课,五年后,又调双峰县创办卫生学校。1964年,调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从事全省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1965年调人湖南中医学院附一院工作,轮流于病房门诊之间。
1978年8月调《内经》教研室任教,12月评为主治医师,同时定为讲师,1979年3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任内经研究生导师。《内经》特别是《素问》部分,因受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五部经典中最为薄弱,因此得到再一次深人钻研机会。
1982年,由内经教研室调《学报》编辑部负责。
四年的《内经》教学,发现《内经》中问题不少。这些问题,有的是历史的,有的是注家的,因此着手撰写《素问补识》,于89年9月正式完稿,共约30万字,后由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1986年,全国科技人员职称改革,被评为中医内科学教授。1987年12月31日退休。
自幼爱好诗词,业余之暇,不废吟咏。1992~1997年编撰《全唐绝句律诗分韵大典》共计选出格律诗10128首。预计2001年春问世。
平生崇尚医德,精研医术,临证不马虎,不推责,不开大处方,立足于治好病。自费主动上门多次远到双峰、吉首等地免费出诊,并自备车费。2000年底,获得湖南省人事厅卫生厅授予名中医荣誉证书。
邻人谭某从零陵修飞机场回家,病卧月余,百治无效,延诊时小溲黄赤,颈汗如油,卧床不能起。察其舌苔粘腻,切其脉怠缓浮芤不任按,右足背被刺成疡,脓水清稀,旬日粒米不下,家人议备后事。余曰:此阳微湿胜之病,证甚明显,毋恐!疏六君子汤加淮木通6克、草果9克,服一剂而舌苔粘腻去,二剂而小便清,三剂而饥甚索食。乃去木通减草果,加黄芪以排脓,又二剂扶杖而行,虑草果之耗液也,去之。十余剂放杖而笑矣!
凡舌苔粘腻者,多为胃有湿浊之征,往往纳呆不思食,以辛香之品祛其湿浊,则苔自化去而思食矣,本案即其例也。
邻人谭某之妻,初起头痛口渴腹痛,未几,忽然壮热,手足动摇,神志不清,舌赤苔黄薄,脉象弦数异常,欲看其舌,则其舌伸缩不止,乃肝阳亢逆之证,有化风化火趋势,急予风引汤去干姜加胆草、钩藤。二帖愈(1944年记)。二十年后,闻其患高血压病,盖肝阳素旺之体,常需养阴配阳,患者住农村,医疗条件差,如能因地制宜,常采女贞、旱莲、桑椹等药服之,此病当可预防(1964年补记)。又三十年因肝硬化合并肝癌死(1994年8月又记)。
王某体健,素豪于饮,年六十余,面色犹如四十许人。一日,以腰臀疼痛求治,自言头甚晕,诊其脉,弦滑搏指,左寸尤浮滑欲脱,高阳生所谓“并居寸口”之促脉也(非数而一止之促脉)。寸脉在形层主表,在部位主上,合之头晕而赤与脉之弦滑,则肝阳上亢之病可知。《素问·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本病须防其发展为中风卒厥。腰臀之痛,肝之旺,肾之虚也。仿张寿甫镇肝熄风法:
钉头赭石15克,淮牛膝12克,龟板15克,天冬9克,花龙骨10克,牡粝10克,白芍12克,川楝6克,绵茵陈6克,玄参9克,麦芽9克,甘草3克。
服三剂腰臀痛止,改用一贯煎合二至丸十剂,症状全平。为善后计,诫勿饮酒,其色颇难。诚如此,将恐终为大厥暴死也。
张寿甫误以茵陈为青蒿之嫩者,因其方屡用有效,故仍之。
陈某,男,59岁,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职工。于1988年5月25日来诊。诉:头晕痛,视觉昏朦,两腿沉重。印堂压痛,血压130/100毫米汞柱。舌苔厚腻满布,脉弦滑。有嗜酒史。此风热攻于上,肝肾虚于下,痰湿阻其中,虚实夹杂之证也。即拟一方,以夏枯草30克、钩藤20克,清上部之风热;以杜仲15克、菟丝子10克、淮牛膝15克,补下虚之肝肾;以槟榔10克、鸡内金10克,化中焦之痰湿。投之十帖,诸证消失,血压复常。以后偶发头晕及夜尿数欠等肾虚证,以杜仲、故纸、淮山药、桑螵蛸、钩藤、菟丝子、天麻等药投之即愈,随访五年,血压一直正常。此等证,熟地最为忌药。
陈某,感冒,表邪未解,误服硝黄下剂,遂成坏病,高热40.2℃,谵语,胁痛,作咳,喘息不能卧,舌苔黄腻,溲赤而短,脉略数。神疲殊甚。此因误下陷表邪,脾有湿郁,肺为热壅也。拟方:鲜芦根30克,枇杷叶9克,肥知母9克,北沙参12克,白蔻衣3克,广陈皮3克,麦芽12克,大豆卷12克(缺),甘草3克。两剂后症状全平。按:伤寒太阳病误下,表邪内陷成结胸,有大、小陷胸汤证,但彼有痰水相结,此为湿郁热蒸,故治有不同。
钱奶奶,年90岁,病头痛前额,二便频数,胃纳呆滞,神疲气少,察其舌则光红无苔,诊其脉则弦涩不调。余断为中气颓败,下焦不摄,胃肾俱竭之危候,以为必无生理,勉拟一方,为养胃固脱之计:
白参15克,淮山30克,萸肉15克,麦冬15克,五味5克,赤石脂15克,沉香3克(冲兑)。3帖。
两月后,又以他病来诊,询其大便正常,食欲尚可,舌虽红而薄苔渐生,脉虽弦而至数调匀,余甚为惊异,问上次服药后情况,其子告:上次服药后,便泻即止,能进食,舌上长出少量白苔,又加三帖,病即愈。
按:《素问·玉机真藏论》以“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为五虚必死之证,又云:“其时有生者,何也?”岐伯曰:“粥浆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本例五虚齐具,阴竭尤著,必死无疑,其所以获救者,正因服药后,患者中气有复苏之机而食欲振,下焦复摄纳之权而泄注止,胃肾之生机得续,故病获愈。
邓姓小孩,年六岁,初病高热、头痛、抽风,迁延月余,幸免于死,遂得狂疾,医院诊为“乙脑后遗症”。其父兄弟三人,止此一息,百计求治,于1962年9月18日其母负来就诊。患儿哭笑无常,咬物咬人,弃衣奔走,狂叫,震颤。其母云,此孩年虽幼,力气很大,脾气发作时,能撬起一扇门页。因狂叫咬人不休,无法按脉。据证已知为胃热肝风交炽为患。拟平肝熄风兼清胃热为治:白芍24克,甘草6克,牡粝10克,石决明12克,龟板12克,钩藤10克,菊花6克,蜈蚣前半条,羚羊角2克(磨汁),淮牛膝9克,麦冬9克,石斛9克,银花6克。方中牡粝、石决明、龟板、石斛先煎半小时。
服一剂狂躁更甚,服二剂后,是夜恶寒发热得汗,所谓“瞑眩”也。翌日症状即显著减轻,惟小便淋漓失禁,两手震颤,两腿亦痿弱难行,阳明热证,至是益明。然寸脉浮弦,风阳尚旺,拟潜镇厥阴、清滋阳明为治:
石决明12克,磁石10克,钗斛9克,山羊角尖6克(羚羊角太贵,故改山羊角代),白芍9克,甘草6克,寸冬9克,沙参9克,生地10克,川楝2粒(前四味先煎)。
前方服六剂,病势日见好转,小便已正常,手战亦减,上午神智清慧,惟口涎恶臭,性情急躁。原方加丹皮、知母,两清肝胃,加服五帖后,开始说话唱歌。晚睡中尚有咬牙覆卧症状,再加雷丸9克,清热杀虫,数帖后遂如常孩。
胡某,年二十岁,初以心动过速请诊,察其体气壮实,脸部发红,唇舌色绛,脉数有力。此心胃火盛所致,乃书苦寒降泄之品与之。患者服药数帖即停,其母虑其体虚,杀鸡并以温补药炖之与服,未几,因事拂意,遂发狂病,怒骂殴人,不避亲疏,家人无可奈何,乃于1973年11月送某精神病院治疗,住院五个月,经多方治疗,仍时有反复(住院期间除西药及电针外,曾服龙胆泻肝汤多帖)。因住院已久,疗效不显,乃于1974年4月8日出院,来请为中药治疗。出院时,尚每日以氯丙嗪450毫克,分次口服,以图控制。诉头顶及两颞疼肿,睡起时,目赤口苦,脉数有力,舌尖绛,边有瘀斑,舌苔黄白而腻。按:《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读者或不解其义,余谓本案可为此一段文字作一生动之注解:脸部及唇舌均较正常为红,即“阴不胜其阳”之表现也;心动过速,脉数有力,即所谓“脉流薄疾”也。“薄疾”即迫疾或搏疾,指脉来搏指有力与快速而言;“并乃狂”,景岳注:“并者阳邪人于阳分,谓重阳也”,然意犹未显,今本案本为阴不胜其阳而脉流薄疾,再杀鸡并杂以温补药炖之与服,鸡与温补药,均阳性药也,在某种意义上,即阳邪人阳分之意,“并乃狂”不其宜乎?初拟泻火豁痰以抑阳扶阴:黄连5克,黄芩10克,大黄10克,瓜蒌实15克,建菖蒲3克,郁金10克,牡粝30克,谷精草30克。
服上方同时,仍以氯丙嗪150毫克,一日3次配服。处方第三日,泻火豁痰药尚未服,狂病大发,逾垣上屋,莫可名状,急捡上方煎服,症状立即缓解。守服20帖,于5月4日复诊,情况稳定,狂证一直未发,足胫瘀斑甚多,余情如前,乃减氯丙嗪剂量为50毫克,日3次,改拟柴胡龙骨牡粝汤加减:
柴胡12克,黄芩9克,法夏9克,党参9克,大黄12克,茯苓12克,桂枝6克,牡粝15克,龙骨15克,桃仁9克,红花6克,石菖蒲3克,郁金6克,甘草6克,生姜9克,大枣9克,生铁落500克,煮水煎药。
上方共进三十帖,躁狂未发,头痛减轻,睡起仍有目赤口苦,食欲好,大便日4次,不稀泻,足胫瘀斑未净,幻觉仍有余波,如晚上似有人叫其名字,听走路脚步声,亦如人言,舌边仍有瘀斑,苔黄白,脉弦数。6月4日三诊,再减氯丙嗪为25毫克,日3次,原方去桂枝、郁金加陈皮5克。
上方又吃24帖,于7月1日四诊:近周氯丙嗪已停服,除大便日四五次,头略昏痛外,余无不适。因脉仍细弦带数(96次/分),舌尖偏红。此余邪未净,拟小柴胡、导痰合方加减:
柴胡12克,黄芩9克,法夏9克,茯苓10克,陈皮5克,石菖蒲5克,志肉5克,甘草5克,制南星9克,枳实9克。
上方共吃二十帖,改防己地黄汤加龙骨、牡粝收功。五年后追访,患者已进某棉纺厂工作,一切情况正常。
谢某,男性,双峰县青树坪邮电局干部。
晨起右侧胸乳部微感不舒,午睡后整个右侧颈项、肩、臂、胸、背疼痛,至不能动弹,异常痛苦。细验其他,又无显然可用清凉温补之证候。细思病起突然,使非经络气血瘀阻,何以至此?乃用王清任通窍活血汤连夜赶进:
红花5克,桃仁10克,大枣10克,老葱15克,生姜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黄酒1盅,麝香0.15克(布包煎,后下)。
先夕服一剂,翌晨痛即松减,二三帖遂告霍然。
欧阳某,女性,十九岁,未婚,住双峰县青树坪。
温病兼旬未愈,其母因幼子病死未久,女又病危,焦急之极,至于精神错乱,语无伦次。适余以突击爱国卫生运动至青树坪,闻讯请诊,前后五次处方,两周痊愈,录其方案如下:
初诊:1960年4月17日,腹痛便秘已十余日,烦热口渴,耳聋谵语,舌苔灰腻,脉洪大(79次/分),多方清解,迟迟未下,阳明里证已成,奈何?予:川朴10克,枳实10克,锦纹12克,玄明粉(冲兑)10克,芦根30克,知母10克。
二诊:4月19日,温病下后病减,邪热仍炽,予:生石膏18克,知母12克,川连3克,条芩10克,生地15克,芦根30克,粳米10克,甘草3克。
三诊:4月23日,三进前方,食欲转佳,耳鸣失聪,鼻衄,面赤,脉沉数有力,阳明结热未净,予:锦纹10克,芒硝10克,甘草3克。
四诊:4月27日,前方两进,大便通畅,听力渐复,鼻衄亦止,脉象洪长,手足肢节痛,腹痛喜按,舌苔白有花点,予方:
条芩12克,白芍12克,川楝3枚,槟榔10克,甘草3克,麦芽10克。
五诊:4月30日,腹痛未平,时时吐稀白痰沫,此胃中有湿浊,以苦辛芳香之品化之,则痛自平,予:川朴6克,槟榔10克,草果5克,知母10克,白芍10克,条芩6克,甘草3克。
上方一服痛止,饮食调理善后。
谭某,男性,四十三岁,常德棉纺厂干部。
1963年曾患关节痛一月,已治愈,至1973年12月初因感冒,腰及左下肢疼痛复发,约两周症状加剧,不能行动,尤以晚上疼痛甚,并波及左上肢与右下肢,乃于1974年元月31日来门诊,以“坐骨神经痛”收入病房。
西医检查;血压160/110毫米汞柱。患者取平卧位,左下肢不能完全伸直,直腿抬高试验阳性,有明显放射性疼痛,疼痛范围从腰、臀、小腿外侧直至足底部,相当于L5、S1椎旁有明显压痛,与坐骨神经痛相联系,根据病史及临床检查,符合S1、S2神经根受压情况,应考虑椎间盘突出症,又据1974年元月30日外院照片所见:腰椎3~4~5有轻度骨质增生,椎间隙均正常。骶椎腰化可疑。因此诊断迄未确立。
入院后,左下肢疼痛剧烈,至晚尤甚,有时不得不乞灵于度冷丁,患肢酸重麻木疼痛而以疼痛为突出,视其苔则薄白润,切其脉则弦缓,此风寒湿痹之寒气偏胜者,当从痛痹论治,即拟芍药甘草附子汤加味进之,药用:
川乌6克,白芍30克,甘草10克,蜈蚣2条,牛膝12克,地龙10克。
药进两剂,似觉疼痛减轻,十余剂扶杖起行,二十余剂步履如常人,复查血压亦复常。患肢尚有轻微麻木,乃改用独活寄生汤扶正祛邪,以收全功。自后即以上方治腰椎疾患之表现为寒气偏胜者,用之屡验,顽固者加麝香0.15克无不效。
余某,沅江县南大膳篾业工人。因驻宁远采购南竹,经常淋雨冒风达半年之久,遂病头痛,其痛为阵发性掣痛,发作时剧难刻忍,伴有眩晕、胸闷、心悸,进而神志恍惚不清。右目视力减弱,出现复视,不渴无热,脉缓弱,舌苔淡黄薄腻。中西药治三月余无效,因转来我院(湖南中医学院附一院)住院求治。详察证候,细审病因,断为风湿入脑所致。初用六君加天麻菊花不效,用半夏天麻白术汤亦不效,后用六君加制南星、白附子数服,大便解红白冻子数次,症状渐渐减轻,共服四十余剂而痊愈。
观此,知治病处方,虽大体相同而竟无效,用药仅一二味差别,遂疗效判然。
夏某,年四十,宁乡县唐市公社人。于八年前得病,初起右侧项强如失枕,越三四日而发偏头痛,其痛为左右交替发作,如割如钻,得重按略缓,先后就诊于宁乡县医院、益阳专区医院等,多方检查,未得结论,因诊为“神经官能症”。每日赖镇痛片止痛,据云八年来服撒烈痛以升计,而病痛如故。1967年7月在益阳腰穿检查后,剧吐不止。转长沙某医院,内服撒烈痛、考的松,配合理疗,头痛呕吐止,又觉下肢疼痛,痿弱不能行,值十年动乱时期长沙武斗日激,因返宁乡复住人医院,腿痛止,头痛又作。自后头腿交替疼痛,莫可如何。11月闻省医疗队下宁乡,前来就诊,患者脸色暗滞,头部疙瘩瘙痒,颈部生小疖。所谓“风者善行而数变”,据证当从风毒论治,合之脸色暗滞,当行其瘀,久痛人络,当用搜剔,因拟血府逐瘀汤加蜈蚣方:当归12克,生地12克,桃仁10克,红花3克,枳壳6克,赤芍10克,柴胡10克,川芎3克,桔梗6克,淮牛膝10克,生甘草5克,全蜈蚣1条。
药进四帖而疼痛减轻,停服止痛西药,十余帖腿渐有力,不二十帖,多年之痛苦全除。用血府逐瘀汤者亦“治风先治血”之意。
黄某,女,18岁,省建六公司机修厂工人。右侧偏头痛多年,往往在月经前后加重,痛剧时至于打滚呼号,不能自已,曾在某医院确诊为“血管性头痛”。就诊时口干苦,口中有秽气,尿赤,舌赤苔黄脉细弦,知为风火交煽之证,即拟方:
胆草6克,黄芩10克,柴胡10克,玄参15克,甘草10克,木通10克,蜈蚣2条。
八帖后头痛基本控制,因经汛延期未至,改用血府逐瘀汤加蜈蚣2条,又八帖,头痛全平,只在吹风后有头部不适感,舌质偏红,苔薄黄腻,拟四物汤加黑栀、泽泻、蜈蚣收功。
蜈蚣功能搜风镇痛,用于偏头痛效果更好,曾治多例血管性头痛,加蜈蚣于血府逐瘀汤中,服之均效。
黄某,女,18岁,住长沙市沙河街67号。住院号1202。
因不规则的发热半年,于1966年7月19日担架护送入院,门诊以“发热待查”收入病房。
患者发热骨蒸以午后为剧,热型弛张,以汗出多少为进退,最高达41℃,口干苦、喜热饮,但所饮不多,两颧发红,大便时秘时泄,小便黄热,舌尖赤,苔淡黄而腻,脉细数。近四五天来,头痛呕恶,胃纳甚差,两腿因臀肌注射过多,不能合拢,故行动困难。
入院后,细参脉证,认为病属劳热,邪火灼阴,初用小柴胡汤、秦艽鳖甲汤数帖,后邀友人禹新初医师会诊,议用加减麦门冬汤,共进五十帖,邪热尽退,食欲改善,体重增加,住院五十五天,病愈出院。基本处方为:
麦冬30克,西党10克,黄连5~10克,甘草10克。
按:本病经长沙市几个大医院门诊半年,病情日益加剧,诊断一直限于紊乱,某医院诊为红斑狼疮(有该院诊断书),至医院门诊时,一医生又完全否定上述诊断,怀疑为各个系统结核(有该院门诊病历),但毫无客观证据。人我院时发现白细胞减少,并有未成熟细胞出现(8%),疑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因病家拒作骨髓穿刺,亦难轻下结论,经服上述处方后,体温稳定于正常范围,白细胞由3100个恢复至6000,未成熟细胞消失。
最堪注意者是:患者各症消失,脉转缓细后,改善后方:沙参15克,西党15克,生地10克,甘草10克,服后脾区作痛,口苦鼻干,舌苔增厚,体温又升高,改服原方,症状又告消失。由此可见:麦冬、黄连在本病治疗中起了主要作用。又:据《赵炳南医疗经验集》载治红斑狼疮6例,痊愈5例,死亡1例,其痊愈者皆用黄连,其死亡者则未用。本例也因用黄连获愈,停用黄连则症状复发。故本病之诊断,应考虑为红斑狼疮可能性大。
附:人院前检查:
1966年6月7日胸透:肺野清晰,胸膈正常。
1966年7月4日,白细胞,总数4600,分类:中性42%、淋巴57%、单核1%。
1966年7月4日尿常规:蛋白:微,镜检:红细胞0~1、白细胞3~9、脓球0~3。
日期同上 血沉98毫米/小时(魏氏法)。
日期同上 尿培养:无菌生长。
日期同上 “OT”:1:10 ;000,阴性。
1966年7月5日,钡餐透视,胸腹透视无异常发现,小肠蛔虫病;无肠结核之X线征象。
刘某,男,年三十余岁,北京某中学外文教师,十九岁时因病割去左肾,近一年多来,每到下午即发低热,一般在37.5℃~37.8℃之间,每日大便稀泻二三次,在京某大医院久治未效,仅诊断为“慢性肾盂肾炎”与“慢性结肠炎”而已,因回长沙原籍来我院求治,收入病房。前师用大补阴丸方数十帖,理有可通而治竟未效。经详察患者脸红唇绛,舌苔黄腻,口中有热感,喜饮冷水,食欲颇佳,腹微满,每日发热稀泻,一如前述,脉沉有力,血常规检查:血色素16克,红细胞在600万以上,知非肾阴之虚,乃湿热盘踞中焦,实邪为患耳!乃据阳明热证而用白虎,据太阴湿证而用平胃,合为煎剂,数帖后,热退泻止,十余帖症状消失出院。于此可说明者有二:王孟英“湿胜则阳微,阳微故湿胜”之说,仅指寒湿而言,若湿热则湿盛而阳且旺也,如本例是,此其一;所谓阳明热证指面赤饮冷、食欲佳良等症而言,所谓太阴湿证指腹满泄泻、苔腻等症而言,皆邪实而非正虚,见阴阳邪正之不可易也,此其二。然表现为阳明热证,太阴湿证之病理机制与白虎、平胃之药理作用,竟不得以现代科学以阐明之,后生可畏,是所望于来者!
潘某,女,三十岁,杭州人。某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患怔忡有年,夜间尤明显,睡中往往为怔忡所惊醒,胆怯易惊,日常怵惕不安,头痛,口苦,恶心,小便灼热,大便干秘,有时觉心中有热气上冲,则头昏不能自持。身在医院又最怕闻臭水气味,偶一闻及,则头昏,心跳加剧,甚则晕倒。曾作多种检查,诊断为:①早期高血压;②植物神经系统不稳定,交感神经张力上升;③神经官能症。先后服用多种镇静西药及中药柏子养心、归脾等方,病情日渐加剧,卧床不起,乃于1972年7月15日由其同事某介绍来诊,病情如前述。察其脸色苍白而唇色鲜红,舌亦绛红少苔,切其脉则弦数有力,一派阴虚火旺之象,当以养阴泄火潜阳镇逆之药治之,则诸证可平:
桑椹30克,黄连3克,牡粝15克,龙齿10克,白芍12克,甘草3克,枇杷叶10克。
以上方为主出入加减,有时合酸枣仁汤除烦安寐,或合甘麦大枣汤缓肝平躁,而桑棋一味则始终坚守不变,症状亦渐次减轻,未及一月,复查心电图已恢复正常,血压亦趋稳定,守服两月后上半班,四个月即坚持全班工作。
马某,女,十九岁,长沙市下乡知识青年。
1975年8月起,每月经行两次,量不多。12月份因头晕、乏力、发热、晕厥、抽搐一次,就诊于某医院。血常规检查:血色素3.8克,红细胞194万,白细胞14800个,分类:中性80%、淋巴20%。大便漂浮集卵找钩虫及隐血试验均为阴性。疑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曾作骨髓检查:“因骨髓象不典型,疑有增生性贫血可能,但早期白血病未能排除,建议一月后复查。”其父恐再等一月,病情日趋恶化难治,乃于1976年元月5日来请为中药治疗。此时患者头晕心悸,咽干,口渴,手心出汗,白带多,察其脸色苍白,舌尖赤,舌心苔薄白灰腻,脉浮涩。据证而论,头晕心悸,脸色苍白,脉涩为血虚;咽干口渴,手心出汗,舌尖赤为内热。综观全局实为血虚内热之证。因拟归脾汤加减,寓清泄于补益之中:黄芪15克,漂术10克,当归10克,枣仁10克,茯苓12克,志肉3克,元参12克,全皮12克,丹皮10克,牡粝24克,龙骨24克,甘草6克。
上方进四帖,症状明显缓解,复查血色素为8.3克,红细胞260万,白总及分类均正常。又四帖,血色素上升至9克,红细胞396万,经汛正常,白带告净,内热已除,食欲仍欠佳,改进归脾汤全方五付,专顾心脾。药后食欲好转,血色素9.5克,无自觉不适,察其两颧发红,舌质较红,脉象缓中略见虚大,仍是阴血未复、阳气浮越之象,改进黄芪15克,党参12克,白术12克,当归10克,茯苓12克,志肉3克,枣仁12克,牡蛎15克,驴胶10克,炙草10克,姜枣各10克。
适余有湘西之行,嘱其守方服至血色素恢复正常为止,不必更方。一年后访之,病愈已久矣
刘某,男,二十一岁,沅江小波公社新豆五队社员
患者于1973年5月27日下午在田中车水排渍起病,一身疼痛,大汗不止。就诊时为大汗第三天,即5月30日、汗出粘手,不恶风,身痛、心中(剑突下)灼热,呕恶,吐黄水,口苦作渴,舌苔黄白满布,满面尘垢,脉象按之有力而稍数,体温35.5℃,血压98/76毫米汞柱此证大汗三天不止,应虑有亡阳之变,然除血压体温有待研究外,其余证候无一可作亡阳之旁证,即:汗出亡阳必恶寒;亡阳之汗,必不粘手;亡阳必口中和,断不致口苦作渴,更不致于心中灼热,呕吐黄水;亡阳必舌淡苔薄,脉必微弱或虚大,不应满舌黄白苔,脉来有力也,今满面尘垢为暑热内伏之明证;汗出为暑证所常有,故《内经》每以暑汗连称;满舌黄白苔,湿也;身痛,则挟风所致。其中以暑热为主证,风湿则兼邪也。拟用:鲜芦根60克,蚕砂15克,寸冬15克,五味6克。
方中鲜芦根大清热(湖区此物最多),蚕砂祛除风湿,为攻邪之主药;大汗不止,津液受伤,故助以麦冬、五味滋液敛汗,以扶其正气。当晚连进两帖,大汗顿止,翌晨来复诊,体温复常,皮肤略带湿润,脉象缓细略弦,自觉无不适,原方加党参12克,茯苓12克,予三帖调理收功。
按:辨证治病,贵能得病情之全貌,有旁证隐约,得露真情,有主证突出,反是假象,关键在一“辨”字。
大汗不止之证,人皆知其亡阳,谓非附子不足以蛰阳根,有旧学根柢者将引大论“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之桂枝加附子汤以为证,“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诸症未顾也;有新学知识者将更举体温之低落、血压之不升以为证,面容、舌苔、脉象如何未顾也。凡此皆足以吓人,尤足以误人,此无它,临证未得病情之全貌,徒据大汗亡阳之俗说、体温低落之偏见,即欲姑试一方,其误在于不辨。本案可证也。
或曰:“《内经》明言‘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日为病暑’,本病发于小满节内,安得称暑证?既是暑证,又安得用止汗之药?证与治二者必有一失”。余谓此拘泥经文为释也。原文出《素问·热论》,(原载《奇病论》,王冰次注《素问》时,始移于此)。“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亦仅指一般而言,此前尚有“凡病伤寒而成温者”一句,其“温”字即包括暑病在内,原文本身已说明“后夏至日”亦可名“温”。“先夏至日”又何尝不可名“热”?《灵枢·论疾诊尺篇》“冬伤于寒,春生瘅热”是也。景岳云:“暑有阴阳二证,阳证因于中热,阴证因于中寒。”本案之暑证,即景岳所谓中热之阳证也。观其发病之时,天气闷热,因车水排渍于烈日之下,感热而发。虽病在夏至以前,然未至而至,溽暑凌人,所谓“非其时而有其气”,其有害人体,当与暑邪同观,又不得以固定之时序,以绳非常之气候也;若谓暑证大汗多日不止,亦不得敛其汗,则东垣生脉之制,岂不“大悖经旨”?故读古人书,绝不能死于句下。
今再录东垣论暑证如下:“避暑热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景岳所谓中寒),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火热无汗,此为房室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也(既为阴寒所遏,何得谓之中暑)。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苦头痛,发燥热,扪之肌肤大热,必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乃为天热外伤肺气也。”
彭某,男,二十五岁,湖南省木材公司工人,于1978年2月5日来诊。
患者春节前夕,因协助厨房宰猪后就寝,至夜半忽觉心窝部疼痛难忍,随即昏迷不醒,翌晨8时,尚未起床,为其同事发觉,隔窗呼之不应,乃破扉而人,见其卧床昏睡,不省人事,经针刺急救,始缓缓苏醒。但醒后仍不能言,左耳听力亦丧失。
症见暴哑四天、左耳失聪,但神志清楚,大声问之,尚能摇头点额,以示可否,舌尖色绛,舌苔黄白满布,脉象细滑。
患者无症可问,无声可闻,四诊已失其二,但切其脉,望其舌,已知是热痰为患。概本病初由气机逆乱,痰浊上犯而为厥,终由痰阻肺脾之络而成哑,是邪实之过,非金碎不鸣之比。治宜降逆豁痰,开窍通络。拟加味温胆汤:
法夏10克,陈皮5克,枳壳10克,竹茹10克,茯苓15克,远志10克,建菖蒲10克,甘草5克。5帖。
上方服至三帖时,为1月9日,患者咯出大量白咸痰,开始发音,五帖服完,言笑如常人,左耳听力亦改善。复诊时,患者心情高兴为余详述病史如上。因口渴音微嘶,于原方中加花粉12克,再投五帖,巩固疗效。
按张石顽谓“失音之证,大都不越于肺”,又云:“暴病得之,为邪郁气逆。”本病即属此类。温胆汤重用远志、菖蒲,顺气化痰之中,寓散郁利窍之用,气顺痰化则肺宁,郁散窍利则音开,故药仅数帖,随手取效。徐灵胎云:“诸症失音,皆有可愈之理,惟用麦冬、五味、熟地、桂枝等药,补住肺中痰火以致失音,则百无一生。”可见暴病久病,是虚是实,最官分辨,凡病皆然,不仅失音一证也。友人邓君睿杰疑此证是癔病所致,使其言果是,则癔病性失语,有当以豁痰开窍法治之者。
唐姓男孩,10岁,沅江县小波公社人。一日,以头晕恶心、脘腹疼痛来诊。腹诊时,发现肝大在剑突下6厘米,按之痛,无意中又发现右侧疝气偏坠,当时考虑肝左叶肿大,在湖区为血吸虫病所常见,但血吸虫病所引起之左肝肿大,一般不甚疼痛,今诉脘痛,检查是肝痛而非胃痛,且压痛明显,则应及时治疗;右侧疝气偏坠,与“肝脉络阴器”有关。予疏肝、和肝、养肝之药,治肝即所以治疝,亦未细查所谓疝气者是小肠下坠抑或阴囊鞘膜积液,即拟:
柴胡10克,白芍10克,枳壳10克,鳖甲12克,沙参12克,川楝10克,小茴10克,甘草3克,荔核10克。
上方服六帖,症状消失,食欲改善,肝已完全回缩,疝气亦显著缩小;又二帖,疝气基本消失。共服十二帖后,以补中益气九、当归浸羔片等成药调理善后。自后凡遇因血吸虫病引起之左肝肿大,余皆以此方加减取效。
按:此病例以西医学视之,将斥为糊涂;以中医学视之,则目为精细。所谓糊涂,是疝气之性质未明,率尔投药;所谓精细,是知肝脉络阴器而整体论治。九方皋善相马而牝牡不分,善牝牡者又不能为九方皋。一笑!
1969年夏,支农于新晃县橙寨公社。一日路过光芒大队一缝纫店,见一小孩患疝,小肠嵌顿于阴囊不得上,已数日,阴囊红肿如瓜,伴有呕吐,尚无便秘。余告以病情危急,宜速往医院手术治疗,庶可无虑。患儿之父以路远医药费难于筹措为辞,不甚置意。
余再三叮嘱开导,且谓如今日不能去,可服中药以缓时日,明日必去,不可迟延。乃拟一方付之。方用:
升麻6克,柴胡6克,黄芪12克,当归6克,川楝6克,小茴6克,泽泻10克,茯苓10克,桂枝5克,川柏6克,甘草3克。自后未复诊,无从问讯。逾月介绍另一疝气病儿来诊,云前病投方两帖即消,未手术也。
王某,男,16岁。患睾丸肿痛,即方书所谓热疝火疝之类。曾服磺胺药未效,日甚一日,头晕痛,小便黄热,来请以中药治疗。余用桂枝6克,赤芍10克,川柏10克,知母10克,车前仁10克,泽泻6克,通草3克,川楝10克,橘核3克,一剂即消。
(1)寒客厥阴之脉
谢某年五十,住宁乡县唐市公社洞冲大队。1967年11月(余随医院医疗队至宁乡防治“流脑”),某日夜间,患者忽感外阴疼痛甚剧,疼痛渐次循左侧上少腹窜于左胁下,痛如刀割,延诊时患者蹲地呼号,频作呕吐,刻难忍耐。前师投大剂橘核丸而去桂心不用。病在本而治标,病为寒而远热,宜其服之不效。少腹为肝经分野,厥阴之脉络阴器而行两胁,病属厥阴肝经;而况呕吐清水,口作淡味,脉极迟细(48次/分),《素问·举痛论》所谓“寒气客于厥阴之脉,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即是,后世所谓寒疝者亦是。橘核丸中海藻、昆布咸寒所以软有形之坚积,不能温无形之寒疝,未可混淆,当以温散肝寒之药治之,始为合法,拟当归四逆加生姜吴茱萸汤:
当归15克,桂枝12克,白芍10克,细辛5克,木通10克,吴萸6克,生姜15克,大枣15克,甘草5克。
药进一次,疼痛顿止,嘱其守服数帖,以杜复发。拟以当归生姜羊肉汤善后,举目四顾,环堵萧然,默然而止。
(2)寒疝误治致睾肿
谭某,年四十三岁,少腹痛连左睾。过服清利降气药,左睾骤肿,倦怠嗜卧,小便清长频数,肢冷头昏,心微悸,口微苦,脉弦涩歇止。急予炙甘草汤加黄芪调中复脉,立令煎服。二帖后心定脉和,精神转佳,惟睾肿未消,原方去黄芪加龟板、黄柏攻坚消肿,数帖而愈,此寒疝之变证也。
胃脘痛为一笼统之病名,实肝、胆、胰、胃、十二指肠等内脏疾患所共有之症状。而此笼统之病名乃来源于《内经》,并沿用至今日而未能尽变。农村条件差,诊断困难,下列脘痛五案,以见辨证施治法之泛应曲当也。
(1)热郁胃脘,“泻心”获效
刘某,十二岁,脘痛惨叫,两日未休,纳呆便秘、而色烦赤,舌红苔白,唇焦起痂,思水而不欲饮。两日之间,遍服黄连、吴萸、石膏、枳壳、瓜蒌、厚朴、薤白、楝实、元胡、紫金锭等药无效,来请诊。见其纳呆、便秘,面赤唇焦,断为热郁胃脘,乃疏大黄黄连泻心汤:
黄连3克,黄芩5克,大黄3克。
开水冲泡五分钟,徐徐咽下。以苦降之品取其轻清之性,导热下行,复杯痛止。前后共疏两方面病愈。
先是:病者口渴,面饮水则不快,服泻心汤,自谓服后异常舒适,一帖后,苔渐化黄,口唇焦痂脱去,现糜烂样,稍进饮食;二帖后,来求善后方,疏小剂半夏泻心汤重加玄参付之,许以数帖可愈,不必再更方。明日,脘痛又作,又来请诊,余甚不解,询之,始悉前方为其戚贺某所阻,谓方内有燥药,非本病所宜,改服某所主之生地、寸冬等药,一服痛又发,始再请诊,直述前情,并示歉意。贺某平日所学,仅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书,只知舌绛、脉数,为“热入营分”,而不知杂病之治,与温热病不同,此由胃气逆阻而热菀于上也;更不知饮水后脘部不舒者为脾阳之不足也。本方干姜温脾阳,半夏降胃逆,玄参、芩、连之苦降,所以导热下行,令守服原方,不必更易,病遂愈。嗣后几遇胃脘痛确诊为胆道蛔虫而无厥证表现者,投泻心汤依法制剂,收效亦速。
(2)热郁胃脘
误治伤阴双峰青树坪一妇女,年二十余,胃脘痛自先年冬月起,医者悉治痛之法不能愈,骨瘦如柴,心悸甚剧,舌绛无苔,脉殊弦数。凡辛温燥热苦寒之药,服之殆遍。某医因久治无效,谓病不可为,劝其勿药待死。友人陈君闻之,大不以为然,谓天下无不可治之病,问题在于方药之中病与否而已。1959年2月陈君亲来邀余议诊。
据症知其本为热郁胃脘,因服温燥太过,阴液受伤以致心火偏亢之故。因予朱砂安神丸重加丹参为主,冀以生地、当归滋阴养血,黄连、朱砂清火定悸,甘草缓急和中,加丹参之安神定志、通利血脉者以总其全局,药进两剂而疼痛全止。疏方调理善后,病遂告痊。余之所以录此者,非自书诩治此症方药中病之奇,概脉症俱在,人所共知,而以某医之愚而好自用,既以辛温燥烈之药误治于前,而又危言耸听,欲人之勿药待死于后,与夫陈君之虚怀若谷、孳孳为义者,竟成一鲜明之对照。医师一念之差,病人之死生攸判,经治此病,使我深受教益。
(3)胃火挟食“泻心”为急
谢某,男,双丰青树镇人,小学教师。
因农忙假归家,饮食不慎,引起呕吐脘痛甚剧,并作鼻衄。已注射止痛西药及服中药温和调胃均未效。舌中自根至尖宽约-寸,干燥无津,上覆微黑干苔,语言謇涩,口秽喷人,脉象浮洪而滑,此胃火挟食之候。即用泻心汤:锦纹10克,川连3克,条芩10克,开水冲服。…剂痛略定,三剂后大便畅通,病大松减,舌亦转润。因喉痒作咳,食欲不振,脉象弦中略见数天,改用芳化苦泄之品,调理告痊。
病类急性胰腺炎,限于农村条件,不得验其血、尿淀粉酶以证实之,殊可惜也。
(4)脘痛挟蛔肝火内郁
刘某,男,15岁,宁乡县唐市公社社员。
脘腹剧痛三天,疼痛向右肩部放射,剑突下稍偏右,疼痛不可触近,先恶寒后发热,呕吐烦渴,口干舌苦,痛剧时至于晕厥抽风齿,脉形弦数,体温39.3℃,平日大便中发现蛔虫,疑为胆道蛔虫病继发胆道感染,因表现为肝火证候,用加味当归芦荟九:
当归10克,芦荟5克,黄连3克,黄芩6克,黑栀6克,黄柏6克,胆草5克,青黛3克,大黄10克(后下),元寸0.15克(吞),贯众10克,广香2.4克。
药进两帖,便通痛平(第二帖因药贵去元寸),体温下降至36.7℃,剑突下仍有压痛,口干苦,小便深黄,苔黄少津,脉象细弦带数。体温虽下降,火证仍存,接进加味龙胆泻肝汤:
胆草6克,栀仁10克,黄芩10克,柴胡12克,当归6克,生地12克,前仁10克,泽泻10克,木通10克,郁金10克,甘草3克。
上方服二帖,脘痛消失,口不苦,仍见口干苔黄少津,脉沉细。
邪火已退,阴津受伤,改进柴芩四物汤加减,以防余烬复燃,三帖痊愈。方为;
柴胡10克,黄芩10克,生地15克,当归10克,白芍10克,川楝10克,郁金10克,甘草3克。
按:胆道蛔虫病初起,现蛔厥证候——肢厥脉伏,静而复时烦者,以乌梅丸加大黄或少量芦荟煎服甚效,及至合并胆道感染,则蛔厥证变为肝火证,乌梅丸万不可用,当于肝火中求之。此例是也。
(1)麻痹性肠梗阻
刘某,男,45岁,沅江县小波公社社员。
初觉脐下微痛并伴有寒战,两天后腹痛加剧,由脐下弥散至满腹。尤以咳嗽时疼痛更甚,有时甚至呼吸亦可增加其疼痛程度,以侧卧屈膝不加任何压力为轻快,随后即大便闭,恶心呕吐出现。呕吐物为清水或药汁,有酸味,在当地卫生所诊治,先后服中药三剂,注射“退烧针”一次,未效,遂于第四天即1965年3月31日下午入南大区农村医院住院治疗。第三日早晨来邀会诊,此时患者满腹疼痛不可触近,上则口苦呕恶,下则腹胀便秘,舌上白苔,干燥亡津,神志清醒,形体消瘦,脉象关尺弦数,两寸虚软。住院病历记载:体温37.8℃,白细胞计数13400/mm3,临床诊断:麻痹性肠梗阻。病属中焦郁闭,升降阻滞,木火交乘之证,先进升阳散火、清肠解毒,再观后效。初用:升麻15克,葛根10克,黄芪18克,当归10克,银花24克,玄参15克,槐花15克,腹皮10克,沙参12克,甘草3克。
上午开始服药,至下午5时30分一剂服完,舌上回润,寸脉已起,腹满痛不舒,有坠胀欲大便感觉,急进大柴胡汤达木夺土以助之:柴胡15克,锦纹15克,枳实10克,黄芩10克,法夏10克,白芍15克。
连夜赶进,翌晨一剂未尽,大便稀泻数次,呕平,胀痛顿减。原定是日搭早班轮赴沅江县人民医院手术治疗,因而中止。是日服完原药,腹泻黑黄稀水多次,偶有腹痛,但程度减轻,腹胀满亦松减,仰卧时可看到肋骨边缘,舌深红,苔黄腻,脉象弦大而数,此后以清火解毒、疏利气血之品,如柴胡、白芍、枳实、黄芩、大黄、银花、丹皮、当归、玄参、延胡、川楝、苡米、寸冬、地榆、藿香之类,随证出入,但得大便通畅则疼痛渐消;舌润纳增,则体力自复。前后服药十余剂,为时十余天,欣然出院。
1953年夏,吾乡王姓之子,年二十余,业木工。患腹满便秘,呕吐发热。医者不知从少阳阳明辨证施治,用大承气汤蛮攻之,攻之不下,重以巴豆,及转县人民医院发觉为肠梗阻,即予手术治疗,已肠壁严重坏死,不可救治矣。仲景有“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及“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之诫,皆指承气辈而言也。医者其可忽乎!
