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天散墨

裘沛然（1916~2010 年），浙江慈溪人。我国著名的中医理论家、临床家。毕业于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历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副总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等。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首届“国医大师”。

裘沛然是一代中医名家，学术造诣深厚。他精通内科，善治疑难杂病。他创制的“治疗疑难病八法”为治疗许多顽症痼疾开拓了思路，曾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颁布的优秀论文一等奖。主持编写和主编的著作 40 余部。裘沛然还是一位博通文史哲的学者和诗人。一部《裘沛然选集》融人道、文道、医道于一炉，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一等奖。他晚年的力作《人学散墨》，对被后人歪曲附会已达二千余年的孔子儒学还其本来面目，受到学界的赞佩。

本书初版于 1985 年，曾荣获上海市卫生系统的优秀书目奖。本书是裘沛然医论集，主要陈述了裘沛然对中医学上某些问题的见解。如对医学理论的探讨，处方用药的体会，临床点滴心得，养生研究，医史考证等多个方面共 42 篇。其书据作者自序：“抉择陈言，剖析疑似，俯仰今古，直道心源。”对前人论述，有质疑，有正误，议论有条理，分析较深入，颇多独自见解。本书涉猎古今文献，以散文形式叙述中医理论与经验，所论内容言之有物，文笔生动，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

本书可供中医临床医师、中医药院校师生、中医药学爱好者参考阅读。

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医理论家、临床家。他著作等身，主持编写 40 余部学术著作。《壶天散墨》是其重要的代表作，其一经问世，可谓洛阳纸贵，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喜爱。初版印制至今已经 20 余载，广大读者受益良多，遗憾的是目前市场上此书脱销已久，经常有业界学者及中医学爱好者索求此书，但不克如愿。有鉴于此，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决定再版修订。

此次修订增加了数篇裘老的重要著作，其中《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思想的价值》一文是裘老晚年的代表作，是他长期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成果。相信修订后的《壶天散墨》，经过充实内容、重新设计了版式，面貌焕然一新，一定更受读者欢迎。在裘老逝世一周年之际修订佳作，也是对鸿儒大医裘沛然先生最好的纪念。

先生有诗云：“如此人天藏秘奥，晚年何敢侈言医。”人类生命奥妙无穷，“从来此事最难知”，对医学的认识常常有“昨是今非”或“今是昨非”之感叹，因此先生晚年的这些医论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尤其弥足珍贵，足以令读者细心玩味和品尝。

《壶天散墨》，不是一本系统论述医学的著作，只是陈述自己对中医学上某些问题的见解，其中难免有不少疏漏或谬误之处。尽管如此，但我从事医学达数十年，略识此中甘苦，明窗万卷，午夜一灯，兴会所至，信笔漫记，虽是一鳞半爪，没有可贵的论述，却也复敝帚自珍。因为这本小册子，它抉择陈言，剖析疑似，俯仰今古，直道心源，凡是心中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书中涉及医学理论的探讨，处方用药的体会，临床点滴心得，养生研究，医史考证，还记述一些医界前辈言论和彼此交谊等。由于我平素疏于文墨，医学造诣也很肤浅，故虽稿凡五易，终未惬意。更何况学问与年俱增，昨日以为是者，今日则以为非，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认识宁有止境，文稿将无定日。然年事已高，写作良苦，友朋敦促，亟望付梓。且后此岁月，方将专心学习，以求自得，不拟长为管城所役。则此篇虽仅堪覆瓿，亦暂留笔墨于人间耳。

20 世纪 80 年代的科学巨轮，正以火箭般的速度飞腾向前。不多年前的许多科技知识，有不少已为新理论和新技术所取代，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在日新月异地不断更新。令人惊异的是，中医这门古老的传统医学，却又重新步入现代科学的大厦之中，现在世界上不少地方正在掀起一股“中医热”，这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中医学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吸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方面，是很不够的，但是它有更高层次的实验方法，则多为人们所忽视。中医学知识是在数以亿计的人体上直接进行实验所获得，并且经历了几千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而存在和发展的。在人体上直接观察和体验所得到的资料，与动物实验、解剖刀下和试管中见到的东西，显然有所不同。人体中有许多奥秘，就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还无法了解或难以解释。而中医学则发现人体在现代解剖学所知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之外，还存在多种联系路径以及各种特殊的物质和作用、人与自然的密切影响等，同时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中医学的思想方式与概念、理论的形成，是依据于自然过程和生命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现象，并综合成为一个整体联系的科学。正当现代物理学在时、空、场关系等像魔方一样的问题面前趑趄徘徊，自然科学正蕴酿着一场新的革命之际，这一令人瞩目的宝库，怎能不引起国内外具有远见的科学家们的重视和关注！我对中医学研究不深，只能简要地从两个方面举些例子作粗略介绍。

它是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和说理工具。这一学说起源很古，早被人们认为是过时的东西，但它却具有精深的、先进的科学内涵。阴阳具有可分性，如“分之可十，推之可百，分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这与现代科学认为事物是无限可分的观点如出一辙。奠定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基础的计算机技术，其先驱莱布尼兹就是从阴阳的分化中悟出二进位制的精辟原理的。阴阳还具有同一性：“道产阴阳，原同一气。”“万物与我同体，天地与我为一。”阴阳学说是高度分析和高度综合的概括。它还包含互根、制约、依存等内容。中医学在阴阳学说的启迪下，阐明了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诊断和治疗的法则，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同样，中医学中的五行学说密切地与人体科学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揭示了生克制化、运动序列、同气相求、相反相成等一系列生命活动、病机变化的基本规律，着重阐发了脏腑经络，邪正矛盾，以及诊断治疗与疾病之间的各种动态联系和相互作用。必须指出：阴阳五行学说是既极为抽象，又能解决具体问题的一种理论，它既是有序的，又不是凝固的，只有从事过中医临床实践而又富有科学思维的医生，才能深入了解其科学价值。

这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主要说明人体中脏腑经络的功能和它们之间多渠道的有机联系。脏象学说过去也被认为有很多是相当粗糙和错误的东西，而现在却被最新的科学实验证明其为精湛的论断。就举一个“心与小肠相表里”的例子来说，它是脏象学说内容之一。中医学中的心，既指心血管，也包括脑在内。而从现代解剖来说，心、脑、小肠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系统，所谓“相表里”之说是极不科学的；但最新科研已发现只有小肠具有脑的多种特殊功能和物质。如肠内许多神经丛和脑一样，有一种血脑屏障，几乎脑内所有的神经递质在肠内都能找到；肠内的神经系统不能看成只是交感、副交感神经支配的神经，它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阿片类以及腺苷（Adenosins）类的成瘾现象在肠子上也有表现。美国神经生理学家阿兰金兹勒等人发现，用频率为 10 赫兹的电脉冲刺激豚鼠的回肠肌肉，可分泌一种神经激肽——内啡肽，他惊奇地发现，这种激肽竟和脑子里的脑啡肽完全一样。仅举此过去认为最不科学的内容，如今却为最新的科学所发现。再如“肾开窍于耳”之说，科学实验也已证明，两者在结构功能上颇多相似之处。临床上肾功能衰竭患者每易发生暴发性耳聋，而心肺功能衰竭时则此种征象极为少见。仅从上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脏象学说在医学理论上的价值。经络学说也因无法找到其实质内容而被否认，或者用神经体液说加以解释；随着科学的发展，国内外不少学者已能从实验室中寻到几条有关经络的线索，而经络的传感现象更为大量的临床实践所证实。在经络学说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其效果是极为显著的，如艾灸或针刺至阴穴（足小趾端）早已被作为孕妇纠正胎位的有效手段；针刺天枢、上巨虚穴治疗菌痢，其临床疗效与实验室检查结果，堪与抗生素媲美。针灸书籍中记载最简便的四个常用穴的适应证，说“肚腹三里留，面口合谷收，头项寻列缺，腰背委中求”，用之得当，皆效如桴鼓，说明经络学说的重要临床价值。国外近年来掀起的针灸热，可以说是对这一学说的高度评价，经络的探索和研究，也将是揭示人体奥秘的一个方面。

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它把人体生命活动置于自然界中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和研究，认为人与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诸如日月星辰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学者们在考察日食时发现人体生理活动出现明显的改变，如交感神经活动的抑制，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活动的明显减弱；而人体的脉象也出现阴阳失调，偏胜偏衰的趋势。这些中医认为“日为阳，月为阴”，而日食是自然界的“阴胜阳衰”的变化，所以人体也出现上述相应的改变，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的科学性。大量的时间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月亮的圆缺，昼夜的更替，四季气候的转变对人体的体温、血压、内分泌的变化，细胞的分裂，疾病的发生，变化和死亡，药物的吸收与作用的发挥等都有明显的影响。人与天地相应的宏观论述得到了科学实验的微观验证。这些问题目前成为西方的新兴学科，而中医学早在几千年前就有较详的论述，显示了这一学说的精辟。

是中医学论述生命现象的学说。精、气、神是生命活动所依赖的三大支柱，关系到人体寿命的长短和疾病的预后吉凶，故被比喻为人身的“三宝”。气，常被看作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神秘东西而被打上疑问号。而中医学认为这是一种精微的物质，有着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能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维持生命活动。但它只存在于活体之中，所以不能从解剖中找到。气功学中的气，无论外气、内气，也都是气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客观性也已为一些仪器所测知，随着气的发动，仪器上测出明显增加的粒子流及各种效应，证明了生命活动中作为一种物质的气的确实存在。当然，这里所称的气功，与社会上江湖术士所炫耀的东西，是格格不相入的。著名的美国学者、自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所称的这种气，“有时差不多可以翻译为辐射能”。上述的这种观察到的东西，还只能说对气的初步认识。精，也是人体极为宝贵的一种物质，它的概念和内容相当广泛。简言之，人体有营养之精，有生殖之精，有生命之精。《内经》：“夫精者，身之本也。”“故生之来谓之精。”即指生命之精；“藏精于心”、“藏精于脾”、“散精于肝”等论述，即指营养之精；“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即指生殖之精。精包括津、液、精、血和精髓等内容。中医学中有关养生、延年及防治疾病等都非常重视葆精的必要性。神，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活动。中医学认为精神创伤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过度，称为“七情过极”，皆可发生疾病。而西方医学则是在长期忽视这一因素之后，才在近数十年有所认识，而有医学心理学和行为医学等学科的创设。同时提出要改造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为“社会-心理-生物模式”。而中医学在两千年前对此早有深入的认识。中医学中“神”的另一含义，即指“神明”的作用。神明乃是指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生命延续的主宰与核心。“不见其所养而物长，不见其所伤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它是中医学中决定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疾病之所以不治，主要由于“神不使”。中医学所谓的神明，是一种高深的科研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真探索。

精气神三者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互相转化的关系。故积精可以全神，炼精可以化气；反之，神能化气，气能生精。《内经》说：“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这一学说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

在上述中医理论指导下，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有效治法，如中药的内服、外敷、熏、浴及针、灸、推拿、导引吐纳（气功）、情志疗法等等不下数十种，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无损伤性医疗。中医所用的药物大都采自植物、动物及部分矿物的天然药物。这些药物含有多种天然有效成分，具有多方面的生理效应，通过恰当的加工炮制，在增长药效的同时把毒副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如中药附子的炮制方法就是一例。中药药性一般比较平和，与化学合成药物相比，毒副作用要少得多。现代需用外科手术治疗的疾病，有不少可以采用中医的无损伤疗法。如急性阑尾炎的中药及针刺的疗效是肯定的；胆道疾患的中药内治、耳穴贴治、针刺等有效治例也屡见报道；各种肿瘤内服扶正祛邪药物或兼药物外敷，一般都能收到增强体内抗病力和延长存活率的效果。即使是疮疡痈疽等疾患，中医治疗也内服解毒、消肿、透脓等药，同时辅以最简小的手术和敷贴渗药等，能使损伤控制到最小程度。伤骨科对骨折的固定，常采用灵巧的方法，减少对患处的功能影响，使其骨折愈合而避免后遗症。至于用推拿、气功治愈疾病，则只有增强气血的通畅，更谈不到损伤问题。因此，无损伤医疗可以说是中医治疗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医治疗在辨证论治中特别注重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国内曾有两次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第一次流行用白虎汤获得良效，第二年又流行时仍用白虎汤则效果很差，后经著名中医蒲辅周分析研究，找出效果不好原因是这年夏季雨水很多，同前年气候干燥迥然有别，由于发病的环境条件不同，改处了与白虎汤作用截然相反的方剂，遂又获得明显的疗效，这就是因时因地制宜。六朝时代名医姚僧垣曾先后治两个患者，是梁朝的两个皇帝，都是涉及用大黄的病症。僧垣以武帝年高体弱，大黄不可浪用，他医用之，竟致不起；另一个是梁元帝，众多御医认为皇帝地位高贵，不可轻用大黄峻利之药，但僧垣认为患者脉洪实，非用大黄不可，果然药到病除，这就是因人制宜。同一种病在不同时间、地点和不同人身上，治法应有区别，叫“同病异治”，而不同的疾病，中医又常用同一种方法治疗，叫做“异病同治”，这种善于灵活变化的治疗方法，在历代名医验案和近时报道中是不胜枚举的。中医临床处方，还非常讲究中药配伍的妙用，精当的配伍，既可增强疗效，又可消除药弊。又如应用相反相成的配伍法，当能收到用常规方法难以得到的疗效。清代名医徐灵胎提出“用药如用兵”之论，其中有“急攻”、“缓图”、“向导”、“防守”、“突破”、“分击”以及“堂正之师”、“奇谲之策”等等。这种治疗中的圆机活法，与通常所用的一病一方或一病一药相比，其理论与医艺的深浅高下，是不言而喻的。

治疗疾病，总离不开祛邪和扶正两大方面。邪，通常指致病因素（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及其所产生的病理产物如瘀血、痰饮、积滞等。正，指人体正气，包括现代所称的神经、体液、免疫、网状内皮系统以及其他抗病功能等。邪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但中医更加重视正气的一面。中医经典中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些话是具有深意的。因为人体的正气本身具有自我防御、适应、调节、控制、修补的作用，当这些功能减弱或紊乱时，就会遭到病邪的侵袭而发生疾病，各种治法，原是辅助正气驱除疾病的手段。故前贤有“元气不伤，虽病甚不死，元气或伤，虽病轻亦死”的名言。以治疗恶性肿瘤为例说明：细胞毒药物，确能大量杀伤肿瘤细胞，但同时又损害了正常细胞，降低了免疫力，最后常常陷入癌瘤未尽而正气先败的困境，如继续给药，则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如果能在攻击癌瘤的同时，及早运用中医扶正疗法，就会大大减少副作用，其预后就得到明显的改善，这已为不少临床事实所证实。有些肿瘤患者在失去手术、化疗、放疗的时机后，采用中药扶正为主兼以攻邪的方法，或采用气功疗法以充养精气，每能使患者带病延年，有的甚至出现肿瘤消失的奇迹。这就充分说明邪正之间的本末关系。中医治疗，既着重于扶本，又不忽视治标，无疑是治疗疾病的一种高深的医学思想。

早在《内经》中对这一疗法就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医病因学中把七情过极列为内伤疾病的主要因素。情志理论在中医学中有特殊含义，认为人的各种精神情志活动与不同脏腑有着特定的联系，情志的异常变化会影响有关脏腑的功能失调而导致疾病。如“喜伤心”，人在“喜极”的情况下，最易突发心、脑病变；又如“怒伤肝”，大怒而引起肝气肝阳的上逆发生晕厥是常见的；而“恐伤肾”，因受惊吓而大小便失禁甚至阳痿者有之。对于由情志导致的疾病，除了用药物调治外，前辈医家，创用了特异的情志疗法，常使顽疾霍然而愈。汉代名医华佗，已早开情志疗法的先河。元代医家朱丹溪治一妇人因思虑过极而得精神疾患，朱氏采用了先激之大怒而后又使之喜悦的情志疗法，该妇宿疾，遂得痊愈。历代名医运用此法以愈病的例子多不胜举。中医学中论述喜怒忧思悲恐惊的各种精神表现，还指出它们之间具有生克承制关系，这同现代医学心理学所常用的暗示、开导、释疑、脱敏等法以恢复心理平衡相比较，中医学中所论述的内容，似更有它的独到之处。这种可贵的情志理论，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由于中医学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上文所述，只是举例作些介绍。希望通过医务工作者和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把我国这份宝贵医学财富，进行发掘、整理和提高，使之发扬光大，为全人类造福。

下面这篇记录，系经本人治疗的一位患有多发性浆细胞骨髓瘤（恶性肿瘤）的患者的自述。患者在经过本市第一流五所大医院的确诊和应用放疗、化疗均无效又无法手术而病情日趋险恶的情况下，经友人介绍来就诊的。据患者主诉，各医院的专家判定，其存活期至多不超过 3~5 个月。当本人初诊时，见患者不仅胸骨已折断，且胸部肿块隆起甚高，疼痛难忍。其家属不忍坐以待毙，求治于中医药，也只是聊尽人事而已。在我对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可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药后胸部高隆的肿块逐渐缩小，疼痛和剧烈咳嗽亦由减轻到消失。第二阶段，患者腰部剧痛，僵卧不能转侧，经换方，服药后症状好转以致疼痛完全消失。该患者现已存活两年。目前，一切症状基本解除，不仅生活正常，且每日上下午均在马路独自散步长达 4 小时不觉疲劳，能独往浴室洗澡。患者阖家欢乐，我亦因治这一“绝症”侥幸得效而感到欣慰。

下列叙述治疗经过的这篇患者自述，本人只字未予改动，惟略去其所写医院名称。发表该文的目的，旨在和医界同道交流经验，并希高明指教。

尚某　男　60 岁

工作单位：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疾病名称：多发性浆细胞骨髓瘤

疾病性质：恶性肿瘤

病例：自 1987 年 10 月起，左侧肋骨及胸骨疼痛，伴有咳嗽、气急、呼吸痛。10 月 20 日去某医院就诊。经拍片示，见左胸第五肋骨骨折，伴左胸膜反应。因体格检查未见外伤史及未见骨质侵蚀，故未作任何处理。

此后至 1988 年 4 月多次去该医院就诊，其中因胸骨始终疼痛，故用膏布固定，并配以止痛膏、三七片、敌咳等药物处理。

由于半年来病家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见加重。1988 年 4 月病家再次去医院诊治，经拍片所示，已见左胸第五肋骨明显骨折处骨质破坏，并同时伴有周围胸膜增厚，左肋膈角略钝。患者前胸肋已有隆起明显现象。根据 X 线报告意见，为病理性骨折，考虑为转移，但病灶不明。

此后由内科转外科，外科转泌尿科，泌尿科转放疗科。在此期间通过 CT、核素、X 线拍片检查，但均未发现原发病灶，然而病情还在很快地发展。复经核素及 CT 检查报告示，左第五肋、右第十二肋胸椎交界处，胸骨中段、左肩胛下角及腰椎均已有明显的骨质病变，胸口处有 10 厘米左右大小的肿瘤，患者咳嗽不止，疼痛难忍。

1988 年 6 月，医院通知患者家属，言明此病情况严重，已属不治之症，其最多生存期为 3 至 5 个月。多家医院均无法收治。

在此际，著名老中医裘沛然教授收治了此病例。

初诊

生晒参9 克　生黄芪30 克　生白术15 克　大熟地30 克　巴戟肉15 克　半枝莲20 克　夏枯草15 克　茯苓15 克　葶苈子12 克　川贝母6 克　左牡蛎30 克　大麦冬15 克　淡苁蓉15 克　大丹参20 克　延胡索20 克

28 剂。

二诊

大熟地换生莪术 15 克，夏枯草换北细辛 9 克，茯苓换淡黄芩 30 克，大麦冬 15 克，淡苁蓉 15 克。牛黄醒消丸 1 瓶。

14 剂。

三诊　1988 年 7 月 10 日

生晒参9 克（另煎冲）　生黄芪30 克　生白术15 克　大熟地30 克　巴戟肉15 克　半枝莲24 克　茯苓12 克　葶苈子15 克　川贝母6 克　左牡蛎30 克　大麦冬15 克　北细辛10 克　天仙藤15 克　夏枯草12 克　延胡索20 克

14 剂。

四诊　1988 年 8 月 7 日

生晒参9 克（另煎冲）　生黄芪30 克　牛蒡子15 克　葶苈子15 克　生白术15 克　左牡蛎30 克　半边莲20 克　巴戟肉15 克　淫羊藿15 克　延胡索20 克　川贝母6 克　北细辛10 克　天仙藤15 克　生杏仁30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14 剂。

患者诉：咳嗽明显减轻，胸口肿块缩小，隆起转平，疼痛减轻，一般情况改善。继续服药，药味及药量略有变动。

五诊　1988 年 9 月

患者时有发热，腰部疼痛，行走不便。服：

生晒参12 克（另煎冲）　生黄芪36 克　大熟地40 克　生莪术15 克　巴戟肉15 克　仙茅15 克　淫羊藿15 克　生薏苡仁30 克　生白术18 克　延胡索20 克　北细辛12 克　大丹参20 克　天麦冬各12 克　天仙藤18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六诊　胸骨处及左肩肋肿块消退，疼痛大减，热退，但腰部疼痛依旧。服：

生晒参12 克（另煎冲）　生黄芪40 克　大熟地40 克　生白术15 克　巴戟肉15 克　仙茅15 克　北细辛12 克　南百部15 克　川贝母6 克　延胡索20 克　天仙藤15 克　左牡蛎30 克　杜狗脊15 克　川黄柏15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七诊　1988 年 10 月

咳嗽，吐清痰，胸部不适，低热，腰部疼痛加剧。服：

生晒参12 克（另煎冲）　高良姜9 克　生黄芪40 克　川黄连9 克　大熟地40 克　生莪术15 克　川黄柏15 克　巴戟肉15 克　生白术15 克　陈皮12 克　延胡索20 克　天仙藤20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八诊　1988 年 11 月

服：

生晒参12 克　生黄芪50 克　党参15 克　大生地30 克　龙胆草9 克　诃子肉30 克　北细辛12 克　巴戟肉15 克　淫羊藿15 克　生白术15 克　延胡索20 克　杏桃仁各12 克　炙兜铃12 克　天竺子15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九诊　1988 年 12 月

服：

生晒参12 克（另煎冲）　生黄芪50 克　生熟地各24 克　半边莲20 克　北细辛12 克　党参20 克　延胡索20 克　生莪术15 克　巴戟肉15 克　大麦冬15 克　淫羊藿15 克　补骨脂18 克　生白术15 克　全当归15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患者一般情况良好，咳嗽停，热退，胸疼停，腰部仍疼痛，继续服药，药味药量略有变更。1~4 个月情况良好，患者已能生活自理，也已能自行参加锻炼，疼痛感基本消失。

十诊　1989 年 4 月

患者又显不适，腰背部疼痛。服：

淡黄芩30 克　北细辛12 克　生晒参12 克　（另煎冲）生黄芪50 克　巴戟肉15 克　淫羊藿15 克　党参20 克　焦楂曲各12 克　天麦冬各12 克　炙䗪虫12 克　虎杖18 克　大蜈蚣1 条　丹参24 克　延胡索20 克　天仙藤18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十一诊　1989 年 5 月

患者情况急剧下降，疼痛加剧，咳嗽加剧，伴发热不停。服：

生晒参12 克（另煎冲）　生黄芪50 克　炙甲片20 克（捣）　炙鳖甲20 克（捣）　三棱15 克　生莪术18 克　败浆草24 克　红藤30 克　汉防己20 克　巴戟肉15 克　大熟地30 克　丹参24 克　延胡索30 克　北细辛12 克　淫羊藿15 克　淡黄芩30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十二诊　1989 年 6 月

患者病情继续恶化，经检查胸骨、肋骨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八及腰椎、右肩胛骨质破坏，伴发热不退，疼痛难忍，无法行动，已开始使用盐酸哌替啶麻醉药物，饭不进，但疼痛仍不止。服：

生黄芪50 克　生晒参15 克　生白术20 克　巴戟肉15 克　大熟地80 克　川独活15 克　桑寄生15 克　汉防已20 克　炙甲片18 克　川芎12 克　仙茅12 克　丹参24 克　延胡索24 克　全当归15 克　木茴香各12 克　北细辛15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十三诊　1989 年 7 月

患者病情开始好转，已能活动，疼痛减轻，服上方。

十四诊　1989 年 8 月至 1990 年 2 月

患者已能生活自理，行动方便，胃纳好，疼痛全无，一直无反复，情况良好，已能坐车，自行就诊。现方：

羌独活各15 克　桑寄生20 克　西秦艽15 克　北细辛15 克　全当归25 克　大川芎15 克　生晒参15 克（另煎冲）　生白术18 克　大熟地30 克　川桂枝20 克　川杜仲15 克　党参24 克　炙甘草20 克　防风已各15 克　怀牛膝15 克

牛黄醒消丸 1 瓶。

药味基本不变，药量略有更动。

自医院对此病治疗（包括放疗、化疗）无效，判 3~5 个月生存后，服中药至今已 2 年。目前，腰椎、胸椎各肋骨疼痛全部消失，胸骨前隆起肿块均已消除，右肩胛下尚略有隐疼。生活已能自理，胃纳好（每日 4 餐），每日上下午各 2 个小时左右在马路上行走锻炼，不感疲劳，身心感觉轻松。

从我对本病治疗的感受来看，说明中医中药对治疗癌症确有重要价值。

读了尚先生所写的他自己患病危重情况和治疗过程的记录后，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即目前医学界有不少被判为“不治之症”的疾病，难道这些病果真都是一筹莫展，眼看众多的苦难患者一个个都“羽化而仙去”吗？我们医务工作者竟一点无能为力吗？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中医同道和中西结合的治癌医师，就有不少能延长存活或者竟得治愈的报道，这就充分说明中医中药对治疗恶性肿瘤有很大的发掘研究价值。本人虽然不是专治肿瘤的医生，但也治疗过不少癌症患者，包括肺、胃、肝、肠、脑癌等，治疗对象绝大多数是在应用化疗、放疗和手术后未得解决而病情趋向恶化的情况下来就诊的，经长期服药而存活 5 年或 10 年以上的也往往而有。当然我绝无把握能把他们着手成春，只能算是偶然的幸中，然而偶然性中还有必然性的存在，这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宝库中，我深信它对治疗包括肿瘤在内的许多疑难杂证，将是大有可为的。至于治疗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要善于处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辨证与辨病应有机结合，扶正为主又要注意祛邪，处方贵在精当的配伍，遣药要有严格的选择。中医学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我们既要继承历代医家的宝贵经验，又要破除前人的某些清规戒律，这对治疗通常所称的疑难病证是很为必要的。但是，我们还得清醒地看到，解决重症痼疾，毕竟不是一蹴可几，就以上述病例而论，目前虽然起到一些延长存活时间的作用，但以后变化，很难预测。本人只是希望，通过同道们的共同努力，最终必能使某些“不治之症”成为可治，终将消除人间的疠气，化作天上的祥云。

疑难病证，是通俗习称的一个笼统名词。系泛指各个系统中迁延不愈的多种疾病。虽然所有疾病的形成，都由邪正的矛盾所导致。对于疑难病证来说，则邪正之间的关系，就比一般疾患更具有复杂性，并有其特殊性。

中医学认为：六淫之邪，疫疠之气，七情过极，劳倦伤中以及痰、瘀、滞、积等等，都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人体在致病因素——邪的影响下，机体正常功能遭到破坏而产生疾病。中医学中的辨证论治，即以邪正学说为依据。辨证实际上就是辨别病邪侵袭与正气损害情况，并分析由此而发生的病机进退和病情变化。至于疑难病证的机制比较复杂，其所以缠绵难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有的疾病，正气表现非常虚弱，失却制止病邪的能力，导致病情迁延。②有的疾患，病邪相当峻厉，人体正气不能抗拒。③病情出现复杂情况，或表里同病，或寒热错杂，或大虚大实和虚实夹杂。④病邪深痼，如风邪、火毒、沉寒、顽痰、黏湿、瘀血、滞积，相互胶结，深入隧络，不易祛除。⑤意志委顿，神气消索，对医疗失去信心。此外，还必须注意宿疾兼新病，内伤兼外感，以及平素嗜好及药误或失治等等。总之，疑难病证的形成，往往不是单纯一种原因，而每见几个因素凑杂在一起。所以，辨证必须细致，分析要求全面，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比较正确的治疗方法。兹就管见所及，略述疑难病证的一些治疗体会，与同道们共同研究。

本法是应用调养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的一种方法。在病程迁延的某些疾患，因正气偏虚，一时制邪无力，而治疗又急切难图者，无论外感或杂病，均可采用本法。

举例而言，如肿瘤疾患，是对人类健康及生命威胁最大的一种疾病。现时所用的抗癌药物及手术、放疗等，有一定疗效。可是，上述治法，对某些肿瘤，虽能取效于一时，而最后往往导致预后不良。但如采用中药治疗或中西二法结合施治，则其效果就有所提高。据有关报道及个人临床体会，中医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养正徐图法”。如应用参、芪、归、地、术、枸杞、麦冬等药大补气血，脾虚加山药、茯苓等，肾虚加苁蓉、巴戟天等，略参消肿软坚、活血解毒之品，如薏苡仁、牡蛎、白花蛇舌草、莪术、半枝莲之类作为辅助。常能改善症状，延长存活时间，少数患者，竟可使病情向愈。仅举这一例子，已可说明养正徐图法的重要意义。

就以外感热病而论，名医叶天士亦擅用本法治疗温病，其特色是着眼于“甘”、“汗”二字。甘是指药，汗是指法。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中就有三个层次与“甘”、“汗”关系密切。叶氏原文：“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方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其中在卫宜汗，可毋庸论。“到气方可清气”，则似与汗无涉？而如果全面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就不难理解。天士曾反复指出：“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战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因其仍在气分，犹可望其战汗之门户。”可见气分驱邪的出路，还是“清热透表”而从汗解。据此，则“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含义，也就迎刃而解。以上是说明天士治温对“汗”的重视。而汗是与正气不可分割的，汗为津液之所化，是人体正气的组成部分。故凡胃中津液亏乏，气机不能布津作汗，致邪失外达之机，则始终流连气分而缠绵不解。天士使用战汗的方法，关键是“法宜益胃”，即倡用甘药增益胃津，使津液徐充而邪随汗出，他多次提出“甘守津还”、“甘寒轻剂养之”、“甘凉濡润之品”用以生津扶正徐驱病邪。可见叶天士所擅用的甘药与汗法，实际上就是养正徐图法。

本法是增强药物作用的一种奇妙的方法。如在热盛火炎的病证而用大剂寒凉的方中加入少量温通之品，或者在寒盛阳微的病证应用温热重剂中加少量苦寒药，峻补方中略加消导，攻泻方中又加入补正之药等。某些疾患，在用一般寒、热、攻、补无效的情况下，采用本法往往能收意外之功。盖取其药性之相逆相激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相反而又相成的道理。过去，中医学中亦有反治、从治及反佐之法，但只在某些疾病出现假象时应用。例如《伤寒论》：“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此仅作为反佐法应用。而反激逆从法在唐代孙思邈则有新的发展。他的应用，已不局限于疾病出现假象范围，而是广泛应用于久治无效的疑难病证。清代名医张璐对《千金方》有较深研究，他认为孙氏处方具有反用、激用和“制方之反激逆从”的特色。如说：“诸方每以大黄同姜桂任补益之用，人参协硝黄佐克敌之功。”《千金方》中治关格病，大便不通，用大黄、芒硝、麻仁、杏仁、芍药、桑白皮，再加一味乌梅，性味酸收，使大黄、芒硝的作用更有力。玉屏风散有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黄芪固表，但力量不足，加一味防风发表，即有反激逆从之意，使黄芪发挥更大作用。他如滋肾通关丸之用肉桂，三化汤之用羌活，实际上都具有相同含义。像孙氏擅用的这一方法，可称奇特而有意，杂乱而有章。我在治疗疑难、危重病证时多次试用，屡见良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本法是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的治法。古代方书，多有此法。如鳖甲煎丸、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清瘟败毒散等，药味很多，都属于大方复治法范畴。而后世在这方面似乎注意较少，致良法湮没，影响中医疗效。我过去处方，只知丝丝入扣之理，而昧多多益善之法。曾记治过几个痢疾危症，在各种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为处党参、熟地、当归、白术、黄连、车前子、泽泻、黄芩、干姜、附子、芒硝、大黄、黄芪、防风、羌活、乌梅、诃子等一张“大方复治”之方，只服 2 日，其病即愈，疗效之速，出我意外。对治疗慢性肾炎，有时也常用本法。我常以七种方法结合应用，即一为清热解毒，二为温补肾阳，三为培益脾气，四为滋阴补血，五为祛湿利尿，六为辛温解表，七为收涩下焦，常常补血又祛瘀，补气又散结，培脾又攻下，温阳又清热，收涩又通利，集众法于一方。我自己也深知药味之庞杂，治法之凌乱，然而危疾大证，却往往收到桴鼓之效。则所谓庞杂凌乱之法，亦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中医学有内、外科之分。二个不同学科的病证、机制、治法诚然有所区别，然而人体的脏腑经络是个整体，营卫气血周流内外，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医外科疾患，一般多见于体表，病灶可以观察接触而知。内科疾患则多在体内脏腑，其病灶每为视触所不及，而病因病机无不相通。所以，高明的外科医家无不熟谙内科之理，其治疗常以整体与局部相结合。基于同一原理，外科学上的许多名方，也尽可应用于内科疾患，而这方面常为我们所忽视。实则“外为内用”，用之得当，往往获显效。如阳和汤治疗阴证伤寒颇有卓效；犀黄醒消丸治疗肝肿大、肝硬化，对肿瘤亦有相当效果；又如复元活血汤治癥结；四妙勇安汤治疗斑疹；夏枯草膏治疗梅核气；五味消毒饮治疗病毒感染性发热等，临床应用，均有较好效果。他如五虎追风散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万灵丹治疗痹证，五神汤治疗尿路感染等，均较单用内科方的效果更好，对此，我们应该引起重视。

本法与养正徐图法有一致性，也有其特点。某些疾病之所以缠绵难愈，其中很大的因素是由于正不胜邪。养正是多方面的，而本法则着重于脾肾，良以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根。水谷之精微赖脾气以输化，脏腑之功能恃肾气以鼓舞。因此，古代名家遇到宿疾缠绵之际，常着重调补脾肾。明代名医薛立斋、赵养葵等以擅用本法见称于世，如常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配合六味地黄或八味肾气丸数方治愈众多的疑难病证。后世医家有认为这是简单化的治法而加以非议。实际上，这种治法是他们的独到经验，乃是一种执简驭繁，治病求本，以守为攻的方法，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张景岳在这方面更有高深的造诣，他遇到胀满、呕吐、泄泻、痢疾、痰饮等久久不愈的疾患，常以重用熟地配合他药而奏奇效。通常应用熟地，对于上述症状均所禁用，景岳不仅不忌，且重用以起危症。如金水六君煎、胃关煎、理阴煎、六味回阳饮、九炁丹等均是极好方子，如果能应用得当，其效如响。我曾治过不少患者，患咳嗽痰喘甚剧，病程久延不愈，备尝中西药物无效。其证常兼胸脘痞闷、腹胀不思进食、咳嗽咯痰难出、面容憔悴、舌苔厚腻等症，我常处金水六君煎而得治愈，熟地、当归二药用量特重。中医常规，上述症状不仅忌熟地，甘草亦为禁药，然而实践证明了该方的重要作用。其他如用参芪术草以治痞胀满闷，熟地、萸肉、五味子、巴戟肉以治痰湿壅阻久延不愈的痼疾而奏奇效者亦在所多有。经过较长时间的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以后，始知前贤制方的奇妙，而深惭自己知识的狭隘并深悔过去的偏见。培补脾肾法对治疗癌肿亦有良好效果，至少对延长癌病患者的存活时间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疑难病证久延不愈，在邪气盛实，正气未衰的情况下，可应用本法。徐灵胎在“治病不必顾忌论”中曾指出医者踌躇不敢下药，每致贻误患者的情况。如其病有痰饮盘踞，水气泛滥，瘀血阻塞，积滞凝固等证者，峻厉祛邪的方药，可以果敢应用。如用十枣汤、舟车丸的攻逐水气，抵当汤及王氏逐瘀三方的攻破瘀血，三生饮的散风痰，控涎丹的逐饮止痛，三物备急丸的攻下冷积等。这是一种“并力捣其中坚”的迅速除敌的方法。惟药量宜掌握适当，中病即止，邪祛之后，再予调理。

疑难病证所以缠绵难愈，虽因病邪峻厉、顽固，同时也由药不中病的缘故。随机用巧法乃是医者运用巧思，投药紧拍病机以取捷效的一种治法。清代陆定圃曾有前人运用本法的一段记述：名家治病，往往于众人所用方中加一药味，即可获效。如宋徽宗患脾疾，医用大理中丸屡服无效，杨吉老仍用此方，用冰煎药而愈。杜清碧患脑疽，自服防风通圣散久而不瘥，朱丹溪仍以原方加酒制药，不尽剂而病愈。缪仲醇治一遗精，在前医屡服无效的补肾涩精方中加鳔胶一味，不终剂而痊。徐灵胎治一呕吐宿疾，仅在前医二妙丸中加用茶子四两，煎汤服之而愈。陆氏的这些记述，正是古代名家针对致病原因随机用巧法的范例。

宋代名医史载之以一味紫菀治愈了众多太医束手的便秘。张锐治中寒大泄而上热喉痹不能进食的患者，以紫雪丹包裹理中丸，药下而两病皆除。叶天士以一张行气的醉香玉屑方而治愈了应用常法不瘥的便血，这些都是随机用巧法的具体应用。

有一位西学中医生曾与我说起，一患者患尿潴留，遍用中西药物而不见效，这位医生想起了中医有“利小便实大便”的理论，他由此得到启示而给患者服攻下药，结果患者竟得小便畅通。我曾遇过冠心病患者，前医用活血化瘀及养阴法均无效，我给患者服仲景治少腹瘀血的抵当汤，往往服数剂后，胸闷胸痛即见缓解。

运用本法，必须对医学有深邃造诣，还要通过精密的思考，才能神明变化，活法随机，要达到这一境界，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医患相得法，既是治疗疑难疾病的一种重要方法，又是目前临床所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本法首先要求医生对患者具有高度责任感，从而使患者对医生产生坚强的信心。医生和患者的精神如能糅合为一，这将为治愈疑难危重病证创造最佳的条件。现代医学心理学也已认识到心理因素对治愈疾病具有重大意义。“相得”，首先要像孙思邈在“论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发大慈恻隐之心，若有疾来求者，不问贵贱贫富，怨亲愚智，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无问昼夜寒暑，饥渴疲劳，皆要一心赴救。孙氏之言，就是责任感的具体表现，使患者精神得到安慰，并对医生树立充分信心。

“相得”还要施用“治神”的方法。中医学理论指明：意、志、思、虑、智等心神活动与脏腑功能之间有密切联系。故精神安定者，疾病多呈向愈之机，而“神不使”则往往预后不良。《灵枢·师传》所述：“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之旨，即系治神的方法。医者首先应使患者对疾病具有必胜之心，并以体贴入微的关怀，采用针对性的语言疏导，多方设法解除患者心中的疑虑、顾忌、执着、愤怒和恐惧等思想，使其心神安定，激发其正气抗病的能力，发挥患者自身具有对疾病的调控作用，然后药物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易经》所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其言对医疗来说，也意味深长。医患双方的精神，如果能相得无间，对于医治各种疑难病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晚近医家以道德文章见重于世者，大江以南，争推程门雪先生。先生对中医学理论造诣的深厚，临床经验的丰富，处方用药的精湛，俯瞰医林，雄视当世。我与程老交谊颇厚而相知尤深，特别在他垂暮之年和身经坎坷的一段时间，日则形影相随，夜则对榻而卧，二人纵论医学，兼及诗文和医林掌故，恣肆诙谐，逸趣横溢，“深谈四壁静，交道一灯知”。盖良师而兼知交者。有关程老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不少医刊和程氏医案载述已多，及门高弟又各有阐发。作者亦有“灯光雪影细论医”一文介绍过程老的医学梗概，惟因当时成文仓促，意多未尽，往事追忆，觉得先生的学术思想还有很多可供后人学习之处，特别是其中有不少为全国中医同道所鲜知的内容。爰为补述一二，以飨读者。

程老名振辉，号九如、壶公，原籍江西婺源。他幼而聪颖，少年才气英发，以生逢荒乱之季，遂绝意仕途而矢志岐黄。他既师事汪莲石、丁甘仁两名医，又常请益于夏应堂、谢利恒、恽铁樵、顾筱岩诸公，私淑群贤，撷其精华，一扫旧时门户之见的陋习。其并辈同学，亦多俊彦秀出，如秦伯未、章次公、严苍山、许半龙、陆渊雷等，亦皆学有专长，先生常与之切磋问难，凡有一技长于己者，无不诚恳求教，博采而广收之。他平素最为可贵的治学态度是“不耻下问”，故虽门生后辈凡有一语一论可取者，先生无不为之欢喜赞服，毫无一点“挟长”的味道。浅学如我，亦常备蒙下询，有时因学术见解不同且相与辨析，先生择善而从，非仅不以为忤，我们两人的交情由此而更加亲密。先生这种虚怀若谷的好学精神，当然是他学有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使我深受教益。

但是，“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虽然这两句话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并不太多，而稍有一点文学根底者类能道之，这算不了什么秘诀。先生之所以能博览医书，掌握深广的中医知识，其平生最得力处在于一个“借”字，这是我们在闲聊时程公给我吐露的“天机”。有一次我毫无拘束地问程老：公为寒士，家中并无汗牛充栋的丹铅，不知何由得此广博的知识？先生莞尔而笑，旋即告我：海上有某公性爱藏书，倾其家资购置了大量医籍，搜罗中医学中的珍本、孤本甚多，有些内容很为宝贵，我所读的许多珍贵秘籍，基本上都是从他处借阅的。因为借他人的书，必须如期归还，故一书到手，总是全神贯注穷日继夜地锲而不舍，在限期内要认真读完，方可轮番借阅，就这样借而读，读而借，往返流转竟长达十年之久，凡是某公所珍藏的医书，我都一一加以披读，并作了不少研究摩娑，提要钩玄的工夫。程老还深感这位藏书家的慷慨假借，使他在学问上增进颇多。我由此才知道某公藏书满屋而程老积学满腹的由来。程老在青壮年时代，社会上既没有象样的中医学府，当然谈不上中医有专业图书馆可借之书，一些贫寒学子，想多读些好书确是一件大难事。也正因为得书之难，故读起来就特别认真。记得清代袁枚给他学生借书时曾赠他一篇文章，其中有“则其读书也必勤，而其归书也必速”二句话，真能道出借者读者两方面的心情。袁枚自己也深自感叹他在年少时借书之难，在借到以后阅读的勤勉和收获之大，而当他一登仕途“俸去书来”以后，家中积书浸多，但其读书效果同当年借读时相比有显著差异，我个人也有相同的感受。古代寒儒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大半都得力于阅读借来的书。故借书而读的效果远远超过自己购置的书，因购与置会很自然地联系起来。程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博学的医生，同样是依靠“借阅”而深受其益。但了解程老这段故事的人是不太多的。

中医学肇源远古，奠基秦汉，是我中华民族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创造的结晶，其中蕴藏着很多可贵理论和治疗方法。但由于时代局限，不可避免地也掺杂一些不科学的内容。因此，对我国传统医学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即通常所称批判的继承，是无可非议的。程老对此，则有其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对中医学要取精去粗，在原则上说，谁都不会反对，但是，结合到具体内容，则哪些是精，哪些是粗？要骤下明确的结论就不容易了。中医学中有相当多的披着封建性的外衣而蕴藏着科学内涵的东西，很可能你认为应当批判的糟粕恰恰是中医的精粹所在，这对发展中医事业是很为不利的。这里有许多因素：初涉范篱，还远没有登堂奥，就轻心以掉，大放厥辞者有之；崇洋媚外，对我国优秀文化妄自菲薄者有之；持厚今薄古之说，引喻失义，不知古为今用者有之。人家称程老学识渊博，他自己却毫不讳言在一生阅历中经常有昨是今非和今是昨非的认识过程，从而感到精粗的不易辨识。故他主张批判宜审慎，学习要认真，只有通过深入理解和反复实践，才能区别精华和糟粕。而在当前对中医学的学习还处于浮光掠影的蒙昧状态下，轻下结论，决不是科学的态度。

他对发扬也有多种看法：用科学手段加以整理提高当然是发扬；在中医学自身学术范围内创立新见解，发现新内容，也同样是发扬；中西医结合，彼此取长补短，创造新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发扬的一个方面。他对发展中医事业的思想，一句话，就是首先还得老老实实地做好继承工作，继承要求全面，要求系统，要求分析，要求实践，只有在全面、系统、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具备发扬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基本条件，就很容易陷入穿凿附会甚至喧哗迷惑的可悲风尚。程老在 1956 年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时，曾为继承和发扬问题，作出明智的论断。他还认为中医应该科学化，不能西医化。建院甫二年，中医学教材和科研设备正处于萌芽状态，而院内曾兴起一股在短期内可实现中西医合流的高潮，他曾为此而忧心忡忡，情志抑郁，中医同事中也有一些“好心”人认为在一个晚上可以实现中西合流而为之推波助澜。程老痛心疾首，感慨万分，最终他不避艰险，挺身而出，率直地指斥了这种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冒进思想。在急于建成新医药学和迅速合流之风在我院曾一度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显示了程老这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对中医事业极度负责的高贵品质，虽然他曾经遭到当时不少哗众取宠的幸进之流的非难和责议，但正确的中医政策和无情的历史证明，显示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冷静的，他对中医事业发展的看法还是比较正确的，他这一论点，即使对现在整个中医界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程先生治学经历过三个阶段。在青壮年时多习用时贤套方，用药出入加减不离晚清名医的思想范畴，沉酣叶天士学说，力主轻灵这一路子。在积有一定临床经验以后，又重新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并对它作了深入的研究。故他所编写的金匮教材，不仅说理清晰，且行文流畅，脍炙医林。他又编著过伤寒论歌诀，亦能提撷要领，切合实用，识者评品程氏所编金匮，有不少超过清尤怡“心典”处。其编写的伤寒论歌诀，堪与许学士《伤寒百证歌》抗衡。程老很早在医界露头角，决非偶致。程自己则说，他是在通过一段临证时间取得教训以后才逐步认识仲景著作的重要价值的，故医生在临诊相当时间后再重温旧书，体会就不相同。这是他治学第二阶段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程老曾坦率告我，他早年对《内经》并无多大研究，随着经验阅历的增多和广泛阅览各种医书以后，才开始认识《内经》是中医学中的一部宝籍，经过又一番刻苦的学习，始觉中医学的精深博大，从而对中医学有正确认识和牢固信心。一般地说，研究学问应该从源及流，而据我对他的理解，程老是从流以溯源的，而当他探得骊珠以后，再窥各家的书，就觉得“一览众山小”了。

程老性情洒脱通达，并不是一个顽固保守者。他也很了解《内经》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医学类书，其中有很多脱简和舛讹文字，有不少自相抵牾及脱离实际之处，必须有所甄别。举例而言，如他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评价，认为人与自然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按照机械推算时日以判定疾病的方法则与实际不符，所谓百里之内，寒暄不同，一日之中，晴雨或异，按推算以诊病，如同刻舟而求剑，且与中医辨证论治之法，大相径庭，他就是持有信古而不泥古的精神。目前，人们对运气学说，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程老见解的是否正确姑置弗论，这里只是说明他未经足够的科学验证不肯盲从的务实思想。

程老除以医学鸣世外，更加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之道。据我所知，他尊敬师长，团结同道而尤热爱后进，具有长者之风。故不仅对汪、丁二师和诸前辈彬彬有礼，他从事辞章之学问业于江阴曹颖甫先生，对曹执弟子礼甚恭。程老善属文，能诗词，得曹培养启迪之力为多。在时隔数十年之后，当我们闲谈时，他犹时时缅怀曹先生春风化雨的恩情。像他这种淳朴敦厚之心，真可以矫薄俗而正世道。其对待同道常善善从长而深自谦抑。在旧社会里做医生，为了业务和名位关系，不惜标榜自己，贬低他人，讥讪诽谤者所在多有，或名高而妒生，或利尽则交绝，先生时亦有诙谐之语，常同我谈谈同道们的风流韵事，而未尝有恶声入耳的语言。至于他对待后学，更是热忱教诲，谆谆善诱，奖掖备至，有“平生不敢藏人善”的美德。对患者则无分贵贱亲疏，普同一等，常亲如一家人。过去唐代医家孙思邈著有《大医精诚》一文，对行医者的品质道德作过大力呼吁，至今奉为医家圭臬。先生的高风厚谊，不仅口述之，更能身践之，堪为同道及后生的楷模。如程公者，不仅名家而饶有大医之风矣。

我国医学界现存在着中医学和西医学。两种医学互有短长。就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说，两者迥不相同。西医学是借助和吸收近现代科学技术，其理论、方法、手段大多是建立在实验室的基础上而逐步完善的。中医学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在吸收现代科技知识方面，未免相形见绌，中医应该补上这一课。但是，中医在临床治疗方面，则有它独到的优势，这是因为中医学知识是在数以亿计的人体上直接进行观察、实践，行之有效而存在和发展的。人体中有许多奥秘，西方医学到目前还无法了解或难以解释，而中医学在这方面却占有大量资料。中国医学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精密观察，发现人体除了现代解剖学上所载的各个系统之外，还存在其他许多规律性现象和多种联系途径，中医治疗，不仅注意病，而更注意人，还注意人与自然界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全面分析，从而制订治疗方案。这种动态的整体的辩证的治法，显然具有先进意义。

中医用药，多采用天然药物。它具有过敏性低，后遗症和毒副作用少的优点，能不损害人体而取得较好疗效，这就理所当然会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

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新兴学科名目繁多。医学的分科也越来越细。但医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治愈疾病。衡量医生水平的高低，首先看你能够治好病还是治不好病，这是中医学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虽然它在临床的很多方面占有优势，但我们又如何运用和发挥这一优势呢？现就这个问题，略谈个人五十余年在临床的体验和教训，觉得要提高疗效，可概括为精、奇、巧、博四个字。兹依次介绍如下。

处方用药，首贵于精，精者至当不易之谓。我无法具体形容什么叫做精，只能举例说明：我治过不少心脏病患者，诸如心肌缺氧，房室传导阻滞，频发早搏，心律不齐以及房颤等，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就常用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或者效果不显著，改用其他方药，亦有同样情况。最后，就径用仲景炙甘草汤原方，一味药不更动，只因古今度量有异，在剂量上稍加斟酌，如甘草、桂枝，一般各用 20 克左右。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曾屡更多医，中西药物备尝，也服过我以炙甘草汤加减之方，均无良效。自改服仲景原方后，有不少患者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以后仍用原方续服数月，患者主诉：过去几乎每日发病，自服该方后，竟有历数年而安然无恙者。病家方钦我技之精，而我则既惊又惭。我研究仲景之学且数十年，而未识仲景处方“用思之精”竟到如此惊人程度！我过去常用本方，仅辅佐药加减一二味，而效果判若天壤。说明我对该方的组成，远未研究到家，乃浪负虚名，深滋愧疚。

自秦皇士著《伤寒大白》，创江南无正伤寒之说，耳食者遂畏麻桂等方不敢用。事实上，临床所见头痛高热，恶寒无汗，骨节酸痛，脉浮紧带数者极多，我径用麻黄汤原方，剂量较重，往往 1 剂知，2 剂已。始知秦氏《伤寒大白》之书出，而仲景竟蒙不白之冤。前人称“仲景垂妙于定方”，良非虚语。除张机外，历代名家，各有精妙之方，用之得当，皆效如桴鼓。这是因为前贤的某些方剂，其配伍组合，已经过反复实践，千锤百炼筛洗而成，我们取精而用，可提高疗效。

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我平生体弱而少病，偶染小恙，亦不服药。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日，旋致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自处一方，方用诃子 30 克，黄芩 30 克，龙胆草 9 克，甘草 9 克，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服药约 2 小时后，自觉泛泛欲吐，旋即呕吐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一次，自觉精神困疲，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连续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全愈。是夜安睡通宵，嗣后亦无一声咳嗽，精气爽朗，工作如常。这是用酸苦涌泄的吐法而愈外感剧咳的例子。我自用有捷效，后用治他人，亦每收奇功。此法张子和最擅长，今人多弃置不用，殊为可惜。

中医学上有通可行滞之法，故凡气阻痰壅停饮蕴湿之病，概用通药为主，而重浊厚腻之品，列为禁药。明代张景岳则对治疗痞满、肿胀、痰饮、泄泻等常重用熟地，为世医所呵斥，我年少时亦觉介宾之偏见。以后临床渐多，遇上述病症，在应用常法久而无效之后，乃一试用景岳方，多以熟地为君，用量至少 30 克。某些患者，服后竟得痞胀消，泄泻止，痰饮化，胃纳香。患者获愈狂欢，我亦得手而惊喜。此即中医学上所称的圆机活法。然非学问根柢深厚兼有胆识者不敢用亦不能用。上述两法，我过去在写论文时，曾经提及，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张景岳独擅此奇妙之法。如按一般常规，则临阵先怯，是无法知道此中甘苦的。

古哲有言：“大匠能与人规矩，不使使人巧。”临床时循法度以用药，学习较方便，至于用巧，则谈何容易！可是自古高手，往往心灵手巧，治法能独出机杼而愈顽疴宿疾。如宋杨吉老的用冰代水，朱丹溪的酒制剂，皆在前医处方上稍加更动而疾顿瘳。《浪迹丛谈》载叶天士治邻妇难产几死，仅在前医催生方中加梧桐叶一片，产立下。后有他医效之者，天士笑曰：“吾前此用梧桐叶，以是日立秋故耳，过此何益！”天士此法，我初不置信，及今思之，似或符合时间生物学的巧思。他如孙思邈处方具有“反、激、逆、从”的巧妙配伍方法。许胤宗的治病风不语，陆严治产妇血晕，皆以药物煎汤熏蒸而起沉疴。清代徐灵胎用巧法有鬼斧神功之妙。张子和用汗吐下三法巧治众多疾病，他治一日饮水数升的消渴患者，竟用生姜自然汁饮服而其病得以缓解。他所著的《儒门事亲》中载述的巧法不胜枚举。子和还擅用改变情志法治愈了不少难治的疾病，其构思之巧，在古代名医中最为杰出。目前，医学心理学和行为医学，已为西方医学所重视，子和是此道的先驱者。

过去程门雪先生在日，尝与我煮茶论医，均认为高明的医生，贵在审证明而用药准。然而，人体多奥秘，肺腑不能言，正如张机所说：“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故虽名家处方，未必药皆中病，叶香岩属纩临殁前夕，对子孙乃有“医可为而不可为”的告诫。所以，品评医生水平的高低，还得看他对每一种病所掌握的治疗方法是多还是少。程公与我，咸有同感。孙思邈所称“医之所患患方少”者，其意正复相同。

试以治眩晕为例来说，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眩”之论，故平肝潜阳或化痰降逆如天麻钩藤饮、珍珠母丸、大定风珠、半夏天麻白术汤、黄连温胆汤等视为枕中鸿宝。其实，治眩方法很多，阳亢可致眩，肝阳不升或下焦虚冷，亦可致眩。升肝阳莫如大芎辛汤，温脾肾则术附汤、真武汤皆有捷效。肾虚致眩，除左归、右归之外，无比山药丸更佳。阳虚而风寒入脑者，古方三五七散有卓效。汉防己散治风痰攻注之眩。上热下冷者用增损黑锡丹；上盛下虚者用沉香磁石丸。郁金、滑石、川芎同用，能达木郁之眩。柴胡实治眩良药，今人为“劫肝阴”说而废。他如羚羊附子法、补中益气、当归补血、人参养营等汤，以及攻下、清火、温中、涌吐等法，皆治眩所不废，而目前临床应用者甚少，将何以提高疗效！故博览群书与博采众方，实为当务之急。非博采则不能取精去粗，故“博”为深入研究中医学所必需。

上述的精、奇、攻、博四字，是密切联系的。处方之精，源于博采，奇不离正，巧生于熟，亦皆以博为基础。我的经验教训是：要学好中医，必须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精读诸家医书，又要具备敢于实践的精神，只要勤苦钻研，锲而不舍，相信临床疗效必可提高，功夫是不负有心人的。

