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鞠通（1758~1836）（崔成雨 绘）
作者简介
卜开初，男，1949 年生，中共党员，南京中医学院毕业，副主任中医师。现为江苏洪泽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兼洪泽县中医学会秘书长。数十年如一日，刻苦攻读经史，博参各家学说，屡起沉疴大证，赢得病家信赖和称赞。在书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5 次，获奖 17 次。不但精于岐黄，还熟谙诗词格律。编著《声律大观》、《洪泽湖传奇》、《文学堂诗词选》等诗词文学著作多部。编著医学著作有《中医论文集》、《中医名医辞典》、《吴鞠通学说研究》、《淮阴中医》、《杏林轶事》等。被授予淮阴市“优秀知识分子”、淮安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序言
吴瑭（1758~1836），字佩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清温病学家，与叶天士、薛生白、王孟英合称“温病四大家”。其著作有《温病条辨》、《吴鞠通医案》、《医医病书》凡三种。其中《温病条辨》对常见温病的病因、症状、治法都条分缕析，清清楚楚，为温病学中之名著，凡业温病者无不奉为圭臬。《吴鞠通医案》是总结其一生的验案，包括内、外、妇、儿各科杂病，可见先生学问非止温病为擅长也。至于《医医病书》一书，本是应浙江胡沄先生所托，纠正时医之弊的文章，因胡沄曾被时医所误，感慨颇深之故。然实乃先生晚年亲自删定的一部论文集，议论十分精辟，历来为医家所珍视。本书初成于 1831 年。可惜的是，此书写成后，未曾刊行，只有手抄本。开始在吾淮流传，后传入浙江，被浙江名医何廉臣先生所珍藏。四明曹炳章先生，有识之士也，又从何廉臣先生处录得，并加以整理，于 1915 年由绍兴育新书局石印，收载于《曹氏医学丛书》中。从此，渐传于世，然仍流传不广。直到 1985 年，才经南京中医学院沈凤阁教授校正，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根据手抄本为底本，参考曹氏的校注本，重新印刷，方得流传。江苏科技出版社孙连民先生赠余一本，余甚喜之，恒以得读此书为幸。今年，乃吴鞠通先生诞辰 250 周年，吾淮医界同仁有感于先生学术精湛，有功于世，举行全国性盛大纪念活动，并拟将其著作重新推而广之。众皆感于《医医病书》一书，流传较少，同仁嘱余予以点注，余遂不揣谫陋而为之。一为自学之心得，二为引玉之砖，三为初学者之参考。余自知学识浅薄，难当此任，然感吴鞠通先生乃吾淮之先贤，弘扬先生学术思想，余当仔肩有责，遂欣然承命。余料此书一出，海内识者必有以教我，至时幸甚矣。
卜开初识于文学堂
2007 年 5 月
吴鞠通与《医医病书》
吴鞠通，名瑭，字佩珩，鞠通乃其号也。后以号行，其字遂掩。历代多种书籍中凡言“吴瑭，字鞠通”者，如《中国医学人名志》、《简明中医辞典》、《江苏历代医人志》以及中医高等院校教科书等，皆误。清江苏淮阴人，谢观在《中国医学大辞典》中说：“清江苏清河县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卒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享年 79 岁。
吴瑭初习儒，19 岁时，其父死于病魔，感于“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乃发愤学医。23 岁，侄儿又死于温病，遂彻底弃儒习医。26 岁，求学至京师，值四库馆阁开，经人介绍参予检校《四库全书》，得阅吴又可《温疫论》，甚为其议论宏阔所动，又感其美中不足。乃遍读《内》、《难》、仲景书及晋唐以来诸家学说，学问大进。殆至读到叶天士之书时，方始大悟。在汪廷珍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温病学巨著《温病条辨》一书。嗣后，在多年实践中，收集所治各科验案，荟成《吴氏医案》。71 岁时，浙江会稽胡沄先生与之交，感于被时医补阴所误，嘱吴瑭作一针砭时医、俗医之书。吴瑭正感于前作《温病条辨》，未及内伤杂病，深以为憾，便欣然领命。74 岁书成，题曰《医医病书》。是书乃先生亲手所订，共七十二则，其目的是一补《温病条辨》之不足，一医流俗之病。
先生初娶鲍氏，生子廷莲，与先生门人侄嘉会参与编校《温病条辨》。鲍氏早卒，有孙二人：继祖、念祖。继室崔氏，生子廷芷、廷荃，婿周宗信，亦淮阴人，皆能传其术。后廷莲患病不治，先生忧郁成疾，于道光 16 年 2 月得衄血而卒。《医医病书》未曾刊行，经友人收藏，以手抄本得以保存传世。
题词
病人之病，赖医人之医。医人之病，层出不穷，将何以补偏救弊，捍卫民生哉？孔子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子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医人者，规矩也；病人者，所制之器也。今将修规矩以制器，作《医医病书》书名。第一个“医”字，是动词，作“医治”解；第二个“医”字是名词，即指“医生”；第三个“病”字，指“毛病、弊病”，不是人身上的疾病；第四个“书”字，即书之本意。串起来讲，即是“医治医生弊病的书”（整理者注：原书“词注”在原文后，整理时放在原文中间，并删除词注后的句号。下同。）。
道光辛卯公元 1831 年冬月吴鞠通名瑭，字佩珩，鞠通乃其号也，许多书籍中说“吴瑭，字鞠通者”，皆非。温病学家，清江苏淮阴人。此书作于 1831 年，时年 74 岁自题
【点注】
这是吴鞠通先生在晚年继《温病条辨》之后所作的一部论文集，共七十二篇。一是补《温病条辨》之不足，二是对某些理论的再认识。他在《题词》中，首先点出了撰写该书的动机。因为人生在世，难免生病，而人一旦生了病，必须有医生来治疗。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不足之处，则严重地影响着病人的治疗效果。这些不足之处，就是医生的“病”。那末，医生的“病”由谁来治疗呢？这部书就是为治医生的“病”而作。观其题词，寥寥数语，将本书的创作动机说得清清楚楚，真是古今第一部这样的书。
一、医非上智不能论
予我。通“余”年三十考先生生于 1758 年，三十岁当为 1787 年。先生十九岁丧父，二十三岁殒侄，乃发愤学医，六年后在京师得遇汪廷珍先生，正好是三十岁时，汪瑟庵名廷珍，字玉粲，清江苏淮安人。乾隆进士一甲二名榜眼，后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谥文端。以文通医，曾助吴鞠通考订《温病条辨》先生谓予曰：“医非神圣不能。”予始聆之，惊且疑，以为医何如是之难？医道何如是之深哉？今历四十余年据自序云，此书成于道光辛卯，即 1831 年，时当 74 岁，距三十岁而言，自然是四十余年，时时体验，事事追思，愈知医之难且深也。医虽小道，非真能格致诚正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言者不能。上而天时，五运六气即木运、火运、土运、金运、水运的合称。木、火、土、金、水在地为五行，五行之气运在天，故曰五运。六气，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之错综，三元术数家以六十甲子配九宫，一百八十年一周始，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合称三元更递之变幻；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非真用格致之功者，能知其性味之真邪？及其读书之时，得少便足，偏好偏恶，狃于一家之言，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语出韩愈《昌黎集》十一《原道》：“人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指自己崇信一种说法，必然会排斥另一种说法，信奉为主，排斥为奴。后来多指派别门户成见，喜读简便之书，畏历艰辛之境。至于临证之时，自是孟浪鲁莽者害事，自馁本指饥饿，引申为灰心丧气而畏葸害怕，胆怯，指胆小怕事者亦害事，所谓有所好乐恐惧忧患，皆不得其正。非真用诚正之功者，岂能端端的，究竟。指详细审察好恶、备全部，完全知道之意四时之气哉？
【点注】
医者，乃正学也。初起之时，皆帝王之所为，如神农始尝百草而知药性寒温，后人辑为《神农本草经》；黄帝与岐伯、雷公等群臣问对而成《内经》；伏羲定八卦、论阴阳，至周文王制《易经》，系统论述阴阳学说在社会上的应用。医学著作从中吸取了精华部分，将阴阳学说贯串于医学之中，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治则、方药等各个方面。故汪瑟庵先生将医学定为“神圣事业”。
吴鞠通先生在父亲和侄儿死于病魔的情况下，慨然弃举子业，发愤攻医游学至京师，得遇汪瑟庵先生。汪先生才华精绝，一时文坛以为首领，他精通诸子百家，对医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与吴鞠通结为好友。见吴鞠通有志于医，鼓励和帮助吴鞠通完成了《温病条辨》的编著工作。
本篇重在阐述为医者，必须广读经书，极尽人事，博物广学，还要有一颗诚正之心。否则，不可能成为大医。
二、气运论
五运六气之理，天地运行自然之道。宋人疑为伪书者，盖未细心体验也。《内经》论气运诸篇，当与大《易》指《易经》，是专门讲阴阳八卦的书、《月令》《礼记》篇名。传为周公所作，实为秦汉间人抄合《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首章，收入《礼记》，记述每年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行政及相关事物参看。统言之，天地阴阳，一气构成天地间万物的基本物质。《庄子·知北游》：“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汉王充《论衡·齐世》：“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宋周敦颐曾提出气一元论之流行也；分言之，则有两仪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是指一切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四时、五行、六气、七政又名七曜，指日、月、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八风八方之风。《吕氏春秋·有始》：“何为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飓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相为流行，对待制化，以化生万物者也。在天原未伤人，在人之体气有偏，触其相克之气而病。如阳虚者，易伤湿、燥、寒之阴邪；阴虚者，易伤风、火、暑之阳邪也。精通气运之理，有先知之妙，时时体验其气之已至即季节已到，则相应气候也到，称已至。如春则气温，夏则气热、未至即季节已到，而相应气候未到，称未至。如春则尚冷，秋则尚热、太过即气至过强。如春日已热、秋日已寒是也、不及即气至过弱。如夏不甚热、冬不甚冷是也。何者为胜气指偏胜之气？何者为中气指相为表里，其气相通。如阳明、厥阴则互为中气？何者为化气指从母气之化。如秋燥之气，轻者为燥，重者为寒，化气为湿，复气为火？何者为复气指报复之气。如五运中每账偏胜，即有另一运以报复之，称为复气？再用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微者责之，盛者责之之功，临证自有准的。
【点注】
自然者，大天地也。人生者，一小天地也。天人相应，息息相关，人之疾病，多与自然有关，故为医者，必知五运六气，天地运行之道，《内经》中有专篇论述，但许多学校里老师不教，学生不学，临床上又不研究，甚至视运气学说为唯心之论，故使后来中医只局限于可视性病因的诊断，以致效果降低。即如 1958 年，成都地区乙脑大流行，西医治疗效果不显，卫生部组织中医专家前往。经分析，认为该年火热太胜，订方白虎汤，用后疗效甚佳，救治了多少生命。第二年，北京、石家庄地区又发生乙脑大流行，因有上年成都的经验，使用白虎汤，疗效不显，又经中医专家分析，认为该年雨水较多，湿气偏胜，于是在白虎汤中加入苍术，马上疗效大增。若不知运气之变化，一味套用成方，或所谓验方，其效定差。故吴鞠通先生特别强调气运学说。