(2)蛔虫梗阻
谢某,男,十九岁,双峰青树镇居民。
腹痛甚剧,辗转床第者四昼夜,口苦呕恶,呕吐物夹蛔虫若干条,大便三日未行,脉弦短。证属土气郁闭,木邪乘之,故上则苦呕,下则便秘。所谓少阴与阳明合病也。经言:“土郁夺之,木郁达之”。大柴胡汤实此证天造地设之方也。遂疏大柴胡汤与服,并嘱:如服后大便仍不通,则邪气纠结不解,将成溃决之势,宜及时送县人民医院手术治疗为是。幸服后即通,得大便如污泥状者三四行,顿觉腹中舒畅,虽尚有轻微疼痛,已有间歇时,口苦溲赤痛,‘改用四逆散合张锡纯氏活络效灵丹加厚朴、苡米、丹皮服两剂后,右季肋尚有疼痛,脉见浮弦,改用四逆散合金铃子散加牡粝、白蔻,两帖而平。
(3)蛔虫梗阻
金元满,女,五岁,住沅江县小波公社。
患儿腹痛四天,便秘呕吐,曾呕出蛔虫一条,睡中磨牙,四天来未进食,患儿脸部及口唇色红,右下腹可摸到条索状硬块,疼痛拒按,听诊肠鸣音消失,脉数带弦(114次/分),肛温37.2℃。据证知为蛔虫梗阻重症。时余参加省血防医疗队驻小波公社群力大队,队员仅三人。无外科设备,病家距农村医院约三十里,如劝其手术治疗,而患儿腹痛如绞,已刻难延耐,因按辨证施治原则,据少阳与阳明合病证候予加味大柴胡汤,药用:
柴胡12克,法夏10克,枳实10克,黄芩6克,白芍12克,大黄10克,生姜10克,大枣6克,槟榔12克,广木香3克。
处方为1973年3月31日,药进两帖后解稀便数次,下蛔虫数十条,痛平呕止,右下腹条索状物渐消失。4月2日复诊时,舌苔黄厚满布,胃纳呆滞,肠鸣音仍难听到、改拟:
柴胡10克,赤芍10克,白芍10克,槟榔10克,黄芩5克,枳实6克,甘草3克,太子参10克。
上方进两帖,于4月4日三诊,患儿每餐能进稀饭一碗,舌苔已净,大便中未再发现蛔虫,肠鸣音恢复,睡中不磨牙,病已愈,以归芍异功散收功。
(4)蛔虫梗阻
1967年冬参加省医疗队至宁乡防治流脑。一日,一农民以箩筐挑一小儿来急诊。患儿年二岁,住唐市公社古南大队,呕恶吐蛔虫,大便三天未行,两目陷落失神,颧红口渴,气粗似喘,烦哭无时,苔黄肢冷脉绝,腹部可摸得索状物,此土气郁闭,木邪乘之,实少阳阳明合病,蛔虫梗阻之重症。即拟大柴胡汤加减:
柴胡10克,枳实10克,条芩10克,白芍10克,法夏10克,大黄12克,乌梅5克。
药进一帖,烦定脉出,仍未大便(据述药煎得很浓),嘱第二帖大黄后煎,一服即通,手足转温,改进四逆散加味数帖,遂告平复。
按:以上诸案说明少阳与阳明合病证候中有肠梗阻病例,然非谓肠梗阻即是少阳与阳明合病,舍具体情况于不顾,而曰某方可治某病者扪烛扪盘之见也。1970年冬,王某之女,年7岁,腹痛、便秘、呕吐,已一周未进食,饮食入口不久即吐出,曾吐过蛔虫,得病以来未大便,在县人民医院诊为蛔虫梗阻,在门诊输葡萄糖液后,未住院即负之回家,适余自长沙还乡探亲,病家闻讯,负来请诊。余以大柴胡汤两帖投之,服后大便未行,呕吐不止。细审之,患儿消瘦神倦,肢冷脉弱,口不渴,脸不红,舌无黄苔,时时吐清稀痰沫,是脾家痰湿,非胃家郁热,大柴胡宜乎不效,改用加味温胆汤:
赭石18克,法夏10克,竹茹10克,枳实10克,陈皮6克,茯芩10克,千姜5克,大黄10克,甘草3克。
一服大便即通,呕痛顿止,改方调理而愈。
曾某,男,37岁,长沙市某单位司机。于1988年3月6日来诊。
患者10天前因感冒,畏寒发热,渐感左臀部酸重疼痛并逐渐向两腿发展。
刻下两腿酸重疼痛,以大腿为甚,自觉痛不在关节,近来每至下午发低烧,微咳畏寒,晚上烦热出汗,口干,腿痛加重,凌晨3~4点钟时,疼痛逐步减轻,小便黄,苔黄腻,脉弦缓。外院查血沉64毫米/小时,抗O大于1000单位。
本病初感风寒湿邪,如能及时温散,自可一药而愈,今表散既不如法,阳气下陷入阴中,故下午发热,风寒湿邪乘机内薄,痹阻不行,寒邪稽留则微咳畏寒,风邪郁迫则烦热自汗,湿邪下流则两腿酸重,目前风湿之邪较为突出,故脉亦表现为弦缓,以风脉弦而湿脉缓也。治宜升阳举陷,疏风祛湿,使邪气表里分解,则病自愈。其小便黄而苔见黄腻,乃湿郁之热,脉不数则郁热不甚,稍予清导即可。拟用:
黄芪15克,党参10克,升麻3克,柴胡7克,独活7克,苡米15克,防己10克,杏10克,木通10克,赤小豆10克,甘草3克。4帖。
3月16日二诊:服完上药,症状明显缓解,停药数入,左腿又觉酸痛,除邪未尽而浅尝辄止之故,其舌质红,脉弦数,则酒后之象,皆不可凭。嘱再进原方10帖。
1988年5月8日,其妻带小孩来看病,告患者服上药后,早已痊愈。
按:本病并非大证,然处理失当,重病痛疾往往由是而起。值得注意的是,外感风寒湿邪初起即宜温散,自温热之书行,医风走向另一个极端,世知凉散者多,温散之法,久已不讲,致使轻病变重,重而成痼疾者有之。本病初起失治,然邪陷未深,故能以升阳祛邪法救之。“上工救其萌芽。”经有明文,值得注意。
方某,女,43岁,某轻工业研究所职工。患右大腿麻木三月余,午后症状加剧,人夜尤甚,心烦不能寐,多方治疗未效。于1992年2月13日来诊,症如前述。察其舌苔白,诊其脉沉细,此风湿痹阻之证,拟用:
独活10克,蚕砂10克,苡米30克,威灵仙10克,白芍24克,川芎10克,木通10克,甘草3克。
药进五帖后,麻木减轻,仍心烦不寐,脉转弦,于原方中去苡米,加枣仁、知母、生地各15克,又服五帖,右腿麻木已基本解除,睡眠亦有改善,舌质偏红,苔少,脉转缓和,原方继进七帖,遂愈。
唐师傅,男,52岁,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职工。
右嘴角下颌部刀割样疼痛,反复发作十余年,痛剧,牵及同侧头面部,已确诊为三叉神经痛,遍经中西医药治疗,迄无效果,乃于1990年8月9日来诊。患者呈痛苦脸容,舌苔暗黄厚腻,脉象沉弦有力,大便干,有时数天一行,此风火痰湿之邪,窜于阳明经络,有内侵阳明之腑之势。治当祛风燥湿、清火化痰之品,经腑兼治。初用制南星10克、白附子10克、白芷12克、川芎7克,夏枯草20克,钩藤钩1.5克,白蒺藜10克,枳壳10克,草果5克,酒大黄7克、全蝎1.5克,僵蚕10克,甘草3克。药下,疼痛即减,十帖后,仅晨起时嘴角有微痛,大便每天一行,舌尖有麻木感,苔黄腻稍薄,脉转缓细。原方全蝎改全蜈蚣1条,又服十九帖,嘴角痛已轻微,因胃中嘈杂,改用清火化痰、祛风除湿之品,约二十帖,嘴角抽痛久已末发,脉虽沉细,舌上暗黄腻苔仍未化去,治疗不容松懈,拟温胆汤加制南星、白附子、白芷十余帖,至11月中旬,即停止服药,十余年之三叉神经痛经服药三个月乃告痊愈。然舌心黑腻苔尚未去净,则病根尚未尽除,嘱其继续治疗,犁庭打穴,以杜复发,不听。
张某,女,47岁,长沙市某工厂职工。
胃脘空痛,嘈杂如饥,尤以晨间大便后痛更明显,进冷物则胃痛更甚,食油腻则腹泻肠鸣,缠绵四载,多方医治未效,察其苔虽粗而薄白,诊其脉则缓细略弦。此中气虚寒之证,甚为明显,前师以其有胆结石病史,叠进疏肝利胆、利水化石之品,舍具体情况于不顾,治疗达两月之久,竟不知改弦易辙何也。予《金匮》大建中汤:干姜5克,川椒5克,白参10克,饴糖30克(冲兑)。初进五帖,缺饴糖,以蜂蜜代之,服后痛缓,患者信心大增,专赴馅糖厂购得饴糖数斤,继进十帖,胃痛全平,晨间仍有饥饿感,苔转淡黄粗薄,脉仍缓细,原方川椒减至3克,又进七帖,以巩固疗效。
外甥王图云在襁褓时,发麻疹,收花后,又于右耳后发一毒,脓水清稀,溃孔自耳后深透听道,奄奄一息,又发腹泻。余予六君扶脾而愈。后二十年即1962年在中学念书,因水肿转干瘦,迁延不愈,症见贫血、心悸、上冲头痛(少阳部)、耳鸣(与心跳相应)、听力减退、胃脘部痛、夜多小便。脉象虚大而数(114次/分),体温38.7℃,从大便检验中发现钩虫卵。血常规:血色素20%,红细胞167万/mm3,大小不均。乃决定第一步改善体质,第二步驱除原因。于是内服归脾汤为主,配合注射西药肝精、维生素B2、葡萄糖等,前后凡四十余日,从注射器中发现血色渐转红活(农村条件);乃转入第二步——驱虫,初服灭虫灵,无效,改用四氯乙烯丸剂,服后,从粪便中洗得钩虫若干条,后不久,所有症状逐渐消失,身体日趋壮健,明年即参军。
按:此病极严重时,余接至青树坪区卫生所治疗,见之者皆以为无生理,病愈后又莫不惊为神奇。后见县人民医院某医生告余,在其治疾病中,干瘦病人有血色素低至10%者,审为钩虫病,有驱之而得愈者数人,如念其体弱而姑息之,则病必难愈。然虚虚实实,为中医之大戒;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恐终不若按步就班、循序渐进之为稳妥而亦免于“粗工凶凶”之诮也。
王君之女病痢,初起并不急剧,无热不渴,医治而病转沉重。
王君因此对中药缺乏信心,闻西药磺胺胍治痢有效,来向余索此药。余曰:中药非不能治痢,但须审证耳!王因邀余过诊。病者为一小孩,腹痛滞坠,稍有热渴,昏睡,目睛上窜,大便脓血无度,舌上灰苔微黄,腹肌薄瘦,心口下可触及痞块,扪之痛,予热痢也,予白头翁汤数帖而痊。
戴某病痢,赤白兼下,舌赤,苔白厚,腹痛滞胀,神疲睑陷,失眠,自觉颅内甚热,胸中嗜热如饥,出冷汗,服西药医治多日未愈。时余因兵乱家居,戴不远数十里延余诊视,消息调理,一周而愈。推论此次治疗得效之药,当以鲜藕汁为第一,而桔梗之升陷,枳朴之泄滞,黄连之清湿热,皆当为是役之功臣也。初,余以古人识药之法,以为藕之形似肠,必能入肠;其色白,亦走肺与大肠;其状中空,必能通窍;其性甘寒,必能清热;生于水中,必能利湿;本草又载其清胃行痰,实肠僻之佳品也。偶于市中见之,遂拈为专品,抖汁兑药,竟奏肤功。此1949年秋事。
周某,男,三十岁,患问日疟,已发六七次,寒少热多,愈发愈剧,急足邀诊。诊时正值恶寒已罢,壮热烦渴,自汗身痛,尤以头痛如劈,刻难忍耐,辗转床褥,呼号不已,视其苔白腻,诊其脉洪大,拟苍术桂枝白虎汤:
桂枝10克;苍术10克,石膏24克,知母15克,粳米10克,甘草6克。
疏方后立即捡服,药下,头痛顿止,一身舒畅,共吃两帖,病如失,又予抗疟药服之,意图根治(时在医疗队,故如此)。
按:此病可资说明者有三:①“疟为病,属少阳”指一般疟疾而言,木病已有明显之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之阳明证,故不用小柴胡而用白虎,身痛故加桂枝,苔白腻故加苍术,处方用药,大体符合辨证施治原则,故能药下而病痛顿解。②针刺治疟,在发作时不得施术,所谓“当其盛也不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人昌”也用奎宁抗疟亦同,至少须于发作前两小时用药。曾见一恶性疟疾患者,正值疟阵发作,医注奎宁,患者遂痉挛昏厥,呈诸危候按辨证施治原则用药,则无时间上之禁总。③服抗疟西药治疟,服后全身殊不舒,恶心呕吐,眠食受扰者所在多见,按辨证施治原则用药,则患者怡然自得,康复亦迅速。
刘某,女,三十一岁,湖南省化工设计院干部。妊娠四月得病,初起恶寒,四肢关节冷痛,然后高热达40℃,继之汗出热退,又头痛一二小时而病解,间日一作,就诊时为第四次发作日,于血象中发现间日疟裂殖体,因而确诊为间日疟,收入病房。
患者年逾三十,初次怀孕,渴望抱子,知西药治疟殊效,但不能保其胎儿,心情矛盾,来乞为中药治疗,以保胎为唯一要求。诊其脉则沉细(畏寒时脉象),察其舌苔中心淡黄,询其症则咽干恶心,有时呕吐黄涎,间作鼻衄,妇科所谓“子疟”也。于法当用小柴胡汤,但小柴胡汤取效缓,如此高热,拖延过久,恐难免于流产,当以针法为先导,可收速效。乃于间歇日行双针候气法,发作日行单刺压血法,于发作前小时施术,并拟小柴胡汤以当归易党参,针药并行,施针一次后,疟阵发作,即告短暂;二次后未再发作(小柴胡无此速效)。为巩固疗效计,前后施针七次,服药七帖,住院周,痊愈出院。一年后访之,已产一女孩一岁余矣。
按:针刺治疟,不离督脉,上自大椎,下至长强,文献所载,有效者多,其机理未明。其中大椎、陶道二穴治疟,人所常用,余如神道穴,《铜人》云:“治痎疟”;命门穴,《针灸大成》云:“主寒热痎疟”;腰俞穴,《铜人》云:“治温疟痎疟”;长强穴,近人郭象离云:“以三棱针放血,不针他穴,一次根治,此系家传,外人不知”。其他如中枢、至阳、身柱皆云“治寒热”,当包括疟疾在内。
本例所用“双针候气法”即先刺陶道置针,再刺身柱置针,得气后留针10~15分钟即可。如四肢有冷气、热风或麻木等感觉出现,须待感觉退完始出针。所谓“单刺压血法”即用稻草量患者手掌从中冲至大陵之长度,以此草移置颈后发际,循督脉下量,草尽处是穴(相当身柱穴),左手撮起穴部皮肤,右手持三棱针(或缝衣针)刺之,速刺速起,然后用双手上从大椎,下起命门,向针口重压,使其出血,再用消毒棉球拭去即可,皆于发作前二小时施术(皆刊物介绍,已忘其出处)。此二法用一法即有效,双针候气法效果更好。
周兰称,女,51岁,长沙轻工设计院工程师。因长期咳嗽不愈,于1988年4月经某省级医院照片,证实为“两肺浸润型肺结核”,经服西药抗痨及中药止咳化痰,效不显。于同年7月27日来诊。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就诊时,症见咳嗽不甚剧,咯白稠痰,四肢关节痛,口渴喜冷饮(暑季),胸闷心悸,盗汗自汗,手足心烧。舌淡红,苔白满布,脉细弦数,形体消瘦,精神疲乏。古书有所谓“风劳”者即是。即拟一方:黄芪20克,鳖甲15克,秦艽10克,地骨皮10克,黄连3克,紫菀10克,麦冬15克,白芍10克,甘草5克。7帖。1988年8月3日复诊,前方7帖服完,自觉前述诸症,明显缓解,苔白略腻,脉数亦减,方效不更。原方加服18帖,于8月24日来诊,前述诸症续有好转,右侧腕、
膝关节及腰部有些痛,前额皮肤色素沉着,并逐渐向两颊发展,下龈见溃疡一颗,苔薄脉弦。前方稍予调整:黄芪18克,鳖甲15克,秦艽10克,生地黄15克,杜仲15克,怀牛膝10克,黄连2克,桃仁10克,红花6克,甘草5克。
上方守服近三个月,患者于11月27日米告:10月13日去市结核病医院照片复查,原有肺部病灶已完全钙化,右侧腕、膝关节痛已消失,血压稳定于150/90毫米汞柱。
廖师傅,男,44岁,长沙锁厂职工。
患胃平滑肌肉瘤,于1977年5月行胃全切(包括切脾)、空肠食管吻合、空肠代胃术。术中输血1200毫升。7月初突然全身发黄,查“肝十转”:黄疸35单位,凡登白试验直接立即反应,麝浊20单位,脑絮,谷丙转氨酶935单位。伴腹满纳减,口苦咽干,脉细弦带数。此湿热内蕴、肝脾郁滞之候,宜清热利湿,疏理肝脾气机。方用:
田基黄30克,蛇舌草30克,半枝莲30克,柴胡12克,白芍12克,枳实10克,胆草3克,鸡内金6克,甘草5克。
处方写好后,与患者约:如能依我条件,短期内可完全治愈,否则未可预卜。患者问是何条件?余曰:不吊葡萄糖。患者欣然同意。自后患者守方服药,症状逐渐缓解,约五十余剂,复查“肝十转”全部恢复正常。
按:甘腻之物,皆能滞邪,而以湿热之邪为尤甚,故中满者忌甘草;酒客且不可与桂枝汤,以酒客多湿不喜甘味也。肝炎患者多腹满,得糖而满益甚,故肝炎腹满者多不喜糖,曾见肝炎病人湿热内蕴,苔腻厚积,大剂量、高浓度滴注葡萄糖,往往延长病程经过,谷丙转氨酶长期增高,或检查已正常,而遗下所谓“肝炎后综合征”者,亦非偶见。故余治肝炎之湿热症状明显者以糖为禁药而收效亦速,一孔之见,质之海内同志,必有斥其谬妄者。
胡彬彬,男,二十九岁,邵阳市财委十部。
患者为余房侄孙,于1987年1月18日来函邀请赴邵阳治病,并述病情如下:
全身皮肤及巩膜发黄,烦躁鼻衄,手心烧,腹满腹泻,胁肋隐痛,口苦厌油,舌苔黄腻。在邵阳市人民医院住院作下列检查与诊断:
肝功能:黄疽指数16,硫浊14,麝絮,谷丙转氨酶>300。
HBsAg :阳性。
A.F.P:阳性。
诊断:急性黄疸型乙型肝炎。
时值春节前夕,诸事丛脞,无暇赴邵,然据所述症状而言,黄疸伴见烦躁鼻衄,病属阳黄可知。舌苔黄腻,腹满胁痛,湿热秽毒之邪,弥漫中州,浸淫肝胆又可知。因此,首先应以清热解毒、利湿退黄为主要治疗原则。在此期间祛邪即是扶正,后期邪退正虚,以调理肝脾巩固疗效,促进康复。即拟方函复:
田基黄30克,龙胆草10克,半边莲30克,蛇舌草30克,北柴胡10克,金铃子10克,玄胡索10克,当归尾10克,粉甘草3克。并嘱:目前正值邪气嚣张之时,一切竹腻滋补之品,最易留湿滞邪,遗无穷后祸,即葡萄糖注射液及-切能量药物,亦均在禁例。
在此期间,饮食宜清淡,禁油腻。
二诊:春节后,专程赴邵会诊,是为1987年2月11日,上方已服完十四帖,自觉情况已有很大好转,食欲明显改善,惟感胸痞腹胀、睡眠差,察其苔仍腻,脉缓细。实验室检查:黄疸指数8单位,谷丙转氨酶108单位,原方尚有四帖,继续服完,接进下方:田基黄30克,龙胆草10克,半边莲30克,当归10克,白芍10克,党参10克,漂术10克,黄连3克,枣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5克,甘草3克,槟榔10克。
嘱:胸痞消失时,方中槟榔即可去掉。
三诊:1987年4月2日,患者自邵来长就诊,述上方已服四十六帖,服至十帖时,胸膈不痞,即减去槟榔,数帖后,胸痞又作,自后又复加入,胸痞亦不复发。刻下眠食均好,口微涩不苦,怯冷,头有时晕,大便日2次,不稀。溲黄。察其舌边略红,苔淡黄带腻,脉缓弱。带来医院检验单:
肝功能:黄疸指数5,硫浊10,麝浊6,麝絮阴性,A.F.P:阴性。
HRSAg :阴性。
病邪已基本消退,有气血俱虚之象,拟调理脾胃以资化源,稍佐清金制木之品,以防余烬复燃,疏异功散加味:
黄芪20克,桑叶10克,知母12克,太子参12克,白术12克,茯苓15克,陈皮6克,甘草5克。
上方又进二十帖,在此期间,一度出现腹满、尿黄、口微苦,予柴平汤加减数帖即平。
按:本病前后凡三易方,时经三月余,乃告痊愈。虽住医院,自服第一方起,即停用葡萄糖及一切能量药,仅十余帖,食欲明显改善,症状大减;服二诊方后,黄疽指数恢复正常,胎甲球蛋白及乙肝表面抗原迅速阴转,痊愈无后遗症,实医院合作之力也。
陈某,三十岁,澧县某供销社营业员。
始自1954年夏参加滨湖抗洪,适当经水来潮,涉足冷水中者数日,自后即患痛经,每月一行,因顿几死。十三年来当地中西名医,延诊殆遍,前来长沙求诊于各大医院,冀能解除痛苦,往返已多次,然病情如故。曾先后经妇幼保健院、某医学院附一院确诊为慢性盆腔炎及附件炎、输卵管阻塞、宫体后倾等生殖系统疾患。年三十,尚未生育,夫妻望子心切,复于1967年夏初来长沙诊治,住人我院。接诊时适值经水来潮,量较多,每腹痛一阵,即有少量带状物排出,少腹右侧时有挛痛,自咽至胸一线,常觉梗塞不舒,恶心嗳气,吐冷清水或酸水,口渴耐冷,食欲不振,鼻腔干燥,手足心烧,小便灼热,色黄量少,大便二至四天一行,脉细弦,舌质偏红有黄薄苔。此肝阴不足,厥阴不能遂其条达之性。循至化火化燥,故见证如此。治以柔肝养阴则诸证自消。乃以一贯煎加减为剂:
沙参15克,寸冬12克,当归10克,川楝10克,枇叶10克,干地15克,桑叶10克,扁豆12克,地骨皮10克。
方意取沙、麦、桑、枇清肺下气,以制肝之用;干地、当归滋阴养血以柔肝之体;地骨皮清肺肾伏火,扁豆养脾胃,川楝和肝气以止痛。治疗过程中或加桑皮以治鼻中过大之火气,或加白芍以缓少腹之挛急,或加佛手以除脘腹之滞气,或加麦芽以消两乳之胀,随证消息,约二十帖,胸宇清空,食欲改善,二便正常。月汛复潮时,无带状经血出现,疼痛亦止,观察治疗三个月,除腰痛及偶见白带增多外,前述症状均消失。改用清海丸煎剂十余帖,腰痛白带告愈。因鼻腔又见干燥,改用前柔肝养阴方数帖,病愈出院。患者因十余年之痛苦-旦解除,喜不自胜,深恐出院后停药,疼痛复发,乃停驻长沙其夫婿之工作单位。待再次月经来潮,平安无事,始尽抛余悸,欣然返溜,临走前犹来院含笑相告然后去。
按:一贯煎方出《柳州医话》,为魏玉磺先生治妇科之常用得意方,组织简炼,疗效卓著,用之得当,往往起重病痛疾于谈笑指顾间,此例是也。又有红旗内燃厂子弟学校青年教师袁某,未婚。病痛经,经期提早,量多,色紫红,七八天不净,经后小腹胀痛加重,经常大便干秘,腰酸噫气,喉头干痒,苔薄黄,脉细弦。肝肾阴亏之象显然。妇科检查已确诊为子宫肌瘤,约70天孕宫大小。余以一贯煎加减进之,服数十帖。症状缓解,瘤体明显缩小,妇科检查时,医师愕然惊为仅见。明年结婚,逾年剖腹产一女,探查子宫,瘤体已略无痕迹。又陈松藤前辈尝重用沙参治睾丸肿痛;傅青主清海丸治血海太热之血崩,方内亦有沙参;甄权亦有沙参治疝气下坠、养肝气之说。则沙参之作用于生殖系统及本方以沙参为主药,皆可知矣。
友人朱汉升之妻,婚后不孕,每逢月经来潮,即全身畏寒,手足厥冷,肢体胸腹疼痛,纳呆便秘,口作淡味,小腹坠胀,脉来沉细,两尺扪不到。此肾阳虚衰,温煦之功不足,以致阴寒滞于经脉所致。初用麻黄(2.5克)附子(5克)甘草(3克)汤,二帖后,便通思食,诸证尽平,唯两尺脉仍较细弱,予温经汤十余帖。不久即受孕,平产一男孩。1950年记。
患者黄某,五十四岁,带下量多,清稀如水,伴见髋臀酸痛,右侧肢体冷痛,经常头昏耳鸣,口微干苦,有时鼻孔干热,晚上则小便频数,下肢肌肉痉挛,昨起便稀,腹部隐痛。舌常苔薄,脉沉缓。脾虚湿乘,甚为明显。总其全局,则黄氏所谓“水寒土湿,木郁风动”之证也。初拟:
黄芪30克,白参9克,白术15克,茯苓15克,黄柏10克,知母10克,龙骨20克,牡粝20克,白芍15克,甘草5克。
上方五帖后,带下明显减少,各证均有减轻,惟夜尿甚多,且有恶心及两胁痛,加乌药5克、益智仁10克,又五帖,腰痛胀,下肢冷痛,夜尿仍五六次,脉见沉弦,前方乏温肾之力,改进二加龙骨牡粝汤加黄柏、知母、当归、小苘,约十帖,各证续减,带下痊愈。
按:带下为湿热下注之病,知柏清其热,龙牡敛其湿,再辅以相应之药,故收效甚速。
友人杜君日休,伉俪情感甚笃,1950年2月寄寓于青树坪之怀德堂。一日,其夫人突然血崩而晕倒于厨下,移时始苏,延某君诊之,投以大剂归芪,药下而血崩又作,人复随之晕厥,血崩渐止,神识亦渐清,旋而血下又晕,血止神识又清,如是反复不止。易医者数,而血下晕厥如故。其戚戴某,业西医,轻浮傲慢,谓中医安能治此重病,以猪肝精注之,崩益甚。夤夜急足招余诊,诊毕,询既往史,知其共孕十胎,后五胎每次产后,都服参茸,此次又因归芪肝精等药而病加。病史与脉证合参,知为阳有余而阴不足之病,病虽名为血厥,白薇汤不能负此重任。遂以大剂龟板为君,辅以生牡粝、煅龙骨、知母、黄柏,以少量桂枝佐之。药共六味,立即捡煎进之。时患者已昏迷,药不能以匙进,杜君掰其嘴,频频以口含药喂之。夜半,渐有知,口:“药渐停,我要睡。”经三小时,又继续进药,天明,余往访之,患者血止神清,脉息转缓。杜君问病已脱险否?余笑曰:借君福泽,成我功名,但守方服药,休问其他。自后未再下血,食欲日增,精神渐旺,共服三十余剂,康复如常人。时余年未及三十,陈松藤前辈亦与此役,席间奖掖备至,不以年轻见斥;顷杜君寄书来,犹殷殷道前事甚详,事隔三十余年,今陈老已久归道山,杜夫人闻于前年谢世,余亦垂垂老矣。追忆前情,因记其事。
邹姓妇女,29岁,住双峰县金城公社。
患妊娠呕吐不止,三日粒米未进,溲热、便秘、肠鸣,脉细数,形体消瘦,精神大疲。此中土虚寒、胎热上冲之候,宜温中清火以安胎元,与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一剂而痊。
又缪仲醇有治恶阻方,不宜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者,可供参考使用:橘皮、麦冬、人参、木瓜、竹茄、枇杷叶、藿香。
马某,女,23岁,沅江县南大公社中南九队社员。
妊娠胸腹痛,本为胎气不安,即妇科所谓“子悬”者,因胃纳呆滞,粒米未进,其爱人又以煮鸡蛋与之,前后共吃七八枚,遂致脘腹疼痛益剧,脐上胀硬如石,腰臀胀坠,时有寒热,头不痛,溲黄便秘,苔形黄粗满布,脉浮滑。此证如在平人则须大剂吐下,邪气一去,则正气自安。今患者本为胎气不安再加食滞,攻剂断不可用,但养胎则助邪,消导则碍胎,治疗颇感棘手。必须以疏肠导滞、安胎和气之药投之,才能合拍,即拟一方:
柴胡12克,白芍12克,枳壳6克,苏梗10克,腹皮10克,甘草3克。3贴。
二剂后腹痛大减,畅解稀便数次,再进…剂,疼痛基本消失,复诊时苔黄薄腻,口苦脉浮滑。时隔一天,前日之呻吟不安者,今日已笑容可掬矣!拟善后方:
黄芩10克,柴胡6克,北芪10克,苏叶5克,腹皮5克,甘草3克。
三剂痊愈。
胡某,产后腹满气块走痛。痛作则恶寒,痛剧则自汗,腹肌挛急,脉象右部寸关浮濡,尺脉沉弱,左部沉细。前师以为病当产后,产时又去血不多,疑是瘀血作痛,群集攻瘀之药,治之不愈,不知是桂枝加附了证也,予桂枝汤增芍药加附子,二帖而安。
内人王英芝,甲申秋,因分娩去血过多,时感肢体麻木,延至十一月十日下午,忽然四肢拘急,两手大指尤甚,发热无汗而恶寒,六脉微涩而沉,痛苦刻不可耐,以经验方生芋头服大小十余枚,痛如失。后两周以感冒之故,病复发,面色正赤,四肢拘急,唇焦口干,口噤、舌麻、呻吟烦躁,生芋头法不复有验。一医主五积散方,一服大汗而解。越日又发,又服之而解。每数日必一发,发必午后,解必得汗。此后动易汗出,不药亦然,驯至虽汗亦不了了。稍用地黄,病苦必甚。产后三证见于《金匮》:一曰痉,二曰郁冒,三曰大便难。本病实产后中风发痉之候也。一日自校中归,取架上书,详玩再三,得竹叶汤加玄参,疏方与服,两帖后遂不再作,钱氏谓《金匮》本条“中风”下,当有“发痉者”三字,概亦经验之言。
附竹叶汤:竹叶、葛根、防风、桔梗、桂枝、人参、附片、生姜、大枣、甘草。
按:后人拘于“气为阳,血为阴”之说,以为产后血虚发痉,只宜养血柔筋润燥,不宜阳药风药,不知:①血非死血,血中自有阳气,血虚者阳气亦虚。故《内经》谓“血之与气,异名同类,血者神气也,营卫者精气也”(见《素问·营卫生会》);针刺不使出血者,谓之“无令精出”(见《灵枢·官针》)。亦可见古来以精气神之同是一物,皆阳气也。②《内经》“阳气者,柔则养筋”,知筋脉拘急,有需阳气之柔和者。③本例手足拘急,面色正赤,易汗恶风,竹叶汤内温阳气,外疏风邪,故使多日不愈之病,得此两帖而愈。以唇焦口干,故加玄参以清浮热,助竹叶之力也。
甥女湘云一岁,因呕吐泄泻而致水分脱失,津液剧烈下降,证现手足厥冷,气促微咳,口渴无度,泻下黄腥粘滑夹清水,干呕弄舌,肠鸣烦哭,惊挛夜热,两目失神,苔黄,鼻孔干起黑痂。明知肢冷肠鸣,泄泻夹清水,已露脾肾阳衰之象。因有口渴、苔黄、鼻孔干黑等热性症状夹杂其间,不敢参用温燥而以葛根、芩、连、玉竹、知母、淮山、寸冬等药出入进之,以冀生津止渴,另用参米、茅根煎汤代茶,二帖后,神识益昏愦,瞳孔缩小,有时两目直视,四肢厥不回,仍渴,舌上黄色苔垢不燥;此时始觉其已成慢惊,因改拟加味理中地黄汤加黄连、附子各数分,服一帖,傍晚情势甚恶,夜半即转好,能吃奶,稍微有汗,四肢厥回,翌晨复诊,神气甚静,病机已转,原方再进-帖,即停药,病亦寻愈。
按:本病初诊时,如能以理中汤为主,佐以葛根芩连汤,二三帖即可告愈,何必加味理中地黄来为焦头烂额之客?夫呕泻之后而觉口渴,当为阴液之亏;泄泻夹清水,当是脾阳之虚。脾虚不能布津,水液下趋而不上奉,离失坎济,上败火飞之证成矣!此时能以姜、术扶阳,参、甘益阴,芩、连降火,葛根以鼓舞津液上腾,则阴阳和调,营卫通行,泄泻可止,口渴鼻干等症自然消失;乃不此之图,而欲以清润之剂,以冀生津止渴,此诚粗工之伎俩耳。自后往往以二方合剂,鼻孔干燥用黄芩去黄连,肛门红赤者,用黄连去黄芩。治小儿吐泻之发热口渴者,寒温相辅,每收奇效,经治既多,未见一例成慢惊者。因将本方定名为曲突煎,以见焦头烂额之功宏,究不如曲突徙薪、思患预防之力大也。
附:曲突煎
人参、白术、干姜、葛根、黄连、黄芩、炙草。
注:鼻孔干燥者,只用黄芩,去黄连;肛门红赤者,只用黄连,去黄芩。中焦虚寒、上下俱热者,两用之。
按:本方专为患中毒性消化不良之小孩而设。《伤寒论》
中有三条,对使用本方具有指导意义:①278条:“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②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③282条:“自利而渴者属少阴。虚,故引水自救。”自利为太阴少阴共有之证,凡手足温和,从太阴论治,理中不可少,其泻下物完谷不化或如蛋花,气腥而不甚臭,为辨证要点。凡口渴而手足不冷,不必从少阴治,此属脾虚不能布津,水液下趋而不上奉,加葛根于理中汤中以升阳布津即可。下利而渴、手足厥冷,病邪已由太阴转入少阴,为全身性虚寒证之开始,附子理中汤必须急进也。
沅江南大镇某店一服务员之孙女,年…岁半,腹泻三天,日十余次,完谷不化,呕吐发热(肛温40.1℃),口干,忽腹胀大,手足冷,所谓“中毒性消化不良”也。其祖母惊惶失措,抱来就诊。视其舌淡润,指纹淡滞,此吐泻大伤中气,已露脾肾虚寒之象,速宜温肾补脾以蛰阳根,否则土败火飞,大事去矣。即拟附片5克、干姜6克、丽参3克,白术10克,甘草3克。当晚进完头煎。翌晨体温下降至37.6℃,腹胀消,吐泻减,见肛门红热,原方加黄连片50毫克×4片,又进一剂,痊愈。
由此可知,验体温之高低,可以观病势之进退,但绝不能作为用药之标准。如一见高烧,即用凉药,置辨证原则于不顾,则杀入必多矣。
女婴曾朵,生后四个月,以高热腹泻住院。对症处理后,热退泻止而腹乍胀大,神识昏愦,双睛斗视,频频弄舌不止,俗所谓蛇舌风者指此,其母以水喂之,随喂随吞,似甚渴。诊时,扪其手足不温,额上冷汗如珠,此脾肾虚寒,中气颓败,阳根欲脱之危证也。急拟附子理中汤:白参6克,干姜3克,白术5克,附片3克,甘草3克。察其肛门发红,加黄连0.5克,以防辛温助热,嘱急浓煎,候稍冷即服。时为下午4点30分。患婴当晚服药,翌晨一帖未毕,即汗止风定,手足转温,腹胀消失,嘱再进一帖,第三日予异功散带药出院。
按:小儿稚阳之体,重病暴病,或药治失宜,皆易伤残,伤则中气颓败,以致轻病转重,重病转危,时有所见。本病病机在《内经》属之厥逆,所谓“厥者,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素问·解精微论》)也。在《伤寒论》中属之少阴,所谓“自利而渴者属少阴,虚,故引水自救。”(282条)也。故非姜附辛温不能驱阴寒而消胀满,蛰阳根而复中气。然又当适可而止,不可过剂。故阳回肢温、胀消汗止,即改用甘温之品以善后。忆年轻时,曾治一李姓两岁小孩,水泻十余日,又忽呕吐蛔虫。诊时,日水泻三四次,口大渴,微咳,吐蛔,昏睡露睛,口张不合,小便清长频数,两足厥冷,夜间发热,眼球内陷,舌心色暗红,阴阳两亏津液大脱之候。余处理中加葛根、黄连、千地、附片、乌梅、当归、桂尖、知母,仅服一帖,手足俱厥,唇舌干黑,抽惊而死。
按:久病泄泻而又小便清长,多属亡津难治之证,此病脾肾两亏。又加消渴吐蛔,病情由太阴、少阴进入厥阴,如在今日,予小剂乌梅丸合以适量补液,当可救治,书此以志吾过。
肖姓女孩,年三岁。初病呕吐泄泻。呕泻症状止后,又便秘而发惊风。方书所谓惊风八候,无一不全。其父负来求诊,并谓:“病已到如此地步,不过尽人事而已。”余以《金匮》风引汤加全蜈蚣、羚羊角,两剂而风止,消息调理,月而痊。风引汤原注:“治少小惊痫,瘛,日数十发,医所不疗。”即指此等证候也。
俞某之子,年两岁,发热十余日不愈。已服银、翘等清热解毒药,又注射西药复方氨基比林,内服吗啉呱等,然热之不退如故。
就诊时,患儿精神疲乏,眼球微陷,口渴尿黄,肛温39.5℃,而以头颈无力,随左右倾倒于其母亲怀抱中为其特点。此《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谓“头倾视深,精神将夺”也。其致此之由,则表证失疏,寒凉败中之故。此种情况,无恰当之成方,可供选择,因拟一方:葛根15克,桔梗10克,芦根20克,党参10克,粳米10克,甘草5克。
方意取葛根为主,辛甘发散,升阳布津,佐以桔梗开提表散,芦根清热利水,共奏升阳解表、除热止渴之效;党参、粳米、甘草补养脾胃,以扶中气,为扶正驱邪之计。共予两帖,服一帖,热即大减,二帖后,体温复常。自后凡遇小儿发热多日不退,确属表证失疏者,即予此方,无不应手取效,因定名为和中解表汤。
患儿凌俐,女,四岁半,双峰人。于1986年10月10日由其父自家乡抱来长沙求诊。
据述:患儿自前年起,经常发高热(39.5℃以上),盗汗,磨牙,腹大脐突,纳呆,消瘦,舌苔中心白厚,多花点。
小儿脾胃娇弱,哺食过当,或甘腻生冷失节,或奶糕粉食经火不熟,以致脾运失健而使肠胃积滞,变生诸证。今腹大脐突,纳呆不食,是肠胃积滞常见症状;积滞既久,化生风热,故稍触风寒,则表郁里应而发高热,或风热内盛,阴液失敛而出盗汗。既可“久风为治泄”,使大便次数增多,也可以风燥伤津液,使大便干结难解。
脾运不健则虫随风生,或睡中磨牙,或舌生花点。上述诸症,总由肠胃积滞而起。治当以消食磨积、清泄阳明风热为主,辅以健脾和胃之品,拟消风和胃汤加味:
谷精草15克,鸡内金10克,五谷虫10克,槟榔10克,牡粝15克,乌梅9克,白术10克,厚朴5克,党参10克,茯苓10克,甘草3克。
1987年3月26日,患儿之父来舍道谢,并告:上方五帖有效,十帖痊愈,又加服十帖,至今情况良好。
肖姓小儿,男,3岁。因反复发热不愈,于1990年7月4日由祖母与母亲抱来就诊。患儿自今年3月起,即反复发高热,或伴发惊厥,或伴咳嗽流涕,或伴腹泻稀便,月必数发,发则以退热药、镇静镇痉药、止嗽药、抗菌消炎药对症处理而愈,从未考虑表证失疏之贻祸无穷,而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之无可取也。5月底发热咳嗽甫平,6月13日又患流行性腮腺炎,两腮尽肿,急性中耳炎复接因而至。医院用青霉素、板蓝根冲剂、复方阿斯匹林、退热灵、潘生丁(录自6月17日病历),或注射,或口服。至就诊时,腮腺炎、中耳炎均已消退,仍反复发热不愈,汗出则热退,汗止热复作,口渴尿黄,前日即7月2日曾大便稀泻数次,细思此证如初起表散得法,则后来诸多磨难皆可避免,所谓“善治者治皮毛”,所谓“上工救其萌芽”,所谓“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前人之重视早期治疗者如此。今病期虽久,表热犹存,而中气已伤,邪气有骎骎内侵之势,余之和中解表汤正是为此而设。因谓之曰:此病我能治,而且愈后不会反复发作,效果以三日为期,以不得使用其他任何药物为条件。病家欣然同意。即拟:
葛根15克,桔梗10克,芦根24克,党参10克,粳米10克,甘草5克。3帖。
1990年7月7日来复诊,诉:当日进药一帖,当晚体温升高达40℃,得汗热退,体温复常。恐其如以往之反复,并将余下帖服完,体温未再上升,至今体温一直稳定,现惟食欲不振,偶有腹痛,舌苔虽不厚但有花点。改投消风和胃汤善后:
谷精草30克,鸡内金10克,五谷虫7克,白参5克,牡粝15克,白术10克,甘草3克。3帖。
7月10日来复诊,药后精神好,食欲增,腹不痛。考虑原有中耳炎消退不久,以淮山15克易白术,再予六帖。嘱其以后每月守服本方五六帖,可以健体防病。概现代独生子娇养太过,惟虑其肥甘积滞为病,此方消食磨积,扶脾养正,最为恰当。
按:和中解表汤、消风和胃汤二方皆余所拟订,前方为表证失疏、反复发热久治不愈而设,成人小儿皆可用;后方则用于小儿之机会多,皆屡用屡验之方也。
夏姓小孩,年七岁,发热多日,已服用多种解热药而热终不除。诊时患儿高热40℃,昏眠不省人事,其母涕泣坐其旁,惶惶无主,周围观者十余人,争相出谋献策,以示关心,余排众近床,抚其项背,略无汗意,切其脉,数而时止(因病孩不合作,未能察其舌苔)。据此已知为热陷神昏,即所谓“邪人心包”之候也。其原因实由表邪失解所致。脉象数而时止即促脉,《伤寒论》:“脉促者,表未解也。”《素问》:“数动…代者,病在阳之脉也。”皆可为证。其家人已买来安宫牛黄丸一颗;并准备醇浴,欲乞灵于所谓“物理降温”。余为之详析其理:心为群首之官,主神明而司血脉,本病初起发热,乃邪正搏斗于体表、正气欲驱邪外出之象,此时心官既欲组织全身力量与外邪斗争(主神明),又欲运行气血,以供体表需要(司血脉),故负担甚重,然此时力量甚旺,故能集全身之力,与外邪搏于体表,出现表证之发热(必恶寒),所谓太阳病也,故昔人谓“少阴实即是太阳”;当此之时,医者能以适当之发散药因势利导,助正气--臂之力,自然汗出热退而病解。所谓“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此邪却而精胜”(《素问·评热病论》)也。如不问发热原因,不究退热方法,性急图快,惟“退热”是务,则敌我未分,正气先伤,邪或暂退而复起,正伤则一蹶不振,邪气乘虚内陷,邪胜正败,心官力遂不支,故其表现于神明者则“昏”,表现于血脉者则“促”,所谓“太阳虚即是少阴”矣。表邪不从外散,内陷日深,危机且迫在眉睫,尚望其热退乎?所幸目前表证尚未全罢,犹可望其向外透达,生机即在于此。
物理降温非全不可用,但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凡里热蒸腾,热自内发,用此大能散热,我国古代尝用之(《素问·刺热篇》),所谓“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即属此类;若表邪之发热,是机体正欲驱邪外散,则此法大忌,我国在1700年前已有明诫,《伤寒论·太阳篇》所谓“病在阳,当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喷之若灌之,其热被却不得去,弥更益烦。”是也。至安官牛黄丸则待汗出表解后用之不迟。因与桑菊饮两帖,服一帖,未见明显汗出,诊其脉虽数,已不歇止,患儿神识略清,觉微恶寒,因于第二帖中加麻黄一克,服后微汗出,体温下降1℃,病家又将牛黄丸服下,服后约三小时许,病儿体温骤升至40℃,家人不知为正气来复之象,惊惶失措,急急负往某医院欲住院治疗,途中患儿续自汗出。抵院后,体温为38℃,神识爽朗,患儿之母亦医生,忆余表证未解之语,暗忖今表解神清,病已好转,何必又住院,未接受何种治疗,因又负之回家,复来就诊,时患儿已不恶寒,唯舌苔干黑无津,大便三日未解,此热病后津伤之常事,因令适量补液,改进犀角地黄汤加玄明粉凉血通便,两帖后,畅解秽臭大便数次,黑苔已去,体温复常,改拟甘寒养阴,调理善后。本案可资记取者二:①太阳与少阴为表里,表证失解,内陷少阴,当千方百计寻求透发之机,切不可只看结果,不问原因,动手就用犀角、莲心等药,加重危机;②凡热病表证已解,热已减退,全身情况好转,无其他诱因,突然体温升高,多为正气来复,欲再次作汗之佳兆,不必惊惶。
何小玲,女,二十六岁,湘乡水泥厂职工。于1986年7月20日来诊。
左耳下发现肿块一月,初起有疼痛及全身寒热,现仅夜间偶有胀痛或刺痛,局部自觉有热感,左臂自肩下至指尖,麻木拘急,偶有胸闷心悸,经常口苦咽干。察其舌尖有红色颗粒簇聚成杨梅状,中、根部苔腻多液,脉象两寸沉微,关尺稍弦带数。
外院7月10日胸片示:“上纵隔影明显增宽,肺门影亦增大增浓,肺门角饱满。侧位片见气管旁及隆突下有大小不等的结节状影。意见:中纵隔淋巴结肿大。考虑淋巴瘤或结核,以前者可能性大。”7月19日局部CT扫描:“左侧腮腺明显扩大,大小约32毫米×25毫米,密度均匀,CT值为70H。”意见:左侧腮腺肿块,偏于良性。
详询起病原因,据云:上月初去南岳旅游,晚上,被同房旅客打开电扇吹了一整晚,此时即感不舒,早晨起床觉左侧嘴唇麻木逐渐向后侧发展成为面瘫,经过理疗、针灸,面瘫好转,至六月中旬,左耳下肿块发作,已服中药六帖(药不详),未能阻止病势进行,肿块愈益增大。
本病起于夏日旅游,难免受热出汗,汗出表疏之后,值卫气夜行于阴、卫表阳虚之时,又加彻夜风吹,是感风热之邪甚明,《素问·太阴阳明论》云:“伤于风者,上先受之。”风热伤于上部,故病发于面腮之间而症有麻木拘急肿痛也。舌尖主上部,寸脉主上主表,今舌尖有红色颗粒簇聚,状如杨梅,示上部风热之邪盛;两寸脉沉微不起,示正气抗邪之力衰;少阳行身之侧,上绕耳,肿块生耳下,经常口苦咽干,病在少阳之经又可知。综上所述,可见本病病因为风热,病位居上部,属少阳,病势为邪盛正虚。今寒热表证阶段已过,内无便溺阻隔,发表攻里,两无可施,而营气不从,逆于肉理,虽见正气虚衰,而邪气尚盛,补托难施。拟用清热消风之品于和解剂中,庶几合拍,《医宗金鉴·外科》清热消风散即为此等证而设,即以此方加桔梗主之:
防风9克,皂刺10克,陈皮5克,连翘10克,花粉10克,银花10克,川芎7克,红花6克,黄芪15克,当归7克,白芍10克,北柴胡10克,黄芩9克,苍术7克,香附7克,甘草5克,桔梗10克。7帖。
二诊:上方七帖服完,肿块有所缩小,胀刺痛感消失,左臂已不麻。原方去桔梗,加远志7克,增重黄芪为20克。10帖。
三诊:肿块明显缩小,口苦、咽干、心悸等症均消失,进食时,咽头有梗阻感,胸胁苦闷,喉间有痰涎粘着。改进柴芩温胆加减:北柴胡12克,黄芩10克,法夏10克,陈皮5克,茯苓15克,枳壳10克,远志6克,牡粝15克,皂刺10克,香附9克,甘草5克。7帖。
四诊:上方七帖后,肿块基本消退,原方加浙贝10克,带处方回家服用,是时为8月22日。10月6日患者自家中来信,述:服上方后肿块全消,自觉无不适。嗣后照片复查:纵隔不见增宽,肺门影已正常,体质亦较前强健。
按:伤寒太阳表证有解表法,如麻黄、桂枝、大小青龙等方是;阳明里证有攻里法,如诸承气汤是;少阳半表半里证有和解法,如小柴胡汤是。中医外科中解表有荆防败毒散、万灵丹等方;攻里有内疏黄连汤等方;和解有清热消风散等方。论法则不论内科外科,有其共性;论方则外科毕竟有异于内科,有其个性。本例抓住少阳之共性,针对外科之个性,选用清热消风散以和解之,使棘手之病一月而愈,关键在于辨证立方。患者曾在某肿瘤医院求诊时,一医生断言必须化疗,患者来信时,言之犹有余悸。现代医学中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甚多,但切不可为现代医学之诊断所吓倒,则最为要着。
江夕霞,女,55岁,湘西河溪学校教师。于1988年7月12日来诊。
患者原有右肾结石并积水及血压偏高等病史,1988年5月发右腰及胸胁痛,当时以为结石绞痛,未虑其他。同年7月9日来长沙某医大附-院作CT扫描检查,发现弥漫性右肝肿大,扫描意见:肝右叶占位性病变,肝癌可能性大。
附:扫描报告(CT号28367日期1988.7.10)
“+20~40mm层面于右肝见一大小68.9mm×50.4mm稍低密度区,边界不清,平扫Cr值41Hu,(正常肝组织CT值50Hu),增强后CT值67.4Hu(正常肝71.2Hu)。肝门有受压,脾大7个肋单元,腹腔淋巴结无明显肿大。
意见:肝右叶占位性病变,肝癌可能性大。”
刻下胸部及两胁痛,腰围如束带,睡中口奇苦,闻油味则恶心欲呕,食欲一般,大便干,日一行,尿黄。
舌心苔淡黄略腻,脉沉细,两尺扪不到。两日月穴压痛明显。此病脉象沉细,两尺扪不着;症则胸胁痛、口苫呕恶。以脉而论,心腹有积,脉当沉细,《内经》《难经》以及仲景之书,均有论述,所谓“肝右叶占位性病变”当属五脏之积,故其脉如此。其次,水病之脉亦沉细,本病有肾盂积水,实亦水病,脉亦当沉细,此则考之古籍,证以现代检测手段,俱有可信者。以证而论,胸胁痛,口苦呕恶,少阳病形,更为突出。日月为胆经募穴,胆募压痛明显,更说明治疗当以少阳为主,兼顾其水。方拟:
北柴胡15克,黄芩10克,法夏10克,金铃子10克,延胡索10克,小茴7克,泽泻10克,滑石10克,前仁10克,甘草3克。1988年8月4日来函问病,要求处方。据述:吃药10剂后,胸痛基本消失,腰如束带感也基本没有了。小便化验已正常(初诊未记),两日月穴间常痛,右胁下出现块状物,胸胀,有时下腹部有点痛,头昏无力,气不接续,腰有些胀,前方已吃30剂云云。即拟-扶正解毒消积方付去,告以病未面诊,下不为例。方用:
黄芪20克,北柴胡10克,土茯苓30克,莪术10克,黄连3克,银花10克,川芍10克,地骨皮10克,甘草3克。1988年9月17日三诊:上方已吃二十五帖,精神食欲进一步好转,右胁下肿块明显缩小,至此,湖南医大附一院多科会诊,已排除肝癌的可能性,目前右背部有些胀,遍身散发湿疹样皮肤病。原方有效不更。
1988年11月2日四诊:上方又进四十帖,皮疹早已痊愈,右侧腰胁偶有疼痛,程度轻微,口苦作渴,食欲二便可,睡眠欠佳。苔薄白,脉滑数,按之有神。患者今日在湖医附二院门诊检查时,未扪及肝区肿块。
自后总以扶正消积、理气和血、清火解毒之品出入加减,服之又百数十帖,于1989年3月21日至原医院作CT扫描复查(CT号:28367):
“肝脏各层密度未见异常,肝脏表面轮廓光整,肝裂不宽,肝门区结构正常,脾脏不大,未见腹水。意见:肝脏未见占位性病变。请王焕申主任医师阅过此片未提出异议”至是患者精神上之沉重负担已彻底解除,右脉仍沉细,左脉微弦,有时眼疱微浮,有时小便中发现红、白细胞及脓细胞,知其血压尚高,右肾轻度积水,多发性结石未下,继以清肝养肝、行气导水之品,随证治之,至今情况良好。1990年7月24日记。
覃遵国,男,38岁。大庸市永定区罗塔中学教师。于1989年9月30日来诊。
患者于今年6月因头痛、肝区不适,先后在大庸市医院、怀化铁路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B超检查,均证实“肝硬化,肝内占位性病变,肝癌不排除。”CT扫描结果同B超。于8月18日住入湖南省肿瘤医院。
刻下肝区隐痛,两肩背部痛,脘腹饱胀感,但食欲尚正常。舌质略红,苔白。脉稍弦。
询知患者往日有嗜酒史。即拟:
北柴胡15克,白芍10克,土茯苓40克,莪术10克,川芍10克,黄连3克,银花10克,川楝10克,甘草5克。10帖。
1989年10月10日来诊,上药十帖已服完,病情稳定,10月7日在省肿瘤医院B超复查:“肝内弥漫性颗粒样改变,伴右肝后叶非均质实块,提示肝癌合并肝硬化。”仍有肝区隐痛,脘腹饱胀;晚上口干舌苦,近日胃部有些痛,食欲尚可。讲话时有些吃力。舌上白苔如撒薄粉,脉象沉细模糊。仍守原方加减:
黄芪20克,北柴胡10克,土茯苓30克,莪术10克,黄连3克,银花10克,川芍10克,小茴7克,川楝10克,甘草3克,枳子10克。
上方共进十余帖,有时小有出入,然大旨不变,腹胀渐减,食欲渐增,晚上口干不苦,肝区疼痛轻微,11月2日在原院复查,未发现肿块,11月3日又去湖南医大附院作B超复查(编号A143)报告:“肝轮廓清楚,边缘欠齐,内实质光点增粗,回声增强,分布均匀。胆囊67mm×38mm,壁薄,内透声好,门静脉内径15mm,脾静脉内径11mm,脾厚50mm,肝肾角无暗带。意见:肝硬变,脾肿大。”
1989年11月6日来诊。此时患者说话仍有短气感,舌苔转薄,脉缓细。拟用:
黄芪15克,北柴胡15克,白芍10克,土茯苓30克,川芎10克,莪术10克,鸡内金10克,甘草5克。
患者精神上之负担,且解除,喜形于色,即带上方回家服用。
1990年5月,来长就诊一次,情况平稳。因相距太远,以后亦未追访(1999年11月7日介绍一晚期肺癌病人来长沙求诊,适余已来到深圳,电话中告知:覃情况良好,病愈已十余年了。11.8补记)
欧阳洪三,男,四十八岁。双峰氮肥厂司机。因咳血月余,于1987年7月19日来诊。症见咳嗽吐血,咳时右侧胸背痛,咯红黄色稠痰,食欲不振。形体消瘦,舌苔质粗淡黄稍暗,脉略形洪大而不数,右寸虚微无力。
附:7月6日湖南省肿瘤医院照片5张(片号50185),重点观察胸、肺门、病灶三个部位。报告:“①右下叶前基底段范围,可见一块影,分叶边缘模糊,与膈面关系不清,内有不规则空洞及短液平,余肺清晰。②肺门体层:所见各大叶支气管通畅,肺门淋巴结不大。③病灶体层:肿块分叶边缘毛糙,内可见偏心性空洞。意见:右肺癌并感染可能性大。
又:7月14日支气管纤维镜检查报告(编号:3620):声带活跃,隆突锐利。左肺各段大气管(-)。右下段内巷段管口见血性分泌物涌出,未见明显新生物,管口轻度发红。余(-)。支气管镜诊断:不排除右下肺癌。”
看到照片与镜检诊断,一则曰:“肺癌并感染可能性大;”再则曰:“不排除右下肺癌。”患者情绪低沉,塔然若丧。余见其吐痰黄稠,知为热毒郁于肺中;右寸虚微,见肺脏本气之衰;脉稍洪为夏季应时脉,即有胃气之脉,非火旺之比;脉不数,无心火刑金之象。后二者,皆示病有可生之机。就诊时已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下月中即届立秋,流火西下,肺金当令之时已届,为正气抗邪创造有利条件,因多方开导,许以可治,以增强其信心。采用楚珍公所传咳血方治之。药用:牛皮消15克,玄参10克,麦冬10克,浙贝10克,银花9克,赤小豆10克,郁金5克。加入百合、淮山各20克,以补其右寸之虚。嘱戒辛辣烟酒雄鸡等物,饮食总宜清淡。
1987年12月4日,患者来复诊,述前方共进四十帖,吃到十帖时咳平血止,连进三十帖,食欲明显增加。停药期间,右胸部感觉不舒,进上方即可消失。8月份吃了几块炒雄鸡,即发咳嗽吐血一次。服完四十帖,现感行动气促,双下肢自膝以下怯冷,舌淡红,苔白润,脉略弦,余无异常。原方加黄芪、苡米,又服约八十帖,病愈停药。1989年4月初来长去原医院复查,放射科照片报告(X号50185):“原右下肺病变已吸收,现两肺未见明显器质性病变。”因平口口渴喜冷饮,虽严冬不异。予:黄芪18克,银花15克,浙贝10克,石斛10克,甘草5克。20帖。1990年3月中,路遇患者于双峰县城,已体健如常矣。
谢某,初起血淋阴肿,腰下膝上奇痛,服某医药,痛稍减而痈发于喉,适当甲状软骨处,疡科所胃夹喉痈也。诊时脉数两尺独盛,无名指不能动,肘臂外侧痛。《灵枢·经脉篇》:“三焦乎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孺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煌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眦痛,颊肿,耳前、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小指、次指即无名指、次指,嗌喉、肘臂外,皆手少阳经脉所行之地,总由三焦相火内燔,是以见证如此。为疏黄连消毒饮去独活、藁木,外敷“味拔毒散,服一剂消其半,面现微肿,因去桔梗、北芪加甲珠、皂刺,又二剂全消。古人经络之说,因解剖上无其物,为世诟病,然事实有不可泯灭者。
附:黄连消毒饮:
黄连、黄芩、黄柏、羌活、独活、防风、归尾、苏木、连翘、防己、桔梗、藁本、泽漆、黄芪、人参、生地、知母、炙草、陈皮。(1944年春记)
朱女,患下马毒(在右股摺纹下),汗出恶寒,头眩作呕,便秘肢冷,渴饮热汤,脉象数而弦紧,医者肆用苦寒遂致患部平塌硬肿,色呈青黯,延诊时据云也受孕三月,为疏大黄附子汤合补血汤,一服而诸恙悉除。时则巫祝邀功,病家亦信有邪祟,皆以为符驱鬼之力。嗣因喉中燥痛,六脉仍数,不敢再用前方,改用滋阴内托,乃一进而旧恙转发。初未计其外象虽去而内寒未祛,脉之数非由阴亏,而由妊娠;喉之燥非由液枯,而由火衰也。于是巫祝告穷,始再议诊,内则暖水燥土,外则化腐提脓,不参-味滋润,始竟全功(此年轻学医时所记)。
阳姓小孩,三岁,患暑令疡毒小痔未愈,又发麻疹,收花后,高热不退,口渴饮冷,烦哭,吐蛔,手足躁扰,患处干枯黑陷,脓孔深如蝼蛄穴者十余处,结喉一毒,横两寸,宽寸余,干硬黑暗,尤为险恶。舌苔粗糙,五日未进食,四日未大便,体温39.9℃。此毒火消灼阴液,速宜滋阴解毒、清火除烦。疏方:
鲜生地24克,寸冬12克,玄参12克,知母10克,银花炭10克,夏枯球10克,北连翘10克,黑栀子10克,大光参2克,竹茹一团,枳壳6克,甘草3克。四帖后,体温37.8℃,恬静安眠,呕止,舌上粗苔尽去,口渴渐减,脓孔浆汁流溢,能食稀粥少许,病象已有转机,惟大便仍未通,原方去栀子、连翘、竹茹、枳壳,加芪皮、花粉、皂刺片、枳实(大黄水炒),两帖未毕,畅解黑粪两次,渴止、进食,体温复常,脓孔肉芽红活,有稠浓汁。外用消毒药水洗涤,敷化腐提脓、生肌活血药膏。三诊更方:生芪10克、西党10克,白芍10克,生地24克,寸冬10克,玄参6克,银花炭6克,花粉10克,甘草5克,夏枯球6克。守服多帖,遂告平复。
谭某,右鼠蹊部发一瘰疬,在新化注射青霉素已愈。未几,右颌下又发一个,肿大如卵,服药无效,乃赶回双峰原籍,就诊于余。诉呼气时胁下引痛,略觉心悸。切其脉沉细模糊,乍疏乍数。乃用复脉汤加牡粝、鳖甲,嘱其守方服药,不必性急。果三帖而胁痛止,五帖而心悸安,脉象虽尚沉细,但至数调匀,不再疏数模糊。因领下结硬未消,改用:牡粝15克,川柏6克,生地12克,桂枝10克,龟板12克,丹皮10克,玄参10克,甘草5克,柴胡10克。数帖全消。
新泽一裁缝之女,年十余岁,须下生瘰疬,请医服药,两年无效,且愈发愈多,诊时,肿与颏齐,因外在压迫,使咽部梗阻,已觉食饮难下。余以小柴胡汤加牡粝、山甲、鳖甲、僵蚕、夏枯球、丝瓜络。仅十余帖即消。
按:患者为女孩,尚无虚劳证候,故不名之侠缨。小柴胡汤为少阳病主方,凡少阳病多有可用者,内外妇儿皆可。瘰疬为少阳经病,故亦可用。可见六经应用之广泛也说者谓《伤寒》六经与经脉无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比比也。然临床家遇相应之病,可按图索骥治之而愈者亦比比也(1944年记)。方有执《伤寒条辨》云:“六经之经与经络之经不同。”其后注“太阳之为病”云:“太阳者膀胱经也。”膀胱经不是经络之经,又是何物?前后才隔数页书,即自相矛盾如此,可笑也。(1991年记)
走马街王姓小孩兄妹二人,遍身粟疮作痒,夜间尤甚。颈项、腋窝、腹沟可扪到瘰疬多个。伴有口渴身热,缠绵六年,多方医治不愈。西医陈君吟龙,虚怀若谷,介绍来我处就诊,余拟一方,用土茯苓30克,莪术10克,羌活10克,生地24克,川芎10克,归尾10克,赤芍10克,苦参12克,木瓜10克,僵蚕10克,桃仁10克,丹皮10克,百部10克,甘草6克。
兄妹同服,十二剂后,皮损大部结痂脱屑,仅少数大颗疮疹及瘰疬未全消。停药后月余,又有复发之势,为制皂角苦参丸(《金鉴·外科》方)半斤服之而愈。1945年记。
附:皂角苦参丸方。大皂角5克,苫参16克,荆芥12克,白芷、大风子肉、防风各6克,川芎、当归、生首乌、大胡麻、枸杞、牛子、灵仙、全蝎、白附子、刺蒺藜、独活、川牛膝各5克,草乌、苍术、连翘、天麻、蔓荆子、羌活、青风藤、甘草、杜仲各3克,白花蛇、砂仁各2克。研末,醋打老米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前后温酒下。
谢姓女孩,八岁。后颈偏右长-瘰,肿痛化脓,疮口平复后,头向右偏,不能正面向前。1953年9月19日踵门就诊,详细诊察,并无显然可用清凉温补之证据,知为右颈肌肉受伤因而挛缩之故。趁其未定型时,以通络活血之品治之当愈。遂以张寿甫活络效灵丹(丹参、当归、乳香、没药)加赤芍、丝瓜络,嘱服十帖。后路过其门,见其病已痊愈,其母云:仅服药八帖也。
又青树坪一朱姓小孩,年八岁,因颈部烫伤,平愈后成偏颈,于1960年9月来诊,详察伤处,并无疤痕,余仍用本方,六帖愈。
余某,女性,沅江南大膳人,两乳房硬核疼痛,每在授乳期发作,反复八年。症见烦热盗汗,口渴喜饮,大便T结,两腋窝可扪及肿大淋巴结,舌质偏红,舌苔薄腻,脉象浮虚而数,此阴虚而邪火内结之证,不问诊断如何,清火益阴为必不可乱之治疗原则。遂拟:夏枯球30克,蒌实15克,玄参15克,鳖甲15克,地骨皮10克,生地15克,橘核5克。
上方服三帖有效,服六帖而烦热、盗汗、口渴、便结均除,乳房疼痛亦消失,硬核基本消退,两腋下肿硬之淋巴结疼痛亦减,脉转沉细而缓,舌苔淡黄而润,诉右肋疼痛复发,查痛点恰在章门穴,有压痛。脉数转缓为邪火消退之象。章门疼痛为肝气郁结之象,情况既变,原方已非所宜,改清养为疏和,庶几合拍:柴胡10克,白芍10克,蒌实10克,牡粝15克,鳖甲12克,甘草3克,橘核5克。药四进而诸恙告痊。
卢姓三岁小孩,遍身荨麻疹暴发,色焮红而瘙痒无度,发热,四肢尽肿,按之无凹陷,其父母仓皇抱来就诊。拟加味麻杏石甘汤:麻黄3克,杏仁10克,石膏10克,甘草3克,荆芥6克,苡米10克。进两帖而疹退热解,又二帖而肿痒全消。
按:此证疹暴发而焮红密集,属实证,故用麻杏石甘汤,与疹频发而色淡白、稀疏之属虚证宜归脾者,一阳一阴,不可混淆。然此证用麻杏不必喘咳,用石膏不必烦渴,超乎-—般用药规律,则不可不知。
龙大妈,五十八岁,住南大公社中南大队九生产队。
右目赤痛,上连头角痛已四十余日,羞明流泪,口微苦不渴,黑睛有针眼大灰白色溃疡内陷,终日低头闭目而已,眼科有凝脂翳之说,与此甚相似,眼科书谓此为肝胆火炽,风热内盛,常用苦寒降泄之品,今诊得脉象寸关细弦,尺部沉弱,此肾阴亏虚,不能涵养肝木,病变反映于风轮、水轮部位。虚风动荡不息,肾阴益耗,右目即有失明危险,苦寒降泄之品,万不可用,速进育阴熄风。方拟杞菊地黄丸作汤服,药店无菊花,改用谷精草,药用:果杞12克,谷精草12克,熟地18克,淮山12克,萸肉6克,泽泻10克,茯苓10克,丹皮6克。药店少药,果杞仅放5克,服二剂后,头痛减轻,又购杞菊地黄丸瓶,服后遂愈。不久,又介绍
-严重沙眼病人来诊。
杨某,女,16岁,沅江四中学生。
目矇渐至不能见物已三天。于1965年4月21日急足邀诊。患者开始于视物昏朦,翌日尚能勉强看书走路,第三天双目不见。现症两目羞明胀痛,紧闭不张,诊时向里侧卧,不敢面对阳光。说低头“视”地上象一团火,前额头痛,微有恶寒感觉,口干苦作渴,心悸,心下痞痛拒按,恶心,纳减,大便两日未行。脸颊泛红,脉象稍见弦滑。舌苔无特殊,启其目疱视之,则双睛上窜,黑珠已不见,此风火上攻头目之危证,眼科书所谓“瞳仁反背”即是。急进:黄连3克,锦纹5克,另用谷精草30克煎水冲药,频频吞服。此方大黄、黄连冲服,仍仿仲景泻心汤意取其轻清之性,重加谷精草直走头目,领大黄、黄连之苫寒,上达至高之分。轻药重用,重药轻投,风者使之外散,火者导其下行。翌日访之,果一剂之后,解软便二次,头痛渐减,目即能张,目睹上窜者即下,已能视物。又二服,续解稀便四次,心下痞痛消失;已能面对宙外,但畏灯光,仍难远视,口微苦,目珠见灯光则胀,右腿筋脉挛急作痛,脉略弦数,舌质淡红,苔白滑多液,继进养血疏风、清火化痰之品,稍加调理,即能上课矣!
黄拥军,女,十九岁,长沙电机厂职工。
初诊:1993年9月1日。
先是右颈皮肤灼痛,两日后灼痛处发疱疹,簇聚如葡萄,逐渐向右肩及耳后扩展,鲜红成片,痛如火燎,大便三天一行。舌质偏红,苔薄白,脉细带数(90次/分)。此热毒结于血分,所谓火丹者,亦即现医之带状疱疹也。宜清热散结、凉血解毒之品以消之,因病发少阳部位,故加柴胡胆草。方用:连翘10克,银花15克,薄荷5克,桔梗10克,生地20克,赤芍10克,紫草15克,丹皮10克,龙胆草10克,木通10克,甘草5克,柴胡10克。5帖。
复诊9月6H。药进一帖时觉患部皮肤有麻木感,疼痛逐渐减轻,昨日服完五帖,疼痛已完全消失,皮疹已结黑干痂,大便通顺,每天一行察其舌尖稍赤,脉细(80次/分)此余毒未净,再进凉血四物:生地20克,赤芍10克,当归10克,川芎10克,丹皮10克,紫草15克,银花15克,连翘10克,甘草5克。5帖。
三诊:9月10日。上方已服完四帖,患部黑痂脱去,遗留淡红色斑痕,有瘙痒感。诉自昨天起,后颈偶有蚁螫样疼痛,视其处,为胆经天柱穴,皮肤完好,并无疤痕,诊其脉细弦有劲意,疑将有疱疹新发,急疏加味皮肤解毒汤,嘱其服完前药,明日赶进此方:上茯苓40克,莪术10克,川芎10克,黄连3克,银花15克,紫草15克,生地20克,胆草10克,甘草5克。以5帖付之,嗣后未再复诊。一月后,其母因病来诊,告已愈多时矣。
聂某,女,24岁,常德人,长沙市某工厂工人。因腰痛、尿频、尿急4天,于1968年8月19日下午5时急诊入院。
患者于8月15日感尿频尿急、腰部酸痛,17日全身畏寒发热,18日又发腹泻,在单位保健站连续注射青霉素120万单位,无明显效果。人院时诉:头痛自汗,口苦、咽干作渴,恶心,时冷时热,腰痛腹痛,大便稀泻口二次,月经提早七日于昨天来潮。
查:体温39.5℃,脉搏120次/分,血压102/70毫米汞柱。急性病容,神清合作,呼吸不急促,咽、扁桃体灯光下未看清,肝脾未触及,肾区扣痛明显。苔黄粗薄,脉象浮。
化验室报告:
白细胞计数加分类:总数20100,分类:中性93%,淋巴6%,酸性1%。
尿常规:黄混,蛋白(+),白细胞(+),脓球1~4。诊断:急性肾盂肾炎。
处方:柴胡15克,黄芩12克,法夏10克,葛根15克,白芍10克,甘草5克。3帖。
二诊(8月21日):进上方一帖,腹泻止,头痛、口渴、恶心等症均缓解,三帖服完,体温37.5℃,仍自汗、口苦、腰痛,苔黄腻,脉仍弦数。再进小柴胡汤加味:柴胡12克,黄芩10克,党参15克,法夏10克,知母10克,前仁12克,甘草5克,姜、枣各10克。
三诊(8月25日):服药期间,每日下午体温仍略高,进完四帖后,体温复常,食欲良好,一切自觉症状消失,昨晚自动回家睡觉,今日又有腰痛。查“白+分”:总数11300,分类:中性82%,淋巴18%。余热未净,再进原方四帖。
四诊(8月29日):腰痛消失,口渴,但饮水后胃部有胀感,食纳不佳,脉迟。病愈,拟调理脾胃收功:葛根15克,木香1.5克,藿香10克,白术10克,玉竹15克,茯苓10克,甘草5克。7帖。
按:以上资料,从病历中抄出。本病初起如用麻黄汤加知母煎成冷服,二三帖即可痊愈,迁延失治,人院时,已出现口苦、咽干、恶心、寒热往来等少阳症状,故用小柴胡汤;腹痛、腹泻、口渴,故加葛根、白芍,用药大体符合客观情况,故痊愈亦顺利,亦可知今日急性肾盂肾炎多转为慢性者,大抵皆由起初失治使然。
霍某,女,三十五岁,湖南省气象局干部。
右侧胸背痛胀,咳嗽或深呼吸都可加剧其疼痛程度,弯腰时自觉胸腔内咕咕作响,一个月前曾有类似发作,当时经X线胸部摄片,示右侧气胸,肺组织压缩5%左右。此次症状发作,一如前次。据有关资料记载,自发性气胸中有特发性气胸一型,发病年龄在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吸收好转后容易复发为其特点,则本病为特发性气胸复发,实无疑义。据其右侧胸背痛胀,及讲话时虚馁少气,诊其脉象浮细,知其气血亏虚,正气抗邪之力弱,即拟一方:黄芪24克,当归15克,桔梗10克,川楝10克,白芍15克,郁金10克,蒌仁10克,法夏10克,甘草5克。
方意取芪、归调补气血,桔梗治“胸胁痛如刀刺”(见《神农本草经》),蒌实、法夏、郁金、川楝、白芍、甘草,皆宽胸止痛之品。药进五帖,痛胀明显减轻,又三帖,痛胀基本消失,稍加调理即因公出差,未再服药。此为1991年10月19日事。至第二年3月7日,前证复发一次,又予前方数帖愈。1994年7月,患者携其小孩来看病,余问前情,彼谓其每次发病,皆在经汛来潮之前,据此规律,因于经汛来潮之前,即卧床休息,其病至今未发。
《脉经》以“来去数,时一止复来”为促脉;以“细而迟,往来难且散,或一止复来”为涩脉。后世脉书对此描述得更生动而形象,如崔紫虚《四言脉诀》以“如趋而蹶”四字释促脉,通真子以“细雨沾沙”、李时珍以“病蚕食叶”释涩脉,皆颇得其神似。其主病也,后世脉书,各有详略。以促脉而论,如《四言脉诀》“促因火亢,亦因物停”,可谓片言扼要,清·黄宫绣《脉理求真》“促为阳邪内陷之象。凡表邪未尽,邪并阳明,及里邪欲解,并传厥阴者,多有是脉,故病必见胸满、下利、厥逆。且有瘀血发狂、痰食凝滞、暴怒气逆,亦可脉促。”较崔说更为具体。以涩脉而论,《四言脉诀》云:“涩为血少,亦主精伤。”《脉理求真》云:“涩为气血俱虚为候。故证多见拘挛、麻木、忧郁、失血、伤精、厥逆、少食等证。然须分寒涩、枯涩、热涩之殊耳。若涩见呕吐泄泻,则为属虚属寒;涩见伤精失血、拘挛麻木,则为枯涩不和;涩见便结不解,则热邪内闭,或寒滞不通。”总上所述两脉主病,其论促脉甚详,崔之火亢物停,黄之阳邪内陷,皆有继往开来之功。使《内经》“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伤寒论》“病在阳,当以汗解之”,“脉促者,表未解也”诸指导性原则,不致因历年久远而湮没于世。惟论涩脉主病,崔之血少精伤,黄之气血俱虚,皆偏颇而欠全面,黄虽有寒涩、枯涩、热涩之分,而终有未尽,然此非崔氏黄氏之过,历来医家皆作如是观,故《素问》“涩而身有热者死”条,后世注家皆持同一概念释之,以为涩是阴血不足,热是邪气有余,邪有余而正不足,故死。曾不思《素问·脉要精微论》尚有“涩者阳气有余”条,盖阳气怫郁在表,当汗不汗,营卫之行不畅,亦可致涩脉出现,非仅精血亏虚—因,故《伤寒·太阳篇》48条有“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之文,并提出“更发汗则愈”的治疗方法,使岐黄所不治之病,得仲景而病机尽明、沉疴顿起。于是知促脉与涩脉,多可由表证未解或发汗不彻所致者。读古人书而不死于句下,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仲景真千古一人,《伤寒》真千占一书(医案中有“夏姓小儿高热案”可参)。
余写此文不久,适内人患感冒咳嗽音嘶,余方以桔甘汤加荆、薄、贝、牛之属治之,晚睡中觉其有低热,扪其跌阳脉,觉脉律不匀且弦劲,急起切其寸口,则往来艰难、三丘不调,浮涩之象益显,此表解未彻,正不敌邪所致。天明,即疏和中解表汤(自拟方)加味:葛根20克,芦根30克,桔梗10克,白参10克,粳米10克,甘草5克,枇杷叶10克。服一次,脉即调匀,两帖服完,得汗而病解。
少阳病以口苦、咽干、吕眩为提纲证,以小柴胡汤为主治方,而使用小柴胡汤又以四症约其范围,曰胸胁苦闷,日寒热往来,曰默默不欲食,曰心烦喜呕。凡提纲证具而又有此四症之一者,皆可以小柴胡汤治之,故曰:“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因其上有“伤寒中风”字样,拘者遂以为六经专为外感设,小柴胡专为外感方,而不知除外伤寒,各科中症见少阳、方宜小柴者,正复不少也。试举二例以实之。
(1)胆道残余结石
戴某,男,双峰县公社干部。
患胆道结石,久治未愈,曾先后两次至长沙手术治疗。已摘除胆囊,然痛苦如故。第三次去原医院检查,以胆道残余结石不宜再做手术而回家。每次上腹部疼痛即伴有恶寒发热、口苦恶心、便结等症状。1972年冬,值余探亲返里,便道邀诊。细诉病情,乃知所谓上腹部痛者,即胸胁苦满也;恶寒发热者,即寒热往来也;旁及口苦恶心,无一非少阳病证候,乃以小柴胡汤加味与之:
柴胡21克,黄芩12克,法夏10克,党参12克,芒硝10克(冲兑),川楝10克,郁金10克,生姜10克,大枣10克,甘草5克。
戴服此方数帖后,觉排便时肛门有颗粒样摩擦感,乃每次以瓷盘盛粪便,于水中淘洗之,数次,共得砂石大者如绿豆十余粒,小者如碎米粒,约百余粒,又有黄豆大泥丸状物数十粒,症状消失,前后共服五十帖,未再发作。1973年夏,余休假回家,戴闻讯来告,已平复如常矣。
按:胆石症系现代医学病名,而少阳病一词与小柴胡汤一方,至少在1700年前已用之。古人当不知胆结石,然循少阳之证,用少阳之方,则少阳之症状消失而病愈,胆石固愈,非胆石亦愈,我祖先此种惊人之发现与概括力,实足以震古而铄今也。说者又谓胆为少阳之府,治少阳即所以治胆。余曰:是又不然。使胆病而无少阳症,虽用小柴胡,未必有效,以其为辨病施治,非辨证施治也。难能可贵,正在于此。
(2)产后热
1973年参加血防医疗队至沅江小波公社,一日,一病家延诊,患者为产妇,寒热如疟,口苦咽干,呈诸少阳证候,余投小柴胡汤全方,仅两帖而症状缓解。不数日,又一妇产后发热,证如上述,余仍与小柴胡汤两帖服之而愈,乃知产褥感染多小柴胡证也。
按:《素问·通评虚实论》云:“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乳子即产子,注家以乳子为婴儿者误。乳子而病热,即今之产后热也;悬小即弦小,有《脉经》可证,亦少阳脉也。占代以针灸为主要治疗手段,治产褥感染有死者。于此等处可见《伤寒杂病论》在临床医学上之价值。
往年行医未久,甚疑东垣老人温燥升提之法不切实用,稍触温热书,于清暑益气一方,尤多訾议。迩后临证渐多,乃知病情万变,有确官此法者不少,且多见于体力劳动之人,1959年夏修建娄邵铁路时,经治尤多。其症多倦怠少气,舌淡苔滑,脉象弦缓或濡细,选用东垣升阳燥湿诸方,随症加减,往往二三帖即告平复。盖冒暑劳动,出汗多,饮水亦多,汗多则伤阳,饮多则肠胃不无停饮,土为水困,脾阳不升,况劳动时,两腿之负担尤重,遇本体素虚之人,则气血并于下肢,当此之时,不用升、葛、参、芪以升阳,苓、泽、术以行水,将更用何方何药以治此病乎?至于饮食伤胃,劳倦伤脾,中气既伤,郁生上热者,尤所在多有,温凉补泻之法,百无一应,以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投之,霍然而起者,临床上屡屡见之。虽然,好言阴火而概念模糊;侈谈脾胃而升降紊乱。喜为生克制化之说,托附经言,自矜神秘,使学者如堕五里雾中,此则碔砆伴玉,又不能为东垣讳也。
《类经》引王应震云:“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遗精不收涩。”此数语,非学验俱丰者说不出。痰、血、汗、热、喘、遗都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疾病的原因,医者就是据此结果,通过综合分析去探索疾病的原因进行治疗的,行话叫做“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堂侄某从高处跌堕,因挫闪而发胁痛,因挫闪而发胁痛,单位医师以为病起跌堕,当属瘀血,以白药、三七等药服之半月而病不除。来请诊于我,并述起病原因。其时,患者时有咳嗽,咳则胁痛更剧,审其脉略浮,舌质不瘀暗而苔薄白。我谓此病先须表散,表解后,再看具体情况用药,以荆防败毒散三帖付之,三帖服完,诸恙如失。友人彭君素有胃病,弱不经风,一日,大呕血,半夜急足邀余诊,途中冥想,此必是大虚证,非大剂温固不能止其血,及至其家,审其面热如醉,舌赤苔黄,脉来弦数有力,与原来想
像,大相径庭。即拟大黄、郁金、三七、牛膝等药予之,服即安。以上二例,…为表邪未解,表解则病除;二为胃火逆冲,火降则血止(《金匮》云:“若面热如醉者,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加大黄以利之”,缪仲淳“不宜降火”之说不可拘泥)。此所谓循结果以求原因也。对中医辨证如此,对现代医学某些检查结果,亦当作如是观。今有人一见感冒初起,听说是病毒性感冒,不知“病在阳,当以汗解之”(见《伤寒·太阳篇》)而以板蓝根服之,闻板蓝根能抗病毒也。见急性黄疸型肝炎病人血清转氨酶增高,不知湿热宜清利,即以五味子服之,听说五味子能降转氨酶也。不知板蓝根之苦寒,足以陷表,表陷则热不得退而正气益衰,五味子之酸敛足以滞邪,邪滞则湿不得去而病根愈固。此与见痰治痰、见血治血之伎俩同。故往往举手可愈之病,而使之轻病变重,重病转危者,我见实多。中国医学能屹然独立,推不倒,压不垮,全凭此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所取得的优越疗效,今妄自菲薄,目之为陈腐,为不科学,而耳食时髦之言,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列于科学之林,循此道路发展下去,国医危矣。
病变无常,治法亦随之而异。尚忆曾在双峰县青树坪治一喘满病,患者为一五十岁之妇女,其症胸满喘促,吐痰如胶,面如妆朱,脉则滑数。初诊以为痰火,疏黄连温胆汤与之,无效;再诊断为冲气上干,以金水六君煎加姜、辛、味与之,服后其病如失。明年,其病复发,适余调省工作,寻原方与之服,竟无效。延医师陈十笏诊之,投小半夏加茯苓汤送黑汤丹9克,十余帖而症状缓解。所谓治法随病变而异者,当具一定之证据,有一定之理由,非指心无定见,朝换一方,夕易一法,以图倖中者而言;其认证既确,方向既定,随病象之千变万化而治则不易者,与随证定方有殊途同归之理。
《伤寒论》第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三条,皆论太阳病寒热如疟症,其措词遣字,辨证立方,皆极严谨。曰“太阳病”明其仍是表证;曰“如疟状,一日二三度发”,知非疟疾。在辨证上记其“发热恶寒”犹嫌未尽,并注明是“热多寒少”,则知其正气尚旺;曰“不呕”则知如疟之寒热,不是往来之寒热,非少阳证也;曰“清便欲自可”则知热多寒少,非“始虽恶寒,二日自止”之阳明证也。凡此皆表邪稽留未解,无入腑传脏之变,故表邪轻者形如疟,日再发,用桂枝二麻黄一汤(即原方分量桂枝汤5/12加麻黄汤2/9);如表邪较重,则面有热色,身必痒,用麻桂各半汤(即原方分量桂枝汤、麻黄汤各1/3);如表邪虽轻,而郁久化热,必热多寒少或但热不寒,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即原方分量桂枝汤1/4加越婢汤1/8)。尤须从脉象上推其转归,知其禁忌,如微缓者知其欲愈,微弱者知其无阳,则此三方皆在不用或禁用之列,但后世医家审证凭脉,无复如此精详,故此三方亦绝少用者。近在沅江县南大公社治一妇女,卧床月余,审得为桂枝越婢证,投方两帖即愈。病历摘录如下:
徐鬃,女,26岁,已婚,南大公社同仁三队社员。
主诉:患“疟疾”寒热头痛已月余。
现病史:患者于1964年除夕饮少量酒后,遂觉恶寒发热,头痛骨楚,已服中药十余剂,又吃西药作疟疾治,均未效。
现在症:每日恶寒发热,头痛骨楚,发时寒从四肢起,寒少热多,热退后口渴饮热,无汗出,如此日二三次,并伴有咳嗽咯稀痰,不呕不苦,二便正常,脉数,左弦右较弱。辨证:本病寒热头痛,间歇发作,又在高疟地区,颇似疟疾,但一般疟疾不致日发二三次,观其不呕不苦,二便正常,又无传入少阳、阳明征象,实由表邪久羁,失于疏解,而正气尚旺,故能郁久化热而有热多口渴之象,宜疏解表邪为主,兼清郁热。
处方为桂枝越婢汤:桂枝9克,白芍9克,麻黄3克,生石膏15克,甘草3克,姜3片,枣3枚。
效果:二剂痊愈。
麻黄汤本为伤寒太阳表实证发汗解表之方,服后宜温覆,余常用本方加知母,煎成冷服,不温覆,以治病候之须解表利水两法并行者,每收良效。兹录二例:
(1)单腹胀
双峰县青树坪一阳姓妇女,近月来单腹胀大如鼓,咳咯浓痰,口秽喷人,小便热而短少,纳呆消瘦,两寸脉浮数欲脱。腹壁无静脉曲张,此中焦湿热阻滞,太阳表气郁迫,非内脏癥结之病也。前师专事破气利湿,多帖无效。因无效遂谓“病不可为”,毋乃孟浪!此当解表利湿二法兼用,则病情可以即时减轻,然后扶土达木,固本培源,可望痊愈。时当盛夏天热,初用麻黄汤加白术、知母、通草、参须,煎成冷服,连服六帖,并无明显汗出,即见二便通畅,腹胀渐减,食欲渐增,乃改进胃苓汤燥湿利水,七帖腹胀全消,仅黄昏时稍感腹满,改柴芍六君疏肝理脾,为善后之计。
夫治病贵有法度,而法度之建立,又当以病人之具体证情为基础。本例中焦湿热阻滞,而单腹胀大,前师破气利湿,似尚对证,然对证用药终非辨证施治,故无效。何以辨之?两寸脉浮数欲脱而咳咯浓痰,即表气郁迫、湿热薰蒸之铁证也,不先破此一关,而蛮用破利,是之谓无法度。麻黄汤加味冷服,既可疏解表邪,又兼清利湿热,此关一破,以后易也。
(2)淋
刘某,男,21岁,住沅江小波公社新华五队。
患尿频尿急,解时茎中刺痛,尿量甚少,并伴有身痛腰酸,口不干渴,脉浮缓。农村无化验设备,小便未查,是否为泌尿系急性炎症所致,不得而知。但从身痛腰酸脉浮看,病为在表、在早期,从口不干渴及脉缓看,病未化热。纵观全局,不论在里有无急性炎症,亦当以治表为主。时为阳历五月,拟麻黄汤加知母嘱其煎成冷服,不得热服。
麻黄5克,桂枝9克,杏仁9克,甘草6克,知母15克。
患者依法服用,两剂而症状大减,四剂而诸症悉除。古方麻黄汤发汗,得汗即不再服,本例服四剂,无明显汗出而病告愈,妙用在于服法。桂枝汤啜热粥以助药力,人所共知;麻黄汤冷服以减其发汗之力,并有利水之效,则大论所未言。故书贵活读,方贵活用。自后几遇腰痛初起有尿急尿痛症状口不干苦者,即以麻黄加知母汤煎成冷服,无不应手取效。
厥有二义:--指症状,《伤寒论》所谓“厥者手足冷”是也。凡蛔厥、脏厥皆须具有此症状,始谓之厥。一指病机,凡气机逆乱、昏不知人,《素问·生气通天论》《厥论》所论各厥皆属之。《史记·扁鹊传》载虢太子“尸厥”即属此类。后世又有痰厥、食厥、气厥、血厥等名日,皆指气机逆乱,昏不知人而言,其痰、食、气、血云者,乃指致厥之原因。然历史不断发展,人事愈益纷繁,致厥之原因亦愈多。近在某医院会诊一病者,初以急性阑尾炎入院,拟为手术治疗,在施行硬膜外麻醉后,患者突然昏厥不知人,呼吸、心跳停止,经急救后,呼吸心跳恢复,然仍昏不知人,并伴有发热、便秘、抽搐等症,诊时患者单衣卧手术台上,已一周,时值初冬,天气甚寒,头部尚敷冰囊,体温控制在35℃,因颅内压高,方用甘露醇脱水。患者周围为心电图机、血压计、氧气筒、输液架所包围,摄衣伸手,始得…诊其脉象,然此时脉证,已非患者本来面目,仅知大便秘,颅内压高,为气机有升无降,合以不时抽搐及低温处理前有发热病史,即予《金匮》风引汤而返。该院会诊中医同道问此病在中医学当下何诊断?余曰:厥证也。幸未追问是何厥,否则唯有应之为“药厥”耳。
1959年元月,余自双峰卫校下放青树坪世旺卫生院。一日夜半,一陈姓农民扣门请诊,语声急促,说他们的小孩患急病,要求马上出诊。患者为一男孩,年七岁,阵发性躁扰,烦哭不安,咬牙,干呕,小便数欠,不渴无热(肛温36.6℃),手冷脉绝。疑为胆道蛔虫所致,据症断为“蛔厥”。予乌梅丸方,服两剂后,厥回脉出,又两剂,一般症状渐平,惟大便四天未解,仍用原方加大黄,又服两剂,大便通利,病从热化,改换清泄药方以收全功。
蛔厥初起虽现寒证,后期往往化热,殆亦厥阴病寒热胜复之规律也!乌梅丸中椒、附所以温其寒,连、柏所以杜其热,确是蛔厥专方,但后期化热,容易出现便秘,故自后遇蛔厥,初起即于方中加入大黄通便,甚效。近年以来见有用乌梅丸加少量芦荟者,以芦荟泻火、通便,兼能杀虫也(习惯上芦荟不人煎剂)。
虚劳病人自觉烦热而体温不高,大抵纯属虚损而无结核菌感染者,故可以甘温药治之。《内经》所谓“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东垣所谓“甘温除大热。”《金匮》之黄芪建中汤证亦属之。若由结核菌感染所致之烦热,则体温当有波动。徐洄溪谓近世多阴虚不可用建中汤,概指结核病而言(结核病有阳虚证者黄芪建中亦可用)。余治虚劳病患者数人,烦热咳嗽,痰血盗汗,心悸多梦,皆以归脾汤加龙、牡、鹿胶,治之而愈。1963年治侄媳刘患虚劳,证如上述,初以逍遥散合酸枣仁汤七剂而咳嗽止,再以归脾汤加龙、牡、鹿胶等药十剂,烦热痰血皆除,当其甚感烦热时,测其体温仅36.5℃,验血查痰,透视胸部,皆无结核病证据也。脉象虚或大对使用甘温剂具有诊断意义。凡细弦、细数脉象,则不宜用。
余二十一岁时,见吾乡老医朱春台先生治新泽李某之妻虚劳咳嗽证,朱予归脾汤加龙骨、牡粝,鹿胶四帖,服二帖,口干舌苦,烦热转甚,四帖服完,诸恙如失。余意如能先用逍遥散合酸枣仁汤服之,调其肝,养其心,再服加味归脾,当无此反应。
近世恶性肿瘤发病率明显增高,病因亦各异。空气、水源之污染,情绪之剧烈波动,烟酒等不良嗜好,跌扑损伤之瘀血留着,皆为其常见原因或诱因。但在治疗上仍须辨证耳。
患者廖顺华,女,年约50岁,家住长沙市文艺路口,经某医院胸腔科多次会诊,已确诊为“恶性纵隔肿瘤”,久治未效,患者已卧床不起,子女多人抬上三楼,来我诊室就诊,时患者发热咳嗽胸痛,食道因外在性压迫而进食梗阻,方按日注射环磷酰胺等化学药品治疗,余察其脉数,舌心光红无苔,此肺胃阴伤之明证,嘱其立即停止化疗,初拟叶氏养胃方,后又参合喻氏清燥救肺汤加减,每剂玉竹30克不变,症状逐渐缓解,步行来就诊。半年后照片复查,病已痊愈。服玉竹已十余斤矣。
据现代所知,芍药之药用有效成分,主要为安息香酸。安息香酸服之过量则发痉挛,与中医之用芍药以平肝缓痉,其效用正相反。今两者皆是事实,则知芍药之成分有未尽明,非芍药本身之过,乃现代科学水平尚未发展到足以解释中医经验之过也。而此种经验,乃总结于1700年前,言之能不惊人?