我在《新民晚报》“读书乐”专栏里曾经读过不少介绍读书乐趣的文章，有的文笔写得很优美，颇能引起人们读书的兴趣。但我读后细思，未免有一种感觉：即所看到的都是描述读书之乐的一面，而很少说到读书苦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当然，读书有很多乐处，各人所乐不同。有自得其乐，有以兴邦爱民为乐，也有以学到一点技术或欣赏文学及以审美为乐等等。但无论什么样的乐，其获得总有一番艰苦的历程，小苦则小乐，大苦则大乐，苦与乐是不可分割的。就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说起吧，读书是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途径。不少人为了“金榜挂名”，甘愿忍受长年寒窗攻读之苦，用以达到高官厚禄的目的。清人袁枚有两句诗形容得很真实：“一日姓名京兆举，十年涕泪桂花知。”古代的纵横家苏秦，读书时备尝悬梁刺股之苦，最后才取得了“季子位高而金多”的乐。当然，这些为个人的富贵荣华而读书，是不足取的，但他们也确实尝过读书艰苦的滋味。

今天我们提倡读书可以长学问，增知识，激发人们为建设祖国去读书，应该说这是最大的乐趣。但也应懂得读书苦乐乘除这个道理。因为书中所载各种学科的知识，犹如汪洋大海，随着时代的前进，新学科新技术像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仅就我参加编写的《辞海》中其所收学科就达 120 种左右，还称不上齐全。所以即使你只想掌握一二门学科的知识，也得下一番勤学苦练的扎实功夫，才有可能学到一点东西。在读书过程中常会感到有时苦或有时乐的情况，当苦乐境界交替出现之际，正是认识在逐步提高，等到学习达到水到渠成阶段，蓦地觉得对所学内容恍然有所发现的时刻，就会使你心情豁然开朗，其融融之乐是难以形容的。

就以学习中医而论，你如果想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读书必须经历一番苦功夫。首先要具备古汉语知识，因为中医古代重要典籍，都是用古文写成，倘若在这方面不打好基础；不仅无法理解其内容，有时连断句也会发生困难。古代医籍还存在不少脱、漏、舛、讹的字句，如不通晓一些文字学就会产生鱼鲁亥豕的错误。最低限度要读点先秦诸子和《史记》一类的书，这是因为中医典籍《内经》是先秦时代的著作，人们认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更何况同时代人的思想、语言、学术内容和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有更多共同点，多读先秦诸子书会对学习《内经》大有帮助。历代凡是高明的医家都在这方面具有较好基础。明代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之所以成为医药大家，他除了阅读大量医药著作外，还通读了数百种文、史、哲书籍。中医学中既有充栋塞屋的文献，择要阅读也得花相当长时间，其中精辟语言还要求熟背成诵，故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当然，学医生除读书外还要通过临床实习，对现代科学知识以及西医学中的基础理论和诊察方法，也需要择要掌握。为了发展中医面向国际的需要，外语最好也能学习一点。这样就得读很多的书，要花很大精力，当然是非常艰苦的。由此说明要研究一门学问，总得付出艰苦的劳动，世界上没有幸致的学问，读书的苦与乐是密切联系着的。

知识分子即使在读书有成以后，也还有苦乐乘除的存在。如有的学非所用；有的虽使用因种种关系不能尽展其长；有的因出了名而被杂务困扰没有再深造的机会等。但这同旧时代相比，我们应该是幸运的。在过去封建社会里不知有多少经纶满腹而坎坷终生者，大抵才高遭忌，直言见黜，如古代的屈原、贾谊等都是胸有抱负的读书人，而他们的遭遇却如此其可悲！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他手披百家之书，常“焚膏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亦因生活艰苦写过一篇“送穷”的文章。宋范文正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明俊伟的胸襟，也因其愿不遂而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解嘲语。苏东坡“人生识字忧患始”之句，更是意味深长，使读书之人听起来倍觉凄厉可怜。这不仅说明了“读书苦乐有乘除”的历史事实，更加重要的使我们加深认识过去封建社会里读书人的遭遇，同时对未来则寄以无限的希望。

在医学史上大名长垂但又弄不清楚他确切年龄的长寿老人孙思邈，他对我国医药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关孙氏的学术成就，我国医史学家写过了不少纪念性和介绍性文章，诸如他高尚的医学伦理道德思想，预防疾病的理论和实践，伤寒学说的整理阐发，温病治法的开创，脏腑辨证施治的充实发展，针灸经络的高深造诣，在药物方面还有独到研究，特别可贵的是他广搜和精选了唐以前的国内外医书，撰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巨著，成为造福人类，名山不朽的著作。所有这些，国内医家已经说得很多。惟独对孙氏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则论述的还比较少，因为思邈养生学说的精髓，确实非常难写，而这方面恰恰是他医学高超造诣的重要部分，值得我们发掘研究。本文试就这一课题作探讨论述。

据历史文献载述：“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7 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喜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初魏徵等修齐梁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永淳初卒，年百余岁，遗令薄葬。”据传记，他在周宣帝时就隐居太白山。以后，直至唐显庆中，皇帝还召见他。孙氏曾经历过北周、隋、唐三个王朝。有些史学家说他享寿 150~160 岁，有些则认为孙氏虽享高寿，但没有活这么长。持后之说者，大概以为人的寿命活到 80~90 岁已经很不错。孙思邈虽长寿，也不能相差太远。故认为史书所载的“辛酉”是辛丑之误。然而只凭这样一个想当然的推论，就轻易地否定六条重要史料，似乎说服力不够强。究竟孙思邈活到几岁，全国学者还没有一个定论，本文也不拟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论证。但是，孙氏为百岁外人，则各方面都无异辞，所以称他为长寿老人是没有问题的。

人的寿命究竟可活多长？一般认为，决定人的年寿有两个因素，原因一，就是遗传基因；原因二，即除遗传基因以外的一切外在因素，如空气、环境、饮食、起居、污染、放射性物质和情绪等等，这些因素都能影响或妨害机体的生理功能，使人的寿命达不到遗传基因安排的极限。特别是情绪最易影响人体功能变化和生命年限。因为，情绪的波动同人体内分泌系统分泌激素大有关系，激素有多种多样，它对人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都有强大影响。至于遗传基因决定一个人究能活到多少岁，目前研究老年医学和长寿医学者都还没有作出肯定性结论。我国古典医籍《内经》中称：“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又称“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似乎一个人能存活到百岁以外，大致上可算是达到天赋的寿命。而在科学迅猛发达，医药卫生日益进步的今天，人们存活的平均年龄，一般还只能达到 60~70 岁。而孙思邈在一千多年前竟然能够如此长寿，必然有他自己一套可贵的养生延年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索的。

孙思邈能享高寿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如他自己所说的“安神定志，无欲无求”的淡泊思想，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孙氏除了精通医经、方书之外，他认为做医生的还应“涉猎群书”。如说：“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变，不读诸史，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指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老庄，则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途而生。”这些话，思邈不仅是勉励后学，他自己确是身体力行而深受其益的。正因为他读书有得，具有“肯舍”和“任真体运”的精神，故能敝屣尊荣，有视富贵如浮云的恬淡胸怀和高尚志趣。他对卢照邻曾说过“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二句话，也决不是说说而已，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孙思邈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已经是名闻朝野，迨至晚年而声誉益隆。他生平所结交的朋友，除了村夫、野老、方外之士、医生、学者等人外，达官贵人，亦多出入其门，只凭他们一纸推挽，就“富贵可立致”。史载思邈在年青的时候，洛州总管独孤信一见而叹为“圣童”，还深恐他“器大适小难为用”。所谓器，就是指人的才具。从前春秋时代，齐国管仲佐桓公霸天下，孔子曾评论过：“管仲之器小。”独孤信称思邈器大，就意味着他衡量思邈的才干要超过管仲。“适小难为用”，即寓有“庞士元非百里才”的意思。隋文帝杨坚同独孤信有姻戚关系，所以杨坚一旦辅政，就立征思邈为国子博士，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孙思邈却“称疾不起”，拒绝了杨坚的聘请。后来，在唐太宗时又召诣京师，授以爵位，他又固辞不受。既说“固辞”，就含有唐天子再三邀请他出山做官而孙氏坚决辞谢之意。思邈真有“浮云何有，脱屣如遗”的襟怀，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唐皇“固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的赞叹。嗣后，唐高宗又请他做谏议大夫，也同样遭到了拒绝。众所习知，在封建社会里的官场仕途，历来就是文人学士的角逐追求之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乃是一般读书人的普遍愿望，讲得雅驯或谦虚一点，就是：“匹夫有责。”而孙思邈在随时可以取得爵位的面前，却不肯稍稍低头去俯拾一下。他这种操守，更不用比别人，就以“文起八代之衰”见称的韩昌黎来说，为了想搞一个官，不知写了多少次“乞求”的书函。如果把他同思邈进行对比，相去何啻天壤！像孙氏这般冰心玉骨，称之为“富贵不能淫”，是当之无愧的。

以通晓养生之道闻名后世的晋代嵇康，他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养性。其论养性有“五难”，特别是“名利不去”和“神虑精散”两者最为大忌。思邈曾称“嵇叔夜论之最精”。他深通嵇康之指，了解“全神息虑”对于长寿的重要性，而一堕宦海，必然会“华其外而悴其内”，故他竭力摆脱名缰利薮，远避仕途，并有“五者无于胸中，不求寿而自延”之论。《道德经》有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是一句重要的养生名言。因为心不乱则精神内守，真气从之，才有可能却病延年。我国古代很多贤哲，都非常重视养生与养心全神的关系。《淮南子·精神训》说：“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室也。”中医典籍《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神”在中医学上主要是指感觉和思维等。而在古代哲学上所称的神和神明，则又另有一种境界。如《荀子·天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上列的神和神明的解释，则似指自然界万物生长收藏发展变化的规律。正是由于“神用无方”，它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全部过程，其中也包括人体功能的自然调整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能全神就可“以此养生则寿”。在《灵枢·天年》中也有“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之说。

这里，要阐明孙思邈养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养生首重在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所以他要求摒除私心杂念，不要慕求浮荣，不要患得患失，要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的精神，孙氏所说的仁义之道，通古今之变，慈悲喜舍之德，任真体运之心，当然不是只为保健长寿，而从却病延年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关键。只有在“志意和，精神定”的情况下，才能气血和畅，五脏安宁，使人体的自控调节功能排除一切人为的干扰，以保持和达到人的原来应享的年寿。从而可知孙氏“安神定志，无欲无求”顺从自然的思想，看似平淡而实有神奇之功，是他能享遐龄的重要保证。

孙氏养生的另一要旨，就是特别重视一个“啬”字。他以焚“膏用小炷与大炷”作为比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必须处处注意摄养爱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孙氏这一思想是在《老子》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的启示下，认识到对声色狗马这类嗜好，如果不知撙节，必然耗伤精神气血，“皆损年寿”。他主啬的养生思想，也是宗法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啬”的观点。《说文》解释说：“啬，从来㐭（㐭，廪本字）而臧之。故田夫谓之啬夫。啬者，多入而少出，盖田夫之务益藏。故以来㐭会意。”《韩非子·解老篇》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孙氏深通其微言要旨，故重视保护精神气血，他郑重提出“人之寿夭，在于撙节”的告诫。

思邈论述养生有“十个大要”，即：“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日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其中除啬神、爱气、养形、禁忌等都明显寓有啬的思想外，至其所述言论、饮食、房室等内容也可以从他“养性篇”的全面论述中归纳出其主要精神。如“众人大言而我小语，众人多繁而我小记”，“可语不可言。自言曰言，盲人曰语，言有人来问，不可不答，自不可发言也”。他主张寡言，反对“语笑无度”。在言论时念念不忘一个啬字。其论实亦本于《道德经》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之旨。并符合中医学上言多伤气的理论。有关饮食、房室问题，他也同样强调撙节。如说：“非其食不食。非其食者，所谓猪独、鸡鱼、蒜鲙、生肉、生菜、白酒、大酢大咸也。常学淡食”。主张饮食“常宜轻清甜淡之物，大小麦面粳米等为佳”。认为饮食不宜多，最好在“不饥不饱之间”。提倡饱中饥，饥中饱的饮食法。他还列举所见闻的事实，以证明饮食宜从俭啬，提出葅酱可延年而珍羞能促寿之论。如说：“关中上地，俗好俭啬，厨膳肴羞，不过葅酱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鲑肴，无所不备，土俗多病而民早夭。北方士子，游宦至彼，遇其丰瞻，以为福祐所臻，是以尊卑长幼，恣口食啖，夜常醉饱，四体热闷，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以至于死。凡如此者，比肩皆是，惟云不习水土，不知病之所由，静言思之，可为太息者也。”孙氏提倡以啬为主的饮食宜忌，诸如反对饮食猪狗、鸡、鱼，每食忌杂，饮食当令节俭及主张淡食等，其中不少内容如果用现代营养学的标准去衡量，可能有许多扦格之处。然而这是孙氏在饮食方面的长寿秘诀，又是他调查观察的社会实录，是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的。孙氏论述“房室”，是提倡节欲，力主秘啬精气。如他引述彭祖之说：“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由于世人“但解施泄以生育，不能闭固以颐养”。故他常兴“身枯于流连之中，气绝于绮纨之际”、“恣其情欲，则命如朝露”之叹。思邈认为要求长寿，“当先断房室”，同样是突出了一个啬字。

孙思邈养生方法中有许多注意事项，如防止六个“久”（久立、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提出十个“莫”（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倡导十二个“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反对十二个“多”（即与十二少相反的事）等。所有这些，其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将精气神的损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就是把一个啬字全面贯彻和具体实施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忧愁易伤生而愉乐可健身，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孙氏却认为不关喜怒哀乐，一概以少为佳，故有“多笑则伤脏，多乐则意溢”、“忍怒以全阴，抑喜以养阳”。他对心理与生理、病理各个环节之间的密切关系，有颇为深切的了解，所以主张什么事都不能太过，过则必有所伤，“凡言伤者，亦不即觉也，谓久则损寿耳”。思邈对于养生之道，可称探究入微，而其关键仍在啬字上打工夫。

最后需要说明的，孙氏养生的具体方法还可举出很多，特别他对气功导引方面的高深造诣，也是思邈获得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按气功一词，虽然其名称较为晚出，如晋代许逊《净明宗教录》有“气功阐微”之说，而其方法在古代早已盛行。孙思邈常习内视法，存思想见空中太和元气，熟谙和神导气之道，以及呼吸、导引、按摩等多种方法。而其最基本的内容和主导思想则是在于上面所列举的二个方面。所谓“不肯低头拾卿相”，实际上就是对无欲无求的一个严峻考验。“坚持一个啬字”，乃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的一种措施。虽然思邈曾说过：“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他所论述养生的内容，也确是“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眄可行”。可是，思邈用的是“和其光，同其尘”的手段，行的是“塞其兑，闭其门”的方法。你说他容易吧，他的养生法确实没有什么神秘奥奇的东西。你说他艰难吧，则要做到无欲无求和损之又损，乃是精神修养的一种很高境界，恐怕也决不是一蹴可几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国古代养生长寿学说的精髓，是孙思邈通过自己的实践验证所证实了的，也是历代养生家们所共同遵循行之有效弥可宝贵的方法。对学习气功的人来说，无欲无求和损之又损这二句话，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学说，应该引起从事长寿医学和老年医学者足够的重视，去认真探索和发扬光大，别以为它是古老的东西而等闲视之。

“瘦因吟过万山归”是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所著《两当轩诗集》中的诗句。仲则所作的诗，以清新俊逸，直逼青莲而见重于时。可是他怀才不遇，在坎坷的遭际中度过了一生。据文献记载：黄氏曾经写过四首律诗，诗中有“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之句，这二句诗曾经风靡当时吟坛，并成为流传后世的七言警句。而我觉得他“瘦因吟过万山归”一语，无论从艺术上或意义上来说，似都比上述二句高出一筹。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治学的艰巨性，能够赢得勤苦研究学问者的共鸣。凡是古今中外卓有成就的学者，为探求真理，那一个不是经历过废寝忘食，失败挫折的艰难困苦的历程。黄仲则的寥寥七字，提示我们研究学问者既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瘦因吟过万山归之句，在我的研究医学征途上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我在年青时阅读清史叶香岩传，其中载他濒临属纩时对子孙说过几句告诫的话：“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颖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我死，子孙慎勿轻言医！”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草草浏览一过，没有引起深切的注意。虽然我也是“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今行医垂 50 年，经过艰难困苦的挫折以后，越来越觉得香岩此言是语重心长的。叶氏以颖悟的天资，转益多师又医名满天下，而当临殁乃出此言，洵非一般泛泛之论，可说这是此老毕生临床经验总结和他对医学认识的深化。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虽然寥寥数语，对后学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同天士所处的时代不同，当然体会也不尽相同。然而，“瘦因吟过万山归”，我走过了医学科学上崎岖曲折的道路，临床上遇到许多挫折和教训。这对我来说，诚然是痛苦的回忆。今把它写出来公之医界同道，也许对初学中医者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作为前车之鉴吧。

我学医过程中所遭受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并经历过几个阶段，基本上可归纳为四句话，即：踌躇满志，疑窦丛生，磨砺苦学，一间微明。现拟依次举例陈述。

我少年在学校上学，当 13 岁时即于念书之余跟叔父汝根学习针灸。吾叔为广西名医罗哲初先生弟子。他对我的学习督责很严，不仅针灸要籍都要背诵，凡是中医古代典籍也都要择要背读。家中还另请老师教授国学，不管我理解与否，总是要背得朗朗成诵。当时，午夜一灯，晓窗千字，是习以为常的。叔父初不以医为业，因求诊的患者颇多，我有暇就经常侍诊左右。这些，为以后进入旧上海中医学院修业，总算奠定初步基础。在中医学院修完了各门基础课和临床课后，接着就是临证实习。于 1934 年毕业后即于是年开业行医，光阴如白驹过隙，一弹指顷，已整整 50 个年头了，真有学未成鬓先秋之感。但是，当我初开业时，对于中医学的造诣是颇为自许的。自以为除了学过各门课程之外，还看过不少医书，仅举伤寒一类而言，当时已研读过数十家著作，其中尤服膺郭白云，成无己，柯韵伯，吕搽村，尤在泾及日人丹波元简父子之书，对莫枚士的《经方释例》和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亦饶有兴趣。温病方面，则沉酣于叶、薛、吴、王数家，尤偏嗜叶天士与王盂英的著述，特别对叶氏的温病学说，曾经下过一番功夫。当时，对叶天士推崇备极，以为如香岩者，仲景以后，一人而已。说起温病的症因药治，颇能历历如数家珍。另如金元四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珮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我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最有裨于实际应用。对于西方医学的重要学科书籍，亦曾粗加浏览。有关国学文献，经、史、子、集、茫如烟海，“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但亦贪多务得，粗涉范篱。故以读书而论，当然不敢说已破万卷，确实也读得不算太少了。

临诊方面，我在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叔父看病，后来又侍诊于孟河丁师之门，对于丁氏的一套常用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曾记在侍诊之余，还整理过丁师的临证处方，编过一本“丁方手册”，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并又亲炙海上诸名家之教诲，如谢利恒、夏应堂、秦伯未、程门雪诸先生的处方特色，也稍稍学到一点。故当开业伊始，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正如孙思邈所形容的读书 3 年，天下无不治之病的骄傲情绪，满以为挟此以游，真可以天下走得了。

事情并不像所想的那样简单，当开始应诊时，胸中是“目无全牛”的，也确实看好了一些疾病。但在岁月积累，患者渐多以后，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在诊疗过程中经常遇到有很多疾病没有办法解决，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一套的都用上去，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当这时候，我遇到患者有些怕了，因患者特别相信你，就盯住你看，而我常常束手无策，那时我非常窘，又想起古人说的“治病 3 年，天下无可读之书”这两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究竟什么原因呢？我怀疑过去所读的书都是不切实用的，中医的理论，我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开方用药，也可以丝丝入扣，如果绳以中医一般习用的理论和常规的治法，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临床效果总是不理想，这是为什么？我开始对中医学的价值产生怀疑，信心也有些动摇了。我想中医理论是否会是臆测的玄谈？其学说是否真有指导临床价值？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理论已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是否早已过时？我甚至怀疑古代方书，药籍及医案医话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历代医案中尽是着手成春的记录，其中可能有贪天之功，也可能是虚构其效，我早年就听人说喻嘉言《寓意草》这本书大吹法螺，内容失实，因联想到其他医案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段时间，我对中医学真可说是疑窦丛生。

既然对中医学失去信心，我的心转向西方医学去了。因为西医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如解剖所述，确实有形有质，言之有物，不论生理、生化、组织胚胎、病理以至诊断都可以从实验室里得到验证，不像中医理论看不见，摸不到。所以从此就着重进修西医学，还特别对化学这门学科有过很大兴趣。在认真学习了相当一段时期西医学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以后，我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西医分析病原病理，诚然清清楚楚，条理井然，还可从实验室验证，但从临床用药的效果来看，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尽管诊断检查的仪器设备新颖精密，而最后落实到治病还是效果不显。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从旁观察以后，我对西医也没有多大信心了。虽然当时抗生素、激素等药尚未发明，这些药临床虽有较好效果，可是什么抗药性、药物过敏、药物毒、菌群失调等副作用也随之发生。我徘徊于中西医学之间，为想找寻一种治病的最佳方法而感到苦闷，发愁！

当时我又回忆过去学医时的情景，曾亲自看到海上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他们治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程门雪先生亲自给我讲过治愈了一个经德国著名医师确诊并谢绝不治的结核性脑膜炎的患儿，他用的是《福幼编》中的一张方剂。在近代著名学者郑传笈所撰“丁甘仁”墓表中曾说：“晚年名益重，道益行，不独沪地绅商，争相招致，即西商之侨居者，积资数千万，出其百一，足以尽集诸西医，而有疾必折衷先生。”这些，使我猛然省悟，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这就使我在徬徨的歧途中又回过头来。

我国古代学者有句名言，治学要“猛火煮，慢火温”。这次重新学习，就遵循这个方法。且以重学《伤寒论》为例来说罢，过去只泛览各家注疏之说，对大论的精髓和仲景书的本来面貌，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次学习，首先改变了学习方法，专读白文，对各家注疏概置不问，专用仲景之言，来解仲景之意，这样学习，很能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在此以前，有关六经的解释，我很欣赏时贤所称的证候群，亦即六经非经络的说法。在这次重读仲景自序及把全书反复对照论证以后，我终于否定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观点。从前认为《内经》论十二经而不论六经；《内经》中提到太阳、阳明者，多连有“经”或“脉”字，而在《伤寒论》中则截然不同。其实，此说不仅歪曲了《伤寒论》，对《内经》经文也是断章取义的。仲景明白声称撰用《素问》《九卷》，今观《素问·热论》所述伤寒热病，虽只称巨阳、阳明、少阳，而在最后则指出“三阳经络皆受病”；又如《素问》称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等经文，似乎不涉经脉，但最后仍点明“三经者不得相失也”。又如：太阴根于隐白，少阴根于涌泉，厥阴根于大敦等文字，如不作经络解，其将安指！且六经之名，早见于《灵枢·百病始生》篇中。《伤寒论》中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而略去经字，原同《内经》一样是一种简笔。如果《伤寒论》太阳病、阳明病等不是指经络，则书中太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段文字，将作何种曲解？“灸少阴七壮。”试问在证候群上灸在何处？《伤寒论》中传经、动经、随经、过经、经脉动惕、行其经尽、刺风府风池、刺大椎肺俞肝俞、刺期门等论述经络腧穴的条文是如此明晓，我过去未曾细绎原书文字，只凭臆测耳食，妄谓六经非经络，至今思之，惭愧何及。

我在反复学习白文之后，又将原文全部打乱，再就每病每证的特征和各方配伍与各药主治、进行认真细致的归纳和分析，对仲景的方证药治法则，作了排除成见的探索。过去只认为小柴胡汤的热型是往来寒热。这次才知道仲景用小柴胡汤有三种热型，即恶寒发热，寒热往来与日晡潮热皆可应用，只要符合用小柴胡的特征就可。就以柴胡一药而言，通过学习，深知从前所谓“柴胡劫肝阴”其说之非，一般医家多以头目眩运为肝阳上亢，柴胡劫肝，故为禁药，然在大论中以小柴胡主治口苦咽干目眩，所谓目眩，即今之头目眩晕，仲景却以柴胡为首选药，我以后开始以仲景法用于临床，屡效不爽，始悔过去之偏见。

《伤寒论》中某经疾病，有些还有主药。曾记以前程门雪先生同我聊天，有一次他以考试的语气问我：你看太阳病的主药是哪味？我略加沉思，告以桂枝一药。程公相视而笑，我侥幸地总算没有答错问题。

我在这次重新学习以后，不仅发觉对《伤寒论》的研究是非常肤浅的，凡是其他古典医籍，如内科杂病，方剂本草以及各家学说等等，几乎都是浮光掠影，蜻蜒点水，学习如此不扎实，理所当然地疗效不高。我如梦初醒地渐渐有点自知之明。

经过刻苦学习，“为伊消得人憔悴”以后，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1．学而不精　我在中年曾害过一次湿温重症，经医院确诊为肠伤寒，身发高热，中西药物遍投而热不退，病延 2 周左右，乃邀请甬上名医徐余藻医治，徐为拟大承气汤加甘草，药共五味，服后次日腑气通，3 日身热退。我病后细思，读了《伤寒论》千百遍，还没有学会用承气汤，良足自愧！其原因当然由于我没掌握承气汤的论治规律，我只知大承气的主证是痞满燥实坚，困守于一般概念而不知用巧；同时，湿热蕴蒸气分，清宣透达之说，也禁锢了我的思路。而西医学中肠伤寒在后期禁用泻药的观念也束缚了我处方用药的手脚。这一次提高了我对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认识，我不再那么迷信西医了。对于娓娓动听的湿温理论以及伤寒与温病的实质问题，认识也较过去有了深化。

在早年行医时，我见到一位医生用熟地、当归、白术、柴胡以治感冒，心甚鄙之，然而曾目睹其病服该方而告痊。当时以为偶中而已，未之奇也。后来，我自己也遇到感冒患者，曾屡进桑菊、银翘、杏苏、麻桂等方，久延未愈，最后用“五柴胡饮”而竟收捷效。我过去亦熟读景岳书者，由于没有学到手，所以不敢用，不会用。

2．学而不广　我曾治疗一个患赤白痢疾患者，用了一系列治痢的正规方，如白头翁汤、木香槟榔丸、芍药汤、香连丸、枳实导滞丸以及丁师常用的治痢效方等，可是均无效果，下痢加剧，日夜登厕近百次，患者神情困惫，已臻危殆。在无可奈何中试用了一张《石室秘录》药味分量配伍奇特的方子，即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萝卜子一两，枳壳、槟榔、甘草、车前子各三钱，当时只照原书依样画葫芦，以冀幸中，不料服后次日泻痢次数减半，又服 1 剂而病全除。《石室秘录》是托名天师、雷公、张机、华佗等合著的一本妄诞之书，我平素所不齿，今用此方竟如其书所说“1 剂即止，2 剂全安，可用饮食”的奇妙效果。乃深悔我过去知识之狭和治学之偏见。我还亲见程门雪老治高热下痢，擅用荆防败毒饮，往往 2~3 日内表解热退而痢疾并愈，过去囿于细菌、原虫说而反对喻嘉言的逆流挽舟法，而今乃知《寓意草》中尽多可贵之处。我读书先带成见，学而不广，未能牛溲、马勃，俱收并蓄，有愧昌黎所称的医师之良。

3．学而不化　我感到自己在中医理论和处方方面“化”的功夫很差。譬如偏头痛，历代医书所载，常用全蝎、蜈蚣之类，我也常用，但效果并不好。我深知章次公先生治疗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当时我看他治疗偏头痛效果很不错，他也用全蝎、蜈蚣，但却有几点与众不同。配伍方面：全蝎、蜈蚣常与补气养血药同用（如黄芪、当归），而且量也重；还配合健脾化湿药（如怀山药、茯苓、制半夏）；有时还加用附子。剂型方面常采用粉剂服用，以小剂量日服 3 次，常取得满意疗效。以后我治偏头痛，多遵循其法而奏效，说明“化裁”的重要性。可见前辈用药圆机活法的一斑。

试再举心胸疼痛为例，目前多习用丹参一药，我亦曾步武其后，临床有效有不效。为此细察并世医家之善治该患者，则并不局限于活血化瘀一路，有的作痰饮治，有的用行气宽胸之法，或用芳香宣窍，也可用养阴或扶阳药，并有用甘缓及和胃或养心等法，效果远胜于用单味丹参。这使我觉察到“胶柱鼓瑟”之非。即以活血化瘀而论，也不必定用丹参，我曾治过一些患者，先用丹参无效，继用手拈散、失笑散也无效，最后考虑到用仲景抵当汤，服后效果非常好，病情明显缓解。我深深感到自己学而不化的东西太多了，我还进一步理解到，学习一门学问，如果学得不精、不广、不化，就等于不学。我认识到以前就是犯了这个毛病，现在总算是刚刚入门，还远没有登堂入室。

学到老，开始懂得一点，以前完全是盲人瞎马，现在对中医学略有粗浅认识：

（1）中国医学确实蕴藏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其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还没有被我们所掌握，特别是其中高超的理论，更没有被我们认识。所以要虚心学习而万不可武断、臆测。

（2）做医生要边读书、边临床，临床不能脱离读书，读书必须结合临床。光读书只有空洞的理论，光看病只有狭隘的经验，都无裨于提高自己，发展学术。

（3）要开拓思想，既要精研中医学，也要读西医书，懂现代医学，还要多读现代基础科学和边缘科学的书籍。古代的文、史、哲也要有一定基础。

（4）中药的作用是非常深奥的，不要用目前西医理论生搬硬套，例如发热、炎症，不要局限于清热解毒，辛温药甚至补益药也可能有消炎或者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打破中医学中一些人为的“清规戒律”，要在中医学原有基础上深入发掘，有所创新突破。

程门雪先生同我的相与，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的。程先生为党的中医事业献身的精神，他的宝贵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造诣，凡是全国医学界中了解他的人，几乎无不钦仰他医术的高超，何况沪地与他经常接触的中医同道，都对程老留下很深印象。虽然先生逝世已经 6 年了，大家还为中医界失去这位忠诚的学者而感到痛惜，更毋庸说我对他怀念的心情了。

有些同志对我说：“你同程老相知很深，他的医学见解和临床经验，你是很了解的，应该由你来写一篇介绍他学术经验的文章。”这话说得很对，我应该写也早就准备写，可是不知道怎样写才好。先生的某些医学见解，已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毋须我重复陈述。其临床经验心得，则因程老平素乐道人之长而不自炫其能，所以也很难全面了解。他的医学思想到了晚年又有所发展，则知之者更少，因此，要完整地介绍他的学术经验，是不容易的。我同先生因工作关系，除了教学之外，长期共编辞书，或会诊而讨论病例，或下乡而共事医疗。诊余之暇，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用药，随时进行了探讨。有时，灯光与雪影交辉，茶烟随思维荡扬，当程老开怀畅谈时，才听到他的一些可贵的医学论述。虽属零锦碎玉，却也弥可珍惜。现拟就我记忆所及，举一些例子来介绍他好学精神与治学态度，特别是他对钻研中医学的过细功夫和临床用药的某些心得，作为后学者希望了解程老医学梗概的一助吧。

程先生为盂河丁甘仁的高弟。他之所以在医学上有较深造诣，决不是偶然的。程老既远绍灵素仲景之学的精微，又遍阅历代名家著作，而对与他同时的学有特长的医生，亦无不虚心请教，他曾告诉我沪上名医各有一手的擅长。曾记得我们为了讨论方药配伍问题，他替我讲了早年开业时一段故事：有一个慢性泄泻患者找他治疗，他用调理脾肾法医治，久而无效。后来，这个患者携带程的处方就诊于王仲奇医生。当时王氏医名噪海上，于程为前辈。患者向王具述了病情，诊察甫毕，旋索阅程所处方，凝思片时，忽昂然提笔在程的方笺上写了批语：“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随即把原方交付患者，目挥使去。患者未便多问，只得把原方带回试服再说。出乎意料的是，这张屡服无效的方子，仅仅加上一味药，只服数剂，多年的宿疾居然痊愈了。患者喜出望外地来告程，程亦惊异不置。由此，程老深慕王氏医术的精通，要设法拜王为师，又深恐他不肯见纳，特挽王氏的好友请求“一言先容”，可是得到的回答仍然是“婉谢”。程老晚年语我时，犹有遗憾不尽之意。我听了以后有一点感想：程先生在当时已经不是一个无名的医生，他在年青一辈中已卓然有声誉，而当他遇到高手，就准备放弃开业以求深造，其好学之心，不可谓不诚。在文人相轻的旧社会里，他这种虚心请教的精神，更为难得，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史书载元代名医朱丹溪师事罗太无故事，从来传为美谈。先生钻研医学似饥若渴的心情，比之丹溪无逊色，可是他碰到的却不是罗太无，这是深可惋惜的。

程先生的治学态度，是认真而细致的。他对古代文献所载内容的是否正确，一定要通过临床实践验证而后信，即使是平生所推崇的《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也不例外。只有在理论能够联系实际的情况下，他才坚信不疑。基于这一思想，他对通常不被重视的所谓伪书，持有不同看法。理由是：医书只须讲究内容的好坏，不必纠缠作者的真伪，内容果好，虽“伪”何妨。他举例说：《中藏经》是托名的伪书，而书中所列醉仙丹一方，临床应用效果很好，里面还有许多制药法，很有道理，不能以伪而轻视它。这说明程老的研究学问，是务实的。当然，考证真伪，对于从事史学者来说，则是另一回事。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典籍，认为其中也有脱离实际的条文，例如对两书中的四言韵文，很像医中八股，必须与其他阐述方证药法的条文，分别对待。

程老在通过长期的临床和广泛的阅历以后，似乎对中医学抱有一种想法，即发掘医学宝库，必须取精去粗，而判定中医学中的精粗，则不是轻而易举的。他告诉我亲身经历的两个例子：从前读《伤寒论》中麻黄升麻汤条文，觉得方证杂乱，脱离实际，不是该书的精华，但时隔数十年后，临床的体会加深了，转而觉得它是一张极为有用的良方。又如程老平生推崇王旭高的著作，是人所共知的，特别对《西溪书屋夜话录》中有关肝气肝风肝火的论述，赞不绝口。但他到了晚年，开始认识到这篇丝丝入扣的文章，几乎有很多是脱离临床实用。这是程老在病中对我讲的。他在这方面的教训受够了。早年认为是糟粕的东西，后来却发现是精华，而过去认为是精华的东西，晚年又把它扬弃了。所以他常说：“在渊博的中医学术中，每一部分都有精有芜，只有多少之分，没有绝对的精芜，我们认为精华的精华中，就可能有糟粕存在；我们认为糟粕的糟粕中，亦可能有精华的发现。”他认为，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要从反复的实践来判定，如果对其内容未经深入研究，或者还没有了解而即随便加以否定，这是轻率的，不是科学的治学态度。

“中医界同道对你的看法，都认为你是温病学派人物，对叶香岩温热篇很有心得，而我总觉得你对《伤寒论》的研究远过于温病。”有一次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程先生报以会心的微笑。他接着说：“人家都说我崇奉叶天士，其实，我对《伤寒论》曾经下过苦功夫，而温病学说则不过是我研究的绪余。”他又说：“中医学理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历代有所发展，至于辨证论治和八纲诊断法，则奠基于《伤寒论》。”后世医家注释和论述伤寒者，多至数百家，先生则常推舒驰远、郭白云、成无己、吕搽村、柯韵伯诸家的注释为较好。他最反对方中行、喻嘉言等有所谓太阳病三纲鼎立的说法。我个人是从几方面来了解他和证实他对《伤寒论》的研究确实很不错。首先，他强调学习《伤寒论》应当读白文，不读注解本。以为《伤寒论》原文文字简明、朴素，它记述的多属临床实际。如果能把原文仔细通读几遍，各种方证归类对比，加以综合分析，再研究其增减变化，自能逐渐领会它辨证和用药的规律。然而后世不少注家却把《伤寒论》搞乱了，故弄玄虚，自逞臆见，篡改原文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就远不如通读白文的好。我觉得这是程老在学习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后得出的结论。凡是对《伤寒论》有较深研究者都有同样体会。当然，注释本也要看，特别是不易弄懂的条文，多看各家注解，可以开拓自己的思路。但是，通读白文，终究是学习《伤寒论》的较好方法。

《伤寒论》的六经与《内经》中的六经。十二经的异同问题，近来医家各有不同看法。程老对此有比较正确的论述。他说：“讲到六经，就必须承认两点：第一点，承认经络学说。《伤寒论》的六经是与经络学说分不开的。详言之，则分手足十二经，合之则为六经。第二点，是承认《伤寒论》的六经与《素问·热论》六经的一致性。”持相反意见的，则以《内经》中十二经脉为循行全身的通道，《伤寒论》的六经乃是疾病的表里阴阳寒热虚实不同性质的代名词，故有所谓用“医经”的理论不能解释“经方”的说法。“依据古经，言必有则，而不能通仲景之意，则成无己是也”。章太炎就是这样轻率地来批评后世注家的，他把中医学中医经和经方割裂开来了。某些医家，慑于太炎的文名而附会其说者有之。其实，仲景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撰用《素问》《九卷》。”《伤寒论》中如“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阳明胃家实；太阴脾家实”等许多条文，都与《内经》可以相互印证。“伤寒三日，三阳当尽，三阴当受邪。”岂不是《素问·热论》按日传经说的再现吗？当然其说是不够切实的。至于在阳可汗，在阴可泄之说，它在大论中有所反映。程老对“汗”与“泄”均有精辟见解，如“所谓泄，不一定是用下法，但包括下法在内，譬如少阴病之急下存阴，是热病，是下法，同时少阴病之黄连阿胶汤证，旨在养阴泄热”，他讲泄字就比较全面。总之，学术必然有一个沿革和发展的过程，《伤寒论》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内经》的内容，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伤寒论》中的六经决不是一个代号问题。历史不能割裂，中医学理论的整体性更应重视。

程老研究《伤寒论》除了掌握六经的各种方证药法之外，可贵的是，他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太阳病的主药是桂枝，表实配麻黄，表虚配芍药，表里俱实配麻黄、豆膏，有水配茯苓，有瘀配桃仁等等。有关传经问题，他也别有体会。原文把传经多归咎于误汗或早下等原因，而他认为如果仅是表邪，通过发汗自能热退病愈，但有的则热退以后，隔日而热又盛，以及热病常见的心下痞、烦躁等症，岂是尽由失汗、误汗或误下所致？他觉得六经各有其自发症状，病症有先见与后见之别，其后见的不一定由于太阳失治传变而来。他的这种论点，实际上已把伤寒与温病熔于一炉。同时对于历代医家所认为误治所致的“坏病”，他则以为可能属于热性病中的特异性和严重性的一类疾患。他的这些论述，是可以供我们的研究和参考的。

先生虽然对中医学很精通，但他老是感到自己的不足，故常有“虚名误我我误人”的话。这就更加说明他富有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有关程老临床用药心得，仅从我与他共事医疗的一段时期中，就看到他不少出色的治愈病例：有一个下痢高热患者，病势严重，程老投以荆防败毒散，覆杯而病愈；又有一个久咳不止，咯痰味咸的患者，他用金水六君煎，数剂而咳止痰消；另有彻夜不寐，久治无效的重症，他用了平胃散而酣睡通宵，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先生平素赏用的方剂，例如宣明断下丸治久痢，醉香玉屑方治血痢，转舌膏和地黄饮子治中风不语，冷香饮子治吐泻烦躁，五真丸治肾厥火痛，越桃散治腹痛，补肝汤治寒厥疼痛，牛膝膏治血淋等等，皆能审病投药，随症加减，收得心应手之效。

程老处方用药，能够不拘一格，他认为医生技术的高下，不仅要辨证正确，同时还必须掌握多几种的治疗方法，故博览群书，是不可少的。在我长期观察程老处方的印象中，觉得他在吸收各家的长处以后，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其处方特点是简洁、轻巧、灵动而又善于配伍。简洁，主要是指药物作用的选炼功夫。例如在温肾药中先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温而兼散，如附子、肉桂、胡芦巴等药，在三种药物中又再加区别，附子温阳散寒，走而不守；肉桂温阳达下以助气化；胡芦巴温肾阳而祛寒湿。另一类是着重温补，如巴戟、苁蓉、仙茅、枸杞子、锁阳、补骨脂等药，但这里又有刚柔之分，巴戟、补骨脂、仙茅是刚药，适用于肾阳虚而便溏的患者；苁蓉、锁阳、枸杞子是柔药，适用于肾阳虚而便艰的患者。正是因为他对药性的了解深而又细，故其处方才能做到简而又洁。轻巧，是指对病机与用药拍合得很恰当。他擅用轻扬或淡渗的方法，以收“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的效果，有时竟能以此治愈一些久热不退的病症。灵动，是指用药不落于呆滞。故虽厚味填补，必佐行气之品，又如治湿困而用芳香宜化；瘀阻用破血而兼理气；用浊药而轻投；反佐以达病所；以及辛而能润，甘而不滞等等，颇极灵动的能事。至于配伍之妙，如酸甘化阴，辛苦开泄，温阳略加养阴，补阴常兼益气，疏肝必兼理脾胃，养肝必并顾心肾，清滋与辛劳相配，苦寒同甘温合用等等。程老擅长此道，以上所述，仅是举些例子。

先生平生称赏前人“制小其服”之说，认为药能对症，虽用量稍轻也同样有效，故在应用“经方”、“古方”时，往往师其意而不拘其方，或用其方而制小其剂。他的所以要制小其剂，是希望达到祛邪而不伤正的目的。先生强调人体正气的盛衰与疾病的预后有密切关系，如说：正气未伤，虽重病可望来苏，元气耗散，虽轻症亦易恶化。这种以保全正气为主的治疗思想，正是中医学上治病的重要原则，程老此言，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

先生同我还对历代医学文献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由于范围太广，难以一一例举。这里只能谈谈同先生的医学见解关系较大的作个别介绍。程老治病，既以轻巧见长，那么，他对以用攻邪著名的张子和的看法如何？人家都说程老是温病学派人物，究竟先生对叶天士是怎样评价？有关张子和的著作的价值问题，程老认为他是金元四家中造诣最深和治法独奇的一位医家。他擅长于用峻剂以祛邪的方法，邪去而正可安，这也是程老临床施治所不废的方法之一，不过在应用时必须注意“适事为故”。我常听他说：“祛邪法独推戴人，扶正法宜宗景岳。”说明先生是兼收并蓄的。对于温病学说，他认为是丰富了《伤寒论》中治疗热性病的内容，叶香岩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是继承吴又可的邪从口鼻而入的论点，“逆传心包”，则导源于王肯堂医论对《秘旨》的引述，都不是天士的创见。卫气营血辨证法，是脱胎于《难经》的论述。程老把温病学说形成的渊源，说得历历如数家珍。并认为叶氏对温病的察舌验齿的诊断，是有贡献的，“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论说，则是可贵的。《温热篇》的精华主要在于处处能注意和顾全正气，如注视“肺津伤”、“胃燥气伤”、“气热烁津”和“阳从汗泄”、“湿胜阳微”、“胃阴亡”、“肾阴涸”等等正气的耗伤，从而采用凉血清营、芳香开窍、甘寒生津、咸寒救液等治法。但其中所述“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液”以及河间温热分三焦等臆测之词，是不足信的。柴葛解肌汤与九味羌活汤都是治疗温热病的良方。香岩多杜撰之说，必须有所取舍。程先对于温病学说的评述，是比较持平而客观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先生一般用药，往往药价很便宜。他能打破旧时陋习，不滥用参茸补剂以求媚于人，不徇俗所好，浪用贵重补药来博取患者的欢心。这也是高尚品质的一种表现。

由于作者执笔匆匆，言不尽意，没有能够很好表达程老的经验心得和医学思想。尽管如此，就在这篇一鳞半爪的介绍中，也有很多内容可以供我学习和研究的东西。我将从中吸取其可贵的经验，特别是学习他诚诚恳恳工作的精神，与同志们一起为发掘、提高中医学遗产工作而共同努力。

在《清史稿》叶香岩传里，记载着叶氏斥责当时医生处方用药的一种恶习，其中有“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的几句话。他指摘某些医生未能精审病情，只知多开药味，处方只尚平淡，对待患者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极不负责的态度，他认为这不是“以药治人，实以人试药”的极为可恶的作风。说明叶香岩的诊治疾病是认真和严肃的。我们试从《临证指南医案》和其他有关医案中看天士的处方，确是药味不多而运用颇有法度，方中也并不避忌某些峻猛之药，其医案中尽有不少简洁明净的好方子，并赢得当时名医如薛生白、徐灵胎等的击节称善。然而后世有些医家常诋“苏医”用药每以轻淡塞责，且认为这是叶氏遗留下来的医风。这种说法，未免厚诬了香岩。即以崇拜叶天士著称的吴鞠通而论，在吴氏医案中，其处方也常用不少峻厉之品，用量且较一般为重。所以，如说温病学家或者清代“苏医”用药都崇尚轻淡，这是违反事实的片面之词。

不过“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二句话，却并非出自香岩。这是姚江名儒黄宗羲替张景岳作传时所说的。不知道是否宗羲引用介宾的话还是黄氏自己的发挥？但无论如何，天士同意黄宗羲的见解则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吴县有不少医生存在这种敷衍塞责的风尚，所以叶氏有感而发此言，也是可以想象的。而后人往往以此二语归美天士，则似乎失于考证。

由此可见，我们要评论一个人或分析一个问题，须要缜密细致和客观全面，而不可轻易便下结论。同时对叶氏所呵斥的“假兼备”与“借和平”这两句话，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

所谓“兼备”与“和平”，本不是一椿坏事。兼备是中医处方的一个重要法则，和平是指药物的性能作用而言。医生在临床上见到的某些疑难和危重病证，往往是病情复杂，非表里同病，即寒热夹杂，或虚实互见，还有邪未衰而正已伤等错综复杂的情况。对这些病症的治疗，就必须全面衡量，多应施用“兼备”的治法，才能取得良好疗效。另如医生的处方遣药，必须严格注意药物毒性的多少和有无问题，如果同样能够解决疾病，理所当然地要选用哪些毒性较少的最好是无毒的性质和平的药物。“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中医古代经典医籍中早就提示这个施治原则。目前社会人士多认为中药药性王道，比起化学制品的药物，其副作用，过敏性和后遗症一般要少得多，这是中药的一个很大优点，正是因为它药性和平才能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叶天士所斥责的也不是指兼备与和平，其关键在于“假”和“借”二字。他是呵斥某些医生对病情茫然无知，却任意多凑方药，竟敢以药试病；或者一病当前，该用峻剂而不敢或不会使用，只知开一些无关痛痒的药来敷衍一下患者，这样就必然要导致疾病的加剧和延误治疗时机而终致造成不良恶果。从而可知，叶氏所痛斥的是假以幸中或借以藏拙既无学术又不负责的一些医生，叶香岩发出这一呵斥之声，用以针砭当时医界陋习，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兼备之法，既有假以幸中，亦可用以奇中；和平之药，有的作为藏拙之用，有的则奏巧妙之功。如果施兼备而得奇中，以和平而起妙用的话，则是医术达到一种高超的造诣，是我们应当精心学习而决不应有丝毫非议。它与天士所斥责的幸中与藏拙，其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在所著《质疑录》中有一段名言：“人身之病，变化无穷，其治法则千态万状，有不可以一例者也。”张氏的论述，对于临床经验较为丰富的医生来说，是颇有同感的。清代名医曹仁伯曾说：“每遇病机丛杂，治此碍彼，他人莫能措手者，必细意研求，或于一方中变化而损益之，或合数方为一方而融贯之。”曹氏说的就是主张治法必须针对病情，他着重指出对一些疑难重病的施治必须学会“兼备”法。

这里，试列举休宁名家孙东宿氏所用的一张“混沌汤”治痢取得捷效的病案：他诊治一痢疾患者，“大发寒热，寒至不惮入灶，热至不惮下井，痢兼红白，日夜八十余行，腹痛恶心，神气倦甚”，见洪大脉，面色微红，汗淋淋下，病已二十余日，他医屡治愈剧。东宿为用石膏、知母彻热，桂附、炮姜散寒，人参、白术补气，滑石、甘草解暑，仅 1 剂而苏，3 剂全愈。其汤名混沌，盖取凑集阴药阳药于一方之意。此即擅用“兼备”法治疗他人莫能措手的重症痢疾而得迅速奏效的一个例子。

曾记我早年也治疗一痢疾危症，患者 1 日痢下数十次，赤白相杂，腹痛，里急后重，病延二旬，中西医历治无效，已不能进食，神识昏糊，脉微欲绝，四肢厥冷而痛痢不止，其病已濒危殆。予为处一方，用党参、黄芪、桂枝、附子、补骨脂、白术、甘草补气温肾，黄连、石膏、黄柏、白头翁、金银花清热燥湿，阿胶、熟地、当归补血，大黄、枳实、川朴攻下，诃子、石榴皮收涩，龟甲、鳖甲滋阴。竟是一张杂乱无章的兼备之方，可称混沌而又混沌。该患者服上药后，次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脉转有力，胃思纳谷，仅 2 剂而病痊。如此捷效，实出我初料所及。我自己也很难理解，这是否属于香岩所斥的“假兼备以幸中”之列，还是在孙思邈启迪下用“反、激、逆、从”而取得的效果？

古代名医用兼备法以治奇症危疴而取捷效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曾记王旭高治疗一个当脐腹痛，既不饮食，又不大便，外似恶寒，里无大热，渴不多饮的患者，王氏诊断为“寒食风热互结于脾胃中”。他处的一张方子，是用五积散合防风通圣散和匀为末，朝暮调服，旋即以调理而收功。这也是杂寒热温凉发表攻散于一方的兼备之法。特别在患者大便已通之后，仍不去玄明粉，实非一般所能理解，但是王氏则用之不疑而解决了问题。

又如罗谦甫治疗一个消渴证，舌上赤裂，饮水无度，小便数多。罗用人参、石膏、甘草、知母、黄柏、黄连、栀子、麦冬，又配全蝎、白芷、白葵、兰香，又加连翘、杏仁、升麻、柴胡，又用荜澄茄、白豆蔻、木香、藿香、桔梗、当归等，用药达二十余味之多，这也可说是一张兼备之方。按消渴病证，一般较为难治，通常施治，或用清热养阴，或用滋水温肾，或用甘温补气，但是谦甫则采用兼备法而愈其病，该患者愈后并享高寿。嘉善俞东扶对罗氏此案颇为折服，认为“古今治消渴诸方，不过以寒折热，惟苦与甘略不同耳，要皆径直无甚深义。惟此方委蛇曲折，耐人寻味。”

从罗谦甫这个消渴治案中可以得到启示：兼备法并不是一个杂凑的方法，其处方既寓有巧思，而配伍又极其精密。它好比山水名画的奇峰迭起，层峦辉映，怪石嵯峨，疏密有致。这是中医处方学上一个造诣很深的境界，也是非常难学的一种技艺，我至今还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

叶香岩所痛斥“借和平以藏拙”的那些医生，诚然是不足道的。然而真正能应用和平之品以起深痼之疾，却又谈何容易。医生临证处方时遇到一些危重或迁延难愈的病症，使用了峻烈药品而能把病医好，已经算是一位不错的医生，但是总还称不上良工。这是因为药性峻烈之品多伤元气，病虽得愈，体力暗耗，终究不是治疗疾病最理想的方法。而如果能够应用性味和平的王道药物以解决问题，使它既能祛邪又不伤正，来个“平淡之中见神奇”，这岂非同使用峻药疗病相比，远远要高明得多。

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对这个问题是深有研究的。所以他主张不轻易服药。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食治方》中郑重指出：“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又说：“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他竭力宣传“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殃滥亦然。”请看这位博极群书，精通方剂并被后人号称“药王”的医家，他是深知药物对人体作用的利弊，故大力提出“食治不愈，然后命药”的呼吁。这同现代人们所倡导的非药物疗法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孙氏则在一千多年前早已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个问题。

可是，“命药”也有峻烈与和平的不同，如果能使用轻剂起重疴，和平疗痼疾的方法，则元气亦不致有太多耗伤。问题在于这种治法，非上工高手，是很不容易办到的。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他晚年对诗学深造有得时，曾经写过一联警辟的名句：“律令合时方帖妥，功夫深处却平夷。”放翁虽然说的是做诗，也同样适用于医学。所谓“律令帖妥”，是指已经非常熟悉并且掌握这门学问中的规矩和原理，至于“平夷功夫”，则又进一步达到“用巧”的阶段。医家如能以平和之剂而愈深重之疾，其医学造诣无疑已经进入化境，古今医家具有这样高水平的人是并不多见的。我年少时听前辈说过，上海夏应堂先生有时能以桑叶、菊花等轻清之品治愈某些重症，过去程老治病偶而也有这种本领。这的确是令人神往却又很难学到的一种高超的医艺。它同叶香岩所批评和平藏拙，敷衍搪塞的那种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平素爱读历代医家的病案和医话，特别关心这种以轻剂治重疴的方法。在印象中觉得清代名医王孟英在这方面有他一手之长。下面试举孟英治疗痰喘危证的 2 个病例。

“王右患痰喘，胡某进补肾纳气及二陈、三子等方，证濒于危。孟英诊之，脉沉而涩，体冷自汗，宛似虚脱之证。惟二便不通，脘闷苔腻，是痰热为补药所遏，一身之气机窒痺而不行也。予蒌、薤、旋、赭、杏、贝、栀、菀、兜铃、海蛇、竹沥等以开降。覆杯即减，再服而安。”

王氏又治“孙午泉患哮，痰多气逆，不能着枕。服温散滋纳药皆不效。孟英予北沙参、桑枝、茯苓、花粉、杏仁、冬瓜仁、丝瓜络、枇杷叶、旋覆、海石、蛤壳等药。复杯即卧，数日而痊。”

又如他治疗一个多年晨泄证，春间尤甚。屡经他医治疗无效。孟英按脉后，审知其泻后腹中反觉舒畅，诊断为“肝强脾弱，术土相凌”，为处白术、薏苡仁、黄连、楝实、桑枝、茯苓、木瓜、芍药、蒺藜、橘皮一方。仅数贴而安，后竟未发。

王孟英所拟的处方，是极为和平的，而用以治危证痼疾竟得奏桴鼓之效。其构思之巧和运用之妙，殆非一般所能及。

清代钱塘名医魏玉璜，亦以善用轻剂起重疴著称于世。他曾治一高姓女，头痛而呕，或酸或吐，他医百治不效。玉璜为处一方。药只生地、枸杞子、沙参、麦冬四味，仅服 2~3 剂而愈。魏氏另治一痢疾，寒热，胸胁少腹无不痛楚，下痢赤白。他医治疗经年不愈。魏诊其脉弦数而滑，小便短赤，为拟女贞子、沙参、麦冬、川连、瓜蒌仁，仅 1 剂而愈其半，后加枸杞子、白芍、甘草，数剂而愈。

像上述这些病案处方极平淡而又精简，其用药与一贯煎大致相同，这本是魏氏治疗肝胃病的一张名方。然而之琇却又以本法治头痛和痢疾，也同样能起痼疾于俄顷之间，这种用和平之法洞中窾窍的奥秘，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探索的。

我国元代医学家王好古曾经写过一本医书，书名起得很好，叫做《此事难知》。他的用意是，医学这门学问很深奥，如对人体生理功能、疾病机制以及治疗法则的了解，一般医家都很难说能有真知灼见。王氏自谓：读医书已经几十年，虽然是寤寐以思，但总不容易“洞达其趣”，他很想寻访高明的老师，可是走遍国中而无有能知者。海藏老人的这番话和其书的命题，的确是非常切合实际，同时也很为客观。以医圣号称的张仲景，他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际，也兴起“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的诰叹。张机为此再三叮咛并明白宣称要阐明“阴阳经络府俞”的理致，从而创立六经辨证的法则，《伤寒论》中也无可置辨地载述了：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先刺风府、风池，刺期门，灸少阴，灸厥阴等不少有关经络府俞的内容，然而后人尚有强把六经说成是非经络、作为证候群等等以解释者，竟以歪曲附会之见强加于古人，可见此事之难知也如此！孙思邈为盛唐一代大医，他研究医学，自称“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以毕生之精力博采远绍，以期“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然而也兴“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之感，并鞭挞当时医界对学习医学所抱的轻率态度，如谓：“世有愚者，读方 3 年便谓天下无病不治，及治病 3 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也。”孙氏之言，盖深知医道之难精，而痛心疾首于浅尝辄止的医界颓风。这里可见古代这些著名医学家对医学的探索是何等虚心，勤奋和慎重。盖学问之道，研究越深入，则会觉得问题越来越多，而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这是研究科学者的共有感，而人体中所未知的奥秘比其他学科更多，所以钻研医学的难度就更高。“肝肺如能语，医师面如土”，王好古这个“此事难知”的命题，是颇能切中肯綮的。