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首开道家之学，用阴阳学说解释万物。而中医学说却以阴阳为核心，这就是道法自然。中医时时刻刻都与自然有关，根据人的体质，结合自然界的运气学说，在临床上可大大提高疗效。
三、医不明六气论
风、火、暑、湿、燥、寒六淫之病，唐宋以后，皆未分晰清楚。如以伤寒法治温病，又以温病法治燥证。且自唐以后，皆不识燥证，略而不讲。只有沈目南字明宗，清嘉兴人。著有《伤寒六经辨证治法》、《沈著金匮要略》先生，论燥之胜气，引经为证。与喻嘉言、叶天士之论燥，但指化气而言者，大不相同（予已详《温病条辨》中），其余概不之讲。甚至有云燥不为病者，谬之甚也。盖风为长养万物之用，在天为元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在正常情况下，称为六气。这里称在天为元，考元有善之意。《易·乾》：“元者，善之长也。”后因称善良的人为元。《春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八元。此即言风在天之气中本来是很善良的，不对人产生伤害。待到成为致病因素时，则失去了善良之性，称为六淫。六气、六淫，其内容虽同，而其义则别，尚为百病之长，岂燥属金为杀厉之气，反不为病乎？不过以《阴阳应象大论》中，但言冬伤于寒、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故云尔也。岂未见《天元纪》、《六元正纪》诸篇，详言燥气之病乎？此乃读书不细之故也。
【点注】
风、寒、暑、湿、燥、火，在正常情况下名六气，当其成为致病因素时，则名为六淫。故本节题目言六气，而内容又言六淫。六淫之邪，致病各不相同，治法也不相同。先生特别提出燥邪致病之危害，并引用沈目南、喻嘉言、叶天士等前贤之论的不同。沈氏讲燥之本气，喻、叶二氏讲燥之化气，指出燥邪之为病，在《内经》中早有论述，因不在一个章节里，而被后人忽视，皆因读书不细之故，而导致了医生对六气致病不明。
本篇观点明确，指出燥气致病，不可忽视。
四、医必备四时五行六气论
医不务四时五行六气之学，万不能医四时五行六气之病。唐以后之医，多为门户起见，欲天下病人，就其学术，并非以我之学术，救天下之疾苦。甚至某医内伤，某医外感，各由人定，医亦自夸。岂知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疑似甚多。病者果能认证，方书具在，何待求医？医学果可专门，就医者来，宜先择病，且儒理兼赅，非疡医可分业，况外证脉络，亦内科可应通。各执一见，难号十全。试由天道论之，虽天有四时五行六气之全，以为生长化收藏而成长养万物之功，岂人力大于天力，但执一气，即能概知六气之全乎？唐以后，名医之法，可采择而不可宗，因各有所偏也。如李东垣李杲，字明之，号东垣先生，元真定人。后人称为李东垣偏于温和，有似乎春；窦真定窦材，宋绍兴年间真定人，故后人称窦真定。著有《扁鹊心书》偏于火攻，有似乎夏；刘河间刘完素，字守真，金河间人，故后人称刘河间偏于寒凉，有似乎秋；朱丹溪朱震亨，字彦修，元义乌丹溪人，当时人称丹溪翁，故后人称朱丹溪偏于补水，有似乎冬。学者能从众人之长，以《内经》、《难经》、仲景为主，知用法而不仅于用方，参考百家，出于至诚之心，如天道浑似太和之气宋张载用来形容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状态，即阴平阳秘，庶不背于道矣。
【点注】
吴鞠通先生指出，医生必具博学之才，方能应付错综复杂的病情变化，若一味执定书本上罗列的几种证型，某病套用某方，胶柱鼓瑟，则治病多误。因疾病受外界多种因素影响，病情千变万化，若执一见，效难十全。
先生认为，读古医书也要有所选择，在唐以前，尚无多少歧义，到唐以后，诸家学说蜂起，特别是金元时期，医学始有门户之分，各主一说，如刘河间眼中所见，多火热之病，故主寒凉；李东垣见战争中，饮食劳倦，内伤颇多，故主补脾；朱丹溪针对当时温补之风，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故主补阴。另外，张子和主攻下，窦材偏温补等，一是补当时之偏，同时也存在自己一见之偏。故吴先生提醒后人对各家学说，只可采摘参考，而不可宗旨效法。还是以《内》、《难》、仲景为主，兼参百家，方不致有偏。
五、三元气候不同医要随时变化论
三元术数家认为，六十年为一甲子，气运也随之一变，称为一元。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一百八十年后，再以此类推。上元如春之多温，中元如夏之多火，下元则如秋冬之多寒多燥。仲景生当建安下元甲子，故寒为多，人之死于伤寒者，十之八九，而作《伤寒论》。吴鞠通生于中元，故多火热，以致戊寅、癸丑，都中大疫，人多死于温病，而作《温病条辨》气候不同，亦犹四时之气候不同也。上元之名医，其用药必能合上元之气；中元之名医，其用药必能调中元之偏；下元之名医其用药必能矫下元之弊。三元一百八十年，人不能遍历，而四时则每年一周，医可借四时以测三元也。如初春去寒未远，才去重裘，仲春则著棉农，季春则换单衣。夏则絺绤絺，细葛布。绤，粗葛布。泛指凉爽的单衣；秋则由单夹而棉、而皮；冬则复用重裘矣。如仲景名医也，其作《伤寒论》，原为建安纪年下元甲子，伤寒颇多，不忍宗族之死、君亲之病而作也。后世不问何气为病，而以一伤寒之法，治四时之病，治者亦自觉不合，遂人各著一伤寒书，而悉以伤寒名书，试问置风、火、暑、湿、燥之五气于何地？“伤寒”二字，顾名思义，六气本不全也。予生于中元，戊寅年为嘉庆 23 年，即 1818 年、癸丑年为乾隆 58 年，即 1793 年，都中温疫大行，予著《温病条辨》，以正用伤寒法治温病之失。及至下元甲子以后，寒证颇多。辛巳年为道光元年，即 1821 年，燥疫大行，死者无算，予作霹雳散以救之。又补《燥金胜气论》一卷，附《温病条辨》后。近日每年多有燥金证，是予一人之身，历中元则多火证，至下元则多寒证、燥证，岂可执一家之书以医病哉！
【点注】
天地之气，六十年一转，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古代术数家都十分重视。历一百八十年后，重新循环。分上、中、下三元。上元如春，其气多温；中元如夏，其气多火；下元如秋冬，其气多寒。每个人虽不能遍历三元，但可借一年四季的变化来度测三元之气。所以历代名医的观点有各种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气运不同。如果不能认识气运之变化，用药则没有效果。如“医圣”张仲景生于下元，故所见多寒，《伤寒论》由是而作矣。吴鞠通生于中元，其所见多火，再用治寒的方法，自然无效，必须另辟蹊径，创治温病之法，叶天士、薛生白等人才能认识这一点，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方始成也。那些抱着仲景书不放，自命经方使者，对温病的治疗，是很不得力的，曾一度认为“离经叛道”的温病学家们，终于识得了温病，提出了新的治法，救了多少生命。既符合气运之变，又丰富了祖国医学内容。故为医者，不可执一家之言，必要遵循自然规律，广闻博学，治病方能中式。
六、体用论
体用体，物质也，用，功能也互根之理，医者不可不知。如肝与脾，阴脏也，而用则阳；胃与膀胱，阳腑也，而用则阴。如白芍、乌梅，生于阳而用则阴。盖乌梅得初春之气，三阳开泰《易经》中以十月为坤卦，六爻皆阴，乃纯阴之象。至十一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至正月则为泰卦，三阳在下，其应为冬去春来，阴阳消长有吉亨之象。故以三阳开泰为岁首称颂语而开花；白芍生芽于亥月一年有十二个月，常用十二地支以配十二月。每年固定以十一月阳生之月为子月，正月为寅月，依此类推，亥月当为十月，遍历六阳之月十二地支中，以子丑寅卯辰巳前六支为阳，午未申酉戌亥后六支为阴。六阳之月当指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春尽而惑开花，其性能皆以收敛为用。半夏生于夏半，当归秋分开花，皆得阴气而生者也。半夏逐痰饮，而最补胃阳，当归行血中之阳气。推而广之，无不皆然。特举脏腑药味一二，以例其余，学者细心随处体验，其用无穷，皆实学也。学医可也，学儒亦可也。泰极必否，否极必泰泰、否，《易经》中两个卦名。上乾下坤为否，上坤下乾为泰。阴阳互相转化，当泰卦下乾三阳转到极点成三阴，上卦坤三阴转到极点成三阳时，正好相反成否卦，是谓泰极必否。同理，否卦到极点，则转成泰卦，是谓否极必泰。天地交而万物通则为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则为否。损者多益，益者多损，其理必然，道在是矣。
【点注】
物质与功能的关系，本来是对应的，如日为阳，月为阴；火为阳，水为阴。阳则热，阴则寒。然世事有常有变，并非如此机械。以脏腑来说，肝脾皆阴脏，体阴而用阳；胃与膀胱皆为阳腑，而其用则阴。再以药物来说，也是如此。如白芍，从子月发芽，到巳月花落，遍历六个阳月，其性能却以收敛为阴。而半夏、当归皆得阴气而生，但其用皆阳。半夏补胃阳，当归行血中之阳。不明白这些道理，怎么能应付无穷之用。世间之物，何止千万，不穷究其理，学识从何而来？学医者，学儒者，其理皆相通也。
七、五脏六腑体用治法论
今人概言用补虚，不知五脏六腑，亦各有补法。即一脏一腑之中，又有体用相反之殊。脏属阴，其数五者，阴反用奇也。腑属阳，其数六，阳反用耦也。亦如乾之四德指元、亨、利、贞，坤之五行指仁、义、礼、智、信，阳用耦而阴其互也。故五脏六腑，体阴者用必阳，体阳者用必阴。
肝为足厥阴，肝之体主入，本阴也；其用主出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阿胶、萸肉、鳖甲、牡蛎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当归、郁金、降香、香附之类。
心为少阳之体，心之体主静，本阴也；其用主动，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龟板、柏子仁、丹参、丹砂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人参、桂枝、茯神之类。
脾为足太阴，主安贞安，静也，贞，守也。指阴静之意，体本阴也；其用主运行，则阳也。补阴，补其体也，如桂圆、大枣、甘草、白术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陈皮、益智仁、白蔻仁、神曲之类。
肺为手太阴，主降，本阴也，其用主气，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麦冬、沙参、五味子、百合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人参、茯苓、白术、白蔻皮之类。
肾为足少阴，主润下，主封藏，体本阴也；其用主布液，主卫气，则阳也。补阴者，补其体也，如鲍鱼、海参、地黄、玄参之类；补阳者，补其用也，如肉桂、附子、硫磺、菟丝子之类。
六腑为阳，其用皆阴。盖胆为少阳，主开阳气之先，输转一身之阳气，体本阳也；其用主决断，主义，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川椒、吴萸、当归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青黛、龙胆草、胡黄连、芦荟之类。
胃为足阳明，主诸阳之会。《经》云：“阳明如市”，体本阳也；其用主纳，主下降，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茯苓、人参、半夏、苡仁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生地、玉竹、梨汁、藕汁之类。
大肠为手阳明，主传变运化，体本阳也；其用主纳小肠之糟粕而降浊，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薤白、杏仁、诃子、木香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芒硝、旋覆花、知母、猪苓之类。