用芍药以缓解痉挛之方剂,最常用者当推芍药甘草汤,仲师用之以治脚挛急,其效果曰:“尔乃胫伸。”近年来,余习用之,无勿验者。1957年夏初,时任双峰二中校医。一日,因小女静娟患麻疹甚危,余归家探视,遇木工邓某,请余视其子之足疾,病者年十二岁,右腿挛缩,步履蹒跚。察其膝腘,有红肿硬痛一块,将发痈疡。据诉病已十余日,并注射过青霉素,但无效。余处方:赤白芍药各24克,生甘草15克,乳香、没药、甲珠、皂刺各9克,嘱服五剂。病家守方服药,果…剂而效,五剂全消。
又1959年春,时在双峰卫校工作,下放青树坪公社世旺大队。一病家急足邀诊,病者彭某,男性,年五十余岁。先晚从水库工地劳累回家,是晨稍感不适,旋即仰卧榻上,昏不知人,两目直视,牙关紧闭,手足强直。诊其腹肌板硬,体温正常,脉象缓中带弦,不言不语。问家人以往无类似发作,中西医数人在座,皆不解为何病。时正初春,值境内“流脑”流行,刘老医师认作痉病,按《金匮》法,主用大承气汤;曾君以方药过峻,主勿药以待病变。值余后至,众皆请余示意见。余诊毕曰:“此病原因尚未明,但知体温无变化,合以春得弦缓为应时脉,病当无恙;牙关虽紧闭而不断齿,腹肌虽挛急而非满痛,合参脉证,大承气汤诚嫌过峻,如勿药以待病变,又无以慰病家之心情,请以芍药甘草汤缓解全身之痉挛何如?众皆首肯,请立方。乃疏:白芍60克,甘草30克,煎汁,撬齿灌之,未儿即苏。二剂后,痉挛全平。
五脏皆有阴虚,惟脾胃阴虚证,非老于临床者不甚注意。其原因,除素禀阴虚者外,常起于大病、久病、失血、失水或过用燥烈药物之后,其辨证则以舌诊为最可靠之依据,凡脾胃阴虚者,舌心皆光净无苔,以此辨之。前人治此,凡胃阴虚者用清养法,如叶氏养胃方(沙参、麦冬、扁豆、桑叶、玉竹、甘草),大抵热病后胃阴伤者用之,其舌心光净无苔,质必红;凡脾阴虚者用淡养法,如养真汤(四君合生脉加黄芪、淮山、白芍、莲肉)及参苓白术散,皆煎去头汁不用,只服二、三煎,取其燥气尽去,遂成甘淡之味,大抵脾虚因阳损及阴者用之。其舌心光净无苔,质必淡。
此等症见困倦少食,脉缓弱,颇似脾气虚,但不耐温燥健脾药。究竟胃阴脾阴,不必强为分别。凡胃中邪热未净而阴伤者,用清养法;无邪热而阴伤者,以淡养法为宜。即使初宜清养者,其后亦多以淡养收功,后举二例:
(1)
于某,女,35岁,本院职工家属。
月经过多,久治未效,每月一行,甚感困顿。他日,因胸腹闷痛,两日未止,招余往诊。切其脉象缓细,察其舌则中心光红无苔,迳予叶氏养胃方两帖,进一帖,是晚腹泻七八次,泻后胸膈清空,疼痛亦止。病者以泄泻为惧,不敢进第二帖。余告之曰:前者胸膈积滞作痛,服养胃药而积滞得下,此与硝、黄、巴、遂之攻下者不同,今积滞已尽,服二帖不会泻了。病者服之,果然不泻,疼痛亦愈。以后经汛来潮常发病,余皆以养胃方加减治之得愈。一日,余告之曰:服药于发病之后,不若服药于未病之前,鼓余勇,扫寇穴,此病可根治。即疏参苓白术散方,令其去头煎不服,只服二三煎,于月经来潮前服之。仅六帖经汛正常。半年后访之,不复病,其舌心薄苔亦渐生。
(2)
刘某,女,52岁,耒阳人。头痛前额连囟部七年,间有腰及关节痛,口苦稍干渴,食欲差,舌中线约二厘米宽光红无苔,两侧薄黄苔,脉极细,偶有歇止。因久治无效,由耒阳来长沙求治。余拟加味养胃方:桑叶10克,寸冬12克,扁豆15克,沙参15克,玉竹20克,枸杞12克,当归10克,甘草5克。连进五帖后,头痛止,关节亦无痛感,脉虽细而节律均匀。因多年之头痛一旦告愈,患者欣然来告,并求善后方,即拟原方付之。嘱回耒阳服用。半年后,问其亲戚,病愈未发。
暑为夏令,因暑而病者,谓之伤暑。发病急骤者,谓之中暑。暑病在古书上或称为暍。《淮南子·人间训》:“武王荫暍人于樾下”。《汉书·武帝纪》:“夏大早,民多暍死”。《金匮要略》云:“太阳中热者暍是也。”这个暍皆指中暑而言。刘熙《释名》云:“暑,煮也,热如煮物也。”《素问·至真要大论》:“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则暑病为阳邪可知。年轻时,初学医,见《局方》大顺散治冒暑伏热,纯用温药,后人又有阴暑、阳暑之说,有中暑、中热之说,有暑病、暍病之说,有中寒、中热之说,纷纭缭乱,莫衷一是,因而把暑证的概念搞得模糊不清。后来通过《内经》学习,反复验证临床,对此才稍有所知,现记录暑证病案二例:
(1)
谭某,男,40岁,农民。时当盛夏,在烈日下烧火土灰作肥料,下午四时许,来我家看病,诉:心烦无奈,口渴,索饮热水无度,自汗,扪其肌肤灼热如烙,按其脉洪大而数。余稍问病史,知为中暑,即拟人参白虎汤:
石膏30克,知母15克,党参12克,甘草6克,粳米10克,嘱服三帖,连夜赶进。
患者进上方一剂,自觉异常舒适,三帖服完,诸恙如失。
(2)
王某,男,22岁。秋初暑热尚盛,自远道步行回家患病,发热而大汗不止,其兄急促延余诊,据述患者小便时曾晕倒在地一次,当时脸色苍白云云。其时余年少气盛,稍读书,不顾天时,不审病因,以为大汗如此,当防虚脱,不知“腠理开,汗大泄”,正暑热内盛之明证,用张锡纯法以大剂萸肉、龙骨、牡粝等药敛之,不知“暑当与汗皆出,勿止”,《内经》早有明诫,此一误也;汗止后,即大便不通,舌面干燥无津,纵向出现光滑如白玉者两条,不知是热结于中,燔灼津液所致,正是《内经》所谓:“阳气蓄积,隔者当泻”之病,又惑于吴瑭增水行舟之说,以为大汗津伤之后,大便秘结,舌干无津,此证此舌,增液汤真天造地设之方,投以大剂生地、玄参、麦冬,服多帖无效,不知滋水救焚,不如急下存阴,此二误也;于是束手谢不敏,嘱请王光霞先生诊视,先生稍用大黄通便,病情大有起色,病家不能守方服药,又至某庵抽·“神方”,集姜、桂、附子之大成,一服而口鼻血流,迁延日久,药物乱投,致下利谵语(《伤寒·厥阴篇》374条云:“下利谵语者,有燥矢也,小承气汤主之。”此时尚可下),舌烂腹痛而死。事经四十余年,读《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迄今犹觉内疚。此1945年秋事。
以上‘例皆暑证,亦即太阳中热之暍病,第…例,发病急,病程短,症状显著,病因明确,故易治。第例纯属误治,暑病热蒸汗泄属正常现象,汗出为了散热,是机体本身的一种自救作用,所谓“因于暑,体若燔炭,汗出而(如)散”也。治疗时,清其热则汗自止,不用清热止汗而强用收涩,致暑邪不能发越而蓄积于阳明之府,有待攻下,此时正气抗邪之力尚旺,犹属逆中之顺,不知遵大经大法用承气而信后世曲说用“增液”,一误再误,以致于死。证明《内经》所谓暑汗不可止以及阳邪蓄积阻隔当用攻下等,都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
至于脾胃素虚,冒虚劳动,汗出多,饮水亦多,土为水困,脾阳不升,其症多倦怠少气,大便溏泄,舌淡苔滑多液,脉来弦缓或濡细,此为虚多邪少,虽同是盛夏季节,治疗应以燥湿扶脾为主,与上述暑病比较,前者以邪实为主,后者以正虚为上,东垣清暑益气汤即为治疗此等病证而设,大顺散主治中所谓“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水谷不分,清浊相干”亦属此类,应严格加以区分。(医案部分有“刘某大汗不止证析并治验”一案,可参阅)
陈某,双峰二中教师,素患肺结核、胃溃疡,精神萎靡。一日在办公室,待打铃上课,忽觉全身不舒,乃扶坐靠椅上,时脸色苍白,倦怠不支,未几,扬水掷足,张眉怒目,狂言詈骂,少倾转入昏迷状态。脉极微弱,疑为内出血,用大剂芪归急救后,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以胃出血处理而愈。伤寒论有“蓄血如狂”之语,今知内脏出血,亦有“如狂”之症状,但伤寒蓄血为实证,而此则为虚证,故名之曰虚狂。
喘促之治,先分虚实。实喘多风寒痰浊之邪阻于肺,其治在宣肺化痰;虚喘为肺肾气虚,其治在补盖敛纳。此皆易知。惟临床所见,多虚实夹杂,且有虚不在肺肾,实非由风寒痰浊者。考今所常见喘促证初多起于气管炎,气管炎表现为痰饮者不少,痰饮为脾失运化所致,因而喘促亦有脾虚证;慢性气管炎合并感染时,往往现肺热症状,所谓肺中伏火也。故喘促又多有肺热证,凡此,宣肺化痰,温补敛纳,皆非所宜,惟有补中泻肺一法,始与病情恰合。兹举三例如下:
(1)
彭某之妻,年61岁,患喘促,当地医院诊为“慢性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调治年余未愈,值我院(湖南中医学院附一院)防治“流脑”医疗队下乡之便,前来邀诊,患者胸闷、喘促、气短、端坐呼吸、喜汗,汗出甚酸臭,两足轻度浮肿,唇淡暗而舌质偏红,稍布黄苔,口渴喜冷饮,脉象左细弱、右细滑,此为中气虚而肺有伏火。初次由西医会诊,静脉注射葡萄糖、氨茶碱,溲利肿消,喘逆得平。未儿,病又发,再用原法,咳嗽加剧、恶心不安者数日,乃请为中药治疗,用补中泻肺法:
黄芪15克,鳖甲15克,全皮10克,紫菀10克,西党10克,茯苓15克,银柴胡6克,法夏10克,知母10克,麦冬10克,桑皮10克,甘草3克。
此方于清滋理肺清其伏火之中,又用甘温扶中以理气血,十余剂肿消气平,眠食俱佳。
(2)
邓鬃,女性,29岁,湖南省冶金研究所职工家属,素有“喘息性气管炎”疾患。近四五天来喘促咳嗽加重,并有发热,两天前来院急诊,当时体温及血象上升,而血压则逐步下降,最低时为46/16毫米汞柱,住急诊室抢救两天,曾使用青霉素、链霉素、氨茶碱、西地兰、氢化考地松及氧气输入等措施,体温度不升,血压及白细胞计数尚未恢复正常,因收入病房。
患者胸闷喘咳,咯白稠痰,头昏心悸甚剧,不能起坐,恶心欲吐,四天未进食,精神极度疲乏,手臂及臀部疼痛,活动困难(注射原因),既往有手心发热及盗汗史。
脉象浮细虚数,舌苔粗白带黄,在门诊时血压收缩压提升至100毫米汞柱,进入病房又下降为80/60毫米汞柱,患者神清形瘦,表情痛苦,鼻翼稍有煽动,嘴唇轻度发绀,颈静脉充盈可见,两肺散在性干啰音,右下肺湿啰音少量,心音弱,律齐。肝下缘在右肋锁骨中线下7厘米可扪及,质中等有压痛,脾未触及。此病属中气虚而肺中有伏火,为虚中挟实之证,拟补中泻肺法:
黄芪18克,党参15克,升麻3克,当归10克,鳖甲15克,陈皮6克,桑皮12克,全皮12克,法夏10克,茯苓12克,甘草3克。
当晚连进两剂,翌晨,血压即稳定于正常范围(98/60毫米汞柱),稍进稀饭,自觉头昏、心悸明显减轻,精神好转,三日之间,共进六剂,患者精神爽朗,头昏大有好转,每餐可吃稀饭三两,第三日晚上,解大便五次,气坠,觉项部有紧迫感,舌质淡红,苔薄白,脉仍细数,改用李东垣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而变其意:黄芪15克,红参5克,葛根15克,银柴胡12克,升麻3克,白术10克,羌活2.4克,炙草6克,土黄连15克。
药两进而咳止喘平,食欲复常,头昏、心悸、项强、肢痛等症均消失,血压一直稳定于正常范围,住院仅五天,患者异常高兴,自谓半年来从无如此舒适过,坚决要求出院,因两寸脉沉微,白细胞总数及分类尚未正常,劝其多住几天,不听,只得再以原方五剂付之去。后两周以电话询其爱人,已平复如常。
(3)
龚某,男,62岁,慈利人。
病喘促短气已多年,咯白粘痰,诊时纳差,便溏,大便次数增多,有气坠感,易感冒。自言是年轻时正值抗日期间,敌兵骤至,时为冬月,乃挑着担子徒步过河后,即患咳嗽,不久得喘促病。此《素问·经脉别论》所谓“渡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淫气病肺。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即拟补中清肺法:
黄芪15克,党参12克,白术10克,柴胡10克,升麻3克,桑皮10克,黄芩10克,甘草5克。
三帖后,症状明显缓解,食欲改善,原方再加法夏10克,又五帖症状即平。
考《经脉别论》论喘汗劳伤一节中,前有“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后有“渡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不言“淫气病肺”。余尝以此为省文,盖前已言之也。经治本案而余此说乃得证实。本病伤在肺肾而治从脾胃者,以患者具脾虚气陷证候,执中枢可以运四旁也。
晕
眩晕一证,其发也,有各种不同之原因;其治也,有各种不同之方药。世有不审阴阳、不别虚实而欲以一方一药以尽愈天下之眩晕者,此必无之理,试举三例,以见一斑。
(1)血虚神气浮越发眩晕
陈某,男,63岁,沅江县南大公社南丰八队社员。
眩晕已月余,目胀流泪,喜静厌烦,多呵欠,脉虚大无力,此血虚而神气浮越之证,与肝寒气逆之眩晕不同,与风阳上扰之眩晕亦异:黄芪15克,当归6克,牡粝15克,龙骨15克,萸肉6克,知母10克,磁石15克,一剂而症状减轻,六剂全平。
(2)病后肝寒气逆发眩晕
翁某,男性,50岁,沅江县小陂公社红砖厂千部。患疟已于半月前治愈,疟愈而病眩晕,听力明显减退,伴有头顶疼痛,恶心吐涎,脉缓。此肝寒气厥之眩晕也。予吴茱萸汤(吴萸6克,生姜12克,党参12克,大枣15克)
三帖而愈,听力亦复常。
(3)风阳上扰发眩晕
吴某,男,80岁,长沙市某厂退休工人。于1992年1月18日来诊:症见眩晕恶心,体位改变时加剧,闭目稍定。察其舌红苔腐,脉象弦滑兼数,此风阳上扰之眩晕,此种眩晕,其血压常高(但此例在单位医务室多次检查并不高)。以清泄潜镇之药治之,症状即可缓解。即拟:
夏枯草30克,石决明20克,钩藤24克,杭菊花10克,防风10克,怀牛膝15克,麦门冬15克,茯苓15克,粉甘草5克。
上方进7帖,症状消失,即停服药,越一年即1993年4月10日,前证复发,余仍以本方予之而愈。
用古方治血尿,其血来自膀胱者,多用猪苓汤;来自肾脏者多用胶艾、黄土等汤。古方止血,多赖阿胶、猪苓、黄土、胶艾,诸方药物组合虽不同,其用阿胶以止血则一。近年来余以地锦草治血尿,见其止血作用竟在阿胶之上,此草遍地皆有,俯拾即是,药源不乏,较之阿胶之名贵难得,伪劣多有者,其方便为何如也?
(1)
袁某,女,67岁,长沙运输公司家属。
肉眼血尿,久治未愈,小便镜检红细胞(+~),在某医院膀胱镜检查,怀疑为膀胱癌。延诊时,患者呈一派阴虚症状,舌绛少苔,脉细数,余用大补阴丸(地、龟、知、柏)加鲜地锦30克,数服,血尿顿减,前后两易方而愈。
(2)
肖某,女,20岁,长沙市肉食水产公司职工。
肉眼血尿八月余,无尿频尿急,亦无低烧盗汗,仅面部轻微浮肿,舌质偏红少苔,舌边有瘀点,脉弦缓,小便常规检查多次:蛋白+~+,镜检:红细胞~,白细胞0~2,经静脉肾盂造影、膀胱镜检、腹部平片、尿培养均阴性,于1977年6月来诊,拟方:
益母草30克,鲜地锦30克,寸冬30克,粳米10克。
上方仅吃三帖,症状即消失,观察半年,病未复发。此方益母草活血行水,地锦草散血止血,寸冬育阴利水,粳米养胃利水,对慢性肾炎之水肿血尿明显者皆有试用价值。
地锦草又名血见愁,为大戟科一年生匍匐草本。入药用全草。
清肠汤为治疗肠痈专方,出陈士铎《洞天奥旨》,余用以治疗肠痈多例,疗效似出《金匮》大黄牡丹汤之上。兹录二案如下。
(1)
病者杜姓,女,70岁,因腹痛请出诊。患者得病已过十天,便秘腹痛呕恶,右下腹有压痛硬块,右足三里穴下一寸处按之有刺痛感,右腿屈曲不能伸,伸则腹痛加剧,口干苦,舌上满布粗黄苔,脉象浮滑略数,方书所谓“缩脚肠痈”也。因腹痛便秘,自购番泻叶服之,解下黑黄稀水,痛仍不减,卧床不能起,症状符合急性阑尾炎,劝其送县人民医院手术治疗(是时余治此病尚不多,故有此建议),病家因经济困难,病者又年老畏刀,乞为设法,遂用毫针刺右腿三里穴下压痛点,留针三十分钟。拟加味清肠汤:银花30克,玄参15克,地榆18克,麦冬18克,黄芩6克,苡米10克,甘草6克,黄芪10克,丹皮6克,桃仁6克,制乳没10克。上方服三剂,腹痛显著缓解,得大解软便一次,呕平,嗣后每天一次大便,能稍进稀粥,原方加服四剂,复诊时,前后共服七剂,病者已在邻家散步闲谈,诊得苔净舌常,大便通畅,饮食渐进,时时呵欠,脉缓弱,右腿伸直时,右下腹仍有痛感,改进温养和血止痛之剂,药用:
黄芪15克,丹参12克,当归10克,银花10克,白芷6克,枯梗10克,甘草6克,制乳没10克。嘱其守服数帖,可以复原。后两周随访,患者已体健如常矣。
(2)
陈某,男性,26岁,沅江县南大膳公社南峰大队人。小腹疼痛已两周。因打鱼受凉,又吃冷糯饭后得病,医治未效,神形俱疲。适余参加省医疗队到沅江,于1965年3月5日以担架抬来就诊。前师进消导未效,八日晚间由余接诊时,发现右下腹疼痛拒按,局部触及包块,反跳痛明显,缩腿时较为舒适,便秘溲赤,全身发热不舒,舌苔黑腻,口秽喷人,脉象浮弦虚数,休温38.6℃,白细胞计数14700个,急性阑尾炎之证征已具,改进加味清肠汤:银花30克,玄参15克,地榆15克,麦冬15克,当归10克,黄芩6克,苡米15克,甘草10克,桃仁10克。是晚连进两剂,疼痛减轻,睡眠较好,解黑红稀水数次,并有里急后重感,原方略予增损,继续进服,三十六小时共进六剂,仍泻黑红稀水,日五六行,气坠感大大减轻,疼痛基本控制,右下腹时有气块走窜,睡眠安静可喜。原方又加进五剂。黑苔已净,口秽大减,胃纳渐见好转,体温接近正常,仅夜间略高,…昼夜尚解黑黄稀水二次,但不红。脉象虚弦细缓,右下腹仍有压痛,知其脓血已净,乃改用温养和血、芳香理气药如黄芪、银花、苡米、丹皮、当归、赤小豆、藿香、青木香等约十帖痊愈。
清肠汤原方分两如下:银花3两,玄参1两,地榆1两,麦冬1两,当归2两,黄芩2钱,苡米5钱,甘草3钱。本案为阑尾脓肿,服药后腹泻黑红稀水日五六次而病愈,似脓汁从大便中排出,可知脓之已成未成,清肠汤皆可用。
又有活肠散毒丹与本方略同,其治当有效。药用银花、当归各2两,地榆、牛膝各1两,甘草3钱,乳没各3钱。前五味清水煎取汁一碗,调服乳没3钱,余渣再煎-碗又调乳没3钱服之。大约早服头煎,晚服二煎,据云“二剂可愈。”
李中梓《内经知要》言“至虚有盛候,大实有赢状”。又谓“始受热中,末传寒中。”前者言现象之感人,后者言矛盾之转化,医人遇此,使非心有定见,目似灵犀,而徒胶柱以鼓瑟,刻舟以求剑,则为害有不可胜言者。即以麻疹言,尽人知为热病,专主水寒七湿之黄玉楸,抑且列之温疫。然亦有虚寒证,治宜温补者。请举数例言之:
(1)
1963年夏初,麻疹流行,时当阳历五月,气温已高达35℃以上,病孩某,年一岁,因过早使用青霉素,遂致疹出不爽,面部紫红成片,四肢疹点稀疏,L口渴作呕,服荆防、桑菊、宣毒发表等汤,外用浮萍、苏梗等物热敷接引,多方治疗,然疹之不出如故。肛温逐渐升高,已达41℃,手足惊颤,疹点色滞不活,服羚羊剂及紫雪丹等无效,注射生理盐水及镇静剂亦无效,有明显的潮式呼吸出现。是时患儿肛温虽高,手足已厥冷,大便完谷不化,夹有先日所吃之荸荠残渣,小便清频,目闭口张,似睡非睡,脾肾虚寒之象,至是热极明显,清凉万不可用。乃疏小剂全真气汤与之:大熟地12克,寸冬5克,白术6克,淮牛膝5克,附块1.5克,丽参1.5克,北五味1.5克。煎成催冷,上午十时许,服药一汤匙,勉强缓缓咽下,逾二小时又灌-汤匙,服第三匙为下午一点,即目张风定,肛温下降1℃,神积稍清。以后陆续喂药,并每小时测休温一次,见表内水银柱时而略升,时而下降,如是者数次(邪正斗争之象),至黄昏头煎尚未服完,体温由39℃骤然上升至39.9℃(正胜邪却之象),则全身隐疹尽发,红润可喜,翌晨服完第一剂,体温稳定于38℃,因伴有咳嗽,原方加地骨皮、橘络,又进一剂,黄昏服完,体温亦复常,乃以淡养清化之剂以收全功。
(2)
余治杨孩麻疹险证不久,又有青树坪银行会计曾某之子,年龄十一个月,现疹三日,前师肆用苦寒,败其中气,遂致腹泻绿色稀水,不甚臭,渐至手足厥冷,疹子有内陷趋势,舌尖有火疱一颗,肛温39℃,小便清频,仍用小剂全真一气汤,仅服一剂半,即体温下降,手足转温,泄泻顿止。
余治此证时,尚有一段激烈之斗争过程,不可不记,当曾会计持方回去时,银行同事皆云麻疹无吃补药之理,而况时当盛夏,亦非服补药之季节;乃摇电至双峰县城其爱人处,亦云不可服;前师来复诊,阻之一如周围之人。并处方云:“麻疹二日,花色未现形,热炽鼻干气促,舌鲜红,目呆,纹紫隐滞;犀角1.5克,条芩6克,石膏10克,黑栀5克,山通6克,浙贝10克,杏仁6克,丹皮3克,瓜壳6克,竹茹一团。”曾会计徬徨不能决,又来我所(青树坪卫生所)问计,我告以麻疹之宜清凉,尽人皆知,医师岂反昧然!今之坚持温补者,因病孩有虚寒症状俱在,非此不能挽救,死生反掌,在于今宵,一刻千金,稍纵即逝,万不可迟误。曾闻余言,犹有难色,幸杨孩之家长,为之现身说法,始回家煎服,前医之方,虽捡药未服,病亦遂愈。
(3)
邓姓小孩疹出稀疏,色淡红,神识昏沉而体温不甚高(肛温38.5℃),此乃脾元虚乏,不能托邪外出所致。予四君加当归、寸冬、浮萍,数帖疹透,以后经过亦轻松平稳。
按:麻疹初起宜辛凉发散,此尽人皆知之常法也。然岁时有气候之异,人体有赋秉不同,或治疗乖方,或将息失宜,每见变证百出,不循常轨,医者知其常而不知其变,则目迷五色,手足无措,误人必多,此温散温补之法所当讲也。《麻科活人全书》后附胥山王琦先生《瘄论》及附证篇,于此论述甚详。又附庐陵王耕心先生《麻疹补论》所说尤备。录要如下:“麻疹一症,《内经》未尝谈及,近世诸书皆云麻禀阳毒,药宜凉解,其说是矣!……苗以红活为贵,若饮食有味,二便如常,自可勿药有喜。惟小儿气体壮实,……大便结而燥,小便赤而短,口鼻出气如火,得一二凉剂而火退矣。倘多服凉剂,变证百出,或神目昏暗,或手足瘛疭,或寒热乍发,或吐泻交作,舌虽黑而有液,唇虽焦而带凉,此乃实热化为虚寒,若概用寒凉克削,势必驱之于不活而后已。窃谓当此吃紧之时,急用峻补二三剂,继用平补二三剂,峻补宜近效汤,平补宜理中汤……。”
此上所论,颇有补偏救弊之功,故节录之以存一格,其方不必拘,其法所当知也。
邓某之女,年一岁,麻疹初起,透发甚好,本可不必服药,医用苦寒渗利,杂投数方,致高热之后,益伤其阴,遂热不退,泻不止,气促鼻干,舌面干燥亡津,舌尖深红起刺,皮肤甲错如鳞,足冷至膝,口张不合,目睛窜视。于1963年7月30日深夜来诊,肛温38.5℃,急与扶中止泻,滋培阴液。方用:党参3克,熟地12克,生地10克,淮山10克,沙参10克,寸冬10克,蝉衣2.4克,红花3克,甘草3克。药两进而泻止足温,舌色渐润,精神转好,溲黄而长,白珠微赤,原方去熟地、淮山,加茅根30克,又进两剂,肌肤脱屑,脸色红润,目赤亦退,微咳略烦,小溲通利,体温复常,原方略予增损,遂竟全功。
1957年4月,余在双峰县第二中学任校医时,适流行性感冒流行,加以气温陡变,全校师生员工五百余人,发病率高达45%。在防治过程中曾经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使用中药、西药、针灸疗法,尤以中药使用较多,大多在短期内治愈,亦无一例并发症发生。
此次流感在症状上一般表现为:初起微恶寒或不恶寒,骤发高热,达39℃~40℃以上,头痛剧烈,颜面潮红,气粗自汗,四肢酸痛,眼结膜充血,少数有干性刺激咳嗽而引起胸骨后疼痛,咽干,鼻衄,谵语,个别病例颈项肌肉强痛。根据不同症状,选用银翘散、桑菊饮、葛根芩连汤等方剂,其中以葛根芩连汤使用最多,收效尤佳,药后数小时体温下降,症状随即消失。典型病例如次:
(1)
朱鬃,男,15岁,学生。初诊日期:1957年4月16日。
症状:高热39.5℃,颜面潮红,头痛肢酸,颈项强痛,脉洪数。
处方:葛根15克,川连3克,条芩10克,甘草3克。(提炼药,下同)开水冲兑,两次分服。
效果:两剂痊愈。
(2)
成鬃,男,16岁,学生,初诊日期:1957年4月15日。
症状:高热39.9℃,恶寒,头痛剧烈,面赤口干气粗似喘。
处方:葛根15克,川连3克,条芩10克,甘草3克,开水三次分服。
效果:4月16日复诊,体温37.5℃,症状基本消失,唾液增多,原方加茯苓10克,再服一剂愈。
(3)
王某,女,17岁,学生。初诊日期:1957年4月17日。
症状:壮热39.2℃,头痛、口干、鼻衄,腹痛恶心,烦呻不宁。
处方:初服张锡纯凉解汤无效,翌日始用葛根15克,川连3克,黄芩10克,甘草3克,法夏3克,蝉衣6克。开水二次分服。
效果;服药后得大汗,复诊体温36.8℃,头痛、11干、便溏,胃纳呆滞,神倦,脸色苍白,脉细弱。改进四君子汤加葛根、五味、藿香,两剂后各症平复。
(4)
双峰二中流感发病已近尾声,有青树坪税务所所长家属林如芳,妊娠六月,得流感,延友人曾君育民治以银翘散,服两帖,效果不显,又延老医谢某处保生无忧散。病家见后方有归芪而前方是凉药,疑病为曾君药误,将以“阶级报复”之名问罪于曾君,曾因出身于地主家庭,惶惶然,夜来邀会诊,冀能解除围困。患者高热、头痛,面赤,气粗,自汗,肢体酸痛,卧床不起。患者之夫骤持前师两方出,曰:此两方一凉一补,施之于同一病人,其中必有一错,请问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余素讷于言,骤逢此问,儿不知如何对答,徐曰:前方以治病为主,后方以护胎为主,两者皆有目的,非胡乱开方者。顾目前高热如此,当以治病为急,病去则胎儿自安。此易事,今晚服药一剂,明日还你一个好人。其夫见余说如此,其事遂息。即投葛根芩连汤一剂,当晚立即煎好,分两次服完。翌晨,余往访之,患者已热退身和,起床扫地矣。
从此次“流感”治疗中,获得经验如下:
①此次使用葛根芩连汤,是以壮热、头痛、面赤、气粗四症齐具为主要指征,葛根辛凉以解表邪,芩、连苦寒直清里热,概亦温热病初起之解表方。凡具此症状者,皆不恶寒,或恶寒亦轻微而短暂,使用本方,不必惧其苦寒陷表,已屡验之。
②《伤寒论》以“喘而汗出”为使用本方指征,原文虽有“利遂不止”句,但彼是“桂枝证医反下之”引起。此则无之。今考本方证之“喘”为高热气粗所致,与麻杏石甘证之“汗出而喘”属于“无大热”而偏于支气管性者不同。前者重在“汗出”,后者重在“喘”。
③因患者体温太高,汗液蒸发过速,有时“汗出”证或不明显,故前四证具备时,“汗出”即非必具之证,可以不拘。
④根据此次流感症状,即高热头痛,自汗、不恶寒,脉浮洪而数等症,当属温热家所谓外感温病范围,余以葛根芩连汤治之,疗效远胜于银翘、桑菊等方。今人动曰:“《伤寒》方不能治温病。”此语已成今日医家之口头禅,概因《伤寒·太阳篇》开头二方即麻黄汤、桂枝汤,皆辛温发汗之剂。不知麻杏甘石汤、葛根芩连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等方,皆治温之圣剂也。忆儿时读小学,见村童上私塾,凡读《论语》者,问读何书?皆答:“读‘学而第一’”;念《三字经》者,问读何书?皆答:“读‘人之初’”盖《论语》第一篇,题为《学而第一》,《三字经》第一句为“人之初”,小儿无知,欲以第一句概全书也。所谓“《伤寒》方不能治温病”大抵皆属此类。余故日:谓麻黄汤、桂枝汤不能治温病则可,谓《伤寒》方不能治温病,则村童之见也。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中医学属于痉病范围,因具有传染性,后世医家或谓之“疫痉”。其发病也,西医重外因,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为唯一病因;中医重内因,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1967年春,余参加防治流脑工作队,在醴陵县泗汾地区防治脑膜炎,昼夜与病人为伍者达两个多月之久,很多同志皮下有出血点,而发病者仅一体弱老医生,经过亦轻微(坚持不用西药,用中药治愈),其余均安然无恙,此证明单纯外因不足以致病;然患者以小孩为多,且往往兄病甫愈,弟又发病,此必与机体防御机能对病原毒害之适应性强弱有关,故或者一触即发,或者虽感染而不发。此中机理,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现医分型不一,一般分普通型和暴发型两大类。普通型分轻、中、重三型,暴发型亦分败血症型、脑膜脑炎型、混合型三型,此次在治疗上为给药方便计,基本上使用西药,历时两个多月,观察治疗三百余例,可资记取者有如下几点:
(1)现医疗法为急则治标所不可少,首先是给药方便及
时,尤利于小儿与休克患者。其中如以磺胺嘧啶等药抗感染,用葡萄糖盐水、低分子右旋糖酐等药以补充血容量,用碱性药物以纠正酸中毒,用肾素、间羟胺等以提升血压皆有效,遇中毒性休克患者脸色苍灰、手足厥冷,大剂量静脉推注阿托品,以解除血管痉挛,有一日之间,总剂量达百余毫克而获救者。
(2)现医治疗有如下缺点:①遇血尿或少尿患者磺胺为禁药(一小孩因用磺胺过多,未服苏打,引起肾病,后以中药治愈,然用费已不赀矣);②上述治法,遇暴发型病例疗效甚低,尤以重症脑膜脑炎型患者几乎无一例获救,如能以中药辨证施治,当可不死或少死。为此,余曾多次提出争议,惜无一人附吾议者;③理论上着眼于病因者多而着眼于机体防御机制少,因而解决问题与说明问题殊不相称;④根据以往经验,与中药治疗比较,后遗症较多。
(3)头痛。流感与流脑,均有头痛,流感头痛剧者热亦剧,得苦寒以清火,辛凉以解肌,痛可立止,葛根芩连汤效果最著。流脑头痛剧者热不必剧,必有呕吐,惟石膏之重镇可以制之。有数例头痛呕吐患者,用镇静、镇痛及高渗脱水等法,多次无效,余投以石膏、川楝、玄参等药,即告缓解,因参合过去经验拟订一方,名小风引汤,治流脑头痛甚剧,口苦干渴,呕吐脉弦,血压偏高,病属肝胃风火上攻者:
生石膏30克,大黄(后下)10克,菊花10克,珍珠母15克,生牡粝15克,川楝10克,薄荷3克,木通10克,甘草3克,玄参12克。抽搐者加全蜈蚣1~2条。
按:本方重镇苦降以石膏为主,佐以大黄刺激肠壁,促进肠蠕动,当可起诱导作用而减低脑压,控制脑水肿,防止呼吸衰竭,较之西药脱水剂如甘露醇辈似更理想,因此本方宜于脑膜脑炎型患者。
附:熄风安脑汤:治流脑昏睡或狂躁反张抽搐,脸色灰败紫暗等急症,或失治重症,效果良好。
炙全蝎1~2.4克,炙白花蛇6克,钩藤24克,生石膏24~60克,鲜生地24~60克,白芍10克,天竺黄6克,甘草6克。
按:上方为南通朱良春医师验方,与小风引汤同为治肝胃风火上攻之方,可以酌情选用。
(4)流脑初起有大青龙汤证。一女病人年三十余岁,体形颇健,晚上就寝时,突觉头痛发热,十时许起床小便,昏迷倒地。夜半二时,抬人医院,脸色苍灰,烦躁不安,两臂微挛缩,手冷脉沉细,血压下降,颈项不强直,神昏不语。即按队内规定西药处理,磺胺药、抗菌素、氢化考的松、去甲肾上腺素、碳酸氢钠、葡萄糖液等,均根据情况相应用上。黎明时,患者神识稍清,述恶寒,一身酸痛,口苦作渴,此时皮下瘀斑全身散在性成片出现,余因连续一天一晚未睡,早晨交班,由西医处理,是日下午四时因抢救无效死
按:本病头痛发热,突然昏迷,手冷脉细,即方书闷疫之一种,喻嘉言所谓“阳证忽变阴厥,万中无一。”当是热深厥深,内外俱闭所致;而恶寒身痛,无汗烦躁,…派表闭阳郁之象,大青龙证尤为明显,此时如用大青龙汤,用麻黄、石膏,外开邪闭,内解热毒,对细菌内毒素所引起之小动脉痉挛及微血管瘀积,当有极大作用。在配伍上有少量杏仁引麻黄入肺,有少量桂枝引麻黄上升于脑,外达于皮肤。流脑为温热病,麻桂辛热之性,容有未宜,故此种作用,乃在石膏之监督下进行之。人所共知,肺血管痉挛为急性肺水肿之因;脑血管痉挛为呼吸衰竭之因;皮肤血管痉挛为循环衰竭之因。凡此致死之机,皆为大青龙汤攻之所可,达之所及者,只要邪闭得开,热毒得泄,正气抗邪之机,跃然而起,则不升压而压自升,不解痉而痉自解,所谓求其本也。
本病治疗失败后,余甚感是役中医学未能发挥作用为憾,忽见1966年《上海中医药杂志》,有大青龙汤加附子治愈流脑之报道,知白雪阳春之曲,海内不乏和者。又阅《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下集,载陈务斋治陈梁氏温疫内陷案,用双解散去防、术、归、芎等药取效,其症即暴发型流脑,其法则解表清里,其药即麻黄石膏,又可为吾此说助-…佐证也。
又考《古今录验》知母解肌汤,治头痛骨肉烦疼,口燥心闷者;或是夏月天行毒外寒内热者:
麻黄2两,知母2两,葛根3两,石膏3两,炙草2两(古方分量)。
按:此亦大青龙汤变方。古语天行毒即现代流行病之同义词,流脑初起,外有寒热,内作烦渴者,本方与大青龙汤同为解表清里之方。前病如能早用此等方药,表里双解,祛邪即以扶正,何至有后来全身瘀斑,大命告倾之变?自恨当时临证不多,坚持不力,特再补此方于此,以慰内心之不安。
附:大青龙汤古方:“麻黄6两,桂枝2两,杏仁40枚,甘草(炙)2两,生姜3两,大枣12枚,石膏如鸡子大。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以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燥不得眠也。”
(5)暴发型败血症型流脑:有一陈姓老农,年已七十,早晨抬送入院,迅速转入昏迷,数小时之间,手足厥冷,血压下降,遍身瘀斑如锦,所谓华佛氏综合征典型出现,西药抢救无效,当日下午死去。本病传变迅速,病征初露,即已进入血分,如以中药治疗,下三方可以考虑:
①升麻鳖甲去雄黄蜀椒汤(《金匮》):治阴毒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升麻2两,鳖甲1.5两,当归1两,甘草1两,清水4升煮取1升,顿服之。(古方分量)
②急救通窍活血汤(冉雪峰):治鼠疫燥邪怫郁,直袭血分,气血交阻,面目青,身痛如被杖,肢厥、体厥、脉厥,或身现青紫色。倘仅气分郁闭,未可误用,界限务宜分明。按:气分郁闭,当用大青龙辈:升麻5克,青蒿10克,藏红花6克,桃仁10克,犀角3克,生鳖甲10克,麝香0.15克(绢包),鲜石斛10克,鲜芦根18克。外窍闭加麻黄,内窍未闭去麝香,得微似汗,微汗者愈,急刺委中以助药力。
③解毒活血汤(《医林改错》):治霍乱吐泻发绀脉伏。
连翘10克,葛根10克,柴胡10克,当归6克,生地15克,赤芍10克,桃仁24克,红花15克,枳壳3克,甘草3克。
(6)何廉臣氏曰:“凡疫病目赤面青,昏厥如尸,四肢逆冷,六脉沉伏者,此为闷疫。闷疫者疫毒深伏于内而不能发越于外也(按:所有中毒性体克皆当作如是观),渐伏渐深,入脏而死,不俟终日也。急救之法,先刺少商、中冲、曲池(按:当作曲泽)、委中等穴以宣泄其血毒,再灌以紫
雪丹或玉枢丹,清透伏邪,使其外达,或可挽回。”此说论述病理治法,均极精当,为治疗暴发型流脑所当借鉴。
(7)流脑得病后,免疫力甚低微,省传染病院某医师言:曾见一中年男子,两年之间,三次患脑膜炎,住入该院云。
综上所述,可获得如下临床概念:
①流脑初起以解表清里为治疗原则。解表常用麻黄、葛根,清里不离石膏、知母。表寒重于里热者用大青龙汤;里热重于表寒者,用知母解肌汤;对昏迷患者,急刺十宣、曲泽、委中出血以散毒,再灌紫雪丹或玉枢丹,清透“伏邪”使其外达,然后以汤药继之。
②病邪迅速传入血分,出现所谓“华一佛氏综合证”时,则不可用上述解表法,当以急救通窍活血汤(冉雪峰方)为主(恶寒无汗可加麻黄),《金匮》升麻鳖甲汤、《医林改错》解毒活血汤均可参考选用。施用愈速愈好。
③脑膜脑炎型属肝胃风火上攻之证,磺胺药疗效甚低,当选用石膏剂,轻者自制小风引汤,重者朱氏熄风安脑汤。
鳖甲性味咸平,功能养阴退热,于结核病之具有阴虚内热证候者,投之效果甚好。成方中黄芪鳖甲散、秦艽鳖甲散、清骨散等所述证候,无一非结核病,方内均有鳖甲,清代齐有堂之救痨杀虫丹方内有鳖甲,则直书曰:“治痨瘵”。可见鳖甲治痨,由来已久。1976年参加省卫生工作队到泸溪某公社,当地结核病甚多,尤以小儿之患肺门淋巴结核者不少,皆表现为咳嗽盗汗、纳呆神疲等气阴两虚症状。根据小儿特点拟一方:
黄芪15克,鳖甲15克,淮山15克,甘草6克。
守服二三十剂,可见食欲增进,症状消失,全身情况改善,因味甘可口,至有兄弟之间服药以后,抢吃药渣者(医案中有“周氏痨瘵案”可参阅)。
附:鳖甲救痨汤(自拟方)治肺结核患者咳嗽潮热、自汗盗汗、口燥咽干参考方:
黄芪30克,鳖甲20克,黄连3克,生地20克,淮山30克,甘草5克。
病有能治之而机理难明者,瘀血其一也,《伤寒论》:“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此“血自下”,当指大便下血而言,桃核承气汤为调胃承气汤加桂枝、桃仁,其所攻之瘀血,亦当从大便下可知;又妇人热人血室之证,用小柴胡汤加归、芍、桃、红治之得愈者,往往大便解黑粪而愈。所谓“热结膀胱”、“热人血室”,语出1700年前,当不得与现代解剖学等量齐观而凿指前者为现代之膀胱、后者为子宫,然其所下之瘀血,均从大便下而病得愈,则是事实。今纪录一病例,以待探索:
肖某,女,四十六岁,沅江县南大公社社员,患经闭腹胀已年余,伴见头昏头痛,饮食减少,神倦欲睡,小便自利,大便正常,舌苔薄黄,脉沉略数有力,腹部偏右侧隐约有一硬块,弯腰时自觉有撑腰感。患者初以为妊娠,不予介意,后见身体羸瘦,日渐不支,而又足月不产,始急急来我院下乡医疗队请治,医师章君诊之,其时已经闭十五个月,见其乳房平塌,决其非孕。以少腹硬满,小便自利,为瘀血之证;昏沉欲睡,为正气虚衰之证。当是瘀血内结,俗所谓“停经作蛊”者。今正虚邪实,宜养正攻瘀法:黄芪15克,当归6克,水蛭6克,丹参30克,益母草15克。
服二剂后,觉腰背及硬块处疼痛,矢气增多,硬块位置微有移动,间常觉腹内及四肢有气走动,仍按原定治法而大其制:
黄芪30克,当归6克,水蛭9克,丹参30克,益母草15克,桃仁9克,大黄6克。
上方服三帖,腹鸣气坠,矢气频转,右下腹块质已扪不到,腹内空痛感,欲解大便,大便先硬后溏,随下一猪腰子大之黑色硬块一条,精神疲乏,脉沉缓。病根已除,处补中益气汤调补,不久即食欲增加,体力复常,照常参加劳动。
此病起于月经闭止,何以此癥块从大便下?如果此癥块结在肠管,何以引起月经闭止?如果此瘫块与月经闭止无关,何以瘴块下后其病即愈?且平日何以不随大便下,而必待破血之药攻之始下?此中机理皆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也。
阴道滴虫病,用外治方,屡试有效,经反复选炼,组成下方:
白矾10克,雄黄1.5克,硼砂10克,冰片1克,黄连素片200毫克。
共研末和匀,密封贮藏,另用猪肝切片,香油炸稍硬,每用一片染药末,临睡前纳阴道中,翌晨取出。一次有效,未愈可再用一次。其有气血虚弱须内服归脾者,亦有肝胆火盛须服龙胆泻肝汤者,可随证配合用之。一般可不用。
病有似乎不治而竟获愈者,医者之治疗得法,病人之胃气尚旺,二者不可缺一。老于医者类能道之。谭五娘七十六岁,初病胃痛,月余始平,随后小腹内灼热、挛急、刺痛、白带甚多,苔白润,脉象虚弦芤大略数,卧床不能起。证属下焦湿热郁积,老人得此,实为难治,喜其胃纳尚佳,为拟疏达气机,清利湿热。药用:知母(盐水炒)10克,川柏10克,生牡粝10克,煅龙骨10克,乌贼骨5克,茯苓10克,黄芪12克,升麻3克,白芍10克,延胡6克,小荷3克,甘草3克。服药仅七帖,所有症状均消失,遂停药。劝其继续服药,以图根治,病家辞以经济困难,竟不服药。又一年,以他故死。
痰之为病,变化多端。痰之本身,本为疾病产物,但多种疾病又以痰为其原因。此则现代医学所不言,言之亦难以取信者,而吾人往往能区别病之为痰者,审其寒热虚实,治之辄效,历代医书,载之甚多。顷治一陈姓婴儿(年三个月),病起感冒咳嗽已五日,证现咳逆,痰涎粘连满口,摄口窜视。诊时余未敢必其生也,勉予小剂导痰汤加僵虫、天竺黄、蛇胆、陈皮末,一服而痰减风定,两剂各证尽平,更方善后即痊。
中医学以肺为娇脏,谓其易因感触而病也;而小孩之肺为尤甚。患麻疹者易并发肺炎,感冒每致肺炎、肠胃炎之急性者,其结果亦往往致肺炎,儿科中所见甚多也。“微风拂弱柳,细雨润新苗。”或思预防于未病之前,或辨证施治于既发之后,心灵手敏,责在医者。
近治青树坪一邓姓小孩,未及一岁,初病呕泄发热,呕泄甫平,咳、喘、热、烦、鼻煽等肺炎症状又作,环唇色青,指纹青紫透命关,病情严重可想。余以小剂泻白散合小陷胸汤与服,症状渐平,险期既过,改用清热化痰,淡养脾阴而愈。考古籍无肺炎名词,清·汪昂撰钱仲阳泻白散方歌时,始有“肺炎喘咳”之语。
泸溪县石榴坪公社傅某,女,18岁。左腋下肿块坚硬如石,推之不移,余见之,惊曰:此恶核也,宜速治。一当地人予药方三帖,吃两帖即消,因处方遗失,余以剩下之一帖,逐味点之如下:银花、连翘、姜虫、蝉衣、防风、白芷、当归、黄连、黄柏、蜈蚣、全虫、芒硝、大黄。1976年记于湘西。
按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以红肿为痈为阳,白硬为疽为阴,凡阴疽皆用阳和汤、小金丹等温药治之,此恶核当属阴疽之类,以疏风清火、攻下解毒之品两帖即消,如用阳和辈则后果可知。1993年6月余在涟源时,遇一恶性淋巴瘤患者,左缺盆淋巴结硬肿如石,上连颈部,去年用阿霉素治之,愈而复发。余以上方加减进之。约二十余帖,肿块约消四分之三,因患者脉偏沉细,乃以香贝养营汤(八珍加桔、贝、香附、陈皮),令与上方交替服用,…补一消。其服法比例为:1:2服若干日,2:1若干日,肿块基本消退后,只服香贝养营培补收功,嘱其自己掌握。以后余回长沙,未再复诊。此方疏风清火、攻下解毒,凡淋巴恶性肿块皆有观察服用价值。凭药效以推病情,合之临床症状,则淋巴恶性肿块皆前人所谓风火毒所致也。与《金鉴·外科》清热消风散其治同,淋巴腺皆属少阳经也。
药物组合:土茯苓50克,莪术10克,川芎10克,黄连3克,银花12克,甘草5克。
本方出《续名家方选》(日本村上图基撰),分量为余所拟定。原名从革解毒汤,据云为治疥疮之有效方。原注云:“不用他方,不加他药,奏效之奇剂也。”经多年之临床观察,知本方对多种皮肤病有效,对过敏性皮炎效果尤著,对疥疮无显著效果,当是误认湿疹为疥疮也。概皮肤疮疡,多湿热为病,而瘙痒则主于风邪,土茯苓解风湿热毒,故为此方主药。凡皮肤病湿热胜而渗出旺盛者,方内有黄连、银花,收效殊佳;其风热胜而为干性者,瘙痒较剧,则以地骨皮、紫草易黄连、银花,大有凉血止痒之功,气血不足者,归、芪亦可加入。因去“从革”二字,改用今名。
1973年4月,在沅江县小波公社时,有何姓小孩两姐妹,患渗出性湿疹,其姐年九岁,患此已七年,妹已三年,余投此方,妹服三剂,即基本痊愈。其姐因腹泻纳差,以此方加白术、陈皮等健脾药,其愈亦在八九帖间。
一小孩因患脓疱疮,诱发急性肾炎,全身水肿,蛋白管型尿,血压增高,予本方治其脓疱疮,前后两诊,疮愈而急性肾炎亦随之愈。
长沙蓄电池厂何某,患遍身红色丘疹,瘙痒无度,无渗液,缠绵八年不愈,一日,来余诊室,自我介绍是印尼归国华侨,城市医院分科严,余告以余不治皮肤科,患者坚坐,非索一方不去,乃书皮肤解毒汤,以紫草、地骨皮易黄连、银花,以五帖付之。越数日来,揭衣卷袖示余,则全身皮肤几光滑如常矣。
膈食在临床上,与哮、痨、臌并列为四大证,号称难治。近世科学发展迅速,诊断手段日新月异,症状同为膈食,而局部病变有明显差异。疗效与预后,亦因此而不同。一为食道失弛缓性,此症虽剧不死。一为食管外在性压迫,多为胸腔肿瘤所致,其预后有良有恶,视原发病灶之性质而异。-为食道恶性肿瘤,为十治十死之病,所谓四大证中之膈食,应指后者而言。1982年秋,友人彭君鸿威之兄嫂王氏,年七十,患此病,症状呈进行性加剧。就诊时,虽稀饭面条亦梗阻不得下,人咽辄复吐出。伴有心悸腹痛,气短神疲,大便二三天一行,舌苔粗白。在县人民医院吞钡照片(片号21970)诊为食管下段癌。适余因公回县,患者闻讯来请诊,冀能稍延时日而已。余拟解毒清火、活血逐瘀方:仙遗粮50克,莪术10克,黄连3克,银花10克,川芎7克,当归10克,桃仁10克,甘草5克(即皮肤解毒汤加当归、桃仁)。服十帖,即可进食,每天可吃三两许,腹痛心悸亦明显减轻,因晨间咳嗽少痰,晚上口舌干燥,复诊于原方中加麦冬12克、枇杷叶12克。又十帖,痊愈。前后仅服药20帖。为此,余于半年后上门专访,患者情况良好,进食如常人。劝其照片复查,不听。援笔记此时,已历四年,患者犹健在。疑原来诊断未确,然又不能以他病解释。不论何种原因,老年人患此,能获如此速效,亦可贵也。
地骨皮性味苦寒,通常之用有二:退伏热以除蒸;清肺火而定喘。此外,尚可祛风热以止痒,则不甚为人所注意。一人患疹,遍身瘙痒,胸腹尤甚,久治未效,谭礼初老医师用地骨皮30克,生地30克,紫草15克,猪蹄壳7个煎水服,三帖痊愈。以药测证,知此种瘙痒,当有血分燥热证候之可验。又见一人患脓疱疮,瘙痒流汁,遍请县城诸老医治之不愈。一年轻女医师单用地骨皮一味煎水洗之,随洗随愈,因而声名大噪。
桔梗可以消散痈肿,与升麻同功,肿疡初起,往往加此二药于活命饮中以消之,见于《金鉴·外科》。有谓黄芪、山甲珠托毒催脓,则不尽然,余尝用此二味合以桔梗、银花,用以消散痈肿,有奇效。在双峰二中工作时,学生杜某,男,16岁,因暑假中冒暑抗旱,于右天溪穴发一毒,初起白硬疼痛,经二十天始见红肿,已开始化脓。请外科医师诊治,须缴手术费9元,因家庭经济困难,一时难以筹措,乃回校请诊。察其形色,脓未全熟,尚可消散。用黄芪24克,银花10克,桔梗10克,甲珠10支,皂刺10克,归尾10克,甘草3克(学校购备提炼药)。进两剂即消。
以四诊为检查方法,以八纲为理论工具,根据病体表现而分别其性质,从而以相应之方药,求得病人症状之消失,痛苦之解除,此种过程谓之辨证施治。今人专记验方,不知于四诊八纲上用功夫,其贤于对症疗法者又几何?