王氏写的《此事难知》这本书，到现在已经五六百年了。在这个时期，特别是近来，自然科学已有迅猛的发展，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其制作工具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已臻匪夷所思的境地，所谓挂轨大陆，连樯巨川，楼耸云端，人翔海底等举，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事。“挟飞仙（船）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之句，原是古代文学家寄人类于宇宙的一种美妙的遐思，而现在也居然已成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现实。说明人类真有点如古典医籍《内经》中所说的“提契天地，把握阴阳”的本领。人类通过长期实践而认识到客观世界中许多事物的本质和作用。可是，他对于自己本身的了解则还是很肤浅，医学比较其他各门学科来说，确实具有明显的落后感。就举一个小小的疾病——感冒来说，一般地说，服用一些中西药物，几日就可把它治愈，有些患者并可勿药自瘳，然而也有一些患者，竟会长期迁延，久治而未能解决。像这种些微小恙，医学上尚还缺乏全操胜算的办法，更无论古书所称的风劳臌膈以及常见的恶性肿瘤、重症肝炎、肾炎、心血管和颅脑疾患等等，这些痰病的治愈率及预后情况，谁都不敢说有将它根治的把握。特别在生命医学和思维、长寿医学等方面则更可说是在摸索阶段，还远没有寻找出规律来。这说明王好古“此事难知”的这一名言，颇能反映客观实际情况，且他所说的难知是比较而言，不是不可知论者，这里含有对医务工作者及中、外科学家们起到提醒和勉励的意思。

如上所述，说明医学领域里，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有待于我们的思考、实践和刻苦钻研。这当然是一个极为艰巨而又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但是，我们的研究也并非是从零做起的，中医学这个伟大宝库在历代医家的长期实践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颇有价值的理论，中医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论体系，而国外的许多可贵的东西、各门学科的新成就，也可供借鉴和学习。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继承前人的经验和理论基础上继续前进。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医籍中，载述了医界前辈对医学的心得体会和他们的独到之处，虽然在历代某些医家著作的命题上，有的是夸大了一些，例如把其医学作品称为“准绳”、“指南”，“必读”、“真传”、“法律”等等。这样的命名未免有些过当。尽管如此，各家的著作里还是写出了他们在某一方面的专长。在方药方面也存在同样情况，盈千累万张方剂中，有某些方子被说成能医治百病，或屡用屡验，或神效无比等等，似乎也有点说得过分了，但是，这些方剂毕竟在治疗某些病症时还有它一定的作用。因此，学习和研究医学，必须进行一番广搜精选、弃粗取精的功夫，对历代医家中万有不齐的学说和治疗方法，一定要虚心学习，全面掌握，而后通过反复的实践检验以决定取舍。对各家论述，切不可先存成见而轻率地加以否定或不加选择地把它全盘接受，只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才是治学的正确态度。个人还发觉现在一般医著中也有少数已经把中医学中脏腑、阴阳、经络、气血以及六淫、七情等生理性或病理性的理论概念搞成公式化，把中医辨证施治的精神变成了机械的东西，有些还失去了原来的本义，这样也会把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搞得简单化和局限化，如果用这种方法去研究，也并不是库中取宝的好办法。

最近遇到的一件事，对我个人的启发和教育很大：有一个寓居嘉定县里姓张的男性患者，患咳嗽痰喘甚剧，病程已历半年，备尝中西药物都没见效。后来，这个患者在百无聊赖中找我求治。初诊时患者主诉胸腔窒闷异常，腹胀不思进食，咳嗽频作，咯痰难出，痰质清稀而黏，唾出稍多则脘闷较舒，气逆喘急不平。患者面容憔悴，精神委顿，舌上满布腻厚白苔，脉象沉缓。前医诊断都认为是土阜湿盛，酿痰阻肺，肺失肃降，气机壅滞，影响脾运之证。显然，按照我们现在一般所理解的病因病机的概念，这样的诊断，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然而，通阳运脾，温肺肃降，理气祛痰，燥湿畅中之剂，愈进而病愈剧，患者已经失去了治疗的信心。而我对这个病也何尝有治愈把握，由于他远道而来，为勉处一方：熟地用 45 克，当归 30 克，半夏、茯苓各 12 克，陈皮、甘草各 9 克。本方仅服 3 剂，胸闷已觉渐宽，颇思进食。服 7 剂后，咳减喘轻，胃纳大香，痰化而痞胀竟消。后仍照原方续进 7 剂。在第三次复诊时，患者同我一见面就高兴地欢呼，他已经上夜班工作了。缠绵痼疾，半月尽除。这个病例的治愈，可能是偶然的，然而偶然性中还蕴藏着必然性。这件事益发使我感觉到医理的深奥莫测。而张景岳对熟地一药的理解之深和运用之妙，确有突过前贤的成就。按照中医一般用药常规，中满者忌甘草，而况敢用熟地！晚清有些“名医”，即使在无痞闷、胀满、胃纳不开的情况下，用熟地数钱，还得配上几分砂仁拌炒同用。像这个痞胀纳呆，痰多湿盛苔厚的病例，正是用熟地的禁忌症，然而实践为我们打开了这个禁区，也说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中医理论，恐怕有不少是人为的和机械的东西，禁锢了我们的思想，至少可以说还只是管窥一斑而未见全貌吧！

按照上述处方，原为景岳新方八阵中的和阵第一方“金水六君煎”而加重其剂量者，景岳是用以治肺肾虚寒、水泛为痰之证。长乐陈修园在他所著的《景岳新方砭》中对本方曾经大肆抨击，陈氏说：“若用当归、熟地之寒湿助其水饮，则阴霾四布，水势上凌，而气逆咳嗽之病日甚矣。燥湿二气，若冰炭之反，景岳以骑墙之见杂凑成方，方下张大其说以欺人。”我们粗粗一读修园的批评，似乎也很有道理。景岳的制方与修园的议论极为相左，究竟孰是孰非，自当以实践为判断的依据。从上述的病案分析，如果按照修园的治法，则其病就很难说有痊愈的希望，而景岳却从水生万物、阳根于阴的原理，创用熟地、当归以补肾中精血，使精血得充而气化以振，则水湿潜消。他这种别开生面的治法，竟能治愈用一般常法无从解决之症。且景岳对熟地的应用之广，又岂止局限于这些病症，诸如外感表证、呕吐、泄泻、痢疾、水气、痰饮、肿胀、反胃等病，凡是一般医书上所认为熟地的禁忌症，而景岳信手拈来，毫不避忌，虽然他在配伍上各有不同，而其用药路子，显然与众多医家相比，确有其独特之长。他不仅对真阴亏损所导致的诸症，理所当然地要用熟地，同时还认为：“或脾肾寒逆为呕吐，或虚火载血于口鼻；或水泛于皮肤；或阴虚而泄利；或阳浮而狂躁；或阴脱而仆地。”凡此皆为熟地必用之药。他还说熟地具有收神散、降虚火、镇躁动、制水邪、导真气、厚肠胃的作用，并为发汗亿源之资。说明这位医学大家对应用熟地确有他独到的经验，这是过去许多医家所不逮的。笔者曾在非常棘手的危重病症中应用了景岳新方而收奇功者不少。我在壮年行医时，对于张介宾的滥用熟地深表厌恶。后来阅历稍多，渐有“医之所患患方少”之感，而对景岳的偏用熟地的方剂亦稍稍试用，却往往收到可喜的良效。可见，人体中所不知道的秘奥委实太多。

医籍中还有一书称作《医学实在易》，它与《此事难知》的含义截然相反，然而陈修园起这个书名，原为诱导初学之用。廖鸿藻的序中也说是为“专破学者畏难之见”而题，可见两书义异而意同。修园自己说：“余老矣，学问与年俱进，以为难则非难，以为易则非易。”其论难与易的关系，语似恍惚迷离，实际上正是说出了一个难字。这是他行医垂老才感受到的心声。

“将军竟救白云夫”这一韵语，是清代文学家袁枚赠给一位医生的七律中的诗句。随园老人做这首诗的动机，是因为他在高年时害了痢疾，病情已入危境，众医都不敢用峻利药，后来请到另一位医家重用大黄获得了挽救。袁枚感激再生之德，特赋此诗以谢。诗中所称的“将军”即大黄的别名。本草书中载大黄有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峻猛作用。但如用之得当，则能起重症而愈危疴，张景岳说它是药中良将，今从袁枚所自述的诗句来看，它确是一味驱除疾病保卫生命的要药。

我平素很欣赏中医治法中“假兼备以奇中，借和平而藏妙”的一类治法。因为兼备法往往能治愈某些疑难杂症，我有时用此法颇为得手。“兼备”不等于多安药味，无的放矢，它是一种杂而不乱，配伍精妙而别开生面的处方。至于用和平轻剂以起重症，更是治疗方法中的高超绝艺。清代名医费伯雄医治疾病，主张“和治”、“缓治”，谓能以平淡而奏神奇之效。这当然不是医技达到很高水平者所能轻易办到的。它同叶香岩所指斥的时医“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的医林陋习，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完全同意叶天士针砭时俗的话，但同时得指出“兼备”、“和平”还有他可贵的一面，使人们对此有比较全面的理解。

其实，上述二法，也仅是中医治法的举例，中医临床的施治方法本来就是变化无穷的。用和平轻剂以起重病之法，固然可贵。但有些疾病非用峻药则不能解决问题，“将军竟救白云夫”，即是应用猛药以疗危症的例子。而疑难杂症，也尽有用兼备法无效而用单纯的方法治愈的。医生在临床上见到的许多疾病，无论其病因病机多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疾病，它在每一阶段所出现的情况也不一样，何况各个患者的体质、神态、性格、发病时节与所处环境，更是千差万别。所以治疗要做到泛应曲当，就必须不拘一格。就以大黄而论，它对于高龄患者，既可用又不可用，关键在于医者的灵活掌握和用得其当。上述袁枚用大黄而愈，这里试再举六朝名医姚僧垣应用大黄的二个病例：“梁武尝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快药，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又如“元帝有心腹病，召诸医议治疗之方。咸谓至尊不可轻脱，宜用平药，可渐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实，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差理。果下宿食而愈。”史书载汉刘邦善于将将，卒以此灭秦平楚而定天下。姚僧垣亦善于用药中之将军而起重症，也称得上医林中的善将将者。

可见医生处方，贵在掌握病情。喻嘉言的先议病后议药之说，自是不刊之论。大黄固可以治痢，而痢疾用大黄则又有多法。元代朱丹溪虽以滋阴派著称，其临床施治亦善于化裁，他曾治“一人患痢久不愈，脉沉细弦促，右为甚，日夜数十行，下清涕，有紫黑血丝，食少。朱曰：此瘀血痢也……乃以乳香、没药、桃仁、滑石佐以木香、槟榔，神曲糊丸，米饮下百丸，再服，大下秽物，如烂鱼肠二三升，愈。此方每用之，不加大黄则难下。”从本案分析，丹溪之用大黄，非仅通肠，实兼行瘀。考大黄治痢，有多种多样的配伍方法，它可以伍芩连，也可以佐归芍，有的可合槟榔、厚朴，特别是同羌活、防风合用，治痢收奏更捷，或合桂附，或配人参，用之得当，皆有显效，关键在于善能将将，使将军发挥更大的作用。

古代名医的治病，类能出奇制胜，变化无方。所以吴江名医徐灵胎有“用药如用兵”之论。如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以草木偏性，攻脏腑偏胜，必能知己知彼，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其中所言知己知彼和多方以制的论述，确是医者所当特别注意的。洄溪还提出许多精辟之言，如“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还有称为“向导之师”、“行间之术”、“用寡可以胜众”、“并力捣其中坚”等等既为用兵之法亦为用药之法。

徐灵胎绝不是纸上谈兵的人，他的治病确能做到胸无成见而心与神会，遵守法度而又不囿于法。如其治“芦墟迮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视”的阴阳相搏证。徐先投附子霹雳散，继进天生白虎汤。患者须臾目瞑能言，旋即跃然而起的奇迹般效果。他的诸如此类神妙莫测的治效，博得袁枚的击节叹赏：“每视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与之作语。其用药也，神施鬼设，斩关夺隘，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降。”从《洄溪医案》中看他的施治方法，确信袁枚赞词非溢美之言。试举数例如下。

“苏州沈母，患寒热痰喘，挽其婿毛君延余诊视。先有一名医在座，执笔沉吟曰：大汗不止，阳将亡矣，奈何！非参附熟地干姜不可。书方而去。余至不与通姓名，俟其去，乃入诊。脉洪大，手足不冷，喘汗淋漓。余顾毛君曰：急买浮麦半合，大枣七枚，煎汤饮之可也。如法服而汗顿止，乃为立消痰降火之方，2 剂而安。”

另如“同学赵子云居太湖之滨，患暑痢甚危，留住 3 日而愈。时值亢早，人忙而舟亦绝少，余欲归不能。惟邻家有一舟，适有病人气方绝，欲往震泽买棺，乞借 1 日，不许。有一老妪指余曰：此即治赵某病愈之人也，今此妇少年，恋生甚，故气不即断，盍求一诊。余许之。脉绝而心尚温，皮色未变，此暑邪闭塞诸窍，未即死也。为处清暑通气方。病家以情不能却，借舟以归。越数日，子云之子来，询之：1 剂而有声，2 剂能转侧，3 剂起矣。”他如治张雨村儿的无皮证及治任氏妇的风痺证等，其施治真如疱丁解牛，疑难危急的病，无不迎刃而解，其审症之精，设法之奇，直有神施鬼设之功。徐灵胎之所以能有这样高明的医艺，主要由于他精熟医理，变化从心，随机用法，不拘一格，故不愧为有清一代的名家。

历代名医的扶危起困，其施治类能应用奇方异法，变化不居。如喻嘉言治一痢疾，昼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但饮水，不能进食，其痛甚厉，肛门如火烙，扬手掷足，躁扰无奈，脉弦紧劲急。喻为处大黄四两，黄连甘草各二两。继进生地麦冬各四两，研汁，以天花粉、丹皮、赤芍、甘草各一两，煎成和汁咽之。果下痢尽止，调理而愈。嘉言又治陈某病痢，发热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第三日危急将绝，乃请喻诊，其脉洪大空虚，尺脉倍加洪盛。遂即处麻黄附子细辛汤 1 剂与之，得汗后热即微减，再投附子理中及连理汤而安。喻氏治疗上述的二个痢疾，一则重用大黄而愈，一则恣用麻黄而解，均是大开后人眼界的治法。

王孟英为温病名家，善用清润。其自述治“方啸山今秋患痰喘汗多，医进清降药数剂，遂便溏肢冷，不食碍眠，气逆脘疼，面红冷汗。余诊之，脉弦软无神，苔白不渴。”王用真武汤去生姜，加干姜五味人参厚朴杏仁，1 剂知，2 剂已。王氏此案，也是医生处方应该灵活变化的一个范例。

我常看到三味一排，三排九味，再加一二味药引而组成一张药方，大概自晚清以来就多沿用这样的套方。当然，套方中也有好方子。可是古代名医则并不如此，药味多少，随病而异，也有只用一味药即所谓“奇方”而奏显效的。在近时医生的方笺上用单味处方的则很为少见，实则用之得宜，其效如响，这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载“欧阳文忠公常患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曰：市人有此药，三文一帖，甚效……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一服而愈。召卖者厚遗之。求其方，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不动真气，水道利，清浊分，谷脏自止矣。”

李时珍在其著作中亦有生动的自述：“予年二十时，因感冒，咳嗽已久，且犯戒，遂病骨蒸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暑月烦渴，寝食俱废，六脉浮洪，遍服柴胡、麦冬、荆沥诸药，月余益剧，皆以为必死矣。先君偶思……用片芩一两，水二钟煎一钟，顿服。次日身热尽退而痰嗽皆愈。”时珍面对这一惊人的疗效，乃兴“药中肯綮，如鼓应桴，医中之妙，有如此哉”之叹！可见他前此所服的药，乃通常一般处方，而其父亲言闻则采用了不拘一格的治法，径以一味“奇”方而起时珍沉疴于俄顷之间。后来李时珍成为我国药物学大家，除了他自己博采勤求之外，与其乃翁高妙医术的熏陶也是分不开的。

又如宋代名医史载之治疗宰相蔡京的顽固性便秘，也是以单味的药方而奏效的。史书载述：“蔡元长苦大肠秘，医不能通。堪诊脉已曰，请求二十钱，元长曰，何为？曰：欲市紫菀耳。末紫菀以进，须臾遂通，元长大惊。”史堪医治众多太医所不能疗的便秘，而只用一味紫菀解决了问题。这岂非所谓别具巧思的治疗方法吗！

我曾记得治过一位患者，咳嗽累月，面目微肿，小便艰涩。历经数医治疗无效。前医采用清肃肺气，化湿利溲之剂，方甚合拍而效殊不显。为用玉蝴蝶、冬瓜子二味，煎汤饮服，仅服数剂而咳愈溲通。单方中病，见效有如此之奇者。

还记得我在十年前治疗过一痰饮患者。症见咳嗽剧烈，昼夜不停，气逆，痰涎如涌，病程已历年余，服中药已数百剂并遍尝西药，都无效果。该患者身体肥胖，舌苔白腻，胸膈支满，脉见沉弦。按照中医辨证，系属痰饮一类。治本则用温药和之，治标则用峻药逐之，前医多用温肺蠲饮，运脾祛痰等法，其治法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病情始终未见好转。后乃求治于我，为处葶苈泻肺、三子、平陈、指迷茯苓、射干麻黄、滚痰、涤痰等汤，也丝毫未瘥，后用控涎、十枣，亦未见效。我已技穷束手，而该患者既以虚名见慕，又屡更多医，均无办法，故治虽无效而仍坚求继续诊疗。我不得已为处一方，药仅三味，即黄芩、龙胆草、生地黄。芩地各一两，龙胆草五钱，与服 2 剂，竟奏意外之功，咳嗽十减其九；痰唾如涌之象亦除。又服数剂而病竟瘳。该病系属痰饮，又无明显热象，“温药和之”，为医界公认的治法，然而攻逐蠲饮，温肺化痰，理气降逆之剂迭进而无寸效，最后乃以一般所忌用之方而愈其病，这已不是所谓不拘一格乃是破格的治法，然而居然用此以起经年不愈的沉疴。这种“法外之法”使我深切感到处方的不易，医生真是“可为而不可为”，叶天士说这些话，大概也有同样的感受罢。

我过去曾治疗过不少哮喘病，有的是风寒外束，痰饮内阻；也有寒包热的，有痰火阻肺，气阴两伤的，有上实下虚的，有肺脾同病的，用相应的治疗，一般都可得到缓解或痊愈。但是遇到有些明显是寒饮的病，症见咳唾稀涎，喘逆不平，痰鸣如吼，形寒怯冷，苔白滑，脉沉弦，口不渴，胸脘窒闷等。宣降肺气，温肺化饮，通阳散寒，应该说是正规的治法。然而对于某些患者，用上述药法，却毫无效果，后竟用大剂量石膏、黄芩、知母、桑皮、合欢皮、芦茅根、凌霄花等药奏功。我执行医术已过半个世纪，类似这种情况所见实多，渐渐体会到治疗疾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拘于法，因为医理很难明而用法每可变，只有懂得法无常法和常法非法这个深刻的道理，才能真正掌握中医治病方法的真髓。“医无成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作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应该知道人体内和自然界的未知数还很多，岂可以几种习用的方法以应万变的病症，而如果以几张现成方剂应付患者，却认为已尽中医之道者，恐难免管窥蠡测之诮。

齐秉慈是舒诏的再传弟子，医名震当时。偶阅其医案，载一患者“患痢纯红，一日间至数十次。医治无功，来予求治。乃与天师救绝神丹，方用归、芍各二两，枳壳、槟榔、甘草、滑石、莱菔子各三钱，磨广木香一钱调药水，又和苦薤汁服之。1 剂轻，2 剂止，3 剂全愈。”我阅后狂喜，因此方我曾多次用于危重痢疾而见奇效。齐氏此案，与我所验略同。此方用药并不奇，而各药配伍的用量比例，则为近时所少见，也称得上别具一格。

噤口痢在痢疾中是较为危重之症。我曾治一人痢下无度，得食即吐，驯至粒米不进，迁延多日，形肉俱消，神气奄奄。前医进人参石莲等法，未见效果。邀我诊治时病情已濒危殆。予为用熟地一斤煎汤取汁代水煮药，另以山药、扁豆、甘草、干姜、白术各二钱，煎汁饮服。甫投 1 剂而痢瘥进食，又服 2 剂而病迅愈。我处本方，盖师张景岳胃关煎意而更化裁出之，其奏效之捷，则实出意外。介宾尝谓熟地有厚肠胃之功，当时医林多加非议。而我每遇该用熟地的患者，虽胃呆不避，服药后则往往纳谷转香。可见景岳之说不是出于臆度，他是匠心别具体会很深的可贵方法。

中医治病方法，本来思路极广，及至后世，则条条框框渐多，而施治反致局限。即就痢疾和泄泻而言，历代名家，不知有多少别开生面的好治法，然而我们知道的则丧失岂止过半，这是很为可惜的。明代医学家吕沧州，曾治一下利完谷患者。众医咸谓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辈。吕氏独诊为非属脏寒，投小续命汤略事增损而泄泻竟愈。这也是发人深思而已为世遗忘的治法。

我在去年，曾患过一次重症感冒。咳嗽日夜不停，妨碍睡眠，精神颇为委顿。先服现成止咳成药无效，旬日后咳嗽转剧。乃自处一方：药用乌梅、诃子、甘草、龙胆草、黄芩、细辛、干姜，煎汤饮服，2 小时后觉胸中泛泛欲恶，旋即呕出食物残渣很多。是夜咳嗽顿止，安睡通宵，经旬剧咳，竟得一吐而愈。“在上者因而越之”，虽古有此说，然用涌吐以止咳，则亦中医界极为少用也可说是非常别扭的方法，而见效之捷，也是我初料所不及。由此可想，张子和擅用汗吐下三法并谓可兼众法的论说，自有他独到的心得体会，过去程门雪先生曾盛赞子和立法最奇。程老平生对香岩学说研究颇深，而在其垂老之年，乃推崇戴人，这绝不是他一时兴来之语，因为雪翁一生治学虚心，他对历代和并世医家的治病良法，随时进行精密的观察，在通过长期的阅历以后才作出这个评论的。程老还曾同我说过：一位高明的医生并不都能药到病除的，只是他掌握治病的手段要比别人多几套方法，因为“医之所患患方少”，如果你对治病的方法懂得很多，也算称得上本领较大的医生。他的话确是非常坦率而切合实际。

由此可见，古今名医之所以能穿穴膏肓或着手成春，并非真有什么鬼斧神功之助，也无非是淹有众长又善于化裁，实际上就是掌握多法而又不囿于法而已。

被称为伟大宝库的中国医药学，它积累了中华民族人民成千万年治病保健的丰富实践经验。仅就医学文献而论，多至万部，方剂达百万张，药物累数千种。各种非药物疗法尤其更仆难数。这些，不仅是中国医库中的瑰宝，也是人类极为可贵的一项财富。

中国人民在如此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天才智慧和创造能力，把大量的实践素材，通过周密的思维和整理，发现其中存在的规律性现象而总结提高上升成为理论，这是很自然的。但由于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它的形成特点，是“自证”和“他证”相结合的产物。其中蕴藏着人体里非常复杂和秘奥的内容，故虽在自然科学水平相当发达的今天，有些论述，即使用最新的科学仪器还是没法探究其实质。正是因为研究中医学难度很高，同时其中也杂有一些臆测和粗糙的东西，所以要对中医理论作出深入、系统、精确的论证，也确是非常困难的。本文试就中医理论特色之一的天人相参问题略述几点粗浅的看法。

《灵枢·岁露》有一段记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宝命全形论》也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古代医家通过长期实践观察，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界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不直接或间接对人体发生影响。

中医的这些理论，不仅是医疗实践和生活体验的概括。它还同古代各种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儒家思想在医学上的渗透分不开的。儒道两家学说都非常重视天人相参这个重要问题。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万物一元的理论，儒家《论语》中“天何言哉，四时行也，万物生也”的天人赞育思想，都在中医学有关生命现象、生理功能、疾病原理、治疗法则的理论和方法上有充分反映。人作为一个有机体，有它生长衰亡的一定规律，自然界一切物质的运动变化，也同样有其一定规律。它们所具的基本规律，本来是相通的。古代各个学派所起的名词则各有不同。如道家称为“玄”或“道”，儒家称为“诚”或名之为“神”，医家一般称作“道”或“阴阳”，其实质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道德经》有载：“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可见道家所称的玄和道，指的乃是自然界物质发生变化规律的名词。儒家则名之曰神或称为诚。《易经·说卦》：“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荀子·天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孟子·尽心》：“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有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历来被称为万物之灵，而万物却又藏于人体之中。由此推论，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和反身而诚之言，恐怕是儒家思想的很高境界。我虽然是门外汉，但总觉得这是大可研究的。中医典籍《内经》则称“在天为玄，在人为道。”由于“道生阴阳”，故“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个源于一本，散为万殊的理论，具有”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微妙作用。天人相参这个学说，也就基于这一原理。

根据上述，所以《内经》有“善言天者，必验之于人”之说。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神学说、运气学说等等，几乎无不根据天人相参的原理而阐明其所具有的规律性。顺乎这个规律，则“以此奉生则寿”。违背这个规律，则“逆之则灾害生”。《灵枢·本神》：“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气相薄而生者也。”这无疑是奠定中医理论的主导思想。至于具体内容，则分散载述于人体形神、生理、病机、诊法、治则和养生以及方药、针灸、按摩等各个方面，兹不具述。

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体的变化是息息相通的。人，必须顺应自然的变易。对虚邪贼风和六淫之邪，要知有所避忌，并对四时阴阳的变易规律要作出相应的措施。这是天人相参理论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懂得，天与人可以合为一个系统，而它们又各自成系统，而且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因为道本来就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天地视人如蜉蝣，大道视天地亦泡影”。“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古代哲人的这些话，研究天文学的应该说有更深的体会。古代哲学和中医学都认为：天地和人都同样受“道”即自然规律的支配，也就是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故天如背道，可以导致“天地四时不相保”。人如果能法道，做到“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当然也可以“周行而不殆”，可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所以《内经》中强调独立守“神”，是有其深刻意义的。如果真能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虚邪贼风也可以不避而能不受其害，并不受六淫之邪的侵袭。《素问·生气通天论》明白指出：“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素问·刺法论》还明载正气充沛的人，有入疫室而不相染的可能性。中医经典著作中多次提出“内外调和，邪不能害”，“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论述。说明人与天地相参也的参是相互的，人法天地而也可以参赞造化，此即天定胜人和人定胜天的关系，故称做参。

近一时期以来，现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中医学中在某一时期被人否定的理论又重新获得了验证。即以时间生物学为例，大量研究表明，人的生命和生理活动同外界环境周期性变化和日、月、年的节律性基本上是相应的。白天和黑夜，日光与月亮圆缺以及气象、历法和四季气候变易等，对于人体体温、血压、体液、激素分泌、细胞分裂、生物潮的变化，甚至发病、死亡和药物的吸收与效用都有明显差异。有关这方面报道的资料在医学文献及科学期刊已屡见不鲜，有些则已成为一般的常识，毋庸一一例举。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生物节律广泛存在于人体的分子、细胞、组织及器官各个水平，从而使中医学载述的“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的宏观论述，得到科学实验的微观验证。“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中医学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精辟论述，必将日益为现代科学所汲取而有新的阐发。

在论述治疗疾病理论之前，首先得简述一下疾病发生、发展的原理。由于中西医学形成的历史条件、观察方法和名词术语，特别是理论体系的不同，因此，对病因病理的认识各有不同的论述。但是，也有它共同之处，即邪正之间的斗争，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根源。无论中医所称的六淫之邪，疫疠杂气，七情过极，以及痰、瘀、滞、积等等，这些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即所谓“致病之谓邪”，均可统属于“邪”的范畴。五脏六腑和奇恒之府的精神气血，营卫，津液，元阴元阳，经络运行等等，均属于“正”的范畴。现代医学中认为发生疾病，其病原无论是物理因子、化学因子或生物因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说是都属于“邪”的范围。而神经，体液，网状内皮系统，免疫功能，体内微量元素的相对恒定，核蛋白的作用等等，这些也似可说属于“正”的范围。当然，中医学中所称的正和邪，还包括现代医学中所未认识的体内很多未知数。由于现代科学的不断进展，如分子生物学、高能物理学和系统工程等新学科的兴起，正在阐明和发扬中医学中“邪正”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就以目前情况来说，尽管中西医学体系不同，它在致病因子影响下，使人体调节功能发生异常变化，甚至发生器质的改变而产生疾病，即在邪正相搏这一基本概念上是有它的共同点。而现代医学根据细胞病理学的理论，偏重于局部病灶即“邪”的观念，则与中医学中所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着重于人的整体的元气作用——即“正”的观念，乃是它的不同点。

客观事实证明：在流行性感冒、肠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的季节里，许多人群都接触了病原体，但并非人人患病，只有一部分抵抗力较弱的人容易得病，而另一部分抵抗力较强的人就不患病。这就证实了中医学中“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理论。但是中医学也不忽视病邪的侵袭，如“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从来就很重视预防和隔离问题。人痘接种法的发明，早于西方琴纳的牛痘接种法数百年。现代各种预防疫苗的发明，都是通过人体的免疫机制而起作用，更加证明防治疾病对于“正气”这一重要因素的不可忽视。由此可见，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邪正矛盾所产生，而正气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极为明显的。

针对疾病的发生、发展的情况，现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治疗指导思想和治疗方法。一种是彻底消灭病原体或可能切除的病理组织，以此作为治病的手段；另一种则是调动人体自身存在的抗病能力，使正气充沛，达到驱除病邪的目的。前一种办法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但有时往往损伤正气而导致另一些疾病的发生，或者邪正两败，邪去而正亦亡，其结果常会产生预后不良。清代医学家徐灵胎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至于疾病之人，若元气未伤，虽病甚不死，元气或伤，虽病轻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伤元气而病者，有因病而伤元气者，亦有因误治而伤及元气者，亦有元气虽伤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前一种治法，当然也有它的优点，但其流弊，正如徐氏所指出的容易伤及正气而产生不良后果，例如应用各种抗菌素、化疗、放疗、手术等治法，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治法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有时容易发生过敏、抗药性、菌群失调、血液病、后遗症或发生其他疾病等等。后一种治法，则是调动体内一切积极因素，用自身固有的力量以祛邪愈病或者是祛邪保正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就是中医学治疗疾病的理论。它是通过药物的内服、外敷或针灸、推拿等方法，以扶助正气，祛除病邪，注重协调阴阳，疏通气血，补益或通调脏腑经络之气，使人体发挥各种抗病力量，达到邪去而病愈。简言之，前一种治法，是以祛邪为主而有时则易耗伤正气，甚至会出现邪祛未净，正气先败的情况；后一种方法，是以调护正气为主，使它自身消除病邪或者祛邪以保护正气的方法。我们医务工作者为了保障人类的健康，应该考虑怎样治疗为最有利于患者，使它治好了病而又不致损伤患者的元气，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医学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的重要问题。一病当前，你是采用除邪而极易伤正的方法？还是采用祛邪而不大伤正或者扶正而邪自去的方法？我们对此不能不审慎地作出两种不同的抉择！

中医家在临床中注重正气的思想，并不排除祛邪的方法。例如汗、吐、下、温、清、和等治法都是属于祛邪的一种手段，而且多是常用的方法。但这些方法的运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即是祛除病邪以达到保存正气的目的。中医文献所载治疗原则中有“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的论述。其施治方法，如其高者因而越之（吐法）；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浴法）；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汗法）；其下者引而竭之（下法）；中满者泻之于内（消法、泻法）；血实者决之（破瘀法）等等。上举祛邪方法的例子都有随着正气的祛病倾向从而因势利导的意思，但都很注意正气问题，故无论“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最后必须“适事为故”。也即是“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的含义。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把沉疴宿疾的病原，彻底扫除，而只要求衰其大半而止？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在几千年前的医籍《内经》中早已作了回答。《灵枢·九针十二原》：“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充分表示了中医的治疗思想，主要是调整人体的气血，使其能发挥抗病力，它在应用攻邪时更特别重视正气盛衰情况，所谓“神属勿去，知病存亡”。故无论针灸与用药，外治或内治，其目的都希望达到“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这是一种极为高深的医学思想，无疑是治疗疾病理论的精华。

我国历代有学识经验的医家，都很重视正气的作用。如汉代医学家张仲景的用桂枝汤，就有出汗“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之诫；用大青龙汤发表，明载“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在《伤寒论》中经常提到亡阳、亡津液，并有许多因正虚而禁用或慎用祛邪法以及因误治伤正而采用各种“救逆”法。都说明仲景对于正气的重视。再如温病学说中除了注意阳气存亡之外，特别重视阴液耗伤。在叶香岩《温热篇》中如说：“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其著作中所载“气脱”、“气液伤”、“胃津亡”、“肝肾色泛”、“津亏”、“肾阴涸”、“胃燥气伤”等严重注意事项，是屡见不鲜的，叶氏还强调“只要精气复得一分，便减一分病象”。可见他治病对于正气的存亡是何等重视！还有其他各家也都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虽有主张滋阴、补阳、阴阳并补、调益脾胃和补益肾与命门等不同学派，具体内容，也不胜列举，但他们总的思想，都很重视正气。即使是以攻邪派最著名的张子和，也是根据“衰其大半而止”的原则以指导治疗的。如在他的著作中说：“用药之时，更详轻重，假如闭久，慎勿轻攻，纵得攻开，必虑后患，宜先润养……莫将巴豆，耗却天真。”说明这位攻邪派医家同样很注意保全正气。这是符合《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的原则的。

从近代医疗方法来说，如用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性疾病，确实取得了许多疗效，但现在抗生素的用量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多，联合应用以及预防性的范围越来越滥，遂至抗生素过敏、中毒、细菌抗药、菌群失调、药物热等等伤正现象也不断发生。

用手术切除患病的脏器，在目前也是一个重要的治病手段，但有时引起后遗症。例如胃切除后的贫血、消化营养不良及倾倒综合征等的发生。用细胞毒药物治疗恶性肿瘤，确能杀伤大量肿瘤细胞，但这些药物同时损伤正常的细胞，又要降低免疫力，最后会导致元气大伤，产生不良后果。用手术切除法，如果患者体内尚存有一些残存的癌细胞，通过患者自身正气的作用，使这些残存的癌细胞逆转，恶性肿瘤就可能治愈。从目前的医疗水平看，癌肿的早期手术，还是有效的。特别对某些疾病，必要的手术治疗，还是很有效的。我国几千年前的医学家华佗就早已应用全身麻醉术和剖腹手术，开创了世界外科手术的先河，但是华佗虽擅长外科手术，而更重视预防和体育医疗，使人体“气血流通，病不得生”的防治疾病的方法。

中医学常用针刺治疗细菌性痢疾，有一定的疗效。试问：小小一根银针，针刺人体体表远隔病灶部位的某些经络穴位，为什么竟能起到制菌抗菌的作用呢？它是按照中医理论进行治疗的，调整了经络脏腑之气，所谓“为针之道，气调而止”。调气就能发挥患者正气的抑制病原的作用，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又如针刺足三里、上巨虚等穴治疗阑尾炎也有一定疗效，用大黄牡丹皮汤、大红藤煎等方以及用药物外敷法均有治好本病的报告。这同用抗菌素治疗痢疾和用手术切除阑尾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又如中医采用以扶正为主的方法治疗恶性肿瘤，也具有临床一定价值。它对人体抗御肿瘤能力的提高，控制肿瘤的发展，延长存活率，从有关文献报道和个人初步实践，觉得它确实能起些作用并且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途径。

从个人治疗一些研究性疾病的肤浅体会，也深切感到正气的消长对于病机的进退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例如慢性肾炎在浮肿明显时，可以利水或逐水，但常与补气、培脾、养肺、温肾法同用，其效果较只用利水祛风等单纯去邪的方法为好；又如治疗高血压患者，主要考虑阴阳的相对平衡问题，滋阴潜阳法并非适用于所有患者，有的则以参芪或附桂而奏功。说明根据中医的理论体系而辨证施治，具有实际的临床价值，而增强正气，可以更加发挥祛邪药的作用，在用祛邪药时常注意不伤害正气，这样治疗，较有利于患者健康的恢复。

必须指出，中医学上所称的正气，主要是指人体自身存在的东西，是着重以内因为根据的指导思想的。例如，胰岛素是人体固有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可说它属于“正”的范畴。但从动物身上提取的胰岛素治疗糖尿病，那就不像内在的胰岛素那么好了。如果需要剂量，大大超过自身分泌的胰岛素剂量，则将有抗胰岛素的患者出现。另如肾上腺皮质激素也是体内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也算它是属于“正”的范畴罢，但若将激素作为一种药物授予患者，总不如自身分泌的那样好。如果用量过多，也将造成患者溃疡病发作，诸如皮质醇增多症、骨质疏松、肌萎缩、类固醇性糖尿病等一系列疾患的发生。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人体内在正气的可贵，它与外来物质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比拟的。

至于扶正与祛邪，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但这里有一个主次关系，理由是“正之不存，邪将焉祛”！扶正可以加强祛邪的作用，而祛邪也是为了保存正气。在临床施治时还要衡量邪正斗争的力量对比，以决定先祛邪后扶正，或者先扶正后祛邪，也可以扶正与祛邪同用。中医以扶正为主的思想，并不否定祛邪的作用，如果邪去而正安，则祛邪法中客观上就起着扶正的作用，所以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总之，无论扶正以祛邪或祛邪以安正，都是中医学治疗疾病理论中可行的方法，两者可灵活运用，但必须注意以不过分损伤正气为前提。

最后，谈谈中医扶正方法的含义，现代科学证明：针灸穴位和许多中药，通常具有双相作用。例如针刺合谷穴，无汗能发汗，有汗能止汗；针刺足三里穴，既能止泻，又能通便。至于中药的扶正作用就举一味人参来说，它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能改变人的体质，故有人称它为“变质药”或“适应原药”，这是国外研究也证明了的。为什么具有双相作用和称为适应原药，当然各个穴位和各种药物具有它的特异性，而主要是调整患者机体的内在环境与功能，调动和增强人体的抗病因子，使正气发挥各种调节的作用。故中医学上扶正的概念和中药扶正的功用，与现代一般所称的支持疗法，其含义是不尽相同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中西医学都在不断发展。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必须努力发掘。一定要掌握它，精通它，然后把中医的精华和西医的精华结合起来，把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熔于一炉，从而发展新的医学理论和最佳的治疗方法。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两句话，是我们发掘、研究中医学者所当共同遵守而不容置疑的依据和原则。同样，它还广泛适用于其他各门学科，包括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必须作为遵循的准绳。无论是继承古代的历史文化，或者是吸收外来的百科知识，以及评价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等等，对于去粗取精这个根本原则，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然而，在大自然里还有很多未被我们认识的东西，有不少“疑难杂证”还存在于自然科学范畴中。要真正能有把握地做到去粗取精，并不是很容易的。认识事物往往有几次反复，过去认为定律的东西，没多久又被新的理论所推翻或补充，而从前早已不屑一顾的理论，却又重新被搬进科学宝库之中，像这样昨是而今非或昨非而今是的情况，在科学的征途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必须弄清精华和糟粕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正确的判断又是从那里来？如果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会出现思想混乱从而妨碍工作的开展。我们对中医学中“医者意也”一辞的评释在近一时期来的混淆不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无庸置疑，判断正确与错误、精华与糟粕的关键，实践验证是惟一的标准。医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它应用于预防、保健和疗病，属于应用科学范围。中医学为我国民族生存繁衍所建立的功勋是人所共知的：它既从实践中来，又不断地经受了实践的考验而发展壮大，直至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屹然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正是因为它具有实践的雄厚基础的缘故。而现代医学也具有同样情况：只有同各种传染病斗争的实践，才能发展为传染病学和预防医学；在各种手术的医疗实践中而形成外科学等等。中西医学尽管其实践和观察方法不尽相同，而且各有其不同理论体系，但作为来源于实践这一点，则它们之间初无二致。医学总是通过不断的实践、观察和实验，从中找出其重要规律，创立各种学说，理论和技艺。反之，如果不去实践，只凭主观臆测，仅仅想当然，随心所欲地胡诌乱来，则势必阻碍学术的发展甚至使之趋于停顿和倒退。我们经常看到近代医学论著中对中医学中“医者意也”这句话提出了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医学是具有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医者意也”的说法，似乎医生诊疗疾病，可以不循医学法度，只凭臆测臆断随心所欲而施为。在漫长的医学历史中确也存在那么一些江湖术士干了某些故弄玄虚或纯凭臆度的举动。例如在毛对山的著作中曾载有用舟船的柁木锉末饮服以疗“心疾”的一段叙述，如：“昔人有乘舟遇风而患心疾，医者取多年船柁于手汗所积处，锉末饮之”的记载；医书中也有用字纸烧灰吞服以治疗天资愚鲁、读不进书，谓服之可以使人聪明的荒诞说法。在过去的医学随笔和文人的稗史、漫话中亦可看到类似这样异想天开的所谓“医疗方法”。像这样的任意胡为，古人就早已加以揭示和批判。这里试举宋文学家欧阳修和苏东坡二人饶有风趣的一段对话：“庐陵常举此语坡公，公曰，然，以才人之笔烧灰饮学者，当疗昏惰；推之，饮伯夷之盟水，即可救贪；食比干之饭，即可愈佞；舐樊哙之盾，亦可治怯；嗅西子之珥，亦可愈恶疾乎？庐陵亦大笑。”欧苏这两位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对于江湖术士任心恣意的无知妄作，可谓极鞭挞和揶揄的能事。像这种随心所欲和恣其所措的行为，竟乃视医学为儿戏，人们加以有力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毛对山则对“医者意也”一辞有他自己的看法。如说：“医以意用，初似儿戏，往往巧发奇中，有未易致结者……古人用药，每取形质相类，性气相从以达病所，亦有纯以意运，如弩牙速产，杵糠下噎，月季调经，扇能止汗，蛇性上窜而引药，蝉膜外脱而退翳，所谓医者意也，殆即此类，本不当以常理格，亦未可以必愈，其如或执而不通，适为坡老所笑耳！”《冷庐医话》载“嘉定何弁伯患呕吐，医用二妙丸不效。徐灵胎为加茶子四两煮汤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积，故用此为引经药”。陆定圃评为“治病者必定察理精而运机敏，始能奏捷效。”概括毛、陆二氏之意，认为在医者意也的资料中，里面有荒诞不经为坡老所笑的东西，也有巧发奇中含有科学内容的东西，还有医患相得的医学心理学的东西，要做科学的区别和细致分析。

中医学中“医者意也”的含义究竟应作何解释？早在《内经》中就有明确表示，如《灵枢·本神》：“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可见，中医学中所称的意，是“任物”加“有所忆”。任物即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有所忆乃是经过相当长时间而非一瞬即逝的思维活动，它有持续性的专心致意和集中思想的含义。而在中医文献上记载的“医者意也”的意字，则是属于广义的意，它包括《内经》中所述的“心-意-思-虑-智”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思维活动的全过程。故许胤宗说：“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所以意即指精湛的思虑而言。《素问·金匮真言论》有“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于心精”。意思是说诊察疾病必须谨慎，要细致地观察人体脏腑、阴阳的偏胜和逆从情况，须专心致意，多加考虑，然后才能作出精密的判断。又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迎之随之，以意加之……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就是说：凡治病用补或用泻，一定要特别加意，要分析病情像辨别秋毫一样精细，要时时刻刻注意患者的症状表现和变化动向。这里，既要求医者要有高明的技艺，又叮咛医生对患者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像《内经》中的这些话，是中医学中的精华还是糟粕？

考“医者意也”这句话的早期指出者是汉代名医郭玉。他曾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请看，他对待医学是如何慎重和细致，他的临证施治，既是遵循规律，又能通权达变。像这样具有高深医学造诣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的人，理所当然地能成为汉代著名的医学家。许胤宗为唐代名医，他也曾说：“医者意也，在人思虑。”由于他思虑精故能选用药物熏蒸法治愈王太后“病风不能言”之证。许氏在论“医意”的同时还批判了当时一些对治病不用心不致意的医生：“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如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古代医学家的“医者意也”一语的提出，正是针对那些不究医理，不重实际，只凭主观想象，以情臆度，治病随心所欲的一些市医而作出的郑重告诫之辞，其真实含义是如此其明晓，他和我们所批判的对象原来是一致的。然而如果我们也掉以轻心，没有探本溯源地了解其本义，而径自把它当作唯心的东西加以批判，岂不是对前贤本意的一个极大的误会吗？

近一时期看到了余瀛鳌医师发表的《医者意也释例》一文，对此作了颇为明晰的分析。余文明白指出：“可知医者意也，并不是意味着医者在诊病时可以臆想臆说。”又说：“我们在学习古典医籍时，经常可以看到‘医者意也’这一句话，尤其是有些医家在处治某些颇费酌思的病症，运用自己也难以言传，但又在于常理法度之中的有效治法时，往往用‘医者意也’这句话作表白。”这在过去一段时期对“医者意也”的解释混淆不清之际，余君之言，可谓先得我心，堪称之空谷的足音。

在《续医说·吴恩序》中也说：“御寇有言，医者理也，理者意也……理言治，意言识，得理与意，料理于未见，曰医。”这段论述很说明问题：医者意也，就是用意以求理，理有未当，则意有未惬，医理难穷，则用意有加，所以要“在人思虑”，不可轻率马虎，如果稍有不谨，就会“毫芒即乖”。这实际上是对医生提出很高也很严格的要求。故所谓“意”，就是希望医生对疾病出现的情况特别对某些疑难病症作出精确分析，悟出新的治疗方法。正如普朗克说的：思虑“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爱迪生也曾说过：“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而如果用凭意而废理的说法，恰恰与原意相反，乃是一种以伪乱真的解释。所以，慎思明辨，对治学是何等重要，也说明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二者是密切联系着的。

固然，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实践为基础，但是它并不是医疗实践的直观反映。单凭观察所得的现象是不可能充分说明其规律性的，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而是具有理论体系的一门科学，所以仅有感性的认识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实践中获得的材料进行加工，认真分析现象与本质、精华与糟粕，一般与特殊，以及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无法使获得的感性材料上升为理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非得专心致意，殚精竭虑不可，就要在一大堆感性材料中多多“加意”。因为只有科学的思维，只有反复的实践加上科学的思维，才能形成一门医学科学。从而可知中医学中“医者意也”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

中医学文献上所称医者意也的意，实质上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意，不仅在医学上是必需的，凡是古今中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科学思维对他们所起的重要作用。

举世闻名的德国科学家凯库勒发现了苯环，使有机化学为之焕然一新。他自己作了发现苯环经过的一段陈述：“但事情进行得不顺利，我的心想着别的事了。我把坐椅转向炉边，进入半睡眠状态。原子在我眼前飞动：长长的队伍、变化多姿，靠近了，连结起来了，一个个扭动着，回转着，像蛇一样。看那是什么？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在我眼前轻蔑地旋转。我如从电掣中惊酲。那晚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工作了整夜……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吧！”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凯库勒这个梦，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他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经历了无数次化学实验失败的教训，反复思维，萦回脑际，坚韧不移，从而能够在感性认识中上升到理性认识迸发出思想升华的火花。正如著名科学家达尔文说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最主要的是：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勤勉。”达尔文的这一名言，实际上同医者意也的含义是一致的。

爱因斯坦，大家知道他在科学上迸发奇光异彩。我们试节录他自述《我怎样创立了相对论》中的一段话可以了解他的创造发现的情况：“要谈谈我是怎样想到相对论的，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很多潜在的、错综复杂的事物启发了我的思想，在我的想法的不同阶段，各种思想所起到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这里我不想对它们一一列举。”

“当我在学生时代考虑这个问题时，我终于明白了迈克尔逊实验的奇怪结果。例如我们承认迈克尔逊的结果是事实，那么立刻就可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是引导我走上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条路径……我有幸阅读了洛伦兹于 1895 年写的专论。他在一极近似的情况下全面地讨论并解决了电动力学的问题……那时，我坚信麦克斯韦和洛伦兹的电动力学方程是正确的，而这些方程适用于运动物体参照系。这一假设进一步导致了光速不变的概念。但这却与力学中的速度合成法则相矛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伯尔尼的一位朋友帮我摆脱了困境。那天风和日丽，我带着这个问题拜访了他……突然我领悟到了此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广义相对论的最初设想是 2 年后产生的，即 1907 年。这一想法也是突然得到的……当我正坐在伯尔尼专利局办公室的椅子上，突然一个意念闯入我的脑海。如果一个人自由下落，他不会感受到自己的重量。我为此吃了一惊。这个简单的思维实验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引导我走向引力理论。我继续想下去：自由下落的人是在做加速运动，那么他所感觉到的和判断出的事情乃是在加速参照系中发生的。于是我试图把相对论推广到作加速运动的参照系中去。我领悟到，在这样做的同时也解决了引力问题。”

爱因斯坦这段生动的叙述，说明他积累了大量材料和长期辛勤劳动，还通过冥思苦索，最后水到渠成，而在刹那间出现思维高潮从而悟出了“问题的关键”进而使相对论获得了科学论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家们的创造发现，除了掌握各种知识和进行反复实践之外，理性思维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像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牛顿从落下来的苹果想到月亮的坠落问题；道尔顿富有建设性的想象力形成了原子理论；法拉第的意念思维活动都不断作用和指导着他的全部实验。作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有准备的想象力都给予他的工作以巨大的支持。

可见，上述的理性思维，同唐代许胤宗说的“医者意也，在人思虑”这句话本来是同义语。所以，我希望对于许氏所提出的“思虑精则得之”的这句至理名言，也能不妄加菲薄而“三致意焉”。

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来说，它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知识。即一是扎实的医疗实践的基础，要善于从事各种科学实验，头脑中应储备临床、实验和其他各种感性材料。同时还必须有思维方法的训练，善于思考问题，学会从大量感性材料中进行科学的抽象。这两者是研究医学所绝对必需的。我国历代医学家之所以能够作出可贵的贡献，正确的思维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晋代医学家皇甫谧曾经盛赞“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这些名医所以能“显术”、“发秘”、“存精”、“垂妙”，无不由于掌握了大量的医学实践资料、又能运以心意，既守规矩又能用巧所致。例如扁鹊能够治愈虢太子尸厥危症，正是由于他具备了自己所说的“闻病之阳，而得其阴，闻病之阴，而得其阳”这种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张仲景继承了《内》《难》的医学理论，总结了汉以前医疗实践的经验，他以精密的思维，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规范。所以何颙称赞他“君用思精”。陶弘景也说：“仲景用药，善以意消意。”他们都很重视“意”即思维的作用。华佗是开创世界外科手术先河的医家，汉书记载他：精于方药，心识分铢；针灸不过数处；若疾结发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剖腹背，抽割积聚，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1 月之间皆平复。华佗所以有这样高深的造诣，是由于他对医药能够精心会意，有随机化裁的功夫。试再举他治病能用意施巧的一个例子。

“又一郡守笃病久，佗以为盛怒则瘥。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弃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使人追杀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数升而愈。”

又如六朝名医姚僧垣，医术高妙，为当世所重，梁武帝誉他：“卿用意绵密，乃至于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其结论是高妙的医术在于用意的绵密。

《医说》载张锐治疗新产妇患大泄而喉闭不入食的危症，在众医束手之际，他巧妙地用附子理中丸裹紫雪（丹）服用而立使其病化险为夷。据张锐自述，这是“特以意处之”。也是治疗的一种圆机活法。

仅从上举例子，可以看出古代医学家们的操心之精和用意之巧，乃是医生能够用意的典范。张孝骞教授在《漫谈临床思维》一文中也说：“临床诊断可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搜集资料，二是分析整理资料，实际上二者是相互交织的……因为患者的陈述可能琐碎零乱、缺乏条理，需要有一个权衡轻重主次，整理综合加工的过程。”故他认为“如何加强思想性，避免盲目性，这是一个重要的临床课题”。

“医者意也”的正确理解，在《直指方·证治提纲》中也说得很透彻：“古云，医者意也，苟不究其得病之因，其将何以意会？”特别是清代医学家喻昌对此更有明白晓畅的解释：“闻之医者意也，一病当前。先以意为运量，后乃经之以法，纬之以方，《内经》所谓微妙在意是也。医孰无意，而浅深由是，径庭由是，而病机之安危倚伏莫不由是，意之凝释，剖判荒茫，顾不危耶？”他把医学的是否需要用意，提到关系到患者生死安危的高度，而理性思维，可以剖判荒茫，其卓识远见，不愧为医林高手。

且不论作为一个负责的医生以至一位高明的医学家，理性思维，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就以学医而论，如果不肯专心致意认真学习，则其成就是可想而知的。古代有个著名的寓言：“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可见，学医如非专心致意锲而不舍，就很难有成，而想学得好一些，则更要用意精密，发挥创造性思维。

由此可见，“医者意也”一辞，如浅乎言之，它是学习医学的一个起码而又必备的条件；若深乎言之，乃是达到一定造诣或者有所创造发现的一个重要保证，它虽是短短的一句话，确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综上所述，主要说明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实践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清代学者王国维曾经提出治学要经历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种境界。即指研究学问，首先除占有大量的实践资料和广博的知识外，还必须高瞻远瞩思考问题。像爱因斯坦为了论证新的引力场问题就整整花了 8 年时间，他掌握自然科学中许多学科的知识和各种实验的材料。我国医学家张仲景也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探索医学规律奠定坚实的基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指第二种境界。即表示钻研学问，直至废寝忘食，心力交瘁而意志愈坚的情况。像凯库勒研究苯环，不是几番陷入困境，他从不为失败丧失信心而更加认真考虑问题。宋代医学家钱乙为研究气象与医学的关系竟达到月余不寐亦终不悔的程度。“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指的是第三种境界。即通过千百次实践而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在偶然的一个机会却发现了和解决了问题。像巴斯德研究微生物学经过无数次实验而都未能解决问题，却突然想到用新鲜培养物给同一些家禽再次接种，从而使他作出卓越的贡献。金代医学家刘完素曾经梦寐似的遇见异人，饮洒大醉，及其觉醒而“洞达其术”。从而成为中医学上主火学派的创始者。其实，这里所谓偶然的机遇或者是突然的顿悟，只有在有充分准备的头脑中才会出现。科学就是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而所有这些，无不依赖于成熟的思想和周密的用意来完成的。“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发人深思的这一谆谆诱导，正可证明中医学中的“医者意也”一辞，不仅只是适用于研究医学，同时它对其他各门学科的研究也并不例外。

最后，想引达尔文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我忍耐地回想或思考任何悬而不决的问题，甚至连费数年在所不惜。”

我国医学自从汉代出现了《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重要著作，医学有了辉煌的成就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医疗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特别是农业的日趋发展，加上当时海上交通与国外贸易逐渐频繁，许多香料药的输入，使我国的药物学日趋发达。继农业名著《齐民要术》问世之后，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随而颁行，它比国外最古的《纽伦堡药典》还早 883 年。农业方面许多动植物的烹煮服用方法，如古代《食经》和《齐民要术》所载的内容，渗透于制药学中，从而出现了中药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晋代葛洪对化学的成就，渗透于药物方面，使中药的药物化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更是香料药进口较多的一个时期，这对于形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特色和为后世“芳香宣化”、“芳香开窍”提示了一个治疗大法。这些都说明其他学科和时代环境对医药学发展的巨大影响。

但是，中医学科本身也有一个继承和相互渗透与发展的关系。试以张景岳学说的形成与宋元时期的刘河间、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等学说的密切的影响来举例说明这一问题。