小肠为手太阳，主受盛化物，体本阳也；其用主纳胃之水谷，分其水而传糟粕于大肠，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附子、灶中黄土、公丁香、荜菝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芦荟、黄连、黄芩、甘草之类。
三焦为手少阳，体本阳也，其用主引导阴阳，开通障塞，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川椒、吴萸、丁香、肉桂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滑石、木通、灯芯、寒水石之类。
膀胱为足太阳，体本阳也；其用则承气化，溲便注泻，则阴也。补阳者，补其体也，如肉桂、附子、猪苓、茯苓之类；补阴者，补其用也，如黄柏、川楝子、晚蚕沙、滑石之类。
凡补五脏之体者皆守药，补六腑之体者皆通药。盖脏者藏也，腑则通而不留者也。
【点注】
本节具体言五脏六腑之体用关系，各有阴阳不同，提纲挈领，一一表出，并将每一脏腑的补益方法及具体药物罗列眼前，补体者用何药，补用者用何药，各依阴阳不同，条分缕析，一丝不爽，使读者有所取法焉。从总体来看，凡补五脏之体者皆守药，补六腑之体者皆通药。脏者，藏也，守而不走；腑者，府也，走而不守之故也。
先生在本篇中，对各脏腑的补益之法说得十分明白，只要能使脏腑发挥功能，即是补益。何今人必以参、茸、地、药为补耶？或一闻某药有补益之功，不论对证与否，皆一概用之，究能取效否？
又观今时之人，动则皆曰体虚，恒需补之。一闻某药有补益作用，争相采购，趋之若鹜，并不分其证如何。即食物亦是如此，如闻甲鱼能补，则竭尽所能，以得一甲鱼为荣。宴席之中，也以甲鱼为贵，若古之上八珍一般，其价甚昂。他如冬虫夏草，更是凤毛麟角，其价飙升至数万，直不可思议矣。
八、药不能治病论
药之能治病者，止有制方制，制约，制服，制胜之义。制方即能克敌制胜的方药，如吸毒石一种能吸毒的石头之吸毒，雄鸡嘴之治蜈蚣毒之类，所谓禽之制在气也。时下所用汤丸等方，皆和方和，平也，调和也。和方是指通过调和气血，而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治病的目的。与上所说的制方不同，制方者，针对病原，直接作用于病所，如酸中毒，以硷药解之；中火毒，以冰水沃之。而和方则是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正如《经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也，药物不能直行治病。或曰：药物既不能治病，汝医病能不用药乎？曰：药之走脏腑经络，拨动其气血，如官行文书，该管衙门，使该管衙门官吏，照牌理事。如脏腑以气为官者，则以血为吏；以血为官者，则以气为吏。药入某脏某腑，使其气血调和，令本脏之气血，自行去本脏之病。有两三脏并治者，如会稿然；以一脏为主者，如主稿然。若脏腑气血消漓消耗，离散。指极度衰弱之义，虽有妙药，该管官吏，不为奉行，不为核转查办，药其如之何哉？今人以药能治病，尚隔一层。
【点注】
本篇所论，是指药物治病的机理。说药不能治病，是说药不能直接作用于病所，只有少数药物，能起克敌制胜的作用，这些药物被称为制方。而绝大多数药物则是通过调整脏腑的气血功能，使脏腑气化恢复正常，达到祛除疾病的目的。吴先生并形象而又生动地举官府行文之例，督促有关部门办理业务，虽不十分贴切，但能使人明白其中的关系，便于理解。所谓深入浅出，非大手笔者，不能也。
九、看病须察兼证论
予前著《温病条辨》中，言外感交互合并，夹杂，有一千一百九十六条之多，见者必以为怪，惟深明《易》理者知之。要知一千一百九十六条，但指外感之自为交互而然，未及内伤也。若兼内伤，则靡可纪极靡，不。纪，经理。极，终点。即无法统计之义矣。如《伤寒论》中，酒客不可与桂枝汤；凡人大便旧微溏者，不可与栀子豉汤；疮家禁汗，亡血家禁汗，腹中有动气不可下之类，皆兼证之禁也。今人治病，一气且辨之不清，何况兼证。按兼证，有外感兼外感者，如燥金气运，虽在夏月，亦多腹胁疼痛、呕恶、气上阻胸等症，脉弦紧短涩，或泄泻不止，或竟大便十数日不通，烦躁不安，反口渴思凉，饮冷则腹愈痛，得温热药乃解。盖金克木之证，必用火克金五行相生相克，金能克木，是其所胜也。火能克金，也是其所胜也。然木能生火，火者，木之子也。火再克金，是子复母仇。及燥未尽解，忽加暑证。叶氏有秋后伏暑内发、新凉外加之明文。考暑证，热一气，湿一气，湿热交而成暑，又一气，已有三气，再加新凉燥气，是四气矣。万一病者，本有肝郁、疝瘕、动气、便血等证，所兼愈多，医者岂可不条分缕析而细察之哉？刑名家指掌管刑法的人定案，只举其罪名之至重者定之，故曰除轻罪不议。为医者异是异，不同。是，此也，近指代词，代刑法。指不同于此，即治病不同于论刑，一有遗漏，必有后患。如时文家指当时社会上写文章的人，作理搭题理，论点。根据一个论点，叙述有关的论据，不敢蹴空驾御蹴，踢，蹦。驾御，驾驶之义。原指不能离开地面而驾车，这里指不能离开各种论点去写文章，转指医生治病，必须面面俱到，治疗主证时，不可忽视兼有之证，以免留有后患，必须层层还到，方可全愈。而兼证，又当辨明何者为新病？何者为旧病？定法先治新病。仲景云，先治新病，谓旧病当后治也。即同为新病，亦有次第，如仲景《伤寒论》中，表急急当救表，里急急当救里是也。遗漏固不是，而缓急有先后，断不可不案通“按”。根据，考据也。
【点注】
先生强调，医生治病，不但要抓住主证，还要详察兼证。因为疾病的发生，是错综复杂的，指出单外感兼杂之证，就有 1196 条之多。如果加之内伤，那就根本无法统计。强调《伤寒论》中对兼杂证的重视，如酒客不可与桂枝汤，疮家不可发汗等，感叹今人往往连一气致病，都辨别不清，何况多气兼夹致病。并举暑证为例：暑者，热也，一气也；中必夹湿，二气也；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暑又是夏令独有之气，是三气也；如果再合并新凉燥气，是四气矣。四气夹杂致病，病情必复杂多变，治疗也必有许多顾忌。清热、除湿，孰多孰少，孰先孰后，皆须条分缕析，详细诊察之后，再定方案。医生治病与执法施刑不同。执法者，对罪犯多款项者，可以最重一项，其余不论，如既杀人，又偷窃者，只以杀人罪论，偷窃可不计也。而医生不可如此，见病人既有热邪，又有湿邪者，则必须兼顾，不可忽略其中之一。或本有旧病，又加新病者，当先治新病，然后再治旧病，不能忘其一也。是医者较其他各业尤难也。
十、答病家怕不怕论
病家，多有以怕不怕指病情可不可怕。也即病之轻重之义，病家不知病情深浅，常以此话问医为问，医者答之不易，非可以漫答随便回答也。胆大者，答以不怕，然小病必大，大病必危。虽不怕亦答以可怕，再三警戒，收其怠纵轻慢放纵，掉以轻心之念，而后可成功。胆小者，答以怕甚，则病家毫无主见，甚至一日延十数医，师巫杂进，不可救矣。有识见，有担当负责任之意，答以可救之理，但不可乱，而后可成功。时下医者，一概答以不怕。因都下风气，答以怕甚，则另延医矣。只为自己打算，不为人命打算，恶羞耻，讨厌在其为医者也。
【点注】
病家不知病情深浅，往往想从医生口中找答案，找安慰。吴先生告诫医者，不可以随便乱答。如说病轻不可怕，则病人会掉以轻心，小病也会酿成大病，甚至会有危险。如答以病重很可怕，则病家又会另请他医，则医生会失去病人，断了财源。因此，当时北京地区的医生不管什么病，都说不可怕，揽在手中治疗。这种只为自己打算，而对病人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很令人讨厌的。
医以救人为己任，若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则另请高明，转诊、会诊乃是常事。如力不能及，仍揽病人于手中，是害人也。不是图名，定是图利。
另有一种情况，即前医自知不能治之病，转给后医诊治。后医则极力贬低前医，或言识证不确，或言用药不当。更有甚者，见病可治，则言其幸亏早来，否则晚矣，而炫已之能。见病不可治者，则全归咎于前医，说何不早来，今良机已失，使病人抱恨于前医。是以医也不敢轻易转诊于他人，以免失名。
十一、用古方必求立方之故论
古方用意微奥精微，深奥，非若宋元以后之方，无大深意，徒滋流弊徒，空。空生弊端。如八味丸，专为摄少阴而设，专治肾虚转脬脬，膀胱。即指膀胱之系不顺而致的小便不利，故名肾气丸，非泛治水肿、臌胀也。今人不问证之寒热虚实，概以八味丸作汤，统治水肿、臌胀矣。痰饮门中，胸中有微饮，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苓桂术甘汤所治之饮，外饮治脾也；肾气丸所治之饮，内饮治肾也。按肾虚水泛为痰，但嗽不咳，肾气丸主之。若外饮脾虚，不能代胃行津液，一以强卑监卑，低也。监，以上视下也。指脾土功能不足之土为要。土最恶湿，八味丸中之地、萸，酸甘化阴，愈化愈湿，岂非为贼立帜乎？如麻黄汤治太阳伤寒，葛根汤治阳明伤寒，小柴胡汤治少阳伤寒。今人不问何经，第一日便将羌、防、柴、葛三阳表药，一齐俱用，悖谬极矣。甚至暑温、湿热、秋燥之化气，无不以三阳表药治之。且有不问是何外感，只以一柴葛解肌汤了事，是何理解？如何能有效哉？辨之不胜辨，学者由此类推可也。且古方不可不信，不可信之太过，亦不能全信，须对证细参，斟酌尽善。
【点注】
本篇是说今人用古方，必须经过辨证，然后才可使用。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见某证，便套用成方。也不可不加辨证，用前人所谓效方。殊不知古今气运不同，人之患病也不可能完全相似，执定古方须对证者，自可应用，不对证者，则须加减或另用他方，总须对证而已。用古方治今病，犹拆旧屋盖新房也，须经大匠之手，刮垢磨光而后可也。
今之医家，多有图省事，少动脑者，用效方、验方者不少。还有协定处方，千篇一律，忽视辨证，故有效有不效。余之愚见，治病还当以辨证施治为妥。
十二、诊病以现证为主不可拘执古方论
诊病者，全在确识病情之寒热、虚实、燥润，再能精考药性，有是病，即用是药；无是病，即不用是药。有是病，虽险绝之药性格猛烈及有毒性的药亦敢用；无是病，虽平淡之品，亦不敢妄加。如是则用药断无不效之理。有现证虽同，而所以致病之由不同者，断不可执定古方，如阴吹一证，用猪膏发煎，取其气血俱润也，注谓肠胃俱槁干枯，故用纯润。予凡治阴吹者，皆与原方相反，无不神效。其一，面青唇白，舌白苔，不食，不便，脉两至，肠虽槁，而胃不槁，因重用半夏、桂枝、陈皮、枳实，使胃中之积饮下行大肠而愈。其一，泄泻腹痛，知肠亦不槁矣，盖寒湿为病，大用分利温腑阳而愈。其一，少腹久痛而致阴吹，脉弦紧而涩，窃思如男子小肠气然，因大用温通下焦而愈。皆非猪膏发煎之证，设使不能变通，则三证皆不愈矣。
【点注】
本篇仍然是强调辨证用药。有是证，用是药，无是证，绝不用是药。不能套用成方也。若辨证确当，即使是有毒之品，也照用不误，《经》所谓“有故无殒”是也。若无其证，虽平淡之药，也不可乱用。即今人喜服六味地黄丸，以为是有补益之功，余极力反对之。可惜的是，以余一人之力，终难敌积重之势，令人慨叹不已。更有甚者，不加辨证，长期服用某药，以致偾事，回过头来，反怪某药有毒，龙胆泻肝丸，即是一证。以致良方湮没，殊为可惜。虽有几位名家为之呼吁，怎奈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十三、不读古书论
今人不读古书，安于满足小就，得少便足，囿局限于见闻，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大病也。《神农本经》、《灵枢》、《素问》、《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易经》、《诗经》、《周礼》、《礼记》，断不可不读者也。近人所读者，《陶氏六书》指明代陶华所著的《伤寒琐言》、《伤寒家秘的本》、《伤寒杀车捶法》、《伤寒一提金》、《伤寒截江网》、《伤寒明理续论》六种书，《寿世保元》明龚廷贤著，李士材“三书”指明李士材所著的《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篆》三种书，汪讱庵《本草备要》、《医方集解》，吴又可《温疫论》，《景岳全书》明张介宾著等类。甚至仅读《药性赋》、《汤头歌》，便欲行医。近代叶天士医案，精者多而粗者少，远胜陶氏等书，南方人多喜读之，无奈不得要领，但袭皮毛，名为叶派。但叶氏之书，本不易读。盖其书用古最多，读者不知其来路，未易领会其用意，而又搜罗散佚，集于门人之手，往往有前无后，有中间而无前后，碎金片玉，不能全备，非真有天分天资。指有杰出的智慧和才能人功者，不能读也。且不读《内经》、《金匮》等古书，不知其妙，不能用也。
【点注】