学生李某患荨麻疹,多方服药,经年不愈,诊得脉弱而疹色不红,予归脾汤一服而瘥,二帖后不再发。教师王某患荨麻疹,腹痛,寸关浮滑,尺脉沉细,平日饮酒血压高。予桂枝茯苓丸加石决明、夏枯球,两剂愈。二人患病同,治疗上亦均属“治风先治血”原则范畴。但前者为血虚,故用温补,后者为肝旺,故用清镇。以治王之方治李,李病不能愈;以治李之方治王,王病亦不能愈,尽人而知之。今号于众曰:归脾汤、桂枝茯苓丸治荨麻疹之验方也。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书,昧者不察,以为中医学之精微尽在是矣。
疔疮在中医为大证,而西医不甚措意,仅疖肿之生于颜面危险三角区者予以护理上之注意而已(炭疽为中医疔疮之一种,自当例外)。此非西医不知疔疮,亦非西药疗效优于中药,乃与治疗之得当与否有关。尚忆1946年吾乡谭某之妻,额角生疔,感觉麻木而脚根散漫,延外科某,不究虚实,动手就用黄芪、当归等温托套方,友人谭梓臣在当地设药店,与患者有宗族之谊,适余过其店,遂挽袖一视,诊毕告以疔疮毒火太甚,前方非所宜服,病家以为某医已六十岁,时余年才二十余,方出专科之手,又是老经验,迳服之。临走时因嘱梓臣口:病人服此必危,可速觅蟾酥丸救急,用时,令患者咀葱白若干吐于掌中,以前丸两颗打碎,置葱白中,酒服可救。翌日患者疔疮走黄,面肿如瓜,神识昏沉,药已难进,只得以蟾酥丸研末,以葱白煎水兑酒调灌,患者服后觉一身尽热,然汗出而肿消神清。第三日病家不远数十里来我处求善后方,并详告险情经过如上。
暑令小疖,多生头部。农村小儿、尤为多见,往往经年累月,脓水淋漓,旋愈旋发,医家病家,均以为苦。暑疖多热证,最宜清解、故余治此,仍以桔梗、银花等药取效,配伍得宜,数服即消。
汤姓男孩年一岁,住沅江县小波公社康健大队。满头小疖,溃烂久不愈,因脓水浸淫,引起两外耳道亦溃烂,手足发冷,大便干秘,于1973年9月10日抱来就诊,拟用:
银花10克,桔梗6克,黄芪10克,连翘6克,当归6克,生地10克,赤芍6克,甘草3克。
患儿服此三帖即愈。后以此方施用于多例小儿头疖均
我县水肿病自1960年(庚子)春季开始,至冬而大剧,兄嫂李氏,侄腾和、腾禄兄弟,皆死于是病,房侄元藩全家八口,幸存者三。慈亲及内人王英芝,湘臣、湘兰二兄,王栖吾姐丈等皆重病垂危,仅免于死(县卫生科干事某某召集县城医务人员开会,研讨是何“传染病”?众皆缄默或徒事敷衍,惟医师韦某年轻有为,直陈营养性水肿机理甚详,然韦竟因此以“对大跃进不满”、“诬蔑三面红旗”等罪名,横遭批斗)。鉴于情况之严重,省、地、县三级医务人员大多奉调下乡救治,冬季,余在柘塘公社时,不近床褥者十二昼夜,以后又转调南塘、太平两公社。在治疗中获得经验甚多,顾仓皇忙迫之际,不暇记录,仅就记忆所及,笔之如下:
水肿病大都先肿后瘦,在水肿期间如得不到合理治疗,大多不待瘦而死。症状多两腿沉重麻木,心悸,全身疲乏无力。
患者诉心里慌得很,多为死亡前兆,急进稀饭、肉汤或葡萄糖可救。
死亡多在夜半至早晨…段时间,死时多现脱证,如在行走或劳动,则可突然倒地而死。
水肿病治疗,以宜调理脾胃者为多,或用二术二陈桂枝汤加苏叶、牡粝、冬瓜皮,数帖可消,亦可因个体差异或证情特殊而有所不同。本病营养虚衰,阴阳两亏,扶脾利水之中,须时时照顾津液,否则容易出现伤阴证候。病人谭余清遍身洪肿,尿少,脉沉迟细,余用真武汤合五皮饮,数服而溲利肿消,随时出现镜而舌,同事朱君葭初以真武汤加驴胶等药救之得愈。
泄泻不止者治以扶脾固脱为急,病人朱阳秀、王细秀之所以临危获救者,皆理中汤加味之功。
腹胀如鼓,时而消软者属于气,用《金匮》大建中汤加木香甚效,如柘塘罗湘初;胀大不消者属于水,用己椒苈黄丸可治,如太平朱普升。
水肿或消瘦、咳嗽、心悸、失眠、发轻热,闻开门声亦惶悸不安,舌质偏红,苔色如常,脉象弦细略数,治宜安神定悸,降逆化痰,用温胆汤合朱砂安神丸有奇效,如谭海芳。
南塘公社谢贤秀腿软骨弱不能行,其夫背来住院,余纯用滋补治愈;康梅盛两腿不能行,大腿内侧筋脉结硬,脉不数,服阳和汤至二十余剂始能行。
水肿病脸色苍白而脉弦数者难治;肤色如白蜡,按之如烂泥凹陷不起者难治。1962年春记。
急性肾炎初起,通常有以水肿为主和以血尿为主的两种情况,临床上以水肿为主者多以清肺疏表为治疗原则,常用方法是先以越婢加术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或五皮饮加薄荷、连翘、浮萍等方药宣肺发汗,使体内水毒得以驱除,然后用百合茅根汤(百合、茅根、桑皮、通草)加减收功,急性肾炎中以此症较多,故使用这些方剂的机会也较多,中医学的肾风和风水,大概属于这一类型,《金匮》对此辨证最精,最宜深研。以血尿为主者多以育阴止血为治疗原则,曾治-男童年十五岁,症见潮热盗汗,呕恶纳差,小便深赤而水肿不剧,脉细数,尿中含大量红细胞和蛋白,从病史中得知其八岁时患过肺结核,当时认为肾结核不能排除,即送小便标本作培养,一而拟育阴止血方药治疗,因结核杆菌培养时间较长,经三十余天才得到结果,未发现结核杆菌,但检验单送来时,病孩已痊愈出院。即将所服处方,定名为醴肠血余煎(旱莲30克,驴胶9克,血余炭9克,当归12克,赭石30克,生牡粝15克,地骨皮9克,莲须15克)。以治急性肾炎之以血尿为主者,病例不多,聊备一格。
凡颅内压增高者多表现为热证实证,是气机升多降少,气血并走于上所致。《内经》所谓厥逆也。《素问·脉要精微论》:“厥成为颠疾”(成应念作盛,颠为头巅之巅或颠仆之颠)当包括此等证候在内,余常用风引汤加减取效。一妇女年约五十岁,头痛如劈,发热,恶心,呕吐,便秘,血压高,脉象弦数搏指。在外院测知脑压甚高,已确诊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因西药治疗未见明显效果,担架护送来门诊,我用风引汤去白石脂加蛇含石,仅五帖症状缓解,颅内压复常,步行来复诊。
本方的主药是石膏、大黄。石膏辛凉重坠,不仅能清脑热,还有很好的镇静作用;大黄苦寒下走,刺激肠壁,促进肠蠕动,能起诱导作用而降低脑压。二药合用,以改变气机升多降少者,使之降多升少;气血并走于上者,使其并走于下,达到以平为期的目的。
既然脑压高者多热证实证,为什么方内要配干姜、桂枝等辛温药?
石膏辛凉重坠,大黄苦寒下走,使用此二药之目的,在于清脑热,降颅压,但苦寒之药,最易伤阳,而心脾之阳尤其首当其冲,故在以膏、黄为主药的同时,配干姜以护脾阳,配桂枝以护心阳,病非阳明实热证,不能因为清脑降压而累及无辜。
为什么要配寒水石、滑石等利水药?
脑压增高者,其原因虽由气逆,其结果多为水结,滑石、寒水石与膏、黄同用,可使结滞于上的水毒,迅速下行,这和西医高渗脱水的方法有殊途同归之理,而疗效则过之。
龙骨、牡、石脂、石英等药在本方内的作用又如何呢?
紫石英、牡粝为镇静安神药,可助石膏之不及;赤石脂、龙骨为收敛固涩药,以防大黄之过泻。
如此配伍可见本方组织严密,目的明确。原注治大人风引,小儿惊痫瘛疭,古人以抽掣、惊颤等症状属之肝,故本方之作用,亦属后世平肝熄风范畴。上案加蛇含石即是此意。使用本方来降低颅内压,是以证候为依据的,即患者必须表现为明显的热证、实证(如上案),脱离具体证候来谈使用处方,是不符合辨证施治原则的。
柴胡15克,白芍10克,枳壳9克,志肉6克,牡粝15克,海藻20克,昆布20克,郁金10克,皂刺10克,甘草4克,香附7克。
余拟本方治愈多人,一般十帖药可全消,如蒋某之病五帖愈,周某之病十帖愈,,最近治疗李某腺瘤,亦以十五帖愈。患者以女性为多见,男性患者服此,效果似不显。如服上方效果不显而体气不虚者,当以子龙丸辈作痰核治之。
乡人妇某,授乳期间,因吃牛肉而乳汁顿断。牛肉能回乳,余所未知,此民间常食之品,文献必有记载,余识浅陋,未及见耳。矿山设计院产妇朱某,因乳少无以哺婴儿,余以下乳天浆饮(当归、生地、川芎、白芍、麦冬、通草、漏芦、山甲珠、留行子、花粉、茯苓、甘草)投之,乳汁涌溢。婴儿盈岁,将断奶,又以乳汁太多为苦,余教以黄牛肉120克,麦芽30克,炖服,乳汁顿回。
张姓少妇,哺乳期间右乳房上方出现一条索状硬块,皮色不变,外无寒热,压痛明显,旧籍所谓吹乳症是,谓因婴儿鼻息所吹,致令乳腺阻塞所致。余用蒌仁15克,蒌皮10克,乳香10克,没药10克,当归10克,皂刺10克,甘草5克。米酒煎服,一帖即消。方名立效散,名实相符之剂也。方出《金鉴·妇科》(按:即傅青主治乳痈之瓜蒌散去银花、白芯、青皮加皂角刺也)。《金鉴·外科》载吹乳症,尚有外吹、内吹之分,辨证亦详,宜参阅。
此方药物即具于方名中,甚便记忆。三虫即僵蚕、蝉衣、全蝎也;二白即白附子、白芍也;一草即甘草也。全方具祛风解痉止痛作用。余初拟此方为治学院卫生科会计陈某面神经痉挛,愈紧张则面部肌肉掣颤愈甚,患者为女性,时下又重外在美,为此痛苦不堪。适余有事过卫生科,为处此方,五帖大效,十帖愈。以养血药巩固疗效。后遇三叉神经疼痛患者多人,经年累月痛苦不堪,投此方亦效,《别录》谓白附子“治面上百病”,当为此方主药。血虚脉弱者,当先服调补气血药,不可拘泥。
附:三虫二白一草汤:
蝉蜕5克,僵蚕10克,全蝎5克,白附子10克,白芍15克,甘草5克。
八纲以表证为首,六经以太阳为首,凡表证皆当视为太阳病,读书不可拘泥。《伤寒》六经条文共381条,太阳篇占178条,为总数的46.7%,仲景之重视表证者如此。太阳之治,除有里虚寒证须“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或温中解表同时并用外,其他如“表解乃可攻里”、“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等等,无不谆谆诫人以先事解表之重要。吾乡清末民初,名医辈出,如王平石、卿果夫、陈元卿、朱明太、谢楚珍、朱永卿诸公,皆学验俱丰、名重一时,于表散一法,均极重视,外感初起无论已,即跌仆损伤、汤火、狐疝,皆须先服人参败毒散一二剂,再治其病。概枳、桔、柴、前、芜、独等药,外疏经络,内畅气机,服之可无后患,亦不伤人。犹《内经》“风者百病之始”与“善治者治皮毛”之遗意也。今人…见发热,动手即用苦寒,不知表散为何物,故使轻病变重,重病转危者,时有见之。友人彭某之子病热两月不愈,日以解热、抗菌、补液为事,形气消索而热终不退,且觉心下悸动不宁。乃请人护送来长沙求诊,余稍问病史与症状,即晓之曰:热不退者表未解也;心下悸者补液太多,水饮凌心也,此易治,无恐!即以二方付之,一为余所拟订之和中解表汤,嘱先服此方,服后体温升高,得微汗,热即退。其二为苓桂术甘汤,热退即服此方以善后,既化饮又健脾也。病者持方回家,依法服之,稍加调理遂愈。虽然,解表仅就原则而言,方法须视具体情况而异,即大论而言:伤寒(狭义的)用麻黄汤,解表也;中风用桂枝汤亦解表也;风而火郁用大青龙汤,寒而水停用小青龙汤;无一非解表之方。喻嘉言用人参败毒散以治痢,号逆流挽舟法,亦解表也(余曾治一婴儿急性菌痢中毒性休克,投葛根汤,一方即愈)。前清同、光间,吾乡瘟疫盛行,《疫证治例》作者朱明太先生创芦根方(鲜芦根1~2两,蝉蜕去泥土3钱,僵蚕3钱,金银花3钱,生甘草2钱,薄荷2钱),自云“光绪戊子(1888年)秋,小儿光馥染疫,当万难措手之际,细绎古今治疫名方,窃取其中药品之精粹者,名曰芦根方,投之立应。越二年——庚寅,疫又盛行,捡是方与人,无不应手取效。”又云:“余自临证以来,凡遇疫病,先行透解。”知疫病初宜表散,芦根方即疫病之解表方也。其实,仲景治建安之疫,初起即用解表,前已言及,惜读死书者不知耳。近年以来,农村时有疫病流行,常见者,一曰流行性出血热,一日钩端螺旋体病,时有死亡,于是乡人于此病,有谈虎而色变者。余人城已三十年,于此等病甚少接触,然知其初起即有寒热身痛等表证,而医者不知解表也。一日还乡,乡人谭至阳上门求诊,诉于上月20日患病,已确诊为钩端螺旋体病,乡卫生院以大剂量青霉素滴注,症状缓解而未了了,又往返于长沙多次,不免劳累,至本月中旬前证又发,寒热身痛之外,尤以双腿腓肠部酸胀不堪为苦,余曰:此湿温也。以加味芦根方予之:芦根30克,蝉衣7克,僵蚕10克,葛根20克,桔梗10克,苡仁30克,薄荷5克,银花15克,甘草5克。3帖。告以服完第一帖后,体温必更高,是好事,不得又去打针退热,汗出自安,以表郁既久,反应亦必强烈也。表证既解,服完第二三帖,以清理肌表余邪,再来复诊。是晚11点,又遣其子来,谓服上方一剂后,寒热交作,更甚于前,头痛如劈,刻不可耐,邻人多劝其送县医院,因余有言在先,特来问计。余曰:此正邪搏斗,正气欲驱邪外出之佳兆,尔回家,尔父已大汗热退矣。二日后,患者来复诊,情况悉如余言,因舌有腻苔、两腿肚仍酸,予三仁汤数帖,三诊时,诉在家打藕煤,两腿软弱无力,余笑曰:当晚如去医院,此时尚卧病在床,何如此之性急也。乃予柴芍六君子汤收功。此病治疗为时不过十天,用费不过十余元,关键在初起表散得法。解表为中医疗法特色之一,此中有许多学问,为外人所不知,不可妄自菲薄。虽然,此仅就解表一端而言,表之与里,犹虚之与实、寒之与热,证既不同,治法亦异,皆吾医之特色也。
年青时见外太祖谢楚珍翁遗留之旧抄本上载一“音嘶验方”,歌云:
喉嘶已久治何难,甘草五钱桔梗三。
荆贝牛蒡钱各二,薄荷少量理宜探。
按:音嘶是临床常见症状,通常在以喉部为主要病变的时候发生,又可作为全身性病变的伴随症状出现。此方为加味甘桔汤,凭药效以推病情,当以外感初起的音嘶为宜,“已久”二字,只是相对而言,舍此以外,若肿瘤、结核、梅毒等所引起之声音嘶嗄当非所宜。
王某,男,年六十岁。十天前乘火车自武汉回家,因车上冒风,到家即感咳嗽音嘶,症状与日加剧,来诊时音声难出,即拟:
生甘草15克,桔梗10克,荆芥10克,浙贝10克,牛蒡子7克,薄荷3克。3帖。
药进一次,声音即出,三帖服完,诸证尽平,更方调理善后。
庚戌冬,因访问肿瘤治验,偕同道二人北上,于公元1971年元月11日抵天津市某医院。该院曾治某纱厂一女工头皮血管肉瘤。一老医师用“五烟丹”撒薄棉上卷成条,插入瘤组织内,腐肉尽去,新发复生,有典型照片,前后对比,判若两人,见者莫不讶为奇迹。余等请该院以“五烟丹”方药见告,据介绍:“胆矾、丹砂、雄黄、白矾、磁石各30克,共为末,置大砂锅内,用大瓷碗盖上,用熟石膏粉以醋调糊状封口,用黄沙上埋住,只露碗底,置大铁块压之,用炭火先文后武,烧三天三夜,住火取出,研细末收贮备用。”余谓此老学识诚渊博,《周礼·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郑玄注:“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方合五毒之药,用黄骛置石胆、丹砂、雄黄、黔石、磁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着,以鸡羽扫取以注疮,恶肉破骨则尽出。”宋·许叔微《本事方》引杨大年笔记云:“‘族人杨嵎,年少时,有疡生于颊,连齿辅车,外肿若复瓯,内溃出脓血不辍,吐之痛楚难忍,疗之百方,连年不瘥,人语之,依郑法制药成,注之疮中,少倾,朽骨连两齿溃出,遂愈,后便安宁。’信古方攻病之速也。黄骛即瓦合也。”按前方五烟丹即郑注五毒之药所制,黔石难找,故以白矾代之,制法亦大致相同,但交代反不如郑说清楚,郑说“其烟上着”说明即后世之升丹法;“以鸡羽取之”,扫取升华物也,语甚明晰。该院仅介绍“住火取出,研细收贮备用”,则不知者将连药渣一起取用矣(时有某医大两年青女同志来访亦在座),且砂锅亦非制丹之具也。殆为保密之故。其实五烟丹治瘤,雄黄含砒,丹砂含汞,当是主药。后世红升丹、白降丹、五虎丹(《疡医雅言》方:水银、白矾、牙硝、青矾、食盐),无不具此作用。五毒之药流传至今,至少在一千七百年以上,尚能创此奇迹,祖国医籍中,此类方剂甚多,此老推陈出新,善事发扬,信手拈来,遂成妙药。吾人万勿为“不治之症”所吓倒,以为古方不可以治今病也。
六经辨证,创始于内经而完善于仲景,其适应范围至广,本非专为外感设,昔人谓:“《伤寒》以六经箝百病”,虽立言近夸,然能明阴阳之微旨,穷方证之运用,临证视病,自可应无穷之变。如拘守六经传变之说,又以风寒袭表为唯一之病因,以麻黄、桂枝二方为解表唯一之处方,则胶柱鼓瑟矣。请以常见疾病举例言之:疮疡初起或毒虫咬伤,多有表证,有表证即可谓之太阳病,是太阳病即当汗解,借用荆防败毒散,往往-汗即愈,此非风寒之外袭甚明也;曾见胆结石病人,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胸胁痛,以小柴胡汤加通利软坚之品治之而愈。寒热往来,口苦咽干,少阳证也,胆结石是杂病,非伤寒也,亦非由太阳传来甚明也;曾治多例肠梗阻病人,皆口苦咽干、呕恶,腹痛便秘,审得为少阳与阳明合病,以大柴胡汤一服而便通痛止,肠梗阻是杂病,非伤寒也,此少阳阳明合病,亦非由风寒外感传变而来甚明也。至于夏月吐泻多太阴证,大汗亡阳多少阴证,小儿蛔厥多厥阴证,尤所常见者,凡此皆与外感风寒无关,然皆可以六经辨证之法治之。举一反三,在学者之慎思明辨而已。
张景岳多闻博学,著述等身,不仅学古有得,抑且经验宏富,隋唐以后,推为大师,非过誉也。其始也以善用熟地而得名,其终也又以好用熟地而得谤,陈修园之攻讦,推波助澜,要誉窃名,持论有失公允,明者自知之。独于“非风”一论,立言偏颇,推其用意,本欲阐明中风病机,以纠前人之失,如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痰者,故其言曰:“中风之病,虽形证似风,实由内伤所致,本无外邪,故不可以表证论”。由此可知者有三:①景岳所反对者为外袭之风;②景岳治风,仅拘于散之一法;③以景岳之博学,非不知内伤亦有风证者,则其反对中风,重点在“中”不在“风”。余故曰:非中则可,非风则不可。何者?中者专指外邪,风则兼内伤言,古人以天人相应之说论病,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人则肝之经应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是也。景岳既谓“‘非风’为肝邪风木之化。”今“形证似风”,又以“非风”名之可乎?况治风亦不止散之一法,柔润、潜镇、疏达皆治风法也。景岳何以有此误?其原因大抵由拘解《内经》而来,《内经》论此证,有由外邪者(《灵枢·九宫八风篇》:“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亦有由内伤者,后者率归纳于厥证。《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烦劳则张……使人煎厥”。《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均是。《内经》派别非一,撰非一人之手,吾人当从理论体系看,从病机看,岂可拘厥证之名称,遂下“非风”之结论哉!
或谓川陕之医,多喜用温药,江浙之医,多喜用凉药。我以为此与地区气候有关。《内经》:“地有高下,气有寒温,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气寒则宜温,气热则宜凉。江浙地势较低,故使用凉药的机会多;川陕地势较高,故使用温药的机会多,当属《素问》“异法方宜”之列,非所谓“喜用”也。但是,有些人因所处地区不同,形成“喜用”的偏见者,亦时有见之,而且,此种偏见并非自今日始,历史上早就流传着“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了。方勺
《泊宅编》载:“蜀人石藏用,以医学游都城,其名甚著;陈承余杭人,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石是四川人,喜用温药;陈是浙江人,喜用凉药。二人都是宋代人,距今已近千年,其温凉偏见则无异。藏用无著作传世,后人少有知者;陈承曾校正《和剂局方》,著有《重广补注神农本草经》,后者今未见,惟汪昂《本草备要》细辛项下引陈承说:“细辛不可过一钱,多则气不通,闷绝而死。虽死无伤可验。”其畏温药如此(或谓一钱指一钱匕,细辛非散剂,不应以钱匕计量,其说恐未然)。因忆吾乡一禹姓老医,素攻叶王之学,颇有时望,笃信陈承细辛不可过一钱之说,一日,有一农民治寒厥头痛,用细辛七分,写方时,误将分字写成钱字,患者持方走药店数家,皆拒不给药,告以细辛无用七钱之理,当是七分之误。患者平日对禹信之入迷,以为老先生平日谨慎,不会错,当是病情需要之故,然药店终不给,患者无奈,只得按七分之量,捡药十帖,回家后,将十帖之细辛并作一帖,以足七钱之数。煎服后,久治不愈之头痛,竟一啜而愈。可见药之寒温与剂量大小,以切合病情为第一要义。故方勺评石陈二人有云:“古之良医,必量人之虚实,察病之阴阳而后投以汤剂,或补或泻,各随其症,二子乃偏执于冷暖,而皆有称于时何也?”亦可见偏见每易获名,若知寒温各随其证,则名或不显,慨古今名实之不相称者,又岂仅藏用陈承而已;而名医之与良医,未可等同一例,于此亦可见焉。
方勺《泊宅编》载:“提点铸钱朝奉郎黄沔久病渴,极疲悴。予每见必劝服八味丸,初不甚信,后累医不痊,漫服数两遂安。或问渴而以八味丸治之,何也?对曰:汉武帝渴,仲景为处此方,盖渴多是肾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势未至于消,但进此剂殊佳,且药性温平无害也。”按仲景献帝时人,方氏欲取信于人,故为诡说,后人学而不思,据为信史,于是张杲(南宋人)引之入《医说》,赵养葵(明入)著之于《医贯》,周学霆(清人)援之为《三指禅》,不知献帝之去武帝已三百年。盲从附和,曾不一思,此岂方氏始料之所及耶!又养阴清肺汤为治白喉屡验不爽之方,而恽铁樵、陆渊雷两先生皆表示反对,谓白喉当用麻杏石甘汤云云。忆年轻时,同道邓伯揆患白喉且畏寒,余谓之曰:白喉宜不宜麻杏石甘?忌不忌表?君是医生,病且具表证,请“以身试法”,为医学作点贡献,此难逢之机会也。邓君欣然应允,余即为拟麻杏石甘汤方,捡药一帖,当晚煎服,翌晨访之,邓君喉中燥痛,病情加剧,二人不禁相对大笑,余立即改拟除温化毒汤(养阴清肺姐妹方:生地、葛根、银花、枇杷叶、桑叶、贝母、木通、竹叶、薄荷、甘草)与之,方即愈。因叹著书立言之不可不慎也。方今职称晋升之际,大家竞相著书发文章,向学之风可喜,特举古今二例以与同道共勉。
学随年进,识以见广。余于四十岁以后,始信有柔肝养胃法,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往岁治脘腹痛,心下突起,如有头足,疼痛不可触近者,习用大建中汤,有覆杯痛止之效。其证且见面色发红,唇亦干红,惟脉缓细可辨。因病以温药见效,仲景又有“心胸间大寒痛”之语,故以中气虚寒,阳明浮热释之。前年治一脘痛老年妇人,心下突起不可触近如大建中证,投大建中汤,痛益剧。细辨之,则患者口燥咽干,大便干燥难解,脉细弦,皆非大建中证所有。同一脘痛、心下突起不可触近,而前者为阳虚证,后者为阴虚证。现象同而本质异也。乃改用一贯煎合叶氏养胃方加减进之,…以柔养肝阴,一以濡和胃土,痛遂平。嗟夫!昔见王孟英诋东垣清暑益气汤,因不敢用,及至三十岁以后,始知夏季清暑益气证甚多;见黄玉楸倡暖水燥土之说,遂偏于温燥,至四十岁以后,始知现今阴虚证甚多。迩年以来,年事日增,识见亦广,昔日之多所不知者,今日临床上且往往而有。乃知前此诸贤,其倡之者,皆其所长;其诋之者,多其所不知。后进者,求其所长而遗其所不知,则得之矣。亦见学未深造,而轻议前人,非但自误,抑且误人也。其无知妄作,本非实学,或蓄意攻讦,意在自炫者,又等而下之,不在此例。
《理瀹骈文》专以外方疗疾,不事内服,谓外敷药纵无效,不致贻害。立不败之地以求必胜,用无过之法而希有功。余尝以为此等医生,其自谋甚周,概不足以疗大病,愈痼疾大病,有须大吐、大下、大温、大补者,所谓“若药不瞑眩,厥疾勿瘳”也,病甚急而以缓药图之,病甚重而以轻法济之,负稳当之名者,有耽搁之误”(景岳语)矣!迨识见既多,知亦有不尽然者。《余听鸿医案》载:有一典中司帐者,肛漏十数孔,穿肛穿臀,更穿及股髀,百药不效,后有人告用水菖蒲一味,逐日煎水薰洗,遂愈。又一人额上从发际至眉心三四寸许,痒痛非常,搔之流水,以麻线刮之,指甲掐之,如虮虱有声,用苍术、黄连、乌梅等分,研细末,痒时搔破,擦以药末,十余日痒止结痂,半月余痂落,平复如常。观以上所载,病无论轻重,外治方有足以济内服药之所不及者。又:外太祖谢楚珍公(1820~1893)在世时,曾治某家一雇工,因肉骨梗咽,百计不得出,项已肿,势甚危急,公用红绸一小块,丝线吊其角,捏紧如豆大,开水缓缓送下,红绸已粘骨上,用手将丝线轻轻带动,其骨即随呕吐一喷而出。此亦外治法之一,构思之巧,令人叹服。
脉迟为寒,脉细为虚,指一般规律而言,在某种情况下,虽有迟细脉出现,有不尽属虚寒者,如气血郁滞之痛经,即其例也。患者陈某,十七岁,农村干部,经汛来潮,腰以下胀痛,伴头痛,脉迟细,似虚寒证,予真武汤三帖,痛不减,面色反有热色,痰中挟血丝,脉更迟涩无力。审得经来量少,知为气血郁滞所致,改用香苏饮(香附、苏叶、陈皮、甘草)加丹皮、桃仁、玄胡双调气血,数剂即愈。
狂犬病为传染病中最惨者,发病时,初则恐惧,继则狂躁,终致麻痹、瘫痪而死。当其躁极无奈时,每有自咬其手指而不能自禁者。民间治法甚多,吾乡盛行有斑蝥方,为斑蝥、番木鳖等药组成,验否不可知。年青时尝闻吾乡朱某被狂犬咬其影子,越三月病发,治疗无效而死。又一王姓老妇,梦中被狂犬咬伤,服药无效,数日而殁。于是,乡人之于狂犬,遂有谈虎而色变者。余以事属无稽,向甚疑之,及稍稍知医,乃知前此乡人之死,非死于狂犬,实死于斑蝥、番木鳖等毒药也。本无病而频频以毒药灌之,危言以恐之,安得不死?须知本病为狂犬病毒所引起,由患病动物而传染,咬影子或梦中被咬,断不致于发病。文献记载,人被咬伤后,发病率仅百分之六七十,一般为三个月左右发病,最短者十天,长者可达两年以上。发病后,感觉过敏,遇强光大声乃至风吹,皆可引起全身肌肉痉挛,而尤恐水,一见水,甚至闻水之声,想水之状,即可使咽喉拘急,因而虽有良药,亦不得下,狂犬病之所以十发十死,此亦为主要原因之一。世传下瘀血汤及人参败毒散加紫竹根、地榆,据云皆有效。陈士铎《辨证录》载有活命仙丹(木鳖子三个切片,斑蝥7个陈土炒去头足,米一撮,大黄15克,刘寄奴15克,茯苓15克,麝香0.3克,各研细末和匀,黄酒调服9克),据云“一剂而毒气全解,至神之方也。不必二服,七日皆奏效;过七日,必须多服数次,无不可救”,则浮夸之言,不可尽信。
按以上各方,皆狂犬病早期所用,及恐水症状发作,滴水不得见于前,则所有良药,均成废物。今考恐水病者,仲景所谓蓄血发狂证也,故下瘀血汤、地榆、紫竹根皆有效,但药力轻又皆煎剂难服,今宜改用仲景逐瘀峻剂以新方法给药,则此关可破。可用抵当汤一帖(量病人强弱及症情轻重配药),煎汁备用;先用人工冬眠使病人进入深睡状态,然后用上药以鼻饲管灌下,为斩关夺隘之计。此病留心三十年,始悟及此法,特志于此。或者,十发十死之病,得此古方新法而盎然春回也。
附:抵当汤古方:桃仁二十个,水蛭(熬)、虻虫(去翅、足,熬)各三十个,大黄(酒洗)三两。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更服。
中医学辨证精细,辨病则粗略,此无他,历史条件限之也,能吸收现代医学辨病之长,以补我所短,则中医学必将大大跨进一步。以疝气言,疝之古义,本指痛言,故《巢氏病源》云“疝者痛也。”后世七疝之名则多指阴囊疾患。然附睾炎、睾丸炎与小肠脱出,实风马牛之不相及;阴囊鞘膜积液、精索静脉曲张亦形同而实异。善辨证者,知热疝而用知、柏,则急性附睾及睾丸炎也;知水疝而用五苓,则阴囊鞘膜积液也;狐疝、气疝皆小肠疝,治法甚多,有治此效而治彼不效者,附数方于后,以备参考;癫疝阴肿如斗,似丝虫病之阴囊象皮肿,尚不知何方有效,有待探索;《金匮》寒疝,指阴寒腹痛言,虽间引阴痛,初非阴囊疾患;筋疝疑是精索静脉曲张;血疝究指何病,亦尚未知。三层茴香丸云治一切疝气,虽三十年之久,大如栲栳,皆可消散,言近于夸,未可尽信。如上所述,知现代医学之辨病,亦大有助于中医学之辨证也。
附:治小肠疝气方
①小茴香10~15克,冲汤内服,甚效。甚至有解除嵌顿之报道。或加少量食盐炒研为末,煎青壳鸭蛋1~2枚,临睡前服之,四天为一疗程,对鞘膜积液亦有效。但对成年人疗效不显。
②《金匮》蜘蛛散治阴狐疝气、时时上下。所有蜘蛛品种,学术界颇有争议。余治-女孩名朱丹,年约15岁,患腹股沟疝,余即用屋角张网之黑蜘蛛获效。药用黑蜘蛛14只,瓦上焙干研末,肉桂粉14克,二药混和均匀,每用2克,饭后开水调服,日二次。一料即愈。
③乡先贤王平石老人,前清咸、同间人。朱明太、卿果夫等一代明医,皆出其门下。其治疝不论新久,先服败毒散两剂,再用下方,每多奇验:当归12克,飞竹18克,红柴胡5克,升麻2.5克(以上均蜜水炒),花粉10克,酒白芍10克,郁李连壳6克(小者真,大者伪,故连壳用),山
楂、上桂各3克,小茴、香附各6克(均盐水炒),荔核5枚(煅研)。
④胎盘…具,猪精肉适量,生姜、白胡椒各少许,剁成肉泥后,再拌麦粉若干,亦可人白糖适量,做成肉丸,再以香油炸之,任意吃,一料可愈。双峰县石牛区一领导干部之小孩,患小肠疝,服此方愈,并亲为余言如此。
⑤《齐氏医案》载:吃梧桐子可治疝,余未验过。近见小儿三人患小肠疝,均吃生荔枝获愈,则生荔枝亦不失为治疝单方也。
麻疹发病,只要初起透发得好,则以后之经过与转归,自然一帆风顺,与天花之重在后期灌浆,关键一前一后,恰成对照,故俗有“麻前痘后”之说,实经验之谈也。何谓透发得好?曰细、曰密、曰红、曰润,四字尽之,反此者为逆证,即不细而大,不密而稀,不红而黑,不润而枯也。疹子透发不顺利,不内陷为肺炎即下窜为泄利;泄利者毒火尚有出路,肺炎则焦石流金,死机多伏于此。
透疹之方,古有宣毒发表汤(葛根、牛蒡子、前胡、枳壳、荆芥、防风、连翘、木通、薄荷、升麻、桔梗、竹叶、甘草、芫荽为引,寒邪加麻黄,食滞加山楂,里热加黄芩(近人喜用紫苏、葱白代升麻、桔梗)。今有荆防桑菊饮,麻疹初起,用之得当皆有效。
至若疹色淡红,脸白神疲,发热不壮,属于脾气虚乏,不能托邪外出者甚少见(可治以四君加当归、麦冬、浮萍);
其有过用寒凉败脾肾,以致下利清谷,手足厥冷,宜甘温以扶阳气(全真一气汤);或过用苦燥渗剂,耗其津液,以致疹形干枯,舌燥无津,宜清滋以培阴液(西洋参、二地、淮山、沙参、寸冬、蝉衣、红花、甘草)者,均为坏病,不在此例。
小儿之体,阳既稚弱,阴亦娇脆,重病、暴病、久病,或轻病重药,或肆意寒凉,皆足以败中而戕生。病家之惊惶失措,慌乱无主,往往偾事,其出于爱子心切,固可谅也。奈何医家操性命之权,受嘱托之重,而不兢兢业业以从事,徒然胶固旧说,逞我臆见,前车既覆而不求其所以覆之之故,甚至巧言诿过,蜚语伤人,既不能处心积虑以求改进,而又徒千方百计以炫众售技,此辈者诚不知其居心何在也?友人王君柏荣告:劳田王某之子,每至夏季即病发热吐泻,(按:当是中毒性消化不良),医者不知照顾中气,肆意寒凉,终至中气颓败,手足厥冷而死。四年之间,病如是,药如是,而死亦如是者凡四子。至第五年夏,其五子吐泻之病又作,王某惊弓之鸟,闻之病悸,乃抽神方,得理中汤,医家闻而阻之,药肆又阻之,亲邻之一知半解者亦阻之。王某固知医,亦知理中为温补剂,诚不可浪服,然如是病而死者已四子,服寒凉均不救,或者其可温燥?顾终不敢服,乃嘱其妻曰:我往隔壁抹牌去,五儿病已危,我亦无策,姑服此药方,死即告我,未死,晚我自回也。王某抹牌消遣,心实忐忑,日暮竟无信息,归家视之,儿病已大安矣。夫医者墨守陈规,固执不通,死亡相续,终不自悟。致令病家不得已而乞灵木偶,乃获倖生,斯亦医林中一大讽刺也。
肠胃积滞,化生风热,症见消谷善饥,大便泄泻;或食欲呆滞,大便干结;或口渴多尿,状类消渴;或寝汗磨牙,将成疳积。此等证候,小孩为多,总由肠胃积滞而起,下方皆可治之:谷精草30克,鸡内金10克,五谷虫10克,煅牡粝15克,西党参10克。
小儿脾虚,食欲不振,腹满便溏,形瘦体倦者,参苓白术散、异功散诸健脾方药,皆可随证取效。遇纳呆而大便干结,或腹泻而消谷善饥,则一般调理脾胃之药,皆与病情不切,唯此方消食磨积,清泄风热,最为适宜。
尝见谭礼初老医师喜用此等药治小儿腹泻甚效,经细心观察,患儿无不由肠胃积滞而起,因简炼充实以为方,并扩大其适应范围,定名为消风和胃汤,治疗小儿上述诸证,随用随验,真奇方也。《素问·风论》“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临床上亦当以此方治之(医案中有“凌俐疳积案”,可参阅)。
明代李时珍治其甥柳乔因二便胀闭,百计不效,用牵牛子、小茴、川楝、甲珠等药为方,服之遂愈。外太祖谢楚珍公(1820~1893)以外科负盛名于前清同治、光绪间,于内科杂证,亦深素养。遗案五十余则,案中用前四药为方者凡数见:一为治贺礼堂嗜酒久嗽潮热案,一剂得安,四剂痊愈;一为治戴邻甫胀泻案,愈泄愈胀,半载不愈,投方三剂而平。余在沅江南大膳时,一小儿久咳不愈,腹部胀硬,舌心有厚苔,亦用此方加味治之而愈。以此方创始于李(时珍)而屡败于谢(楚珍),因名之为二珍饮,以志薪传之意。考《本草纲目》牵牛子项下:“时珍曰:外甥柳乔素多酒色,病下极胀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三昼夜,医用通利药不效,遣人叩予,予思此湿热之邪在精道,壅胀隧路,病在二阴之间,故前阻小便,后阻大便,病不在大肠膀胱也。乃用楝实、茴香、穿山甲诸药入牵牛加倍,水煎服,一服而减,三服而平。”此处描写急性前列腺疾患症状与病理,跃然纸上,直疑为现代人语,又能提出治法,启迪后人,故凡湿热积滞,舌苔厚积者,不论为咳嗽,为泄泻,为大小便闭,皆可试用。近年余用治尿路结石绞痛,颇收良效,乡人有辗转传抄其方者,故不仅前列腺疾患也。
附:二珍饮
牵牛子5克,川楝6克,小茴6克,山甲珠6克。
病情万变,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然后据理定法,选方择药,自无遁情,能如此者方谓之良工。然…定之病,古人已有一定之成方可循者,则不必重劳心力也。如结喉痈之用黄连消毒饮,胬肉攀睛之用选奇汤等是也。余用中和汤治骨槽风,屡用屡效。(初起去桂、术)其方粗视之殊杂乱,而投之效如桴鼓,其药物组成如下:白芷、藿香、桔梗、黄芪、肉桂、白芍、当归、川芎、白术、寸冬、甘草、人参、生姜、大枣。
概骨槽风一证发于面腮,牙关拘急,口臭苔腻,病属阳明风湿,藿香、白芷是主药也。
手部生毒,阳证多,阴证少。无论已溃未溃,其脉多洪滑,治法只宜凉血解毒。疡科套法,切忌浪用,点白降丹则痛如刀割。尚记数年前,吾乡农民林某,手掌生疮,即方书所谓茱萸疮者,原无大碍。延外科治以温补托里,遂益肿痛溃烂,因而殒命。清·陈士铎《辨证录》有释擎汤,治手心毒痛。余用治手部诸毒,确有殊效,惟用量偶有出入耳。原方为银花60克,玄参60克,生地30克,当归30克,地丁15克,贝母6克。
又有消疽散,云“治—切恶疽,头黑皮紫,疼痛异常者”,方意与此略同。药用忍冬藤30克,夏枯草30克,生地9克,地榆9克,连翘9克,花粉9克,白芷9克,甘草6克。录以备忘。
酒客腿部生毒,状类附骨阴疽,多属湿热郁阻,不得以温托套方,率尔投治。余于族人求林见此病,医作阴疽治,卒不起,后闻某杂志谈及此证,知他人亦有此经验也。因识于此以自警。
考清代许克昌、毕苍霖所撰《外科症治全书》对此已有记载,谓“好饮之人,每发酒毒,如阴疽状,发无定处,多兼头晕、发热、汗出、呕吐之症,此元气大伤,酒毒薰蒸,结滞经隧,治宜清利湿热,培补元气,内服加味解酲汤,外以赤小豆为末,滚水或米醋调敷,或以乌龙膏敷方,若误服阳和汤、小金丹等甘热之药,轻则呕吐脓血,重则神昏发狂,成痉不救云”。
附:加味解酲汤:
葛根茯苓木香砂仁人参白术陈皮神曲泽泻
按:治此亦须辨证,初起有表邪,仍须先用疏风清热除湿之品治之,始为合拍。
吴某,年六十三岁,左颈生一瘤,大如拇指头,至长沙市某医院检查,诊为颈动脉瘤,血压又高(190/110毫米汞柱),非手术所能治,因来我院门诊。吴固业医,目击此病死者且数人,惶惶然冀有名老国手,或能拯于危殆,一老医束手谢不敏,一年轻女医生见之曰:吾师治此有方屡效,可以一试!方用:
归尾12克,赤芍10克,桃仁12克,红花3支,枳实10克,蒲黄6克,灵脂10克,荔核10克,川楝10克,泽兰叶10克。
吴某照方服之,果三剂消其半,血压下降(130/80毫米汞柱),十余剂全消。
喉症因地当冲要,一遇病情危急,汤药治疗,往往缓不济事,于是有外治之法。何廉臣氏所谓“喉风不吐痰,喉痈不放血,皆非其治。”可谓片言扼要也。白喉患者之死,除心肌麻痹外,窒息为最常见之原因。所谓紧喉风或缠喉急痹(喉风而绕项肿者为缠喉),皆指喉病窒息时之症状而言。此时在有条件之地区,可作气管切开术,则胸高气喘、声如曳锯之状,可以顿平。如偏处农村,喉痹不通,刻难延耐,舍引吐别无良法也。吐方甚多,既便且廉者,当推桐油饯。其法即温水一杯,加桐油二三匙,搅匀,以硬鸡鸭毛蘸油入喉中扫吐,连扫四五次,吐出痰涎,再扫再吐,以入醒声出为度,然后用甘草水漱口去桐油气,再服雄黄解毒丸,每次1~1.5克,得吐下为中病。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温毒喉痛案后何廉臣先生所述外治法,颇切实用,节录其要以备采择:
(1)要备杏仁核弯刀。凡杏仁核肿大,势必胀塞喉关,药食难下,必用弯刀于杏仁核上放出脓血,则喉关宽而药食可下。
敷患处喉外两旁,一周时起疱,夏日贴二三时即起疱,不必久贴,起疱后速即挑破,挤出黄水,倘紫色或深黄色者,宜用药丹贴于疱之左右,仍照前挑看,以出淡黄水为度,再用大蒜头捣烂如蚕豆大敷经渠穴,男左女右,用蚬壳盖上扎住,数时起疱,挑破揩干,以去毒气。
(2)要提疱以泄毒。用异功散①如蚕豆大,放膏药上,(3)要漱喉以去毒涎。取新鲜土牛膝根叶捣汁一碗,重汤炖温,不时漱口,漱毕即低头流去毒涎,再漱再流,须耐心流十余次,毒涎方净。此品为治喉圣药,善能消肿散血、止痛化痰,无论何种喉证,用之皆效,以其能去风毒痰涎也。凡喉症以去风毒痰涎为第一要义。倘红肿白腐,用紫金锭9克,热水冲化,俟冷含漱患处,吐出,再含再漱,此法不独能去喉腐,且能导吐风痰。
(4)要吹鼻以通气吐痰,凡喉痧(按:指猩红热)肺气无不窒塞,首用吹鼻一字散②即喷嚏出而吐毒涎;若鼻塞喉闭,必用喉闭塞鼻枣⑨,若小孩鼻小,枣不能塞,用棉花包药塞鼻亦可,但不能令药靠肉,以免肿泡之患。若喉闭势重者,用两枣将两鼻齐塞,治喉痧喉闭,气息不通,命在垂危者,有起死回生之功。较之用卧龙丹、紫金锭开关各法,不
斑蝥12克(去翅足,糯米炒黄,去米不用),血竭、没药、乳香、全蝎、玄参各2克,麝香、冰片各1克。共研细末备用。
吹鼻一字散:牙皂21克,雄黄6克,生矾、藜芦各3克,蝎尾7枚。共研细末,吹少许入鼻孔,令喷嚏。
③喉闭塞鼻枣:蟾酥2克,细辛1克,辰砂1克,麝香1克,冰片1克,牙皂1.5克,半夏1克,辛夷1克,巴豆1克(去油),牛黄1克,雄黄1克。研极细末,用红枣切破一头,去核,将药少许纳入枣内,用线扎封枣口,左痛塞右鼻,右痛塞左鼻。
能得嚏百无一生者,不若此枣一塞,痰气渐松,人事转醒,询多效也。
(5)要吹喉以解毒去腐,退炎止痛。首用烂喉去腐药①以流去毒涎,接吹锡类散以去腐止烂,末用珠黄散以清余毒而生肌。
(6)要刮后颈以散毒。于后颈窝处搽真薄荷油少许,用钱一枚,如刮痧样向下顺刮,须千余刮,显出块点,用瓷片锋刺破,即以蜞口(即蚂蟥)吸去恶血,无蜞时,即以小吸筒吸出之。散毒最为神效。此治喉痧、喉痹、喉痛、喉蛾及各种风火喉症之妙法也。
近世治喉症,喜用辛凉清润,同-乳蛾(急性扁桃体炎),个人经验,有白点者用除瘟化毒汤(生地、葛根、银花、枇叶、桑叶、贝母、木通、薄荷、甘草、竹叶),无白点者用时贤干祖望氏验方(桑叶、牛蒡子、荆芥、杏仁、射干、玄参、贝母、薄荷、蝉衣、山豆根、佩兰、芦根、甘草),效果均佳。但亦有半夏散证,不可不知。