刘河间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故以主火论、寒凉派著称。他的学说，首先继承了《内经》的病机十九条，他把病机十九条的 38 种疾病推衍为 94 种，其中属热属火的病从 22 种推衍为 57 种，占总数的 60%以上，这使他提出火热论有了理论的依据；同时，在当时社会上，由于官府大力提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致使香燥药广泛流行，因此出现火热证增多等副作用。加上当时热性病大流行，给他的火热论提供了实践基础。至于解释为什么火热证偏多的理论，河间是从当时盛行的运气学说的渗透中提炼出来的。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运气学说的简单内容：它的形成，主要是在天文、历法、数学、气象等多学科同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相结合的综合发展的产物。主要说明年、月、日、时、气象的变化。以预测疾病的发展和变化。这个学说的创设是受到推步家以一岁二十四气的刻漏长短，以准一岁的盛虚对人体的影响。汉代京房等以准晷景长短，季节与气候应与不应，作为推测疾病的一种方法。如《后汉书·律厉志》补注中所述：“冬至晷长一丈三尺，当至不至则旱，多温病”等内容，运气学说即在此基础上加以推衍。用天干、地支、纪年、结合五行六气，从时间的年、月、日、时的转换以推测疾病的发生，主要说明人与自然有密切关系。

刘河间的理论脱胎于运气学说，着重在“火”与“气化”的概念中发展起来的。运气学说强调五行中金、木、水、土都只有一个，而火有二个，即君火、相火；在六气中，火亦有二，即热（君火之气）与火（相火之气），而风、寒、燥、湿也都只有一个，于是得出结论是火多于其他各气。他在解释火与其他各气关系时，变换了运气学说中的“气化”概念，提出了风、寒、湿、燥都可转化为火的“同化”，火与风、寒、燥、湿各气相兼存在的“兼化”等，这样就在临床实践与当时运气学说的渗透中最后发展成为他的“主火论”。其主要论点：①“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②“燥万物者，莫熯乎火”。③外感病可以“六气皆从火化”。④内伤病则“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即在人体一个水（肾）不能抑制五脏的五志所伤而化的火（一水不能制五火）。⑤在治疗上提出“善用药者，须知寒凉之味”。（以上皆见《素问玄机原病式》）。因此创用辛凉解表法，并创用了清泄里热的多种方法，打破了过去“发表不远热”的常规。他的学说理论和治疗方法，对后世如张子和、朱丹溪的学说及温病学派的产生，都有密切影响。

张子和以其攻邪论而著名，但其攻邪着重于寒凉药，可以明显地看出同刘河间的主火论是有很大的联系的。同时由于当时他遇到了“服补成风”的环境，所谓“说补则从，说泻则逆”、“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的不良风气，看到补药、热药所造成的弊病，所以他在自己实践基础上，产生了祛邪安正的指导思想，如“盖邪未去不可言补，补之则适足资寇”、“医之道，损有余所以补其不足”、“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诸说。都说明祛邪即所以安正，寓补于攻，欲“致新”必先“推陈”的原理。张子和攻邪论的出现，使中医学处理邪正关系方面，在祛邪安正这一侧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说理论，这当然是对中医学的一种发展，而河间的寒凉攻泄治法的渗透影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宋代，如张洁古所创立的脏腑病机学说，也有它继承、渗透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渊源于《内经》中有关脏腑的论述；后来，《华氏中藏经》综合成为论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证之法》；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也类列了脏腑虚实病症；到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亦以寒热虚实分析五脏病症。但三者都有不足之处，《中藏经》嫌略，孙思邈失之杂，钱乙重点在小儿病症，而对六腑又多略。张洁古受了他们的影响，结合自己的实践，创立了以脏腑寒热虚实病机辨证的学说，对古人的脏腑辨证有所充实。他对每一脏腑多分别从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虚实寒热的演变和预后等几方面进行归纳叙述，自成体系，使中医学的脏腑辨证渐趋完整。并为后来“脾胃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其用药，显然是受了五运六气理论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制方遣药中，如言方，则以六气而分风、暑、湿、火、燥、寒；言药则根据五运而分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等。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去脏腑之火”，并列出各脏各腑去火的专药，而河间所述的运气，也处处不离脏腑，可见，洁古与河间二个学派，虽然有所区别，而其间又是相互渗透而不可分割的。

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受到脏腑病机学说很大的影响。加上当时处于中原战争连年不断，人民饥饱失常，苦役劳累，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致使人们体气虚弱，抵抗力低下，疾病丛生。由此，使他在脏腑病机学说中特别重视脾胃的作用，创立“脾胃内伤学说”。他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夫元气、谷气、荣气、卫气、生发诸阳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李氏所述的各种气，具有物质与能量相互转化的含义。他又认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李东垣创用补中益气、调整脾胃、甘温除热等法。由上可见，东垣的“脾胃内伤说”是在继承了《内经》中关于脾胃的理论和张洁古的学术思想，加上本身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但是李东垣也同样受到了刘河间主火论的影响，故在其所用方剂中有泻火药物如黄连、黄芩、黄柏的达 160 余方之多，竟占李氏全部处方的极大比例。东垣与河间两家学术思想差异的界别，在于河间主火论，主要是指外感实火，李氏接受了“火”的观点，又补充了内伤“阴火”的一面，故虽流派不同，而其所受刘氏学说的渗透也是细可寻味的。

朱丹溪的滋阴学说成就，也是经过了继承、渗透和发展三个过程的。在继承方面，丹溪主要根据《内经》中阴精方面的理论。如“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人始生，先成精”，“阴精所奉其人寿”。此外还同当时各家理论的渗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同河间的“主火论”有重要影响。例如肾者主水，而三焦为相火，河间又有“三焦无不足……肾脏难得实”之说；同时还受金元诸家的影响，据丹溪自述：其受当时诸家医学思想的灌注，如“因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特别受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风行的影响，由于丹溪目睹当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香燥伤阴的流弊，故特著《局方发挥》，并提倡养阴法以补偏救弊。丹溪学说在理论上受河间学说的渗透，在临床上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影响，结合其自己的临床经验，最后创主动论和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遂发展而建立滋阴学说。丹溪学说的主要内容，拟另文叙述。

由于以上各家学术流派的广泛渗透，到了明代的医学家张景岳总结了先前医家的不同观点，吸收其精华而补充其不足，于是发展成较为完整的阴阳学说。他十分重视阳气在生理上的重要作用，又强调真阴的不可缺少，提出“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著名论点。他认为“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然则欲有生者，可不以此阳气为宝？即日虑其亏，亦非过也”。他这种阳常不足论，实际上是接受朱丹溪“人非此火，不能有生”的论述，同时又对河间的“主火论”和朱丹溪”阴常不足论”纠了偏，并指出了真阴之可贵，因此，他的阴阳的见解是比较全面的。如他在论“阳常不足”的同时，提出重视真阴的论述，如“不知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故物之生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此所谓元阴元阳；亦曰真精真气也”，同时他又指出：“气不足便是寒。”也是对丹溪“气有余便是火”之说作了补充，使之趋于完整。

张景岳还特别提出有重要价值的命门学说，认为“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命门既为精血之海，真阴之脏，又为元气之根，真阳之舍，为阴阳之宅，真阴真阳互根互用，为十二脏之化源。由于张氏对阴阳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所以在治疗上主张“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的重要方法，对后世医家调补阴阳有极大的启示。

景岳不仅重视真阴、真阳、肾、命门，还吸收了脾胃学派的论点。他赞赏东垣的脾胃元气虚而诸病所由生的论点，称之为“独得之见……开导末学之功”，并指出“命门为精血之海，脾胃为水谷之海，均为五脏六腑之本”，在脾与命门的关系上则认为“脾胃为灌注之本，得后天之气也；命门为生化之源，得先天之气也”。这样，就较为正确地阐明了脾肾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述成为以后医家遵循的准绳。

景岳学说的成就，是极为可贵的。他首先对《内经》有长时期的研究，继承了其中许多宝贵内容；同时，还接受了唐宋金元的各家学术思想的灌输和渗透，在历代医家理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张氏的医学成就，为后世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

朱丹溪在中医学上的地位及其伟大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朱氏在医学方面，造诣颇深，其治学的精神，亦颇谨严。生平可记的事迹很多，兹不缕述。本文仅就丹溪学说的特点，如重要的医学理论及著名方剂等加以讨论，旨在阐发先贤之论，使我们得以更好地继承与发扬。

丹溪的医学思想，是以他的哲学观点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为根据的，由于朱氏是当时的哲学家许谦之高弟，同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家，学验俱富，亦医亦儒，故其创论多精辟高深而切合实际，其成就似出于子和、河间、东垣之上。他的主要理论有。

这一名论的产生，首先是从他的哲学思想推衍而来的。朱氏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无休止地变动着，他看到自然界里的各种事物虽然有动静两面，但是“动”是主要的和根本的一面，故他说：“天之生物，故恒于动；人之有生，亦恒于动。”以及“吉凶悔吝生于动”，“动易而静难”等论说。在医学哲学的一般法则中，是以动为阳、静为阴，朱氏即以自然界中事物动多静少的情况，来说明阳有余阴不足的问题。同时他又说：“天无所不包，地仅居天之中。”天是代表阳，地是代表阴。丹溪即从天地的广狭情况以说明阴阳有余不足的道理。但是，“善言天者，必验之于人”。故他又根据天人相应的原理，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推论到人体，如说：“天地以一元之气，化生万物，根于中者曰神机，根于外者曰气立，万物同此一气，人灵于物，形与天地参而为三者，以其得气之正而通也；故气升亦升，气浮亦浮，气降亦降，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龠。”因此他又认为“男子 16 岁而精通，女子 14 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可见阴气之难于成……《内经》谓年至 40，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 64 岁而绝，女子 49 岁而经断……阴气之成，止供 30 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何况“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朱氏又从五行生克方面来说明人体阴分的重要性，如说：“火为肺金之夫，火旺则金衰；土为水之夫，土旺则水衰，况肾水常借肺金为母以补助其不足……保养金水二脏，正嫌火土之旺尔。”丹溪这些论述，是说明人体在生理功能正常时的阴阳盛衰情况，都同大自然中事物的“阳有余阴不足”的情况相一致的。

必须了解，丹溪学说的形成，虽然有其哲学思想为指导，但是主要还是以他丰富的临床实践作为理论依据的。他在举述阴气亏耗起居就衰的实例时说：“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头昏目眵，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健忘眩晕，肠燥面垢，发脱眼花，阴不足以配阳……因天赋胃气，尚尔留连，又借水谷之阴，故羁縻而定耳。”他又在治疗经验上论证了阴阳的盈亏，如在《恶寒非寒病，恶热非热病论》中指出：“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阳无所附，遂使浮散于肌肉之间而恶热，实非有热，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这在李东垣的治疗内伤发热病中指出了气虚和阴虚两大纲领，开后世医家治疗阴虚发热疾患的先河。

这个理论与他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相联系，并胎息了河间“凡病多主火化”的论点而作了进一步的提高。朱氏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皆以动为主，“凡动皆属火”。在人体方面则以“相火”为主。他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曰相火。”人身既有君相二火，而丹溪所以着重提出相火的理由，是因为“相行君事”的缘故。如说：“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他既认为“吉凶悔吝生于动”，即“动”有吉与凶两面，而“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因此，就说明相火也有正常与异常的两种作用，即在人体生理功能正常时，相火为生命之原，而当人体发生病理机转情况时，相火为致病之本。如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脏。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这是指相火在正常人体的生理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说：“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相火易起，五性（指金木水火土）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则病而死矣。”这些论点，强调指出了相火在人体中病机逆转的情况，说明百病之生多由于火，而主要则是由于相火的不宁所致。

朱氏虽然说凡动皆属于火，但他却认为相火在人体中是不可或缺的，其关键在于它动得是否正常。如所谓：“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何贼之有！”这同李东垣的“火为元气之贼”及“火与元气不两立”的论点，自有其片面与完整的区别了。

丹溪认为相火的上炎，除与肝肾二脏有密切关系外，其他脏腑如胆、膀胱、心包络、三焦等也都有一定联系。他说：“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包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也。”他又从《内经》中论述病机之属于“火”者，都联系到相火。如说：“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动而为变者，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脏腑者乎？考诸《内经》少阳病为瘈疭，太阳病时眩仆，少阴病瞀暴瘖郁冒不知人，非诸热瞀瘈之属火乎？少阳病恶寒鼓栗，胆病振寒，少阴病洒淅恶寒振栗，厥阴病洒淅恶寒，非诸禁鼓栗如丧神守之属火乎？少阳病呕逆厥气上行，膀胱病冲头痛，太阳病厥气上冲胸、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少阴病气上冲心呕逆，非诸逆冲上之属火乎？少阳病谵妄，太阳病谵妄，膀胱病狂癫，非诸躁狂越之属火乎？少阳病肘肿善惊，少阴病瞀热以酸，跗肿不能久立，非诸病跗肿疼酸惊骇之属火乎？”从上所举，可见丹溪把肝、胆、肾、膀胱、心包、三焦等脏腑很多疾患都归属于相火，虽然这些疾病有各种因素凑泊而成，而其所以易于生火生热，主要还在于这些脏腑部属于相火的系统范围，丹溪就这样指出了病气易随脏气转化的道理。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是宋朝的官局诸医举症检方所习用的成药，其中以丸膏丹剂占多数，汤药也是由已准备好了的药末加水煮服，当时受政治势力影响，社会上普遍应用着。《局方》的最大缺点有二：一是以成方统治各病，并说可以久服、多服；二是几乎大半的方剂，都大量应用辛香刚燥热的药品，不论治疗何种病症，大都不离“燥热”一路。由于这种片面性成方广泛应用的结果，对人民健康造成很大危害，对当时医疗界的影响颇大，正如他在《局方发挥》中所说：“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为命，世人习之以成俗。”他就不遗余力地对《局方》作出尖锐的批判。首先对一方泛治诸病的不合理提出意见，他说：“病者一身气血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时月有久近，形志有苦乐，肌肤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标本有先后，年有老弱，治有五方，令有四时，某药治某病，某经用某药，孰为正治反治，孰为君臣佐使，合是数者，计较分毫，议方治疗，贵乎适中，今观《局方》，别无病源议论，止于各方条述证候，继以药石之分量，修制药饵之法度，而又勉其多服、常服、久服，殊不知一方统治诸病，似乎立法简便，广络原野，冀获一二。”朱氏又从各种疾病中举出例子，指出《局方》以一方统治诸病的偏谬。如：“今世所谓风病，大率与诸痿证混同论治，良由《局方》多以治风之药通治诸痿也，古圣论风，论痿各有篇目，源流不同，治法亦异，不得不辨。风者百病之长，至其变化，乃为他病，又曰善行数变，曰因于露风，曰先受邪，曰在腠理，曰客，曰入，曰伤，曰中，历陈五脏与胃之伤……有脏腑内外虚实寒热之不同……且即至宝丹、灵宝丹论之，曰治中风不语，治中风语涩，夫不语与语涩，其可一例看乎，有神昏不语，有失音不语，有舌强不语，有口噤不语，有舌纵语涩，有舌麻语涩……曾调一方可通治乎……润体丸等三十余方，皆曰治诸风，治一切风……龙虎丹、排风汤俱系治五脏风，而排风又曰风发，又似有内出之意，夫病既在五脏，道远而所感深，一则用麻黄三两以发其表，一则用脑麝六两以泻其卫，而谓可以治脏病乎。”上述例子，是丹溪举以说明一方不能统治诸病的理由。

丹溪又对《局方》制剂偏于辛香燥热之弊加以批评。他说：“治口鼻出血，皆是阳盛阴虚，有升无降，血随气上，越出上窍，法当补阴抑阳，气降则血归经，岂可以轻扬飞窜之脑麝，佐以燥悍之金石乎。”“治皮肤燥痒，《经》曰诸痒为虚，血不荣肌腠，所以痒也，当以滋补药以养阴血，血和肌润，痒自不作，岂可以一十七两重之金石，佐以五两重之脑麝香桂……夫枯槁之血，果能和而生乎。”“治神昏恍惚，久在床枕，此血气虚弱也，夫治血以血药，治虚以补药，彼燥悍香窜之剂，固可以劫滞气，果可以治血而补虚乎？”对《局方》用辛香理气以治一切气病的是否适宜问题，他更作出精辟的评论，认为：“冷气、滞气、逆气、上气，皆是肺受火邪，气得炎上之化，有升无降，熏蒸气道，甚而至于上焦不纳，中焦不化，下焦不渗，展转变为呕为吐，为膈为噎，为痰饮，为吞酸，为反胃……滞者导之，郁者扬之，热者清之，寒者温之，偏寒偏热者，反佐而行之，挟湿者淡以渗之，挟虚者补而养之，何尝例用辛香燥热之剂，以火济之火，实实虚虚，咎将谁执！”同时他又进一步说明：以《局方》理气方剂治气火上逆及阴虚木逆，固大非所宜，即使是因寒而病的，也很可研讨，他说：“若病果因于寒，当以去寒之剂治之，何至例用辛香燥热为方，不知权变，宁不误人！”丹溪这些论点，指出了治一切“气”病，应从祛除致病因素方面注意，若漫用行气、散气等药，是有害无补的，这不仅批判了《局方》，且对“气”一类疾患的施治，指出了正确的治疗原则，为后世医家启示不少法门。同时也说明了由于火炎而致熏蒸气道，可以发生滞气、逆气、上气等疾病，不仅是“气有余便是火”，而“火有余亦能阻气”。这种精微深邃的医学理论，在中医学的贡献上是很大的。

丹溪除对《局方》进行尖锐的批判外，对张子和专主攻病的医学见解，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张子和书惟务攻击，其意以为正气不能自病，因为邪所客，所以为病也，邪去正气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之不同，立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书，以为医之法，尽于是矣。后因思《内经》有谓之虚者，精气虚也，谓之实者，邪气实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入之理，由是，于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于其间……一方之中，自有攻补兼施者，亦有先攻后补者，有先补后攻者……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这是丹溪对于治病用攻法的见解，他在学习了子和医学论点后，又对他的学说作了补充。

1．中风　丹溪对中风的见解，承认有外风，但认为在临床上比较少见，东南地带所见的，一般多属内风。他又在河间的“心火暴盛、水不制火学说”的基础上，补充了痰湿化热的重要性。他说：“《内经》以下，皆为外中风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惟刘守真作“将息失宜、水不能制火”，极是！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所中者，但极少尔；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治法方面，主张分气虚血虚，挟火与湿，有痰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气虚用参芪，血虚用四物，化痰用二陈，痰涎壅盛用藜芦探吐更加麝香，阴虚火盛，四物加芩、柏、牛膝、竹沥。他在治痰方药中，强调指出竹沥、姜汁的重要作用，在病理上指出痰生热、热生风的关键，这些都是很可宝贵的。

2．痛风　对痛风的致病原理，他认为主要由于血热而又感受外寒与湿邪，致血凝气滞，经络之气不通所致。如说：“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瘀浊凝涩，所以作痛。”治疗上主张应辨痰、风热、风温、血虚等症，分别施治，其著名的方剂如：“二妙散”主治湿热凝阻经络，“上中下通用痛风方”治疗湿热痰瘀，在临床应用上均有良好疗效。

3．噎膈　他认为噎膈之成因，主要为气火郁结，煎熬津液，阴血枯燥，痰瘀凝结所致。如说：“或内感七情，或食味过厚，偏助阳气，积成膈热……或性急易怒，火炎上以致津液不行，清浊相干……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挟瘀血，遂成窠囊，此为痞、为痛、呕吐、为噎膈反胃之次第也。”在治则方面，主张慎用燥热药物，采取清和之法，他的理由是：“胃为水谷之海，清和则能受；脾为消化之气，清和则能运；香热之偏，助气血沸腾……其久也脾气耗散，血液俱耗，胃脘干槁。”药物如竹沥、童便、牛乳、羊乳、生姜汁参以四物、参苓或二陈之类，随宜应用。其著名方剂，如“菲汁牛乳饮”有养血、润燥、化瘀、和胃之功，为后世医家所采用。

4．疝气　他认为疝气是湿热内郁、寒气外束所导致，与前代医家多以疝为寒疝的见解有所不同。他说：“历代名医，皆以为寒，盖寒主收引，经络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寒而无疝者以素无热在内也。因而思之，此证始于湿热在经，郁而至久，又得寒气外束，湿热之邪不得疏散，所以作痛。”因之，他在治疝方法中着重散寒郁、疏气滞及泄火通瘀诸法，其“疝气方”为常用的著名方剂。

5．吞酸吐酸　认为由湿热郁积、肺胃气失降所致。他说：“平时津液随上升之气郁积而成，郁积之久，湿中生热，故从火化，遂作酸味，非热而何！其有积之于久，不能自涌而出，伏于肺胃之间……肌表得风寒，则内热愈郁……《素问》言热者，言其本也，东垣言寒者，言其末也。”主张辛苦同用，苦以清降，辛以反佐，更参二陈和胃化痰湿。其著名的方剂如“左金丸”，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6．痿证　主张诸痿生于热。他说：“考诸《痿论》，肺热叶焦，五脏因而受之，发为痿躄。心气热生脉痿……肝气热生筋痿……脾气热生肉痿……肾气热生骨痿……悉是湿热内伤之病。”又说：“诸痿生于肺热，只此一句，便见治法大意，《经》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此固是就生克言补泻，而大经大法不外乎此……肺金体燥而居上，主气、畏火者也；脾土性湿而主中，主四肢、畏木者也；火性炎上，若嗜欲无节，则水失所养，火寡于畏而侮所胜，肺得火邪而热矣；木性刚急，肺受热则金失所养，木寡于畏而侮所胜，脾得木邪而伤矣；肺热则不能管摄一身，脾伤则四肢不能为用，而诸痿之病作。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此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故阳明实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矣。”他根据上述治疗原则，参合痰积、湿热等征象，临病制方。其中以“虎潜丸”治足痿，为习用的著名要方。

7．六郁　即气郁、湿郁、痰郁、热郁、血郁与食郁。他主张诸病多生于郁。认为“气血冲和，万物资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戴元礼发挥他的遗意说：“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其治诸郁的方剂，以“越鞠丸”最见称于医林。

8．鼓胀　对于鼓胀的论治，主张缓调而反对峻攻。他认为本病之成因是：“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化浊血瘀郁而为热……湿热相生，遂成胀满。”又说：“验之治法，理宜补脾，又须养肺金以制木，使脾无贼邪之虑，滋肾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选用方药，常从四君、四物和黄芩、黄连等加减应用。丹溪对本病的卓越见解，是认为胀病可以用补的，他反对一般所说的“气之为病，痞闷壅塞，似难于补”之论，因而他说：“不思正气虚者不能运行，邪滞所着而不出……不用补法，气何由行。”这一论点，是有它一定价值的。

9．痨瘵　认为本病是精血亏耗，相火煎熬，真阴消烁所致。他说：“劳瘵主乎阴虚。”又说：“劳瘵之证，非止一端，其始也未有不因气体虚弱，劳伤心肾而得之；以心主血，肾主精，精竭血燥，则劳生矣。”他根据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阐释劳病的病机，完全是由于“阴不足以配阳、水不足以制火”之故。他治劳的著名方剂——大补阴丸，就是从滋肾清肺、补阴分、制相火立法，为后世医家所遵用。

劳之病机，在丹溪前的许多医家论述中，持说纷纭，自朱氏创论之后，对“阴虚成劳”的道理，始有明确的认识。

10．倒仓法　是丹溪在治疗措施方面的创见之一。这个方法，是清除肠胃积垢的一种最平和而有效的疗法。朱氏以为：“肠胃为市，以其无物不有，而谷为最多，故谓之仓，若积谷之室也。倒者、倾去积旧而涤濯，使之洁净也……七情之偏，五味之厚，宁无伤于冲和之德乎，糟粕之余，停痰瘀血，互相纠缠，日积月深，郁结成聚……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诸多，全在活法而为之，视所出之物可尽病根，则止……半月，觉精神焕发，形体轻健，沉疴悉安矣。”丹溪曾运用此法试行于很多的大病痼疾患者而获得显著疗效是有其实践根据的。

综上所述，朱丹溪的医学理论和冶疗方法的特点，可归纳为下列数端。

（1）人体生命的延续皆由于动。凡“动”皆属火，而主要则是相火的作用，如火动太过则致病，故相火既为生命的本原，又是致病的因素。

（2）精血易耗难生，形质易衰难长，阳气则始终鼓荡于人的生命全部过程中而无时不在，故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其意即以阴为生命的物质基础，阳是生命的活动现象，有了物质基础自然会产生功能作用，故以补阴为治病第一义。

（3）对于邪正之间的关系，认为如人体正气充实，病邪很难侵袭；反之，如发生疾病，则正气多虚，故其施治不主张峻攻，但也反对呆补，而常用“治病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方法。

（4）认为气有余能使火炎，火有余亦能使气滞，而气火的郁遏，又常与有形之邪如湿、痰、瘀、积等相附着，故在治疗气火的同时，常结合利湿、祛痰、化瘀、消积等方法。

（5）刘河间虽亦主火，但未能深探火的所以燔灼之源，因此不能善用补阴清火之法；李东垣主补气，而以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未谙相火有生长与温养的作用；张子和主攻，但只知攻邪，而未能正确对待邪正之间的关系。丹溪则能善用三家之长而去其短、补其偏，故其成就颇大。

（6）丹溪的处方用药，不仅一扫宋代《局方》多用刚燥的积习，其用药法度、立方取义与治疗原则，均予后世医家以深远的影响。他拟方选药，着重于清、泄、利、散、疏调与滋阴；其论病析因，着重于湿热内蕴与相火上炎，而且特别注意“新寒兼伏热”的某类疾患，故其治疗特点，常采用综合施治，不用纯泻呆补。丹溪的这些医学观点，具有宝贵的临床价值。明清以还，对于治火、治气、治湿热等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数典论祖，是与他的启示分不开的。

《伤寒论》为汉张仲景所撰述的一部名著。其书流传到今日，已经迭遭散佚，不但全书内容多有错简；就是“伤寒卒病论”的这个名称也不无可疑。因为这书经晋迄唐，虽然经过许多名医阅览并且称引，但没有一人提及这个书名。还有自序所说的十六卷，也大有问题，我以为仲景书在当时应有三四十卷以上。理由是：皇甫谧距离仲景的时代最为接近，他所看到的伤寒论本子当较后世所流传的要真确得多，据他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林亿等以今本《伤寒论》衡量古籍，将数十卷改作十数卷，殊欠审慎）。既称为数十卷，最少当有二三十卷，十六卷之数，决称不上数十卷。又汤液经据汉志所述为三十二卷，仲景论既是推广汤液，就应在三十二卷之上，如果只有十六卷，仅及汤液原卷之半，“广”于何有！此其一；《太平御览》引高湛养生论谓王叔和编仲景书为三十六卷，高湛和王叔和距离的时代很近，所见应是叔和原本，应该知道：王叔和并不是浅妄之流，他编仲景书的态度非常审慎，我们从附注中“疑非仲景方”等字眼可以看出，他绝不会把原书大事更张，三十六卷的本子，很可能是根据仲景原书轮廓而撰次的，况叔和编此书是搜采辑佚性质，其卷数不可能比原书更多，此其二；梁代阮孝绪编撰《七录》，著录《辨伤寒》十卷，《黄素方》二十五卷，《伤寒身验方》一卷，《评病要方》一卷，以上都属仲景的著作，总共有三十七卷，此其三；唐代王焘著《外台方》就引证到十八卷，此其四；由上四点已足证明原书绝对不止十六卷，该书在晋时可能有两种通行本，一种是叔和编次的三十六卷本，一种是《七录》所著录的总共亦有三四十卷。仲景的书，王叔和没有大改变，到隋唐时却起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隋志和唐志，都只有仲景方十五卷，我以为这个变化是由当时传抄节录所造成的，因为仲景书本有“医论”和“方症”两个部分，后人传抄，可能只节录辨证处方的部分，而把医论的大部分略去（删略部分，今尚能检出一二，如周礼贾疏引仲景“神农能尝百草则炎帝者也”等，今本已佚）。才把“仲景旧论”变成了“仲景方”，从三十多卷浓缩成十五卷，我觉得这一变，使仲景书变得方证精简而切用。至于现在流行的本子，是宋高继冲进献、经林亿等校定的，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和王洙所发现的《金匮要略》方，都可能由唐代十五卷本的仲景方蜕化而来。

也有人说：王叔和没有编次《伤寒论》，皇甫谧所说王氏撰次仲景乃指《脉经》而言。这一说，我觉得不很正确，高湛《养生论》明载叔和“撰成《脉经》十卷”又“编次仲景方论三十六卷”，可见《脉经》和撰次伤寒是截然两事，不能混为一谈。且不论晚近医家考证，卫汛与王叔和有同为仲景弟子之说，而皇甫谧距仲景与叔和的时代最近，其所记述自较他书为可信，再细绎皇甫原序，也很易了解，按一般引称古书通例，说卷必实指其数，如“《老子》五千言”、“《史记》百三十卷”、“《黄帝内经》十八卷”等等，皇甫氏所见到的仲景遗论，大概是品种很多卷数繁乱而又残缺不全的书，故不能明白实指几卷，只能笼统说为数十卷，正因其书散佚凌乱，故需要王氏的搜采和撰次，原序文理很顺，细心体会，亦不难理解。

1．训诂　古代文献的字句和名辞，虽然今日仍沿用着，其含义已经有了变更，所以读古书，必须通训诂，否则就易发生误解。譬如拿伤寒二字来说，我们都知道“热病皆伤寒之类”，以及“伤寒有五”的说法，但究竟伤寒二字，作何解释？它在汉代究是代表那一类疾患？考汉时伤寒名称，一般不大多见，史书上比较多见的是疫疠一辞，魏志载：“文帝在东官，氛疠大起，时人雕伤。”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离字古同罹），释名：“疫，役也，言有鬼行疾也。”《说文》：“疫，民皆病也。”《字林》：“病流行也。”《论衡》：“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小品》说：“伤寒雅士之称，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可见汉时外感热病统称伤寒。

2．体例　大论的章法体例，有许多特点，学者必须懂得这些，钻研上就方便得多。

（1）论中每汤必有主治的详细证候一或两条，作为该汤主治标准，论中凡称柴胡证、桂枝证等，都指此而言。其余条文，但说宜某汤，不再说主症，除特别指出的以外，都包括该汤主症在内，如“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脉但浮者，与麻黄汤”。“伤寒脉浮滑，白虎汤主之”。“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与调胃承气汤”。麻黄、白虎、调胃各凭主症，举脉而言，是一种简笔，必须懂得这一体例，才不会曲解。

（2）大论体裁，凡列入某一经篇内的各项条文，不问为本经或别经的病，都冠以本经的病名，论中除极少数条文可能是错简之外，其余悉遵此例。如“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此本柴胡证，以潮热似阳明，故列入此篇，即冠以阳明病三字。“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气汤”。此阳明病，为有自利清水疑似少阴处，故置于少阴篇，照例称少阴病。这种体例，是仲景为鉴别诊断而设，注家不谙此例，往往以臆测附会。

（3）论中常有倒装笔法，如“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该汤应与热多寒少句承接，若脉微弱，是禁忌症。又“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下面若自汗出十字应与遗尿句衔接，大论像这样笔法最多，学者当须识此。

（4）有许多条文，系承接上条，故只指示与上条不同之处，不再重复该汤的主治证侯。如“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主之”。又“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五苓主症为小便不利，大青龙为无汗烦躁，因承接上文，故概从略。

（5）大论文字，有部分很枝蔓，但大多数是极其严谨的，如同一用桂枝汤，有曰“主之”，有曰“宜”，有曰“可与”，里面大有出入。“主之”是此症必须此药，“可与”是病情已有变化，经过研究而后与，至于“宜”，是在各汤的斟酌之间，而最后选定用某汤。又如“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此条眼目，完全在“如前法”三字，因为仍与桂枝汤，见得前药没有用错，药既未误，为什么病不见好，原因在于服药不得法，因桂枝汤服法，本戒“如水流离”，故特别提示曰：“如前法”，以微似有汗者为佳。

3．识别　《伤寒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书，它有何种特长，讹字错简，如何识别？都在本节加以讨论。

（1）我以为大论是一部经过整理而有特种形式的医案文献。它和其他方书的性质不同，也和一般医案的性质不同，方书专是列方举症，不讨论病的变化，大论则对于病情演变，特别注重；医案只叙述每个病例的情况，而大论则是千百个病例的总结，它是具有科学条理的综合医案，这样的组织形式，是古来所仅有。它首先把千头万绪的病例，统之以六经纲领，又将许多症象分作若干类例，再就每一小类（如桂枝证等）的发病症状，服药经过，病情转归等详加记录，由许多个别的病例，加以统一后成为一种病型，首述该一病型的发病症状，如“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次述服药经过，如“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最后则述病情转归，如“反与桂枝，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像这类记述，在论中占很大分量，这完全是临床病例的总结记录，又如“师言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即伸”等文字，真是绘声绘材的医案实录，就是论中的议论各条，也是仲景师徒讨论病例的记载，我们读《伤寒论》可以把它看作高度概括具有条理法则的特种医案来读才对。

（2）大论的惟一特点，就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要求。例如它在沿用古代传经学说时，曾说：“太阳病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针足阳明，使经不传。”“伤寒三日……三阴当受邪。”但是仲景在实际上见到传经并无机械固定的日期，且非一定要传的，故他又说：“太阳病过经十余日。”“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为不传”。重事实，轻空论，这是大论的优点。

（3）论中有脉家的学说羼入，例如“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又“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又“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两胁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之类。考仲景说脉各条，都很简要，且必和证候合参，故王叔和亦称仲景按脉“必候形证”，像上面这样文辞枝蔓，很难理解的，恐属后世所羼杂的。

（4）论中有后人注解羼入正文的，如“血弱气尽，腠理开……正邪分争，往来寒热”。本是上条的注解；又“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是下一条的注解；又“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是被火各条的注解，恐是在传抄时被错乱的。

（5）论中错字很多，注家不审，每作强解。如“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这样显然的错误，尚还有人曲解，至于错得比较隐晦的，自然只能随文顺释，不敢怀疑。例如“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文里小便清，当系大便清，注家多作小便清长解，皆误。盖清字古同圊，即厕所，“其大便清者”等于说清便自调，再从文义上推求，先说不大便六七日，反过来说，倘若大便清者，显得文气相连，义理很顺，如易作小便来释，就要费一番迂回。何况小便清长，是后代名词，仲景只谓之“小便色白”，惟大便则常有清便、清谷、清血等记述。

六经是大论的主要内容，就它的性质和作用，分作二点来论述。第一，我们首要认识六经的性质，六经是实质的，不是抽象的；是方面的，不是阶段的；是讨论“病”的，不是汇列“症”的。

何谓是实质的，不是抽象的？今人对于六经有两种抽象的概念：一种是根据司天在泉之说把六经释为气化的作用；一种是从“八纲”出发如日人丹波氏解释太阳为表热病、太阴为里寒实病等的抽象概念。这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气化之说，本为仲景所不言，出于后人发挥，固不用多赘；至于以表热或里寒里热等来划分六经的界限，为今日相当多数的医家所称道，其实也是不够全面的。譬如说“太阳主表”，试问太阳随经瘀热在里而用抵当桃核承气的“腑病”，难道不算太阳病吗？但这些不能算它是“在表”的病。这种错误概念的形成，是因为不认识六经的实质性，不了解仲景“撰用《素问》”的本义。应知六经在古人的心目中是有经络肌肤脏腑的实质的，论中“以行其经尽”，不是经络的明证吗？“太阳随经，瘀热在里，热在下焦，热结膀胱、阳明胃家实、太阴脾家实腐秽当去”等，不是统辖脏腑的明证吗？近人把《素问》的经络脏腑学说和仲景的六经分了家，由实质的性质转为抽象的概念，像太阳病中有寒有热有表有里的现象，便不容易从太阳主“表热”的片面的概念来解释了。仲景自己也明确提示：“经络府俞，阴阳会通。”并斥责“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大论中常有针灸十二经腧穴的条文，如“刺风府、风池”、“灸少阴七壮”等记述。如果六经而非经络，试问少阴灸在何处？

何谓是方面的，不是阶段的？六经原是疾病六个方面，不是某一种病的六个阶段，这点不但旧说常见混淆，就是近人也有把它释为前驱期、进行期、极期、轻快期等等的说法。固然有些疾病可以传历诸经，但很少见遍传六经的；有些疾病则只局限在一经的范围，它和前驱期轻快期等必要经过的情况根本不同。论中关于这点也指示很清楚：“太阳病至七日以上自愈者”、“阳明无所复传”、“少阴病得之一二日”等，都是说明六经的性质，是空间的方面，不是时间的阶段。

何谓是讨论“病”的，不是汇列“症”的？六经既占有人体各部的体位，因外感侵袭而呈生理的逆转，就成为“某经之为病”。它是有着病因和病理的依据，证候不过是某一经的病理所呈现的病象，是病的见证，不是病的本身。今人解释六经当它是证候的分类集结，称为“证候群”，把六经的“病”说成六类症状，这作为以今日的医学知识来研究六经则当然可以任意发挥，若便以此为六经的诠释，与古时原有含义恐不符合。

第二，关于六经的作用，六经是阴阳学说的实际应用，是诊断和治疗所依据的标准。中医学最高的指导理论是阴阳学说，它虽导源《灵》《素》，而实从《易》《老》胚胎而来。《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负阴而抱阳”。他们都是以交互对待的阴阳理论来解释自然界万物的变化，“人法地，地法天”。当然也同样受阴阳的复杂错综的支配。六经就是人体里阴阳的六个环节，也即是经络统带着体内的组织脏腑，成为阴阳所代表的物质基础。至于诊断就是在六经的标识下，去辨别标本，分判经腑，鉴别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的变化，脏腑经络气血的通滞，它是通过六经所显示的各种症状，从而诊察那一部分阴阳的偏胜。治疗就是制止偏胜的方法，是依据正气驱病的方向从最简捷的通路以祛除病邪于体外，所有汗、吐、下、温、清、和六种疗法，都是根据这个原理而产生，和六经都有密切的联系。

关于《伤寒论》的研究法很多，主要有系统分类、证候排比、方药对勘这三种比较扼要的方法。

1．系统分类法　是将论中各种症候，作有条理的分析，譬如太阳病，先把它分为经腑两系，把桂枝、麻黄、青龙、越婢等症，列为在经的一系；五苓、抵当、桃核承气症等，列为在腑的一系；在两系之外，还有旁系，如变症和坏病等。每系下面，再分为各小类，如变症项下，类别为结胸下利痞满等等，每小类下，更有子目，例如痞满就有五种泻心的子目。这样把全书条文分隶六经，每经各分若干系，每系各分若干小类，每小类又分若干子目，提纲挈领，脉络清楚，《伤寒论》的主要内容，就会朗若列眉。

2．证候排比法　是学习辨证的主要方法，有总的排比和分类的排比两个步骤。总的排比，如研究发热，就将论中所有发热的条文，都摘出来，排比在一起，举一些例子，如“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大青龙汤主之”。“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无喘，麻黄汤主之”。“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小柴胡汤主之”。“身热恶风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小柴胡汤主之”。“胸胁满而呕，日晡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宜大柴胡汤”。“不大便六七日，舌燥而渴，日晡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谵语有潮热……大承气汤主之”等等。就上所举的发热症状，再作分类的排比，把发热的主伴各症，都分别归纳在各种汤证下。经过这样分类之后，譬如小柴胡症，就有三种热型，即身热恶风寒，及往来寒热，或日晡潮热。第一类热型，应当寻出它和麻桂、青龙、越婢等症状的辨别；第二类热型和大柴胡的辨别；第三类热型和陷胸、承气等症的辨别，在这样复杂细致的层层分析下，对各汤所主证候，就能具有深切的认识。

3．方药对勘法　可分三个程序，第一步把全部方剂先厘分为若干类系，成为初步的归类，如将桂枝一类的汤方，成为一系，柴胡一类的汤方，成为一系等，然后进行此一系和彼一系所主症状的相互对勘，从而了解每一系的汤方所治的特异于他系的共通证候。第二步进行每一系里面的许多汤方内部的比较对勘，是系内的对勘。例如桂枝系内有桂枝汤、桂枝加杏朴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等，从各汤的方药增损，以辨识每汤的主治证候。第三步就每一汤方所组成的各药，进行比较对勘，是方内的对勘。譬如桂枝汤内五种药，各分主什么症候？这些药如在别的汤方里，又起什么作用？经过这样比勘以后，就会知道每药有单味主治和配伍主治的两种功能。例如桂枝汤是甘草汤、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等所组成，但是桂枝汤的功能，并不等于各汤效能的总和，或者各药单味主治的总和，这是中医案的特点之一，也是研究工作中最艰奥而最切实的问题。

上面三种研究法，系统分类法是窥采《伤寒论》全貌和了解疾病内容的主要方法，证侯排比法为临床诊断所必学，方药对勘法和治疗法则有密切关系，三种方法，各有它价值，我们在学习中都不可偏废。

自汉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阴阳大论》等书，并总结有史以来迄于汉代的方药临床实践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开创了以阴阳为基础的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法则，历代医家又围绕这一体系各自结合其临床经验与理论研究，不断有所发现与创获，使内容日趋丰富，从而更加体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科学价值。

有清一代，名医辈出，叶香岩崛起三吴，创为温病论。他以伤寒与温病为两门学问，形成对峙之局，倡言“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以温病只须辨明卫气营血即可，并立“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辨证方法。后世不少医家，震慑于天士医名，莫敢或疑，遂以卫气营血辨证为治疗温病的枕中鸿宝，习俗相沿，以迄今日，从而引起信奉仲景者的异议，导致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长期以来无休止的纷争。持温病之说者，认为仲景六经只适用于伤寒。如《伤寒大白》所言：“江南无正伤寒。”故六经已经不切时用，只须懂得卫气营血辨证，便已掌握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规律。医学界似乎已呈现《伤寒论》已经过时，温病学说取而代之，并认为这是学术上的一大发展。

事情果真是如此的吗？学术的发展，应该说是随着时代而推进，百家争鸣更有助于学术思想的繁荣与进步，这本来是一切科学发展的规律。但是，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中医外感病学究竟发展了哪些内容，这是需要我们作深入实际的分析研究的。首先应该明确的，古代所称的伤寒与后世所论的温病，究竟是同类疾病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疾病？我们不能只从字面上看，主要还得看他实质内容，即两者的异同问题，需要作出明确的辨析。个人于仲景、香岩之学，寝馈垂 50 年，常自以学识浅薄，未敢草率，今老耄将及，乃不揣鄙陋，试就伤寒温病的分歧，特别是伤寒、温病的概念问题，提出个人一些看法，非欲一发前人之复，总期为中医学术略求寸补而已。

在分析伤寒、温病的概念之先，拟首先一谈有关六经的定义问题。回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当时医界有部分同道，认为仲景《伤寒论》中的六经系六个证候群，与《内经》所述经络学说中所载的六经、十二经迥不相同。实际上，仲景所著的“大论”本系祖述《内经》，他“勤求古训”而有所发展，说《伤寒论》背离《素问》《九卷》的基础，这是不可想象的。个人希望能对此作出一个持平之论。

为了研究分析伤寒、温病理论及证治的是非异同，必须先对这两个名称所指的实际病症有明确的了解。盖“名者实之宾”，将伤寒、温病的实际内容弄明白了，则两者究竟是基本一致，还是截然不同，或同中有异而异又在哪里也就清楚了，所谓“名实既明，而天下之理得”。现拟将古代所称的伤寒，究指的是哪些病症，试选摘有关资料加以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仲景本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所著《伤寒论》很明确地提出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我们可以从《内经》对伤寒的概念与定义来加以阐明。《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凡是一切外感热性病，皆属伤寒的范畴，温热病的种类繁多，都是伤寒的各个分枝，其言彰明如此！反过来说，伤寒可概括外感热性病、时行病及瘟疫等病。故《后汉书·崔实传》：“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延历指养生，伤寒指医疗，两语相对并论，具见当时伤寒的含义之广可知。《难经》也是仲景著《伤寒论》的依据之一。《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难经》这里所称“伤寒有五”的伤寒即属广义的，也就是《伤寒论》命名的伤寒。然而《伤寒论》中所论述的病症又岂止五种，疫病也是包括在内的，仲景自序中称“予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为伤寒病死亡之多而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之叹。从而证明他所指的伤寒，绝非仅指一般感受风寒的病症，其中包括了很多急性或烈性传染病，否则其死亡率何以竟有如此之高？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考证，《后汉书》记载有建安前后“疫疠数起，士人雕落”。在曹丕写给王朗、吴质的信中都详述当时疫疠流行，死亡枕藉的情景。曹植《说疫》中也有“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的记录，与仲景自序所述的完全一致。在晋代葛洪《肘后方》中也清楚地说明伤寒的概念：“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梁代陶弘景为医学名家，他对伤寒所包括的疾病也有明确记载，如在其所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载述：“外感天行之病，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玑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其论伤寒即外感流行病之说，与葛洪所言相同。又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并将阴阳毒也列入伤寒候中，称“伤寒阴阳毒”，其病类似后世所称的“温毒”，而也归纳于伤寒之列。直至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也引《小品》之说：“伤寒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与思邈同代的王焘在所著《外台秘要》中载许仁则论天行病，也明确指出：“此病方家呼为伤寒。”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伤寒为一切外感病的总称，无论新感与伏气，四时温热，天行时气，温毒疫疠，均属于伤寒的范畴，直至隋唐名家，殆无异词。

宋代名医庞安常著《伤寒总病论》，其书论述天行温病、时行寒疫、温疫、痊、湿、暍、阴阳毒等多种外感疾病，而题名为“伤寒总病”。热性病本隶于伤寒而伤寒常见高热。故韩祗和《伤寒微旨论》称：“惟热论中伤寒病最为大疾。”同代朱肱著《伤寒类证活人书》，也以伤寒为外感病的总称：“论伤寒、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湿温、痉病、温毒之名，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则事成，又况伤寒之名，种种不同。”其意盖指伤寒是总名，其中包括疾病很多，必须详加辨审。故他告诫后世，如果“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寄，危于风烛”。以后，金元医家各以其学鸣世，张子和《儒门事亲》中对伤寒概念是最明确的，他指出：“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秋之疟及痢，冬之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伤寒。”即号称开温病学说先河的刘完素、王履两家，也并没有混淆伤寒的概念。王履《医经溯洄集》论伤寒温病的关系：“夫伤寒、温病，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王氏所说的“原”，即指外感性疾病而言。刘河间论伤寒，独推朱肱，《素问玄机原病式》：“惟近世朱奉议多得其意。”并称《活人书》“其门多，其方众，其言直，直类辨，使后学者易为寻检施行”。可见其对伤寒的理解与朱肱略同。马宗素最擅河间之学，他在《伤寒医鉴》中说：“故一切内外所伤，具有受汗之病，名曰热病，通谓之伤寒。”葛雍亦阐发河间学说而著《伤寒直格》，其说与王、马两氏相似，如指出“曾不知伤寒汗病，便是热病”，其说更为直截了当。他并专立“伤寒传染论”，指出“近秽气而触真气”，为伤寒致病的原由。后世以吴又可创戾气、杂气之病原说，殊不知葛氏之论早启又可之源。降至明代，孙应奎《医家类选》：“凡风寒暑湿热燥，天之六气，自外而中人……四时之中，皆得谓之伤寒。”著名医家张景岳有“是温病即伤寒也”、“瘟疫本即伤寒”之论。清代医家吕搽村著《伤寒寻源》，对伤寒的概念解释更为明白透彻：“若风若湿若热，皆统辖于伤寒二字内。”“仲景书以伤寒命名，此伤寒论乃外感病之统名也。”即使温病家王士雄，也还是理解伤寒的定义：“五气感人，古人皆谓之伤寒，故仲景著论皆以伤寒名之”。

综上所述，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直至清代，凡是学识较深的医家，其认识是一致的。现在，试论近世所称温病究竟指的是哪些内容。这在《温病条辨》中叙述最为详备：“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湿，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我们试从历代医家有关伤寒论述来看，则温病所指的病症，都早已概括于伤寒范畴。所不同者伤寒还包括了外感寒性病，还有狭义伤寒等。因不属本文探讨范围，暂不置论。而近代不少医家所称的温病，实际上早具在于伤寒一门，其中各病的名称、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亦早备于《伤寒论》中，伤寒与温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义语。不过历代名医在这方面积累了更多实践经验，辨证更加精细，治疗方药日趋丰富，这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然而，它们之间何以竟会兴起数百年来互相抨击和纠缠不休的争论，是否因伤寒这个名词概念不明确而产生各种模糊观点，这无疑也是其主要原则之一。“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所以循名责实，对研究学问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外感热性病本来就统属于伤寒范畴，故孙思邈所称的伤寒，其中即包括温病、热病。正如《千金翼方》所载：“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浚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孙氏对《伤寒论》是有很大贡献的，他搜集了今流传本所未载的不少仲景佚文，还奠定三纲鼎立说的基础，并开创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以后，清代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和尤怡《伤寒贯珠集》之所以脍炙医林，都是在孙氏“比类相附”法的启示下而有所发展。孙氏还大量收集和创立了许多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成为后世所称温病学说中治疗法则的重要依据。

如所周知，清代余师愚以应用大剂量石膏治愈温疫而见称于世，其治法实胎息于孙氏。《千金方》中治外感热病常有用石膏至八两的记载，并有各种配伍法。有的配大青、山栀、知母、黄芩等药；有的配葛根、麻黄、前胡、杏仁等药；也有配合苦参、茵陈、生地、芒硝等；还有径用石膏加白蜜以除热之法，其他各种配伍法尚多。说明师愚的重用石膏，孙思邈早已启其端倪。

又如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中论述温病发斑时，有“斑色红者属胃热，紫者热极，黑者胃烂”之说，其论实本于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伤寒例》中引载华佗论伤寒，早有胃虚热入烂胃也，其热微者赤斑出，剧者黑斑出的记载。所不同者华氏是论伤寒，香岩则论温病，然其所阐述发斑的机制则基本一致。因此，温病学家所论述治疗温病的各种方法，有很多已早为孙氏所创用。现例举如下。

1．表里双解法　本法一般医家多谓创自河间，而在《千金方》中早有以麻黄、葛根与石膏、寒水石同用，另有麻黄与大黄同用之方，早开解表与清里合用或发表与通下并用的治则。书中如“治时病表里大热欲死方”，方以葛根、升麻、麻黄解表，大黄、芒硝通下，寒水石、石膏清里，是一张典型的表里双解之方。又如书中的葛根龙胆汤、漏芦连翘汤等方均同此例。后世的防风通圣和凉膈、升降诸散被称为治疗温病的方子，实皆从孙氏《千金方》悟出。

2．气营两清法　本法为治疗温病进入气血两燔时的重要治法。仅举思邈治丹毒方为例，如用犀角、芍药清营分之热，又用石膏、寒水石、知母、黄芩等清泄气分之热，以起到气营两清的作用。又如治痈疽重症方，采用犀角、升麻、地黄以清营凉血解毒，大黄、芒硝通腑泄热，黄芩、黄连、黄柏、山栀等大清气分火热等，显然为以后温病名方“清温败毒饮”之所本。王孟英曾盛赞“清瘟败毒饮”有“洵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之功臣”等语，如果移赠思邈，似更为恰当。

3．清热解毒法　本法为治疗温病邪火热毒炽盛时所常用，特别适用于温毒和瘟疫等病。《千金方》中治疗热病常不离黄连、黄芩、黄柏等药，有时还加大黄，因大黄除有通便作用外，还是一味很好的清热解毒药。书中如青葙子丸一方，以青葙子、黄芩、黄连、黄柏、苦参、山栀、天花粉、龙胆草八味组成，治伤寒结热在内，就是一张清热解毒的代表方。又如在治温病阴阳毒方面，多用玄参、大青叶、黄芩、山栀、羚羊角、生地、知母、升麻、石膏等药。这些治法和方药，均为后世清热解毒法的嚆矢。

4．辛凉解表法　刘河间曾批评当时一些医家沿用发表不远热的成规，创立“通圣”、“双解”等方，以辛散药与寒凉药同用而立辛凉解表法。其实，本法在《千金方》中已屡见不鲜。例如以麻黄、细辛的辛散与寒水石、石膏的寒凉相配用，或用石膏、苦参、寒水石与葛根、升麻、麻黄相配等。这与近代之用桑菊饮和银翘散，方虽不同，其法则一。也正是孙氏所提出的“方虽是旧，弘之惟新”的意思。

5．凉血清热法　温病在病邪初入营血时，可用“透热转气”的治法，叶天士提出用犀角、玄参、羚羊角等药。孙氏以豆豉与生地同用，亦即后世所称“黑膏”的来源，如果以本方作为透热转气之用，应该说也是较为合适的。至于《千金方》中所收的犀角地黄汤治疗伤寒、温病邪在血分之症，则历来就是一张清营凉血泄热的要方。然而思邈还用之于祛瘀，则为后世所忽视。

6．甘寒生津法　后世温病学家非常重视救阴，故叶香岩有“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煎，轻则如梨皮、蔗浆之类”的论述。这本来同《伤寒论》中所载要注意亡津液的告诫，初无二致。《千金方》中常用芦根、麦冬、天花粉、竹叶、甘草等药，即寓有寒以清热和“甘守津还”之意。书中如“生地黄煎主热方”中用生地汁、麦冬汁、生地骨皮、生天门冬、瓜蒌、玉竹、知母、石膏、竹叶、白蜜、姜汁等药，其中地黄与石膏同用，即是玉女煎宗旨。后世沙参麦冬饮和五汁饮等方皆本此化裁。

7．芳香开窍法　温病在“外热一陷，里络就闭”的情况下，须用芳香开窍法。《千金方》中的紫雪和玄霜，就是开本法之先河。方下明载主治诸多热病，时气瘟疫等“内入攻心”之证，直至目前仍为救治温病重症效果显著的成药。后来的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方，虽有所加减出入，而皆取法于此。

上述各种治疗温病的要法，远在唐代，孙思邈已早就开创和应用。后世医家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虽续有发展，而数典论祖，思邈之功是不可没的。

中医学上伤寒、温病异同问题，论争累数百年而迄无定论。实际上，伤寒温病概念名异实同，同属外感病，故医林硕彦，多以为伤寒温病学说，宜归统一，今重申几点意见，以作补充。

天士创“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论，以此有别于伤寒之邪从皮毛侵袭者，竟据为温病独辟蹊径的理论。殊不知外感六淫及瘟疫瘴毒，都可以从口鼻上受，而风寒之邪当然能从口鼻上受犯肺。《经》言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而皮毛为肺之合，即邪从皮毛而入，亦自可侵肺为病。《诸病源候论》有“此由寒毒气伤于太阴经也，太阴者肺也”的载述。明代张景岳《类经》说：“风寒中人，上先受之也。”说明寒邪上受犯肺及从口鼻而入，前贤早有明论。他如宋代杨士瀛《仁斋直指方》早载：“暑气自口鼻而入，凝之于牙颊，达之于心包络。”凡论疫毒之书，持此说者屡见不罕。至吴又可《温疫论》倡疫邪从口鼻而入之说。缪仲淳则扩大了病邪的范围，如《先醒斋广笔记》：“伤寒温疫三阳证中，往往多带阳明者，以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同开窍于鼻，足阳明经属胃，与脾为表里，同开窍于口，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故兼阳明证者独多”。他既说明多种病邪都可上受，又说明口鼻与六经是不可分割的。因人身的苗窍、经络、脏腑，本为一个整体。《伤寒论》太阳中风见鼻鸣、干呕；小青龙汤证见发热、咳喘；麻黄汤治喘而胸满；麻杏石甘汤证见汗出而喘等等。咳嗽、气喘、鼻鸣皆为手太阴肺经证候，故常与太阳病并见。由此可见，温热之邪可从口鼻而入，风寒之邪亦同样可上受犯肺，天士开宗明义第一条，立论已不全面。

至于逆传心包的病机问题，似乎也是叶氏温病的特殊规律。其说盖源自《肯堂医论》：“秘旨论一切感症，热入心包，神昏谵语者，每用犀角、羚羊、连翘、金银花、元参、生地、人中黄送下至宝丹，往往获效。”证之香岩治案，其立法处方如出一辙。特香岩未解“秘旨”立论的深意，肯堂之论，原有至理，其说亦有所本。《难经·四十九难》中早有伤寒病“肺邪入心为谵言妄语也”的记载。伤寒即外感病总称，包括寒邪与温邪，故王氏称“一切感证”，可见是概括外感六淫与疫疠，绝非专指温邪。至于“热入心包”，则因心包原本为病邪传变的一条径路，然而这是一条“可传”之径，而非“必传”之路，不能作为温病发展的规律。且症见神昏谵语，不一定便是心包受病。《说疫全书》对谵妄有较详论述，如：“谵语之由，又有不同，有邪在表者，有邪在半表半里者，有表虚里实者，有汗后者，有下后者，有蓄血者，有燥屎者，有邪入心包者，有合病并病者，有过经者，有亡阳者，当察其兼症，与脉、与色、与声、与人之虚实，始得其病情也。”刘氏之说，其示人以广也如此！