本篇强调医生必须要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列举了中医的许多经典著作，还有虽不是医书，但是文化的经书，也不可不读。因为学医必须学文，只有具备了高深的文化，才能通晓医学之精华。仅读一些浅显的书，永远不能成为大医。特别是陶氏六书，其理浅，条理乱，误人多端，最不可读。历代有多位医家作过批评。无奈有些人图其浅显，不需多动脑筋，胡乱掌握一些知识，便自以为通医，是害人也。
先生特别推崇叶天士之学识，但叶氏之书不易学，一要天资高，二要下功夫，方能得其奥妙。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强调：要想成为大医，必须要读很多的书。如《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本草》、《药对》，以及张仲景、王叔和等医家之书，还要妙解阴阳、禄命、相法、灼龟、五兆、《周易》、六壬等，又须涉猎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认为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佛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认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途而生。可见，古今名医，谁不是读书五车，满腹经纶！
十四、好博不务精论
满眼书笈，各家议论，万有不齐，胸中毫无要领，好博而性不专，学人大病最大的不足。医家之书亦不少，而要紧之书，止有《内经》、《灵枢经》、《难经》、《玉函经》（内三种，《伤寒论》存，《金匮要略》存，《卒病论》亡），至叶氏《临证指南》，博而能精，其间有偶有不精者，不过如不识燥证，误用桑白皮之类。张隐庵《本草崇原》，能识其所以然之故也。若予著《温病条辨》，拟补古来一切外感之不足者也。他如《东垣十书》、《丹溪心法》、《河间三书》，可参考而不可专读者也，盖皆有倚于一偏之弊焉。至陶氏《六书》，则坏道之尤最甚者，直不必阅。其他不及枚举，盖皆不识六气之全，但可参考而已。
【点注】
先生指出，读书要有选择，且要精读。有必读之书，如《内经》、《难经》、《玉函经》；有可读之书，如《临证指南》、《本草崇原》、《东垣十书》、《河间三书》、《丹溪心法》；有不可读之书，如陶氏《六书》。先生此论，确有见地。凡习医者，无不以《内经》、《难经》、《玉函经》为正宗必读之书，而唐宋以后诸家学说，可资参考。四大家之书，皆有一偏之论。至于陶氏《六书》，具体内容见前，确实不是好书，有识见人读之，方不致有大害，若无识见人读之，贻害无穷矣。虽曰开卷有益，可不慎乎！
十五、果达艺三者缺一不可论
昔者孔子称子路之果果敢，果断、子贡之达通晓，明白、冉子之艺才能，技艺，盖各举其所长而称之。要知果者，不可不达、不艺；达者，不可不果、不艺；艺者，不可不果、不达。设使果者不达，不艺，岂非一鲁莽之夫，何事不坏？岂能从政？设使达者不艺，虽知其事，亦未见其能了事完成事业也；达者不果，徒达而已矣。艺者不果，亦犹达之不果也；艺者不达，艺于何加？予故谓非果、达、艺三者兼全，不可以从政，医者亦然。
【点注】
先生认为，士之立业，必果、达、艺三者俱全。若单果而不达不艺，则为一莽之夫；若单达而不果不艺，虽能明白事理，但终不能完成事业；若艺而不果不达者，则艺无所加也。故不管从政，还是从医，都要果达艺兼全方可。
此篇议论，古来少有，是说人每做一件事，都要有勇有谋。医生乃人之司命，较其它技艺尤难，若无学识者，绝不可为，动则害人之性命。若虽有学说，而不能果断者，也徒有虚名而已。当病情危笃之时，不敢放胆用药，也只能束手待毙也。凡从政的人，需要果达艺三者俱备，学医的人又何尝不是呢。
十六、见理真切不恤人言论
下愚之人没有文化且又头脑笨拙之人，不恤忧虑，顾惜人言，使下愚而恤人言，其奸盗不敢行矣，上智之人既有高深文化且又头脑聪明之人，不恤人言，使上智而恤人言，其天德王道亦不可行矣。未曾学问思辨，而骤欲笃行者，孟浪人也。既能学问思辨，而恤人言，不能笃行者，乃见义不为，无勇也。儒与医皆然。
【点注】
先生认为，只要见理真切，可以不轻听人言。如果没有文化的人，轻听人言，连奸盗也不敢作矣。如果是一个有高深文化的人轻听人言，那么，连天德王道也不可行。没有真才实学，见理又不真切，还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只是孟浪之人。如果有学问，又见理真切，但不能专一行事，那只是无勇之人。学儒者，学医者，皆是如此。观《寓意草》喻氏治黄长仁一案，若非喻氏明眼之人，岂不坐观一条人命被丧。医者，难也。
十七、治内伤须祝由论
按“祝由古之迷信以符咒治病的一种方法。唐太医署有咒禁科，明太医院有祝由科”二字，出自《素问》。祝，告也；由，病之所以出也。后世以巫家为祝由科，并列于十三科之中。《内经》谓“信巫不信医不治”，岂可列之医科哉？吾谓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盖详告以病所由来，使病人知之而勿敢犯，又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细心体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惊觉之，危言以悚惧之，使之心悦诚服，而后可以奏效，予一生治病得力于此不少。有必不可治之病，如单腹胀、木乘土、干血劳、噎食、反胃、癫狂之类，不可枚举。叶氏案中谓，无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亦此义也。俗语云：有四等难治之人，老僧、寡妇、室女、童男是也；有四等难治之病，酒、色、财、气是也。难治之人，难治之病，须凭三寸不烂之舌以治之。此救人之苦心，敢以质之同志与同道商榷。
【点注】
祝由科带有迷信色彩，后被巫所采用。《内经》是讲辩证法的，与迷信不相容，故曰“信巫不信医，不治也。”先生将古之迷信治法的祝由科赋予新的内涵，让病人尽情说出患病之由，然后分析其病理，告之以危害，再详细解释安慰，使病人消除思想顾虑，以有利于疾病的恢复。这实际上是心理疗法，但确实是医生的一片苦心。
可惜的是，现在科学如此发达，还有人信巫，他们将祝由神化，愚弄病人，谋求钱财，视医学如不见，真不可理喻也。吴氏此论，当细读之。
十八、治内伤必须辨明阴阳三焦论
今人治内伤，用六味、八味者遍天下，皆误听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谬论。用补中益气汤者十之二三，误用东垣重木轻德之计重方轻用之意，而又不察伤阴伤阳，惟自己好尚，专门师传之是只认为师传是对的。从古称诵读劳阳，谋虑伤阴，如作文、办案、持筹握算、运筹帷幄者，皆劳阴也。如诵读歌唱与一切力作汗出过多者，皆劳阳也。如外感燥、湿、寒三者阴邪，皆伤人之阳气者也；如风、火、暑三者阳邪，皆伤人之阴者也。然间亦有应补阳者，如产后、老年，大抵多阴不足，间亦有阳不足者。又必究其上中下三焦所损何处？补上焦以清华空灵为要；补中焦以脾胃之体用各适其性，两不相忤违背，抵触为要；补下焦之阴，以收藏纳缩为要，补下焦之阳，以流动充满为要。予于《温病条辨》，拙作议补下焦，峙立三法：以专翕膏，补下焦之阴也；奇经丸，补下焦之阳也；天根月窟膏，阴阳两补，使之交纽者也。补上焦如鉴镜子之空，补中焦如衡秤之平，补下焦如水之注。
【点注】
先生指出，凡治内伤，必须辨明阴阳和三焦。丹溪生当金元时期，当时因战乱，烦劳过度者较多，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后人不细心体察，乱用一气，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流弊。用东垣之法又不分阴阳，补益不知从何入手。提出了补益大法，凡补上焦，用清华空灵，轻清之品；补中焦要各适其性，即脾宜升宜健，胃宜降宜和；补下焦要收藏纳缩，多用守而不走之品，滋腻温补或血肉有情之品。同时还注意补上焦如鉴之空，轻清流动之品；补中焦如衡之平，升降得宜；补下焦如水之注，沉极于底。
吴先生在本篇中批评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确有见地。因每个人所处历史时代不同，所见之病，也各有异。朱丹溪之论，当时是对的，后人时过境迁，仍抱着此论到处应用，则难免出错。先生批评朱丹溪，犹陈修园批评张景岳、赵献可一般。学者当细心体察之。
十九、三因皆以胃气为要论
人之十二经，皆取决于胆语出《素问·六节藏象论》，因胆主甲木，为五运六气之首，胆气升，则十一脏之气皆升。故取决于胆，就是求其至也，皆归始春之意，皆听命于心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故脏腑皆听命于心也，而皆受养于胃胃为水谷之海，脏腑皆赖其滋养也。《内经》谓：胃为十二经之海。又谓：十二经皆禀气于胃。秦越人著《难经》，一则曰：以胃为主，再则曰：以胃气为主。盖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予之所以恶人之一以六味补虚，恶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立数地黄丸，如麦味地黄丸，知柏地黄龙之类者，因黄柏燥湿而泻相火，知母泻阳明独胜之热，可暂用而不可久服。久服胃气必伤，必致不食也。试问人之后天，岂不食而仅服六味丸可活乎？《经》谓：凡甘皆补，凡苦皆泻。名曰补之，实则泻之。视仲景先师之建中，纯甘以补者，岂非贼盗之与仁人乎？即有真阴不足相火过甚之证，何不补以甘咸，如淡菜、海参、鲍鱼、龟板、乌鸡等类，甘多咸少，介属潜阳，血肉有精之品，又能收纳相火，水火既济，而必极苦泻之乎？夫麦味地黄丸酸甘化阴，在肺胃干燥之证，犹有用处，而美其名曰八仙长寿丹，使补阴而可长寿，古谓：人非阳气不生活。竟须改：人非阴气不生活矣。古人谓，阳不尽不死，阴不尽不仙。竟须改：阴不尽不死，阳不尽不仙矣。胃为阳明，《经》谓：阳明如市，诸阳之会也，能生诸阳者也。补虚重阳者，为护胃气而然也，即一切外感之邪，与不内外因之饮食伤，必须调和胃气，不致有失。
【点注】
先生指出：无论什么原因致病，皆以胃气为要。人之十二经，虽取决于胆，听命于心，但皆赖胃之滋养也。故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矣。若囿于丹溪之论，补阴而不补阳，且各种地黄丸中，都有苦寒之品，不适宜补益之用，更不适合长期服用。可见先生是很重视人生之阳气的。先生虽提出这种观点近二百年，批评那些盲目补益，不求真切的医生，可是近年来却愈演愈甚，说什么六味地黄丸是补益之药，于是，恶意宣传，滥用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仲景、仲阳泉下有知，亦当痛心疾首矣。
二十、时医俗医病论
孔子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时医多骄且吝，妄抬身分，重索谢资向病人多要钱。有索贿之意，竟有非三百金一日请不至者。此等盛气，苏州更甚。果真能起死回生，亦觉太过，盖病者不尽财翁财主。细按其学，甚属平平，用药以三分、五分、八分、一钱为率。候其真气复而病自退，攘为己功，稍重之证，即不能了，为自已打算则利，其如人命何？己以是谋生，人竟由是致死，清夜自思，于心安乎？俗医之病百出，予不忍言。即以一端而论，或谓之买卖，或谓之开医店，可耻之极，遑不及，无须问其它。且即以市道论，杀人以求利，有愧商贾远甚。
【点注】
先生十分同情病人，又十分鄙视那种草菅人命的俗医。指出医生中的不良风气，一是骄，读了几本医书，或抄来几张处方，就觉得了不起，自尊自贵，在病人面前耍架子，妄抬身分。二是吝，只知道贪得无厌地索贿，也不问病家是否有钱，都要满足自己的胃口，将医生治病当着做生意一般，简直连商贾都不如。近世以来，此风尤甚，俗谓之红包。红包之风，屡禁不止，医者之恶，莫过于此。若病人感其医之德，而主动谢医者，尚情有可原；如医主动索取者，则不可思议矣。有索红包不顾其贫穷者，有索红包不择其手段者，有索红包不分亲疏者，有索红包其胃口巨大者，皆非民之医，而实苍生之贼也。
二十一、名医病论
名医之病，首在门户之学，其次则以道自任之心太过，未免奴视庸俗，语言过于刚直，为众所不容；或临证之际，设有不对证之方，妄生议论者，则怒发冲冠，有不顾而唾唾弃之势；其或性情柔逊性格柔和谦逊者，不肯力争，宛转宛转者，展转、曲折之意。唐成玄英《庄子疏》：“宛转，变化也。”后人用为委婉随和之意隐忍克制忍耐之意，又误大事，做成庸医杀人。安得许多圣贤来学医哉？
【点注】