陈姓女孩,12岁,于1963年8月20日来诊。主诉喉痛,查其扁桃体红肿,询其症,头痛,呕恶,时时吐清稀痰烂喉去腐药:用土牛膝根叶汁,晒干净末30克,苏薄荷末1.5克,浣花青黛1.5克,梅片1克。共研匀,密藏,忌火烘。
珠黄散:珍珠粉2克,牛黄1克,川贝、煅龙骨各1.5克,煅青果核3个。共研细末,瓷瓶密藏。
沫,纳呆,舌苔薄白满布,脉极细弱。余用法夏10克、桂枝6克、甘草6克。上午服一剂,下午头痛呕吐皆平,唯时时吐沫如故,原方加茯苓10克,二剂愈。
《灵枢·大惑论》谓:“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又云:“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故阴阳合抟而精明也。”后世以精字去米加日,于是有眼睛之名。治疗上又按阴阳合抟之义,演绎成五轮八廓之说。然以目为肝窍,肝为风木之脏,藏血而胎火,故疏风清火、滋阴养血,遂为眼科常用之法。余于眼科,甚少知识,就其临床所见,则今之砂眼即昔之风眼,今之急性结膜炎即昔之火眼。凡风眼火眼,初起总宜疏风清火为主,辅以凉血行瘀,收效甚快,成方选奇汤(羌、防、芩、草)、九味羌活汤,皆可加减选用。凡初起昧于疏透者,往往缠绵多日,甚至轻病变重,重病转危者有之。又角膜溃疡,属瞳子黑眼之病,多为肝肾阴虚,杞菊地黄丸屡用有效。小儿疳疾伤目,营养不良所致,理论上亦属阴虚,消疳无价散为斩关夺隘之良将:石决明(煅)45克,炉甘石(童便泡…昼夜,烧透以能浮水者佳)、滑石、海螵蛸(煅,去壳)各15克,雄黄6克,朱米砂3克,冰片1.5克。共为细末,量儿大小,每用0.9~1.5克,以不落水鸡肝一付,竹刀切破,上开下连,掺药在内,用线扎好,加淘米水入砂罐煮熟,连汤食尽。邻人谭某之子,疹后得此病,势已危急,友人谭济民进此方于焦头烂额之中,得保一目。又:急性青光眼,目胀欲脱,偏头痛如
劈,俗谓之“头风射目”,极危极急之病,速刺风池穴,并针太阳出血,以吸筒吸之,内服用硝黄于疏风剂中,大便一通,症状立即缓解。又尝见津市眼科毕人俊先生,治脑膜炎后遗症双目失明者,用小柴胡汤加胆草、大黄、玄参、当归、白芍、桃仁、红花、石决明、葶苈、牛膝等药甚效。毕氏用大黄,自谓从《伤寒论·阳明篇》“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条悟出云。
《本草纲目》载酸枣仁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生用疗胆热好眠。后人信以为真,曾见汽车司机朱某患失眠,其父以枣仁炒研与服,服后非常兴奋,失眠更甚。我常有失眠,服生枣仁往往有效。知本草所载,每多臆说,不可尽信。后阅《山东医刊》1957年创刊号载,有人实验证明,枣仁久炒油枯后,失去镇静效能云。
梦遗证多见于聪明伶俐之青少年,而浑朴憨厚者少见。情窦初开,年少无知,淫秽书刊诱于前,歹朋恶少促其后,初由手淫而致者居绝大多数。其始也视为偶然,而且讳莫如深,及积习既成,遂成漏卮,于是始则梦遗,终为精滑。晚食过饱则滑,饮水太多则滑,劳累过度则滑,衾褥舒适则滑,此时虽欲制之而无可制,始萌懊悔之念。失精既多,所谓“神经衰弱”由此起矣,所谓“前列腺炎”亦由此起矣。概虚劳病之阶梯也。治之之法,侧卧曲一足睡,可以暂制发作,每晚以刺猬皮粉3克,淡盐汤下,确为治标之良方,另以桂枝龙牡汤或二加龙骨牡粝汤随证用之,服数帖至数十帖,渐发渐稀,多有可愈者。
陈仓米味甘淡,性平无毒。《名医别录》称其“主下气、除烦渴、调胃止泻。”《日华子诸家本草》:“补五脏,涩肠胃”。《本草纲目》:“调肠胃,利小便,止渴除热。”可见陈米有养胃除烦之功,指陈仓米面言。旧俗:寺庙雕塑神像,必于神像腹内置茶叶、大米等物,名曰“安肚脏”,谓如此可增强菩萨之灵验云云。此种大米藏神像腹内,经时既久,霉变虫蚀,则有大毒,服之杀人。“文革”初,“破四旧”之号召一下,举国如饮狂泉,各地占迹文物,捣毁一空。我乡梅山仑上有石龙殿,殿内有神像数十座,惟前殿“圣帝”高丈余,皆木雕漆金,数百年前之珍贵艺术品也。族子某率红卫兵多人人殿,肆意摧毁,惟此“圣帝”最大,合多人之力始推倒,并碎其躯,有大米、茶叶等物在其内,族子曾闻人言,神像肚内之米,服之令人胆壮,乃取米若干,回家煮之以食其子,不料其子食后,腹痛呕吐不止,族子以为“圣帝”显灵降灾所致,于是跪地哀号,悔过求饶,然亦无效,未几竟毙。以事不常见,特记于此。
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载验方三则,喜其简便,录之如次:
(1)“辛稼轩初自北方还朝,官建康,忽得癫疝之疾,重坠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叶珠(原注:即薏苡仁也),用东方壁土炒黄色,然后水煮烂,入砂盆内研成膏,每用无灰酒,调下二钱即消。沙随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亲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叶珠,只于生药铺买薏苡仁,亦佳。”天雄按:颓,堕也。疝,痛也。凡小肠小坠而作痛者,始谓之疝。小肠疝酒服薏苡仁,恐无此速效。不知此所谓颓疝是阴囊鞘膜积液否?(《验方新编》亦载此方,用薏苡四两,陈壁土炒,水煮为青)
(2)“饶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肾虚腰痛,沙随先生以其尊人所传宋谊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干,抖罗为末,无灰酒调下。赵如方制之,三服而愈。”天雄按:腰痛原因甚多,杜仲所治者,重在肾虚二字,《局方》青娥丸“治肾气虚弱,风冷乘之,腰痛如折,起坐艰难。”药仅四味,胡桃20个(去皮膜),补骨脂8两(酒浸、炒),杜仲16两(去皮,姜汁浸炒),三味为细末,大蒜4两熬膏为丸。其中杜仲实为主药,故为治肾虚腰痛之良方。余治一彭姓老奶奶,年84岁,腰痛不可俯仰,予下方二帖而效,四帖痊愈:杜仲15克,补骨脂10克,川楝10克,小茴7克,白参5克,当归10克,淮牛膝10克。方中亦以杜仲为主药也。
(3)“沙随先生在泰兴时,有乳妪,因食冷肉,心脾发
痛,不堪忍。知县钱仁老名寿之,以药与之,一服痛止,再服即无他。其药以陈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盏,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钱,再煎热服。钱云:高宗尝以赐近臣。时有归正官校尉,添差县尉,后归军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药归昌国,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天雄按:方中陈茱萸即陈吴茱萸,平胃散在宋代,官局(太平惠民和剂局)制有成药出售,用吴茱萸煎水,再入平胃散三钱煎之,当时最为简便,对寒性胃痛,自当有效。
乙酉(1945年)夏秋之间,日寇盘踞我县(湘乡),民众避兵乱,东奔西窜无宁日,湿热郁蒸,更冒风露,疟疾大发,竟成疟疫(有人疑为日寇所散布)。沿潭宝路一线,几于无人不病,重者疟阵发作仅一二次即死。其证为胸部痞闷,口苦作渴喜热饮,舌苔黑腻。考吴又可《瘟疫论·序》云:“崇祯辛已(公元1641年,即崇祯14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患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其《原病》篇云:“从内陷者,胸膈痞闷,心下胀满,或腹中痛,或燥结便闭,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呕吐恶心,谵语唇焦,舌黑苔刺等证。”病情也大致相同,其达原散一方,正缘此等证候而设,临床时值得注意。
吾乡旧俗,寺庙中有神方,皆镂板印之,尽由前代方书上抄来者,故温凉补泻之方皆具而以数字标之,贫家无力延医或病之久治无效者,往往以香纸祷于寺庙,寺庙主持人以筒盛竹签百数十只,亦皆有数字,频频摆动竹签,以最先出者为准,即按此竹签之数字找出神方即得。余亲见有服神方病情加剧或死者数人,如房侄同和及乡人王某等皆是。亦有服神方愈者数人,记之如下:
龙右病疟,医者悉治疟之法久不得愈,乃至新庵堂抽一神方,用当归、荆芥二味为末,米烧酒冲服,一啜而瘥。其病初起时,曾一度经余手治,日久症状漫不省记,只知是兵乱后疫疟盛行之时。按《神农本草》载:当归“治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后人不读《神农本草》,故不之知,今乃于神方中得到实验,大抵病疟久者可用。此1946年事。
青树坪侧石桥一小孩,忘其姓名、年十余岁,脑后发毒,漫肿由颈项延及左面部,左耳后及右项现疮头两处,来我处求诊,体温在40℃以上,予醒消丸及黄连消毒饮,均未能消散,嗣后未来诊,后闻病者至某庵抽一神方,药仅两味,即番木鳖四钱、炙甘草四钱,煎水服之,一剂即消。余往访其人并亲见其处方。按:番木鳖性寒有大毒,余曾用丸剂治一鼻咽癌病人,丸内仅含番木鳖粉0.6克,服后,患者即出现全身震颤,此小孩服达十余克之多,未见中毒反应而获奇效,未知药店所给者果是番木鳖抑为木鳖子?或者番木鳖经水煮后,其生物碱被破坏之故。大毒治病,总宜慎重,不可浪服,记此以待研究。此1950年事。
《伤寒·太阳篇》63条:“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汗出而用麻黄,无大热而用石膏,与常法不合,年轻时读此条,甚感疑惑不解。后于戊子夏初,遇一李姓妇女,哮喘大发,胸闷自汗,气憋难耐。余见其汗臭薰人,试予此方,使麻黄与石膏同用,一服症状即平。因知凡事实所有而理论不通者,当舍理论而从事实,因事实可以验证而理论有待探索也。柯韵伯妄改此条为:“无汗而喘,大热者”则削足适履之见,不足取也。本方“汗出而喘”与葛根芩连汤之“喘而汗出”,前者重在喘,后者重在汗出,仲景画龙点睛,往往点在“而”字后面,太阳伤寒之“而恶寒”,太阳温病之“而渴不恶寒”,小青龙证之“而咳”,大青龙证之“而烦”,悉循此例,姜佐景氏已先我言之。虽然,此“汗出而喘”条,置在《太阳篇》中,乃指阳证实证而言,若真阳暴脱,气息坌涌,魄汗未藏,四逆而起,则少阴危证毕露,医护不得离床,黑锡、姜、附所当急进者,与麻、膏之喘汗,又有毫厘千里之别矣。
《金匮·血痹虚劳篇》“夫失精家,少腹弦急”弦急字,人多不解。所谓少腹弦急,乃指少腹筋脉时作一抽之
痛,此种疼痛,不必限在少腹,或在左,或在右,或前连阴茎,或后连谷道,总缘肝气不舒、木郁风动所致。久病遗精之人,确有此症,余年轻时病此,深有体会,因叹仲景审证之精且详也。
余偶病伤风,表散得愈,汗后中气未复,又赴王姓之宴,不免饮食油腻,是晚陡然头痛恶风寒,重被温覆不可制,微有呕意,意为宿食,盘踞中焦,阳气不得四达所致。乃以二指压舌根,徐徐使吐,吐出半消化物及酸水一碗,顿觉腹内舒松,畏寒头痛顿止,乃嚼生姜一小片以降胃气,病遂愈。此次所获得之经验为:①宿食盘踞中焦,阳气不得四达,亦能令人恶寒头痛,不必定有外邪,吐出宿食即愈。《金匮·腹满寒疝宿食》篇:“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风寒二字,注家争论不休,或以为“由于风寒致宿食不化”,或以为“脉紧主头痛风寒,又主宿食不化”,经此次发病而其义昭然若揭。风字上,疑脱“恶”字。②《伤寒·辨可吐》“宿食在上脘当吐之。”知此上脘乃泛指胃中而言。③发汗后不宜饮食油腻,否则易致宿食为病,桂枝汤方后注有禁忌,不可随便看过。
褚澄,南齐,阳翟人,尝为吴郡太守。卒于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东昏侯永元元年(公元499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相传著有医论十篇,即所谓《褚氏遗书》者。该书至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公元935年)始有萧渊序,云其父萧广于黄巢之乱,群盗发掘得褚澄刻遗书十八石,广遗命以褚石为自己棺椁之石,“渊募能者调墨治刻百本散之。”南宋时有石义堪又从萧墓中石刻“漫录诸策”并作序,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1年)又有丁介作跋,离奇怪诞,作伪之迹显然。考《褚氏遗书》有“运气之说,出于《素问》”云云。《素问》运气七篇,乃唐时王冰所加入,此前《素问》哪有运气之说,此正为《褚澄遗书》之伪,又添一佐证也。
慢性肾炎证情复杂,变化多端,每因患者年龄、体质、病程及疾病发展阶段等不同而表现出不同情况。怎样深入证情,掌掘变化,在什么情况下宜培源固本,以复其秘藏之权;又在什么情况下宜疏达通利,以助其排泄之用,从而阻止病势发展,并逐渐使之康复。笔者对此,因缺乏全面而系统的观察,仅就临床所见,谈一些零星体会。
从患病年龄来说,小儿慢性肾炎较成入为易治。健脾理肺为笔者常用之法。有自始至终服用参苓白术散而获愈者。从分型来说,肾病型较高血压型好治些。前者以脾肾虚寒者为多见,故往往温补脾肾可以见效。后者温补脾肾已非所宜,只能以滋养肝肾之剂,缓缓取效。记得患者徐某,年二十余,患慢性肾炎高血压型,食欲尚好,我用滋肾养肝治疗数月,自觉情况逐渐好转。患者性急图快,因见同事曾某患慢性肾炎在上海某医院服温补药治愈,要求转该院住治。住院后,曾来信告知,所服之药与曾某同。后数月,闻其病情迅速恶化,旋即死去。从病情来说,前期要比较好治些,越到后期越麻烦,特别是发展到严重尿毒症阶段,正气愈虚,邪气愈实,治疗最为棘手。此时有皮肤发痒突出的,应看作是正气抗邪外出,和《伤寒论》的“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同一机理,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扶正透表之药,小发其汗,帮助排毒,以减轻肾脏负担;其有大便稀泻的,应看作是正气欲驱邪从大便出,可用攻下于扶正药中,帮助排毒,不宜固涩;其有呕吐甚剧的,不必止呕,止亦无效,可禁食补液一二日,呕吐自平。尿毒症出现惊厥抽搐等肝经证候时,常表示情况危急,应严密观察,以防遽变。
值得注意的是,活血化瘀药在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大有研究价值。笔者喜以大量益母草合半边莲或剪刀草(水慈姑)加于相应方剂中,常可收意外之效。又:-慢性肾炎合并顽固性腹水患者,腹胀如蛙,住院一年余不消,时时以手捶打腹部以求缓解,几次心衰,处于抢救状态。此时患者舌光无苔,尿量甚少,余以为此捶打腹部是瘀血证,与肝着蹈胸机理同;此尿量少,是畜水证,不得以“小便自利者血证谛”来自我束缚。遂用抵当汤、禹功散、当归补血汤合三方于-方,攻瘀逐水扶正三法兼用,数服即小便通利,腹水遂消,舌上新苔复生。如有腹水而腹部濡软,满而不胀,精神倦怠,脉弱无力,此正气虚极,只宜温补,慎勿妄攻。
如见神识昏沉,答非所问,此为神明已乱,多是昏迷先兆,极危极急之证,应争取中西结合治疗,同时加芳香开窍于升阳补气药中,尽力抢救。(原载《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抄录时,稍有修改)
友人邓君睿杰,前年在河南长葛某精神病医院工作时,亲见一病人身上虱子甚多,一东北籍医生见之曰:此易事。处方:保泰松0.1克,每次一片,一日三次。连服三日后,全身及衣被床褥,所有虱子尽死。按:保太松,今人用为抗风湿药,口服后,通过人体作用,乃产生如此强大之灭虱功能,则人所不知也。
龋齿疼痛甚急,刻不可耐,多由阳明有邪热助之使然,清其热则疼痛自止。余通常所用者有二方:一按《证治准绳》法,用桃核承气汤,凡脉证俱实者用之;一按《医宗金鉴》法,用清胃汤(升麻、煅石膏、生地、丹皮、黄连、黄芩)加羌活,一般情况下用之,皆以两剂为准,屡试屡验之方也。
1987年我因病住某疗养院,查血脂高出正常人两倍,照片前灌肠一次,即大便稀泻不止,主管医生方欲用西药降脂,余曰:脾阳虚衰如此,则血脂之高,应视为脾虚不能运化使然,徒降血脂无益。乃以理中、黄芽、四君等方出入加减服之,一月后,全身情况改善,血脂亦降至正常。
《素问》中多处提到奇恒,其义亦不一,有作“异常”解者,如胆为奇恒之府(《五脏别论》)是;有作动词用者,如“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疏五过论》)是;有为古经篇名者,如“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奇恒者言奇恒病也。”(《玉版论要》作“言奇病也”。《太素》引此作“言奇恒病”《素问》夺“恒”字)。《揆度》是古代关于诊断方面的书,《奇恒》是治疗奇病和恒病的书。但是,什么叫奇病和恒病呢?《病能论》云:“恒病者得以四时死,奇病不得以四时死。”意思是说,恒者,常也。恒病是四时常见病,春之温,夏之暑,秋之湿,冬之寒,皆是,即外感病也。外感之死,皆与四时因素有关,故曰:恒病者得以四时死,奇者,异常也。奇病即《逆调论》所谓“非常温”、“非常热”,《奇病论》、《大奇论》所论各病皆属之,后世谓之杂病,杂病之发,不关四时,其死亦与风暑湿寒无关,故曰:“奇病不得以四时死。”《史》载仓公受公乘阳庆之书中,有《奇咳术》,《说文》侅字云:“奇侅,非常也。”知仓公之“奇咳”,即是“奇侅”,亦即“奇恒”也,《奇咳术》即《奇恒》书,是仓公所受于阳庆治外感与杂病之书,殆无疑义。由此可知:仲景以《伤寒杂病论》名其书,伤寒是恒病,杂病是奇病,《伤寒杂病论》即仲景所受古代《奇恒》书而加
以演绎发挥者也。余写《素问补识》时尚未悟及,书已出版,特补于此。
明·王肯堂《灵兰要览》颇多经验之言,录其验方三则,以备省览:
(1)中风将发预防方
黄芪、防风、人参、橘红、归身、木通、山栀、甘草、红花。
用水二盅,煎至一盅,入竹沥一杯,梨汁一匙,温服无时。
按:《神农本草经》“主大风”之药有三:黄芪、防风、巴戟天也。方中黄芪一味,俗作升阳补气药。凡高血压患者为气血并走于上,初学医者往往不敢用,近世始知其有扩张周围血管作用,能使血压下降,然临床上血压不升者,又往往投之皆效,并不因此而忌用,则其具有双向调节之功可知也。在医学史上有许胤宗治疗柳太后中风,用大剂黄芪防风汤煮沸置床下,以气雾疗之而愈。王清任治中风偏瘫,用黄芪至125克,皆有效。近年来,余用四神煎治中风甚效,方中亦以黄芪为主药,知此方亦以黄芪伍以防风为主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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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蔡君培升治—妇女病大腹水肿,医院已确诊为“结核性腹膜炎”,久治未效,奄奄待毙,脉息微弱。君以鲜泽漆一把,煎水与服,一服而小便利,即觉症状松减,微弱之脉反而有力,三四服后,患者觉四肢发麻,仍主以泽漆,而辅以参、术、半边莲、赤小豆、仙鹤草之属,病以告愈。
考泽漆为大戟科植物,泽漆的全草士名猫儿眼睛草,俗以大戟苗当之(误),大戟乃峻泻之物,服之一把,至少不下30克,非久病体弱之人所可姑试。文献记载:《金匮》有泽漆汤治咳而上气脉沉者;《千金方》有泽漆汤,合鲤鱼、赤豆、人参、茯苓、生姜、麦冬、甘草,共八味,治水气通身洪肿,四肢无力,腹中胀满,眼不得视者;《圣济总录》有泽漆汤,合桑白皮、郁李仁、白术、杏仁、橘皮、人参,共七味,治水肿盛满,气急喘嗽,小便涩赤如血者;《圣惠方》则单用漆泽十斤,酒熬如稀汤,以治水气。总以上诸方观之,知泽漆之主要作用在祛水气,与《神农本草经》以之治“大腹水气、四肢面目浮肿”,恰相吻合。余以为泽漆既治结核性腹水,则结核性胸膜炎之渗出旺盛者,当亦可用。《金匮》泽漆汤治咳而脉沉,亦恐与此有关。至于外用治瘰疬溃烂,治疮癣,治神经性皮炎,则药物之特性使然,有待进一步研究也。
“热病少愈食肉则复”语出《素问·热论》。王注“复,谓复旧病也。”食肉则泛指动物脂肪而言。吾乡习俗,凡热病愈后吃瘦肉必须去头汤或去浮油不用,小儿麻疹后尤为重要,否则必“发倒烧”,屡有验者。“发倒烧”乃农村俗名,医用术语则谓之“复”也。1948年秋,慈亲病伤寒,多方清解未效,少腹闷热,时有谵语,舌苔灰黑,脉沉数。余以小承气汤投之,未几,即解大便一次,解时寒战咬牙,濈然汗出,扶之卧床休息,战汗之后,热随退去,全身顿觉舒适。翌日,房兄禄庆蒸鲜鲫鱼加肉片少许,送来慰问,时慈亲已热退神爽,余捧之床前,请慈亲品尝,仅吃肉片数点,是晚体温又复升高,余惊悟曰:此所谓“热病少愈,食肉则复”也。猪肉生痰助火,又经高热蒸煮,致令余热复燃,惟有急进清化之品可救。时已秋深,乃至园中采鲜萝卜数个,切碎捣汁,每以一匙,配于相应汤剂中,频频少量与服,旋即热退,饮食调理而愈。此事予我以最深刻之印象,事隔四十余年,记忆犹新,因志于此,为热病食肉则复,助一佐证。
四生散出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药仅四味,皆生用,故名四生散。原载:“治男子妇人肝肾风毒上攻;眼赤痒痛,不时羞明多泪;下注:脚膝生疮及遍身风癣。服药不验,居常多觉两耳中痒,正宜服此,无不取效。
黄芪、川芜活、沙苑蒺藜、白附子各等分。
右为细末,每服二钱,薄荷酒调下。如肾藏风毒下注生疮,以(猪)腰子劈开,以药末两钱合定,裹煨香熟,空心细嚼,以盐酒送下。”
按经典理论,风邪伤上,谓风毒上攻则可,无风毒下注之说,故《类方准绳·中风》引此作“下疰”,不作“注”,其“两耳中痒”是使用本方之辨证要点,概皆出于前人实践所得者。《证治准绳·耳痒》引“沈存中云:余为河北察访使时,病赤目四十余日,黑眼旁暗赤成疮,昼夜痛楚,百疗不瘥,郎官邱革相见,问余病目如此,曾耳中痒否?若耳中痒,即是肾家风,有四生散疗肾风,每作二三服即瘥,闾里号为“圣散了”。余传其方合服之,午时…服,临卧一服,目反大痛,至二鼓时,乃能眠,及觉,目赤稍散,不复痛矣。更进三四服,遂平安如常。”余默记其方,一日,一女病人彭某,来求余诊,年五十岁,因眉风痛,眼球发胀,伴口苦,自言耳道发痒甚剧,其痒从耳中直透咽喉,舌脉亦无明显异常,余曰:此圣散子证也,因口苦加黄芩、甘草。方为:黄芪20克,羌活10克,白附子10克,沙蒺藜15克,黄芩10克,甘草5克。患者服药一帖,症状缓解,四帖服完,诸恙如失。
按:宋代另有圣散子方由二十二味药组成,多为温燥药,为当时治疗疫病之秘方,苏东坡得之友人巢谷世,又传之庞安常,庞氏载于其所著《伤寒总病论·时行寒疫治法》中,非此圣散子也。
咳喘之证,挟饮为多,咳喘之治,随证而异,临床家又各有心得,更难以一方一药以束其范围。就个人所常用而言,急性者有小青龙汤、小陷胸加甘遂汤。慢性者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杏仁汤,视具体情况有加桑皮以泻火者,有加葶苈以泻水者。体虚者,脾虚有补中清肺法,肾虚有景岳金水六君煎加味,用之得当,皆可随手取效。近来吸烟之风日盛,因而由吸烟引起之烟毒咳喘患者,亦日益增多,且上述诸方皆不可用,以其非饮邪,亦非虚损也。日本丹波元简《救急选方》载有“烟毒发热,咳嗽大作”方:麦冬、花粉、知母、栀子、苏子、黄芩、蒌仁、枇杷叶、甘草。
煎成去滓加砂糖一两。
余常用上方治因吸烟引起之咳喘、胸闷并确诊为肺气肿患者多人,皆有良效。原方无方名,无药量,经治既多,因予定名并厘正药量如下:
消毒止咳饮:治长期吸烟,咳喘胸闷,口舌干苦者。
麦冬15克,花粉15克,知母10克,山栀10克,苏子10克,黄芩10克,蒌仁10克,枇杷叶10克,甘草5克。
每次用水500毫升,煎至约250克,共煎两次,混和,过滤去滓,加白糖30克,分两次温服。
“其死皆在六七日之间”,语出《素问·热论》,言热病之传变规律,其愈须十日以上,其死多在六七日之间,亦示医者以临床预后必须注意之点,虽时经两千多年,今日仍不无参考价值。《汉书·文三王传》载梁孝王刘武“六月中病热,六日薨。”是热病六日死之见于史传可证者。戚刘某,抗日期间经营棉纱业,时当盛夏,自外地归,归而卧病,四肢厥冷,心烦脉伏已五日,延医师李某治之,不顾天时,不审病因,竟敢以姜附姑试,一服则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四大俱见矣。此为第六日。李某又投以清宫汤,时余年二十岁,学医初入门,告以此太阳中热——喝病之人参白虎证也,不听,清宫汤一帖未毕,翌日凌晨即殁。中喝为五种伤寒中的热病,其死期恰在六七日之间,可见古人之言,非欺我也。
“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见《素问·评热病论》。其后,《脉经》及《史记·仓公传》,亦间有论及。阴阳交,各家解释不一,王云:“交,谓交合,阴阳之气不分别也。”滑云:“交,谓交错也。”张云:“以阳邪交入于阴分,则阴气不守,故曰阴阳交。”志云:“谓汗乃阴液,外出于阳,阳热不为汗解,复入之阴。”叶桂云:“交者,阴液外泄,阳邪内陷。”章楠云:“外感阳分之邪与内发阴分之邪,交合为。”以上见仁见智,各抒心裁,惜均未能阐明阴阳交之本义。汪昂据《五运行大论》“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以为阴阳交是言脉象的左右交见。但经文明言“病名阴阳交”,非言“脉名阴阳交”。宋·郭雍《伤寒补亡论》以阴阳交即是两感病,谓“两感者言其始感,阴阳交者,著其名也。”清·张琦附和其说,谓“阴阳交即两感也。一阴一阳,藏府相交,而以火为作合,故脉躁疾不为汗衰”,然揆之两感病症状,惟阳明与太阳俱病之“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与之近似,而与太阳与少阴俱病之“头痛口干而烦满”、少阳与厥阴俱病之“耳聋囊缩而厥”,全不相涉,故阴阳交不等于两感病甚明。莫枚士《研经言·阴阳交并论》,据《脉经》与《史记·仓公传》有关资料独标新声,兹录其要云:“其表里俱实而复相连互曰交,续自分清曰并。阴交者,里实较盛,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并阳则初似阴交,而复得汗脉渐静,以里散表解也。阳交者表实较盛,故脉常躁盛而不得汗;并阴则初似阳交而一得汗散,热即泄,以表解里微也。故交者皆死而并者皆生。《脉经》曰:‘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也。’(原注:“得”上当有“复”字)此合阴交与并阳言之,又曰:‘热病脉常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得汗出者,生也’。(按:据《灵枢》“出”应作“静”)此合阳交与并阴言之。阴极阳极,即里实盛、表实盛之谓。大抵表里俱实之证,不交则并,不并则交,死生之关,捷于反掌。《史记·仓公传》‘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绎仓公‘不交’、‘并阴’四字,则知其转易间难逆料矣。《素问》所言,实止是阴交,于阳交无涉。统称阴阳交者,犹男之阴易,女之阳易,统称阴阳易也。”按:莫氏所论,较各家确胜一筹,但其对原文尚有误解处,对临床尚有未彻处,特为条析补正如下:
(1)病名阴阳交,交字即文中“邪、气交争于骨肉”之“交”。邪,温邪;气,精气。汗出复热,为邪与精交争于阳分(骨肉);狂言,不能食,为邪与精交争于阴分(五藏)。今邪与精交争于阴阳两部,故谓之阴阳交。其诊断则是以“脉躁疾不为汗衰”为主要依据而确立的,莫氏谓本病是阴交,与阳交无涉,非。
(2)莫氏“阳交表实,阴交里实”之说是,但谓交者皆死则非。精邪交争于阳分者,汗之可愈,精邪交争于阴分者,下之可愈。惟阴阳交争,汗下难施,则为死证,其病机与两感同。故两感死,阴阳交亦死。
(3)阴阳交之所以成为死证,是因为古代以针灸治疗为主要手段,方法较局限。当时尚无表里双解法,以为邪气表里夹攻,精气两面受敌,故为死证。自仲景出,圣法名方,益人智慧,表里俱病者自有表里俱治之法,故表寒里热者,有解表清里之方如大青龙汤;表寒里饮者,有解表散饮之方如小青龙汤。表里俱热者清之,如白虎汤;表里俱寒者温之,如四逆汤。阴阳交,表里俱热,不过如三阳合病之类,以仲景法治之,未必即为死证。如以古人认为不治之证,后世亦不可治,则读书死于句下,迂腐可笑矣。
(4)莫氏所引《脉经》条文,其源出于《灵枢·热病》篇:“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阳脉之极为表实,阴脉之极为里实,表实者惟汗可解,里实者惟下可解。《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谓“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也。阳脉之极,得汗表解,邪去脉静,故生;阴脉之极,得汗脉躁,里实未解,故死。此处得汗与不得汗以及汗后之脉躁脉静,为判断病邪在表在里及病情预后之法,在表则得汗而脉静,入里则得汗而脉躁,死生亦由此而分。但临床上人里之证,断无初得汗脉躁,复得汗而脉静者。除非里实攻下以后正气来复,有战汗而热退脉静者,否则汗愈出,津愈伤,邪热由弥漫而结聚,燥矢内实,尚何脉静之可言,故《脉经》“复得汗,脉静者生”,“复”字是“其”字之误,又显而易见。
(5)“并阴”、“并阳”本篇无说,惟《仓公传》及《脉经》见之。详考其义,概言病之始起,以发热为突出,初难分其阴阳,及辨明邪、气交争于阳分者,知为并阳,并阳即阳交,故可汗。《脉经》“汗之虽不汗出,若衄,是谓并阳,故活。”此即《伤寒·太阳篇》第40条所谓“阳气重”、“衄乃解”是也,邪、气交争于阴分者,知为并阴,并阴即阴交,故可下。《仓公传》齐中御府长信病案,曰“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切之不是阴阳交之脉,而是并阴之脉,脉与证不相逆,故脉顺清而愈。清,是“清便欲自可”之清,即圊字。故以“液汤火剂逐热”。一经通下,热退汗止,则病自愈。
《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脾是痹的
古文通假字,心脾即是心痹,有唐·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可证,《素问·四时刺逆从》篇“阳明不足病心痹”亦可证。隐曲指大小便,不得隐曲谓大小便闭;不月为月经闭止不行;风消指由胃风引起的消谷善饥;息贲指气息奔冲,贲与奔同,形容呼吸困难之状,与《五十六难》“肺之积闩息贲”,症状同而病因不同。其中心痹在此处可谓之原发病,二便闭与月经闭止是并发症,风消、息贲则续发症也。二阳者,阳明胃也。“二阳之病发心痹”,谓心痹起因往往与二阳胃病有关也。由于胃气以下行为顺,胃病则气逆不降,于是浊阴逆奔,故可发心胸痹阻之病,由于胃气不降,故有并发二便闭阻不通者。在女子可令月经闭止,是因为“疱脉者,属心而络于疱中,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评热病论》)上述病症,如不能得到及时和合理的治疗,尚可传变为风消、息贲等病,尤以息贲为危急难治之证,死亡的可能性很大。
《素问》此段文字,由于假“脾”为“痹”,历代注家又皆把脾字作本义字理解,故所注皆误。自唐·王冰、明·马莳、张介宾至清·张志聪、高七宗等,乃无一例外。
心痹之症征如何?考之《内经》,惟《痹论》所述,较为完备:“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从临床医学角度看,《内经》心痹,应即《金匮》之胸痹,当包括现代医学之冠心病在内。故一开始即举出“脉不通”,把猝死型冠心病的心脏骤停摆在第一位。“烦则心下鼓”,烦,劳也。鼓,动也。谓稍一劳动即感心中悸动加剧。“暴上气而喘。”上气而喘,指呼吸困难加一个“暴”字,则知此句仍是接上句烦字来,稍动则心悸气喘为冠心病心肌缺血缺氧时常见症状。此处不言心痛,与冠心病之有心绞痛不合,当于《灵枢·官针》篇求之:“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置)痛所,一刺前,一刺后,以治心痹。”观“直(置)痛所”三字,则心痹之本有疼痛可知,《痹论》尚有阙文。又:《素问·五脏生成篇》云:“有积气在胸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
仲景《金匮要略》以胸痹与心痛、短气合为篇名,上承《素问》《灵枢》,下启后学。其胸痹应即《内经》之心痹。《金匮》枳实薤白桂枝证云:“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橘皮枳实生姜证云:“胸痹,胸中气塞,短气。”《内经》之“有积气在胸中”,与《金匮》之“心中有痞气,气结在胸”或“胸中气塞,短气”,绝非一时的偶合,定有其学术渊源关系。故曰《内经》之心痹,应即《金匮》之胸痹,非附会也。二阳之病可诱发多种疾病,此特其一也。如“不得卧而息有音者足阳明之逆也”(《灵枢·邪客》)。“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素问·通评虚实论》)等等,皆二阳之病也。胃气上逆,逆则浊气不得降,他脏之有不足者皆受其害,既发心痹,则心气之有不足可知,心气不足,胃气逆乘,气结在胸,故发心痹之病。冠心病患者,胸中憋闷难耐时,得噫气即舒,正所以泄胸中积气也。心痹之治疗,《内经》言之甚略,概当时以针灸为主要治疗手段,内脏虚损之病,治疗非其所长,至仲景之世,火剂汤药盛行,始得尽量发挥。治之之法,宣心阳,泄浊阴,调血气,三者尽之。故仲景栝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橘皮生姜枳实汤诸方,无一非宣阳泄浊、通调血气之品。以上述方药治冠心病,国内刊物时有报道,甚至伍泻心汤降逆化痰、温阳泄痞,亦时有用者,皆心痹治二阳之义也。
多纪元胤《伤寒论考证》引“吕复曰:《伤寒论》十卷……宋·成无己为之注释,其后庞安常云云”,据吕说,似乎庞小于成。考庞安常《伤寒总病论》有元符三年黄庭坚后序,元符三年为宋哲宗在位的最后一年(1100年),黄序有“前序海上人诺为之,故虚其右以待”句,海上人指苏东坡,时东坡尚在儋耳(今海南儋州)贬所,有诏徙廉州,年已65岁,曾许为庞书作序,因遭时相贬逐,未果(苏、黄同受迫害,故隐称海上人)。黄出苏门下而与之齐名,世称苏黄,时黄亦55岁。《东坡志林》多次言及庞安常,其载庞安常耳聋事云:“蕲州庞君安常善医而聩,与人语,须书始能晓。东坡笑曰:吾与君皆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乎。”是知庞年当与苏相若。假令庞年在苏黄之间,则元符三年亦为60岁,公元1100年上推60岁,为公元1040年,即宋仁宗康定元年为庞之生年。
再考成无己。史载:“成无己,宋·嘉祐、治平间(公元1056~1067年)聊摄(今山西阳谷,一说山东聊城)人,靖康(公元1126年)后,聊摄地人金,遂为金人。”又云:“七十八岁时,撰成《伤寒明理论》,八十岁时,完成《注解伤寒论》。”(见俞慎初氏《中国医学简史》)。据现存《伤寒明理论》有“锦屏山严器之序”时为“岁在千戍八月望日”。《注解伤寒论》严序末署“时甲子中秋日”据是知成氏78岁时成《明理论》,严序壬戍,当是宋高宗绍兴12年之壬戍,时为公元1142年,假定此书成于严序之先一年即1141年,上推78岁,为1063年,即宋仁宗嘉祐8年癸卯,亦即仁宗在位的最后一年(第二年英宗赵曙嗣位,即改元治平)。同样,假定《注解伤寒论》成书于甲子严序的先一年高宗绍兴13年癸亥,亦即1143年,上推80岁,亦为1063年,故成无己当以出生于宋仁宗嘉祐8年——公元1063年为合理。
根据以上考证,庞安常约生于1040年,成无己生于1063年,成小于庞约23岁。简言之:庞为北宋末人,成为南宋初人亦可。吕复所谓“其后庞安常”云云,把庞列于成氏之后,肯定是错误的,吕复明初人,后于庞、成二人不过二百余年,不知何以有此误。
问1:《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若天与日”和其下的“阳因而上,卫外者也。”看各家注解,总觉得有些联贯不起来,究竟应怎样理解?
答:《内经》把四时阴阳视为自然万物的“死生之本”,而四时阴阳的推移变化,是由太阳的视运动形成的,可见《内经》作者是最重视太阳的。“阳气者若天与日”一节经文,正说明了这个问题。这里阳气指人体阳气,“若天与日”句中的“与”字,作“有”字解,这是古义,“若天与日”,也就是“若天有日”。古人根据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认为人体阳气和自然界的太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论》中“平旦人气生(升),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是说平旦太阳上升,人体阳气也上升,日中太阳最旺,人体阳气也最隆盛,日西太阳下降,人体阳气也趋向内藏。说明人体阳气是随着太阳的升降而升降的。由此可知“阳因而上”和前文“若天与日”句遥相呼应。“阳因而上卫外者也”是说人体阳气凭藉着太阳的上升而上升去发挥卫外功能,这样,文义就前后联贯了。有的注家释“阳因而上”为“阳因于上”,“而上”的“上”是动词——上升,“于上”的“上”是方位词——上面,这样,当然难以说通。沈尧封《医经读》改为“阳引而上”,同样是错误的。
问2:《素问·汤液醪醴论》治疗水气病提出“去菀陈莝”的治疗原则,注家对此解释不一,刊物上争鸣文章亦众说纷纭,不知谁说的对?
答:历代注家对“去菀陈英”一语,解释不一,其原因是“菀陈”是名词,名词前后而分别加动词“去”、“莝”,句子结构混乱,致生疑窦。清人沈祖绵乙为“去菀莝陈”,文意豁然遂通,较诸家委曲以求其通者,确胜一筹。但这并不说明“去菀陈莝”真有文字倒误,而是后人不习惯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句式的缘故。古书中常用这种句式,如《论语》中的“迅雷风烈”(即“迅雷烈风”)、“危行言逊(即“危行逊言”)等。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曾引证《周礼·大宗伯》“荐豆笾彻”说:“荐豆笾彻者,荐豆彻笾也。于豆言荐,于笾言彻,互词耳,不曰荐豆彻笾而曰荐豆笾彻,亦故为错综以成文也。”可见此处不说“去菀莝陈”而说“去菀陈茧”,也是同一道理。
问3:《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呿吟至微,秋毫在目”是什么意思?