至于“逆传”之说，香岩既以温热须分三焦，而心肺皆属上焦部位。王旭高为一代名医，其师高鼎汾在《课儿策》：“肺主卫、心主营，肺卫见证，舌白咳嗽，口渴，脉右大，微恶寒，甚则发疹，当以辛凉之品，轻则银翘竹叶蒡桔，重则石膏知母元参；心营见证，舌红或黑，神气模糊，或见血，甚则见斑，当以清营之剂，轻则芩连丹栀赤芍，重则犀角牛黄麝玳紫雪，此皆上焦见证也。”然则以上焦传上焦，何逆之有？

王士雄知天士之不能自圆于说，乃从卫气营血方面而曲为解释，如《温热经纬》：“温病之顺传，天士虽未点出，而细绎其议论，则以邪从气分下行为顺，邪入营分内陷为逆，苟无其顺，何以为逆？”王氏还指出：“不从外解，必致里结，是上焦气分以及中下二焦者为顺传。”可见叶氏所谓顺传，实即由太阳而阳明，由表及里，为阳明经、腑之证。同时叶氏还说：“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论少阳病也，彼则和解半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三焦不得从外解，必致里结……在阳明胃与肠也。”此则其所述三阳经证候更为明显，实际上都离不了六经的范畴。叶天士硬要撇开六经证候，因而其议论常致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不仅宗奉伤寒论的陆九芝，对天士抨击甚力，即温热学家柳宝诒《温热逢源》对叶氏也深志感叹：“每遇温邪，无论暴感伏气，概用叶氏辛凉轻浅之法，银翘、桑菊随手立方，医家病家取其简便，无不乐从……临症者竟至茫然莫辨，门径全无，医事尚堪问哉！”

总之，热病的传变，是多途径的。它根据病因、体质、环境、平素宿疾及经络脏腑的正气盛衰而可呈现多种多样的传变情况。故《伤寒论》中有顺经传、越经传、表里传、脏腑传、直中、合病、并病等等病机变化，误治可见亡津液、亡阳、亡阴、结胸、痞证、下利、痉厥，故仲景明审形证，有“随证治之”的论述。然而总的都不外于经络脏腑，卫气营血与三焦均为经络脏腑中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包括在内。

伤寒论以八纲为主导，以经络、脏腑（包括三焦）为基础，从病邪的性质，受病的部位，正气的盛衰，根据其证候表现而辨证施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共同依据。温病乃伤寒的一个分枝，当然也不例外。仲景《伤寒论》昌明六经分经施治的原理，正以经络与肢体脏腑营卫气血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体现了中医理论的完整性。故《活人书》以“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这与《内经》“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持温病与伤寒分离之说者，只是从温病病邪的性质、病机的变化与治疗的区别等方面深入发挥，则伤寒本有多种，证治各有不同，辨证愈精细，治法愈丰富，原属可喜的发展。问题的严重性是，他们把中医学中根本性的内容，如六经与三焦的关系搞乱了，经络与脏腑之间的多种有机联系割裂了，使中医学中整体性和辩证性的理论，趋于机械和孤立状态。此外，他们所揭示的温病病邪感受异途，病情发展机制须究三焦，症状表现与治疗方法应从三焦分辨等等，无非眩人耳目，实际上仍属于伤寒六经分经辨证的部分内容。由于名词的改易与概念的转换，从而使中医学中生理、病机与辨证论治失去其整体意义，并对指导临床存在许多不能适应的状态。这是我们必须详加辨别的。

叶天士倡“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之说，继而吴鞠通亦说：“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一若以此为划分伤寒与温病之鸿沟者，这是极为不妥的说法。考六经即手足十二经络同名经相合的异名。夫经络内属脏腑，外络支节，治病而不讲经络脏腑，无疑是错误的。明代喻嘉言有“凡治病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之说。清代吕搽村《伤寒寻源》所以称“万病莫逃于伤寒”者，正以伤寒特重六经分经辨证，因“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经络与脏腑三焦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柯韵伯《伤寒论翼》亦称：“夫一身之病，具受六经范围者。”他甚至还说：“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一证。”上文已明述温病乃伤寒的一个分枝，前贤所言伤寒概括温病在内。故《诸病源候论》对“时气”、“热病”、“温病”都以六经分证，甚至说瘴气“因经脉之所传与伤寒无异”。《伤寒总病论》并温疫等病亦分六经，如“黑骨温病，其原从太阳、少阴相搏”；“温毒为病最重也，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风热相搏，则发风温……治在少阴厥阴”。庞氏所称温毒转入少阳，即指三焦，风温治在少阴厥阴，即概括心、肾、肝与心包。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亦说：“此是风温证候当”，“当治少阴厥阴病”。张璐对温病有颇深研究，在其《伤寒绪论》中亦说：“大抵温热病皆是热郁之气，故多发于三阳。”即使主张伤寒温病异途的杨栗山，在《寒温条辨》中亦清楚指出：“寒证有六经之传变，温病亦有六经之传变，其阴阳脏腑顺逆无二也”其区别只是“寒证六经传，温证阳明多于诸经”。可见古代名医，包括温病学家，论温病亦范围于六经。清初戴天章以温热名家，然其论温病亦不离经络，如《广温疫论》：“温邪传经与风寒不同，风寒从表入里，故必从太阳而阳明而少阳而入胃，若温热则邪从中道，或表，或里，惟视人何经之强弱为传变。”戴氏所称的“邪从中道”即含有三焦之意。刘松峰对疫病有独到研究，在其《说疫》一书中明确标出：“瘟疫六经治法。”郭志邃为清代痧证专家，其论述痧病证治，亦以邪犯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厥阴、少阴为诊疗依据。疫、痧尚然，而况温病。总之，病邪之种类，不可更仆，经络传变自有不同。然而，其侵袭亦始终未能离六经经路，经络循行，外及四肢躯体，内循三焦脏腑。安得有所谓“伤寒先分六经，温热须究三焦”之说哉！

叶天士称温热须究三焦，其说源自河间。我曾和同道细究刘完素有关温热的论述，他在《宣明论方》中说：“夫热病者，伤寒之类也……奈巨阳为首，巨阳者，诸阳之属也。”“有手足太阴热病，有手足少阴热病，有手足厥阴热病……未尝则传足经不传手经。”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并作结论性论述：“以寒暑燥湿风火之六气，应于十二经络脏腑也。”具见所谓“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必须明辨的是，完素以火热论名于世，所谓六气皆从火化，其治疗以泻火为主，因三焦乃相火所寄，故有三焦无不足，肾脏难得实之论。戴元礼《证治要诀》中亦有上焦热、中焦热、下焦热等内容，此盖皆指内科杂病而言，它与温热分三焦的概念不同，两者不容混淆。

然而六经与三焦则有其密切联系。三焦的主要定义有二：一指经络的三焦，三焦属少阳，原为十二经脉中之一经；其二是指部位的三焦，则胸膺属上焦，脘腹属中焦，脐腹以下属下焦。然十二经络与脏腑部位有错综密切的联系。仅举太阳病一经证候为例，太阳主一身之表而皮毛为肺之合，故太阳病可显现上焦症状，太阳不解传阳明，则出现中焦症状，太阳随经，瘀热水邪结于膀胱，可出现下焦症状。这里仅举一经的部分证候，已具三焦病症。故六经中多有上、中、下三焦各种不同症状。例如成无己论伤寒：“邪热客于上焦，虚烦，与栀子汤，邪热不客于上焦而客于中焦，干燥烦渴，用白虎汤，邪热客于下焦，为三焦俱热，与猪苓汤。”故《医彻》有“伤寒发热，归于三焦”之论。然而如离六经而以分部言三焦，则脏腑之间不是孤立，如以经脉而言三焦，则仅属手少阳一条经脉。可见，六经自可赅有三焦，而三焦则不能代替六经，今香岩废六经而以三焦论说，是以蠡测海而以偏废全也。

考天士吴人，其见闻得于三吴为多，实则主三焦之说者，非刘河间而是吴又可。吴氏所指亦有两义，一指半表半里的募原证，一指上中下三焦皆热的重症。如《温疫论》论邪在募原，募原为半表半里之分野，实即与少阳三焦相类；另有壮热、痞满、燥实之证，又可曾称为“表里上中下三焦皆阻”，其说多指热自里发的伏气温病，实开温病三焦之源。可是，又可有疫病“九传”说，有表里多种传变途径，而实不离六经，故称“时疫以邪在内，内溢于经”，并有“其热淫之气浮越于某经，即能现某经之证”。故疫病传变亦不离六经范围。同时，香岩受缪仲淳的影响很深。在《先醒斋广笔记》中有春温夏热病治法，主张“用辛温佐以辛寒”，辨证亦不离六经，惟其中有邪结中焦、下焦等语，盖六经本自包括三焦，天士未加详审，遽发“高论”。清初戴麟郊的《瘟疫明辨》亦以三焦皆热之证为温病特征，如：“时疫头痛，专见于一经者少，杂见于二三经者多。”“一经专见一经证者多风寒，一经杂见二三经证者多疫证。”因多经并见的热病，常呈现上中下三焦皆热的征象。同代医家承袭又可之说者如杨栗山《寒温条辨》有“温病热郁三焦”，“温病得天地之杂气，由口鼻入，直行中焦，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发则邪气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等说。所谓热郁三焦，流布三焦之论，实即数经合病之互辞，用以形容伤寒温病在高热危重阶段所出现的多种症状，类似《伤寒论》中三阳合病之类。香岩不察，遽以河间温热须究三焦立论，文献无征，语近草率。且天士所称三焦，有时指的是半表半里的少阳病，有时则以分部论三焦，对三焦概念，尚未明确。而吴瑭竟以上中下三部机械划分脏腑，俨然为治温病大法，其臆造较香岩尤甚。柳宝诒为温热名家，他在《温热逢源》中说：“近贤叶氏始有伤寒分六经，温病分三焦之论，谓出河间。其实，温热病之法至河间始详，至温病分三焦之论，河间并无此说，其书具在，可复按也。厥后，吴鞠通著《温病条辨》，遂专主三焦，废六经而不论，殊不知人身经络有内外浅深之别，而不欲使上下之截然不通也……况伤寒温热为病不同，而六经之见证则同，用药不同，而六经之立法则同，治温病者乌可舍六经而不讲者哉。”叶子雨亦擅长温病之学，他对鞠通的评论是：“《伤寒论》为后汉张仲景采录《素》《难》诸经集撰，奈兵火亡佚，惟六经层次井然……柯韵伯之论著伤寒，原间有可议处，然未若鞠通之谬妄也”。

《伤寒论翼》以“温病症治，散见六经”。而叶香岩创温病之论，以“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为辨证次序。其实他所揭示卫气营血的辨证提纲，都没有脱离经络的范围。盖营卫气血循行于经脉内外，“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取血于营，取气于卫”，故营卫气血不仅与六经不可分割，经脉都是络属脏腑，它与脏腑又是密切联系着的。弃置六经而谈卫气营血，显然不符合中医理论体系的完整意义。主张温病卫气营血之说者，以为它与《内经》及《伤寒论》的营卫是两个不同概念，是温病辨证分型区别浅深的一种方法。这同过去认六经为六个证候群与经络学说不同的论调，把中医学中生理性或病理性名词都当作一个符号看待，同样是属于否定中医的谰言。“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天士何尝于《内经》外另立新义哉，特不能全面完整了解营卫气血的含义而已。“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上焦”；“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因此，太阴为多气少血之经，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肺主一身之气，胃为中气之本，心主血，肝藏血而脾为之统。故顺之则为生理，逆之而成病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中医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营卫气血离不开经脉、脏腑，《内经》明言“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它们是密切联系，互相为用的。景岳《类经》谓“卫中未必无营，营中未必无卫”，可谓研究《内经》深造有得者。又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之与血又岂能截然分割。特病邪性质各殊，病位浅深有别，经络脏腑各有其功能特点，故营卫气血之为病，亦因经因络因脏因腑而各有不同表现。今试以太阳一经为例，则营卫气血之证均已毕具，如《伤寒论》有风伤卫寒伤营之证，《景岳全书》：“故凡病伤寒者，必先发热，憎寒，无汗，以邪闭皮毛，病在卫也，渐至筋脉拘急，头背骨节疼痛，以邪入经络，病在营也。”此不过仅就太阳一经风寒所伤表现的营卫证候而言，其实，桂枝汤治风伤卫证，其方则为调和营卫，治卫强营弱，则卫伤而营何尝不病；麻黄汤治寒伤营证，而其方为发汗解表，《灵枢·本脏》谓：“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开合者也。”则卫又何尝不病特各有所侧重而已。《医宗金鉴》论太阳表解有二：“不解于卫则解于营。汗出而解者，从卫解也，衄血而解者，从营解也。”可为明证。太阳证除衄血外，还可见发斑、出疹，如《诸病源候论》：“伤寒证在表，在未发汗或经发汗未解……热毒乘虚出于皮肤，所以发斑疮隐轸如锦纹。”此非即天士所称邪在营分的证候吗？又如太阳病而兼烦躁或心烦、口渴而用桂枝加黄芩的阳旦证、麻黄合石甘证以及大青龙汤证等，实际上已渐兼阳明，即温病所谓在卫不解已见气分之证。至于太阳病在经不解，邪热在里，血结膀胱而见少腹硬满、意识异常等表现，此即太阳病的血分证候。由此可见，太阳一经中营卫气血各证即已具备。又如阳明经，《灵枢·经水》称其经“脉大、血多、气盛、热壮”。故邪入阳明，在气见高热、烦渴、脉洪，即叶氏所谓“到气才可清气”之证。至于发斑、发疹等症，早在千年以前，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已述“热入胃烂，微者赤斑出，五死一生，剧者黑斑出”，此即叶氏“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之证，在香岩则以为心主血属营，误以病邪欲陷心包，实则有的仍属于阳明范畴。而阳明除气分证、血分证以外，尚有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之经病，又有燥满痞实坚之腑病，故卫气营血及三焦的辨证可以囊括于六经病症之中，而卫气营血仅仅是六经病中部分证候而已。

叶氏温热论中自相刺谬之言极多。例如他既创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温热须辨卫气营血，两者诊断异途，而又谓：“辨卫气营血与伤寒同。”其言可谓进退无所据。然而他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论，恰恰是卫气营血不离六经的一个有力的反证。

温病学家还认为温病易于伤阴，伤寒重在亡阳；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还有温病宜辛凉发表，淡渗通阳，苦辛宣泄，芳香宣窍，清营凉血，甘寒生津，咸寒救液，清热解毒，息风镇痉等独特的治法，以有别于伤寒。其实，这些治法，绝大多数无不探源于伤寒，真所谓数典而忘祖者。今举例分析如下。

夫寒伤阳而热伤阴，其说诚是。殊不知《伤寒论》乃伤寒与温病兼备之书，且即为寒邪，当其化热，亦必伤阴，故仲景辨证论治，顾全阴液列为重点。温病学家叶天士有句脍炙医林的名言：“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叶氏这一精辟之论，正是从仲景书中悟得。如《伤寒论》中论服桂枝汤则曰：“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服麻黄汤亦曰：“覆取微似汗。”服大青龙汤则曰：“取微似汗。”又如“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太阳病，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仅举上例，可见仲景用汗法是极其慎重的。因过汗、大汗、必伤津液，故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汗出多者……亡津液，大便因硬也。”具见仲景对于津与汗是何等重视。所以，陈修园对《伤寒论》曾有“存津液是全书宗旨”的卓越见解。其重津与汗，即所以救阴，所谓伤寒只重亡阳而不重伤阴者，真耳食之言也！仲景虽有汗多亡阳之说，盖汗为阴液，汗多则阴亡而阳失所附，故亦随脱。阴阳互根，理固宜然。叶氏所称温病战汗后，“若脉急疾，躁扰不卧，肤冷汗出，便为气脱之证”。其言与仲景汗多亡阳之说同。盖此乃外感热病的共同病机，如强行划分，是脱离临床实际的。

有关下法问题，戴北山曾有“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之论，亦属一偏之见。用下法的迟早当以脉证为据，“急下存阴”之说，原出伤寒：“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太阳病，三日，发热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夫伤寒发病仅二三日，如证见可下，便用下法，安有所谓“下不嫌迟”之论哉？且温病亦有不宜用下法者。叶氏谓：“若其邪始终流连在气分者，可冀其战汗透邪。”香岩岂便早用下法耶？王冰在论应用汗下各法时，曾经引述《正理伤寒论》：“正因随脉证以汗下之。”其语自属不刊之论。

至于清热凉血，如犀角地黄汤，早见于《千金方》《小品方》；清热解毒，如黄连解毒汤，早见于《外台秘要》，其方一治邪入血分，一治热毒炽盛，适用于外感多种病症。而芳香开窍，凉开用紫雪，温开用至宝丹，早见于《千金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两方治疗范围甚广，非专为温病而设。“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其言是从《伤寒论》五苓散方悟出；泻心汤苦辛宣泄，其法开于仲景；甘寒生津，原为白虎加人参汤、麦门冬汤化裁而得；辛凉解表，仲景早有麻杏石甘，河间有凉膈、陶华有柴葛解肌诸方，皆为伤寒表热而设，桑菊、银翘，由此衍化。至于凉血散血、咸寒救液等法，亦自《伤寒论》黄连阿胶汤方加减出入，仲景早启其端。温病学家虽在辨证和治疗方药上有一定贡献，这可以充实外感病证治的内容，而这些补充，不应背离六经辨证论治的原则。事实上他们论述温病，每多牵涉六经，盖人为的分割，终难自圆其说。

此外，在温热病中，常见斑疹、吐衄、便血及动风痉厥等症，有人误以为是温病之特征者。岂知这些症状，仲景早已备述。如“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巢元方认为系伤寒之一候。华佗有伤寒邪热入胃“热微者，赤斑出……剧者黑斑出”的论述。则知斑疹并非温病之特征。关于吐衄、便血等症状，则在《伤寒论》中记载更多，如太阳、阳明俱有衄血；阳明病有“协热便脓血”；少阴病有“下利便脓血”、“热在膀胱，必便血”；厥阴病有“热不除者，必便脓血”，“咽喉不利，唾脓血”等等。至于动风痉厥的症状，仲景亦有类似的描写，如“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剧则如惊痫，时瘈疭”，以及“热深厥深”等。因此，说明温病中所见的这些“营分”、“血分”证，在《伤寒论》中早已有所记载，如认为属温病之特征，显然是不恰当的。

十二经病候最重要的问题是，它的临床价值究属如何？我们在诊治疾病时是否应用它？众所周知，中医临床治疗，首先要辨明病的脏腑和经络以及表里、寒热、虚实的情况，而十二经病候就是脏腑经络等辨析的具体记述。试以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举例来说，如见到咳嗽、气喘、胸满、缺盆中痛等症而知为肺的疾患；遇壮热、大汗、鼻衄、谵妄、腹满等症而认识到阳明为病；如见呕吐、溏泄、腹胀、脘痛、体重的要从脾经考虑；见神疲嗜卧、面色晦黯、两目无神、不能纳气等症而理解为肾的疾患等等，其来源几乎无一不是导源于十二经病候。

在近代的临床总结报道中，依据经络学说及十二经病候而取得显著效果的病例，是难以数计的，充分说明十二经病候在临床应用的重要意义。但是，《灵枢·经脉》中病候的记载，只是为经络病候奠定基础，通过历代医家的充实、提高，而更发挥它指导临床的巨大作用，中医学的辨证施治，就是在十二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先得把十二经病候的认识过程简单地叙述一下：在很长时期中，古代医家通过临床实践，不断积累资料，逐渐发现在很多疾病证候中存在着某些规律性现象，这种规律性现象是从二个方面来认识和获得的：一是症状的观察，二是治疗的体验。症状观察是在临床过程中发现某些症状常同另一些症状结合出现，而和某些症状则很少同时并见，或当内脏有病时，在体表一定部位出现了某些特征，通过反复验证，逐渐认识到有若干证候能够比类出现的特殊关系，从而把它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另一方面，累积针、灸、汤药的治疗经验，发现了应用某些药物或刺激了体表的某一部位，能够对全身或局部在某些范围内的一系列症状起治愈作用，从而认识这些病症都有一定联系。最后汇集了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两方面资料，通过总结归纳，了解其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分类定型，隶属于十二经脉，这是经脉病候认识的起源之一。因此，十二经病候中可能包含两个内容，即一是症状的比类集合，二是疾病的分类归属，前者是中医学中《伤寒论》六经辨证法则的导源，后者是内科杂病诊治方法的发展滥觞，而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十二经病候对它又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故十二经病候对中医的辨证施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怎样理解十二经病候中的症状比类集合和疾病分类归属的具体含义？例如：足阳明经病候中的“恶人与火，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等精神症状，以及足太阴经病候中的“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溏瘕泄”等胃肠症状，这些症状，都可以相伴并见，有一定的关连性，即所谓症状比类集合的部分；另如足阳明经病候中的“贲响，腹胀，温淫，疟，口㖞，唇胗，喉痹及膝膑肿痛”等等，这些症状，一般不可能同时并见的，但都和足阳明经有密切关系，属于同一条经脉的疾患，这是疾病分类归属的部分。因此，十二经病候的内容，有些症状是可以同时并见而且具有一定的联系，有些症状则是单独发生，并不和病候中其他症状同时出现，只是因为属于同一经脉的病变，故在病候中作综合叙述。临床应用，必须了解和掌握这个特点，诊断与治疗，才能有所凭借。

由于十二经病候的内容包含了上述二个部分，这就为中医学辨证施治树立了基础。汉代张机撰述《伤寒论》，创立六经辨证法则，主要是根据病候中第一部分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六经辨证法则的创立，是在手足同名经脉以类归属的基础上，确定外感病的范畴内，在同名经中总结与外感病有关的症状比类集合的部分；仲景还根据他的经践经验，及参考《内经》全书中的有关载述，如《素问·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素问·阴阳别论》：“三阳（太阳）为病，发寒热。”《素问·刺疟》：“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熇熇暍暍然。”《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膀胱病者，少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等许多经文的综合以及与其他医籍的某些资料，加以分析补充，充实了六经证候及治法的内容，从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临床价值的六经辨证学说。例如：《伤寒论》少阳病，就是在十二经中手少阳经病候中的“耳聋”症状和足少阳经的“汗出振寒，疟（寒热往来），口苦，胸胁痛”等症的基础上，组成了少阳病的证候。又如在足太阴经病侯中的“腹胀，呕吐，食不下，泄泻，心下急痛，黄疸”等症的基础上，而组成了太阴病的证候。又如在足太阳经病候的“头项痛，腰背痛”等症中补充了一些发热、恶风寒，脉浮等症，而组成了太阳病的证候等。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伤寒六经乃是十二经病候的充实与发展，六经在辨证施治方面的地位，也即表示了十二经在临床上的重要性。

由于十二经病候的理论启迪，对温病学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温病学说着重于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而这个原理在《灵枢·经脉》三焦与心包病候中已有详明叙述。温病学说是“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所谓卫气营血，主要是联系三焦与心包经脉，因三焦主气所生病，心包主脉所生病，三焦不仅主气，且有熏肤、充身、泽毛的功能，《内经》谓“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和三焦的作用一致。至于营血乃脉之分野，脉所生病，即包括了营血的疾患，叶香岩所谓“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实际上所谓和解与分消，都是邪在气分，也即是三焦主病。如温邪由肺传胃，自上焦而中焦，其病仍在气分，故称“顺传”；若邪由卫气转入营血，三焦与心包相为表里，病邪从表经深入里经，故温邪内陷心包，称为“逆传”。虽然温病学说中对三焦和心包经的病候与治法均有很大的充实提高，而其渊源，仍是经络病候的范畴，实质上仍离不开六经辨证准则，不过变换其形式和名词而已。

关于十二经病候中第二个内容，即疾病分类归属部分，它是内科杂病辨证施治的依据。这个部分的特点，就是将所有一系列的杂病，根据它的性质分别隶属于有关的经脉脏腑。内科杂病的治疗，必须从辨别经络脏腑着手，这就和十二经病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临床上见到的瘙疝、狐疝及妇人少腹疼痛等症，其中有很多是属于“厥气失于疏泄”；又如胸满呕逆的见症，也有很多由于“木气横逆”所致，这些根据，都是从足厥阴经病候来认识的。此外，如黄疸与脾的关系以及阴黄、阳黄的区别；单腹胀是脾脏疾患；肾病亦可导致肠澼（肾泄）；肠胃有火能发生目赤、齿痛、口干、喉痹、鼽、衄等症；嗌肿、颊痛属于三焦气火等等例子，都说明十二经病候对内科杂病的重要关系。我们临床上遇到目赤目痛，常有诊为心火上炎，而头眩头痛，则每诊为肝阳上扰，其道理就是因心脉上“目系”而止，而肝脉则上达巅顶之故。中医界少数同道有认为经络只适用针灸，似与内科无关者，则是“日用而不知”的缘故。古代很多医家的著述，常将外感与杂病的所有病种，分别隶属于十二经及脏腑，如楼英的《医学纲目》及赵观澜的《医学指归》等都是。十二经病候为中医辨证施治树立了规模，通过历代医家的丰富实践经验，更充实了病候的内容。

十二经病候中包含“症状比类集合”与“疾病分类归属”两个部分。症状是疾病的具体表现，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的，但在十二经或六经中的证候，是以经脉为纪而纲举目张地列出一系列主症，这些证候可以概括某些方面的许多疾病，理解这些纲领性的证候，可以掌握很多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规律，它和内科杂病中某些单纯的一个病种显然有所不同。因此，症状比类集合与疾病分类归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研究中医学所必须深入理解的。

经络除了在人体生理正常情况下担任着输转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外，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更具有反映病候的作用；当病邪侵袭人体时，经络还具有传导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经络复有接受刺激和传递的作用；在进行治疗时，还可根据经络对机体的特殊联系而产生治疗的选择和指导作用。因此，它在临床应用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首先论述经络的反映作用。由于经络在人体分部循行的关系，故疾病的形证可从各该经脉的隶属部位发生不同症状，这个反映作用，有表现为局部性的，也有属于全身性的。如《灵枢·邪客》说：“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腋；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腘。”经络脏腑的疾患也可反映于五官七窍等部位，如大肠经的齿痛、口干、鼽、衄、目黄等等。经络在四肢部分的形证，也是反映部位之一，如肺经的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等病候，这些都是属于局部方面的。在全身症状方面，各经都有它不同的病候，在十二经病候中已具体载列。又如六经病候中的热型，也是全身症状的反映特点之一，太阳病发热恶寒；少阳病寒热往来；阳明病但恶热不恶寒等，这些热型，表现为各经发热的一般情况，当然还有特殊情况。它在阐明病理与疾病的鉴别方面，经络的反映在诊断上应用是很大的。

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及皮肤活动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腧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以及标本、根结之类。应该明确经络在人体分布的情况，不仅仅是“线”或“点”的联系，而还应当从它分部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这是我们临床诊查时必须注意的。这里，顺便说一件事，中医界有持六经非经络之说者，往往引用清代名医柯韵伯所称六经非经络之经，乃经界之经之说作为论证的依据。其实，柯氏不过反对六经不应以“线”来理解，而必须从“面”考虑，其所称之“界”即有“面”的含义，试通观其全书原意，引证经络循行以解释大论条文者，屡见不鲜，毫无反对经络之意，惟其言词稍有语病，遂乃导致后人断章取义，重诬古贤，而使柯氏原意难以自白，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辨明的。

经络的传导作用，是基于经络的循行表里相通，它把人体体表和内脏密切地连接在一起，因此，病邪侵袭人体后，就可循经络径路而向内传导。例如太阳司一身之表，为开；阳明司一身之里，为阖；少阳半表半里，为枢；而少阴与太阳又相为表里，故六淫之邪侵入太阳时，就有内传阳明、少阳或少阴的可能。又如心经与肺经，其经脉相通，《灵枢·经脉》说：“手少阴之脉……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得以“逆传“心包。在中医外感病学中，病邪的传变现象，称作“传经”，至于内科杂病的病机变化，也是基于同一原理。如《金匮要略》载：“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为什么肝病要传脾？因为足太阴脾经之脉交出厥阴；肝脉又循胃而行，而脾胃相互表里的缘故。又如足少阴肾经之脉“从肾上贯肝”，而肝脉又“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故肾水虚耗的病，很容易影响肝脏，导致水不涵木，肝阳上亢，而见头晕目眩等症。再如木火刑金的虚损疾患，出现面赤升火，胁肋胸膺疼痛，咳嗽咯血，脉象弦数等症状。木火所以能传至肺，是因为肝脉的循行“从肝别贯膈，上注肺”的缘故。可见脏腑生克制化的原理，也是同经络学说密切地结合的。据此，经脉的传导作用，不仅在临床上可以推断疾病的转归及预后的情况，并可由此作出相应的预防和标本缓急的治疗措施，对疾病的诊治防御都有重要的作用。

经络具有接受体表刺激传递于脏腑的作用，针灸疗法就是凭藉经络的这个作用而达到了治疗目的。人身经络之气发于周身腧穴，当经脉或内脏功能失调时，通过针灸刺激腧穴，可以使气血疏通，营卫调和而治愈疾病。经络不仅能传递针灸的刺激于有关脏腑，以起调整机体的作用，就以内服汤药而说，也是通过经络的传递而发挥药效作用的；药物作用的循经传递，在本草学上称作“归经”。

经络在临床上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在人体的特殊联系的规律。这个特殊联系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体表方面的特殊联系，说明周身体表从左到后，自上至下以及前后、正中、偏侧各部，在一定的部位上都有特定的联系。二是体内脏腑的特殊联系，说明某些内脏和另一些脏器之间有着特殊的影响。三是周身体表和体内脏腑的特殊联系，从体表的分部定点和体内分脏定线，表示内外的统一关系。这个特殊联系规律在诊断方面的应用，可以从远隔部位出现异常体征或其他特定的病候而推断某个脏器有病变发生。中医诊断常用的望色，按触体表部位及经穴的电位测定与知热感度测定等等，都是经络学说在诊断方面的具体运用。经络学说在治疗方面的应用，则更是广泛，细致而又灵活，根据经络特殊联系原理，中医在治疗某些疾患时，常常不仅是治这个脏器，而特别重视与其有关的另一些脏器。例如：治疗肺痨病，常用补肾的方法；治疗肾脏炎，常常采用运脾或宣肺的方法；目疾不治目而用补肝的方法；口舌生疮，可以清泄小肠之火；大便泄泻采用调治膀胱或补肾的治法。结果都能使治疗获得较好效果，这种例子，多不胜举。又如针灸治疗高热疾患，常取大椎穴退热，因大椎穴是诸阳交会穴；阳气不足，可温灸关元穴，因关元为三阴之会，又是肾间动气所系的穴位；此外如头顶痛，取足小趾至阴穴；泄泻及脱肛，取头巅百会穴；呼吸系统疾患，取用大肠经的曲池、合谷穴；肝炎取胆经的阳陵泉、丘墟穴以及三阴交主治妇女月经病等例子，都充分说明经络特殊联系规律在临床应用的价值。

经络，总的来说，它包括点、线、面三个部分，所谓点，除了三百六十几个经穴之外，还有很多奇穴，另有天应穴、不定穴等，所谓“人身寸寸皆是穴”，其多不可胜数。至于线，有正脉、支脉、别脉、络脉、孙脉、奇脉及经隧等各种纵横交叉和深浅密布的循行径路。至于面，从肢体的皮肉筋骨和脏腑组织，都有一般的分布和特殊的联系。中医辨证论治的奠基者张仲景曾说：“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正是说明经络学说的临床价值，同时也说明认识经络原理是不容易的。

综上所述，经络有反映病候作用，传导病邪作用，接受刺激作用，传递药性作用，指导治疗作用，这些作用的产生都同经络的特殊联系分不开的，因此，经络就成为机体联系学说。

“户外雨声犹淅沥，老人奋笔欲深宵”。在秋凉季节的一个雨夜，我为了阅览《针灸学辞典》稿子而全神贯注地披读一些医学文献。当看到了书中有“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这两句话时，蓦地使我对过去曾经盘萦在脑际的灸法，又浮想联翩地涌上心头。我把这两句话读了又读以后，好象感觉到古代医家又在向我进行叮咛和启示：它是中医学中治病的重要方法之一，此中蕴藏着科学的奥秘，你必须加以重视，切莫把它忘了。

就在当夜，在沉静穆肃的书斋里，我沉思着已往有关灸治的病例，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幕幕艾灸奇迹的影子。且举一个顽固的痛经病例来说，记得在前年盛夏之夜，家里来了一位客人——罗医生，遂请一起纳凉漫谈，抒发对医学的见解。罗是搞针灸的专科医生，特别对灸法有浓厚兴趣，对运用灸法有较深体会。我知道他擅长此道，要求他讲讲艾灸的经验，这位医生态度很谦恭，自称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在我的恳切敦促之下，他终于给我谈了一个病例：最近治疗一位女青年，患痛经病已达四五年之久。每逢经期，痛不可忍，直至床上翻滚，且四肢厥冷，往往赶赴医院急症室诊治，才得暂时缓解。虽叠经医生检查诊断，遍服中西药物和针刺治疗，但病情始终不见轻减，其病已濒于医者束手、患者绝望的境地。后来到罗医生处诊治，亦只是企图侥幸一试而已。罗为之采用药饼灸法，艾炷中等偏大，灸关元、水道二穴七至九壮，隔日 1 次，仅灸十余次，共计一个多月时间，而这个顽固的痛经病居然痊愈了，随访半年，皆未见疼痛复发。我听了以后，既加深认识了灸法奏效之奇，又钦佩罗君用灸之妙。为了确切验证此事，并亲自与该女患者交谈，详询了她的病情与治疗效果，其回答一如罗医生所述，并对罗深表铭感之情。这又不禁使我回忆起自己早年临床遇到一个重症痢疾的患者，历经数医治疗，汤药频进，症情加剧，已经出现神识昏糊，脉象微细等危象，我应邀诊视，初投汤药无效。后转用太乙神针灸法，持续熨灸天枢、关元二穴数小时，施灸后次日，患者神志顿见清爽，痢止而脉转和，不 3 日而痊愈。像这样用药物、针刺等治疗无效而最后以灸奏功的例子，在我的追忆中并不是少见的。宋代名医王执中所著的《针灸资生经》一书，其中记录用灸法而起沉疴的病案很多，我们如果细阅它一遍，必能开卷有益。

祖国医学中的灸法，是经历几千年临床实践验证有效的一种医疗方法。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之说。所谓七年之病，是形容一些疑难顽固的慢性疾患，三年之艾，则表示用艾以陈者效力较好的意思。说明艾灸的临床价值，在先秦时期已有很高评价。历代，特别是在唐宋以前，将灸法与汤药、针刺并列，为治病的三大法之一。古代著名医学家如扁鹊、仓公、仲景、华佗等都熟谙灸法，随宜运用。唐代名医孙思邈也是以这三种方法作为治病的重要手段，故在其著作中有“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的记载，足见三法各有特点，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有关古代论述灸法的专著，现尚存有《明堂灸经》《备急灸法》《扁鹊心书》等书，其中记述灸治的适应证很广，如哮喘、虚劳、伛偻、咳嗽、肿胀、痞块、泄泻、痢疾、呃逆、消渴、痫证、头风痛、痹证、癃淋、疝气以及儿、妇、外、伤各科的某些疾病，多至不胜枚举。

上述这些疾病的灸治疗效究竟如何？试举几种病症为例，以资参考。头风疼痛，有的病情顽固，虽在医学科学很为发达的今天，也往往难以根除。而在宋《针灸资生经》中有下述记载：“有士人患脑热痛，甚则自床投下，以脑柱地，或得冷水粗得，而疼终不已，服诸药不效，人教灸囟会而愈。热疼且可灸，况冷疼乎！”另如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张洁古，他自己“病头痛，每发时两颧青黄，眩运，目不欲开，懒言，身体沉重，兀兀欲吐”。这个严重的头风痛，最后也是以灸侠溪穴痊愈。又如久病突然出现呃逆，一般多属危象。书中载：“族中有霍乱吐利垂困，忽发咳逆，遂至危殆；与鄜延陈中裕病伤寒、咳逆甚，气已不属，皆一灸而愈。”按宋、元时期所称的咳逆，有时即指呃逆，《三因方》有“哕逆者，咳逆也”可证。该书又认为伤寒咳为恶证，载有“施秘监尊人患伤寒咳甚，医告技穷，施检灸经，于结喉下灸三壮即愈，盖天突穴也，神哉神哉”！王执中以惊异和叹赏的语气来记述灸法奏效的神奇。近来虽也有人用灸法治疗胃肠疾患、哮喘、风湿痛、高血压等的报道，但它与针刺相比，则其应用范围的广狭与重视程度，相去何啻天壤！当然阻碍灸法施用的原因很多，本文将在后面就这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记得从前有一位青年针灸医生颇为得意地同我谈起一个验案：他治疗一休克患者，已经出现四肢逆冷和无脉症状，在急迫情况下施用了一次灸法，当艾灸太溪穴十壮以后，竟得脉回身温，把重症抢救过来。他不禁惊奇地问我，为什么灸法会有这样大的作用？我听完了他讲话并沉静一下以后，随即在书架上捡出一本书，并将书中所载内容给他一阅：“少阴病，吐利……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书中并有注释，指出灸少阴应是太溪穴。这位医生看完以后，神情有些吃惊，他原先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却没有料到张仲景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把这个好经验载入了书册。从此，他倍加珍视《伤寒论》这部著作，同时更加重视对灸法的应用。

晋代化学家葛洪，也是著名的医学家，对于艾灸在治疗危急重症方面的作用是深为了解的。如说：“犹施灸者，术虽殊而救疾均焉，况起死回生，孰若灸法之神且速耶！”在他所撰《肘后备急方》这部名著中，载述应用灸法治疗危急病症者很多，仅就霍乱一证而言，书中载：“卒得霍乱，先腹痛者，灸脐上二十四壮，甚者至三十、四十壮；先吐者，灸心下巨厥十四壮，并治下利上气；先手足逆冷者，灸三阴交；转筋者，灸涌泉穴六七壮等。”葛氏并强调说：“灸霍乱艾丸苦不大，壮数亦不多，本方言七壮为可，四五十无不便，火下得活。”并形象地记载华佗治霍乱垂死灸背脊穴及肘椎，“已试数百人，皆灸毕即起坐”的生动描述。虽然古代所称的霍乱，其中可能包括急性胃肠炎等疾患，但据其所载症状都已濒临危阶段，而皆恃灸法以回春。

灸至阴穴可以治疗胎位不正，这是现代临床所公认的事实。远在唐代名医张文仲对此已屡用有效，并有“立便顺产”之说。在宋《备急灸法》一书中，所载灸治急症的病种更多，如引载“孙真人、甄权治卒暴小肠疝气，疼痛欲死法，灸两足大指上各七炷，炷如绿豆大”，并有灸之可即愈的记载。其作用与灸至阴转胎位颇有相似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书中又记录葛洪、徐嗣伯治愈小便不通，烦闷气促欲死症，用盐填脐孔，大艾炷灸法等。该书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即倡用“竹马灸法”以治疗疮疡痈疽，认为此法“实能脱人之危于将死之际”。作者闻人耆年在“遇此良法，躬获大验”之后，乃遽兴“但恨得之之晚”之叹。说明用灸法治疮疡疾病的特殊经验，颇可提供外科临床的参考。《扁鹊心书》的作者窦材自述在 63 岁时患心脏病，出现心律紊乱，频灸关元、命门二穴，50 日以后，歇止脉完全恢复正常。书中还有如下一段记载：“一人伤寒至八日，脉大而紧，发黄，生紫斑，噫气，足趾冷至脚面，此太阴证也，最重难治，为灸命关五十壮，关元二百壮，服金液丹、钟乳粉，4 日，汗出而愈。”“一人患伤寒至 6 日，身发黄，自汗，亦太阴证也，先服金液丹，点命关穴，病人不肯灸……至 9 日，泻血而死。”他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对照，以说明灸法在危重疾病上的突出作用，并向医林发出了“大病宜灸”的呼吁。

据医学文献记载，灸之用于危重急症者，有霍乱、失血、厥证、脱证、血崩、急慢惊风、黄黑疸、卒暴心痛、破伤风、肠痈、疔疮、蛇犬咬伤等很多疾病。这些都是历代医家的实践经验的结晶，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灸法之妙，不仅在于能够治疗疾病，而且在预防医学中也有很大价值。古代医籍中有不少用艾灸预防疾病的记载。如唐代《备急千金要方》中曾说：“凡入吴蜀地游宦，身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入也，故吴蜀人多行灸法。”说明艾灸对于预防感染性疾患是有一定作用的。近时对脑溢血、高血压一类疾病，几乎都畏灸如虎，而在针灸名著《神灸经纶》中则载列了预防中风的九个施灸穴位。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也竭力提倡预防中风施灸法，可见古代这一宝贵经验，我们还没有很好继承。至于常灸足三里，可以防止多种疾病的发生，正如宋代名医张杲《医说》中有“若要安，三里常不干”之说。这是用灸法预防疾病和保健的记录，历代针灸医书引载其说者很多。

灸法还不止于预防疾病，特别适用于老年医学，它能使人健康长寿。在这方面，古代医家也有不少记录，如《明堂灸经》和《铜人针灸经》都有在膏肓穴“灸讫后令人阳气康强”之说。《灵光赋》载灸“膏肓岂止治百病”。其意正复相同。《图考》还引载了灸神阙穴的一段实践：“郑纠曰，有一亲卒中风，医者为灸五百壮而苏，后年逾八十……不惟愈疾，又能延年。”至于常灸气海、关元而达到健康长寿，则前人记录更多。明代俞弁《续医说》载：“柳公度年八十余，步履轻健。或求其术，曰：吾无他术，但未尝以元气佐喜怒，气海常温耳。”这是常灸气海穴而得长寿的有力佐证。宋《扁鹊心书》明载：“保命之法，灼艾第一。”窦材还介绍他自己常灸关元的亲身体验：“每年常如此灸，遂得老年康健。”近时黄竹斋著的《针灸经穴图考》中也选录了日本《文库名家漫笔》中记载的三河百姓满平用灸足三里而致一门长寿的报道。

记得我少年念书时，曾阅读过庄生讥笑孔丘有“无病而自灸”的一句话，从上面例举这些经常施艾的人来看，岂非都是所谓“无病而自灸者”吗？但其结果，则达到了“自灸而无病”的目的，实践给讥笑灸法者以无情的嘲弄！当然灸法也不是万能的灵药，“微数之脉，慎不可灸”。这里还有一个辨证施灸的问题。所有这些，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验证和研讨。然而无可非议的是灸法用途之广而有效，它确不失为中医学宝库中的一份重要财富，应当努力发掘。

灸法在今日中医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正在被人们所遗忘。究其根源，在医家乃是没有深入了解它的重要作用，故每有偏执之论，认为灸系火法，利少弊多；或害怕灸疮易于感染，避免横生枝节；也有认为不如施用针刺简捷省事。患者则畏艾灸灼痛，灸后会遗留瘢痕。还有不少人则认为灸治只适用于沉寒痼冷，无脉亡阳之证，而不适用于其他疾病。以上种种，恐怕都是导致今日习于用针而少于用灸的因素。我认为，针刺是有很大作用的，当然应该提倡，不过对于施用灸法所存在的错误思想，则必须加以澄清。灸法不仅适用于阴证、寒证，也可应用于阳证、热证。历代医书中有关灸法治疗急性炎症性和发热性疾患的记载，是屡见不鲜的。问题在于施灸方法和取穴的是否恰当。《神灸经纶》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灸法要在明症审穴，症不明则无以知其病之在阴在阳，穴不审则多有误于伤气伤血，必精心体究，然后可收灸治之全功，而见愈病之神速也！”由于灸法中有明灸（直接灸）和隔灸（间接灸）之分，而隔灸又可分为姜灸、蒜灸、盐灸、药饼灸等多种。灸法中还有补法和泻法。明代医学家李梴对于灸法有颇为开拓的论述：“虚者补之，使火气以助元气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义也。”这位高明的内科学家，对于应用灸法的理论，是别开生面的。但是，灸法毕竟有它的适应范围，究竟哪些疾病用艾灸是显效、速效、高效，临床上必须有所抉择。而目前用灸的一般多采用一些艾条灸，或温针代替，一不着皮肤，二觉烫即移，可能在治疗上也起些作用，但与古代所用的灸法，其效果是无法比拟的。

至于灸疮问题，也得全面考虑，有的就赖此增强抗病力以防治疾病。曾记早年有一位患者告我：他以前曾经患过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特地向大城市的一些著名医院诊治，备服了中西药物和针灸治疗，历久无效。回乡以后，遇到一个针灸“土郎中”，也给他施用灸法，但所用的是大艾炷着肤灸背部穴位，皮肤溃烂达数月之久，嗣后，灸疮结痂，而关节炎十余年来未见再发。这位患者对我上了一次很好的灸法课，他无疑是我的一位好老师。对于这个方法，我尝默然以思，大艾炷烧灼肌肤穴位，还要使其溃烂，莫不是原始的医疗方法，竟似“肉刑”一般，未免近酷而又兼蛮，时至今日，岂还值得使用？然而这位患者在中西医束手以后，无可奈何地耐受一次“火攻”之苦，而竟然解决了他的众多名医所不能治的痼疾，这是一个值得医学界研究和深思的问题。按灸疮原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只要我们保护疮面清洁，一般不会引起感染。何况医者施用艾灸，绝大多数并不要求发生灸疮，不过在应用灸法时，艾炷以稍大一点效果较好。《针灸资生经》里有“灸不三分，是谓徒冤（白吃痛苦），炷务大也，小、弱，炷乃小作之。”说明应用艾炷应该较大一些，但究竟要用多大，还要根据患者体质强弱，年龄大小及疾病情况而定。艾炷较大，难免皮肤灼痛，确实影响临床的应用，然而这也未必不可以克服。远在宋代，就已经应用“睡醒散”的麻醉法结合施行大剂量艾灸，况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医疗器械和医用技术，都在日趋精密而不断改进，所有疮面的保护问题，疼痛的减免问题，都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最后，得再提一下，灸法的临床应用，固然十分重要，而灸法的机制问题，也急需研究。灸法是否仅仅是一个温热刺激问题，恐怕其中还有很多科学的奥秘，还没有被我们所认识。过去，在这方面的实验毕竟做得太少，虽然国内外医学界以前也曾做过一些，但还必须进行新的多途径的探索。个人希望，在开展灸治和肯定疗效的同时，还要把实验室的工作紧接跟上去，因为阐明机制和提高疗效与改进方法，是相互为用而不可分割的。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其特点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与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整体观点”。“辨证施治”就是经络学说的实际应用。

经络学说的形成，是我们祖先长时期来对人体的实质和功能观察的实践总结，同时又和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阴阳五行学说对经络学说具有指导意义。经络学说本身则是阐明人体各部分组织、脏器在实质和功能方面的规律性现象，有系统地叙述人体内部的复杂关系。

经络学说的内容很丰富，须要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很多，本文仅就十二经病候中的是动与所生病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经络学说是以十二经脉为主体，十二经病候是十二经脉的主要内容，具有“证候分类学”的意义。十二经病候的内容，是在临床所见的一系列病症中根据其各种症状、类型及特征以分辨不同的经络脏腑的疾患，在临床上，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与实用价值。

在《灵枢·经脉》中，十二经病候是分作两个部分叙述的，即：①是动则病（以下简称是动）；②是主某所生病者（以下简称所生病）。后世医家对是动与所生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迄今为止，还是中医学术争论中的一个问题。因此，要研究十二经病候的临床价值，必须首先理解是动与所生病的含义。本文先对此作扼要的讨论。后世医家的解释，主要有下列几种。

（3）是动在气、在阳、在卫，病在于外；所生病在血、在阴、在营，病在于内。

（4）是动是气化的病，所生病是器质的病，即是脏腑与经络的病。

以上六种论据，都是诠释《内经》经义的，但是动病和所生病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第一种解释，不仅和病候所载的症状不相符，且经文已明白指出三焦“主气所生病”，胃“主血所生病”。三焦既主气所生病，就说明三焦所生病是不属于血；胃主血所生病，这就反证了其他各经所生病非血所主，故第一种解释没有说服力。第二种说法以手太阴经的所生病来分析，“咳，上气，胸满”等症显然属肺经疾患，故不能认为所生病是他经的病。第三种以是动、所生病分作气血营卫，其错误和第一种相同；至于以疾病在内和在外作区别，如足太阴经是动病“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等症，不能说它是病在外；而手太阳经所生病“耳聋，颊肿，颈、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痛”等症，也不一定病在内。第四种解释以气化与经络脏腑作出分别，但如足太阴经是动病的咳唾有血，手厥阴经是动病的腋肿，足太阳经是动病的腘如结、踹如裂等症，不能说经络脏腑绝对没有器质的变化。第五种以内因与外因的区别来解释，把内因和外因机械地割裂起来，今阅经文所载手少阴经的心痛，和手厥阴经的心中憺憺大动等症，岂尽是外因，而且在各经所生病中有很多着重叙述体表经络部位的症状，这就很明显地指出所生病不尽属于内因。第六种以是动为经络致病，所生病为脏腑疾患的解释，而所生病中恰恰列有很多经络病症，说明这个解释不能符合实际。

尽管以上六种见解有其错误和片面性，但后世医家遵循其说的尚不乏人，其中尤以第一、第五、第六三种影响较大，故有进一步辨明的必要。按第一种“是动主气”与“所生病主血”之分，是导源于《难经》，今试从手太阴经所生病的“咳、上气、喘、渴、胸满”等症与足厥阴经所生病的“胸满、呕逆、飱泄、狐疝、闭癃”等症来说，很难说不是气分的病。又如足少阴经是动病的“面如漆柴、咳唾有血”的症状，又岂得谓为与阴血没有关系；且《内经》原文明白指出“是主某所生病者”，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所生病应有种种不同情况的区别。至于第五种以是动为外因，所生病为内因的解释，也是非常牵强的，如以内外理解为外是指六淫而内是指七情，则是动病不一定由于外因，而所生病也决不局限于七情；如果内外是指人体表里的部位而言，则和第六种以脏腑经络来划分是动、所生病的论点相同，故两种见解可合并讨论。如手太阴经的是动“肺胀满”和足太阴经的是动“食则呕、胃脘痛、腹胀”等症，显属内脏疾患；另一方面，十二经所生病中所载的经络病症却远比是动病中记载的为多，这都说明以经络脏腑来强分是动、所生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为了强求解释，于是又有所谓是动是经络先病，所生病是脏腑先病的迂回曲折的论据，如“夫是动者病因于外，所生者病因于内……有因于外而及于内者，有因于内而及于外者”等说素，可是《内经》有“肺动、脾动、肾动”等等叙述，正说明内脏病变可以导致是动；至于所生病中的主肺、主脾、主筋、主津等等记载，也是概括叙述脏腑经络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决不是所谓“先病、后病”的区别。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六种论据虽然不能解决是动与所生病问题，而在整个中医学术中，在某些方面，亦有阐明病理和治法的一定启发作用，这是两个问题，应予以分别对待。

本人对于是动和所生病的理解，认为《内经》原文的用意，是想从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说明病候的整个内容，即“是动”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来说，“所生病”是从经脉和腧穴所主治的病症方面来说，两者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而不是各相对立和排斥的。应该了解，由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症状（即是动病），也就是该经经脉腧穴的主治范围；而十二经脉所主治的病症（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于该经经气的异常所导致，可见十二经的是动、所生病仅是从病理方面与主治方面来叙述病候的整个内容，文献所述本是前后贯串的，我们应当联系起来，综合两方面的症状以掌握病候全貌，不可分割。

怎样理解是动与所生病是相互印证的？例如：手太阳经的是动病举出“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的症状，而该经所生病中又举出“颔、肩、臑……外后廉痛”，前后如出一辙；又如：足太阴经是动病的“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身体皆重”等症，而该经所生病中又举出“舌本痛、食不下、心下急痛、体不能动摇”等症状，这就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印证。

怎样理解是动与所生病是相互补充的？例如：足太阳经在是动病中举出了“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的症状，而在所生病中又举出了“头、囟、项痛，目黄，泪出，项、背、腰、尻、腘、腨、脚皆痛”以印证上文后，又记载了“痔、疟、狂、癫疾、鼽、衄”等症作了对是动病的补充；又如手太阴经的“是动则肺胀满、膨膨而喘咳”诸症，而在该经所生病中除重复叙述了“咳、上气、胸满”作相互印证外，更叙述“烦心、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等症，在是动病中，也叙述了“缺盆中痛、交两手而瞀”等症，作了相互的补充。十二经病候中，其是动与所生病的印证和补充的情况，都以此为例。

至于“是动”作为经气有病理变化的解释，首先应该从“是动则病”中的“动”字求得正确理解、动字即表示经气的动乱，正如《素问》“肺动则秋病温疟……脾动则病腹胀心动则夏病心痛”等等；又如“刺中胆，其动为呕……刺中肺，其动为咳”等等，这些资料，说明以“是动”作为病理变化的解释，是有一定依据的。

关于“所生病”作为该经经脉所主治的解释，《内经》原文的记载“是主某所生病者”，这就很清楚地指出：这条经脉能够主治某一方面的疾患，后世医家将原文完整句子割裂开来，以是主同血、津、脾、心等与所生病密切连接的文字截断，从而产生主内、主外与主经络、主脏腑、主气血等各种解释。按经义，“是主”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义，如《灵枢·终始》：“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皆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皆主之。”等是，且原文更明白指出，“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等等；所谓补、泻、疾、留，应该从经脉腧穴主治方面来领会，它与“是主”本是遥相呼应，前后贯串的。

所生病应该作为该经经脉腧穴主治来理解，是比较符合《经》旨，问题在于主液、主津、主血、主脉等含义究宜作何解释，这应该和各经病候所表现的症状及脏腑的特性分不开的。如足阳明经病候出现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的狂病，以及鼽、衄、唇胗、温淫等症，这些病症，古人理解为血热所致；又脾能统血，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脾胃相互表里，故胃主血所生病。手太阳经病候有耳聋目黄见症，而小肠又与心为表里，心主血，血液同类，故小肠主液所生病。心包为心之外卫，心主血，故心包主脉，而手厥阴经病侯中又见“心中憺憺大动”的症状，故心包主脉所生病。心包与三焦是表里络属，心包主血脉，而“三焦出气”，表里气血相应，故三焦主气所生病。十二经病候中惟胆主骨所生病和膀胱主筋所生病，较为费解，但足少阳经出现“诸节皆痛”的病候，而《灵枢》又有“枢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阳”的记载，说明少阳对骨有密切的关系；足太阳经出现“项如拔，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的病候，与筋的关连最多，故足太阳与足少阳以所表现的病候为主治的推断。同时，参照八会穴规定，骨会于足太阳经大杼穴，筋会于足少阳经阳陵泉穴，又显示出脏腑特性的联系，故一方面从病候中推论主治，另方面又从脏腑的特性定出会穴，相互阐发，具有启迪的意义。

十二经病候中的是动与所生病的内容和性质是基本一致的，它之所以分为二个部分叙述，仅仅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二方面所获得的材料的汇合，因此内容既有重复，也有补充，这在学术开始形成的阶段和发展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后世注释《内经》的，过事深求，反致不能符合古人的朴素叙述的本义。

奇经在经络学说中，是有其一定意义的，要明确奇经的定义，首先应对经络学说的意义有所了解，以及明了奇经在人体的作用以后，才能对它树立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概念。故在阐明奇经的定义之先，叙述一下经络的一般性含义及奇经的性质和作用，是必要的。

根据经络学说的含义，经有“径”的意思，络有“网”的含义，经络遍布全身，在人体起着输转气血、联系脏腑、反映病候、传导刺激、沟通内外表里的作用。经脉方面，以十二经脉为主体，十二经别，是十二经脉别行之脉，基本上附属于十二经脉范围。络脉方面，则以十五络脉为主体，其余的络脉和孙络，都为十五络脉所统属。从上述经脉和络脉的功能与作用来说，经脉起着“主导”与“干线”的作用，络脉起着联系各条经脉及渗透和密布于周身组织的作用，这是经和络在人体作用的基本区别。