先生指出名医的不足之处，是自己有门户之见，先入为主，主寒者则排斥主热，主补者则排斥主攻。或认为自己有才，看不起那些庸俗之人，往往语言刚直，众不能容。见到临床上方不对证时，刚直之人，则批评唾弃，引起矛盾。如张子和在《寓意草》中记载了治黄长仁一案，看到他医处方错误，竟然要与人立生死文书，以便责有所归，虽为病人着想，已使他医无法忍受；柔逊之人，则宛转隐忍，委婉随和，又能贻误病情。如王充《论衡·福虚》中记载的楚惠王吞蛭一事，宁可自己受累，不使别人吃苦。那末，受害者肯定是病人，庸医杀人者是也。如此者，皆偏。最后，先生感叹道：怎么能有那么多圣贤来学医呢！认为医道之难，非一般人可为也。
据载，吴先生性格刚直，在京城行医之时，俗医、庸医不敢与其争锋，也曾导致许多诋毁之言。
二十二、论药不论病论
天下无不偏之药，亦无不偏之病，医者原以药之偏，矫矫正。即治疗意病之偏。如对证，毒药亦仙丹；不对证，谷食皆毒药。无论病家医士，只当讲求病系何证？治当用何法？方当用何方？药当用何药？对准病情，寒热温凉，皆在所用，无好无恶，无不见效。若不论病之是非，而议药之可否，寒者畏其泄，热者畏其燥，医者纸上谈兵，胶柱鼓瑟，病者以耳为目，恶直好谀讨厌梗直的话，喜听阿谀之言，吾不知其可也。
【点注】
先生指出，药是用来治病的，不存在什么药好与不好的问题，只要对证就行。有些病人喜欢用所谓好药，医生就顺其之心说些好话，这里面有“术”的成分，吴先生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但医者有不善言辞者，虽用药的当确切，而病人不能接受，反生怨言，是医者也难矣。休说一般之医，即高明如华佗者，也不免受曹操猜忌，而枉送性命。故医者欲保其身，也难免讲一些违心之言。
近世医界中，有不少异常现象，即某一种药，某名人说其好，大家都跟着盲目应用，不论对证与否，照用不论，结果出了差错，反怪药物不好，孰不知自己用法所偏而致。如龙胆泻肝丸，不但用途广泛，而且疗效甚佳，余尝用之于孕妇，亦未见其弊。而今之有人服其甚久而致“中毒”，遂将其扼杀，致使千百年名方，毁于一旦。虽有一些识者在呼吁，然仍未能挽其厄运，使名方尚在蒙冤受屈之中，殊为可惜。
二十三、医者有好用之药有畏用之药论
医者之于药也，不可有丝毫成见。有好喜欢用之药，必有不当用而用者，病人死于是此矣；有畏用之药，必有当用而不用者，病人又死于是矣。甚至自信自是，直以身徇通殉，修齐治平即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以端详审好恶讨厌为主，孰谓医家不当如是耶？然非格物诚意，好恶莫端。呜呼！可惧哉！
【点注】
医生用药，不可有好恶之分，应以病情需要为据。若以自己的喜好来选药，必然有所失误。但是，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如果不能格物诚意者，对好恶之情也不容易分出来，实在是很可怕的。
观医生用药，确有各人不同。有的是观点问题，如刘河间主寒凉，赵献可主温补，张子和主攻下，朱丹溪主养阴等。有的是习惯问题，如张景岳喜用熟地，傅青主喜用白芥子，秦正生喜用陈皮等。有的是擅长因素，如余师愚善用石膏，张锡纯善用黄芪，金希聪善用天南星等。他们应用起来，得心应手，皆有独到之处。不管哪种情况，只要用之确当，定会药到病除。若不当用而用之，是以医之好恶而害病者也。为医者，当慎之。
二十四、世医不知通补守补法论
世人皆以黄芪、地黄等呆笨者守而不走的滋腻之品为补，稍涉流动之品，便谓之消导。不知补五脏补以守，补六腑补以通，及补经络筋经亦补以通也，补九窍亦补以通，《周礼》谓：“滑以养窍”是也。补肌肉则有守有通，守补处所用者少，盖五脏为地气，其形小也；通补处所用者多，六腑与外廓体表为天气，其形大也。
【点注】
补法要分脏腑，补脏者宜守，补腑者宜通。因脏者，藏也，补以守；腑者，府也，以通为用，故通即补也。
考补益之风，由来已久，汉时多服五石散，晋唐时多服丹石，至死不悟。今世补风更甚，不管需不需要，唯补是务，各种补品，铺天盖地。虽精于医者，亦莫辨其孰真孰假，更何谈当与不当。商者只图其利，雇些见利忘义之人，巧舌如簧，活龙活现，民命何堪矣！
近世之人，生活安定，经济条件较高，安逸者多，体质偏差，故尚补者也多。一是食补，世传甲鱼大补（其实非也，余力辟之），曾闻一甲鱼卖至三千元一斤者。二是药补，世传冬虫夏草大补，于是乎，价格一路飙升，眼下数万一斤，尚不可得。人们争相购之，争相服之，其误者甚多。其他，服之不当者，不胜枚举。
二十五、补虚先去实论
虚损有应补者，先细察有无实证，碍手妨碍与否。如有实证碍手，必当先除其实。不然，虚未能补，而实证滋长矣。古谓：证有三虚一实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盖谓虚多实少，犹当先治其实证也。如浇灌嘉禾，必先薅除去除稂莠形似禾苗的杂草；抚恤灾民，必先屏除盗贼；屋坏当修，必先除其碎砖乱瓦积土陈灰，而后可以安线。此理甚明，举世何昧昧糊里糊涂耶？
【点注】
虚以补，有实者不宜，当先去实。若实不去，补之则滋其实。此乃治法之先后，全在医之辨别清楚，不能糊里糊涂地用药。若盲目补之，正未实而邪反甚矣。
先生此论，实有所指。世之医者，不分虚实，动手则补，比比皆是。有当补者也补，不当补者也补，沿习成风，牢不可破。余曾治一例老干部，患消渴、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前医不辨虚实，只知讨好上司，人参、鹿茸，一味蛮补，以致胃口呆滞，食不得下，病情日甚，不得已而改延余诊，见其苔黄黑厚腻，一如破絮，神情厌厌，其不可耐。余用佩兰、神曲、滑石之类，轻清流动，不久湿化，其苔如舌套而下一层，乃胃开食进，病有转机。若续补之，是不死于病而死于药矣。故补虚者，先去其实，真至理名言。
二十六、俗传虚不受补论
俗云：虚不受补。便束手无策，以为可告无愧。盖曰：非我之不会补，彼不受也。不知虚不受补之证有三：一者湿热盘居中焦，二者肝木横肝气亢盛，横逆犯胃穿土位，三者前医误用呆腻滋腻难以消化之品闭塞胃气、苦寒伤残胃阳等弊。湿热者，宣化其湿，即受补矣。肝木横者，宣肝络使不克土，即受补。误伤胃气者，先和胃气，即受补矣。盖和胃有阴阳之别、寒热之分，胃阳受伤和以橘、半之类，胃阴受伤和以鲜果汁甘凉药品之类。随证类推，惟胃气绝者不受补，则不可救矣。
【点注】
补法在明白了无实证之时，还要注意有虚不受补之说，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有湿热，当化其湿，湿者实也；二是肝横，当调肝，也是实也；三因药滋腻呆胃，仍为实也。唯苦寒伤胃之阳，乃虚也。待和其胃气之后，再行补法。
湿热阻滞，其根在湿，湿化则热无所依，是以化湿为主。肝木克土，当视其孰甚，若肝气亢盛，胃气未伤，只抑其肝，调其气可也；若胃已伤，非但调肝，还要和胃，否则，胃不受其补，也是徒然。故调肝和胃，二者兼行。若滋腻之品碍胃者，不可蛮补，必待腻化方可言补，轻清之品，清化可也。
二十七、阳大阴小论
泰卦坤上乾下谓之泰曰：“小往大来。”否卦乾上坤下谓之否曰：“大往小来。”阳大阴小指阳气包罗万象，而阴气则在阳气之中，不待辨矣，而人犹不知之。试观地球，阴也，地球之外皆阳也。地球较日轮尤小，试观日轮之在天也，不及天万分之一，则天之大为何如哉！天不如是之大，何能包罗万象，化生万物哉？人身一小天地，内景五脏为地，此外则天也。外形腹为阴，余皆阳也。阳不大断不能生，人身亦如天，不极大，不能包地而生万物也。是阳气本该大也，阴质本该小也。何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凡见劳病，必与补阴，岂必使阳小阴大而后快于心哉？《经》谓：“劳者温之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指虚劳属气虚的，用甘温药物调养”。盖温者长养和煦之气，故能复其劳也，岂未之读耶？
【点注】
本篇进一步说明自然界阳气之大，是一切事物的主宰，所以能包罗万象，化生万物，阴气则包含在阳气之中。人身亦一小天地，同样是阳气统率阴气。为什么朱丹溪还要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呢？并认为朱氏之论不确。同时，又批评世上的一些医生，见到劳证，必予补阴，他们是违背了阳大阴小的规律。其实《内经》中早有论述，“劳者温之”，就是利用温养和煦之气，以复其劳。不知这个道理，都是没有好好读《内经》的缘故。
仲景深得《内经》之旨，凡用补法，皆注重温养，如建中、八味之类。无奈后人则失此旨，或重阴，或纯阴，不知阳乃生生之气，明说用补法，而实克伐之，是道之不明也。鞠通先生虽为温病学家，注重寒凉，而对内科杂病，也颇有心得，在《吴鞠通医案》中，处处可见。即此处议论，也足见先生学识卓然不凡，非泛泛而谈之辈可比拟者。
二十八、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论
前人指朱丹溪等人学说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创为补阴之说。不知阳本该大，阴本该小，前已论之。窃思阴苦有余，阳苦不足也。如一年之三百六十日，除去夜分日光不照之阴，一百八十日，昼分日光应照之阳，实不足一百八十日也。盖有风云雨雪之蔽，非阳数之较少乎？一也；再人身附地而生，去天远，去地近，湿系阴邪，二也；君子恒少，小人恒多，三也；古来治世恒少，乱世恒多，四也；在上位恒少，在下位恒多，五也。故历代圣人，未有不贵阳贱阴者，亦未有不扶阳抑阴者，更未有不尊君父而卑臣子者。阳畏其亢，藏者则吉。坤之初六指坤卦六爻的最初之爻，即最下面一爻。从下往上，第二爻称为六二，依次为六三、六四、六五、上六曰：履霜坚冰至语出《周易·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指好象在路上见到霜，当可预见坚冰之将至也。圣人示戒之早如此，概可知矣。
【点注】
本篇继续论述阴阳，并直言人身不但不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是阴常有余，阳常不足。以一年中日照为例，又以人世各种现象来说明都是阳少阴多，来佐证阴常有余，阳常不足的理论。最后，用卦象来解释事物的预见性，履霜者，不久坚冰将至矣。
先生在这里反复批评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并不是他对朱丹溪有什么成见，而是看到社会上乱用补阴之法，不得不在这里告诫人们，要以阳气为重，才是符合人之生理的正治之法。
在医史上，可以见到，朱丹溪之后，好多医家都已认识到他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说不确，于是，一改补阴为补阳，张景岳、赵献可等为了纠正时弊，大倡温补之说，即是明证。当然，后人见他们矫枉过正，也对他们进行批评，如陈修园，专门写了《景岳新方砭》、《医贯砭》二书，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
二十九、虚劳论
虚劳一证，今人概用补阴。惑于“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自丹溪作俑语出《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作俑，本指制造殉葬的偶像，后谓创始为作俑，用于贬义，牢不可破，为害无穷，杀人无算，可胜慨哉！盖阳刚一错，立刻见祸；阴柔虽错，旬日月余，甚至数月之久，仍然拖延岁月。世人爱用阴药，一则易于藏拙掩盖其不足，不必费心；二则久于信任，兼图名利。不知阳药之错，即时可救；阴药错之既久，则不可为矣。盖阴柔小人，祸闇暗的异体字而深，人狎而玩。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是何矣。愚自谦词，我也按虚劳一证，阳虚者多，阴虚者少。人本附地而生，阴自有余，且人为倮虫语出《礼记·月令》：“其虫倮。”指身无羽毛鳞甲的动物。《大戴礼·易本命》：“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属土，赖火而生，阴多阳少。凡动作行为，皆伤中阳与卫阳也。惟热病之后，妇人产后，伤阴者多。房劳尚有伤阴、伤阳、伤八脉之辨。八脉受伤，补之犹以督脉之阳为主。盖阳能统阴，阴不统阳也。其他则伤阳居多，今人恣用补阴，爱用寒凉，伤阳者，更多而又多矣。古人云：“阳不尽不死。”又云：“人非阳气不生活。”试观卒中暴死之人，肌肉一毫不减，阴虽充满，无补于生。群殴重伤之人，肌肉浑身受损，苟非制命，无害于生。触类旁通，阴阳孰重？即遇应当补阴之证，须知仍为恋阳起见。析薪为生火也，添油为明灯也，娶妇为生子也。从来最善补虚者，莫如仲景。仲景谓：“大则为芤，弦则为减，芤则为虚，减则为寒。虚寒相搏，其名曰革。男子失精、亡血，女人半产、漏下。诸虚不足，小建中汤主之。”夫失精、亡血，半产、漏下，阴伤甚矣。仲景何不用冬、地、丹、萸而用建中乎？盖建中以调和营卫为扼要，全以补土为主。药止六味，而甘药居其四。俾病者开胃健食，欲其土旺生金，金复生水以生木，木生火，而火又生土，循环无己。其意盖不欲以药补虚，而使之脾胃健旺，以饮食补虚。此君子以人治人之道也，岂浅学所知哉！至东垣喜立门户，舍建中不用，而易之以补中益气，原从建中脱胎，矜才使气，究不若建中之冲和恬淡。故补中益气用处虽多，其中焦虚而下焦实者，犹不害事。若下焦一虚，祸殊不小。前人曾有监肾气之虑。建中妙在虽补气而营药实多，柱枝虽走卫，营中之卫药也。不似补中益气之升柴，纯然走卫矣。建中得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妙，补中益气何足以语此。故建中可久服，补中益气断不可多服也。妇人虚劳门中之新绛旋覆花汤，血药居其一，气药居其二，仍以通阳为主，薯蓣丸阴阳平补，阳药居多。伤寒至脉结代，其虚已极，复脉汤中必用参、桂、姜、枣、甘草，大概可知矣。