答:“呿吟至微,秋毫在目”一句中,“呿”是张口,“吟”,古和“呿”、“噤”通用,即闭口,“秋毫”比喻极纤小的事物。这两句话本是总结上文“天地阴阳之化”、“十二节之理”、“八动之变”、“虚实之数”四事而言的,是说医者对于病人及其周围事物,应当细心观察,见微知著,虽张口闭口这样细小之事,也不应放过。“呿吟至微”在当时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春秋时齐恒公和管仲密谋攻打莒国,不料消息很快被泄漏出去了。后来查明,是仆人东郭牙所为,管仲并未处罚他,反而延之上座,问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东郭牙说:“君呿而不吟,所言者莒也。”他从管仲当时发音的口形开而不闭,就知道是“莒”。这在管仲是“呿吟至微”,在东郭牙则是“秋毫在目”。所以《吕氏春秋》在引述此事时说:“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此语当与此有关。
问4:《灵枢·本神》中“狂者意不存人”句,有的认为应该读为“狂者意不存”。两种不同句读,哪一种正确?
答:“狂者意不存”和“狂者意不存人”两种句读,各有依据。前者是从《甲乙经》断句,作“狂者意不存,其人皮革焦”。注家如马莳云:“狂者意不存,脾本藏意,而母气亦衰,故意不存也。”后者是从《太素》断句,作“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杨上善注云:“以乐荡神,故狂者意不当人。”两种古籍,断句不一致,是由一个“其”字引起的。《太素》没有“其”字,只能在“人”下断句,否则下句成为“人皮革焦”,文义就欠通顺。要弄清楚二者究竟何者为对,必先弄清什么叫意存和意不存。
本篇前文已明确指出:“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这是《本神》篇给“意”和“志”下的定义。就是说神明之心,临时产生的念头叫做“意”,把产生的意念坚持下去,就叫做“志”。狂病患者意念飘忽,其产生的意念是不可能坚持的,他的行为是无目的的,也就是说狂者是无
“志”的,所以《评热病论》指出:“狂言者是失志也。”把三句话联起来,就是:意之所存谓之志→狂者意不存→失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甲乙经》是对的,《太素》下句脱失了一个“其”字。
(原载《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工友谢某为余言,彼两次患疥疮,都是用闹羊花蔸根煎水洗澡治好的。问其详情,则云:每次用闹羊花蔸三个煎水,乘热先薰后洗(按:应避免气雾吸入)。初洗时,皮肤有刺激感,连洗三次即愈。
按:闹羊花辛温有毒,对昆虫毒性尤强烈,主要为接触毒和食用毒。吾乡旧时常采花干燥磨粉,撒菜叶上可防虫蚀,据现代研究,其有效成分为梫木毒素与石楠素。《南方主要有毒植物》载:“羊踯躅有毒部位为叶和花。”但也有说“其根和叶对昆虫无毒杀作用”的。至于“治皮肤顽癣及瘙痒”,则《中药大辞典》有明文记载,此均指花言。故用根则安全度大,无严格剂量控制。谢某所患,是否真为疥疮,虽不得知,但其根煎汤作浴,治皮肤瘙痒,已得到证实。
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五十年代余任双峰第二中学校医,前后达五个年头之久,防病治病、卫生宣教、内外妇儿丛集一身。偶从故纸堆中捡得担任校医期间所留下之“治验病例原始纪录”数纸,录其可采者数条如下,以备遗忘。
(1)针灸
①留针止痛:学生谭某,遍身发荨麻疹,腹痛不止。针刺可以即时止痛,但出针痛又发作。因取足三里(双),针入后用强刺激手法,痛止,然后倒下针柄,用胶布固完,留针期间,痛未发作,经26小时始出针,病即告愈。以后遇学生患脘痛吐宿食者,刺内关,留针10小时,皆愈。不留针或留针时间短,效果均不巩固。
②慢性中耳炎:学生刘某,患耳道流脓已久,任治不愈。针翳风、中渚、然谷,刺足窍阴、关冲出血,仅一次,症状即平。
③艾灸治愈顽固性下肢溃疡:学生李某,年前因跌地致下肢受伤,伤口一直未愈,形成顽固性溃疡。考虑其8年内服外敷均未见效,遂用旧购国产陈艾绒,用棉纸卷紧成条如太乙神针样,隔布温灸,每日或间日一次,有时也用点灸法。如是约二三十次,溃口渐渐平复以至完痊愈合。经治此病,可说明三点:①艾灸能促进局部组织血液循环及其新陈代谢,使顽固性溃疡迅速愈合。②纯艾条不掺药品,同样有效。③国产艾绒效果好,《简要针灸学》谓“我国药肆所售艾绒不堪灸用,日本出售的艾绒,虽粗制品仍较我国药肆中之艾绒为致密优良。”似无根据。
(2)方药
①酒渣鼻多为肺经风热上壅所致,治宜宣肺泻热。学生欧阳某患此,余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以桑白皮易梓白皮,三帖而获大效。
②小儿虫积致痿:刘某,男,3岁,为同事徐老师之小孩。消谷善饥而大便频数,形体孱弱,两腿痿软不能站立。此种消谷善饥,实亦胃风之一种,所谓风消者是,为肠胃寄生虫病所致。拟用:乌梅2枚,当归2钱,白芍3钱,胡连1钱,木瓜2钱,干姜1钱,黄柏2钱,使君肉2钱,川楝2枚,甘草1钱。药进两帖,大便即转正常,下蛔虫数条,再进数帖,前述症状消失。体重由16斤增至19斤,再用椒梅理中汤加胡连、当归、槟榔,数帖痊愈(时余消风和胃汤尚未形成〉。
③少女白带:女生朱某,16岁,忽觉白带增多。当与湿热下注同法。(时学校卫生室备有单味提炼药)即予:苍术6钱,黄柏6钱,当归4钱,苦参6钱,甘草2钱(按每毫升含量配药)。分六次服,两日量。服完,症状基本消失。女生贺某,每月4~5天多量白带,亦予此方愈。自后凡女生诉白带多,予此药,无不验。
④扭伤疼痛:学生因经常参加体育运动而受伤,常见者为扭伤,一受伤,即非一两天所能恢复,针刺效果好,随刺随愈,但不易为学生所接受。因拟一内服方:当归4钱,乳香3钱,甘松2钱,牛膝3钱。女生朱某,因滚翻运动扭伤膝关节,一动就痛。当晚通宵未睡。与上方分两天六次服,服后疼痛消失,即晚安然入睡。男生蒋某,因做原地跳高运
动,跌坠臀部而引起腹痛,是否为内脏震伤不可知,用本方亦一服而愈。
⑤女生赵某,19岁。经来量多,头痛,小腹胀痛,脉来搏指有力。《素问·刺志论》:“脉实血实,此其常也。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证俱实,经来量多,此年轻人血热之常事。予:丹皮3钱,黄柏2钱,当归3钱,桂枝2钱,泽泻3钱,甘草一钱。两次分服。一剂痛止,两剂病除。
⑥急性眼病:女生张某,患右目涩痛,察其角膜有一针尖大溃疡。处方:桑叶4钱,杭菊花4钱,泽泻3钱,甘草1钱。煎剂内服,两剂即愈。后以此方治多例角膜溃疡初起及急性结膜炎,无不应手取效。学生病因单纯,故易愈。
李根白皮之用,吴普曰:治疮。孟诜曰:炙黄煎汤,日再饮,治女人卒赤白下。甄权曰:止消渴。大明曰:治赤白痢。仲景用治奔豚气。余往年治一老年妇人胃痛未效,他医投奔豚汤,一服而痛止,方中有李根白皮。近闻曾君允恭言,彼常用李根白皮于桂附理中汤治胃痛甚效。证明李根白皮确能治胃痛。本草称其性味大寒。仲景奔豚汤以与之芩、葛同用,可以推知其作用在清肠胃郁热。观各家本草记载,更为明确。曾君用于桂附理中汤者,则以该汤纯属温燥,虚寒性胃痛而挟有郁热者,非此无以清之也。果纯为虚寒,则参术足以补虚,姜桂足以祛寒,不必李根白皮为之赘疣矣。1959年2月记。
又:刘志平,平日血压高,得奔豚气频频上冲一身震动,某君子桂枝加桂汤,稍缓数日又发,以后服之无效,余诊其脉证俱实,予奔豚汤重以李根白皮为君,一服而效,服约20付告愈。
鸡血藤为豆科植物,然品种多,常见者有:密花豆,白花油麻藤,香花岩豆藤,亮叶岩豆藤等,常因地区不同,使用亦异,临床上作为活血舒筋药,凡腰膝酸痛、麻木瘫痪、月经闭止等均用之,或誉为血分之圣药。《现代实用中药》谓“为强壮性补血药,适用于贫血性之神经麻痹症”,《江西中草药学》载“用治放射线引起的白血病”,然皆不知其使用究为何品种也。友人邓睿杰告,彼在精神病院工作时,使用氯坦平治疗某些精神病,常因粒细胞减少而无法继续进行,后用鸡血藤配合治疗,至疗程终结亦无此副作用出现,足证鸡血藤有防止骨髓抑制、保护白细胞作用。
“阴精所奉其人寿”,语出《素问·五常政大论》。由于《素问》一书,文义艰深,历来号称难读,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也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象。早在金元时代,李东垣就提出“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把阴精所奉理解为脾胃和、谷气升(。近年来有人解释为“阴精包括精血津液,其中包括体液内分泌、消化液及营养物质的精微”2),把阴精当作精血津液。也有人对“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天”两句解释为“阴为有形的器质,阳为无形的功能。阳精靠阴精的奉养,阴精靠阳精的动力”3,把阴精作为有形的器质。综观对“阴精所奉其人寿”的上述各种解释,对读者来说,将是无所适从的。为了溯本穷源,弄清问题的实质,特作如下考析,以与同道共商。
(1)何谓阴精
《素问》中阴精的含义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阴精完全不同。现在一提阴精,就会想到它的“配偶”是阳气,而《素问》阴精原义却大异其趣,用现在对阴精的理解去读《素问》,是产生“见仁见智”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古代关于阴阳概念的形成,最早与自然界的寒和暑(热)有密切关系。古人观察到寒来暑往,暑来寒往,构成了一个年周期,所以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灵枢·刺节直邪》篇曾开门见山地指出“阴阳者,寒暑也”。《论疾诊尺》篇也说“阴主寒,阳主热”。《素问》“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实际上就是说四时寒暑是万物的根本。所以这个阴精的阴就意味着寒。至于精字,古代也不像今天把精、气、神三者那样严格区分,而是三者混同使用,特别是精和气通用的地方更多。《素问》“精者身之本也。”《难经》就作“气者人之根本也”;《淮南·天文训》“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高诱注:“精,气也。”这是古代精气通用之证。有时为避免文字的重复和增加其优美感,不少地方在一句话或一段话中,还有精、气前后互用的例子,例如:杨泉《物理论》曰:“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在这里含气就是含精,精尽就是气尽;《素问·评热病论》云:“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前面说邪和气交争,后面说邪退而精胜,在这里精气互用,也是清楚的;《灵枢·本神》云:“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五脏主藏精,五脏精气失守,却说是无气。还有《素问·疏五过论》的“身体日减,气虚无精”;《吕氏春秋·尽数》的“精不流则气郁”。这些例子,都说明精和气在古代是没有严格区分的。根据以上引证,不难看出,阴精在《素问》中,只不过是寒气的雅称而已,我们不要把它说得太玄了。
(2)何谓“阴精所奉其人寿”
弄清了《素问》中关于阴精的原义,然后复习“阴精所奉其人寿”的有关原文,我们就可以理解它究竟说的是什么:“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也;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帝曰:其于寿夭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这里说的是地势有高下,气候有寒温,地理和气候的不同,必然对人体健康和寿命产生相应的影响。其中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天代表阳气,地代表阴气,是说西北方阳气不足,阴气旺盛;东南方则是阴气不足,阳气旺盛。这是以人站在面朝东南、背向西北的位置上说的。阴阳之气,是说气候有寒热;高下之理,是说地理有高低;太少之异,是说气候的寒热,随着地势的高低而有程度上的差异。就是后面说的“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东南方阳热气盛,其气自上而下降;西北方阴寒气盛,其气自下面上奉。最后黄帝问到这种因地势高下不同而出现的气温差异,对人们的寿命长短会产生什么影响时,岐伯说,西北方阴寒气盛,人的寿命一般长一些,东南方阳热气盛,人的寿命一般要短一些。
复习原文,就可知道“阴精所奉其人寿”这句话的原义,是指西北方地势高,气候寒冷,人们的寿命要长一些。既不是指“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更不是指“精血津液”或“有形的器质”,都是显而易见的。
(3)阴精何以令人寿
寿命的长短,决定于各方面的因素,就纵的方面说,有先天因素、后天因素;就横的方面说、有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个人调摄等各种因素。原文是从自然条件这个角度讨论的。
《素问》关于摄生延年问题,曾作过各方而的讨论。但是每一项讨论,都是围绕维护人体精气——五脏之阳(4)这一中心思想展开的。
古代医家认为人体精气宜藏不宜浮,宜秘不宜泄。精气秘藏,就能神气旺盛,健康无病。反之,精气泄露,生命的根基就不牢固,又给邪气侵袭以可乘的机会。在正常情况下,要保持精气秘藏,依赖着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保持安静舒适、轻松乐观的心理状态,“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这样才能使“精神内守”。把这种方法简化为一句话,就是“静则神藏”。一是有赖于冬令的闭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冬三月,此为闭藏”,杨上善注:“阴气外闭,阳气内藏。”自然万物经过春生夏长、阳气发泄之后,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蓄精养锐的过程,为来春生机重发准备条件,所以从入秋阴气萌动、阳气收敛转入冬令的阴气外闭,阳气内藏。没有这种闭藏,精气衰竭了,就不能供来春生发的需要,养生家叫作“逆冬气则少阴不藏”、“奉生者少”。可见秋冬清寒的气候,是自然万物精气秘藏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也是作为万物之一的人的健康的重要保证。西北方地势高亢,经常的气候寒冷,人们长期处于冬天季节,人体精气的秘藏多于发泄,寿命就相对要长一些,这就是古代医家认为寒冷的气候何以令入长寿的原因。纵观我国西北的新疆和苏联高加索一带,都以世界长寿之区著称于时,对照一下,“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阴精所奉其人寿”,恐怕不是一种偶合。现代人观察过动物寿命与温度的关系(5),发现法国的棘鱼其寿命不过14~18个月,但是在较北纬度的棘鱼,仅仅为了达到性成熟,就需要花好几年时间;生活在菲尔特湖中的茴鱼,只有6年左右的寿命,然而它在北极的变种,寿命超过12年;大西洋的龙虾在寒冷海水中从生长到成熟,需要5~8年时间。如果将它在室内恒温中精心饲养,它在两年半时间内就能达到成熟期。当然,鱼类是冷血动物,不能与人类相提并论。但可以看出,温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动物的寿命则是事实。这可能是低温使代谢过程十分缓慢,因而衰老过程也同样变慢,生命因之延长;高温的情况正好相反,它加速新陈代谢,加快生长发育,提早成熟和衰老,因而缩短了寿命,后者属于“阳精所降其人夭”问题,不属本文讨论范围。
本文试图从《素问》原文和其他典籍考证“阴精所奉其人寿”的原始意义,并对阴精何以令人长寿,作一初步探讨,意在与同道互相切磋,以求得对古典医著的统一认识。
参考文献
〔1〕湖南中医药研究所脾胃论注释。第19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
〔2〕刘汝琛新中医1981;(5):7。
〔3〕河南省卫生厅供稿新中医1985;(12):40
〔4胡天雄中医杂志1980;(6):55
〔5〕肖德祯长寿丛刊1981;(2):20
《香草续校书》是清末人于鬯继《香草校书》之后的又一部校读古书笔记。《香草续校书》中的《内经素问》部分,分两卷,共校出103条,其中不乏精辟之见。但粗疏和轻率的地方,也时有所见,本着争鸣精神,特将其中明显误释部分扼要提出讨论,以就正方家。
(1)
〔篇题〕《素问·逆调论》“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
〔原校〕
鬯按:常,本裳字。《说文·巾部》云:“常,下裙也。”或体作裳。是常裳一字。书传多以常为恒常义,而下裙之义,乃用裳,鲜作常,致王注于此,误谓“异于常候,故曰非常”,而不知下文云:“人身非衣寒也。”以彼“衣寒”,例此“常温、常热”,则其即裳温裳热明也。裳,犹衣也。《诗·斯干》篇郑笺云:“裳,昼日衣也。”小戴《曲礼记》孔义云:“衣,谓裳也。”是裳衣本可通称。裳温裳热,犹衣温衣热也。此言裳,下文言衣,变文耳。
〔评释〕于氏此说有三误:①不明人体生理之误。人身本有一定之温度,随内外环境变化而自我调节,《素问》中已多处言之,如“寒则气收,炅则气泄”、“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等是,故人身纵可因衣少而病寒,断不会因裳多而发热。②把引文动词当名词理解之误。《诗·斯千》“乃生男子,载衣之裳。”注云:“裳,下之饰也。”郑笺云:“裳,昼日衣也。衣以裳者,明当主于外事也。”“昼日衣也”是说白天所穿,并非说裳是白天之衣。衣是动词,不是名词。③混淆了衣和裳的名义之误。《说文》“上曰衣,下曰裳”,《释名》云:“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说明裳是障蔽下体之用的。自古以来,没有人把裳字作为衣字解释。《曲礼》“两手抠衣,去齐尺。”疏云:“衣,谓裳也。”这是于氏“裳衣本可通称”的主要依据。其实这里是说古代做客时穿长袍。齐,念赀,指长袍下方的边子。“两手抠衣,去齐尺”的意思是说人席就坐时,必须用两手把长袍的下半提起,使衣边离地面一尺,以免践踏弄脏。因此提起的部分,仍然是遮饰下体的部分,亦即裳的部分,故疏谓“衣,谓裳也,”并不是说裳可称为衣,于氏引据皆误,故其说自不可信。那么,非常温非常热,又是什么意思呢?《热论》说:“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此“病温”即常见之温病,此“病暑”即是常见之热病。《评热病论》阴阳交云:“有病温者”,这也是常见温病;风厥云:“有病身热汗出而烦满”,这也是常见的热病。凡是外感温热病,都是常见病,故日常。而黄帝问的恰恰是排除了外感病的一种热而烦满的内伤杂病,故曰非常温、非常热。王注“异于常候,故曰非常”,正是不误。
(2)
〔篇题〕《素问·上古天真论》“醉以入房。”
〔原校〕鬯按:“醉以”,疑本作“以醉”,以醉入房与上文“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下文“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五“以”字皆冠句首,文法一律。倒作“醉以”则失例矣。“腹中论”及“邪气藏府病形篇”,并有“若醉人房”语,则“醉入房”三字连文,正有可证。
〔评释〕此说是最典型的以辞害意。经文原意是指出三个问题:一是以酒为浆,把酒当水喝;二是以妄为常,妄是虚妄,常是真实,把虚妄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来看待;三是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酒醉以后,纵情恣欲,是古代养生家最反对的,《内经》中不止一处言之。“以欲竭其精”很明显是对上句“醉以入房”的严肃批判,两句说的是一个问题。以上三个问题,皆足以耗损天真,故最后总结一句:“以耗散其真。”是说三个原因,导致一个结果。如果五个“以”字平列,字面上虽好看,只是讨论严肃的养生问题,是不能玩文字游戏的。于氏举出其他篇有“醉入房”三字连文为证,不知“以人房”三字连文,也是“有书为证”的,如《厥论》“其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这里“以入房”也是三字连文,前提同样是“醉”,何况《千金》《外台》引此文均作“醉以”呢?
(3)
〔篇题〕
《脉要精微论》“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
〔原校〕鬯按:日字当衍。言而微,终乃复言,终者,一言一语之终,非终日也。终日乃复言,绝无之事。王注云:“若言音微细,声断不续”,亦不及“终日”之义,是王本或尚未衍矣。据王怀祖说,谓“终日犹良久”,究为牵强。
〔评释〕于说甚迂。终日是形容时间之久,非真要等一天时间之后再说。病人肺气大虚,语不接续,有气无力地说一句,须停顿许久而后言,是临床常见症状,“言而微,终日乃复言”,真是绘声绘色,刻画人微,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若作“终乃复言”,试问何人说话不是待“一言一语之终”而后复言的?须知此终日和《易·乾》的“终日乾乾”不同,和《老子》的“烈雨不终日”、《论语·为政》的“吾与回言终日”、《礼记·乐记》的“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的“终日”均不同,而和《史记·扁鹊传》的“终日,扁鹊仰天而叹曰”的“终日”,用法一致。王念孙《读书杂志》云:“按此终日非谓终一日也。终日犹良久也。言中庶子与扁鹊语良久,扁鹊乃仰天而叹也。”王说为此“终日”的训释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文献依据,一点也不牵强。于氏断言“终日乃复言,绝无之事”,有点像清代袁枚所讥诮的“人云秀色可餐,有人硬说人肉吃不得”的味道
(4)
〔篇题〕《藏气法时论》“肝病者,平旦慧。”〔原校〕鬯按:慧当训愈。《方言·陈楚篇》云:“南楚病愈者或谓之慧。”《广雅·释诂》云:“慧,瘉也。”瘉即愈也。《说文·疒部》云:“瘉,病廖也,”是也。《说文》无愈字……“肝病者,平旦慧”者,肝病者平且愈也。即上文“病在肝,愈于夏”、“肝病者,愈在丙丁”之愈也。……下文“心病者,日中慧”,“脾病者,日昳慧”、“肝病者,下晡慧”、“肾病者,夜半慧”并仿此。
〔评释〕慧为多义字,《方言一》“虔儇,慧也。”注云:“慧,谓慧了。”慧了指神识清爽,这个慧字和《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旦慧昼安”的慧字同义,均指神识清爽。古人定每天寅时为平旦,卯时为日出,寅卯的五行属性为木,平旦慧者,是说寅刻木旺之时,肝病之人,藏气得时令之助而神识爽慧,和上文的“肝病者起于春”、“起于甲乙”的“起”字,大致相同。属于后文“自得其位而起”这一原则范畴,于说以平旦属木之寅,和“病在肝,愈于夏”、“愈在丙丁”的“愈”字相比,不知“愈于夏”、“愈在丙丁”,是夏与丙丁在五行皆属火,火为木生,肝病遇“火”性的时日而愈,属于后文“至其所生而愈”的原则范畴,和“自得其位而起”是两回事。“心病者,日中慧”,亦以日中为午,属火,“脾病者,日昳慧”,日昳为未,属上;“肺病者,下晡慧”,下晡为西,属金;“肾病者,夜半慧”,夜半为子,属水。都是“自得其位”,不是“至其所生”,只能说“起”,不能说“愈”,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不说“起”而说“慧”,是因一天之内,时间短暂、只能以慧、甚、静三状态分,不能像四季记月、天干记日那样有较长时间,故以愈、甚、持、起四状态来分。此皆古经理论之言,临床上未必完全如是。
(5)
〔篇题〕《素问·异法方宜论》“其民陵居而多风。”
〔原校〕鬯按:“其民”当作“其地”,下文始云“其民不衣而褐荐”。则此当出“其民”字,盖即涉彼而误也。下文言北方“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此西方之陵居而多风,犹北方之陵居风寒也。彼明言“其地”,则此当作“其地”明矣。
〔评释〕《释名》云:“上山曰阜。”《尔雅·释地》云:“大阜曰陵。”可见陵就是比较大的土山,陵居就是山居。既曰陵居,则陵居者自然是指人,不是指地,作“其地陵居”则文义不通了,《后汉书·西羌传》李贤注引此作“其人山居而多风”可证(“其民”改“其人”,是避太宗李世民讳)。下文“北方者,其地高陵居”,地字下有高字,“其地高陵居”,义自通顺,与此处改为“其地陵居”者,迥然有别。
(6)
〔篇题〕《素问·评热病论》“谷生于精。”
〔原校〕鬯按:此“于”字但作语辞,与上句“于”字不同。上句云:“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谓谷生汗也。此言“谷生于精”,非谓精生谷也。故王注云:“言谷气化为精,精气胜乃为汗”,然则止是谷生精耳。谷生精而云“谷生于精”,则“于”字非语辞而何?此犹《素问·灵兰秘典论》云:“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亦止是恍惚之数生毫厘,毫厘之数起度量耳。是《素问》中固有用此“于”字一法。
〔评释〕“汗生于谷,谷生于精。”两个“于”字同一用法,不可能有任何区别,强分为“于”字但作语辞,与上句“于”字不同,乃于鬯之臆说也。所引《素问·灵兰秘典论》“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恰恰证明同一用法的两个“于”字,不得强加任何区别。而且,所引例句,属于倒装句,其“于”字也不是“语辞”,即应作“毫厘之数,生于恍惚;度量之数,起于毫厘”来理解。度量以毫厘为起点,毫厘是度量的最小单位,但毫厘这个起点以下,则是由小到了若有若无、无法计算(即恍惚)的数字积累而成的。用这个比喻说明上文“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的意义,和《史记·乐毅传》“蓟丘之植,植于汶篁”的句法一样,即“汶篁之植,植于蓟丘”,是说燕国蓟丘栽的竹子,原来都是栽在齐国汶上的。所以《素问·灵兰秘典论》的句式,同样不能用来解释此处“谷生于精”的“于”字的例证。此“谷生于精”的“精”字,是精气邪气的精,代表人体正气。“汗生于谷,谷生于精”,是说汗为水谷所化;但是,没有精气消化水谷,则水谷仍是水谷,亦无从化为汗,略去这一过程而简言之,即是汗生于精,所以后文说“汗者,精气也。”又说“不能食者,精无俾也。”说明不能食,是因精气已不能化水谷,精气为邪气所败,故成为该病死证之一。懂得这一道理,就知道何谓“谷生于精”而不是像于说的“谷生精”。
(7)
〔篇题〕《厥论》。
〔原校〕鬯按:厥本有二:有脚气之厥,有气逆上之厥。王注云:“厥,谓气逆于上也。世谬传为脚气,广饰方论焉。”两说皆可存,《广饰方》今不传,不知其论云何。第就篇中言之,其云“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膝。”非明明指脚气乎?其云“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非明明指气逆上乎?故即《素问》他篇诸言厥,亦当分别观之。《素问·五藏生成篇》云:“凝于足者为厥”是脚气之厥也。《素问·调经论》云:“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是气逆上之厥也。然则此《厥论》之厥,一字实赅二义。世传脚气原为偏说,而不可为谬,王氏谬之,而专主气逆上之说,亦为偏也。
〔评释〕《释名·释疾病》云:“厥,逆气从下厥起,上行人心胁也。”《素问·厥论》之厥,多具此义。另有蹶字,本为跳跃、跌倒、颠覆、疾走等各义,也有作足瘫不能行的,如枚乘《七发》:“出舆入辇,命口蹶痿之机。”就是说经常乘车坐轿而不行走,就隐藏着将来两足瘫废的可能性。唐宋时代,就有人把蹶当作脚气病,除王注所说的以外,宋臣《新校千金方·例》云:“古之经方,言多雅奥,以利为滞下,以蹶为脚气”可以为证。实际上当时的脚气,也是指脚弱不能行。厥与蹶,音相近,形相似,古书常互相通假,其义遂紊淆不清。如痿蹶,本意指足不能行,而《素问》皆作痿厥;尸厥,是气逆上之病,而《史记》作尸蹶。皆是此故。于氏所谓“有脚气之厥,有气逆上之厥”,不知脚气之厥,当作蹶;气逆上之厥,才是厥。从这个意义上说,蹶为病名,厥为病机,二者实未可混淆,不得以“厥赅二义”,笼而统之。王注“世谬传为脚气,广饰方论焉”,是说某些人错误地把气逆之厥当作脚气之蹶而大做其文章,说得一点也不错。于氏以王注为偏说,以“广饰方”三字为书名,误之甚矣。
(此文曾发表于《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素问》一书,绝大部分篇章传自先秦,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始载其名,南梁全元起首次作《训解》,至唐·王冰重新次注成为现在的《黄帝内经素问》。漫长的历史沿革,艰难的书写条件,辗转传抄,讹误甚多,不仅为后世读者增加阅读困难,甚至以讹传讹,引出歧义,影响中医学的正常发展。分析其致误原因,约有下列几个方面,兹各举例解释如下。
(1)因形似而误
古书误文,往往由于与其他字因形状相似而致误者,居绝大多数,《素问》亦不例外。
例①“陈”误为“敷”。
《素问·宝命全形论》“木敷者,其叶发。”王冰注:“敷,布也,言木气散布,外荣于所部者,其病发于肺叶之中也。”今本《太素》作“木陈者,其叶落发。”杨上善注:“叶落者,知陈木之已蠹。”一个木敷,一个木陈,二者将何以别其是非?王训“木敷”为木气散布。训“其叶发”为其病发于肺叶之中。“病”字“肺”字从何而来?显然是增文为释。杨注“叶落者,知陈木之已蠹”既辞清理达,又和后文“病深者其声哆”句比喻清楚,两相比较,《素问》敷字是陈字的误文,就一望可知了。但“陈”与“敷”,形与声皆不相近,何由致误?原来“陈”字古文作“隊”,简其右,作陈;简其左则“作敕”。《玉篇·阜部》云:“陈,或作敷”是敕字又变形作敷,当时抄录者误将“木敕”认作“木敷”因而以误传误之故。
例②“关”误为“开”。
《素问·阴阳离合论》“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王注“开合枢者,言三阳之气多少不等,动用殊也。夫开者,所以司动静之机……。”后三阴注同。考《太素》,凡《素问》作“为开”的,均作“为关”。杨注云:“三阳离合为关阖枢以营于身也。夫为门者,具有三义:-者门关,主禁者也……”又云:“三阳为外门,三阴为内门。”王注语意模糊,又改阖为合,不如杨释关为门闩,阖为门页,枢为门轴,明朗而具体。又明确指出:“三阳为外门,三阴为内门”,使原文“名口一阳”、“名曰一阴”、“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的含意,不须诠释,就鲜明地呈现于读者之前。新校正引《九墟》文,与《太素》全同,又有关折、阖折、枢折所引起各种疾病的描述,《灵枢·根结篇》还把这种疾病现象概括为四句话:“折关败枢,开阔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取。”都说明关、阖、枢是构成一道门的三个部件,这些部件一坏,这个门就失去作用并招致“阴阳大失”的严重后果,可见关、阖、枢三字都是名词,若作“开”字,则是动词,怎能和作为名词的阖、枢并列为三?而且,枢可以折,阖可以折,作为动词的开,又如何个折法?因此,这里的“开”字确确实实是“关”字的误文,是显而易见的。无独有偶的是,与王冰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其《早行》诗:“干戈异揖让,奔边关其情。”杨伦笺云:“关,一作开。”这里也是误“关”为“开”。王的次注成于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杜的诗成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相隔在数年之间,这和时代有无关系?据日本《太素》唐写卷子本中,“关”字均写作“阕”,和“开”的繁体字“闬”,很相近似,这就是“关”字所以误为“开”字的历史原因。
例③“疽”误为“瘨”。
《腹中论》“石药发瘨”。石药,金石药,一种经过提炼的矿物药。王注:“多喜曰癀”,王冰把“瘨”作为精神病理解。服金石药能否诱发精神病,文献无可考,若服金石药发痈疽,则文献记载,时有所见。现节录《仓公传》诊籍一则于下:“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后百余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齐王侍医遂自炼五石服之,结果疽发乳上,为石药发疽找到了铁证,仓公告诉他“石之为药精悍”,和下文“石药之气悍”,也完全相合。可见此句应从《甲乙经》作“石药发疽”,“瘨”字和“疽”字,因形似而误。《素问》他篇如《皮部论》“心主之阴,名曰害肩。”肩字是扉字之误。《腹中论》:“芳草之气美。”美字乃美字(即惔字)之误。《皮部论》“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感字乃藏字之误。其他如苛误为奇,乃误为及,主误为生,怒误为恐,热误为熟,巧误为功者,不一而足,皆因外形相似之故。
(2)因音同而误
《素问》误文中不仅因形似亦有因音同而误者。
例①“茹蘆”误为“蘆茹”。
《腹中论》“以四乌贼骨一蘆茹二物并合之。”《甲乙经》《太素》藘茹均作䕡茹。《广雅·释草》中有卢茹,王念孙疏证云:“卢与䕡同。”这里不论作䕡茹、䕡茹或卢茹,都是错误的。应该将蘆茹作茹䕡,才是对的。茹蘆就是茜草,又名地血、茅蒐。本方主治妇女血枯病,主要症状有“时时前后血”,茜草有止血作用(《名医别录》称其“止血内崩下血”),故用之。若蘆茹别名屈居,又叫漆头,《神农本草》载其“主蚀恶肉败疮死肌,杀疥虫,排脓恶血”绝非血枯病之所宜;这里茹蘆误为蘆茹,因二药名皆是迭韵字,古韵同属鱼部,因同音而致误。
例②“瘛”误为“瘈”。
《诊要经终论》“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瘈疭。“瘈”与“瘛”,原是二字,读音则同。《说文》“瘛,小儿瘛疭病也。”《左氏襄十七年传》:“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释文》:“瘈狗,狂犬也。”“瘛”是手足搐搦病,“瘈”是疯狂病。可见这里应作“瘛疭”,不得作“瘈疭”,只因字不仅形似,而且音同,故常混误使用。《素问·邪气藏府病形篇》:“心脉急甚为瘛疭”,而“脾脉急甚”却作“瘈疭”,混误既久,习以为常,遂以为“瘈与瘛同”,但“瘛疭”可以误为“瘈疭”,甚至误为“痢疭”(如宋本《伤寒·太阳篇》第6条),而瘈狗则不得误为瘛狗。
(3)因文字残缺而误
《素问》因文字残缺而致误者,虽较少见,但亦不乏其例。
例:“为”误为“勿”。
《素问·阴阳离合论》论三阳曰:“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抟而勿浮,命曰一阳。”论三阴曰:“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抟而勿沉,命曰一阴。”离之则三阴三阳,合之则为一阴一阳。文章大意是清楚的。但夹…个勿字,就不可解。马莳注“勿浮”云:“勿至太浮”。注“勿沉”云:“勿至太沉。”张介宾亦云:“若纯于浮”、“若过于沉”。然而原文并没有说“太浮”、“太沉”,也没有说“纯浮”、“过沉”。只因其不可解,惟有增文敷衍而已。详绎前后文意,此节是说人体有外、内两道门,在外者,由三阳经组成,其中太阳等于门闩(关),阳明等于门扉(阖),少阳等于门轴(枢)。在内者,由三阴经组成,太阴等于门闩(关),厥阴等于门扉(阖),少阴等于门轴(枢)。浮沉即外内之义,所以下文说:“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由此可知,“勿”字乃“为”字之误,“抟而为浮”指三阳经聚合成为一道外门,“抟而为沉”即指三阴经聚合成为一道内门。一字之正,就语意明朗,文完意整了。但“为”字为什么会误成“勿”字呢?因古文“为”字作“”(“
”),此字残缺左半,右半即成“勿”字之故。
(4)因传抄粗率而误
《素问》中有的误文,并非由于音同形似或文字残缺,而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粗心大意造成的。
例①“闭”误为“门”。
《素问·水热穴论》“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王冰注云:“肾者胃之关也。关闭则水积……故云关闭不利,聚水而从其类也。”又《宣明五气篇》:“胃为气逆”,王注
云:“以人水谷之海,肾与为关,关闭不利,故气逆而上行也。”王注两处注文皆作“关闭不利”,不作“关门不利”,再考《太素·气穴》亦作“关闭不利”,知“门”字是“闭”字之误。新校正无按语,当是宋以后传抄之误。
例②“小”误为“中”。
《素问·缪刺论》“邪客手少阳之络……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内经》例,以食指为大指、次指,以无名指为小指、次指,无所谓中指、次指。既是邪客手少阳之络,当是小指次指,即无名指,“中”字是“小”字之误。考《太素》作“小指次指”不误,王冰注:“谓关冲穴,少阳之井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经》关冲穴出手小指次指之端,今言中指者误也。”此“小”误为“中”,当在唐宝应以后,宋嘉佑以前也。
例③“下”误为“上”。
《厥论》“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因下文有“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句,故各家对此聚讼纷纭。如新校正云:“焉有阴气盛于上而又言阳气盛于上。”按:阳气盛于上则满在胸脯,亦不应引起腹满,此“阴气盛于上”的上字乃下字之误。厥证阳盛于上,阴盛于下,下焦阴盛阳虚故腹胀满。《解精微论》云:“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可以为证。因古文“上”字作“二”,下字作“芽”,稍一疏忽,即可上下互误。
其他如《素问·调经论》“恐则气下”中“恐”误为“喜”。《素问·缪刺论》“邪客足阳明之络”“络”误为“经”,“刺足大指次指爪甲上”中“大”误为“中”,皆属此类。
(5)因不明义理而妄改其文之误
《素问》误文,有因后人不明义理而妄改致误者如:
例①“太”、“少”互误。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逆秋气则太阴不收”,“逆冬气则少阴不藏。”据上文“逆春气则少阳不生,逆夏气则太阳不长。”知春气温和为少阳,夏气炎热为太阳,秋气凉爽当为少阴,冬气严寒当为太阴。这里的四时阴阳,是指四时寒暑而言,《素问·至真要大论》云:“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说明四时寒暑有始和盛的程度之分,因而四时阴阳有少和太的程度之分。古人以四时阴阳配四脏,肝主春,故以肝为少阳;心主夏,故以心为太阳;肺主秋,故以肺为少阴;肾主冬,故以肾为太阴。四时阴阳分太、少,和经脉的三阴三阳配脏腑不同,前者是以寒暑分阴阳,后者是以脏腑分阴阳,《素问》以肺为太阴,肾为少阴,显然是抄录者概念不清因而妄改所致。
例②“财”误为“则”。
《素问·阴阳离合论》“则出地者,名曰阴中之阳。”原文当是“财出地者”,“财”与“才”通,“才出地”与上文“未出地”相对为文,未出地者名阴中之阴,才出地者为阴中之阳。言外之意,若完全出地则为阳中之阳了。《苟子·劝学篇》“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杨椒注:“则当为财,与才同。”传抄者以为“财出地”不可解,妄改“财”为“则”所致。俞樾《读书余录》有说。
(6)因古文通假而隐晦其义之误
《素问》绝大部分篇章为战国时代文字,当时文字通假是常见现象。两千多年来虽经后人不断修改,现存《素问》中仍有不少通假字存在。从原则上说,通假字不得算误文,但因文义隐晦,致使后人把某些通假字作为本义字理解而大失经义,从时代的角度及其产生的影响来说,也只好把它算作“误文”了。
例①假:“害蜚”为“阖扉”。
《皮部论》“阳明之阳,名曰害蜚。”王冰注:“蜚,生化也;害,杀气也。杀气行则生化弭,故曰害蜚。”王把“害蜚”二字都作本义字理解,所以绕了圈子。吴琨注:“害与阖同,所谓阳明为阖是也。蜚,蠢动也。”吴注知“害与阖同”,但仍训“蜚”为蠢动,只算说对了一半。此问题直到多纪元简《素问识》(1801~1806成书)才得到解答。他说:“盖害、盍、阖古通用。《尔雅·释宫》‘阖谓之扉’疏:‘阖,扇也。’蜚音扉。害蜚即是阖扉,门扇之谓。《离合真邪论》(按:当作《阴阳离合论》)云:‘阳明为阖’义相通。”多纪氏之说,真是一语破的。与前代注家之说一比较,正误显然。太阳太阴为关,此篇均应从《太素》作关枢;阳明厥阴为阖,此均应作阖扉;少阳少阴为枢,此均应从《甲乙》作枢杼。为关者曰关枢,为阖者口阖扉,为枢者曰枢杼,同义复词而已。
例②:假“心脾”为“心痹”。
《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脾”是“痹”的通假字,心脾即是心痹。二阳之病发心痹,和下文“三阳
为病发寒热”、“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都是说的病证,不是说的病机。《太素》作“心痹”可证。“痹”写作“脾”,和“经脉篇”的“髀不可以曲”,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作“脾不可以曲”一样。后世把“脾”作本义字理解,又添油加醋把它和归脾汤的制方意义和临床效应联系起来,实在是一种误会。
以上分六个方面列举《素问》误文例句,加以解释,是一得之见,也许是一己之见,期与海内同道共同商讨。
(原载《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0年第三期)
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为万世辨证论治楷模,其所取材,乃来自《素问》《九卷》(《灵枢》之异名)《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颅药录》等诸古经,徒以含咀群经,几于神化,欲求其迹,竟不可得,于是谓仲景之于古经“沿其名而不袭其实”者有之矣;谓“自序乃古人之伪拟以欺人”者有之矣。呜呼!果如是乎?不佞寝馈此书,既数十年,仅就其渊源于《灵枢》《素问》者略举数条,粗陈管窥,于以见水源木本,叹高坚而仰钻之未逞;庶几薪尽火传,知充实而光辉之谓大云尔。
(1)千古心传后先辉映
仲景论脉,贵柔弱面贱实大,凡热病之未传或痼疾之预后,悉循此例。《伤寒·厥阴篇》360条云:“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365条云:“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减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369条云:“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此皆热病未传之诊也。《金匮·痰饮咳嗽篇》云:“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此则痼疾预后之诊也。凡脉弱者皆曰可治,凡实大者皆曰死,仲景果何所受?《素问·玉机真脏论》云:“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脉实以坚,谓之益甚。”《灵枢·四时气》云:“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软者病将下。”千古心传,后先辉映,所谓“撰用《素问》《九卷》”也。
(2)化《内经》之热厥为《伤寒》之热厥
热。在病机上:阳热盛于中焦而胃气不和,阴气虚于下焦而肾气日衰。在症状上:热从足下始而渐及于手足皆热,伴有胸膈烦闷。若后世之热厥,则以病因为热邪内伏,病机为阳郁不达,症状为手足厥冷者,与之大不相同。余尝详考其源,此种变革,实出于仲景。《伤寒·太阳篇》第29条之误诊,当是此种变革之起因。彼条本是阳明病,因误认为阳旦证而投以桂枝汤增桂加附子,服而四肢厥冷。既因桂附而厥,尚用甘草干姜汤以复阳,当无此理,概仲景当时尚处在早期临证阶段,其临床思路,尚是热厥手足热,寒厥手足寒,此四肢厥冷当属寒厥,则“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厥论》)之古训,难免萦回脑际,但在兼见证中伴随有咽干、吐逆、烦躁、谵语等症,又皆非寒胶之所应有,故用大剂炙甘草(四两)甘温以扶阳气,少量炮姜
《素问·厥论》论热厥,在病因上:房劳伤阴而又酗酒助
(二两)温中以止吐逆,尤须藉天时之助(“夜半阳气还”),始克有济,较之他处用大剂辛热之附子以回阳救逆者,其踌躇慎重之情,又灼然可见。积验既多,认识日深,终于悟彻《素问》之热厥,毕竟是内伤杂病,有关外感热厥之症状、病机与治则,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必要。从现存《伤寒论》中可考证者,有如下几点:①继承《内经》“逆者手足寒也”(《素问·通评虚实论》)“凡厥者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素问·解精微论》)诸原则,概括提炼为“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厥阴篇》337条)。不论寒厥热厥,皆以手足逆冷为唯一指征,排除外感病中有手足热之热厥证。②继承《内经》寒厥病机和证征而创回阳救逆诸法,并指出其治疗禁忌——“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厥阴篇》330条)。③总结出外感热厥之病机与治则——“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厥阴篇》335条)。
学习理论,指导临床,通过临床实践,又反过来充实和发扬理论。化《厥论》内伤之厥为伤寒外感之厥,肯定厥为手足逆冷;独创外感热厥理论并提出治法,治寒厥则曰“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治热厥则曰“厥应下之”,尊重前人而不死于句下。
(3)勤求古训不断发扬
《素问·通评虚实论》云:“涩而身有热者死。”注家皆以为涩主阴血不足,涩而身有热为正虚邪实之病,故死。此盖顺经文为释,以为理或宜然。不知《素问·脉要精微论》明言“涩者阳气有余,阳气有余则身热无汗。”据此,知涩主
阴血不足,乃指内伤杂病而言,若外感病之涩脉具有身热无汗者,反为阳气有余也。涩而身有热,歧黄所不能治,千载而下,乃生仲景,深探身热无汗而见涩脉之秘,知为阳气怫郁在表而汗出不彻所致,断言“更发汗则愈”,并垂教后人:“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太阳篇》48条)凡《内经》所言不治之病,仲景皆千方百计探明机理,寻求治法。不仅此也,《灵枢·热病篇》“目不明,热不已者死”,仲景以为热不已而致目不明,多为阳明实热消灼五脏之精,使其不能上注于日使然,因而指出“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此为实也。大承气汤急下之”。凡《内经》之微言大义,仲景则引中而发探之,如《素问·五乱篇》“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则为霍乱。”仲景则指出“呕吐而利,名曰霍乱”,以乱于肠则利,乱于胃则呕也。《素问·邪气藏府病形篇》“面热者足阳明病”。仲景则指出:“面热如醉者,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加大黄以利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勤求古训而不拘于占训,又从而发扬之。有继承,有创造,曰医中之圣,微斯人吾谁与归!