经和络的概念有了明确认识后，然后可进一步研究奇经八脉在人体的作用。它究竟是具有“主导”和“干线”的作用呢？还是具有联系各条经脉及渗透周身组织的络脉的作用呢？这可从奇经在人体所起的作用来说明这个问题。

根据历代文献载述，结合临床的体验，奇经在人体的主要作用和特点，可分下列几方面。

1．联系作用　奇经八脉具有联系十二经脉的作用，它紧密地沟通了各条经脉之间的相互关系。举例来说，如督脉能联系手三阳经和足三阳经，全身阳经经气都交会于督脉的大椎穴；又如任脉是三阴经脉脉气的总汇，足三阴经脉都在任脉经的关元穴交会；任督以外，如冲脉联系五脏六腑，为十二经脉之海；带脉联系着纵行于躯干的各条经脉；阳维脉和阴维脉，有维系阴经和阳经的作用：阴蹻脉和阳蹻脉，有联络和交会阴经与阳经各条经脉的功能。奇经八脉都对十二经脉及五脏六腑起着各种不同性质的联系作用。

2．渗灌作用　奇经八脉和十二经脉的关系，十二正经譬如江河，奇经八脉犹如湖泊，它错综分布于十二经脉之间，起着调节和溢蓄正经脉气的作用。正如李时珍所说：“阴脉营于五脏，阳脉营于六腑，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入于奇经，转相灌溉，内温脏腑，外濡腠理。”奇经八脉能涵蓄十二经脉的流溢之气，起着渗灌周身组织的作用。例如冲脉能“渗诸阳，灌诸阴”。又如阴维、阳维脉能“灌溉诸经”等。

3．统辖作用　十二经脉的主要功能，是标志着人体中脏腑、气血、皮、肉、筋、骨的相互依存和个别分工的各种特点，它运用阴阳学说作为说明问题的工具。古人从生活实践中观察到人体的生理功能与病理机转方面的变化，都可分为阴和阳两个类型，这两个类型又可从它的盛衰、消长的不同程度而把一阴一阳衍化为三阴三阳，以显示其不同性质，这就是十二经脉命名的含义。十二经脉的作用，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也有某些经脉的性质是基本相同或者是极其相近的，奇经八脉就把这些性质相近或者作用基本相同的经脉连在一起，作系统的分类，它对十二经脉起着“就同存异”的组织作用。例如督脉对阳经的关系和任脉对阴经的关系，以及阴蹻、阳蹻脉区别人体左右的阴阳，和阴维、阳维脉分属全身表里的阴阳等，它对十二经脉都有系统分类的作用。

4．主导作用　奇经八脉在全身经络中不仅有联系、渗灌及系统化等效能，最重要的，还在于它对十二经脉通过系统分类以后起着统率和主导的作用。奇经之所以在经络学说中占着重要地位的关键，亦即在此。举例说明，如手足六阳经为督脉所统率，故督字具有“督禀”的意思；任脉妊养诸阴经，有总调阴经脉气的功能；带脉具有统带的含义；冲脉则为统禀十二经脉的血海；以及蹻脉和维脉主宰人体左右、表里的阴经与阳经等。故从经络的循行及主干方面来说，十二经脉是全部经络的主体，若从作用方面来说，奇经八脉则为十二经脉的主导者和统率者，它在经络学说中的重要意义，与十二经脉相等。

从上述的奇经在人体的四项主要作用中，可以了解和得出它的性质与定义。奇经八脉起着同十二经脉同样重要的主导作用，具有“经脉”的性质，同时，它也起着联络、灌溉的作用，具有“络脉”的性质。从循行路线方面来说，根据经络分布原则，“纵行为经，支而横者为络。”奇经八脉中有纵行的干线，符合于经脉的循行；也有支或横的分布，符合于络脉的循行；可见奇经八脉的循行特点，是纵横交织的。另一方面，从经脉的循行作用来说，十二经脉环行周流于全身，是气血循环的主要通路，它和细小、曲折无显著环周现象的络脉有所不同，而奇经中任、督二脉亦随十二经脉的循环而周流不息，具有“经”的意义，其余六脉，则都不随十二经周流循环，又具有“络”的含义。这样，奇经的性质，可以明确，它具负有主导十二经脉的任务，具有“经脉”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联络十二经脉和灌溉全身组织的功能，具有“络脉”的作用，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经脉的性质，也不同于一般的络脉的性质，是一种性质比较离奇具有经脉和络脉双重作用的奇脉，所以叫它做奇经。

督脉是人体诸阳经脉的总汇，同时和肾脏也有密切联系，对脑及足厥阴肝经亦均有影响。它在人体中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二种作用，即一是督禀阳气，二是统摄其元。督禀阳气的作用，正如金代名医张洁古所说：“督者都也，为阳脉之都纲。”十二经脉中手三阳与足三阳的经脉均会于督脉，故本脉能统督全身的阳气，对手足三阳经经气的调整与振奋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统摄真元方面，人身真元之气，关键在于肾脏，督脉的循行，是由下而上，贯脊属肾，它的别络，则由上而下，循膂络肾，肾为先天之本，元气之根。左属水而右属火，左水属真阴，右火属真阳，为人身生命之原，所谓贯脊属肾与循膂络肾，就是络属两肾，连系命门。其由廷孔向上循行的，是下起于阴，以阴属阳；其与太阳同出于目内眦而向下循行的，是上起于阳，以阳络阴，故督脉上下络属于两肾，起阴阳交互作用，以统摄人身真元之气。以督脉主治的病候来说，由于督脉的循行，并脊入脑，及和足厥阴肝经交会于巅之故，因此，督脉的经气不和，“实则脊强，虚则头重高摇之”。脊强是经气的阻滞，头重高摇又可分为清阳之气不升及肝风上僭二类，此外，如风气侵袭督脉，由经脉而入脑，故易成脑风。督脉既主一身之阳，又与肝脉相会，故阳火偏亢或肝木郁抑的，均易导致情志疾患，而举发“大人癫病，小儿风痫。”在针灸临床上，治疗癫痫，角弓反张，取百会穴，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同时，督脉的别络是由少腹上行，故督脉不和；亦能发生少腹气上冲心的冲疝症，及癃闭、痔疾、遗尿、女子不孕等疾患。

任脉为阴经脉气的总汇，“任”字具有“妊养”的含义。张洁古以为“任者妊也，为阴脉之妊养。”本脉与三阴经脉、阴维脉及冲脉均有密切联系，故有总调人身阴气的功能。人身以气为阳，血为阴，妇女的胎产经带诸疾，与阴血的关系很大，故滑伯仁以任脉为“妇人生养之本”。王冰以为“任主胞胎”。都是从《素问》“任脉通……月事以时下”的经义而加以阐发的。任脉虽然与妇女胎产疾患有密切影响，但与男子三阴经脉方面疾患也有同样的重要性，上述的“妇女生养之本”的论述，仅是举例而言。

从阴阳学说对人体部位的区别来说，在上为阳，在下为阴，背脊属阳，胸腹属阴，少腹居下，为阴中之阴。任脉为阴气的汇海，故任脉循行路线，由少腹而上循。如本脉脉气不和，所生疾病，多偏重于下焦少腹部位，“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等症状。如任脉虚则阴气衰竭，致“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所谓“地道”的含义，以“天为阳，地为阴”地道即象征人体阴经的脉道，阴经脉道不通，阴血枯竭，故不能孕育。足三阴之脉皆循行少腹而为任脉所隶，故王叔和以任脉为病，“动苦少腹绕脐下引横骨阴中切痛”。“苦腹中有气如指，上抢心，不得俯仰拘急”等病候。

冲脉在奇经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被称为“十二经脉之海”。主要有二个因素，即一是冲脉与足少阴和足阳明的联系最密，二是和任、督二脉是一源三岐。足少阴肾经为人身先天的根本，为五脏六腑元气之所系，足阳明胃经是人身后天的根本，是“多气多血之乡”。冲脉与足阳明“合于宗筋，会于气街。”又“注足少阴之大络。”它和这两支关系人身先、后天的经脉密切相连，因此它涵蓄了先天与后天的真气，故成为经脉之海；人身的督脉是阳脉的统率，任脉是阴脉的汇海，冲脉联系任督，同出异流，故对人体有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冲脉又为“血海”，故“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冲脉不调，则“女子绝孕”。又冲任两脉，皆起胞中，如冲任脉气虚不能摄，则发生漏胎现象。冲脉除对妇女月经胎产疾患有密切关系外，对男子也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它的脉气，上行则“渗诸阳”。下行则“灌诸精”。又能注诸络而温肌肉，对周身组织，起广泛的“渗灌”作用。根据《灵枢·海论》的记载：“冲脉者……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大杼属足太阳经，巨虚上下廉属足阳明经，说明冲脉外通于天气，而内通于经水，在人体各部分有极其广泛的联系。同时，它还对全身筋脉具有约束和调节的功能，因冲脉与足阳明之脉合于宗筋，故有束筋骨利机关的作用。至于“逆气而里急”以及“瘕疝、少腹痛、上抢心”等症状，则都由于本脉是循少腹上行的缘故。

带脉的主要作用，是约束人体躯干部诸脉，使经气畅通，有调节的功能。人身上的经脉与络脉很多，直行曰经，旁支曰络，而带脉则是环身一周，络腰而过，有如束带之状。故带脉不和，每见“腹满，腰溶溶如坐水中”。至于妇女月事不调和赤白带下，亦与带脉有密切影响，刘宗厚所谓“带下以带为病得名”。其致病因素，则如张子和说的“诸经上下往来，遗热于带脉之间，寒热郁抑，白物满溢，随溲而下，绵绵不绝”。以及李时珍引杨氏之说以“妇人恶露，随带而下，故谓之带下”。都说明带下诸病和带脉的重要关系。

带脉不和，更可能发生痿证。《素问》谓阳明与冲脉皆属带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王叔和则更叙述“带脉为病，左右绕脐腰脊痛冲阴股”等症，这些都是带脉经气违常所发生的疾患。

蹻脉的主要功能，是有阴阳相互出入和阴阳相互交合的作用。阳蹻脉从足外踝上行，阴蹻脉从足内踝上行，两蹻脉均上会于目。以蹻脉主荣，能运肾脏乏精水于脉中，故“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营则目不合”。又如两蹻脉出入相交，如阴阳元气有所偏亢，就要发生目疾，故“阳气盛则嗔目，阴气盛则瞑目”。又“邪客于阳蹻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起”。又“目中赤痛，从内眦起，取之阴蹻”。此外，如《难经》所说：“阳蹻为病，阴缓而阳急，阴蹻为病，阳缓而阴急。”所谓缓急，就是当病者急，不病者缓，阴蹻脉急，是内踝以上急，外踝以上缓。这个缓急现象，最多见于癫痫、瘈疭等症，故王叔和有“癫痫瘈疭，不知所苦，两蹻之下，男阳女阴”的论述，张洁古则以“癫痫昼发灸阳蹻，夜发灸阴蹻”。因癫痫瘈疭的发作，都能发生手足抽搐，筋脉牵引现象，是从蹻脉的阴阳缓急的原理加以推论而发展出来的。同时，阳蹻脉与太阳经的联系最密，故阳蹻为病，动苦腰背疼痛，身体强直。阴蹻脉则密连肾经，故有少腹痛，腰髋连阴中痛及男子阴疝，女子漏下等病症。

维脉是“维系”和“维络”人身阴脉和阳脉的意思，故本脉为“诸脉之纲维”。阳维脉与手足三阳相联系，起于“诸阳之会”。阴维脉起于“诸阴之交”。是交三阴而行，与任脉同归。其中阳维脉和足太阳与少阳的依附更密。根据经脉表里分属的原理，太阳主一身之表，少阳主半表半里，太阳病恶寒发热，少阳病寒热往来，如太少二阳的经气不和，就会发生寒热，由于阳维脉为太阳、少阳二经的“纲维”，故“阳维为病苦寒热”，就是这个原理。至于阴维脉是三阴经脉的“纲维”。足太阳、足少阴与足厥阴的经脉均循行于胸脘胁腹，如这三条经脉的经气不调，常要发生胸脘疼痛的症状，而这些经脉都和阴维脉密切关连，故“阴维为病苦心痛。”及见“胁下实，腰痛，阴中疼”等症。

关于奇经八脉所发生的疾病，在古代医籍的记载中，如督脉为病，“实则脊强，虚则头重高摇之”。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以及“阳蹻为病，阴缓而阳急，阴蹻为病，阳缓而阴急”，“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等等。在中医学文献中，明文载列奇经所生的疾患，并不很多，不足以概括奇经八脉的所有疾病，而且其中载录的某些病候，有的还不是各该经脉最主要的疾病。究竟奇经八脉应包括那些疾病，它在临床上的重要价值在什么地方，这是应该加以进一步阐发和明确的。要了解奇经的疾病，必须首先明确奇经在经络学说中的特性，它不是一种作用很简单的脉，而是十二经脉中的某些性质相近的几条经脉的联合组织系统。在这些系统中的经脉，通过奇经的联络、统率而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作用而又密切关连的别道奇行的组织，奇经八脉，就是这个联合组织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它的作用，是担任着联系、调整和主宰这个集体的经脉的功能。因此，可以了解，所谓奇经的疾病，应该包括各该系统中的几条经脉的合并疾患，它的范畴，是极其广泛的。举例说明：阴维脉起于诸阴之交，这条奇经联系足少阴肾经及足太阴脾经与足厥阴肝经，同时还与任脉、足阳明经脉相合。故这条奇脉所发生的疾患，可以概括以上几条经脉的合并疾病，故阴维脉有病时，就要发生“胸满，心胸痞胀，肠鸣泄泻，脱肛，食难下膈，积块坚横胁抢，妇女胁疼心痛，结胸里急，伤寒，疟疾”等疾病；又如阳维脉起于诸阳之会，联系着手足太阳经和手足少阳经与手足阳明经这几条经脉，特别对太少二阳脉的关连更切。故阳维有病时，就见“肢节肿疼膝冷，四肢不遂，头风，背胯内外骨筋攻痛，头项眉棱皆痛，手足热，发麻，盗汗，破伤风，跟肿，睛红，伤寒自汗表热不解”等一系列症状。在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奇经疾患，并不是在所有一般疾病之外另有其他病种，而只是在各条奇经所统辖的经脉的疾病的并合而已。此外，如妇科疾患中的胎、产、经、带各病，都非常着重于冲任及带脉的关系，这也说明了冲、任、带脉的疾病的性质，就是三阴经脉如肝、脾、心、肾及胞宫等各个脏腑各条经脉的综合病变。从月经病来作具体说明的例子，《内经》既以“任脉通，太冲脉盛”为月事时下的主要因素，但又说：“二阳之病发心脾……女子不月。”因为人体内脏是心主血，脾统血，如心脾之气不调，必致影响血液，而成“女子不月”。而心脾等经脉与冲任脉有密切联系，故心、肝、脾、肾等脉失调时就要影响于冲任的联合组织系统，故冲任的疾病，实际上亦即概括了心脾肝肾等经脉的并合疾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个别与集体的区别。故从疾病的性质方面来说，个别脏腑或个别经络有病时，其显现的病征则为某一脏腑或某一经脉的疾病；如为几条性质相近的经脉而又为奇经所统属的对象发生病变时，即构成了奇经的疾患。因此，它的疾病所包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前代文献所记述的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在临床时，应当举一反三，从明确奇经八脉的性质的基础上，以扩大其应用的范围。

明确奇经是十二经脉中的某些作用相近的经脉的集体组织的性质以后，对奇经疾病就会有进一步清楚的认识，同时对治疗奇经疾患的方法也就不难理解；即：可应用能够治疗原来几条经脉与其有关脏腑的方药或取用原来几条经脉中的腧穴以治疗奇经的疾患。正由于这个原理，故内科常用方剂中的龟鹿二仙胶能补任督二脉的亏损，主治淋沥漏下，阳痿遗精早泄，带多，胎漏小产等症。以上各疾，多由于肝、脾、胞宫及肾虚等因素所致，方中龟甲补肝肾的真阴，鹿角培肾中元阳，枸杞子补精，人参培脾益元，由于以上几条经脉为任督所统率，故本方就有滋任与补督的作用；又如归脾汤为调补冲任的著名方剂，方中药品，都是养心培脾，补气益血之类，由于任脉统诸阴，而心属少阴，脾属太阴，均为任脉所统，冲为血海，而心主血，脾统血，故与冲脉密切相关，因此，应用养心培脾补气益血的药物，就有调补冲任的功效。以此类推，中医临床应用的药物与方剂，几乎无不可以用治奇经的疾患。后世医家，常感临床治疗奇经疾病的方药过少，这是因为对于奇经的性质缺少深入钻研和没有明确认识的缘故。

针灸治疗方面，也是根据上述的原则。奇经八脉中除任督二脉外，其余六脉脉气所发的穴位，均附寄予十二经脉的腧穴。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十二经脉的腧穴能够治疗有关的奇经疾患，也就是说，奇经疾患，就是各该有关经脉的并病的表现，故在治疗配穴上有相通的意义。举例说明，如治疗阳维脉的病，可以“独会外关为重”。阴维脉的病，则“内关独当”。带脉疾患，“临泣针时有验”。冲脉有病，取用“公孙立应”。这些施治取穴的方法，都是根据奇经和十二经脉之间的统率、连属及组成系统的关系，所以取用十二经脉的腧穴，可以治疗奇经的疾病，这和内科处方用归脾汤调补冲任，用龟鹿二仙胶培补任督是同一规律，甚立法施治的原理是一致的。

奇经入脉中的督任二脉有腧穴的分布，而不依附于他经；方药方面，也有某些药物能入奇经的记载。但必须明确，任督二经的腧穴所主治的范围即为任督二脉所统属的那些经络的并合疾患；入奇经的药物，亦即系归入于其有关的十二正经，故腧穴和药物的应用所根据的原理，具有相通的意义。

（1）奇经八脉的循行径路，是相当复杂的，它贯串于有关的十二经脉，分布极为广泛，和后世医家所记述的简单的循行径路有所不同。

（2）奇经在人体起着联系、渗灌、统辖、主导等作用，具有经脉和络脉的二种功能，其性质和一般的经络有异，所以叫做奇经。

（3）奇经八脉是十二经脉中的作用相同或相近的某些经脉的联合组织系统，奇经就是这个系统的核心。

（4）奇经疾病是在它所属的几条经脉的并合疾患。它和单独性的某一经脉的疾病的区别，只是单独的和并合的不同。

（5）治疗奇经疾病的方法，不离于该奇经所统属的经脉或脏腑的范围，故采用能入原来经脉的方药或腧穴，运用得当，即能治疗奇经疾患。

奇经八脉是经络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中比较艰深而又复杂的部分。由于它在古代文献中记述的资料很少，历代医家对此作过深入研究的也不多。因此，奇经八脉在经络学说中的定义和性质，到现在还是不明确的，本书对此作了论述。就前代文献资料作初步整理，并发表个人对这方面的一些体会。

奇经八脉的循行径路，是相当繁复的。后世很多医家把它的循行分布误看作简单化，这个错误，必须首先予以纠正。现就奇经的具体循行路线作初步考正如下。

古代文献简述：①《素问·骨空论》：“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②《灵枢·经脉》：“督脉之别，名曰长强，挟膂上项散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入贯膂。”③《难经》：“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甲乙经》引此，脑下有“上巅循额，至鼻柱”）。④《奇经八脉考》：“起于肾下胞中，至于少腹，乃下行于腰横骨围之中央，系溺孔之端，男子循茎下篡，女子络阴器合篡间，俱绕篡后屏翳穴，别络臀，至少阴与太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廉，由会阴贯脊会于长强穴，在骶骨端与少阴会，并脊里上行，历腰俞……大椎，与手足三阳会合，上哑门，会阳维，入系舌本，上至风府……至神庭，为足太阳督脉之会，循额至鼻柱，经素髎，水沟，会手足阳明，至兑端，入龄交，与任脉、足阳明交会。”

循行径路考证：近代有不少医家，对于督脉的循行路线，多认为是行身之背，贯脊络脑，下额至鼻柱，这是不够全面的。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因为受了难经的叙述过于简单的影响。根据《素问》等文献的记载，这条脉的循行路径是非常繁复的，它共有四条循行路线，即：一是起于少腹胞中，下抵阴器，到会阴部，经尾闾骨端的长强穴，由脊上行，至项后风府穴处，入脑，上行巅顶，沿额至鼻柱。另一条由尾闾骨端分出，斜绕臀部，与足少阴从股内后廉上行的脉及足太阳的经脉相会合，再回过来贯脊入属肾脏。第三条从目内眦处上行，上额交巅上，入络脑的正中，再分别下颈项，循脊旁下行至腰中，入络肾脏。第四条由少腹胞中直上，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目下之中央。

古代文献简述：①《素问·骨空论》：“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②《灵枢·五音五味》：“冲脉、任脉皆起于腹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③《灵枢·经脉》：“任脉之别，名曰尾翳，下鸠尾，散于腹。”④《奇经八脉考》：“起于中极之下，少腹之内，会阴之分，上行而外出，循曲骨，上毛际，至中极，同足厥阴、太阴、少阴并行腹里，循关元……会足少阴，冲脉于阴交……会足太阴于下脘……会手太阴、少阴、足阳明于中脘……上喉咙，会阴维于天突、廉泉，上颐，循承浆，与手足阳明督脉会，环唇上至下断交，复出分行，循面，系两目之下中央。”

循行径路考证：任脉循行的径路，也不是像一般所认为只循行于身前正中的那样简单。它共有三条循行径路，即第一条起于少腹部中极穴下面，沿胸腹正中线直上至咽喉，再上颐，循面，入目。第二条由腹中贯脊，上循背部正中。第三条从鸠尾穴处分出，散布于腹部。

古代文献简述：①《素问·骨空论》：“冲脉者，超于气街，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②《灵枢·逆顺肥瘦》：“其上者，出于颃颡，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腘中，伏行䯒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其下者，并于少阴之经，渗三阴，其前者，伏行出跗属下循跗，入大趾间。”③《灵枢·动输》：“与少阴之大络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斜入腘中，循胫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入足下，其别者，斜入踝，出属跗上，入大指之间，注诸络以温足胫。”④《灵枢·五音五味》：见任脉条。⑤《奇经八脉考》：“起于少腹之内胞中，其浮而外者，起于气街，并足阳明、少阴之经，循腹上行，至横骨，挟脐左右五分上行，历大赫……至胸中而散。”

循行径路考证：冲脉的循行路线，也是非常复杂的，可分成五条径路来叙述。第一条从少腹内浅出气街部，与足少阴肾经相并上行，过脐旁，抵达胸中后而弥漫散布。第二条冲脉自胸中分散后，向上行到达鼻之内窍“颃颡”部。第三条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腘中，经过胫骨内廉，到内踝的后面，入足下。第四条从胫骨内廉，斜入足踝，到足跗上，循行于足大趾。第五条从少腹分去，向内贯脊，行于背。

古代文献简述：①《灵枢·经别》：“足少阴之正，至腘中，别走太阳而合，上至肾，当十四椎，出属带脉。”②《难经》：“带脉者，起于季胁，回身一周。”③《奇经八脉考》：“带脉者，起于季胁足厥阴之章门穴，同足少阳循带脉穴，围身一周，如束带然。”

循行径路考证：带脉的循行路线，比其他各脉较为简单。起于季胁部的下面，环绕于身体周围，循行腰腹，其高低约与十四椎相平。

古代文献简述：①《灵枢·脉度》：“蹻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谷之后，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顽，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蹻而上行。”②《难经》：“阴蹻脉者，亦起于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③《灵枢·寒热病》：“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④《奇经八脉考》：“阴蹻者，足少阴之别脉，其脉起于跟中足少阴然谷穴之后，同足少阴循内踝下照海穴，上内踝之上二寸，以交信为却，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交贯冲脉，入倾内廉，上行属目内眦，与手足太阳、足阳明、阳蹻五脉会于睛明面上行。”

循行径路考证：阴蹻脉起于足少阴肾经在内踝下的照海穴，上行沿股内侧，经过阴部，上循胸内，入于缺盆，沿喉咙，出人迎穴之前，经过颧部内侧，到达目内眦，和太阳、阳蹻脉相会，再相并上行至脑，回转来再入目锐眦处。

古代文献简介：①《难经》：“阳蹻脉者，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风池。”②《奇经八脉考》：“阳蹻者，足太阳之别脉，其脉起于跟中，如于外踝下足太阳申脉穴……直上循股外廉，循胁后髀上，会手太阳、阳维于臑俞，上行肩膊外廉……会手阳明、少阳于肩颙，上人迎，挟口吻，会手足阳明、任脉于地仓……从睛明上行，入发际，下耳后，入风池而终。”

循行径路考证：第一条阳蹻脉的循行路线，起于足外踝下足太阳经的申脉穴，绕行外踝后下侧，上沿股外侧，向上经过胁肋，循行肩膊外侧，沿颈上至口吻，到目内眦，与阴蹻、足太阳脉上行于脑，再回转来到目外眦。第二条从目眦上入发际，向后行，到风池穴处。

古代文献简述：①《难经》：“阴维起于诸阴交也。”②《奇经八脉考》：“阴维脉起于诸阴之交，其脉发于足少阴筑宾穴……上循股内廉，上行入少腹……循胁肋……上胸膈，挟咽，与任脉会于天突、廉泉，上至顶前而终。”

循行径路考证：阴维脉起于诸阴经的交会处，它的脉气发于足少阴经的筑宾穴，上沿腿内侧，抵达少腹部，沿胁肋部循行，再上贯胸膈，到咽喉的两旁会合，上行头面，至顶前的头额部。

古代文献简述：①《难经》：“阳维起于诸阳会也。”②《奇经八脉考》：“阳维脉起于诸阳之会，其脉发于足太阳金门穴……循膝外廉，上髀厌，抵少腹侧……循胁肋斜上肘上……过肩前，入肩后……上循耳后……下额……循头入耳上，至本神而止。”

循行径路考证：阳维脉起于诸阳经的交会处，上沿膝部的外侧，上行髀厌部，抵少腹侧，沿胁肋斜向上行，至肘以上的肩部，经过肩前，行入肩后，上沿耳的后方，到额部，再循行于耳上方。

针灸在临床上有着卓越的功效，它不仅在国内医界普遍应用，并在国际上受到日益重视。为了继续的提高发扬，首先应把过去的经验做好总结，这就需要我们对历代有关针灸方面的文献，作广泛深入学习研究，本文主要是在历代有关针灸方面的书籍中提出比较熟知的几部写出来为中西同道研习针灸时的参考。

《内经》为秦汉时作品，著者不详，除最近出土帛经外，是我国最古的医书。里面论针灸处很多，是开创针灸治疗的宝典，内容丰富，其特点：①创立经络学说，详述循行部位，并有“是动”和“所生病”等理论。②提出孔穴数字及孔穴名称，又规定体表各部距离尺寸，为取穴准则。③详述九针形式及用途，和补泻操作法。④指出部分疾病的主治穴道，及禁忌部位。这部书是总结了秦汉以前医学。

《难经》，汉时书，托名扁鹊作。自二十二难至二十九难，六十二难至八十一难，都是推论《内经》经络井穴补泻刺法及奇经作用等。

《甲乙经》，晋皇甫谧著。本书对针灸学有巨大贡献：①详载全身孔穴名称。②指出孔穴位置及取穴法。③定出主治各病的腧穴。④下针深浅，艾灸壮数及留针时间的规定。这些发明，都是空前的。又此书何以名为甲乙？查原书只有十卷，是以十干分卷，故名。今流行本，已非皇甫原来之旧。

《肘后备急方》，晋葛洪撰。内列各病灸法，多为民间流传的经验，于危急病症颇有作用。

《黄帝内经明堂》，著者不详，隋杨上善注。首脏腑内景，次经络循行，又次主治证候，以十二经奇经分卷，依次叙述，是今日仅存的古代明堂书。惜只存一卷，余已佚。

《千金方》，唐孙思邈撰。里面的针灸部分，很有特点：①介绍同身寸。②发扬阿是穴，为后世所宗。③按症取穴，绝少空论。④记载隋唐明堂图尺寸色彩布置等，使后人得了解古时明堂图的大概。

《外台秘要》，唐王焘撰。王氏系方剂家，不信针刺，惟提倡艾灸，书中收集许多名家的经验灸法，很可宝贵。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代王惟一撰。是考正经穴的巨著，古时经穴，据林亿校刊《内经》连《甲乙经》的注文在内，除重复实仅 313 穴，自王氏纂集考订，始得 354 穴，把孔穴铸为铜人，刻经于石，奠定后代经穴的规模，内有避忌太乙图等，系金瞆叟搀入，非原文。

《铜人针灸经》，不著撰人，有人疑明时书。今查《圣惠方》九九卷已见引称，则此书至少为宋人所著，与王惟一图经大定本，大致相似，大定本多十二经穴，此多三阴三阳虚实禁忌干支等，《四库全书提要》编者，疑此书即天圣旧本。

《西方子明堂灸经》，西方子撰。疑宋时书，用千金部居，参合铜人及外台诸书，只述灸法，书中腧穴排列方式，有时别创一格，想当时另有所本。

《圣济总录》，宋政和官书。针灸门共三卷，颇能崇实黜虚，各病主治，详而有要，论刺法内有九变十二节三刺五刺等，将从前针刺各种方法，和盘托出，是别书所没有。

《备急灸法》，宋代闻人耆年撰。专论急性病之灸法，图画特多，为前所无。

《针灸资生经》，宋代王执中撰。是实用名著，其特点：①把南宋以前针灸学的精华，搜集很多，并将已亡佚的如甄权许希明堂上经下经的文字，也被保存不少。②有许多治验录，为研究宝贵资料，是针灸学善本。

《扁鹊心书》，系后人假托宋窦材著的，强调灸效，动辄百壮，叙各病经灸无不见效，此种灸法，今已很少采用，其功效实较一般为佳，我们应予注意。篇末附睡圣散，系行灸前麻醉，亦为特点。

《十四经发挥》，元代滑寿著。①对十四经及奇经有简要明晰的叙述。②经穴编歌，始自此书。③每经图里，画出该经全部腧穴。④保存金兰循经重要内容。

《卫生宝鉴》，元代罗天益撰。罗氏学于洁古，又亲晤窦默，故书中论针灸虽少，皆属精粹，又窦默流注指要赋，亦在此书揭载。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元代王国瑞撰。里面除流注杂说外，如玉龙歌和盘石针直刺秘传针灸歌等，都是窦默一系的经验结晶，我尝考玉龙歌的出处，查系宋代杨氏作，这本书是首先搜录者，是极有贡献的。

《云岐子论经络迎随补泻法》，元代杜思敬辑。云岐子即张璧，洁古子，本书文字简短，内洁古刺诸痛法最好。

《针经节要》，元代杜思敬辑。专论十二经病及 66 穴主治，颇简洁。

《针经摘英集》，元代杜思敬辑。里面治病直刺诀，简明切要，俱可一阅。

《子午流注针经》，元代何若愚撰。书中专论流注开阖时刻至否，为论针刺穴位与时间相结合之书。

《医经小学》，明代刘纯著。将十二经八脉及周身经穴，编成歌诀，颇便诵读。

《神应经》，明代陈会撰刘瑾补。卷首记传授，颇涉迷信，里面举症示穴，开门见山，实是一部症治摘要的好书。

《针方六集》，明代吴崑著。书分六大部分，即一为神照集，二为开蒙集，三为尊经集，四为旁通集，五为纷署集，六为兼罗集。其书采撷诸书之长，对某些腧穴主治颇有独到经验，论述针刺手法，别具新见，注释歌赋极为精辟，尤对内科用药与针灸施治同一原理有精湛论述。

《铜人针灸大成》，明代正统官书。分三卷，内容与王惟一图经同，无聩叟序及九宫图，卷首英宗序，谓砻石范铜，仿前重作，想此书亦仿前重印本，其编次内容，或较大定本为古。

《勿听子八十一难经》，明代熊宗立解释。新义不多，惟释风府为后发上三寸，天枢脐旁寸半，颇与各书异。

《针灸问对》，明代汪机撰。专以经义批判当时针灸方法，说针法宜于古，及有泻无补等，醇疵互见。

《针灸要旨》，一名针灸节要，明代高武撰。将《素》《难》论针灸文字，摘要分类，颇便检阅。

《针灸大全》，一名针灸捷要，明代徐凤撰。里面许多歌赋，多前所未有，是经验的结晶，金针赋专论手法，尤被当时重视，此书为针灸大成的蓝本。

《奇经八脉考》，明代李时珍撰。考正八脉循行部位及经穴，并奇经疾病，颇精赅，惟时杂道家言，又论阴蹻脉等。

《医学入门》，明代李梴著。针灸部门的杂病穴法及治病要穴都精粹，李氏主张治病以一针为率，多则四针，对多针滥针，极反对。

《杨敬齐针灸全书》，陈言著。疑为明人，内容与《针灸大全》大致同，惟此多图，且每病一图，尤为罕见。按本书刊于万历时，与《医学入门》刊时相近。

《循经考穴编》，不著撰人。篇末有严振识三字，或即严作，可能为明人，本书对经脉腧穴考正最详确。

《针灸大成》，明代杨继洲著。近范行准氏疑晋阳靳贤作，又经李月桂增补，复非原来之旧。按本书搜集最富，流传最广，把明以前歌赋网罗几尽，可算特点，内容丰富，为针灸学巨著。

《古今医统》，明代徐春甫撰。针灸分二卷，一卷论穴法主治，二卷集《内经》及诸家歌赋宜忌等，无特长。

《针灸择日篇》，明代全循义金义孙著。详载除日、破日、白虎、月刑、血忌等，以干支时日，定针灸可否之书。

《东医宝鉴》，朝鲜，许浚著。在每病用方后，都列针灸，广引各名家用穴，记载简明，颇便参考，惜搜集未备，时有讹引处。

《类经图翼》，明代张介宾撰。本书将每一体位都载出有关经络，又多举奇穴之出处，又将歌赋的主治，分别列入各穴主治项下，为以前所无。

《图书集成·医部》，清代康熙官书。在各病方治后，载针灸，纂集内经及各家取穴，时有详略，只备参考。

《医宗金鉴》，清代官书。刺灸要诀内：①将针灸学说，全部新编成歌诀。②特详骨度名位。③当时流行的歌赋及流注说，一概不录，颇异他书。

《采艾编》，清代叶广祚著。专论灸疗，列举各症应灸腧穴，特重诊断部分。

《针灸集成》，著者不详。清时书，抄东医宝鉴及类经图翼两书，别无特点。

《针科全书妙诀》，清代李昌仁编。选录元、明人各种歌诀外，别无新义。

《针灸易学》，清代李守先著。内容特多图画，七十二翻，尤多俚语，是针灸通俗之作品。

《太乙神针》，清代范培兰著。用药条燃热，以布垫穴上熨之，内列各症取穴，甚简要，功效颇著。为近时艾条灸法之滥觞。

《仙传神针》，清代倪有生抄录范书，惟药方少白芷，全蝎两味，余同。

《经脉图考》，清代陈惠畴著。从明宁一玉折骨分经的道路上，注重考正经穴，求周身骨节的了解，扭经脉穴道再清楚分析，其图也很秀整可观。

《太乙神经集解》，清代鲍存贤撰。注释范书，并参杂论，体裁无系统。

《经络图说》，不著撰人，清时书。有内景及十四经图，简述浮沉八脉及干支等，很简略。

《针灸逢源》，清代李三源撰，内容同针灸大成相似，此略简洁，将《素》《难》及各家学说，类分六集，其编次较大成有条理。

针灸方法，大概由砭石改进而来，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从秦汉时期的《内经》所论针灸的内容来看，对于经络学说，可刺的孔穴，假定人体的尺度，针灸工具的制造等。说明我国针灸学，在这个时期，已有光辉的成就。扁鹊用针刺三阳五会，熨两胁下，而活虢太子一段史迹，更是后世医案的先河。后汉时代如张机、华佗、郭玉等，都精娴针灸技术，晋代皇甫谧对针灸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把全身穴道名称披露出来，考定孔穴部位及取穴法，指出每穴主治的疾病，下针的深浅及艾灸壮数。他的贡献，有许多都是《内经》所没有的东西。隋代针灸学，已常把针灸腧穴用图画表达出来，后来《千金》所据的甄权明堂图，是由隋季明堂演化而来。唐代的针灸学，也有新开展，同身寸和阿是穴，都在这时广泛提倡，予后代以很大影响。同时另有一派反对针刺、专主艾灸的人，始于葛洪，到王焘更加激烈，它的影响，到清代还是很大的。宋代最重视针灸，宋许希针好仁宗的病，因此大加提倡，尤其注重经穴，王惟一著述图经，铸造铜人，勒石为碑，使医生认穴有明确的标准，当时竟有糊铜人孔窍，以考试医生的。我们知道，经穴在《内经》里常常有刺少腹两股间，刺两季肋之间等文字，到了宋代，就有精密的进步。其他如王执中《资生经》，里面有不少都是宝贵的验案记录。到了元代，针灸面目很有变化，窦子声提倡子午流注学说，他主张流为往，注为住，戊方阳为兄，己属阴为妹，戊兄将己妹嫁甲为妻，和从前论禁忌，颇有不同，当时曾风靡一时。元代医家，把经验用穴都编成歌或赋，以便传诵，这是可贵的。明代对针灸有突出的贡献，主要是奇经八脉，得到重视，自滑伯仁提倡以后，各家多数论述，李时珍更著奇经考。杨继洲更荟萃古代经络针灸理论及临床经验，集针灸学之大观。针灸学到清代，就呈衰落现象，文献也最贫乏，还是陈惪畴《经脉图考》重视骨数及骨名，析骨辨经，算是比较特出的。药条灸法，在清代盛行，太乙针在当时是很著名的，此种灸法，起于《神农皇帝真传针灸图》里面的雷火针，为今日艾条灸法的由来。

正因为历代对针灸学都有过贡献，才有今天学习的资料，我们要承先启后，首先要发掘旧有文献中的精华。个人的意见，认为《黄帝内经》《甲乙经》《针灸资生经》《西方子明堂灸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类经图翼》《圣济总录·针灸部》《十四经发挥》《东医宝鉴》《针灸大全》《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针灸大成》等这几部书都很重要，可为研考之助。

祖国医学自秦汉以来，其独特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嗣后，医林上下二千年，名医辈出，代有创获。孙思邈崛起隋唐，远绍前朝诸医家的精华，旁搜国外医学知识，总结了唐以前医药成就并有所阐发创新，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以下分别简称为《要方》和《翼方》）。其医学知识，“囊括海内，远到异域”。成为我国卓有成就的一位医学大家。近些年来，国内医学界研究孙思邈的论文颇多，从不同侧面有所发挥，本文不拟重复论述。今仅就《千金方》的方剂特色和它的临床价值作一简单介绍。

《要方》中开宗明义就有一篇“大医精诚”，这原是孙氏提倡医德的名论。孙氏认为，医生的高尚道德必须与精湛的医术相结合，两者是辩证的关系，起着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作用，这是作为一个合格医生所不可或缺的。孙氏不仅要人这样做，他还严以律己，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他在敝屣尊荣，屡次辞去朝廷的官爵，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医药和专心一意替患者治疗之外，就在他所著《要方》和《翼方》两书的方论中也处处充满着“精”和“诚”的精神。例如他在“狂犬病”一段文字中曾经写出了自己医术的失误和神明内疚的心情。如说：“吾初学医，未以为业，有人患此，将已见问，吾了不知报答，以是经吾手而死者不一。”

医生是以愈人疾苦为职业，然而目的与效果并不是都能统一的，所以临床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古往今来多少医生有谁肯说自己害了患者不少生命呢？像孙氏这样的自白，是多么诚恳的态度和纯朴无私的语言，如果他没有崇高的道德修养是万难做到的。

古代医籍中有所谓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之说。如果一位稍有名望的医生把他说成是中工，就会难免“面有不豫之色”，而又谁肯以下工自居！在孙氏治疗麻风的记载中又有一段非常坦白的陈述：“予尝手疗六百余人，瘥者十分之一。”

在历代盈车塞屋的医学著作中，我也曾阅读过不少医籍，包括许多名家医案，大多是“妙手回春”的记录。如果患者死亡，则脉案中早已写上“病入危境，勉希万一”等词，意味着不是自己医术的差错，而像孙氏这样“经吾手而死者不一”之语，在历代医案中的确是难得看到的。我总觉得做医生是不大可能“十全”的，也很想能阅读有一本专记失败教训的医案，然而在“杏林春满”的医学文献中却还没有找到过。说明孙氏著述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由于他自己感到很不足，故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服膺取决”，常诚心诚意去虚心学习。《千金方》中能有如此诚朴翔实的记载，就大大提高了这本书的价值。

《千金方》中除了真诚朴实的记载外，其方也搜采很“精”。孙氏虽然学习很虚心，但他研究学问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名家也并不是盲目崇拜而善于作客观分析，这在他自序中可以明显看出，如他说：“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又如六朝的徐氏屡世名医，声誉震于当时，而孙氏对其方书的评论也很为客观，如说：“齐有徐王者，亦有小儿方三卷，故今之学者颇相传授。然徐氏位望隆重，何暇留心于少小，详其方意，不甚深细，少有可采，未为至秘。”他甚至议论过华佗针治曹操的头风，也有未臻尽善之处。从这些记载，可以想见《千金方》中的选方之严。思邈是在掌握了大量资料之后，又经过一番精心选择的筛洗工夫，其收载之方大都是通过广大群众的实践或亲睹和了解某些名医的治验良方以及孙氏自己应用有效者。故其书中有“博采诸家及自径用有效”等语。《千金方》取材之精，在于它富有实践性和高度选择性。例如当时患脚气病者颇多，而支法存、仰道人等名家均擅治此病，集有许多方剂，而思邈选方要求很高，如书中所载：“脚弱方凡八十余条，皆自精要，然学者寻览颇觉繁重，正是方集耳。卒欲救急，莫测指南。今取其所径用灼然有效者，以备仓卒，余者不复具述。”可见他在精要诸方中还要选采其灼然有效之剂，可谓精益求精。书中又述：“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这又说明他选择是十分谨严。书中对效果特佳的方剂在主治下还着重指出，如在“大蝱虫丸”下加一说明：“宜服此数有神验方”之类。集中所收方，多为他自己重复验证有效的方剂，如“余生平数病痈疽，得效者即记之”等记载。又如有一张治霍乱方，是高尼明净得此病，经过太医蒋、许、甘、巢等多人治疗无效而思邈用本方得愈，说明其中很多方剂是孙氏亲试有效后载入书中。试再举其“治诸丹神验方”下一段记述，以资证明：“余以贞观七年二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肢骨肉疼痛，至晓头痛目眩，额左角上如弹丸大，肿痛手不可近，至午时，至右角，至夜诸处皆到，目遂闭合不得开，几致殒毙。县令周公以种种药治，不瘥，经七日，余自处此方，其验如神。”

有些学者常病《千金方》中所载方剂以没有标明出处为憾。当然，这是本书不足之处。然而《千金方》所以未标出处恐亦原因很多。思邈收集了浩如烟海的方书，其中常有一方而诸书具载，药味分量稍有差次，以致未能确定其方为何书所出。特别是孙氏有不少方子未标出处的原因，由于他所采用的是第一性材料，这是非常可贵的。例如书中所载疔肿一方，载明系齐州荣姥所传；王不留行散为殷浩仲堪的方子，以后隋济周黎改名神散，治痈肿有即消的功效；又如茯苓丸治水肿乃甄权为安乐公所处之方；鳖甲丸是河内太守魏夫人所传；北地太守酒为熹平二年北地太守臣光所献，并经孙氏重复试用屡验之方。上述等等，说明《要方》《翼方》两书所收方剂和记载的内容，既诚实可信，又精辟有效，值得我们认真发掘。

孙思邈著述的《千金方》，内容浩博，富有临床价值。由于时代局限，虽也有大醇小疵之处，而终不失为医学各科方论药法俱备的巨著。仅就其方剂的特色而论，也是不同凡响，具有某些处方特殊而可贵的价值。例如目前我们常用的苇茎汤、驻车丸、温脾汤、犀角地黄汤、温胆汤、独活寄生汤、紫雪丹等方，都是临床效果卓著的方剂。然而这几张方剂在孙氏两部巨著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其中还有大量宝藏，需要我们深入探测。

据不完全统计，在《要方》和《翼方》中约有六千余个方子。这些方子大都收录很精，是他在古代和当时的百余部医方中经过精心挑选或亲自试验而收录的，从孙氏所自述的选方经过和收方标准来看，则仅仅是他所掌握的大量资料中选收其千百种之十一而已。今就浅见所及，略论其书中方剂的类型，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并举例介绍，以与同道共同研讨。

思邈自谓：“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故其搜采，首先“务在简易”而效果显著者。如书中记载的“风着人”方，主治口眼歪斜、舌不能语等症，方用生地汁、竹沥、独活三味，简而易办，临床颇有功效。又如治呕哕方，仅用一味芦根煎汤饮服。又如治吐血方，用生地黄汁吞大黄生末，方下还有“疗十十瘥”之语，今试用于胃出血，果然疗效很高。又如用一味浮萍为末吞服，治小便不利、水气流肿，经临床试用，确有利尿消肿之效。又如用合欢皮一味煎汤饮服，治肺热咳嗽、心膈烦满等症，本方用于肺热喘咳，亦颇有验。又治小便不利，茎中疼痛，小腹急痛方，只用蒲黄、滑石二味，应用亦有良效。像这样简易有效的方子，在《千金方》中比比皆是，其收载的大都是集民间单方、验方之精华。

书中还有不少以平正取胜之剂，今试举两张茯神汤为例：其一，是主治心悸跳动，恍惚不定，甚至言语错乱的病症，方用茯神、茯苓、菖蒲、人参、赤小豆共五味，临床试用，颇有补气养心安神的功效；另一方是主治风眩屋转、吐逆等症，方用茯神、远志、人参、黄芪、当归、苁蓉、附子、白术、甘草、牡蛎、防风、独活、生姜十三味组成，其中黄芪术附为治眩要药，以防独之升与牡蛎之潜相配，更佐补气益血填肾安神之药，立方平正而配伍颇有深意，为治疗眩晕屡试有效之良方。又如当归汤治热损和酒发之吐血，大黄泻热汤之开关格，在临床上皆有可贵疗效。另如补肝汤主治胁满筋急、息短、肢冷、腹痛、目糊、爪枯等症，方用萸肉、柏子仁、大枣、细辛、防风、桂心、茯苓、甘草、桃仁等药。此方后为清代王旭高《西溪书屋夜话录》补肝法的依据。《千金方》中像这类立法平正、配伍妥帖之方多不胜数。

上述的简易见长与平正取胜两类，虽在《千金方》中有不少良方，而在其他方书中亦不难找到，未是本书处方的特色。孙氏著作中有很多精妙之方而为后世医家所困惑不解者则有以下两种类型：即一是用药很奇，二是处方很杂。《千金方》所以不能被后人广泛应用者，正缘此故。现试加以论述。

奇与正异，崛则不平，跳脱意味着摆脱一般用方常规。这是《千金方》的处方特色之一。从前晋代名医王叔和论伤寒，曾有“神丹安可以误发”之语，说明“神丹”一方的发汗作用很强，在今本《伤寒论》中已佚去神丹这个方子，孙思邈勤于搜觅，乃把本方收载于书中。方用附子、乌头、人参、茯苓、半夏、朱砂六味组成，其中没有一味发汗药。主治病症，则是伤寒恶寒发热体痛等症。按照《伤寒论》辨证论治常法，本证应属麻黄汤主治。故用这张神丹方发汗，无论温病学家或伤寒学家均将望而却步，而孙氏的收载也应该有他一定的实践依据。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药物的作用非常奥妙，发汗的方法也有多样化。我们已经习惯于一般常规的处方，对于这种奇特的方药，就难免少见而多怪，然而这对于开拓中医处方用药的眼界和思路，可能是很有裨益的。

至于牡蛎一药，目前多习用于镇潜、收敛或化痰软坚，而孙氏却作为“解肌”之用。桂能动血，血证所忌，书中用此一味治疗虚劳吐血。又如羚羊角汤一方，以羚羊角配乌头等药以治气阻不食之症。孙氏对于药物的功用，似乎掌握很多知识。例如他治产后下血不止，用菖蒲一味以酒煎服，这也是很为奇特的，本法我毫无经验，不敢妄加评论。至于书中有二方都用一味苦参主治中恶心痛，即用苦参治疗卒暴发作的心痛，这显然同通常以苦参用作清热燥湿的主治病症不同，然而该药我曾用于心胸疼痛，临床确有良效。又如头风痛眩，《千金方》中常以薯蓣为主要药物，我过去治疗头风，未曾置用，故治疗虽有缓解而疗效常不巩固，后乃仿照孙氏之法，重用该药与他药相配，却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我至今还没有懂得其中的道理。说明孙思邈对于药物作用了解的知识面很广，有他独到心得，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千金方》中最使后世医家诟病的就是有许多药味庞杂繁乱的处方。仅举镇心丸一方为例，本方主治虚损惊悸、失精、月水不利、寒热及积聚等症，用药达三十五味之多，既用人参、地黄、苁蓉、当归，又用大黄、牛黄、石膏，又用乌头、桂心、细辛、干姜，又有白蔹、前胡、䗪虫等药，处方寒热温凉气血攻补皆备，使人难以理解。书中有很多方剂，药味有多至六七十味，往往既用麻黄、桂枝发表，又用附子、乌头温里，再兼石膏、黄连清热，更用人参、当归、地黄补益，又加大黄、巴豆之攻泻，有的还兼犀角、升麻等药，其处方扑朔迷离，不可终诘。虽以崇古著称的徐灵胎，对思邈亦颇有微辞，如说：“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徐氏最后对《千金方》下了“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的结论。

这的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在年少时完全同意徐灵胎的意见，在早年行医时写病案和处方，非常讲究丝丝入扣，而深鄙那些杂乱无章的处方。后来更事渐多，遇到了自己或别人所拟的理法方药井然有序的方案，有时效果并不明显，转而留心观察以前所认为一些庞杂的方子，对有些疾病却往往取得良效。挫折和教训，使我不断思索。我曾为此向程门雪先生请教，程老晚年亦深有同感。我转而想到现在医界常用的某些“王牌”方子，如紫雪丹、苏合香丸、鳖甲煎丸、大活络丹等方，非即所谓药味庞杂的方剂吗？但是这些都是效果卓著的名方！《千金方》中某些药味庞杂的方剂，是否可能其方之杂也正是它妙之所在？由于我没有通过实践的验证是难以判断其是非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孙思邈曾是“酌华公之缘帙，异术并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的学识博大精深的医家，而其治学又很严谨。“文章得失寸心知”，孙氏对他所收载药味庞杂的方剂，自己也深深怀疑过。如在“芫花散”方下说：“吾始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然比用之，极有效验。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孙氏也明知从一般用药常规来说是讲不通的，但他还是相信实践经验，而“不拘常制”把它收载于书中。当然，我们对于孙氏记载的内容还要进行反复实践验证并进一步作理论探索，以期去芜存精和精益求精。

有关《千金方》中处方的奇和杂问题，清代名医张璐曾作过解释：“诸方每以大黄同姜桂任补益之用，人参协硝黄佐克敌之功。”张氏认为《千金方》主要具有“反用”、“激用”和“制方之反、激、逆、从”的特色。他虽然还没有能对各方组成说得具体透彻，而对制方精神确有其领悟和心得，这比徐灵胎的“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的评论，似乎要高明一些。

元代名医朱丹溪写过一本《局方发挥》，对曾在宋代风靡一时的局方，作了激烈的批评。朱氏除评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多用芳窜辛燥药品有伤阴劫液的流弊之外，还对其书中某些方剂指出其药味繁多，处方杂乱的情况，他形容这种方剂治疗疾病，好比猎者“广络原野，冀获一兔”一样，无异兴师动众，无的放矢，乃是一种很不恰当的治疗方法。丹溪此说，是有来历的。唐代许胤宗也是一位医学名家，他批评当时医界陋习，也有“多安药味，譬如于猎，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的话，因为医生处方，要针对病情，审察疾病的病因病机，然后对症下药，如稍有差池，会毫芒即乖，如果只靠“多安药味”，等于乱放机关枪。其说为丹溪所本。后来，清代叶天士也有“假兼备以幸中”之语用以鞭挞并世医流。

我早年学医，致力于张仲景为多，《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大都是简洁明净，可谓方证药法，并然不紊。所以在读到上述几位医家之论时，内心颇为信服，觉得医生的诊疗处方，应该有理致，有法度。像汉代华佗用药不过数种，针灸不过数处，能切中要害而解决问题，医生用药，不可学像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办法。而对古代方书如《千金》《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某些药味纷繁杂乱，多至三四十味甚至五六十味的方剂，的确有的像“广络原野”的样子，像这样的治疗方药，总不是医生应走的康庄大道。

但是，论证一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特别要在实际的考验中作出判断。所以古人也有“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之说。在我的长期临床实践中渐渐体会到“多安药味”的特殊作用，用这种方法而取得疗效的也为数不少，尤其是对一些疑难杂症用一般常法不能取效的更可以考虑使用，这是我在年少行医时所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的事。

就举我治疗偏头风的经验来说吧，曾经遇到一些相当顽固很难根治的病症，我早年开方，崇尚法度，对理法方药都很讲究，常以为处方丝丝入扣，可是碰到某些顽固的病，疗效很不理想。以后遍阅方书，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终于使用了药味非常繁杂的处方，这样的处方，是我过去所不屑一顾的，但用了以后，却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使我感到惊奇！也使我感到自己的无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真是一句千真万确的名言。我是基本上用下列多种药物加减而取效的，如附子、干姜、桂枝、细辛、石膏、龙胆草、黄芩、大黄、党参、黄芪、白术、怀山药、当归、熟地、羌活、防风、柴胡、山萸肉、五味子、南星、半夏、川芎、白芷、牡蛎、磁石、全蝎、威灵仙、蜈蚣、地龙、桃仁、茯苓、枣仁等药，乃是一张集寒热温凉、气血阴阳、升降攻补于一方的大杂烩的产物，是违反目前医界所称谓的理、法、方、药的规范的，但是临床效果倒是很不错，真是所谓理未明而效可见。我由此推想，古代方书中所载的某些大方、复方，也很可能有它实践的基础，我们在这方面多所忽略，甚至未加实践而轻肆讥论，这样恐不是科学的郑重态度。对于朱丹溪等所谓“广络原野”之论，当然应该同意他说对的一面，但是他们的议论也并不是十分完整的。

又如我对慢性肾炎的治疗，用药也是非常庞杂的。在中医学文献里面没有肾炎这个名称，其内容散见于水肿、水气、石水、正水、风水、皮水等记载中。本病分急性、慢性两种，而以慢性较为难治，有不少病例，往往很难彻底根治，而我所诊疗的对象又多是经久不愈的病例，在治疗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往往用很为杂乱的方剂而取得意外的成功。

慢性肾小球肾炎目前一般认为是属于免疫性疾患，由抗原抗体复合物所引起，可发生增生性变化，基膜变化，退行性变化等。其临床分型，大致可分为隐匿型、肾病型、高血压型、肾功能减退型和混合型等。本人所治疗的一般以隐匿型、肾病型及高血压型为多，但各型又往往难以截然分割，故其中以混合型最为常见。临床上一般多服过强的松和培补脾肾的中药，有的暂时缓解仍反复发作，有的则无明显效果，久病患者，在酚红试验、内生肌酐、尿素清除率、非蛋白氮等试验中均表现肾功能有不同程度的减退等情况。我对此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见解，认为除了肺脾肾偏虚，气阴或阳气虚衰，水湿逗留之外，应该注意余邪热毒蕴结未清、盘据下焦这一重要因素。理由是：有不少病例在缓解后因发生咽炎或上呼吸道感染就会迅速出现肾炎的典型症状，且常易发生感冒发热，乃是本病的特点之一。这与中医学上“新感引动伏邪”之说是相符的，此其一；再从本病的临床表现分析，也不全是阳气虚衰的症状，如常见咽喉疼痛，小便浑浊，尿少，血尿明显，红疹，血压偏高以及头痛、鼻衄等都是属于火热内蕴的征象，此其二；再从本病后期所见的恶心呕吐，烦躁不安，神昏谵语甚至抽搐等症状的出现，终于见到隐伏的热毒见证，完全暴露，此其三；且本病当用补气温肾，培脾利湿等法无效时，如配合清热解毒凉血祛风等法后则效果转佳，后期甚至可用大黄，此其四。故本人认为此病属于寒中有热，虚实夹杂的一种病机极为复杂的疾病，其所以缠绵难愈的原因，恐亦在此。