【点注】
本篇从虚劳立论，批评一般医生喜用补阴之法，其原因是惑于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错误观点，这实在是因丹溪首开恶例，为害无穷。但是，为什么人们喜欢用补阴之法呢？因为阳药其性烈，如果用错了，马上会出现祸端；而阴药其性柔，即使用错了，短时间内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可以掩盖自己的不足，二来时间越长，所图名利就越多。可是，他们不知道阳药用错了，即时可救，而阴药用错了，一时看不出来，时间长了则难以救治。就好像世间的小人一样，他们的祸害是很深的。
先生认为，虚劳之证，不是阴虚，而是阳虚偏多，从多种角度论述了人以阳气为生，并揭示了仲景小建中汤才是补虚劳的正治之法，丹溪之法绝不可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也只能暂用，不可久服。确是见道之言。
张景岳对补虚之法有独到见解，他在《景岳全书·新方八略》中指出：“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芪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是也。……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此论于补虚者，可资参考。
三十、吐血论
吐血一证，有内伤，有外感；有热证，有寒证；有气病，有血病。今人见血，非投凉，即滋阴。相习成风，南北一辙辙，车轮压出来的痕迹，引申为道路。一辙指一条道路，即一种方法。《经》云：“阳络伤则血上溢。”其伤络者岂尽阳邪哉？如君相二火君火，指心火。相火，指命门之火，而寄于肝、胆、三焦等脏腑。二火相互配合，以温养脏腑，推动功能活动司令主宰时令，与风温、温热三阳实火吐血，固属阳邪，自宜凉润，且用苦寒。若怒郁胁痛咳血，则属阴邪，非温络不可。痰饮震动肺络咳血，脉洪大者，宜用石膏、茯苓皮之类；脉弦细者，则用干姜炭、橘皮炭矣。若气不摄血，脉芤者，急急峻补阳气，如独参汤之类犹恐不及，岂可用寒凉与补阴哉？吐血之证，有吐血，有咳血，有呕血；有肺血，有胃血，有肝血，有肾血，有冲脉上冲之血，心血见者必死，宜分别治之。何者当温经？何者当补阳？何者当通络？何者当补络？何者当泻火？何者当滋水？何者当清金？各有条理，岂一犀角地黄汤可以了事哉？
【点注】
本篇从吐血一证来论述阴阳，指出吐血有许多原因，不可单一用凉药止血法，而应进行辨证论治。其治法，有温经、补阳、通络、补络、泻火、滋水、清金等不同，不能凭犀角地黄汤就算完事。
先生列举了多种吐血之证，只有三阳实火引起的吐血才可用凉润或苦寒之药，其它皆不可用，临床可不慎哉！
治吐血之法，唯有缪仲淳最得要领，他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提出“吐血三要法”：即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考其理论，是因血不循经络则外溢，行血使血循经，不止血而血自止；若止之则血凝，伴发它证矣。肝为藏血之脏，吐血者，乃肝失藏血之职，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血得止矣；若伐其肝，肝虚不能藏血，血何由得止。又气有余便是火，火盛则络伤血溢，气降则火降，血随气行，自然而止；若降火必用寒凉，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血愈不止矣。
三十一、便血论
便血一证，今人舍槐花、地榆、丹皮，别无他法。《金匮》明有近血语出《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并治》。指在排便时先有便血，其色多鲜红、远血出处同上。指先出粪便而后出血，其色多暗黑之分。先血后粪曰近血，乃大肠湿热，治以当归散；先粪后血曰远血，乃小肠寒湿，治以黄土汤。黄土汤中重用熟黄土以燥之，用术、附峻温之。即或先后难辨，总有色脉可凭，岂可概以凉润哉？更有粪之先后俱见血者，当从远血例治。
【点注】
本篇仍然以阴阳立论，指出便血一证，不可单用凉血一法，应按《金匮》近血远血辨证法进行论治。
《金匮》：“下血，先便后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下血，先血后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考便血一证，有远血近血之分。远血者，出血部位在上消化道，血与粪便相混，血色黯紫如黑漆。近血来自下消化道，血便分开，或便外裹血，色多鲜红或黯红。正如《景岳全书》所言：“血在便前者，其来近，近者在广肠，或在肛门；血在便后者，其来远，远者或在小肠，或在于胃。”病原不同，治法当异，岂槐花、地榆、丹皮可统治哉？先生们批评甚当。
三十二、溺血论
溺血小便出血一证，今人概用导赤散，不知此证肝郁最多，当活肝络。其所以用当活肝络之故，《经》云：饮食入胃，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心主之，脾统之，肝藏之。由肝下注冲脉，肝郁则血淤滞，血瘀滞则失其常行之路，非吐血、咳血，即溺血矣。如不吐不溺，其胁必痛，皆宜活肝络为要，全在诊病时，问其曾有郁怒否？或肝经所行之道，曾有痛处否？其脉为弦甚，或微数，或竟不数，导赤法即不合。盖肝藏血，肝病则疏泄太过，由冲脉而注前阴。若女子崩证，亦多有因肝郁而得者，女子更以肝为先天也。予素治溺血，用新绛旋覆花汤合缪氏当指明缪仲淳。他提出治血三法，很有见地法苏子降气汤、虎杖散法，应手而效不一矣，敢以质之同志。
【点注】
本篇从尿血一证来论述其治法，不可通用导赤散，应当从肝辨证论治。因为肝主藏血，藏血功能失常，则血外溢。再则，气有余便是火，火盛则络伤血溢。其治必须降火，而降火又必先降气，降气者，治肝为主。
尿血一证，有血淋、尿血之分，临床上见血尿兼滴沥涩痛者为血淋，光见血尿而无痛者为尿血。《丹溪心法》：“尿血，痛者为淋，不痛者为尿血。”血淋者，属淋证范畴，尿血者，其部位在肾与膀胱。其主要病机是热伤脉络及脾肾不固。而热伤脉络又有实热和虚热之分；脾肾不固又有脾虚及肾虚之别。导赤散治热淋证可也，治其它则不可，故先生于此处提出，以示后人。
三十三、小便论
小便不通或淋，今人概用五苓、八正。不知有病在溺管者，有病在精管者。如病在精管，岂通膀恍之腑所能效哉？当通阴络；怒郁溺不通者，亦当通阴络。按小便不通，有肺病者，盖肺主天气肺主人一身之气，而肺居诸脏之上，有如天，故称，又肺为人身之橐钥古代冶炼鼓风用的器具，即风箱，此气一鼓，则周身之气运动，肺家有病，则周身之气呆钝。盖物之无肺不溺，当开肺痹。有小肠结者，当极苦以通火腑。更有极怒而大小便俱闭者，亦当极苦以通小肠，此乃胆病也。胆无出路，借小肠以为出路，小肠火腑，非苦不通也。
【点注】
本篇之论小便不通之证，不可一味通淋，要注意辨证。同时，肺乃周身气之所主，气行则水行，故当开肺气。如小便不通，面目浮肿，肝硬化腹水等证，用开宣肺气之法，较之单用利水之法，其效大矣。余每遇此证，皆在利水药中，加上宣通肺气之品。只有当小肠热结之时，才用苦寒之品以泻之。如胆病致小便不通者，也当通小肠，因胆无出路，借小肠以为通道也。其治疗之法，也不是五苓、八正所通行也。
三十四、大便论
大便不通一证，今人概以大黄下之。按肺与大肠相表里，开肺痹即所以开大肠之痹；有因感受燥金之气而塞闭者，非巴霜巴豆霜温下之不可；疝瘕大便闭者，亦用温下法，盖疝瘕即燥金之气所结而成者也。有燥气化火，或脏气本干燥者，则当用甘润法；有幽门血分不通者，则当用东垣通幽法；有痰饮津液不行大肠而使闭者，则当用杏仁、枳实合橘皮、半夏以通幽门气分，使津液下行法；怒极者当用芦荟、胡黄连、龙胆草之极苦通小肠法；惟阳明腑实，方用承气法。
【点注】
本篇提出便秘一证的辨治，有开肺法，有温下法，有甘润法，有通幽法，有苦下法，有承气法。只有在阳明腑实证时，才可用承气峻下之法，批评时医滥用大黄攻下，给病人带来不应有的痛苦。
考便秘一证，在宋之前，各有名称不同，《内经》称为“大便难”、“后不利”，《伤寒论》称为“不更衣”、“大便鞭”、“阳结”、“阴结”、“脾约”等。宋朱肱《类证活人书》，方始提出了“大便秘”之名，至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才明确提出“便秘”之名。严用和《济生方》将本证分为五秘：“夫五秘者，风秘、气秘、湿秘、寒秘、热秘。”究其病机，《东垣十书》认为：“若饥饱失常，劳役过度，损伤胃气，及食辛热味厚之物，而助火邪，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故大便结燥。……又有老年气虚，津液不足而结燥者。”大黄虽有通腑泻便之功，但只可用于阳明腑实之证，且中病即止，绝不可将大黄作为泻便常用药。尤以老年人，更不可轻易使用。若见便秘之证，当精心辨证，审慎处之，方不致有误。
三十五、头痛头晕论
头痛一证，今人概用羌活、藁本、蔓荆子之通太阳者治之，以外绝无他法。不知有太阳头痛，有少阳头痛，有阳明头痛，此系外感。郁怒少阳偏头痛，此系内伤。厥阴头痛，阴虚头痛，阳虚头痛，胆移热于脑而成鼻渊，头亦痛，怒郁上冲满头痛，风袭太阳之络久头痛，各宜分别治之，稍不清楚，则不见效。若真头痛当属中风之类，一痛即死，无法可治，与真心痛同例。
头晕一证，阴虚者多，今人概认为风。即肝风内动，亦系阴虚之故，乃上盛者下必虚也，非外风也。有产妇头晕，治以补阴者；有痰饮头晕，治以半夏者；有水饮头晕，治以泽泻散者；有中虚头晕，治以实土治风法，用天麻者；有暑盛头晕，治以辛凉者；有过天君头晕，治以补心体者。《金匮》凡言冒，兼言眩冒者，皆头晕也，岂尽风哉？今人不但以头晕为风，且以天麻为风药，甚属可笑。按天麻为赤箭之根，气味甘平属土，形如芋魁，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以仿十二辰，应六气之司天。天麻如皇极皇帝居中，得气运之全，为补土之圣药。惟赤箭辛温属金，金能制风木耳。
【点注】
本篇指出头痛一证，要辨明是外感，还是内伤。外感者，有太阳、少阳、阳明之分；内伤者，有郁怒少阳，厥阴头痛，阴虚头痛，阳虚头痛等区别。若不辨别清楚，则治疗无效也。此种分法，始于《东垣十书》，后世多沿袭之。外感头痛，多因风寒、风热、风湿等邪客于三阳，循经上犯。因于风寒者，阻遏经脉，清窍失宣；因于风热者，邪壅络脉，清空失旷；因于风湿者，上蒙清阳，经脉阻滞。均可致络脉气血不畅，发为头痛。其治疗之法，分为散风与养血两个重要原则。正如《证治汇补》所说：“外感发者，散风而邪自去；内伤发者，养正而风自除。”
至于头晕一证，不可单认为风，有阴虚者，有痰饮者，有水饮者，有中虚者，有暑盛者，有血虚者等不同，不可一例治之。再说，有人认为天麻是治头晕的，殊不知天麻乃实土之品，只有在土虚而风盛之时的头晕可以用，并不是所有头晕者皆用天麻也。
头晕之因，诸说纷纭：一、主风。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二、主气虚。如《灵枢·口问篇》：“上气不足，……目为之眩。”三、主精虚。如《灵枢·海论篇》：“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四、主痰饮。如《金匮要略》：“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五、主风火。以刘河间为主。六、主痰。如《丹溪心法》：“无痰则不作眩。”七、主虚。如《景岳全书》：“余则曰无虚不能作眩。”八、主血虚。如《证治汇补》：“眩晕生于血虚也。”九、其它因素。如《证治汇补》：“然亦有因火、因痰、因暑、因湿者。”《临证指南医案》：“其证有夹痰、夹火、中虚、下虚。”然现代大都认为，眩晕分为肝阳、痰浊、肾虚、气血亏虚四大证。