(原载《中医药时代》1992年第2期,被删改,此为原稿)
《伤寒杂病论》序言中有“撰用《素问》《九卷》”之语,由于书中很少发现有引用《素问》《儿卷》原文的地方,因此后世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笔者认为,只要细心体会
《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内容,仲景当时“撰用《素问》《九卷》”的痕迹,仍然是随处可见的。兹略陈管见,以与同道共商。
(1)从常用语词看《素问》《九卷》的蛛丝马迹
《伤寒杂病论》中有许多常用语词,明显地来自《素问》《九卷》。如①“胃中”:《伤寒论》215条云:“胃中必有燥矢五六枚。”胃中非藏燥矢之地,乃人所共知。其所以称“胃中”者,正是由于撰用《素问》《九卷》之故。《内经》有“大肠小肠皆属于胃”之语,说明“肠”有时亦称“胃”,并非仲景不知燥矢在肠中,179条的“胃中燥”,181条的“胃中于燥”,217条“以有燥矢在胃中”。诸如此类,“胃中”都应作“肠中”理解。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73条“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此处“胸中”指胃,“胃中”正是指肠中,胃有热故呕吐,肠中有邪气,故腹痛。②“短期”:《伤寒杂病论》序言有“短期未知决诊”语,“短期”指患者不久于人世之意。碰到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医生还稀里糊涂不知道,不赶快采取措施,叫做“短期未知决诊”。“短期”这个词,正是从《九卷》中来,《终始篇》之“关格者,与之短期”及《根结篇》之“予之短期者,乍疏乍数也”,即是其例。③“明堂”、“阙”、“庭”:仲景批评当时某些医生临证马虎,“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明堂”、“阙”、“庭”这些词字,也是从《九卷》中来的。《五色篇》云:“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篇》“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就是仲景运用《九卷》审察
明堂色泽的一个例子。④“白汗”:《金匮·腹满寒疝宿食病篇》云:“寒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汗出”。这个“白汗”令人不解。有的认为“白”字是“自”字之误,“白汗”当改为“自汗”;有的认为“汗”字是“津”字的烂文,白津出者,口叶清水也。不知“白汗”一词正是来自《素问》。《素问·经脉别论》即有“一阴至,厥阴之治也。真虚痛心,厥气留薄,发为白汗”之文,这里不仅“白汗”字面同,连病机也同是厥阴阴寒搏结。是不是《素问》的白汗也是误文烂文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淮南子·修务训》还有“擎一石之尊,则白汗交流”之语,《战国策·楚策》也有“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之句。鲍彪注:“白汗,不缘暑而汗也。”其他如“房室勿令竭乏”,不就是取材于《素问》的“以欲竭其精”吗?“服食节其冷热”,难道不是《九卷》的“饮食衣服,亦欲适寒温”的简化?“五脏病各有所恶”,不正是《素问》“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的概括?不同者,只是原文已被消化吸收不露痕迹而已。
(2)从仲景脉法看《素问》《九卷》的学术源流
仲景脉法,散见于《伤寒》《金匮》各篇中,综合复习有关条文,与《素问》《九卷》对照,深感仲景最善于吸收古人经验而熔化于自己的医疗实践之中。
《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辨脉法》(以下《辨脉》《平脉》均简称《脉法》)是现存宋本《伤寒论》的第一篇,其第一条云:“问曰:脉有阴阳,何谓也?师曰: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
死。”把“脉有阴阳”摆在脉法首条,不正是“察之有纪,从阴阳始”的原则精神的具体写照?就这一点,已可看出仲景当时“撰用《素问》《九卷》”,为我们今日研读古典医著,树立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范。
仲景《脉法》第35条:“太过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见,终必有奸。”从脉象的太过、不及两方面去分析问题,寻找疾病的癥结所在,是中医学临证辨脉的纲领性原则,伤寒如此,杂病也不例外,《金匮·胸痹心痛短气病篇》同样提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而它的理论渊源完全来自《内经》。《素问·玉机真脏论》论四时脉象,就是以“太过”、“不及”作提纲的,《三部九候论》云:“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小、大、疾、迟就是太过、不及的具体证明。《脉要精微论》详论五脏和胃脉的“搏坚”和“软散”,搏坚就是太过,软散就是不及。
《内经》和《老子》同为道家经典,被称为黄老之学。《老子七十六章》云:“坚强者死之徒,震弱者生之徒。”《内经》作者把这一哲学思想引入脉学,《素问·玉机真脏论》具体指出:“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脉实以坚,谓之益甚。”仲景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伤寒论》360条写道:“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365条写道:“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369条说得更明确:“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也。”伤寒如此,杂病又如何呢?《金匮·痰饮咳嗽病篇》作了回答:“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
(3)从六经证治看仲景对《素问》《九卷》的理论创新
《伤寒》六经名称次序与《热论》同,甚至“伤寒日,太阳受之”,也是引用《热论》的两句原文,同时还吸收了《热论》六经病的部分症状和治法。但《伤寒》六经在传变方式上明显的有传经脉和传脏腑之分;病机上完成了六经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有机结合的辨证系统;治疗上相应地产生了汗、下和温、清、补诸法。这和《素问·热论》的日传一经、病程固定不变、病机只有热证实证、治疗只有汗法泄法相比,就更加丰富和完善了。因此,伤寒六经证治,绝不是《热论》六经的简单重复,而是对《素问》《九卷》有关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发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又说:“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仲景对此是非常重视的。《伤寒论》六经条文共381条,太阳篇即占去了178条,为总数的46.7%,仅此一点即可见其大概。无疑,这是“善治者治皮毛”一节的精神体现。仲景还根据“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的治疗原则,结合患者的不同情况,创造了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大小青龙汤等不同的解表方剂。《太阳篇》51条云:“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这就是运用“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原则的一个典型例子。总之,《伤寒论》太阳篇是对“善治者治皮毛”的高度发挥。《伤寒论》以三阳病为热证实证,三阴病为虚证寒证;太阳病为表证,少阳为半表半里证,阳
明与三阴为里证,跳出了《热论》六经的圈子,让六经和八纲结合起来,使中医辨证系统更加完善,这正是仲景“撰用《素问》《九卷》”的伟大成就之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法阴阳奈何?歧伯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慄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温习一下《伤寒》六经各篇,像《素问》中这样阴阳更胜的具体形态,不可能不在仲景“撰用”之列。把这段原文仔细分析一下,就可知“阳胜则身热”当包括三阳之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当是太阳之热;“齿干烦冤,腹满”当是阳明之热。“阴胜则身寒”当是少阴之寒;“寒则厥,厥则腹满”当是少阴兼太阴之寒。由此可见,《伤寒论》六经具有八纲内容,不在“法阴阳”中去吸取营养,是不可思议的。
仲景学习《素问》《九卷》,并不死拘条文,也不是前人说了算。《素问·热病》云:“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对这样的病,他并不像后世某些医家所说的“经谓必死之证,谁敢谓生”(吴鞠通语),而是不断总结经验,弄清问题实质,找出解决办法:“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252条)。“目不明,热不已”,是腑热炽盛,灼伤了五脏六腑的精气,使其不能上注于目,用急下法釜底抽薪,病还是可以治好的,从而打破了前人划定的框框。
270条云:“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者,此为三阴不受邪也。”《热论》六经,前三日为三阳受病,则邪在经脉;后三日为三阴受病,则病连脏腑。《伤寒》“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的理论,显然与此有关。但《热论》只有三阴受邪,并无三阴不受邪的论述。仲景所言的“三阴不受邪”的理论是根据《九卷·邪气脏腑病形篇》的理论发挥出来的。该篇写道:“身之中于风也,不必动脏,故邪入于阴经则(而)其脏气实,邪气入而不能客,故还之于府,故中阳则溜于经,中阴则溜于府。”上文“三阴不受邪”,不就是“邪气入而不能客”的同义语吗?“反能食而不呕”,不就是“其脏气实”的外在表现?仲景就是这样把《九卷》“中阳溜经,中阴溜府”的理论结合自己临床实践去发展六经受邪理论的。
总之,仲景“撰用《素问》《九卷》”以著《伤寒杂病论》,从临床应用的角度来说,是源于《内经》而又高于《内经》的。这是仲景善于继承,勤于总结,敢于创新的结果。
(本文所引条文及编号,均据《伤寒论译释》,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
(原载《国医论坛》1988年第2期)
〔伤寒〕《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中西惟忠《伤寒之研究·题名辨》云:伤寒也者?为邪所伤害也。谓邪为寒,盖古义也。故寒也者,邪之名也。”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驳之云:“邪字所该者广,故谓寒为邪则可,若谓邪为寒则不可。惟忠乃以寒为邪之名,不知为暑热所伤害,亦复谓之伤寒乎?”天雄按:
中西是山田非也。此处中西氏为辨题名而言。题名伤寒是广义伤寒,即《五十八难》“伤寒有五”、《热论》“伤寒之类”的伤寒,包括四时外感病而言,当然也包括暑热病在内,《热论》“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可证。程应旄《后条辨》亦云:“伤寒有五之寒字,只当一邪字看。”要之,此广义伤寒为四时所常见,在《内经》中谓之“恒病”,所谓“恒者得以四时死”也。凡感四时不正之气而发病,不论其传染或不传染,皆在广义伤寒之内
〔卒病论〕郭雍曰:“古之传书怠惰者,因于字画多省偏旁,书字或合二字为一字,故书雜为亲,或再省为卒,今书卒病,则雅病字也。汉·刘向校中秘书,有以赵为肖,以齐为立之说,皆从省文而至于此,与雜病之书卒病无以异。今存《伤寒论》十卷,《雅病论》亡矣。”方有执曰:“伤寒卒病论,卒,读仓卒之卒,诚书之初名,此其有据也。但不知卒病二字,漏落于何时,俗尚苟简,承袭久远,无从可稽矣。”多纪氏云:“杂病乃对伤寒而谓中风、历节、血痹虚劳等之类,《杂病论》即今《金匮要略》。”又云:“按论是论难之论,《内经》诸篇,有歧黄问答之语者,必系以论字,无之者则否,《金匮要略》各篇标题下,有论几首、证儿条、方儿首,考之于原文,其云论者乃问答之语也,丹溪朱氏《格致余论·序》云:‘假说问答,仲景之书也。’则其为论难之论,盖较然矣!后人尊崇之至,遂以《论语》之论释焉,恐非命书者之本旨也。”天雄按:卒病乃杂病之省误,古书往往有如此者,况序中明作“伤寒杂病论”,方氏尚欲作仓卒之卒,何其陋也!杂病部分,原已不见,北宋时,翰林学士王诛在馆阁日,偶然发现,始录出传世,即现在之《金匮要略》也。惟谓:“《内经》诸篇,有歧黄问答之语者,必系以论字,则有语弊,此说出《素问·五脏生成篇》新校正按语,仅指《素问》言,《灵枢》无此例也。郭雍写此时,似尚不知《金匮要略》即仲景之杂病部分,故有‘杂病论亡矣’之叹。杂病在《素问》中谓之奇病,所谓‘奇病者,不以四时死’,谓其不因四时气候之病而死也。《素问》巾《奇病论》《大奇论》诸篇,尚可约略见之。伤寒为恒病,杂病为奇病,然则《伤寒杂病论》者,殆即仲景所受古代奇恒书而加以充实、演绎、发挥者也。”
〔集〕山田氏云:“集字当作序,字误也。序者叙也,叙陈所以作此书之旨也。”天雄按:儿时读《伤寒论》,对此集字甚不可解,遍索诸家注释,亦无有解之者,但均知此文为仲景自序而已。当时疑此集字,或即序中所谓“寻余所集”的集字之义。直指“集”字为“序”字之讹者,吾始于山田氏见之。
〔论曰〕多纪元简云:“程本删‘论曰’二字,锡(张锡驹)、志(张志聪)、柯琴同。”山田氏曰:“斯篇其体则序,其事则论,论也者何?论世人之徒迷名利,而不知有目前之祸也。以‘论曰’发端,盖亦古文之一体,与何晏《论语·序》以‘叙曰’起之,同一法已。程应旄删‘论曰’二字,非也。”
〔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此二句,记秦越人扁鹊诊法神奇的两个故事,见《史记·扁鹊传》。“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语意不完整,疑“览”字下脱“史至”二字,因仲景非亲见其事,乃从史书中得知者。缺此二字,使不熟史事者,几疑者为事矣。
〔慨然叹其才秀〕山田氏曰:“慨然,自奋之貌,《后汉·范滂传》云:‘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是也。或问后汉光武帝讳秀,时改秀才为茂才,仲景氏不避秀字者何也?曰:临文不讳也。曰:有征乎?曰:有之,‘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叔茂,后汉人。时有此谚,见《后汉书·党锢传》)”多纪元简云:“慨,嘅通。《说文》:‘嘅,叹也。’按:晋·潘岳《闲居赋·序》:‘岳尝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以巧宦之目,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文法略同。并原于《史记·孟轲列传》。”天雄按:东汉末季,历宦官、董卓、黄巾之乱,,中央政权威望尽丧,避讳已被淡忘,故桓帝名志,灵帝名宏,号称尊汉之西蜀诸葛亮《出师表》“恢宏志士之气”不避;献帝名协,仲景《伤寒论》“协热利”不避,非所谓“临文不讳”也。若《党锢传》则是范晔所编撰,时代已在晋朝之后的南北朝,更无所谓避讳了。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山田氏曰:“‘怪’字,管到七十四字(按:指怪字后,至‘而悴其内’止),‘不’字,管到三十二字(按:指不字后,至‘以养其生’止),‘当今居世之士’泛指世上贪利之士,居世与避世,反其义矣。神者,精神也,留神,犹云用心。医药方术,互文言之。”
望之意;荣势权豪,并指功名富贵言之。《南史·萧允传》云:‘其恬荣势如此。’又《渔父传》云:‘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盖,荣势也。’《汉书·萧望之传》云:‘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唐书·卢怀慎传》云:‘倾耳以听,企踵以望。’《后汉书·明帝纪》云:‘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唐中宗制云:‘白简凝霜,宜屏权豪之气。’”天雄按:竞逐是竞相追逐,企踵是翘起脚跟。然竞逐者是荣势,企踵
〔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山田氏曰:“竞逐企踵,俱是贪
者是权豪,刻画…副俗不可耐的奴才相,简直呼之欲出。
〔孜孜汲汲〕多纪氏云:“《博雅》:‘孜孜汲汲,剧也。”山田氏云:“《韵会小补》孜字注云:‘《说文》孜,汲汲也。’《周书》孜孜无怠。’《增韵》‘勤也。’通作孳,《孟子》‘孳孳为善。’又作滋,《孔丛子》‘滋滋汲汲’”。
〔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山田氏云:“所以怪,止于此。崇饰其末,华其外,以喻夫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忽弃其本悴其内,以喻夫不知养生之贵,忘身殉物,以消耗其精神。是亦互文言之。”天雄按:山田氏《伤寒论集成》华字上多…欲字,从衍。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语出《左氏僖公十四年传》:“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山田氏云:“皮以喻养生,毛以喻名利。言人不能保身全生,则虽欲名利,是犹无皮而望毛之傅,焉其可得乎?”天雄按:傅之为义,附也。山田氏《伤寒集成》改附为傅,无必要。汉·刘向《新序·杂事二》载:“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古代人穿裘,毛向外,现河南-带尚有此俗,‘反裘’是把毛向里、皮在外),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你)不知其里尽而毛尤恃耶?”亦是此意。魏文侯是战国时魏国的建立者,大概春秋战国之间流行有这个故事。
〔降志屈节,钦望巫祝〕《论语·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孔子家语》:“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节数矣。”降志与屈节义同,加重语气,着意刻画,并说明降志屈节顶礼膜拜的对象不是别人,竟是装神弄鬼的巫人。前则竞逐荣势,企踵权豪,今则降志屈节,钦望巫祝。都是对“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而言,诮世之意深矣!
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悯人文字,从此处作论,盖即‘孔子惧,作春秋’之微旨也。缘仲景之在当时,犹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时惊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击宗族之死亡,伤之而莫能救,则知仲景之在当时,宗族且‘东家丘’之矣。况复举世昏迷,莫知觉悟,安得不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悉委凡医,咨其所措乎?‘咨其所措’四字,于医家可称痛骂,然实是为病家深悼也。”天雄按:程应旄字郊倩,清·唐熙中新安人。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嘻笑悲歌怒骂,皆成文章而无所拘束,故所著《伤寒后条辨》,攀引经史百家之书及歌曲笑谈,无所不至,为学者所非议。徒因以文学之笔写医学,往往不免于牵强附会,即以本文而论,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垂万世辨证论治典范,以之媲美孔子,宜也。然而景著书,乃感宗族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后成,在此以前,未必可称医圣,此时与西家鄙夫之视孔子,岂可例同。
〔委付凡医,咨其所措〕程应旄云:“余读《伤寒论》仲
〔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伤寒论集成》改“建安”为“建宁”,山田氏云:“旧本作建安者,盖传写之误已。若夫建安献帝年号,与下文不合。又考《后汉书·五行志》自建宁四年至光和二年相去仅九年,大疫三流行,与所谓‘未十稔’之文,合若符契。”近人洪贯之亦持此说,谓“建安之‘安’字,应据《医史》作‘宁’字之误……更观‘感往昔之沦丧’语,尤可知其习氏之时,上距族人天亡,已有若干年,故‘建宁’云云为追求往事。”(见1936年《中国医学院院刊,张仲景特辑》)天雄按:改之者非也。理由有四:①汉灵帝刘宏以丁未(公元167年)嗣立,逾年改元建宁(公元168年),至壬子(公元172年)五月,又改元熹
平,则建宁纪年,不及四年半,何来“犹未十稔”之说?惟献帝建安纪年历二十五年之久,乃足以当此语。②如从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算起至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则不当称“建宁纪年以来”而当云“建宁、光和之间”,既称“纪年以来”,当从元年(公元168年)算起。③考《后汉书·五行志》所记疫病,终东汉之世,仅10年次,即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延嘉四年(公元161年),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嘉平二年(公元173年),光和二年(公元180年),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中平二年(公元183年),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东汉疫疠频仍,何止十年,盖史书所载,多有未全,如《古今注》引“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扬、徐部人疫,会稽江左甚,”《光武帝纪》未载,仅《五行志》刘昭注中引之;《后汉书·钟离意传》“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大疫,死者数万”(《光武帝纪》作“足岁会稽大疫”。)”。这样的大疫病,《f五行志》均未采人,建安仅记“二十二年大疫”是因死的名人太多,除工粲:“建安二十二年道病卒”以外,曹丕与吴质书提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干)陈(琳)应()刘(桢),一时俱逝。”故《三国志·魏书)卷十一载“干、琳、篆、桢二十二年卒”,人物次序都与曹丕书完全致。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冬。与备战于赤壁,不利,于是大疫,吏上多死”,《五行志》亦未载。因《五行志》出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后人以之补入《后汉书》中,皆为追记往事,故有未详。故据《后汉书·五行志》以改“安”为“宁”,亦无说服力。④仲景此序建安纪年以来之大疫,正补史书之阙。犹《古今注》之补范《书》,既云“犹未十稔”则仲景此序当写于建安十年之前,九年左右为可靠。“感往昔”为追忆过去之辞,与上文“以来”二字相应,时间已限定在作序以前、建安元年以后,无法再“上距若干年”,与“往昔”二字亦无矛盾也。
〔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上云:“宗族素多,向余两百”。两百何以谓之多。概古代宗族计口,专以男性为言。死亡三分之二亦指男性,如前述“徐、陈、应、刘”之死,不言其妻室也。假定仲景宗族为210人,则三分有二,为140人,伤寒十居其七,则约100人矣,宗族约50%死于伤寒,尚不包括妇女,观曹植《说疫气》云:“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合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其惨如是。由此可知:古代伤寒,当包括瘟疫,即包括现代许多急性传染病在内,故《千金》引《小品方》云:“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为不诬也。后世如明末吴有性著《瘟疫论》与《伤寒》相对立,谓“仲景虽有《伤寒论》,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甚至目为“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是误以麻黄、桂枝二方为《伤寒论》之全部内容,于“伤寒有五”之义,乃一丝不解,不知中风伤寒之外,尚有湿温、热病、温病,其达原散一方,主治者不过如湿温之类而已。况既谓《伤寒论》“为外感风寒而设”,又谓“真伤寒百无一二”,岂外感风寒之病,竟百无一二乎?又观其论中,大小柴胡、承气、白虎等汤,亦时有用者,而谓之“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用”,可乎?其庸妄乃至于此!吾故曰:吾人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以之充实《伤寒》则可,与之对立而妄加贬斥则误。
〔感往昔之沦丧〕山田氏云:“是盖在献帝时,追忆其事
也,否则不可言往昔。”天雄按:此山田氏之臆说也。往昔,过去之意,凡时间已过,即谓之往。《易·系辞下》:“彰往而察来。”《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即可见之。昔,与往同义。凡时间过去,即昨天也可谓之昔,如《孟子·公孙丑下》:“昔者,辞以疾,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即“昨天您说病了,今天就出去吊丧,恐怕不太好吧。”建安纪年以来已有将近十年之久,称“往昔”有何不可?若果为献帝时追忆其事,而称“建宁纪年以来,犹未十稔”,通乎不通?(建宁元年为公元168年,献帝即位在189年)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求,索也。勤求,指医学理论言。采,取也;博采,指方药言。《瞥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老子·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曰勤求,曰博采,此仲景之所以为医中之圣也。
〔撰用《素问》《九卷》〕中西惟忠云:“……且其言曰:‘撰用《素问》《九卷》……乃今质诸终篇,未尝有本于此者……是必后之黯者,不推仲景氏之本旨,伪拟以欺人耳。”山田氏云:“按:《伤寒》六经之日,盖据于《素问·热论》者也。其所谓太阳病刺风池风府者,据于《素问·骨空论》刺法者也。其所谓发汗后,脐下悸,以甘澜水点药者,据于《灵枢·邪客篇》半夏汤煎法者也。其所谓‘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其水,却治其厥’者,据于《素问·标本病传论》‘小大不利治其标’之语者也。其他本于《素》《灵》者不少,孰谓仲景不撰《素》《灵》哉?”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治病必求于本。’又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按:仲景用理中、四逆、建中、真武辈以补其不足者,用瓜蒂以越其高者,用猪苓、五苓辈以引其下者,用承气、泻心辈以泻其中满者,用麻黄、桂枝辈以发其在表者,若其所谓“心下有水气’、“胁下有水’、‘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胃中干燥’、‘胃中不和’、‘胃气不和’、‘胃中有燥矢、‘胃中空虚’、‘胃中虚冷’、‘里有热’、‘里有寒’、‘热入血室’、“热结在里’、‘热在下焦、‘热结膀胱、‘瘀热在里、寒湿在里’、水结在胸胁’、冷结在膀胱’之类,皆所谓治病求于本者也。中西惟忠乃谓质诸终篇;未尝有本于《素》《灵》者,呜呼!何其疏漏之甚也。”天雄按:仲景撰用《素》《灵》以为《伤寒杂病论》,并非《素》《灵》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深入研究,融汇贯通,进行集中筛选和高度概括,然后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而著成,此种例证,稍为留意,随处可见,略举一二言之:①关于对六经辨证的改造例:《热论》六经专为热病而设,故只有热证实证一一三阳为表热实证,三阴为里热实证。《伤寒》六经为广义伤寒及杂病而设,故表里寒热虚实之证皆具。②关于对提纲证的筛选例:《热论》“三日少阳”有“耳聋”,而仲景少阳提纲证删之,仅留置264条曰:“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以少阳邪热循经上扰,可出现此症,提纲证是通过高度概括而成的。两耳聋非少阳必具之症,且可出现于实证中(如本条),亦可出现于虚证中,如75条:“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诸如此类,皆仲景撰用《素》《灵》,而又高于《素》《灵》之典范,非浅尝可知也。认为仲景自序是后人伪造之说,除中西惟忠外,国人亦多有持同样态度者,概皆因人之不深,而又自诩太过,浮光掠影,遂果于以为不然,所谓“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冀》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困学纪闻》卷八引司马文公语)殆为某些学者之通病耶。
〔八十一难〕《旧唐书·经籍志》云:“《黄帝八十一难》二卷,秦越入撰。”仲景序亦称《八十一难》,不以经名。唐·开元中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云:“《黄帝八十一难·序》”云云,亦不称经,惟《隋书·经籍志》:“《黄帝八十难》卷”下有注云:“梁有《黄帝众难经》一卷,吕博望注,亡。”则称《难经》者,梁时已有之。清·徐灵胎云:“难者辨论之谓,天下岂有以难名为经者?”近世恽铁氏且直斥为“中国占医书之荒谬者,无过于《难经》”,又云:“此必后出之书,当在东汉以后。”姚际恒《占今伪书考》云:“《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八十一难者即指《素问》《九卷》而言也。六朝入又为此,绝可笑。”山则氏云:“八十一难亦占医经名,其书不传也,若夫今之难经,则后人伪撰,非占人之八十一难。”天雄按:姚氏不知《九卷》为《灵枢》之异名,而又勇于自信,以为《素问》《九卷》八十一篇即是八十一难,其武断可笑,与他篇等,不足与辨。恽氏以为东汉以后书,及山田氏谓今之《难经》非占之《八十一难》之说,亦皆失考。《难经》木是一部纯驳互见、精粗杂陈之古医书,肆意诋诽与曲为回护,两俱失之。所谓精纯,谓可补《内经》之未备。如《素问·平人气象论》“太阳脉至”六句,残缺不全,乍一读之,竟不知其所云为何,得《七难》谈之,则疑团尽释是也。所谓驳杂,则徐氏《经释》言之详矣。仲景撰用之《八十一难》,即今之《难经》,殆无疑义。如《伤寒论》即按《难经》伤寒有五之义名其书,仲景论脉,全遵《难经》三部九候法,而不遵《内经》三部九候法。《金匮》首节“治未病”出《七十七难》,“虚虚实实”之说出《八十一难》等皆是。今考《难经》无手厥阴,与《素问》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同,则其成书当在《灵枢·经脉篇》出现以前。《二十二难》专论是动所生病,则来自《阴阳脉灸经》,不得谓出于《经脉》也;《六十六难》既言“心之原出于大陵”,与《九针十二原》《本输》等篇同,概亦先秦遗书也。其“少阴之原出于锐骨”不伦不类,则明显为后人之蛇足。
〔胎胪药录〕志云:“胎胪药录者,如《神农本草经》,长桑、阳庆禁方之类。胎胪者,罗列之谓。”山田氏云:“《太平御览》七百二十二引张仲景方序曰:‘卫汎好医术,少师仲景,有才识,撰《四逆三部厥经》及《妇人胎藏经》《小儿颅囟方》三卷。由此考之,所谓胎胪,乃妇人小儿之义而已。”天雄按:志注为想当然之说,不可信,山田氏考证殆得其义。
〔平脉辨证〕柯云:“仲景言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是脉与证亦未尝两分也。夫因病而平脉,则平脉即在辨证中。”山田氏云:“《八十-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论》诸书,今皆不传,可叹哉!”多纪氏云:“按平脉辨证,亦似书名,然史志未著录,今无所考。”天雄按:山田氏迳以平脉辨证为书名,多纪氏以史志无可考存疑,盖慎之也。读柯氏《论翼》,意亦以为非书名。考平脉辨证四字之上,加一并字以与上述诸书分开,则非书名可知。王叔和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再合上文“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观之,则知此之辨证,包括在叔和之“证候”中,此之平脉,则包括诊脉、诊声、诊色及对病真方亦在其内矣。详仲景书例,脉与证是分开的,“辨××病脉证并治”即是其例。“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是病,浮是脉,头项强痛是证。虽然,此证字是指狭义之证言,若广义之证,则脉亦在证中,如称麻黄证则脉浮紧在其中,称桂枝证则脉浮缓在其中也。柯氏所谓“平脉即在辨证中”,概指广义之证言。并合也,结合之意,并字以前,指撰用古籍,平脉辨证则仲景结合个人临床实践经验言之也。
〔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云:“《伤寒卒病论》十卷。”又《隋经籍志》注载“梁七录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通志·艺文略·医方类》:“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晋·王叔和编次。”多纪元简云:“盖《伤寒论》十卷,《杂病论》六卷,各别行于世者。而王焘《外台秘要》载《金匮要略》诸方,而曰‘出张仲景《伤寒论》某卷。中,’则唐时其全帙十六卷不易旧目者,才存台阁中,王氏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时,特寻探其秘要而载之其著书。今所传十卷,虽重复颇多,似强足十卷之数者,然逐一对期,大抵与《外台》所引符,则今《伤寒论》,不可断为非《七录》及《唐·志》之旧也。”天雄按:隋、唐史志中载《伤寒》已云十卷,然王焘《外台秘要》载百合病论并方,霍乱理中场、附子粳米汤云出第十七卷中,肺胀小青龙加石膏汤、越婢加半夏汤及桔梗白散并云出第十八卷中。知当时《伤寒杂病论》传本非一,究其实,则《伤寒杂病论》当以自序为正,作十六卷,云《伤寒论》则伤寒、杂病已分之名,当作十卷,余杂病六卷则今之《金匮要略》,多纪氏说不误。但《金匮》之名,仅知为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得于馆阁蠹简中,初名《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林亿校此书时,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为《金匮方论》云云(见宋臣《金匮要略方论·序》),知《金匮玉函要略方》为又一《伤寒杂病论》之传本,因“伤寒”部分文多节略,故被删去,于是《金匮》遂成“杂病论”之专名矣。顾不知所谓《金匮玉函要略方》究竞更名于何时也。
〔庶可见病知源〕源,病机也。病因万端,难以尽明,惟能掌握机理,则万病皆在我掌中,机者何?非表即里,非寒即热,非虚即实,无不有脉证之可凭。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在表者散其表,在里者治其里,虽不能尽愈诸病,亦不中不远矣。
〔人禀五常,以有五脏〕多纪氏云:“《白虎通》曰:‘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五藏:肝仁、肺义人心礼、肾知、脾信也。”天雄按:多纪氏误也。《礼·乐记》“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郑注云:“生气,阴阳气也。五常,五行也。”五常即是五行,上言“五行”,此言“五常”,避重复也。上文“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五行指春、夏、长夏、秋、冬言,春夏为阳,余三时为阴,即所谓四时阴阳也,四时阴阳的推移变化,促使自然万物的生长和衰老,故口“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为万类之一,亦受此五行之影响而生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之“苦生心”,中央之“甘生脾”,西方之“辛生肺”,北方之“咸生肾”皆是,故曰“人禀五常以有五脏”也。山田氏删“天布五行”以下文字,以为繁衍丛脞之言,全系叔和撰次之语。虽举七征,终嫌鲁莽。
〔经络府俞,阴阳会通〕俞,穴也。《素问》有《气府论》、《气穴论》,两者皆论俞穴,故此日经络府俞。阴阳会通谓阴经与阳经之交会贯通也。即《金匮真言论》所谓“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脏六府一逆一丛”也。
〔才高识妙〕多纪氏云:“按:才高,与首段才秀应,”〔仲文〕多纪氏云:“按:仲文,史书医传等无考。”〔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经,指前《素问》《九卷》《八十难》诸书,《释名·释言语》:“演,延也。言蔓延而广也。”蔓延而广,即今言发挥之意。思求经旨是继承,演其所知是发扬,仲景真可谓继承发扬中医学之典范矣,今考《伤寒杂病论》中此类例证,随处可见,俯拾即是。略举数例,以示一斑:①《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面热者,足阳明病。”此经旨也,仲景云:“面热如醉者,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加人黄以利之。”此仲景演其所知也。《素问·脉要精微论》云:“涩者,阳气有余,阳气有余则身热无汗。”《素问·通评虚实论》云:“涩而身有热者死。”此经旨也,仲景云:“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加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此仲景之演其所知也。②《灵枢·热病》云:“热病目不明、热不已者,死。”此经旨也。仲景云:“伤寒六七日,日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此仲景之演其所知也。③《灵枢·五乱》云:“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则为霍乱”此经旨也。仲景云:“呕吐面利,名曰霍乱。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此仲景之演其所知也。
〔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各承家技是徒读父书;始终顺旧是墨守陈规。皆指上文“今医”之伎俩,亦即前所谓凡医也。宗族死亡三分之二,皆出自此辈之手,则感沦丧、伤横夭,其痛心疾首之情,其能已于言乎!
〔省疾问病,务在口给〕多纪氏云:“《论语》‘御人以口给。’何晏注:‘佞人口辞捷给。’”天雄按:此与《论语》“口给”义略异,谓疾病情况,全赖病人口头提供,对病情人之不深,故相对斯须便处汤药也。
〔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对下文“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等临证态度言,若深人病情,详加检查,务求立方用药丝丝人扣,则非相对斯须所能办到矣。
〔人迎跌阳,三部不参〕多纪氏云:“《十便良方》引王贶《脉诀》曰:‘说脉之法,其要有三:一日人迎,在结喉两旁,法天;二曰三部,谓寸关尺,在腕上侧,法人;三曰趺阳,在足面系鞋之所,法地。三者皆气之出入要会,所以能决吉凶生死,凡三处大小迟速,相应齐等,则为无病之人。’”天雄按:人迎脉一般大于寸口趺阳,以其离心脏最近之故,故迟数以齐等为常,大小则不得齐等也。
〔短期未知决诊〕《素问·阴阳类论》:“雷公请问短期?黄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阳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征,皆归出春”、“春三月之病,期在草干”、“三阳独至,期在石水。二阴独至,期在盛水”、《灵枢·根结》:“予之短期,要在终始。”又云:“予之短期者,乍数乍疏也。”《终始》篇云:“关格者,与之短期。”由此可知,决诊短期即定死期,仲景所谓“若计其余命死生之期,期以月节克之也。”
〔明堂阙庭,尽不见察〕《灵枢·五色篇》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五阅五使篇》云:“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脏之气。”《素问·疏五过论》云:“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天雄按:现存仲景书中仅《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篇》云:“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苦痛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为诊明堂之法,诊阙、庭者似未见,知现存《伤寒杂病论》脱漏必多,并非仲景全书也。
〔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多纪氏云:“按:齐侯犹生而视其死,貌太子已死而别其生。首以越人之才秀起,故以此二句结。‘夫天’以下,止‘难矣’,《千金方》载《治病略例》首,文与此少异。”
〔余宿尚方术,请事斯斯语〕多纪氏云:“《论语·颜渊篇》‘雍虽不敏,请事斯语。’按:生而知之者,乃前段所谓其才之秀者也。学与多闻博识,乃前段所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类是也。盖生而知之者,天之所赋,不可企而及,学与多闻博识,人之所能,皆可勤而至矣。当今居世之士,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独仲景宿尚之,然无超人之才之秀,唯欲多闻博识以精究之,故诵孔子语以服膺之而已。此盖仲景之谦辞。”天雄按:孔子亦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后人谓医门之仲景,犹儒门之孔子。先圣后圣,何其相似!
吴澄《话人书辨·序》云:“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予尝叹东汉之文气,无复能如西都,独医家此书,渊奥典雅,焕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观仲景于序,卑弱殊甚,然后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伤寒论》即古《汤液论》,盖上。世遗书,仲景特编纂云尔,非自撰之言也。晋·王叔和重加论次,而传录者误以叔和之语,参差其间,莫之别。”山田氏云:“或问《伤寒论》本文,高远精微;如其自序,则平易浅近,似出二手,何也?曰:仲景氏之著论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从而敷演焉,从而扩充焉,是以其书虽成于汉季,亦不得不从而高远精微也。若夫自序,披心腹、吐情实之文,叮宁其言以告谕之,欲不平易浅近,可得乎!若徒以体格之异疑之,则如韩愈平日述作,纵横蠢动,变化莫测,而其著《顺宗实录》,核实质直,平淡无味,绝不与他文相类,及苏轼少时议论,英气勃勃,八而无敌,而暮年文章,寒酸萧索,惨悴可怜,其亦谓之出二手欤?”天雄按: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为《伤寒杂病论》,虽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诸书,亦必另有师承,如扁鹊之于长桑君,仓公之于公乘阳庆也。甘伯宗《名医录》称其受术于同郡张伯祖,事或宜然,惜正史无传,难以征信。吴澄疑《伤寒论》文气典雅,而自序卑弱殊甚,以为《伤寒论》即古《汤液论》,序则仲景所自作,山田氏辨之详矣!余谓:使《伤寒》纯为占传,则序中“勤求”、“博采”、“撰用”诸词尽为虚妄矣。盖仲景必有受之师传者,如以有汗无汗分风寒,以口渴不渴验温暑,以小便利不利验湿邪,六经之提纲,简明而扼要,阴阳之分野,并然而不乱皆是也。至于三阴亦有表证,必自《皮部论》来;脉涩而发汗,必自《通评虚实论》来;“面热如醉者,此为胃热上冲薰其而”、“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必自《邪气脏腑病形篇》来;“脉来细而附骨者,积也。”必自《脉要精微论》来。此则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可按循而得之也。其他如“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仲景之自验也。“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仲景之自加也。此则经有明文,来自实践可知也。若夫文气之典雅卑弱,则文有短长之故,六经条文短,短则简炼,故易典雅;序文较长,故易形卑弱,尤以开头一句,“览”字下即脱漏“史至”二字,更予人以文不成义之感。所谓“卑弱”,概由此故。况上古汤液与醪醴并称,乃五谷所为,与后世治病之汤药,迥不相侔。秦汉以前,医以针艾为主要治疗手段,火齐毒药,并不常用,故仓公以液汤火齐逐热,尚称时兴,伊尹殷人,哪有后汉之汤药,皇甫谧所谓“仲景论广伊尹汤液”,殆附会之辞耳。
〔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著〕一本无“太”字,程应旄、山田正珍并将此语,移诸篇首。山田氏云:“尝阅汉唐诸儒序于经典者皆署官阀姓名于其篇首,若其署诸尾者,十三经中,特有何晏《论语·序》已,虽然,此是进呈之文,不可以为常法也。”天雄按:余遍考诸书,仲景当不为长沙太守,此四字盖后世庸人所加,以为不如此不足以示尊荣耳。考《后汉·郡国志》,长沙郡,秦置,为荆州刺史所部七郡之。下列资料,皆可为东汉末仲景不为长沙太守之证:
(1)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三国·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2)献帝“初平元年(190)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沼书以表为荆州刺史。”(《后汉书·刘表传》)
(3)“灵帝崩(己已189),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纵,欲袭夺表州,使坚袭表,坚为流矢所中,兵败。”(《三国志·刘表传》)
(4)“坚以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正月死。”(《英雄记》〉
(5)“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司马彪《战略》〉
(6)“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围攻,破羡,平之。”(《后汉书·刘表传))
(7)“长沙太守张羡叛表,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刘表传》)
(8)“十三年秋七月(公元208年),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九月,公到新野,琼遂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9)“表卒,曹公征荆州,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国志·刘巴传》)
(10)“黄忠字汉升,南阳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中郎将,与表从子磐共守长沙攸县。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将军,仍就故任,统属长沙太守韩玄。”(《蜀书·黄忠传》)
(11)“十三年十二月(公元208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魏书·武帝纪》)
(12)“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陵、长沙太守韩云、桂阳太史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蜀书·先主传》)
(13)“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年末三十,擢为长沙太守。”(《蜀书·廖立传》)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从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孙坚为长沙太守起,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坚为流矢所中,兵败,并于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正月死,孙坚死后,吴人苏代接管长沙太守一段短时间,因孙坚为刘表所败而与之俱去。刘表遂任张羡继苏代为长沙太守,故有建安三年张羡畔刘表之事。表攻羡“连年不下”,使以两年为期,则羡之死,亦在建安四年或五年(公元199~200年)矣。建安五年以后守长沙者为谁?史无明载,但据《黄忠传》载,忠与刘表从子刘磐共守长沙他县,及操克荆州,仍就故任,统属长沙太守韩玄,则羡死后,继羡者必韩玄也。或谓安知韩玄不为曹操所任?曰:非也。操据荆州时间甚短,建安十三年九月琼降操,十二月操即因赤壁之战,败北而去。刘巴为曹操招纳长沙三郡,当在建安十三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间,既曰招纳,则非更任可知,及先主南征四郡后,始以廖立为长沙太守,其时已在建安十四年矣(公元209年)。故自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建安十四年,凡二十三年,有证;有证可查者,依次为孙坚(公元186~193年)、苏代(公元193~194年)、张羡(公元194~199年)、韩玄(公元200~209年)、廖立(公元209年)五人而已,此仲景不为长沙太守之一证也。
或谓古人名与字,义常相通,羡与景同义,则张羡实即仲景也。是又不然。羡之死,至迟不过建安五年,而仲景书成已是建安九年时,况羡当戎马倥偬之际,安有闲心余暇从事写作,此其二。
《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颙先
识独觉,言无虚发。”“用思精”是说心思精细,故曰“后将为良医”;“韵不高”是说气魄不大,不过说得委婉,把话说穿,就是你气魄不大,不是做官的料子”。如仲景真为太守,则年俸二千石,已是高官厚禄,尚可谓:“卒如其言”乎?此其三。
仲景南阳人,谓未及十年,宗族死亡,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盖南阳张氏,在当时张氏十四望族中仅次于清河而居第二位,聚族而居,故患传染病死者亦多。而《伤寒论》诸多条文,大半皆救误之作,非亲目所见、亲身所验,说不得如此贴切,说明此书是仲景在勤求博采之余,根据现场纪录资料,于大疫已过之后再加整理而成。使仲景不在南阳宗族之中,而是官守长沙,又当干戈扰攘之秋,何能成此震占铄今炫耀千秋之巨著?此其四。有此四端,余故曰:仲景当不为长沙太守,此四字概后世庸人所加,以为不如此,不足以示尊荣耳。
公元1921年,辛西三月初九日出生于老胡家,阳历4月16日也时父亲已54岁,母亲已42岁。因出生时为难产,故自有知之始(10岁),即生日持素,以资纪念。
公元1927年,7岁(虚岁,下同),人望峰国民小学读书。
公元1933年,13岁,初小四年读完,家贫不能升学,即在农村私塾就读,至是年底,《幼学》和《四书》已全部读完。《四书》中最爱读的是《孟子》,自认为受的影响也最大。
公元1934年,14岁。
上期,从谭桂林师就读于新泽祖山边王祠,是为第一次寄宿读书。然因天大早,农家无颗粒之收,仅读完《左传》两本,至端阳节即辍学。在此期间,初学声韵之学,学作小诗,不乱平仄。下期,失学在家,从事学圃活动。
公元1935年,15岁。
1934年大早,冬季尚有萝卜红茹充饥,春季来临,则草根树皮都成食料。二月,因邻人谭某介绍去汉口一家纸行当“学徒工”,腊月纸行因生意不佳而倒闭,一年的童工生涯,至此亦告结束。
公元1936年,16岁。
端阳节拜叔父仁斋公为师学习国医内外科为长治久安之计。
公元1938年,18岁。
受七叔梅斋公教导,以亲老家贫生活无着,不如在附近当小学教师,更有利于学医,因于是年二月,受培性小学之聘,学为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读医书,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粉笔生涯。也是从这一年起,开始写日记。
公元1942年,22岁。
是年任教于评事乡第十八保校。学医已经六年,重点在膏丹丸散制剂技术,惟内科基础甚差,自问人生有几个六年,如此度日将何以入歧黄之堂奥?因于是年冬季再订“十年读书计划”,以熟读背诵五部经典为目的,再下十年苦功。屈指计之,十年计划完成之日,恰为三十二岁,亡羊补牢,具体安排如次:
1.《神农本草经》1年(1943)
2.《伤寒论》2年
(1944~1945)
3.《金匮要略》
2年
(1946~1947)
4.《内经》
4年
(1948~1951)
5.《难经》
1年
(1952)
公元1943年,23岁。
十年读书计划第一年,从农历元旦开始执行,采用《神
农本草经三家注》为读本,一品未熟,不读二品;前章未完,不读后章。年终按期完成。
公元1947年,27岁。
四年来仍任教农村小学,除沦陷期间(1944年下期~1945年上期)须与敌寇周旋,《伤寒》和《金匮》的研读计划仍按时完成。书采用黄氏的《悬解》为主读本,要求对原文纯熟背诵和透彻理解。深感有计划的读书和无计划的读书,效果大不样。
公元1948年,28岁。
上期,原学校停办,下期受沭导乡第十一保国民学校之聘;是年元旦开始研读《灵枢》兼习针灸。9月,取得原考试院中医师检核及格证书,成为正式中医师。
公元1950年,30岁。
大局鼎革,学校改制,原学校属沐导乡第三小学区。读书计划处于动荡之中。下期,响应组织农村联合医疗机构号召,邀集友人成立大众医院,正式以医为业。
公元1951年,31岁。
行政区域改革,随着新的双峰县成立,县的卫生工作者协会同时成立,被推为协会负责人之一。
公元1954年,34岁。
三年来,以县卫协会执行委员会名义参与全县整顿巩固联合诊所,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4月,调双峰县第二中学任校医。
公元1958年,38岁。
在双峰二中担任校医兼教生理解剖课先后五个年头,又于是年9月调双峰县创办卫生学校。
公元1961年,41岁。
县卫校停办,全县各区成立卫生所,11月调青树坪区卫生所负责门诊工作。
公元1964年,44岁。
春初,调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从事全省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
公元1966年,46岁。
继承工作结束,先年底调入湖南中医学院。开始,在附一院上班,轮流于病房门诊之间。6月,文革祸起。
公元1976年,56岁。
2月,参加省委农业学大寨卫生工作队去泸溪。十年之间,先后七次主动申请参加医疗队下农村,这是第七次。使自己所学知识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也积累了不少临床经验。8月,调内经教研室任教。
公元1979年,59岁。
建国后,第一次评定职称,去年12月评为主治医师,同时定为讲师。是年3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西学中班的《内经》教学工作基本结束。学院第一次招研究生,又被任为内经研究生导师。《内经》特别是《素问》部分在十年读书计划中因受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是五部经典中最薄弱的部分,幸有此机会得以再一次深入钻研。
公元1982年,62岁。
2月,由内经教研室调学报编辑室负责。
四年的内经教学,发现《内经》中问题不少,这些问题,有的是历史的,有的是注家的,因仿多纪元简《素问识》例,从本年起撰写《素问补识》,将发现的问题一录入书中。
公元1987年,67岁。
1986年全国科技人员职称改革,被评为中医内科学教授。经省教委批准,87年元月正式下达文件。
公元1988年,68岁。
1987年12月31日经省教委批准退休。《学报》向国外发行手续已办妥,从1988年第一期起,正式向国外发行。元月底正式离开《学报》编辑部。
公元1990年,70岁
《素问补识》已于89年9月22日正式完稿,前后历时8年,全书诠释《素问》疑难问题1300余条,共约30万字。已与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联系好,同意接受出版
公元1992年,72岁。
儿时爱好唐诗,间学吟咏,但用功不深,晚年深感悔感,因于木年2月起,编撰《万首唐诗韵萃》作亡羊补牢之计。
公元1997年,77岁。
《万首唐诗韵萃》因老年日疾,视野模糊,几次辍笔,至木年10月全部完成。共计选出格律诗10128首。前后历时六年。
公元2000年,80岁。
北京王成纲先生对《韵萃》书稿,甚感兴趣,愿意作《韵萃》出品人,书稿已于前年5月送去,延期至今年,始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被更为《全唐绝句律诗分韵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