我治疗本病的指导思想，总的原则是补泻同用，防治兼顾。具体内容，约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药物：清热解毒；温肾通阳；培脾益气；酸涩收敛；辛散祛风；利湿通尿；滋阴凉血，属于七方中的大方与复方的范围。处方中采用了常规少用的配伍方法，如辛温发散与酸涩收敛药的结合应用，清热解毒药与温肾助阳药的相互配合，补气摄精与通利水湿药的联合运用等。这些药物本来具有相反的作用，但在错综复杂的病情中，应用各种作用相反的药，可以期望达到相反而又相成的目的。总之，处方很复杂，既有辨证施治，又不为辨证施治所局限，例如方中羌活与熟地同用，菟丝子、覆盆子与将军干同用，浮萍草与五味子同用等等。这样的配伍，似乎有些脱离常规，而个人在治疗慢肾过程的体验中，觉得效果较为好些。这里略谈我的点滴体会。

我们治病，如果能以最简便的方法治好疾病，这是大家所希望的也是最理想的事。但是，一药一病或一方一病能解决问题的，毕竟不多，而某些繁复庞杂的处方，比用那些处方平正，可以讲得有条有理的处方其效果比较要好一些，古方中如鳖甲煎丸、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等就是一个明显例子。特别是一些疑难病症，往往病机复杂，常有寒热夹杂，虚实兼见，邪恋正衰的情况，所以看来似乎庞杂的药方，可能产生许多复合作用而取效，所以对某些顽固性疾病或疑难危重病症，思路可以广一些，用药可以复杂一些，不一定受某些临床医书对某个疾病都有分类分型等的限制，如果过于僵死，就很难继承中医学的丰富内容。中医学上处方的原则，本来就有大、小、缓、急、奇、偶、复等多种方法，处方不应从繁与简来判断，而应该从病情的简单和复杂来考虑处方。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中就有各种类型的方剂，我们首先应当完整地加以掌握，这样将有利于发掘和提高。

中药的品种很多，就以清热解毒一类来说，至少有百余种，用药就需要精选，精选即在共同作用中找出其特异作用。例如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要清热解毒，该用哪些药？个人认为漏芦、白蔹、白花蛇舌草、黄芩、黄柏这五种药是首选药物，因为这些药除同有清热解毒作用外，白蔹还有治疗“失精”的作用；漏芦并有治疗“失精尿血”的作用；白花蛇舌草兼有利水消肿和活血的作用；黄芩兼有治疗感冒、高血压和浮肿的作用；黄柏兼有治疗遗精作用。中医学因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没有蛋白尿的记载，但以现代科学知识推论，蛋白尿似应属于肾精范畴。则以上几种药除了能发挥其清热解毒的功效以外，对于肾炎的蛋白尿、血尿、高血压、浮肿和感冒等均有兼治之效。再举个例子，本病易患感冒，我开始用玉屏风散治疗无效，后检阅医书，防风的药物归经是膀胱、肝、脾三经，而羌活则归肾与膀胱二经，遂去防风改用羌活，以后，这位患者容易感染的情况逐步消除，有一次流感流行，全家都得了病，而独有这位患者反而没有感冒，说明羌活不仅能治肾炎的感冒，而且还有预防感冒的作用，说明药物归经理论，还是有它临床的一定价值。以上例子，说明我们用药除了掌握各药的共同作用之外，而更重要的还必须掌握每一药物的特异作用。

从治疗肾炎的过程中，我对学习中医学获得了教训，就是觉得中医学内容丰富，研究要费很大的功夫；学习中医并不是很容易的。当然，入门不难，精通也是办得到，但是必须进行艰苦而持久的努力。中医学虽然是讲理、法、方、药。但所谓理，就有历代各家不同的理论，他们在某一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要深入研究，就得化很大精力，浅尝辄止，以为“理”就在此，是不利于中医事业的。法，有常法，有变法，治疗的方法很多。例如伤风感冒，通常习用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二法，似乎很简单，其实，还有补中益气法，补血化痰法等多种方法，都可以治感冒，不仅辛寒甚至甘寒也可以解表，那就会感觉中医这门学科的深奥了。方，则历代方剂浩如烟海，其中效方良方，美不胜收，同一疾病，各家的处方，有的可以完全不同，究竟哪些方剂效果最好，就必须通过实践的反复验证。习惯于用几张套方，怎称得上发掘宝库！至于药，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几千种。这些药的共性是什么？特性是什么？配合后的作用又是什么？这里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何况还有许多有效而未被注意的药物尚有待进一步发掘。因此，从整理提高中医学遗产来说，以及就中西医结合来说，我们应当放开眼界，必须重视基础理论，要还理论的本来面貌，同时结合临床应用，通过文献研究和科学实验不断加以提高。至于一般著作中把每一个病用分类分型的方法叙述，乃是便于初学入门之用，如果拘泥不化，固守机械的公式，就看不到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丰富内容，就会影响它的发展。

宋代著名医药学家寇宗奭在其所著《本草衍义》一书中指出：医生治不好病，多由“六失”所致。“六失”中的一条即是“失于不识药”。寇氏这句话特别适用于目前医界。因为像我们这辈业医的人，一是不栽培原药，二是不炮制药材，三是不调配药剂。如果我们的处方中的药材其科属品种或者炮制以及配方有什么问题，必将影响治疗效果，甚至会出乱子，而做医生的却茫无所知，这岂非是医疗上的一大失误。特别是中医学中“本草”书籍茫如烟海，其中记载着历代医家们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有一些臆测的论述。我们倘不细心研究并在临床上加以验证，在处方时也难免误用，这是不识药性和主治，同样属于“失于不识药”的另一种情况。

尝考古时医家的所用药物，一般都是亲自采制，故对药物的作用有较深体验。汉代张仲景是“宿尚方术”。在古代史书中则常常把方术与本草连结在一起，如汉平帝纪中有“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又如史书所载楼护传中称：“护少通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说明古代方术家大都就是本草家。另如仓公治疗齐淳于司马病：“为火齐饮之。”其治齐中大夫病，“即为苦参汤”。华佗则“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他为广陵太守陈登治病，“即作汤二升”等。所以，唐文学家韩愈的进学解一文中有“玉扎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之语，这些都说明当时医生治病是自己备药的。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医与药有了分工，这当然替人们带来很多方便，但是同时也是造成医生“失于不识药”的一个因素。医者对某些药物的功用如果望文生义乱加发挥，而这些臆测杜撰的发挥倘若是出于名家之口，就会载之医籍流传后世，被后来的医生当作真理以误传误地遵守信奉，像这种“失于不知药”的情况，也不是少见的。通常所称升麻一药的升提阳气作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张元素是金元时期的医学名家，他在医药方面曾经有过不少新创见。元素在论述升麻的作用方面也有他自己独创的见解。如说：“若补其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补。”并以为升麻，其用有四：手足阳明引经，一也；升阳于至阴之下，二也；阳明经分头痛，三也；去风邪在皮肤及至高之上，四也。”张洁古论升麻有升阳于至阴的空前发现，其高弟李东垣乃进而益加昌明其义。李杲说：“升麻引甘温之药上升。以补卫气之散而实其表，故元气不足者，用此于阴中升阳，又缓带脉之缩急。”“人参黄芪非此引之，不能上行。”东垣所创制的补中益气和升阳益胃诸汤方，用参芪配合升麻就是上述理论的具体应用。后此医家，莫不遵循其法而更加张皇其说。如《本草正》说：“升麻，凡痈疽痘疹，阳虚不能起发及泻痢崩淋，梦遗脱肛，阳虚下陷之类，用佐补剂，皆所宜也。若上实气壅，诸火炎上及太阳表证，皆不宜用。”《本经逢原》认为升麻升举之力特强，故设有一段危词耸听之语：“为其气升，发动热毒于上，为害莫测，而麻疹尤为切禁，误投喘满立至。按升麻属阳，性升，力能扶助阳气，捍御阴邪，故于淋带、泻痢、脱肛用之，取其升举清阳于上也。”

李时珍是我国伟大的药物学家，他对中医药学作出了许多宝贵的贡献。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也随俗附和，扬其波而逐其流。如在《本草纲目》中说：升麻引阳明清气上行，此乃禀赋素弱，元气虚馁及劳役饥饱，生冷内伤，脾胃引经最要药也。时珍并对升麻命名也作了解释：“其叶似麻、其性上升，故名。”这是一种想象和附会的名词解释，是不够严谨的。但这不仅是李时珍一个人的误会，恐怕说升麻有升举阳气作用的发明者张元素，他的“神悟”恐亦由此而生。我在早年学医时，亦奉元素及后世诸医家附和之说为金科玉律。其后，读书渐趋深入，阅历亦与年俱增，通过自己长期的大量的实践验证，才始知道升麻升提阳气之说是大可商议的。

我们试一捡《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有关升麻功用的记载，如“主解百毒，辟温疾，瘴气邪气，主中恶腹痛，时气毒疠，头痛寒热，风肿诸毒，喉痛口疮。”《药性论》则载：“治小儿风，惊痫，时气热疾。能治口齿风肿痛，牙根浮烂恶臭，热毒脓血，除心肺风毒热壅闭不通。”其他如陈藏器、日华子诸家亦均论述该药有解毒，治游风肿毒，口气疳之功。《本草图经》特指出“肿毒之属，殊效”。凡是宋以前的本草所载内容基本一致，都没有片字只语载述该药有升阳作用。

历代名医的处方中用升麻的，自仲景以下迄至《千金》《外台》《肘后》《小品》《圣惠》等方书，其主治病证为斑疹、咽痛、牙齿肿痛烂臭、疮疡、热毒下痢、蛊毒、壮热等证。如《岭南方》用于辟除瘴气；《肘后方》用于卒肿毒起；《直指方》用于喉痹作痛，胃热齿痛；《本事方》用于口舌生疮，悬痈肿痛；《千金方》用于热疿瘙痒和产后恶血；《至宝方》用于尿血；《外台秘要》用于解药毒；《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多用治时气瘟疫等等，宋以前方书，凡是用升麻的方，其配伍药一般都是与犀角、连翘、玄参、黄连、大黄、龙胆草、牛蒡子等等为伍，以共奏清火解毒，凉血除热之功。宋代名医朱肱就早有“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的记载。说明这两种药的功用非常接近，以上众多名医、本草、方书的记载，都与元素所谓升举阳气说是格格不相入的。试问有谁把升麻“升举阳气”和“扶助阳气”的作用曾经用犀角来代替呢？

我在几十年的临床观察中，用升麻的适应证，一般不外咽喉红肿疼痛，牙根恶臭腐烂，发斑发疹，高热头痛，谵妄，热毒下利以及疮疡肿毒等症。药量 15 克至 30 克，有时还可加重一些。治疗过大量患者，觉得升麻解毒、清热、凉血的作用是确切的，从来没有所谓“升提太过而致喘满”的情况发生，并且未见有发生什么副作用。通过长期的实践，深深感觉古代许多名医和方书、本草所载的升麻功用是朴素而可信的。张元素把它说得头头是道的论述，乃竟是模糊影响的臆测之辞。

我对升麻的主治作用的提出，也许会引起同道们的一些疑问，因为补中益气和升阳益胃等方，其中都用升麻以升清，在临床上确是行之有效的，我平素也很爱用这些方剂。照常理讲，既能行之有效，必然言之近理，一般地说，这句话是不会错的。但是我的应用升麻，不是取其升清之功，而是作为除浊之用，升阳益胃汤中本有芩连之苦降，我用升麻是加强芩连的力量，它与参芪术草相配，于培补脾胃中兼清湿热，是颇有意义的。何况在这方剂中芩连升麻都是用量很轻，故有所谓“升不过七”的说法，它与大量补脾培土药相配合，可起相反而又相成的作用，临床疗效也确实很好。正因为它是有效的良方，所以后世和近时的医家对张元素所称升麻升清之说多不加置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张洁古何以异想天开地说升麻能升举清阳？除了因为其药以“升”为名而误加推测外，古代方书并有用之于下利，故益以为是“升举”之故。他没有深考古代利与痢二字相通，痢疾的名称，直至宋代始常用。古代对热毒利称为热利，亦称下利，洁古没有把寒利和热利弄清楚，遂致望文生义，辗转附会，贻误直至今日。像张氏这样有学问的人，偶然在一个问题上略欠思考，就会发生差错。更不用说我们的治学须要何等审慎和郑重。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细微的剖析一下：即一是方剂的有效不能代表其所说药物作用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创造发明和臆测杜撰严格区别开来。对评论古人也不要因为他有些差错而把他的贡献全部否定，洁古在药物的归经理论和升降浮沉学说都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决不可因为升麻一药之误而把他一切抹煞。同时又不能因其在医学上有巨大成就而遂把他的论述无选择地盲目崇信，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学问者所当注意的。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句名言，无疑是我们很好的座右铭。

张仲景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医学家，他为中医学奠定了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的基础，闪耀着中医学的光辉特色，其卓越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中医界人士为了怀念他的功绩，同时还想了解一下他的身世，这是很自然也是很必要的。可是，一说起仲景生平事迹，就会使医史家们感到困惑，因为在汉代以及汉以后的史书中有关他的记载实在太贫乏，除了其姓名和籍贯南阳尚无争议之外，其他各种经历，多付阙如。特别对张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一事，迄今成为中医人物史上的一大疑案，虽然众说纷如，但是谁也不敢作出最后的结论。今就此问题略抒浅见，以与同道商讨。

考仲景当过长沙太守的记载，就现存较早的资料来说，是宋林亿在他所校勘的《伤寒论》序中提到过，其内容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群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林亿作序资料的依据，是引自唐甘伯宗《名医传》。今查《唐书·艺文志》中确有“甘伯宗《名医传》七卷。”此书在宋代尚存，《宋史·艺文志》中亦录有甘伯宗《历代名医录》七卷。在宋周守忠的医著中亦时加引用。此外，宋代的著名学者如陈伯玉、马贵与、晁子止等也各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称过。以上这些载述的原始资料，俱源于唐甘伯宗的《名医录》。而甘氏之书早佚，他所记述仲景守长沙之说究竟依据何书，再也无法向上追溯。我们如果用校勘学的方法，采用本校、他校及理校和用考据学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则判断结果，仲景做过长沙太守的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自宋以后的医家，称张仲景为张长沙者颇多其人，清代元和陆九芝并为之补作传记，传中肯定了他官长沙之事；陈修园则径称仲景方为长沙方，并有《长沙方歌括》的书名；汪琥则称仲景为长沙公等等。然而也有人认为仲景任守的是南阳太守，刘河间就持有这种称述。尽管后世医家对仲景守长沙之说，多已耳熟不疑，但他们的最早资料，都不外于《名医录》，如果甘氏《名医录》所载未为信史的话，则后此众多医家的沿误附会，都将会迎刃而解。然而要否定甘氏的记载，亦谈何容易，我们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和比较可信的资料，可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最近，有关这一疑案，出现了一个新证据，即在南阳发现张仲景墓古碑，据说为东晋咸和三年（公元 330 年）的古物，并经过了有关专家进一步考证过。碑上刻有“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十一字。这个新发现，对于仲景官长沙之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有力的支持。我在去年曾到过南阳，并亲自观察了这块墓碑，经过我再三研究以后，觉得墓碑为东晋古物之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这块碑文上所刻的字出现了很大的破绽。虽然仲景对中医学曾经作出巨大贡献，但是在有宋以前的医家，包括两晋、六朝、隋唐的许多医籍的载述中，仲景还都没有被带上“医圣”的冠冕。直到明代，仍有不少医家还把他跻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等同一行列，没有把他提到“大而化之之为圣”的崇高地位。如明代医学家李中梓就将仲景与刘、李、丹溪等相提并论，其评价仲景是“自成一家言。”如说：“如仲景张机，守真刘完素，东垣李杲，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并谓“伤寒虽繁剧之症，仲景倡论于先，守真补遗于后。”他置仲景与守真于伯仲之间，可见李中梓没有视仲景为医圣。李中梓的这种看法，代表了明代不少医家对仲景的评价，例如明代王节斋的《明医杂著》中也说：“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王氏并谓“四子之书，初无优劣，但各发明一义耳。”故当时不少医家曾把仲景与金元数家等量齐观，没有把张仲景提高到“医中之圣”的位置。当然，厕仲景于守真、东垣、丹溪之列，我认为是拟于不伦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即仲景之称为医圣，直到明代，还没有得到医家的一致公认。而在两晋六朝隋唐的医家论著中，称仲景医技高超者很多，但是对于医圣的称号，则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

尊仲景为医圣，在南宋初期已有一些医家提出。如宋代许叔微曾说：“不读仲景书，犹为儒不知有孔子六经也。”许氏之意，以孔子为圣人，六经为儒家经典，仲景的著作乃是医学上的经典，其尊仲景为医圣之意，溢在言表。嗣后，严器之亦称伊尹与仲景为“先圣后圣”，刘河间也有“仲景者，亚圣也”之说。及至清代，则仲景为医圣，渐为众口所归，如张隐庵说“仲景犹孔子”。陈修园说《伤寒论》方“非圣人不能作。”周扬俊说“仲景，医中之圣人”等等。但是我们从历史医籍予以考证，则医圣之号，最早未越宋代，东晋时期仲景哪来医圣之称，载籍具在，文献可征。故墓碑上所刻文字，显非晋人之笔，估计最早不会超过宋元，很有可能还再后推一些。故若以此碑刻为仲景守长沙的佐证，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

根据史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所载，在汉灵帝中平四年时任长沙太守的是孙坚，嗣后孙坚战死，苏代继领此职。近人丁福保对于仲景官长沙之事，曾从有关史料作过较详考证。丁氏在其所著《历代名医列传》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兹节录如下：考灵帝时，孙坚守长沙，及袁术有南阳，以苏代领长沙，建安三季，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二郡叛刘表，羡卒，子怿嗣为长沙太守，刘表并之，以韩玄为长沙太守，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曹公平荆州，曹后败于赤壁，韩玄降蜀，先主又任廖立为长沙太守。丁氏最后结论：“灵献之间，似无仲景守长沙之日也。”今考廖立任太守是在建安十四年，以后吴蜀交恶，吴将吕蒙袭荆州，长沙遂为吴国管辖，仲景为中原势力圈内人物，自更无担任太守之可能。也曾有人认为张仲景守长沙，当在灵帝建宁年间，以建宁时大疫流行，而在献帝时无大疫的记载，此说亦殊未妥。首先因为这一推测，与皇甫谧所载仲景见王仲宣的时间对不上头，虽然皇甫氏记载仲景预测王粲“四十当眉落”之说，近于煊染失实，但毕竟得有这段张王二氏相晤之事。再则建安年间谁说是没有发生疫病？陈寿明载当时魏国军令：“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当赤壁之战，亦有“于是大疫”的记载。魏志记曹丕亦有“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之语，均可为证。况建宁年号五年即已改元，这与仲景本序“犹未十稔”之语，亦未见吻合。

此外，另有以为张羡即张机，两者为同人异名之说。我们且一检史书，张羡于建安三年叛刘表，表乃遣兵攻羡，羡病死后，予怿继任其职。所以理测，张羡处于身陷重困，戎马倥偬，困守危城的险境，哪有安详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时间和心思。何况仲景自序说“犹未十稔”，则最早也应在建安七年、建安八年，而据史载张羡病死是在建安五年前后，在时间上亦殊不合，故认机、羡为同一个人之论，也是不恰当的。余杭章太炎对此亦有论述，他说：“意者，先在荆州与仲宣遇，表既并怿，仲景始以表命官其地，则宜在建安七年后矣。南阳张氏，世为甲族……其与羡怿或为同宗，表亦无所忌。”这是章氏先在肯定仲景曾守长沙的传说基础上而作出的臆测之辞，并没有什么文献的依据，他远不如丁福保所说“刘表并之，代以韩玄”确切可靠。故丁氏认为“灵献之，似无仲景守长沙之日”的论证，是较为客观的。

一般地说，考证一个人物或一部文献，其旁证资料以年代愈近者愈佳，因相距未远，见闻较为可信之故。今考与仲景相距年代最近的医家和医书，首先应推晋太医令王叔和。高谌《养生论》称：“王叔和性沉静，好著述，考核遗文，采摭群论，撰成《脉经》十卷，编次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应该说，叔和对仲景的生平情况，是了解最多的人。仲景书传至今日，其间几经散佚，然而在叔和编次时可能是比较完整的。至今《脉经》中还保存了不少伤寒论遗文，《伤寒论》中也掺有叔和之语。可是，他在《脉经》序中只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脉经》中引用的仲景论述，亦在章节后标明，如“右《素问》、《针经》、张仲景”“张仲景论脉”等等，从无一次说仲景担任长沙太守的记述。皇甫谧是晋代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其距离仲景的时间也很近，仅次于王叔和。他曾称“仲景垂妙于定方。”在皇甫氏《甲乙经》序文中曾叙述了仲景见王仲宣一段事迹，并接着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皇甫谧这篇序文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古代封建社会里对做过官的人和称为编户的平民，是不同称谓的。古代文献早有“以吾从大夫之后”的话，两汉魏晋以降，无不如此。陈寿《吴志》所载“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之说，表示其身份属士大夫一流，比平民有所不同。据此，我们试看皇甫谧这篇序文中，凡是称做过官的人，常先举衔而后称名，如称侍中王仲宣，祭酒刘季琰，对王叔和则说太医令，称淳于意且止举衔而不名，都是同一体裁。按照此例推论，如果仲景确实做过太守，皇甫氏一定会大书特书太守张仲景，而决不会轻易略去的。

有“才堪国史”之称的葛洪，也是晋代著名医学家，他曾称颂过“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的妙术，但也没有说他做过什么官。以号称“山中宰相”的梁代名医陶贞白，能造“浑天象”而性好著述，在其所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载述：“昔南阳张玑，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按玑、机二字古相通。可见陶氏亦熟知仲景者，而亦未说太守之事。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博极群书，魏征修国史曾“屡咨所遗”。他赞扬仲景“候色而验眉”的高超医技，并称颂仲景治热性病的成就，如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医浚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并批评了当时医林流弊：“常见太医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孙氏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还两次引称仲景，却没有一句提到做太守的事。久知弘文馆图籍的王焘，曾读过“广厦之不容”的书，在其所著《外台秘要》中曾屡次引载仲景伤寒论内容，却也没有说他曾经做过太守。

以上所举医家，统是学问淹博，熟于掌故，广见多闻的学者，皆是甘伯宗所远不能望其项背的。而在他们的所有著作中都全没有提及仲景守长沙的事。甘氏异说独创，《名医录》的记载很可能采自稗史野说或者因羡与机之讹而误，对此，当然我也不敢武断。然从现存书籍引用《名医录》的资料来看，其中确有不少妄诞的记载。何况古代“说部”中对仲景是有不同传说，如北宋方勺的《泊宅编》竟称八味丸乃“汉武帝渴，张仲景为处此方”等。伯宗所采用的资料是否与此相类，本人认为是很可怀疑的。

上述种种，都说明仲景守长沙之事，无论史书和古医籍中都没有一语涉及。相反，我们若用“理校”法探究，则更可说明他没有做过官。从《太平御览》中所引何颙别传有述：“何颙南阳襄阳人……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名医。”考汉末仕宦人士通习，是很注重韵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叫做“韵”？所谓韵，是指风度的意思。王俭在他的文章中有“韵宇弘深，喜愠莫见”之语，“韵”在这一时期的理解，寓有风神飘逸，议论高玄，故作旷达之态，善为便给之辞的含义，汉末士大夫有不少都是通过韵的相互标榜而入仕途，也是一批文人借以揄扬推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恺也。”仲景为人在何颙看来缺乏这种条件，因而推断他难登仕途，由于其用思精，故何氏说他将做名医。如果仲景以后确实做到太守，则古代太守与方技，名位悬殊，何颙品鉴人物，可谓不验已甚，而作何颙传的必不会说“卒如其言”。并称颂“颙先识独觉，言无虚发”。我们试从文意及辞气上体味一下，就会觉得怡然理顺了。

的确，仲景对于当时仕宦的鄙视和淡漠的态度，也是同何颙别传的内容相符合的。张氏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对当时一批官僚是狠狠地加以抨击的。序中曾怪当今居世之士，“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以及“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蒙蒙昧昧，蠢若游魂”。请看仲景对当时的仕宦是持何等厌恶的态度！他对一些企踵权豪的人，申斥为“蠢若游魂”，而当时的太守、刺史等官，正是处于权豪地位，如果仲景自己当上太守，那不仅是“企踵”而是“身踵”，仲景不是在讥骂自己吗？仲景自序中还反复申述和痛斥那些“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这种可恶又可怜的情景，而谓仲景在唾弃之余，自己却“以身蹈之”呢？仲景的言行会如此其相反吗？这是我们所不敢想像的。

其实，我们从仲景对医学上的巨大贡献，也可以看出他是竭尽毕业之心力的。像这样一部撰述丰富，继往开来，奠定辨证论治基础的巨著问世，总结了汉以前医家的众多经验和理论以及他自己的临床实践知识，其成就决非旦夕之功，它也决不是热中于做官的人所能做得出如此卓越的贡献。仲景不是自己早已明白讲过“宿尚方术”的话吗？“宿尚”就表示一贯研究，正是因他求学之勤和用思之精，绝意仕途，心无二用，才能有这样高深的造诣。凡事“有所济必有所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根据以上论证，无论从历史文献、古典医籍及人物传序等资料中分析，都很难找出仲景曾守长沙的事迹。甘伯宗《名医录》所载既缺乏旁证，又于理欠协，未足列为信史。如果我们找不出其他确证的话，本人认为，与其说他守长沙，毋宁相信他自序所述不“名利是务”，而“宿尚方术”的恳切之言。

说仲景没有做过长沙太守，并没有丝毫损害他的光辉形象，因为这与他在医学上的卓越贡献是完全不相干的。相反，他不汲汲于名利，而孜孜于学问，这种高尚纯朴的精神，更是值得后世的敬仰和学习。

仲景虽然不肯竞逐浮荣，但是他却饶有才华。唐代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中曾说：“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近人章太炎未察元则为何人，径以元则作元化，且曲解《史通》原文。其实，元则乃是魏国的桓范，时有智囊之号，仲景博学多才，与桓范智相若而才相称，故刘氏以二人并举。说明仲景不仅在医学上有其不朽的贡献，他还是一位博洽多闻，敝屣尊荣，名重中原的学者。

中医学不仅具有丰富经验，而且还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它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巨大贡献，特别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决不是偶然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我国古代灿烂的科学文化和丰富的医疗实验的相互结合，是奠定这个医学的坚实基础。中医学丰富内容中还蕴藏着人体中许多秘奥的线索，它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使它更加迸发出绚丽的光辉。

在科学发展史上，任何一门学科或技术，它的发展，都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历史的背景密切联系着的。正如一位出色的学问家的成就一样，固然离不开他本人的勤奋努力，而同时还必须积累无数先哲的智慧和吸收同时代各门有关学科知识的渗透，这样才能使他作出卓越的贡献。世界上没有“遗世独立”而能够作出伟大创造的人。著名科学家牛顿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在科学上有发明创造，只是因为我站在别人的肩膊上。”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我国医药学之所以被称为伟大宝库，也同样除了医学本身的长期实践知识积累之外，它还同古代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渗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人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仅在医学上是高超的，在其他各方面也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它们各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结合和促进，从而为创建中医学宝库具备了条件。

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本文只能举几个学科中的一些内容，举例加以论证。

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无论是农耕、游牧或浮海为生的民族，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必须首先了解方位、历数和气象的变易，认识星宿和太阳的位置，从四季的变化而安排其生活，这正是天文学成为最早发达的科学的原因。我国是天文学发达较早的一个国家。空间和时间是天文学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我国在 2400 多年前的文献中已经对它下了明确的界说：“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二十篇，《汉书·艺文志·杂家》）当然其认识的时代，还远远早于文献记载的时期。而西方则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只有“三元空间”的概念（《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有关五星行度的测定，早在汉代的“三统”、“四分”、“乾象”诸历中，其所测得的行度和会合周期，都和现今相差不远。例如，木星（即岁星）在汉代测得 11.87 年为周期，而在 2000 年后的今日的精密数值为 11.86 年，相差极小；从四分历中所测水星的会合周期为 115.87 日，同现今的测定数值基本相符，是颇为惊人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日中黑斑，我国在公元前 28 年起直至清朝，历代都有记载，而西方则在 1607 年的著名天文学家刻卜勒当他看到黑斑现象时，还认为是“水星凌日”（《竺可桢文集》）；二十八宿的认识，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氏断言为发源于中国（《竺可桢文集》），从殷墟甲骨文的材料中亦足以证明其论点。如此等等，都说明我国古代在天文学方面已有辉煌的成就。

天文学的发达，同时也推动了历法学的进展。仅就历法的种类计算，从黄帝历至太平天国的天历为止，已达 102 种之多（朱文鑫著《历法通志·历法总目》）；阳历的发明，过去总以为是由西洋传入的。其实，我国在 3000 年前已早有认识。《书经·尧典》说：“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所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乃阴阳历并用。我国在春秋中叶，已知道 19 年七闰的方法，日本新城新藏氏并推断我国在公元前 7 世纪已能创用土圭来观测日影，以定冬至和夏至的方法。（《竺可桢文集》）故在《孟子·离娄》中有“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之说。古人称冬至、夏至为“日至”，说明在战国时期我们测阳历年已极有把握，可见当时的历法是非常进步的。天文、历法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当时的数学水平。

我国在 3000 年前已知道以黄昏星宿的出没而定一年四季的方法，这从殷墟甲骨文、《尚书》等等的记载中可以证明。《礼记·夏小正》中指出了初昏时候斗柄（北斗星）的方向与时令的关系；《鹖冠子》中更明确记载“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等以斗柄方向来测定四季的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二十四个节气趋向确定，分至的启闭定期风云的记录，以及桃李开花、候鸟来往的观察都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竺可桢先生曾说，从西汉以来我们的气象知识从三方面发展着：①观察范围的推广和深入。②气象仪器的创造和应用。③天气中各项现象的理论解释。以上我们粗略地列举我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例子，只是借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多方面都有伟大的成就。

天文、历数、气象等知识的进展，为很多学科提供了丰富知识和极大启示，对医学来说，当然也是影响很大的。例如：《左传》中记载秦国的医和已提出“六气”致病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里的“四时、五节、六气”的病因概念，“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及“天人相应”的思想等，都已经开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先河。归纳起来，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天文、历法、气象等学的发展给中医学的产生有如下几方面的明显影响。

（1）天文学中的天地、日月分阴阳，五星的运行，就为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2）气象的异常变化，对中医学中外感六淫理论的萌芽有很大关系。

（3）由于古人“观象授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农药同源”，又促进了中药的发展。

在古代哲学思想中，用阴阳的变化来说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管子·四时》中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庄子》也说：“易以道阴阳。”而在阴阳的具体概念方面，则认为阴阳是统一在每一事物中的相互对立的两种物质势力，各有其特性，相互间不断消长和转化着的。有关阴阳的具体特性，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阴阳的相对性：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系辞上》）“道”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2）阴阳的属性：根据事物内在或外在的不同特性，把事物分为阴阳二个方面，如“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吕氏春秋·重已幅》）“……扭阳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金”（《山海经·南山经》），“阳气胜则散而为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淮南子·天文训》）等等。

（3）阴阳的升降离合：如“太一出二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纯纯，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吕氏春秋·大乐》）。说明阴阳升降离合是事物运动的基本形式。

（4）阴阳的胜复消长：如“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日盈而匡”（《国语·越语》）。说明阴阳胜复消长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

（5）阴阳互根：如“万物负阴而拖阳”（《老子·道德经》），“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吕氏春秋·谷梁传》）等。

有关古代哲学思想中的这些阴阳观点，在《内经》的医学理论体系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广泛应用于医学的各个领域。

在阴阳的总的概念方面，《内经》中也强调阴阳的相对性和无限可分性，同时也把阴阳作为人体生老病死变化的基本规律。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其中“万之大，不可胜数”的思想，即受到天文学中的“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影响，说明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此说在现今最新科学上得到了印证。《内经》中非常重视《太始天元册》一书，明显地说明天文学在医学上的渗透。

阴阳用于说明人体组织结构及其他事物的属性方面：如“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中脏腑之阴阳，则脏为阴，腑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阴中有阴，阳中有阳”，“人身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厚者为阴，味薄者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之阴”，以及经络分阴经阳经等等。

阴阳用于说明生理功能方面：如“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敏，气立如故”，“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阳化气、阴成形”等等。

阴阳用于说明病理病机方面：如“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从阴阳则生，逆阴阳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等很多记载。

其他，阴阳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如“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及“谨熟阴阳”等等。

从以上可见，有关阴阳的属性、阴阳的升降离合、阴阳的胜复、阴阳互根等方面的概念，一经渗透到医学领域中来，便与医学的具体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保留了阴阳的高度概括的哲学概念，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发挥了纲领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与医学内容结合在一起，已成为人体中的某些物质概念和医学的基础理论，因此，实际上已成医学中所特有的阴阳学说。

关于五行，是古代的一种朴素唯物观念，古代思想家用作事物及其属性的归类和演绎。五行，开始是作为生产和生活的物质提出来的。如“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文七年》）。随后则运用于天文五星和历法方面，如：《管子》卷十四载有“睹甲子木行御”、“睹丙子火行御”等等。又如“……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二十五年》）。在这以后，五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唯物观，在具体概念中有以下几个方面。

（1）构成物质的五种元素：如，“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等。

（2）五行作为事物及其属性的归类：如“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尚书·洪范幅》），“民有五气：喜、怒、欲、惧、忧”（《逸周书·官人篇》）等。

（3）用五行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事物的内在联系，即所谓相生相克的关系。如“天有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等等。这些都是诸子百家关于五行理论的概述。

至于五行学说在医学上的渗透，在《内经》中的论述和运用也很为广泛，既作为人体内外组织脏器属性的归类和演绎，又用以说明生理、病理和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等等。其他类似的归类法在《内经》中比比皆是。

五行的生克乘侮则是主要用来说明各组织器官和功能的内在联系的。例如：“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则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胜至则复，复已而胜，不复则害”，“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其他在《素问·宣明五气》中提到：五味所入，五气所病，五精所并，五脏所恶，五脏化液，五邪所乱，五脏所藏，五劳所伤，五脉应象等；在治疗上，如《难经》说：“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后世的“培土生金”、“扶土抑木”等治法，都是受到五行生克原理的启示。

总之，我们从《内经》中可以充分看到阴阳五行学说在形成医学理论体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内经》接受了阴阳五行学说中朴素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内容，把它与医学密切结合起来，使原来散在零星的有关生理、病理、病症方面的认识加以条理化，并逐步了解其内在的联系。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相结合，产生了具有整体观点和辨证论治这一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精、气、神在中医学中被认为是一种生命物质，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内经》中精气神概念的产生同样受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家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渗透和影响。

（1）气或精气是指无形的精微物质，如，《庄子·至乐篇》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公羊传解诂》在解释吕氏春秋时说到：“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管子·内业篇》中说：“精也者，气之精也。”以上所称的无形、无生，都说明了气的物质概念，是有形物质的原始状态。

（2）一切有形之物都由无形之气变化而来的：如《庄子·至乐篇》说：“杂乎芒芴之间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易纬·乾凿度》也说：“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分离，故曰浑沦。”这种有形之物来源于无形之气的朴素唯物的观点，引申到人的形成，当然也离不开气。如《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在《管子·内业篇》中又说：“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渊不涸，四肢乃固，泉泉不竭，九窍乃通。”在《梦辞·远游》中也有“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之说。

（3）神是指宇宙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如《说卦》中指出：“神也者，妙也。”所谓“妙万物”，荀子曾作过确切的解释，《荀子·天论》说：“列星随旋，明暗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这正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而言。

（4）神又是最精微的一种物质：《管子·内业篇》说：“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论衡·订鬼篇》中说：“阴气生为骨肉，阳气生为精神。”对此，后世的解释更较明确：“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张载《正蒙神化》），“气外无神，神外无气”（程灏《遗书第十一》），“气者神之母，神者气之子（《云笈七签·神气养形说》）。这就很清楚地说明，神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神”的概念，历来存在着唯心和唯物之分，而上述二方面所称的“神”则是物质性的，也是合乎科学的，这当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这些精、气、神的观点，在《内经》中有充分的反映，只是在概念上更加紧密地联系人体的特点，叙述其在生理活动方面和疾病的发生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于精气神的医学概念，在《内经》中有了引申和发展，包括了精、气、神、血、津、液、荣、卫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血气者人之神”，“荣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可见，精、气、神、血、荣、卫、津、液等都是物质性的东西，它们之间只有精粗之分和存在形式及作用的不同。

精、气、神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与人体的生成、发育、衰老及防御外邪的侵袭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气而藏之……”“夫精者，生之本也”，“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在《内经》中还有真气、宗气等内容，其概念和作用虽有不同而均属于精、气的范畴。至于脏气、经气则是表示脏、腑、经络中精气的特殊生理功能，这里不详叙述。

精、气、神作为人体的生命物质，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因此，它的异常变化必然导致许多病理现象。下面举例说明：“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又如在《素问·调经论》中又有神有余不足，气有余不足等的症状记载，其他许多篇幅中谈到许多脏腑、经络的病变，不少是与精气有关的。

正因为重视精、气、神的作用，所以《内经》中也强调对精、气、神的保养。如，“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积精全神”，“形不足，温之以气；精不足，补之以味”等等。

从上可知，在诸子百家哲学思想的渗透影响下产生的中医学的精、气、神生命物质的理论，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了上述的阴阳五行学说及精气神物质概念的基础，再与在医疗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对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辨证和治则的认识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医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藏象、经络学说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它把阴阳五行学说、精气神的理论与人体组织器官结合起来，阐明各脏、各腑、各条经脉的生理功能及联系，脏腑与体表、孔窍的关系，各脏腑、经脉的病理变化及相互影响，脏腑经络病变与病邪的关系，以及脏腑、经络病变的病机，症状和治疗，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整体观点和辨证施治的特点，历代医家运用了上述各种理论，对广泛的疾病进行治疗，取得了显著卓越的效果，并在历代医家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高度科学性和实践性，是为几千年来的医疗实践所证明了的。

《内经》亦被后人称为医经，是中医学的古代理论典籍。虽然其中也载有少数方药和较多论述针灸的内容，而主要则是阐述中医基础理论。所以汉班固有“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的评述。其书流传数千年，直至今日，仍对中医的临床实践和养生保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由于本书在中医学上占有的地位，故历代以迄近时医家对其成书时间、真伪沿革和时代背景等，作了大量考证工作。不仅医家，古代很多著名学者，如司马光、程灏、邵雍、朱熹、陈振孙、王应麟、胡应麟、郎瑛、方孝孺、宋濂、姚际恒、杭世骏等均加论述，所见各有异同。今就上述问题略述一些浅见。

《内经》成书年代问题，历来有多种说法，除极少数人真个当作坟典外，有的说是春秋战国时人所作，有人以为成于战国末、秦汉初，有说作于西汉，也有少数人认为到东汉才始完成。我觉得除了医史学家需要广征博引，详加论证以外，一般从事医学的人对于《内经》主要应研究其医学内容和实际价值。至于它的成书年代，略识梗概可矣，不必过于深求。特别是本书不是成于一个朝代和一人之手，其中资料来自很多方面，如果执其一端而遽行判定其成书年限，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因为《内经》的成书，有它收集、缀补、沿革、增广的漫长时间，成书的过程和成书时间，不能划等号，成书后又经过后人的纂修、整理和改易，亦当区别。我们对此先应有个基本认识。至于《内经》这本书大致上成于何时？则可从本书所载内容加以分析。

《内经》是汇集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当时医学资料而成书的。今先举本书对“心”的论述为例。

《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这段论述，同《管子》《孟子》《荀子》有关内容相较，几乎如出一辙。

《管子·心术》：“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援而用之，殁世不亡。”

《荀子·天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也，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另如《内经》中描述古代质朴生活的文字，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同《老子》之盲，基本一致。

《老子》：“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我无欲而民自朴。”

《内经》中有关养生的论述，如《素问·上古天真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老、庄所述内容颇多相同。

《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庄子·达生》：“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在其《刻意篇》中：“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又在《天下篇》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遣是非与世俗处。”庄子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即《内经》中“独立守神”之意。

又如《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亦与儒家、道家论述不可分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本。”在五行方面，《素问·金匮真言论》中有“其味酸，其类草木；其味苦，其类火；其味甘，其类土；其味辛，其类金；其味咸，其类水”之说。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内经》中富有人与自然相参的思想。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灵枢·刺节真邪》：“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也。”这些经文，渗透了《易》《老》之言。如《灵枢·本神》所称的“长生久视”一语，即本于《老子》。他如：

《易经》：“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庄子·天运》：“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内经》中所载许多内容，还与《列子》《孙子》《左传》《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书文字多有雷同。如：

《素问·脉要精微论》：“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在《列子·周穆王》中有“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焫，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可说二者基本一致。

《内经》中文字还有与《孙子》相同的。如《灵枢·逆顺》：“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在《孙子·军争篇》中有“无要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又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在《孙子·兵势篇》：“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内容大致相似。

《内经》文字与《左传》亦有类同。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左传》：“先生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其中。”内容略同。

《内经》与《吕氏春秋》的文字亦多类似。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吕氏春秋·尽数篇》亦有“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文笔极为相似。

《内经》还有与《晏子春秋》相同之处。如《素问·四气调神论》：“渴而穿井，战而铸兵。”在《晏子春秋》中亦有“临难而遽铸兵，噎而遽掘井”之言，内容一致。

《内经》中还羼有秦汉的东西，如“黔首”、“租税”、“宦者”等似属秦代语言，并有与汉代文献雷同的内容。所载岁运，亦似前汉初期的历法。然而从其书中载述的主要内容和引征资料以及文章语辞分析，则似最可能为战国时代产物。我们对《内经》的成书过程，是否可以这样认识：在殷周已启其端，春秋渐奠其基，书则底定于战国，而最后完成于秦末汉初之间。至于后此历有补苴、窜易、改编，则是另一回事，不能作成书论。

按《黄帝内经》的名称，首见于《汉志》。但只说其书有十八卷，没有《素问》《灵枢》之目。汉末张仲景序中始有“撰用《素问》《九卷》”的记载。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唐王冰亦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也。”皇甫氏博综群书，其说当有所据。王冰亦为研究《内经》的专家，语非等闲。故《素问》属于《内经》的组成部分，历来医家、学者，多无异词。虽然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谓素问今又称内经，然《隋志》止名素问，盖黄帝《内经》《外经》五十五卷，六朝亡佚。故后人缀辑易其名耳。”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素问》系于《内经》者非是，或后人得《内经》而衍其说为《素问》，亦来可知。”持《内经》已亡佚而后人“缀辑”或“衍其说”以成《素问》之说的，还有一些人。亦无非以《黄帝内经》为坟典著作，辞义必然古奥质朴，而《素问》文字，则敷陈繁富，故有补缀或衍其说的论证。而究其辞意，则犹未离《内经》之旧。后世对《素问》隶属于《内经》的看法，分歧不大。又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推翻皇甫谧之说，故对这个问题，似已无庸多论。

至于七篇大论为王冰增补，其言出于王氏自述，自无疑问。七篇内容虽与《素问》其他各篇文辞不类，要皆为古代医学重要资料，非王氏杜撰。王冰治学态度谨严，如其自说：“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度为先秦或汉初作品。七篇有关五行论述似与《淮南子》《春秋繁露》有别。

考《灵枢》一书，较为晚出，历代学者对此争论较多。因今所传本，出自南宋史崧。故赵希弁在《读书后志》中即提出本书系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传中抄出之，名为古书也”的疑问。元吕复则认为《灵枢》之名，汉、隋、唐的书目皆不录，隋有《针经》九卷，唐有《黄帝九灵经》十二卷，《针经十二卷》，如果九灵即针经，不应二书同见。他怀疑王冰改九灵之名为《灵枢》，故以为《灵枢》有别于《针经》。清杭世骏则承吕复之说，并进一步认为：“余观其文义浅短，与《素问》岐伯之言不类。又似窃取《素问》之言而铺张之，其为王冰所伪托可知。”但是，古今不少医家和学者则不同意上述论点并发表了很多精辟见解。我也觉得对《灵枢》的真伪问题有澄清的必要。兹总结归纳有以下几点。

（1）《针经》《九卷》《九灵》《灵枢》，基本上是一本书。它们只是在编次上或有不同，以及在某些文字上稍有差异而已。古代簿录，一书而列有二名或数名的很多，这是研究目录学的一个普通知识。不能因其名称不同或卷数有异而遽判定为两种不同的书。论证一部书的异同，应从有关资料进行分析。

（2）皇甫谧所称《内经》中的针经名称，不是他杜撰。《灵枢》中早有“先立针经”的记载。《甲乙经》中所称引黄帝的内容，多为今本《灵枢》的文字。可见《针经》与《灵枢》初无二致。所以王冰称《灵枢》即是《黄帝内经》十八卷的另九卷，其说当是汉晋以来的旧称，绝非王冰臆造。林亿新校正称：“考今《素问》注引针经者，多《灵枢》之文。”《玉海》称《灵枢》《针经》二书“大抵同”。可谓二者实为一书，或仅编次稍异。

（3）《灵枢》一书，并非始见于史崧。宋仁宗时掌禹锡、林亿、苏颂等校正医书八种，《灵枢》为其中之一，说明北宋时存有此书。见《苏魏公集》。又“灵枢”名称，亦非王冰命名。《中兴阁馆书目》载“灵枢经九卷，杨上善序”。可证。

（4）杨上善著有《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其中引载《素问》和《灵枢》的医学论述，均属于《黄帝内经》的内容。可见《内经》一书本来就是《素问》和《灵枢》二部分组成。

（5）《灵枢》又称《九卷》，不仅汉张仲景有此称谓，如《外台秘要》等书引载，亦有称《九卷》，其所论述即为灵枢亦即针经的内容。这很可能因《素问》九卷中第七卷早亡，故《甲乙经》说“亦有所亡失。”梁《七录》载明“止存八卷。”则命《针经》为《九卷》，似乎是与《素问》的八卷相区别而有此称。

（6）《九灵》亦实即《灵枢》。按林亿等在素问新校正下有“按《隋志》谓之《九灵》，王冰名为《灵枢》”的载录。虽九灵易灵枢名，非始自王冰，但由此可见其内容是相同的。针经何以易名为灵枢或九灵？很可能在六朝时改易。不仅医书，凡其书托名黄帝或老子、庄子书常被改名，如《老子》称《道德经》、《庄子》称《南华经》等。《道藏》中尽多《玉枢》《神枢》《玄枢》等书。在《通考》中亦载有《灵枢神景内经》及《灵枢道言发微》等。灵枢、九灵之名，因托名黄帝，疑被黄冠所改。《素问》因已属道家名称，故仍旧。

（7）《灵枢》与《素问》成书先后问题？我认为《灵枢》成书较早。因为《素问》中有多处引用《灵枢》原文，还有专篇解释《灵枢》医理的。《素问·八正神明论》明确提出：“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可证。另如《素问》的“针解篇”和“离合真邪论”，都是解释《灵枢·九针十二原》的。《素问》中类此情况很多。

（8）说《灵枢》文义浅短，不类素问之论，亦属偏面说法。《灵枢》《素问》的文辞，都有浅短或精深的。但总的来说，《灵枢》文辞比《素问》要简奥精妙一些。如《灵枢》有“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文字简赅有古意。《素问》同样论述这个问题，就繁琐粗浅得多。

当然，《灵枢》一书，别本不止一种，文字多伪夺，内容有亡佚。故有其他医籍引针经之文而不见于今本《灵枢》的，亦在所难免。原文既有佚失，而后世羼入的亦复不少。这些，都是整理研究古代医籍所当注意的。

中医学的丰富内容，主要蕴藏在两个方面，其一即流散在民间，举凡养生妙诀，诊疗要法以及秘方效药等等，往往师徒之间口口相传，除了自己的得意门徒之外，概不轻易传授他人，古代“禁方”之称，就具有这个意思。这些可贵的医疗养生经验，尽有不少保存在草野村落的某些人手中，所以古人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话。历代不少名医，常乐与一些草泽铃医或渔、樵、释、道等人交游，并能虚心向他们请教，从而获得许多宝贵医药知识。另一方面，史书上记载某些有学问的医家，把他一生勤苦采访所得的医学知识以及经过自己亲身验证的理论与方药，载之篇什，流传后世，以造福广大人民，像孙思邈所编撰的《千金方》和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两部医籍，就是很有价值的医药学文献。这两位医学大师除了自己精心苦研之外，曾经广泛接触过当时社会的各类人物，他们都具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服膺取决”的好学精神，并把辛勤获得的医药知识，著述成书。这两部著作所以能成为中医学中的瑰宝，正是因为书中收载了广大群众的丰富医疗经验之故。

由此可见，流传在民间的经验和遗留于后世的文献，原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然而采风访贤之举，谈何容易，除了怀着虔诚心愿去采访勤求之外，还得具备其他条件，故虽有不少医药宝贵经验遗落民间，未必便能找觅到。这样就显得从文献中去发掘宝藏的工作，更具有重要意义了。

中医文献的阅读研究，既有这样重要，但要阅读钻研的好，也不是太简单的，因为中医书籍浩瀚渊博，品种逾万，卷数有几十万卷之多，真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何况中医文献的绝大部分都是用古文写成的，其中有不少文义辞旨，都和现代语词不同，不仅阅读费解，有的甚至连断句和卒读都成问题。且历代医家的著作，各有它的特长和缺点，哪些是精华或糟粕，初学的人更是难以辨析。还有，历代医家学说纷如，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各部医书的论述并不是完全相同，有的甚至可以完全不同，究竟哪一部医书说的较为正确？又如，中医学上有不少医学巨著，其重点究竟在哪一部分？“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我们走上中医的“书山”去觅宝，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

由于上述的各种问题，使我们阅读和研究医学文献的效率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继承和发扬工作会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如何有效地阅读中医书籍，成为当前的迫切问题。现就阅读医书应注意的几个方面，略谈我的点滴体会。

中医书籍，撰述有繁简之分，辞义有深浅之别。初涉范篱者不仅对文词古奥的巨著，将会头绪茫然，望“书”兴叹，就是读到一本文字浅近的小册子，要想得其精髓，可也并不容易。所以阅读文献的第一个步骤，首先是要了解该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好比我们读近人著作，必先阅览一下“内容提要”，用以明了该书的一般内容和主要特点，而古代医籍是没有“内容提要”这个款式，如果要掌握它的基本内容，可从下列几方面去找寻线索。

要了解某部文献的主要内容，首先应对作者的生平有所知悉，例如作者生长的时代及当时社会背景、个人身世以及他在医学上的贡献等等。这样可以对所要阅读的书先有初步印象，并可以较易找到其著作中的精粹部分，而要了解上述内容，先读一下作者的传记，是大有好处的。有关传记这类内容，一般都载列在历代史乘中，可从各朝史书的艺术门、方伎传、人物志或者在医史专著中找觅，还要注意与医家同朝代或时代稍后一些的文人学者的专集中也往往可以找到有关医家的传记，包括其墓志、寿序之类。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探知作者的医技特长所在，然后在其书中某一方面多加注意，或作为重点来学习。查阅文学家专集，除了时代之外，还应注意地域性，例如清代钱谦益、朱彝尊、沈归愚；袁枚等人的著作中多载有与他同时、同地的各医传记，可以为我们提示某一名医的生平概况。此外，各省市的地方志，也是应该查阅的重要资料，现代医刊中的某些医家的生平考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线索，还有裨史、笔记等亦可供参考。

书录古称“簿录”，即相当于今之目录学。书录解题是古代学者对历代文献所作的内容提要。清代张之洞把阅读书目提要比喻为“今为诸生指一良师”。书目提要，多属综合性的，一般均列有医学门类；其中颇有一些精当的论述，书录解题中记载内容并有现存医籍已经散佚的资料。例如，在《四库全书提要》中所载张元素曾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之说，而张著的《医学启源》中无此语，亦未见于张氏门人的著录，然而《四库书目提要》的作者则必有所本，他决不可能向壁虚造。古代学者都很重视“簿录”的作用，如王鸣风在《十七史商榷》中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所以，我们在阅读某种医籍之前，先查阅一下各种薄录，每可了解该医书中的主要内容。

在阅读文献正文之前，必先浏览一下该书的序文、题跋、目录与凡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序文和题跋无论是作者自撰或别人所写，都对该书的基本特点有所说明，包括作者的时代背景和著述动机以及内容要点等。例如读过《伤寒论》中张仲景的自序，就知道当时急性传染病大流行，他的著述是依据《内经》《难经》的理论，同时广泛采集前代名方，并根据脏腑、经络学说而有所发挥，并批评当时医家“不念思求《经》旨”而只“务在口给”的陋习。阅读序文后，可对仲景的著书动机，时代背景以及立论依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如读《丹溪心法》，如先看一看宋濂等人的序文，就知道朱震亨的高风亮节和千里访师之诚，并可了解他曾对局方“昼夜是习”，正因他对局方有深切的研究和体验，故能对其书作出比较中肯的批判，还可从戴九灵的撰述中知道丹溪得朱子四传之学，从而知道丹溪的医学思想曾受理学的重大影响，并可窥知丹溪论病重在“湿热相火”。这样，对研究丹溪学说心中已有个底，学习就会方便得多。至于目录和凡例，则可以看出全书内容的梗概。

古代医籍中载述的内容，从词藻方面讲，除有些古奥文字外，大部分都是文茂理顺，修辞典雅，但也有某些医书的文笔比较拙劣，或者杂有妄诞的记载和粗俗的俚语。这类文献，如在表象上观察，最容易使人忽视甚至加以鄙弃，其实却有很多宝贵内容蕴藏着，颇有一点“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的味道。例如，在陶节庵的著作中有不少粗俗俚语，如“杀车缒”或“截江网”等题目，文字极不雅驯，常为学者所轻视，故章太炎对陶节庵的医著有“陋若陶华”之评。其实，陶氏著作中尽多心得体会，无论其论点、立方和用药，均有突过前人之处。医学乃是科学而非艺术，但求临床有效，即文字粗俚一些，亦无损其医学的价值。又如陈士铎的《石室秘录》一书，所列人物相距千百年而能彼此问答，可谓荒诞已极，然而书中独多奇验良方，读者决不可因噎废食，以杂有一些荒诞内容而即视为敝屣。宋窦材的《扁鹊心书》，他自称为“三世扁鹊”，亦语涉荒谬，然而其书中所论灸法和方药，特别是药物麻醉等，均饶有价值。在学习这类医书时，必须多加注意。同时，对于书中某些生僻或者比较奇特难以常理解释的内容，也往往会是作者最宝贵的实践经验之所在，在选择阅读时也要多加留意，不可草草滑过。选择资料，不可先存成见，更不可“逐大流”，虽不敢说独具只眼，而要做到“人誉之，必察也，人毁之，必察也。”例如，你要读《景岳全书》，如果先有《景岳新方砭》的成见，则必将使你入宝山而空返，只有通过曲径，才能窥见“禅房花木”。

各种文献，常有它的不同学术见解，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还有一个因革损益过程，因此，我们在学习某一文献时，应着重精读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对原著中的学术观点，某些词义以及处方用药特点等，必须沉潜玩索，先后印证，初学时尽量少看或不读后人的诠注，这样易于掌握其原书的真实含义，可避免歪曲真相。这对阅读古代经典或后世医著，都同样适用。有人主张学习《内经》《难经》和《伤寒论》等书，提倡读白文，这是一种可取的读书方法，因为后人注解，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徒乱人意，会使读者莫衷一是，只有自己对经文反复揣摩，细细玩味作者的用意，才能得其精义。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是很有见地的，如果遇到从原书中确实无法解释的问题，则可多从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中进行探索，因为时代相差愈近，则其所用名词、概念的含义大致相同，阅读理解可以较为近真。例如读李东垣的医书，其中有“阴火”一词，后世对此争论不休，如果将东垣的著作加以全面的反复推敲，再从金元其他医家有关学术论著中加以推阐，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李氏“阴火”的原意。至于后世的注解，在掌握原书的基本精神以后，多读些注书也可以博见广闻，触发巧思，而又不至于被他人的解释所桎梏。