三十六、经闭论
经闭一证，俗名干血劳，今人概用四物、八珍、当归养营之类。不然，则用三棱、莪术、大黄、桃仁，大攻大伐，以致不起者，不可胜数。《经》谓：二阳之病发心脾，男子不得隐曲隐忍难言之事，女子不月没有月经，即经闭之意。男子不得隐曲者，盖阳明主束筋骨而利机关，阳明虚则筋骨无以约束而机关不利矣。故《经》谓：诸痿独取阳明也。女子不月者，中焦受气，饮食入胃，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心主之，脾统之，肝藏之。由肝下注冲脉，冲脉满则月事以时下矣。阳明虚则饮食少，血无以生，月事从何而来？故调经先以胃气为要，次以调畅肝气为主，盖女子以肝为先天也。如肝胃无病，方责之下焦，或通或补，亦当视其病之虚实。
【点注】
本篇指出女子经闭之证，与心、脾、肝、胃、肾等脏腑有关，应当辨证治之，不可概用四物汤之类。尤其是攻伐之品，不可轻用，以免伤正。
先生学有根底，对经闭一证，完全宗《内经》之说，责之阳明。因阳明乃气血生化之源，源充则血脉旺盛。其次是厥阴，阳明之血，全赖厥阴为之调节。故调经先以胃气为要，次以调理肝气为主。
对经闭之证，祖国医学早有精确认识，如《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先生在引用这段经文时，在“不得隐曲”前加“男子”二字，真是独具只眼，许多医家都解释为是女子心有不畅之事，而导致不月。但先生提出是指男子，是从下文“女子不月”四字中引申而出。因为二阳之病发心脾，本来是没有男女之别的，每个人都会有隐曲之事，在下文中直言女子不月，从语法逻辑上来讲，可以知道上文肯定是相对男子而言，才符合文义。否则，“女子”二字就来得突然。《内经》一书，经多人之手，历千余年，其文章结构十分严谨，其文采修辞也很突出，言简意赅，总在后人之善于阅读。先生文才高妙，方能悟得。后人读书者，皆当如此。
三十七、中风论
中风一病，古人有真中、类中之分。类中者，《灵枢》谓之痱《灵枢·热病》：“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痱，义同废。是一种中风之证中，本实先拨之证，外形必缓纵。虚在下焦血分者，多见于左；虚在中焦气分者，多见于右，亦有不尽然者，合之色脉、饮食起居，自无难辨。再见内风掀动之象，乃肾虚无以养肝，孤阳独上，有乙癸同源乙属木，属肝；癸属水，属肾。真阴衰而肾水涸，不能养肝，则有肝气肝阳肝风诸证；肾水充足，则各种肝病自除。因肝肾之关系最切，故曰乙癸同源治法。土虚肝侮，亦有内风掀动之象，盖土之与木也，一胜则一负，有实土制风法，建金制木法。若真中风之证，外形必拘挛，六淫之邪，无不可中。古以中风名者，六淫之邪，非风无以得入，盖风为百病之长也。讲六气不透彻，断不能识中风也。凡缓纵之虚证，宜以痱中之法治之；若拘挛之实证，除中脏不治外，当察其所感何气？所中何经？分别治之。仲景于中风门中，加“有痹证”三字，何也？痹证形与中风相似，先师恐学者误以痹症为中风也，故特提出曰：“有痹证”也。盖痹证即中风而未伤及脏腑者也。但以治痹证之法治之即愈，不必诛无过之脏腑也，今人概用攻风、攻痰之剂何哉？
【点注】
本篇论述中风证的辨治，首先指出中风有真中、类中之区别，类中多是肝肾不足引起，同时要注意培土以制肝。其次，是说中风证有与痹证合见者，需注意区别，但见痹证而未见伤及脏腑者，只需治痹，不可药过病所，以免伤及脏腑。
中风一证，是发生突然，起病急骤，古人形容如矢石之中的，若暴风之急速，故尔命名。《内经》中没有中风之病名，称为仆击、大厥、薄厥等，《伤寒论》中有中风之名，但与此处中风迥然不同，学者自当区别。
本病在唐宋以前，主要以外风学说为主，多从内虚邪中立论。如《灵枢》：“真气去，邪气独留。”《金匮要略》：“络脉空虚，贼邪不泻”等。宋以后，对病因的认识发生了较大转折，如张元素主热，说：“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刘河间主心火暴盛，说：“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盛，肾水虚衰，不能制之。”李东垣主正气虚，说：“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愤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朱丹溪主痰热，说：“痰生热，热生风也。”王安道提出真中、类中之分，说：“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张景岳认为本病与外风无关，提出“非风”之说，为“内伤积损”所致。叶天士方始明确以“内风”立论，说：“精血衰耗，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又经过近代张山雷、张寿甫等名家的阐述，中风的病因病理进一步深化，并渐至完善。
三十八、外感总论
今人不明六气皆能为病，见外感皆曰伤寒，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一切外感。不知伤寒由表及里，其来之渐，非至脏不死。《经》谓：伤寒者皆热病之类也，热虽甚不死。其两感指经络脏腑同病于寒者，必不免于死。盖两感者，一日太阳受之，即见少阴证也，少阴者脏也。《经》又谓：脏病者，半死半生也。若温热暑湿，过卫入营，肺主卫，心主营，入营则近于心胞矣。《经》谓：谵语、癫狂者死。肺也，心也，皆脏也，是温暑初起，即入脏矣。温伤太阴，太阴亦脏也。燥金克木，木系厥阴经，乃脏之尽头十四经之气血从肺经开始，到肝经结束，是谓一度。人一周夜五十度于身，至肝后再周而复始也。较之伤寒岂不速而又速哉？虽燥金亦有伤表之证，但伤里者多，以金性沉着之故。燥金入里，木病必克土，土病则呕吐、泄泻之证蜂起矣。《经》谓：燥极而泽。又谓：阳明之上，中见太阴。又谓：阳明从中治。盖谓此也。大抵经络受邪，入脏腑其来也渐缓慢之意；九窍受邪，入脏腑其来也顿迅速之意。渐之病，犹可截其前路，不使之进；顿之病，必须急护脏真，速度速，快也。度，图谋。快点想法使邪之退也之退也。
【点注】
本篇指出外感病只要不犯脏腑，是不会死的，若经络脏腑同病，则其证必危。告诫人们若经络为病，可迎而截之，若犯脏腑，则急需保护脏气。
先生是外感病专家，对外感传变了如指掌，医能如此，方可言治伤寒。观当今所谓“名医”“专家”，遍地皆是，广告满天，大言不惭地说能治各种疑难杂证，真令人不可思议，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敢说能治感冒。因感冒传变迅速，稍有不慎，即可偾事。故曰：能治感冒者，方可称名医也。
三十九、溢饮水肿鼓胀论
溢饮、水肿、鼓胀，三者相似，而实大有区别。今人悉以五皮、五苓、八味从事，用八味者最多。不知八味摄少阴，柔多刚少，专为妇人转脬病证名。又名转胞。语出《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治》，指以脐下急痛为主证的小便不通而设，并非肿胀门中主方也。考古止有内饮用之，《金匮》治溢饮，主以大，小青龙，盖脉弦紧，主以小青龙之姜、桂；脉弦大兼热，则非大青龙之杏仁、石膏不可。《内经》于水肿、鼓胀，峙立三法：一曰开鬼门鬼门，鬼通魄，肺藏魄，魄门即汗孔，开鬼门即发汗法，二曰洁净府净府，膀胱，指通利小便法，三曰去陈菀《内经》原文是去菀陈莝。菀，郁也。意指去除水气之郁积如斩草一般。《金匮》有风水、皮水、石水、黄汗之分。又总论之曰：“腰以上肿当发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素问》有“病始于上而盛于下者，先治其下，而后治其上”之明文，今人概不之讲，一以八味了事，人命其何堪哉？大抵溢饮必兼咳嗽，水肿色白，腹无青筋。鼓胀色赤，腹有青筋，纹如虫形似水蛭。水肿，《内经》所谓：“太阴所至，发为䐜胀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浊气在上，则生䐜胀。”指肉胀起。”鼓胀，《内经》所谓：“厥阴所至，发为瞋胀”也。单腹胀，亦厥阴病，但与开郁，不必利水。予此论不过指出医者之病，略举大纲，未及尽言，学者可于古训求之。
【点注】
本篇指出《内经》和《金匮》对水肿、鼓胀的辨治。重申《内经》治水三法和《金匮》的辨治原则。
所谓治水三法，即《素问·汤液醪醴论》：“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开鬼门即发汗法，洁净府即利小便法，二者已无异义。去菀陈莝，历来争论较大。以前通行认为是：去，动词，去除之义；菀，是郁积之义；陈，形容词，陈旧之义；莝，杂草。意即去除堆积的陈草，在人体是说驱除郁积已久的水液废物。今有人提出应重新断句为：“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其义为：微通癥，动通瘇，皆足水肿之义。莝，动词，义斩除，与去菀陈相对而言。“莝微动”应是“莝癥瘇”，意即去除郁积，消除水肿。此说较原意有新的见解，可参。
四十、午后发热论
午后身热，今人都以为阴虚，以大剂补阴，愈补愈剧，至死不悟。盖阴虚身热，原在午后。要知阴邪自旺于阴分，亦午后身热也。如伏暑、燥证、湿证、湿中生热、瘀血作烧、幼孩食积夜热之类，皆阴邪自旺于阴分，皆忌阴柔滋腻。大抵阴邪至午后、暮夜傍晚至夜间发热，五更必有微汗而解，此汗今人皆指为盗汗。若虚痨午后、暮夜发热，瘀血作烧，食积发烧，非由外感而来，必无汗而自解。再合之色脉、他证、舌苔、饮食、嗜好等处，自无难辨者矣。
【点注】
本篇对午后发热一证进行了剖析，指出不单是阴虚，还有暑、燥、湿、瘀、食等原因，必须详细辨别，不可一味补阴，害人不浅。
四十一、癥瘕论
今人治癥瘕腹内积块，固定不移者为癥，聚散不定者为瘕，概以三棱、莪术、归尾、红花攻瘀之汤药治之，断难尽效，攻之过急，且有癥瘕散为蛊之患。按癥瘕属金，坚刚牢固，深藏在下，非缓通脉络之丸药，朝夕渐磨不可。盖汤者荡也，其力甚猛，宜新病不宜久病，宜上中焦不宜下焦。延医者，见其十数剂无功，则以为医不能治而更医矣，功安在哉？丸者缓也，既不伤正气，渐磨痼疾，假以给予时日，三月、五月，甚至年余。予治癥瘕有三、五月即化者，有三、四年而后化者。若用汤药，何能候至三、四年乎？虽体强气壮之人，有攻之立效者，不可为常也。设散为蛊，责有攸归所归。《经》谓：“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其谨慎为何如哉！
【点注】
本篇指出癥瘕之证，不可一味攻瘀，必须耐以时日，且宜用丸药朝夕渐磨之，久而收功。更指出病家择医，必须有信心，不可见其无速效，便更医，此取祸之道也。
先生在治疗慢性病的过程中，多用丸药，短者三、四月，长者有三、四年者，而后收功，若不能坚持，何能取效。然而，医家能认证确凿，病家能笃信无疑乎？
对癥瘕的治法，《张氏医通》之论最为适用，他说：“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讲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根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盖积之为义，日积月累，匪朝伊夕，所以去之亦当有渐，太急则伤正气，正气伤则不能运化，而邪反固矣。”可资参考。
四十二、噎食论
噎食之为病，阴衰于下，阳结于上。有阴衰而累及阳结者，治在阴衰；有阳结而累及阴衰者，治在阴结。其得病之由，多由于怒郁日久，致令肝气横逆；或酒客中虚，土衰木旺。木乘脾土，非下泄，即嗳气。下泄久则阴衰，嗳气久则阳结。嗳气不解，久成噎食。木克胃土则气上阻胸，食不得下，此以降逆镇肝为要。其夹痰饮而阳结，则善呕反胃，此以通阳结补胃体为要。亦有肝郁致瘀血，亦有发瘕致瘀血，亦有误食铜物而致瘀血者，虽皆以化瘀为要，然肝郁则以条畅木气，兼之活络，肝逆则以降气镇肝，发瘕须以败梳日久之破梳菌，铜物须以荸荠汁，用各不同。若病在上脘，丝毫食物不下者，非吐不可。又有食膈，因食时受大惊大恐，停在上脘者，吐之，在中下脘者下之。云岐子九法即关格九方：柏子仁汤、人参散、既济丸、槟榔益气汤、木通二陈汤、导气清利汤，加味麻仁丸、皂角散、大承气汤。喻嘉言逐条批驳之，专以劫法、下法为主，未免纯用霸道，喻氏斥之诚是，然亦间有应用其法者，未可一概抹煞也。再如单方中之咸韭菜卤之治瘀血，牛乳之治胃燥，五汁饮之降胃阴，牛啭草牛食草而复吐出者，所谓啭噍（反刍）也。主治反胃、噎膈之治胃槁，虎肚丸之治胃体弱，狮子油之开锢结，且如活鹅血之老僧打坐，精气不得上潮泥丸道家以人体为小天地，各部分皆赋以神名，脑神称精根，字泥丸。后因称人头为泥丸宫而成舍利本指佛骨。此处指人体之精华，反化为顽白骨而结于胃脘。盖取鹅血纯阴，能化纯阳之顽结也。狗屎粟狗屎中未化之谷食、狗宝之以浊攻浊，而又能补土，此类不可胜纪，何今人非用枳、朴之伤残，即用六味之呆腻，余概不闻哉？