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抽出来的，它有一定的物质作根据。但具体事物既提升到概念以后，我们常常会从概念到概念，而忽略甚至弄错了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特别在中医文献中，一个名词常常寓有多种含义，例如阴阳这一名词，就分之可千，数之可万，举凡气血、精气、脏腑、经络、上下、左右、升降、浮沉、表里、寒热、虚实、动静、水火、邪正等等，同一阴阳，含义可以全不相同。稍不经意，便致错误。张景岳曾说：“精气之阴阳，有不可离；寒热之阴阳，有不可混，此医家最切之法言也。”说的就是指弄清概念的重要性。以朱丹溪这样高明的医家，在他阴常不足，阳常有余论中，却误引《素问·太阴阳明论》的“阳道实，阴道虚”的经文作为他“阴不足”的理论依据。其实，《内经》在此处所指的阴阳乃是脏腑，故有“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之语。贤如丹溪，何以会出此差错？主要由于他对这段经文的阴阳概念没有搞清之故。再如“相火”这个名词，从《内经》开始直到后世医家，特别是刘河间、张元素、李杲、朱震亨、张介宾等都在相火问题上见解各有不同，其中有不少是由于概念混淆所引起的争端。所以研究学问，弄清概念和循名责实，是阅读文献的首要关键。

每一部医书总有作者的某些特点，阅读时必须细心领会，找出其中的独特长处。特点是多种多样的，有属于文字语法的，有医学理论方面的，还有处方用药的特点等等。试举例加以说明：文字方面，如《内经》中有“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之句。这个“佩”字，有的作佩服解释，就是因不懂文字的特点而致误。按“佩、倍”二字古相通，《说文》谓“倍，反也”。《释名》谓：“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左传》有“倍奸齐盟”句，《孟子》有“师死而遂倍之”的话，都说明佩、倍、背三字古代通用，即反其道而行的意思。又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有“圣人传精神，服天气”句，王冰竟误释“传”为传授之意。按“传”字古通专，亦通抟。传精神即抟精神，也即“精神内守”之意。《管子·内业》有“抟气如神”句，《素问·征四失论》有“精神不专”句。不专即不抟，都是不能抟聚的意思。至于语法特点，试举《伤寒论》为例，如“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这里应注意用小青龙是连在“发热不渴”句后，而不是“欲解也”之后。《伤寒论》中像这种倒笔、简笔、反笔很多，学者当须识此！又书中同样用一张方子，有“主之”、有“可与”、有“宜”各种写法，仲景下笔也不是随便的。所以，读书还得懂点“小学”知识，如《说文》《尔雅》《广韵》以及段玉裁、朱骏声、王筠、王引之、俞樾、马文忠、阮元等人有关著作，也要粗读一下。至于医学理论的特点，如朱丹溪的阴常不足之论，是以“动静”的观点为主要根据。如说：“天之生物，故恒于动，人之有生，亦恒于动。”由于“动易而静难”，故阴常不足。这是朱丹溪立论之所本。张介宾的“阳不足”理论则是以“易，逆数也”这一高深哲理作为指导思想的。景岳所称的阳，不仅指真火，亦包括真水，故有“水即阳也”之说。张朱二氏立论诚然繁富，然而动静与逆数二者乃是他们立论的主要特点。有关处方的特点，例如仲景的小柴胡汤与甘草泻心汤，对胸胁满闷，心下痞满，都倡用人参、甘草。张介宾的贞元饮，用熟地、当归、甘草三味以治气脱等，这些处方特色，确与他人有截然不同之处。至于用药的特点。就举朱丹溪之用黄柏为例，黄柏一般都认为有治下焦湿热，清泻相火作用。然而丹溪用以补肾阴，恐别有会心。《用药发明》：“肾虚者、熟地黄柏补之，肾无实不可泻。”《医学启源》说黄柏“补肾气不足，壮骨髓”。《本草经疏》载黄柏“补至阴之不足，虚则补之，乃肾经要药，非常药可此”。《药品化义》说：“知母与黄柏并用，非为降火，实能助水。”则更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黄柏作用不同。丹溪之用黄柏，应该说他是另有体会的。

读书掌握特点，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试引述张介宾的一段话：“见热而用寒，见寒而用热，见外感则云发散，见胀满则云消导，若然者谁不得而知之！医止于是，则贱子庸夫，皆堪师范，又何明哲之足贵乎？”说明读书如果不能掌握特点，就无法探骊得珠，则其治病就只能处些一般应付方剂，而要从丰富的中医书籍中取宝，将是不大可能的。

圣散子是一张著名的方剂。据《苏沈良方》记载，这张方子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得之于姓巢的一位医生，是一张家传秘方。方剂前面还有一个说明书：该方能治疗外感一切疾病，可无问伤寒瘟疫，亦不论阴证阳证，或者是新感还是两感，服了该药，都能药到病除，“其验特异”。即使是很危险的病症，吃它几服以后，也可以化险为夷，把重症挽回转来。其方由二十几味药物组成，多半是辛温燥热之品，如附子、麻黄、细辛、高良姜、草豆蔻等等。据其介绍，即使用于热毒炽盛的患者，也同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所谓“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便觉清凉，此药殆不可以常理而诘也！”苏轼把这药真说得有点神妙莫测，而且他是经过自己亲身观察了的，在苏氏记述本方效果时，曾有下述的一段话：“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与苏轼同时期的名医庞安常，得了圣散子这张方子，也如获至宝地把它收载于《伤寒总病论》中，为之传播宣扬。当时还有另一位名医张杲，也替它大力宣传，在《医说》里载述：“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杭州民病，得此药，全活不可胜数，所用中下品药。略计得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看起来这张药方真是能治百病的起死回生万应灵药了。

我从前看了这些记载，心中颇为怀疑，究竟所载是否属实？经过一番思索以后，判断上述内容，应该说是可靠的。因为这几位宣扬者都不是靠这个成药来从中牟利的人，苏子瞻作为当时的一代文豪，决不会像过去的药店老板那样，为了想赚钱而大做其广告，他们这样涣汗大号地出来推荐，是无利可图的。另一方面，这张方子，又不是这些人的创造发明，把它的功效喧染得天花乱坠，真是所为何来！如果疗效不确实，他们是不可能这样赞许的。而对有如此高效的成药，比起现在所用的广谱抗菌素的治疗范围似乎还要广得多。这不禁引起我对该药的研究寄以莫大的兴趣。

无可置疑，圣散子在当时社会里盛行的情况，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这一万应灵药的应用面之广，使它经受了众多的实践考验。于是，就在赞扬之词不绝于耳的时候，而又兴起了一阵阵与此不相协调的声音——唾弃与诅骂。宋代叶梦得的《避暑录话》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梦得所说的“杀人无数”，显得当时受害情况非常严重，至于“始废不用，则又描述患者和医生在上当被害之后而迷途知返，对于该药表示深恶痛绝的心情。由服圣散子所造成的大量医疗事故，并不只是某一部书的个别记载，它在当时名医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也有所反映：“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至于所以会造成这样灾难性医疗事故的原因，叶梦得以为是由于苏轼的社会地位很高，名望太大，但又不懂医学而偏好发高论，一般人则受了他的影响，以耳代目，轻信盲从所致。因此，他慨叹地说：“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趋名者又至于忘性命以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梦得的分析，诚然有点道理，说明有影响的人物，立言不可以不谨，同时对世人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轻听轻信而导致的危害，表示深为惋惜。但是，苏子瞻毕竟只是一位著名文学家，凭他一纸推荐书，竟能使成千上万人“忘性命以试其药”，恐怕苏公还没有这样大的魅力，而梦得把这桩医疗惨案，完全归咎于个人责任，也是不太公平的。那末，究竟发生这件事故的癥结在那里，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要解答这个问题，想起古人读书有句成语可资参考，叫做“知人论世”。就是说，要弄清一件事或研究一个人，必须了解它的历史背景。我为此曾对有宋一代的医界风尚作过一些研究和考证。当时社会对于现成方药风靡一时，不仅是医生爱用成药，就是其他非专业人员如政治家、文人、历史学家、科学家以及佛教徒等等，也都喜欢收集成药，编辑方书。例如著名历史学家郑樵，他就编过《鹤顶方》三十四卷，颇负盛名的《灵苑方》，就是科学家兼政治家沈括编写的。像著名诗人陆游，政治家司马光等很多人，都编集过方书。那一时期所编的方书无虑百十种，其中大型的著作如《圣济总录》一部书中就收集了二万余个方剂，成药也多得不胜枚举。当然，宋代对于剂型改革，是有贡献的，方剂和成药的广泛搜集，也丰富了医生治病的手段，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强调某些成药甚至说其可治百病，而不重视理论的指导，这就很容易愤事。在当时，官府设立药局，人们害了病就可以自由购药，随便服用，即使是“相对须斯，便处方药”的仓促诊断，也不劳医生费心了。

在临床上，高效和有效的成药，患者服用，比较便利，本来应该提倡。但是，成药的选择和服法必须得到医生的指导方能奏效，才不致于发生差错。而当时却存在一个很大缺点，即片面夸大某些成药的作用——成药万能，对于理论指导临床和辨证施治这样一个重要原则，在不少人中则几乎认为是多余的事，医界严重地存在着理论要与不要的同题。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深刻地揭露了这一事实：“今观《局方》，别无病源议论，止于各方条述证候……而又勉其多服、常服、久服，殊不知一方统治诸病，似乎立法简单，广络原野，冀获一二。”他并描述了宋元时期“一方统治诸病”的这股势头：“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家恃之以为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张子和也针对当时时弊而兴只“向本草中寻药，药架上捡方”之叹。可见这种习惯势力，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决不是个别现象。众所周知，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性的，也是危险的，理所当然地要出乱子。叶梦得所指责用圣散子“忘性命以试其药”的可怕情景，其原因不就在于此吗？

大凡什么事情，总是相对的，医学当然也不例外。中医学上有一个重要名词称作阴阳。如古典医籍《素问》里所载：“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明代医学家张景岳释为：“阴阳之气，本同一体。”又“阴阳者，一分为二也”。说明阴阳理论概括了中医学各个方面。晋代王叔和撰次的《伤寒论》中也说：“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阴阳学说在治疗上的运用，一般而言，治阴证以热药，治阳证以寒药，药证相得，则“覆杯而愈”，药证相背，则“不死为剧。”从圣散子治疗疾病可以不论阴证阳证而所产生活人无数与杀人如麻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来看，说明理论指导临床是何等重要！这个活生生废医存药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发后人的深省吗？

临床上即使是同一疾病，也可因各种因素而表现为不同病机与出现不同症状，在治疗时必须采用与之相应的不同方法，所以一病一方的治疗，即使有些效果，也并不是好办法，何况以某一种成药来治疗众多的疾病，这显然是不甚符合中医学辨证论治精神的。张孝骞教授在他《临床医生要讲究思想方法的修养》一文中曾说：“例如我看过不少伤寒患者，可以说没有两个患者的病情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的年龄，性别不同，生活条件、生活环境不同，虽然得的病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其表现总是不同的，总有各自的特点，这是客观事物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反映。因此，在具体诊断治疗上，我们就不能用公式化的办法去对待。”他又说：“这个问题，对西医更为重要。因为中医的医学思想，历来讲究整体，讲究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中医的辨证论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都是符合客观事物辩证法的。”张教授的这段论述，对于分析圣散子之所以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颇有启迪意义的。

不过，无限夸大成药作用的风气，并非始自东坡。它在唐代医书的某些成药中，已有能“治百病”的记载。而子瞻虽有高深的文学造诣，乃以浪漫之笔，绘声绘色，既不懂医理，却煞有其事地说什么：“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便觉清凉。”似乎用圣散子真的可以不必辨证和不用理论指导了。对此，陈无择曾经作过去伪存真的纠正：“夫寒疫亦自能发狂，盖阴能发躁，阳能发厥，物极则反，理之常然。”他把苏轼所说的假象揭露了，可见无择研究医学很到家。而当群医对这药废弃不用时，陈氏却又指出它治寒疫有不可偏废的一面，则又显示他卓识过人，话说得很中肯。特别是在当时对圣散子歌颂之曲与唾骂之声交替出现的时候，他既不肯跟着人乱唱赞美歌，又不是轻率地把它说得百无一是，他能够保持清醒态度，重视理论，研究病情，分析药性，从而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不仅其深邃的学术造诣令人钦佩，尤其是他这种不随风而靡和与俗浮沉的高尚风骨，更是值得我们的崇敬和学习。

圣散子，俱往矣，大江东去，浪淘尽当年眉山陈迹。可是，历史的经验，有时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国历代医学文献如此丰富浩瀚，各家著作中存在着种种不同论述，这里有是非、精粗、真伪之分，以及全面与片面，现象与本质之别，需要我们去识别，去分辨，并加以实践的检验。所以研究学问，必须保持冷静态度，同时还要掌握科学的手段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而像圣散子这样一件小小的故事，也有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借鉴的东西。

扁鹊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医学家，他的高超诊疗技术和出色的治验医案，流传民间数千年，迄今尚传为美谈。我在青壮年时常常见到并世名医的诊所里多悬有病家赠送的匾额，匾上多写着“水饮上池”或“洞垣一方”等字，以颂扬某些医家的高明技艺。考这两句成语的出典，都源自扁鹊。汉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所作《史记》这部名著中，曾经替扁鹊写过一篇传记，主要内容是：“扁鹊者，渤海郡鄚人也，姓秦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与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洞见五脏癥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这个事迹，就是后世所称的饮上池水和洞垣一方两句成语的由来。传中所述“视见垣一方人”的含义，据《索隐》解释，“方犹边也，言能隔墙见彼边之人，则眼通神也。”作为我国历史学权威人物太史公，他著述《史记》的动机，据其自述，是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并进一步’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用以开拓人们的眼界。由于他所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翔实，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江河不废”的巨著。可是他在扁鹊传中的内容，如“忽然不见，殆非人也”等记载，未免徜佯迷离，不可终诘。如既说扁鹊“特以诊脉为名”，又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其言岂非自相矛盾！又考传中记载其所治患者，有的年代相距数百年，这也是很费解的，故有人认为扁鹊是古代名医的称号，秦越人乃是扁鹊中的一人。传中还有不少离奇之笔，特别是像“视见垣一方人”那种神话般的记载，更似语涉荒诞，我每读至此总感到有点困惑。

然而在扁鹊传中的某些记载，又似乎写得非常朴实，如记述秦越人治愈虢太子尸厥的一段内容，扁鹊完全根据中医学中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理论，采用综合治疗而救活了太子，文章几乎没有一句煊染之语。尤其是扁鹊在医好了垂死的患者以后有两句富有意义的话，即“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像秦越人这样诚恳纯朴的语言，绝非江湖术士可比，求之近人，也不可多得。司马迁能“综其终始”地把它记下来，说明他是非常忠于史实。另如传中的“病有六不治”说以及“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之论，都是古今传诵的名言。司马氏的记述是如此质朴真挚，为何又要加上一些诡谲怪奇的事迹？这的确使人难以理解。

我曾为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觉得自然界和人体内未被人们认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苏辙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是否像他自己所称的获得了许多“通古今之变”的“奇闻壮观”资料？还是他在故作惊人之笔？这倒是很值得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历史文献所载的奇人怪事，也并不是罕见的。我们且撇开历代的裨史、野乘所记光怪陆离的事情不谈，仅举正史所载的奇异事迹，也就够多了。其中，有些则纯属荒诞不经的迷信记录，但是也有某些未被人们认识的东西。这里有真伪精粗之分，如果没有高度的科学造诣和深入的研究，的确是很难判断其是非的。现在试略举一二个故事，算作为“奇文共欣赏”吧。

以号称“一世之雄”的曹孟德，甚至连死敌诸葛亮也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然而阿瞒却是非常向往怪异的人，他相信气功导引，广泛结交了当时的方士。他儿子曹植曾在所著《辨道论》中证实其事，如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当时著名的如郤俭、甘始、左慈等人，悉在招致之列。唐代医学大师孙思邈除了自己躬行气功导引之术活到一百几十岁以外，还记录了魏武向气功家皇甫隆求教的事。可是学习气功有个最基本的条件，即首先要求人们恬淡寡欲，祛除私心杂念，《道德经》提出“虚极、静笃”的重要性，《内经》中也指明只有“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参同契》中也有“耳目口三宝，固塞勿发扬。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之要指，这样方才能够心平气和，精足神充，从而达到保健强身，却病延年的目的。而像曹孟德这个横槊赋诗，中原逐鹿的人，是万难澄心息虑去搞吐纳导引，所以也不能享高寿。他的爱好气功，亦无非“叶公好龙”而已。

古代方士们的锻炼和表演，是多种多样的，据传当时环绕曹公左右的方士，都有他们各自的一手“绝招”，那就脱离我们的常识范围而属于匪夷所思了。建安才子曹植对方士们的怪诞行径，也表示怀疑，他想把它否定掉，曾亲自设计并亲身参加一个严格的检验，研究对象是辟谷问题。下面就是曹子建通过考验后的鉴定书：“余尝试却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如是！”这位养尊处优的皇嗣，又是号称七步成章的才子，如果不是受人欺弄的话，又何所求而肯替方士作宣传呢？

左慈也是当时名声赫赫的方士之一。被后人称为“实录”的《后汉书》中曾记载他在曹操大会众宾的宴席上即刻能向吴淞江（原注为松江）取得鲈鱼的怪事。这种天方夜谭式的传奇。何以竟然出于历史学大家范晔之笔？范氏还记载王真能行胎息和胎食的气功法，说他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这段记录，似乎于理可通。有关胎息的理论，历代医学家论述颇多，如葛洪，孙思邈直至明代医学大师张景岳都深有研究，如张景岳引证《胎息铭》原文，如“三十六咽，一咽为先，吐惟细细，纳惟绵绵，坐卧亦尔，行立坦然，戒于喧杂，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实为内丹，非只治病，决定延年。”这当然是含有科学道理的。然而范晔除载述胎息法外，他还载录郝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结气不食，身不动摇，状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等等荒唐无稽的内容，这比司马迁说扁鹊洞垣一方之事，更为幽渺诡怪。我无法理解这些著名历史学家的载笔命事，难道都会有猎奇之癖？

沈括是我国宋代著名科学家，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蕴藏着丰富的科学资料，但也杂有一些迂怪之事。如说：“山阳有一女巫，其神极灵，予伯氏尝召问之，凡人问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试数黑白棋握手中，问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则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亦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这位精通天文、历法、地质并首先提出石油命名的科学家，乃亦竟有这种迂怪离奇的记录。

以上所举的一些例子，见于《史记》《汉书》和科学家的传记之中。其言则出于信史之笔，其事似类于荒诞之列，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是有点道理的。然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其自己所写的种种“怪力乱神”之事，却顽固地不肯承认是荒谬，如说：“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他却反而责怪对这些荒诞记录的批判乃是厚诬作者。范晔这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不知他有没有事实的根据。这究竟是写史书者的博闻还是我们批判者的偏见？在日益发展的科学新知和历史巨人面前，终将作出公正的判断。

不仅历史学家有这类迂怪的记载，医学文献中亦尽有类似记述。徐灵胎称得上清代的医学名家，他平生最反对医生用江湖术。而在其记述席姓治案中有如下一段事实：“洞庭后山席姓者，暑邪内结，厥逆如尸，惟身未冷，脉尚微存……先以紫金锭磨服，后用西瓜芦根萝葡甘蔗打汁，时时灌之。一日两夜，纳二大碗而渐苏。问之，则曰：我坐新庙前大石上三日，见某家老妪，某家童子。忽闻香气扑鼻，渐知身在室中，有一人卧床上，我与之相并，乃能开目视物矣。新庙者，前山往后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询两家老妪童子，俱实有其事。此类甚多，不能尽述。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洄溪在其所著《慎疾刍言》中竭力诋斥医家“专求怪僻”的行为，而自己乃作此怪诞的记述。当时洄溪已医名满天下，他曾二次应清朝皇帝的邀请入都视疾。而记载这些哗众骇人的事，既不以名是图，也没有求利的目的，究为什么写出这样离奇的病案，这也令人百思不解的。

医学与艺术是两门学问。医学属于应用科学范畴，艺术可有多种形式，诸如表现艺术（如音乐等）、造型艺术（如绘画等）、语言艺术（如诗文等）和综合艺术（如戏剧等），一般是指抒发思想感情，具有美感，用以满足人们欣赏和审美的需要。虽然这两门学问的性质不同，但是古代不少医学家，往往既具有精湛的医学造诣，又富有高超的艺术才能，例如被称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张子和，以创立攻邪学说和食养法而名垂后世，但是他除了精通医学之外，还做得一手好诗，下面就是他所写的两首七绝：

从子和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其造句也是遒劲拔俗，功力深厚。他在辞世前所作的一首长句，中有“倚阑无语笑西风，书剑不成空白头”。“千年不复见菱花，纵有哪能照妍丑”之语，则又慷慨洒脱，情见乎辞。从前宋陆游有首七绝名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子和此诗，虽不逮剑南亦稍稍近之。说明这位高明医学家，还对诗文有颇深研究。

历代医学家之精擅艺术者，并不是罕见的。明代著名医家王履，其所著的《医经溯洄集》，论述医学有独到见解，同时还兼擅绘画。他画的山水，笔墨秀劲，布置茂密，能师法造化，自出意匠，其所作的华山图，一直为艺林所称道。又如明清之际的名医傅青主，众所周知是一位风骨铮铮的人物，他既精医学，又兼工诗文、书画、金石，傅青主所遗留下来的作品，成为国家的珍贵文物。清代徐灵胎在医学上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名家，而他所作的《洄溪道情》，也脍炙人口，流传一时。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似乎艺术对于中医学家来说，还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因为古代的医家，多半具有很好的文学根底，他们早年就已经博览经史百家之书，擅长诗词歌赋，书法音律，而后从事医学。也有不少少习科举，身登仕途，因为家属或自己身体有病，遂弃儒而改习医业。另一方面，中医的古典医籍，有些文字古奥，如果没有一点文学基础，就连入门也会感到困难，而在具有较高文学水平的人，学习起来就方便得多，因此古人有“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的话。所以，古代名医和艺苑结成不解之缘，也不是偶然的。

与叶天士齐名的河津薛生白，他在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方面均造诣很高。据清代文学家袁枚著的《小仓山房文集》记载：“一瓢先生，医之不朽者也……仆昔疾病，性命危笃，而先生独能以一刀圭活之，仆所以心折而信以为不朽之人也。虑此必有异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寿世者。”然而薛氏不仅在医学科学上有不朽的成就，他还工诗善画，在艺苑上也迸发出奇光异彩。《随园诗话》中曾选录其诗，并称它为“不凡”之作。这里试录《一瓢诗话》中一段记述：“一日大雨中，小儿不倚自扫叶庄遣人至城，天色未曙，云：为蚕稠叶尽，急不及待。遂为作札，遍扣亲朋，了不可得。乃书一绝以示之曰：‘冲泥觅叶为蚕忙，到处园林叶尽荒，今日始知蚕食苦，不应空着绮罗裳。’”以上寥寥四句，可以窥见薛生白的诗学成就，同时还得以了解他平生志趣和仁者心肠。

过去有曹子建七步成章和李太白斗酒诗百篇之说。我对这种夸大的传说始终不敢苟同。在《一瓢诗话》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其见解同我完全一致。如说：“‘敏捷诗千首’，不过一时推许之辞，如‘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之类，非直以敏捷为美事也。若以敏捷为美，则‘晚岁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又何谓乎……李青莲倚马而万言可待，未必果然。”其言洞中窾窍，自非深于此道者是不能说出这番话的。

薛生白论诗，对杜浣花推祟备至，但亦不薄青莲，对后世的佳句常能撷取其精粹，议论出入今古而多通达持平之言。诗话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记载，如：“独往山人黄遵古与予同客武林幕府，朝夕观其作画。其正处精神，多从侧处煊染，近处位置，又从远处衬贴，浓不伤痴，淡不伤寂，气运蓬勃而出，一时笔墨俱化。微乎微乎！画之道，诗之道，文之道也。”其言深得此中三昧。推而广之，医之道亦何尝不是这样。中医学中所称的整体观点，是一种既全面又灵活的思维活动和观察方法。只有具备像薛氏上述论画的精神，才有可能探得中医学的动态性和整体性的珠玑。

薛氏论诗，见识极为高超。如说：“学诗须有才思，有学力，尤要有志气，方能卓然自立，与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趋，描写古人，已属寄人篱下。何况学汉魏则拾汉魏之唾余，学唐宋则啜唐宋之残膏，非无才思学力，直自无志气耳。”他这种论诗反对泥古不化的思想，并贯穿于医学研究的全过程中，才能使他成为“医之不朽”的人。薛氏平素祟尚道德品质，并研究理学，但他一点也不迂腐，这可以在其驳斥元遗山笑秦少游春雨诗为“女郎诗”的一首七绝中看出：“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也堪师。”诗有多种体格，用之得当则各极其妙，“笔上眉痕刀上血，用来不错是英雄”。通人之论，自非腐儒可比。

《一瓢诗话》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习俗传说：叶香岩与薛生白二人积不相能，今观其书中有他自己一段论述：“古人爱才如命，其人稍有一长，即推崇赞叹，不避寒暑。今人则唯恐一人出我之上，媢嫉挤排，不遗余力。虽有著作，视此心术，天将厌之，尚希垂后乎？余非望人开倡誉之端，实见中怀狭隘者，终为品量之累。”又如在各种史料中多载薛生白“每见叶制方而善，未尝不击节”。说明薛一瓢是言行一致的。同时，史载叶天士曾经投拜过 17 位老师，胸襟宽厚仁慈，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并传有亲自登薛门拜访之说。这二位名家可能志趣有所不同，而所谓“不相能”的说法，恐怕是后世好事者为之，是很难令人置信的。

江阴曹颖甫先生，医学直造仲景堂奥，擅用经方，其所著《经方实验录》一书，为世所重。然而先生又岂止以医见长，大江以南论文学艺术者争推曹先生，其文若诗，均超超玄著，不同凡响。过去海上老一辈医家，方术多宗丁甘仁，词章则称曹家达。近代名医秦伯未先生的诗才秀出，实多得曹氏启迪之力。传闻当时曹门弟子咏送春诗中有二句韵语曾经博得颖甫先生的赞赏，即：“芳草斜阳依样在，当年多少送春人。”曹先生认为它构思用句，颇为超脱，有不落前人窠臼之妙。

这二句诗就是章次公先生早年的作品。目前医界同道多说章老精研药物，博涉医史，并知道他治病疗效显著。却很少有人了解他还具有卓荦的诗才。章氏后因专心医学，又忙于诊务，遂辍吟事。如果他继续不废吟咏的话，很有可能同时还成为一个诗人。前辈中书法精妙的亦颇多，如王仲奇、严苍山、陈道隆诸老则尤擅其胜，他们的书法功力深厚，无论淡妆浓抹，均能疏密有致，其所书方笺往往被患者作为艺术品珍藏着。苍山老并擅绘事，曾闻他同潘天寿、唐云等画家合绘过一帧花卉，其画成为当世珍品，其事传为一时佳话。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程门雪先生医名满海内，早岁游学于汪莲石、丁甘仁二名师之门，又性敏好学，博览医书，故其临证处方，善能妙用化裁，治病常以轻剂起重疴，是我平生所心折和相契的前辈之一。然而先生居常语我：“人家说我医学水平高，这是虚名误传，实际上我对医学的造诣，远不及书法之深，至于诗文，则素所娴习，所化功力亦不在书法下。”程老所说医是虚名，这当然是他谦抑之词。至于他酷爱诗词书法，却是事实。曾记程老在少壮之年就性喜挥毫，并时方家，多加赞赏。他还给我写过不少联轴，由于我不谙书法，未敢妄赞，只是觉得他所写的字，刚健之中寓婀娜，晚年则趋向苍劲挺拔，览之爱不忍释而已。有关程老所作的诗词，则他确实下过一番艰苦的工夫。由于我们二人相处之日久，程老当兴致来时辄以韵语见赠，犹记得他当年赠我一首七绝，中有“一字冥搜苦未工，经人道语不轻同”之句。当然，我是远不敢当此语。然而程老能够写得出如此好句，一方面固然是对我的奖掖，同时也可以说是“夫子自道”，因为程门老如果没有经历过冥搜苦索的锻炼工夫，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佳句的。如今程公作古，我亦老境侵寻，昔年友朋唱和酬酢之作，十九都忘。程先生曾赠我多首律绝，亦大都不能追忆，至今能回忆得起的只不过三数首，然鼎尝一脔，亦弥可珍贵。下面就是他赠张镜人医师的一首律诗：

仅就程老这一首诗，就可看出他造句命意的清新飘逸，潇洒隽永之缴，这在并世医林中确是不可多得。程老对医学造诣之深，同他高超的文学水平也有密切关系。诗中所称“剑风残客”，即指我而言。他竟在赠张老诗中，亦念念不忘鄙人，程先生真有如薛生白所称的“古人爱才如命”的长者之风。他对我所写的一些文章诗词，独有偏嗜，故其言论常不免阿其所好。曾记得早年他见到我赋赠李重人与秦伯未先生两律后，曾备蒙赞赏。我赠李诗是：

好句如从天上落（秦从北京航空赴皖开会，又先赠我一律），良医多自日边来。

此外，我在除夕时曾有“频添马齿宁辞老，一破鸡声便得春”之句，先生对此亦谬赞有加。嗣后，程老赠我一律：

程老成此诗后，颇自惬意。而我则觉得只有三四一联对我关切备至，谆谆规劝，厚意可感。我少壮时负气自许，老犹难改此习，程老指出我的毛病，真是金玉良言。至于其他奖掖之词，则只能增我悚愧并作为今后努力的目标而已。我曾以程老此诗奉告秦伯未先生，秦对程诗中“一时诗句动星辰”句认为写得不切当。秦老说：“这一句只能奉赠李白杜甫，你纵能诗安能当此句！”我深深感到秦老此言是切中肯綮的，虽然说艺术带有浪漫色彩，但终竟以写得逼肖和恰如其分的为上品。程老揄扬过份，而驽钝如我，老而无成，何以慰前辈殷殷之望，思之不胜愧憾。转想历来诗人赠答，往往推许过当，实亦文人一弊。

秦伯未先生著作等身，不仅医学深邃，其诗亦迥出凡流。曾记我们在江淮分手时蒙赠一律：

其诗清新悱恻，信手拈来，抒情记事，不脱不黏，洵不愧吟坛高手。

秦老以高才博学，工诗精医而睥睨当世。但他对我则独垂青睐，时加嘉勉，具见前辈扶掖后进的深情。我平素虽亦涉猎群书而实疏于文墨，故对操觚属文之事常自却退，尤不敢轻言诗，盖深知此道极艰苦，一字未稳，常致通宵不寐，以此平生成诗颇少，友朋同道见索者，常婉辞以谢，非敢挟此自矜，实自知才学短浅，易为之则见笑大方，深求之则受苦不堪。然而有时偶然得句，亦复敝帚自珍。曾记早年过西湖，有“水色清于镜，山光半是云”句，又咏行路，如“老去江湖艰跋涉，晓行风露湿衣裳”。念旧，如“今夜思君亦秋雨，十年前梦老肥城”，金陵怀古，有“旧时燕子寻金粉，昨夜潮声打石头”等句，虽只堪覆瓿，亦颇自珍惜。前数年曾游黄山得二绝：“影落清溪照眼明，云峰古木自浑成。老翁跋涉过千里，来听黄山瀑布声。”“云端谁把两峰安，奇景多从雾里看。天意为防浩气尽，故开磅礴倚高寒。”我这两首小诗，近代著名画家陆俨少先生见而爱之，并蒙赐画。可算是我晚年知己，空谷足音。其实，陆公之诗，郁怒清新，远非我所能及，其所作秋兴六首，造诣直追少陵，近世拟杜者罕能及之。然而先生之画名满天下，而诗则“相知惟我独”耳。

科学与艺术，诚然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然而在某些问题上却也有它共同规律。例如研究科学，必须注意广度与深度的密切联系，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本门学科同其他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彼此促进的问题，这些都是从事科学研究者所不可忽视的。宋代文学家苏轼有咏庐山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以引人入胜的美妙诗句，高度概括了上述这些问题。又如科学家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实验工作，困心衡虑，百思不得其故，而一旦在水到渠成时蓦地发现了一个真理而得左右逢源之乐，这也是古今中外的发明创造家所常有的事。试读朱元晦写的两首七绝：“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池溏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二首令人发生共鸣的诗句，不正是上述情况的写照吗？“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它形容一个科学家在工作中觉得有一系列问题搞不清楚而感到困惑的情景确是惟妙惟肖的。至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众所传诵的名句，则几乎对所有各种学科的进一步提高都可适用。由此可见，艺术到了某种高超境界时，真有像古人所称“四顾俯层巅”的气象，其中尽多科学抽象的神会之笔。不仅是中医学同艺苑有它特殊内在联系，其他科学与艺术之间也同样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辨证论治的内涵简言之，无非理、法、方、药四端，为医者最紧要处即：理宜深究，法应变化，方不拘泥，药贵精选。

所谓理，即对致病机制的深入研究。疾病的机制错综复杂，变化万端，古今医家识病各执一理，是非曲直，实难判别。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实很肤浅，这些理论体会，有的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不少恐怕是错误的。面对复杂的病理，能解释清楚的不多，有许多问题则无法解释，因为医学领域尚有很多未知数。故欲明理，必先勤奋读书，其次是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医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现新的医学规律。析理是识病辨证的过程，重要的是思路。从扑朔迷离的临床现象中发现端倪，理清思绪，提出辨治的思路。但真要做到、做好，实非容易之事。

至于法，立法是指导选方遣药的关键，法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大凡学医须经历以下四个阶段：遵循古法→不泥成法→圆机活法→法无常法。第一阶段乃初出校门，缺少实践经验和个人心得，只能谨守法度，不可逾越规矩。第二阶段则逐步从法随证变到不拘成法，比较灵活地处理复杂病变。第三阶段是临床经验比较成熟时期，各种成法信手拈来，且能灵活变通，方中有法，法中有法，临床疗效明显提高。第四阶段则是变法的最高境界，不仅灵活应变于复杂的病症，且能“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进入高明医家行列，这不是每位医者所能做到的，但应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有关方，即精通方剂。方分经方、时方、单方、验方。经方法度井然，示人以规矩，不可不用心探究；时方、单方、验方法度稍差，但只要能治好病，必有科学的道理蕴含其中。《千金方》载有许多怪方，很难用常规思路分析方理，但经验证明有效，就值得深究。我在实践中学习古人经验结合个人实践体会，总结出治疗疑难杂病“大方复治，反激逆从”的经验，乃效法孙思邈的旨趣而来。一个医生掌握的方剂越多越好，并能针对临床实际情况灵活应变，可以提高疗效。对年轻医生我主张多读方书，古人的治病经验归根到底荟萃于方中，不读方书，何以得其精粹？

如论药，即指识别药性。古人说“用药如用兵”，辨证论治最终落实到药，对药性不熟识，何以遣兵用药？现在年青医生对中药的认识往往囿于《中药学讲义》这点知识，虽是最基本的，但仅仅这一些是万万不够的。历代本草所载有关药性的介绍常有不同记述，它反映了该时代对中药的认识和运用水平，我们应当认真掌握。例如，现代认为生地功用是滋阴、清热、凉血，而《本经》载其有活血之功。临床大多认为龙胆草一般用于清泻肝胆实火，用于脾胃则可能败胃，而《医学衷中参西录》载龙胆草为“胃家正药”，余在临床经常用于泻胃热，功胜黄连，很少影响食欲，所谓“有是病用是药”，“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可见，多读本草书，并不断在临床验证探索，才能得心应手。

中西医学合流，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美好前景，今天在国家中医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应该说是可能的。但中西医合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西医有西医的科学根据，中西医学术观点，现在还有一定的距离。合流就必须做到真正合流，而万不可勉强撮合，否则将会影响我们建设新医学的伟大事业。而目前的所谓“合流”，恰恰存在一种勉强撮合、貌合神离、急功近利与哗众取宠的情况，这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个人认为，中西医合流即所谓中西医结合，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而这些困难，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终将逐步获得解决的方法。我们对这一工作的态度，应该正视现实，耐心地做好细致曲折艰巨复杂的工作，克服种种困难，争取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个人愿在这个工作上贡献出微薄力量。

中西医师在政府号召下，双方关系确比过去好得多，但还没有做到紧密地打成一片。中西医之间学术讨论很少，郑重的质疑问难也不够。我们中医学的各个教研组很少有西医师的足迹，而西医基础学科的工作室里，中医师也不大常去。是不是已无疑问，不需要相互联系讨论？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解放？或者由于几十年来的隔阂，受了条件反射影响，门户之见还未彻底消除？这是中西医合流的一大障碍。要展开合流工作，必须依靠中西医精诚团结，首先解决中西医之间亲而不热的问题。在思想上，大家应当真诚相待，都要虚心和互相学习。研究问题时，不要顾虑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方法在合流中将有某些部分被删除或淘汰。因为无论中西学术都各有短长，故互补是必要的，互补必然有吸收亦有扬弃，医学才得以进步提高。如果为真理所扬弃，为真理所淘汰，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打破了思想顾虑之后，还必须经过一番大争、大辩、大评、大比。争是争真理，比是比实践，有争有比，就会显示孰优孰劣。取长补短，很自然地逐步走上合流之路。

科学是一种十分细致的工作，中西医师如果于对方的医理药法没有深入了解，就很难找出正确的合流途径，彼此协作的程度，也必会流于肤浅或形式主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我院教师们在提高原来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投入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高潮，边学习、边研究，随时交流，不断质疑，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验证，才能逐步融合，为创造新理论奠定坚实基础。在中医师有了较丰富的新知识和西医师具备深透的中医学识以后，他们对于医学观点都会很自然地产生新的见解。这样不但充实了自己，也将对合流事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西医合流事业，既是这样艰巨，我们必须立刻开始行动。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展开建设中医学新理论的研究工作。首先应从临床研究着手，可用双重诊断，治疗宜采用中医传统的方证药法，必须诊断明确，疗效确实，然后通过实验室研究，观察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探索其中未被认识的奥秘，从而为创造新的医学理论积累资料。与此同时，对药物的科属、品种、有效成分及各药混合后的药理变化，亦须加以研究。

个人以为学术研究不能预先框定时间，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一门学问，只能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决不能猎等以求，故合流是一个努力的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实事求是，懂得多少，就合得多少；如果不懂，不要勉强凑合、敷衍了事。至于合流工作的进行程序，须遵循政府倡导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之原则，边学习，边临床，边实验，充分累积正反两面资料，然后通过学术讨论开拓思路，在抓紧时间、发挥群力、保证质量的原则下，逐步融合中西医学，推陈出新，建立新的医学理论及治疗方法，以完成我们的时代使命。

自《汉书·艺文志》问世以还，历代史书，均以医学人物列入方技类。几千年来，习俗相沿，医卜星相，辄相提并论，社会上多视医生为江湖术士之流，视医学为小道，医术为雕虫小技，走方糊口，就市应诊，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医学工作是并非受人倾慕尊重的职业。这与人们所羡慕企求的达官贵人及豪门巨贾相比，殆不可同日而语。试以汉代华佗之学术造诣及生平遭际为例论之：华氏开创了世界医学史上外科剖腹手术之先河，又擅方药内治及针刺灸熨之术，精通医学心理治疗，并对体疗、养生均有高深造诣和杰出贡献，而曹操竟诋毁他为“鼠辈”。由于华佗不屑作侍医，还惨遭杀害。可见医生在当时社会地位之低微，甚至连华氏亦自惭形秽而耻以医见称。无独有偶，与华佗同时之医圣张仲景，在他撰就《伤寒杂病论》后的自序中，也颇为愤慨地斥责了当时社会对待医者极不公平的现状。如序文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举世昏迷，莫能觉悟。”甚至呵斥那些重财势而轻技艺的人为“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其痛恨与不平之意，溢于言表。我们看到华佗的受到迫害和张机的愤激之言，可以想象，当时社会对医学的轻蔑和鄙视的情况，致使古来许多高才积学之士，只能“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死心去钻故纸堆或驰骋于文学艺苑，冀从科举中博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以自慰，有谁还肯尽心竭虑，从事于为人所鄙视的医学呢？

中国医药学诚然是一份文化宝藏，历代医家也有不少创见和发挥。但是，如果当时社会环境能够重视医家的话，则“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华民族的优秀学者必将会有更多的人进行这门学科的研究，医学也必有更大的发展。果能如此，则华佗开创的中医外科手术至少不会落后于今天的西方医学水平，还很可能多出几个比张仲景更为高明的医学英才，中医学必将比今天更加辉煌，对世界人类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一切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和错误的等级观念的桎梏下，美好的希望全都消失了。古代有一句“学医人费”的成语，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人士对医学不敢轻易地问津的思想和态度。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人能够不慕荣利，专心致志从事医学研究而作出很大贡献，唐代孙思邈就是其中一个范例。思邈博极群书，才名满天下，却能多次坚辞朝廷的征聘，孜孜不倦地钻研医学，他不肯低头拾卿相，只愿倾心济苍生，像这样具有高贵品质作出伟大成就的人，是值得我们医界同人很好学习的。我在《壶天散墨》里特地为他写了一篇歌颂的文章。可惜的是，医史中像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总之，中医学是个宝，它不仅保障了民族的生存繁衍，直到现在还对治病救人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目前已经引起世界先进各国的有识之士的关注，这是因为中医药学中确实存在值得研究学习的许多东西。但是，中医学在汉唐时代已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世的发展却何以如此缓慢？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医学发展除了医界同道的勤奋努力、自尊自强以外，国家政策有力的扶植和社会人士的关心与重视，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力量。

白发真不肯饶人，转瞬间，我从学医、行医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十个年头了，真有学业未成空白了少年头之感。顷有上海中医药杂志社同人要我写一篇谈谈对中医学的一些经验心得和发展创新的看法，我很惭愧，行医这么多年，谈不上有多少好的经验，更无心得可言。特别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迅猛发展，但医学相对滞后，无论中西医学都远没有窥探到人体的奥秘。像我这样学识浅薄的耄耋衰翁，实在不敢说三道四。前年赠友人诗中曾有“如此人天藏秘奥，晚年何敢侈言医”之句，盖直道心源，实非谦词。同人们的要求，既难坚辞，我只能写一些我之所以老而无成的原因，把学医、行医走过的弯路和如何发展中医学术的想法公之医界同道，以供研究参考。

我回忆当年学医、行医失败的原因，基本上可归纳为两句话，即“高自感觉，浅尝辄止”。我少年时在学校念书，13 岁即于课余之暇跟叔父学习针灸。凡是针灸名著与中医经典，都须择要背诵。在进入旧上海中医学院修完各门课程后，侍诊于丁济万先生门下，丁师医名噪海上，求治者众，我获得较多接触患者的机会，至 1934 年毕业后即开业行医。我在学校学习和临诊的同时，还看过不少医书，包括中医历代名著，都曾通读过。我最爱读的还是各家医案、医话、方剂、本草等书，以为这类书对临床治疗最切实用。他如西方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等医书亦加浏览。另如国学中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虽不能尽读，亦贪多务得，粗识梗概。

临诊方面，我在少年时即跟叔父看病，后又亲炙于孟河丁氏，对于丁家的一套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同时还请益于谢利恒、夏应堂、秦伯未、程门雪诸前辈，耳濡目染，粗有领会。故当开业伊始，自视甚高，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但事情并不像所自负的那样简单。我初应诊时也多少看好一些疾病，但当患者渐集以后，有很多疾病无法解决，我对来求治的患者，感到非常惭疚，而我并没有自责自省学识的浅薄，反而怀疑中医学的科学价值。我当时想，时代不断发展，科学日新月异，中医学乃几千年前封建社会的东西，是否已经陈旧过时了？同时认为西方医学乃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可以从实验室得到验证，精密的仪器用于诊察、治疗，都非中医所能及。于是，我的思想开始动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专心学习西医学。与此同时，还受到当时流行的“理法则远西，方药则中土”之说的影响，认为中医理论不科学，中药还是有用的。为了研究中药有效成分，我又自学化学，从无机到有机，定性到定量，分析到合成，也着实花费了不少精力。

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衡量其是否科学的标准主要是临床疗效。自我学习西医知识后也常用些西药，在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并旁观他人应用西药疗效后，发觉西医对某些疑难病症也同样没有好办法，说明西医学也没有我所想象的那样完善，这又使我对崇信西方医学的狂热逐渐降温。

在经过这段反复后，我又回想以前学习中医的情景，我亲自看到海上名医如王仲奇、章次公、丁济万诸先生治好了医院所谢绝的不少病症。这使我猛然反省，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好，中医学如汪洋大海，而我只饮一瓢水。当我发觉以前学习中医学多浮光掠影、华而不实以后，就改变学习方法。由于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古代文字奥衍，字汇简少，其中名词概念，类多笼统抽象，在同一名词中往往有多种含义，例如阴阳一词，在中医学中比比可见，是具有哲理性的科学高度概括。它具有同一性：“道产阴阳，原同一气，”“万物与我同体，天地与我为一。”又具有可分性：“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在这“可万”的阴阳中，其所指的物质和功能是万有不齐的。明张景岳有“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分”之说，也只略示其端倪而已，实际上它定位的难度很高，有时指水火，有时指寒热，也常代表气血或精气或津液，有时指邪正，还包括脏腑、经络、本末、上下、表里、左右、前后、标本、动静、升降、浮沉、性味、虚实等等难以数计的内容，对这些分辨不清，必将产生毫厘千里的谬误。阴阳又多联结的复词，例如火为阳，又有阴火、相火、少火、壮火等等之说，导致后世医家解释分歧，争论纷纭，累数百年之久。中医学中的某些名词，有名同而实异者，有名异而实同者，有一词多义者，也有多词一义者。宋代著名学者王安石说：“盖儒者之争，尤在于名实，名实既明，则天下之理得。”对研究中医学来说，这点尤其重要。弄清名词概念的含义和实质，而后研究有入手处，再通过实践的反复验证，弄清其精粗真伪。这种循名责实的方法，完全不同于无谓的文字之争。仅举此一例，可见研习中医学难度很高，在没有弄清其实质内容并以实践验证之前，而我当时轻加评论，缺乏细致严密的科学态度，迄今思之，后悔何及。

即如中医脏象学说中所指的心、肝、肾等名词，也有它的特殊含义，如果弄清其概念而进一步研究其内在联系，很可能阐明人体的某些秘奥。倘若以西方医学的脏器概念来衡量和判断它的正确与谬误，将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又如外感病学中有“伤寒重在亡阳，温病重在救阴”的说法，我早年亦深信不疑。以后深究白文，始觉这一说法有片面性。温病学家叶天士有句名言“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叶氏之论完全继承了仲景《伤寒论》的精髓，试看《伤寒论》中载述重视津与汗的条文不胜枚举。如指出服桂枝汤时要“微似有汗者佳，不可令如水流离”，服麻黄汤和大青龙汤也都指明“取微似汗”；又如“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汗出多者，亡津液”等等。清代医家陈修园研究《伤寒论》曾有“存津液是本书宗旨”的卓越见解，与天士论温病救阴如出一辙。至于叶氏倡导的卫气营血等辨证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充实发展，那是另一个问题。

以上仅略举数例，说明我过去学习之肤浅。古人云，学然后知不足，我年纪越老，越觉自己研究肤浅及知识贫乏，常思转益多师，俾稍补偏陋。

我对中医学发展的想法，也可概括为两句话，即“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吸收中求创新”。时代跨入新世纪，科技在日新又新，中医学术也急需有所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年来，在政府的中医政策扶植下，中医事业确有很大发展。然而，在中医学术上尚未见有突破性进展，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就本人的经验教训而言，就是没有认真遵循政府指示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以致岁月流逝，老而无成。我们全国的中医同道和中医药院校，是否已经很好地遵循了政府的上述指示？中医药学如此博大精深，必须在坎坷的道路上作艰苦的跋涉。人贵有自知之明，对我来说，还远没有掌握全面的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对方剂、本草的药性、作用及其配伍、组方，也了解不多。在我对中医药学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临床看病就没有把握取得理想效果，而临床疗效恰恰是中医学发展的硬道理，只有在临床实践反复验证有效以后，实验研究才有明确的探索目标和正确思路，再经过艰苦努力而创新乃有希望。目前，中医医院已遍布全国，也配置一些现代的检查诊断器械，而据传闻，在临床治疗中似有用西药多于中药的情况。当然，根据救死扶伤的需要，中医院不应排斥西药，但既为专业性医院理应把数千年来的中医药宝贵经验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庶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创建中医院的期望。总之，中医要创新，首先要对中医学有较深钻研和正确理解，才能取精用宏，有所前进，有所发现。我们中医同道要有自信和自强精神，要刻苦学习，要勤于临床，通过反复的实践验证，取精去粗，遵循自身理论体系，加以整理提高，在继承中求发展。

中医药学之所以称为医学瑰宝，就是广泛集结历代医家的学说、经验并广采海外异域的医学成就而形成伟大宝库。孙思邈为唐一代大医，就是继承了唐以前医家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同时也吸取了海外的医学理论和良方妙药。张仲景更是勤求博采而被后人尊为医圣。历代名家大多有所发展，直至清代王清任创制补阳还五汤及活血化瘀诸方，为今人所常用，他的建树实际上已受西方医学的影响及其本人对人体实地观察和临床经验而获得的。过去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学术就需要博采众长，真理无古今，科学无中外，尤其在近百年来世界科学技术有惊人发展，飞船翱翔于天际，潜艇徜徉于水底，基因的发现和克隆的出现，说明西方科学家正在努力探索生命的奥秘，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医同道，能面对现实熟视无睹而无动于衷吗？中医学的整体观点和辨证论治诚然是可贵的，在宏观理论上中医有优势，在临床治疗上中医有特色。中医文献中还记载了人体生理、病理和诊疗方面的许多规律性现象，这些无疑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是，宏观理论还须得到微观物质的验证，临床疗效也必须探索其内在机制，这就需要学习、吸收现代高新科技知识和西方医学成就，用以阐发中医理论中涉及的人体秘奥。学习运用新知识新技术的目的，不仅仅为了证明中医学有其科学内涵，更重要的是把中医学中的高深理论借助现代科技知识来探索发现人体中目前尚未明了的“黑箱”内容，使中医药学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从而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司马迁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我们中医工作者要有民族自尊心，一定要牢牢掌握中医学的精髓，同时还要具有海纳百川的襟怀，要广泛吸取西方医学及其他有关高新科技知识，学习既是为了充实，更重要的是为了超越。所以必须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在吸收中求创新，为人类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医学是关系到人身健康和生命的科学。目前，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许多危害人命的疾病还都未能解决，双方应互相学习，紧密团结，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要服膺真理，凡是有利于解决疾病的好方法，无论中医的或西医的，大家都应为之高兴。惟谦能受益，有容乃大，固步自封与全盘西化，同样是不可取的。我以衰朽之身，竭诚希望我国医务工作者和有关科技专家，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替人民造福而共同携起手来，把我国传统医学提精撷粹，继承创新，缔造医学的明天。

现在报章杂志都在谈论全球化，这主要指经济全球化。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原先主要局限于自己国家的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显著增强，表现出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趋势。如此的经济全球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据我粗浅的研究，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的价值。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产物。在这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了 20 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进一步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就已经得到了表达。

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主体和客体的对峙，注重的是探索自然的奥秘并进而征服自然。在这种思想观念的熏陶下，人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是自然的立法者而凌驾于自然之上，把征服自然看作自己的最大成果和乐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说的正是认识和征服自然的力量，西方文化以拥有这样的力量而自豪和骄傲。如此的思想观念存在着忽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缺失。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一”，可以弥补西方文化在这方面的不足。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才组成的。这三才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美好。任何一才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因此，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既要“尽人之性”，又要“尽物之性”。在儒家看来，“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是密切相关，不可偏废的。《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周易·乾卦·文言》里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上述儒家经典的论述都是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宋儒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一思想主张物我一体，万物与我同类，更加明确孔孟先秦儒家的人道思想是包含人类以外的整个自然界。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全新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撙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是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寓此意。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界的重视。事实上，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开创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先河。

经济全球化在形式上似乎是经济的无国界化，但实质上它是民族国家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普遍性交往，是不同民族国家追逐利益实现的新的实践形式。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上存在着冲突。

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

《论语·子路》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是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单一同质事物的迭加，如此，不会有新的发展。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这样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那么文化霸权主义等都是不可取的，这无疑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的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

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何去何从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儒家十分明确地坚持“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明确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人类在新世纪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

儒家“以义制利”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人作为市场主体，其行为主要被形形色色的契约所规范。契约对行为的规范相对于儒家的德性伦理更多的具有外在的性质，本质上是一种他律。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不管制度、契约的设置如何合理、有效，总不能在任何时候都面面俱到。制度管不到的地方就需要主体的德性来弥补，在这一方面，儒家不是机械地强调“信”，而是把信建立在“诚”的基础上。诚是真实无欺的心理状态，凸显的是主体自身的价值而不是外在利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从来都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算计的“经济人”，他们的经济行为往往不是纯粹出于商业功利，而是超越了个人经济得失，蕴含着某种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对某种社会责任的承担，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经世济民”。这使得儒商的经济活动不是以谋一己之私利为归宿，而是从中力图对社会有所贡献，不是把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藉以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社会价值。

儒家伦理这一方面的作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1999 年 9 月，在山东省济宁市举办的孔子圣诞 2550 周年与“儒商与 21 世纪国际研讨会”上，日本道德科学研究所的永安幸正教授，根据儒家的经典著作，结合当代市场经济与世界潮流，提出了今日道德四项基本原理：①自尊自律原理。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志进行行动，体现对个人的尊重。②无危害原理。禁止危害他人，方能行使个人的自由。③正义原理。强调一切人的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人人机会均等。④仁惠原理。致力于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永安幸正教授指出，他的观点和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黄金律是完全一致的，是在新的时代下对黄金律的贯彻与运用（参见孙君恒《全球化呼唤人类的普遍道德》，原刊于《道德与文明》2001 年第 1 期）。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成为与他人、群体和睦共处的人。儒家的以义制利在这方面的价值是值得发掘的。

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历史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对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这同时它也迅速地把社会世俗化了，从而造成了人格理想被世俗化所同化的危险。这在西方国家已经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娱乐人生观的蔓延，使得美国新教伦理传统的劳动精神、节俭精神、工作态度都受到了损伤，也就是原有的理想人格崩溃了。理想人格如何不为世俗化所吞没，这在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传统儒家“成人之道”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资源可资借鉴。在《论语》中以“成人”来指称理想人格，以后儒家就把关于培养理想人格的学说叫作“成人之道”。

“成人之道”的实质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所谓“为己”主要有两个方面：从正面来讲，“为己”强调理想人格的培养过程主要是取决于自身的能力、意志和智慧，而不是依傍某种外部力量。孟子曾说，要等待文王出世后才能在人格上挺立的人，是一般的凡人，如果是豪杰志士，即使没有文王，也能在人格上卓然而立（《孟子·尽心上》）。所以，孟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自暴自弃”，即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那就必然陷于世俗的污泥浊水而不能自拔（《孟子·离娄上》）；从反面来讲，“为己”强调理想人格的培养过程就是拒斥世俗的浸染而保持自我清净。《论语·微子》记载，两位“避世之士”对无力改变世俗的混浊而愤慨不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于是，他们希望孔子也成为避世之士。孔子则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认为自己正是为了要改变世俗的混浊，并努力使混浊的世俗转变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以后孟子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大丈夫”即理想人格就是在世俗的诱惑和压迫前而傲然挺拔的。这样的“为己之学”显然有利于我们在当代社会坚定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而不为外在的力量所动摇。

儒家的“成人之道”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并非要人们脱离世俗社会。但是，作为生活在世俗社会里的个人，很难完全摆脱世俗的富贵、贫贱、威武的牵制而自主地追求理想人格，因而难免会沾上某些世俗的污泥浊水。对此儒家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要勇于改正自己的过错。所以，儒家强调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得见的理想人格即君子并不是完美无缺点，而是有着各种缺点和错误的，但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因此，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既要求超越世俗生活又根植于世俗生活。这就启示我们在当代既不能因为世俗的滔滔混水而丢弃理想人格的培养，也不能因为追求理想人格而与世俗生活隔绝。

当然认识到儒家思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是一回事，把这样的价值发挥出来又是一回事。关于后者，既要有决心加强个人的修养，同时有赖于社会机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