【点注】
本篇提出噎膈病的病因及治法，认为此病乃阴阳平衡失调，肝气横逆，土衰木旺所致。治以降逆镇肝，通阳补胃为主，结合辨证，庶可取效。不可妄用攻伐之品，以损伤胃气，或用呆腻滋补，亦属不当。
风、劳、鼓、膈，历来被称为古今四大难证，先生在文中提出治膈许多单方，一是民间经验，一是格物致知，或许有效，不可不知。如败梳、荸荠汁、咸韭菜卤、牛乳、牛啭草、活鹅血、狗屎粟等，各按需要，可以选用。
四十三、痿痹论
近医之病，见痿痹者皆云血虚，悉从丹溪之说，用六味阴柔等品，恣意补阴。古人谓：痿痹为躯壳病，有终身之累，无性命之忧。可见痿痹不死病也。若久用阴柔，与寒湿相搏，固结而不可解，其胃气必伤，土恶湿也，必溏泄不食而死，俗谓湿热归脾，若用阳药指温补之品补气，固住湿热，必成湿痰流注而死。《金匮》水气门中，“久不愈，必致痈脓”，即此义也。吾见屡矣多的意思，悲夫！
【点注】
本篇指出，痿痹之证不可用阴柔以补阴，亦不可用温阳固住湿热，应辨证治之。考痿痹者，乃风、寒、湿三气杂至而致，其中风胜者为行痹，治以祛风，寒胜者为痛痹，治以祛寒，湿胜者为着痹，治以化湿。绝不可用补阴之法，即使有阴伤之证，也只可暂用而不可久服，奈何非以丹溪之说而用六味矣！可见，名医也有一偏之见。
对痹证的治疗，李中梓之法颇佳，他在《医宗必读》中说：“治外者，散邪为急；治脏者，养正为先。治行痹者，散风为主，御寒利湿，仍不可废，大抵参以补血之剂，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疏风燥湿仍不可缺，大抵参以补火之剂，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之害也。治着痹者，利湿为主，祛风解毒亦不可缺，大抵参以补脾补气之剂，盖土强可以渗湿，而气足自无顽痹也。”可资参考。
四十四、收汗法论
自汗不止，今人悉用黄芪、浮麦，其他法概不知之。按伤寒漏汗，治以桂枝加附子汤；中风自汗，治以桂枝汤；风温自汗，治以辛凉佐以苦甘，如桑叶、连翘之类；中暑自汗，治以白虎，狂汗意即脱汗不止，脉芤者，加以人参，亦有用生脉散处；阳虚自汗，轻则用人参、黄芪，重则用桂、附、甘、术；肺虚自汗，用沙参、麦冬、五味子、桑叶之类；心虚自汗，用秋小麦、人参、柏子仁、龟板之类，重则用龙骨牡蛎救逆汤。（按小麦备四时之气，种于秋而成于夏，故走心经。种于秋，得秋金收敛之气，初生之皮纯得秋金之气，以秋小麦洗净，药煎半熟后入小麦，则皮之味恒多，重在用皮收敛，亦取其成在夏而入心也。古时用法如此，今人皆用浮小麦。按浮小麦有二种：一则生时未曾结实，自己得气不足，焉能治人？一则入仓以后，湿热生虫，有病之物，又乌何，哪里可以治人之病哉？）阴虚不受阳纳之自汗，俗谓之盗汗，治以介属潜阳，大固肾气；湿家、燥家自汗，均以护阳为主；痰饮咳嗽自汗，即用发汗之麻黄，单用其根，以收太阳归缩之气。诸如此类，随证而施，可以类推。
【点注】
本篇论述治汗之法，针对不同情况，分别用不同的方法。特别提出浮小麦一物，认为止汗应用成熟小麦，而不是浮小麦。此论颇有见地。
今汗证颇多，动辄汗出者，无动而自汗者，夜寐汗湿其被者，天冷虽重裘衣身而手汗出如刚出水者，诸般不一，皆需分而治之。
四十五、幼科论
儿科三大证，急惊即急惊风。出《小儿药证直诀》、慢惊即慢惊风。出《小儿药证直诀》、疳疾古称疳。与痘、麻、惊合称“小儿四大证”是也。俗谓急惊者，即《内经》所谓：“少阴所至，为瘛疭也。”多得之风、火、暑三种阳邪，法宜辛凉清肺，兼走少阳之络。汗出过多，本脏自病，法宜补水配火而泻木。如神昏谵语，则兼清心胞。俗谓慢惊者，即《内经》所谓：“太阳所至，为痉”是也。多得之燥、湿、寒三种阴邪，为色青、腹痛、呕吐、泄泻等证。又有饮食内伤，皆宜温脾阳。疳疾多由于饮食伤脾，办有思乳、思母、肝郁而成者。法宜温宣中焦，兼以芳香开郁，亦有杀虫者。痉证从内发，瘾疹病名。出《素问·四时刺逆从论》。因内蕴湿热，复感风寒，郁于皮腠而发系温邪，皆忌发表，今人必与表药。治痘证必备四时之气，且前清后温，先泻后补，如制艺中之截搭题法居多。亦有纯系虚寒，始终用保元、异功者；亦有枭毒毒之甚者大热，始终用石膏、大黄者，断不可拘于一格。今人偏于寒凉攻下，急惊亦与发表，慢惊仍与凉药，疳证则恣用苦寒，民岂堪命哉？余详《温病条辨·解儿难》中。
【点注】
本篇对小儿疾病的辨治作了详细分析，虽然有因火热内郁而起，但还有其它因素，不可恣用苦寒。若过用苦寒，则与病证不合，与性命攸关。
四十六、用药分量论
用药分量，有宜多者，少则不效，如暑温、痹症、痰饮脉洪者，用石膏每至数斤、数十斤之多，是其常也。乙酉年当为 1825 年。先生时年 68 岁，予在绍兴治一友，久患误补之伏暑痰饮，发则大喘，每剂用石膏，必半斤、一斤之多，而后喘得稍减，连用七、八剂或十数剂而后喘定。迟数日又发，脉必洪大。期年一周年之间，用至一百七、八十斤之多，而后大愈，是其变也。药有宜少用者，万不可多用，如寒燥门中用蟾酥，瘀血门中之用皂矾。蟾酥犹可入丸药，皂矾只入外科、丹药，丸药中亦不能用。汤剂中用新绛纱，借染匠之巧法，皂矾在几微之间，稍多则染成玄青矣。纪晓岚先生《阅微草堂笔记》中云：“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治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治方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当指余霖，字师愚，本江苏常州人，后迁居安徽桐城，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即鸿胪寺卿冯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之四斤者。虽刘守真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考喜用石膏者，莫过于缪仲淳，名希雍，天崇间天，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崇，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即天启至崇祯年间人，与张景岳同时，而所传各别。本非中道标准之则，故王懋竑《白田集》有‘石膏论’一篇，力辨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按桐城医重用石膏治冯病，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是何足奇。予治西人李姓布贾之热病，大热大渴，周身纯赤，一夜饮新汲凉水至二、三担之多，汗如雨下，谵语癫狂，势如燎原。予用石膏，每剂先用八两，渐加至一斤，早晚各服一剂。每剂煮成六碗，一时服一碗。间服紫雪丹、牛黄丸。紫雪丹共用至三两之多，牛黄丸共用至三十余粒之多。鏖战十数日之久，邪之大势方解，继清余邪，石膏每剂仍用四两，六、七帖之后，方能脉静身凉。他多类是，不能尽述，半载予医案中。盖药之多寡，视病之轻重也。又云，“刘守真、张子和，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此乃未读古书之故耳。按张仲景《伤寒论》中之白虎汤用石膏本系半斤，别本有一斤者。即汪讱庵《医方集解》中白虎汤用石膏亦系半斤，金匮要略》中木防己汤石膏用鸡子大十二枚。或云汉朝戥量本小，照今时不过六二扣。汉时戥量即小，即汉时鸡子亦小于今乎？又云：“考古喜用石膏者，莫如缪仲淳，本非中道。”试问中道何以定哉？盖中无定体，病轻药重为不中，病重药轻办为不中；病浅药深为不中，病深药浅亦为不中；味厚气盛之药，多用为不中，味淡气薄之药，少用亦为不中。石膏质坚汁少，气薄味淡者也，古皆重用，何反以缪仲淳为本非中道也哉？“王懋竑《白田集》石膏论，力辨其非。”皆不知医者所论，何足为据？桐城医用秉辛凉金气、金水相生之石膏，以复太阴之金体，阳明之金用，制木火有余，火来克金之温病，救化源之绝，此所以取效如神，实系天经地义之定例，何云未可执为定例哉？近时苏州医用甘草必三、五分，余药皆五、七分，至一钱为重用，何病可治？此药用少之过。本京有某砂锅之名，用大刚大燥，皆系八两、十两，一剂有用至数十两者。幼科用归宗汤治痘证，十日以外，咬牙寒战，灰白塌陷者，仍用大黄、石膏至一、二斤之多，死而后已，此误用多之过也。
【点注】
本篇对用药量之多少，作了精辟论述，指出药之多寡，全在病之轻重而定，不可拘执。以石膏为例，虚寒证一点也不可用，而实热证时则可大量使用。他治例中有一剂用一斤之多，一年中用一百七八十斤者。批评纪晓岚少见多怪，说只有缪仲淳才敢用大剂石膏，其实，在汉代仲景书中已记载用大剂石膏之例。虽汉代秤量偏小，但鸡子（鸡蛋）不会小。一剂中用鸡子大十二枚者，足以超过一斤。只要用之得当，大剂量本不足为奇也。
四十七、柴胡医劳病论
柴胡非劳病药也，何宋、元以来，多有以柴胡治劳损午后之身热。《本经》称其主心腹肠胃之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并无治虚劳之明文。汪讱庵《本草备要》中始称其治虚劳肌热，并引李时珍之言曰：劳有五劳。若劳在肝、胆、心之胞络有热，则柴胡乃手足厥阴少阳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阳必下陷，则柴胡为升阳退热必用之药；若在肺肾者绝不可用也。寇氏一概摈斥排斥，抛弃，殊非通论。按李时珍一身学问，博而不精，汪氏为其所惑，反怪寇氏之不通。汪氏只于纸篇上用工夫，并未将自己之心识，对着病人之病机上用工夫，井蛙之见，简陋之书，读之愈多，贻害愈甚。按柴胡之妙，其芳香之气，从土中上透云霄。凡外感陷证，非此不可。燥、湿、寒三者阴邪，用处甚多。风、火、暑三者阳邪，断不可用。惟伏暑系陷伏之证，借似升提，俾邪从中下出之，上升外出，若劳损断不可用也。《经》云：“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其热果系阴虚，尚可再用升提，使下竭上厥哉？或曰：古人以柴胡治劳热，倘不见效验，不敢笔之于书，子何辟之若是？曰：是有若大分别。盖阴虚午后身热，至子丑时而自退，人所共知。至阴邪与下陷之邪亦午后身热，至子丑时而解，予著《温病条辨》中谓“阴邪自旺于阴分”也，人所不知。其几微之辨，只在退热之际，劳病之热多无汗而热自退；阴邪陷证，退热时必微微汗出也。前人所治之劳热，非真劳也，乃阴邪与陷证也。以其外形午后身热与劳病相似，混而同之，直以为柴胡退劳损之热，误人不浅，若真阴虚之暮热而用柴胡，不死不止。
【点注】
本篇论述了柴胡乃阳药，只可用于湿寒阴证，以及外感陷证，为升阳退热必用之药，绝不可用于阴虚劳热之证。并指出汪讱庵的观点不确，引用错误，对后人带来学术上的弊端。要求学者必以《内经》为基础，待确认为真知灼见时才能笔之于书。同时，先生对阴虚劳热之证作了病机上的分析，颇有参考价值。
四十八、产后恣用归芎论
产后之痛，大概有三：有血瘀而痛者，有络虚而痛者，有不寒、不热、不虚、不实，不必用药而自愈者。此中惟瘀血作痛、儿枕痛病证名。出《卫生家宝产科备要》。为产后因瘀血引起的下腹疼痛者，不可不用归、芎。若瘀血上攻，归、芎力又不足，必用回生丹，取其内有食血之虫，飞走有情，加醋煮大黄，药入病所，急破其瘀，缓则有性命之忧。若血络虚而痛者，且要急补络脉，如桂园肉、人参之类，尚可以归、芎攻之哉？至于无病而妄用归、芎窜其血中之阳气，不至于郁冒不止，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何今人概用生化汤为产后定法，是何理解？即胎前保胎，亦不可纯任归、芎。近日药肆中有一种保胎无忧散官方，亦以归、芎为主，在血寒不可养胎，或微寒而气滞血凝者，固属相宜。若血热而气滑利者，易成易堕，翕摄翕，收缩聚合之意；摄，收敛保养之意阴气，峻补任脉，尚恐不及，岂非见归、芎动血如仇乎？今人不问虚实寒热，一概施之，大抵为当归生血之谬论所误耳。凡遇有可用归、芎之证，而又畏其窜阳，不如香附、砂仁为妙。盖归、芎止能活血通滞，不能保胎。香、砂芳香，既能通下焦之滞，又能开胃健脾以养胎元，其辛窜之气，柔于归、芎远矣。香附一节一膜，深藏根底；缩砂蜜一房一膜，深藏叶底。二者均有胎胞深藏之象，故能保胎也。再妇科胎前产后专究八脉，时人均不知之，盖八脉为生化之源也。予已详《温病条辨·解产难》中矣。
【点注】
本篇指出当归、川芎，虽属常用之药，但仍属走窜之品，产后不可轻易使用。若必须用之，需待详辨之后，确认内有瘀血而引起的疼痛者，如产后瘀血作痛。但产后虽有腹痛，也有不是因为瘀血者，用之则无利有害。至于保胎，不可轻用之。
四十九、渴论
时人治渴，舍凉药无二法。仲景谓：渴者用猪苓汤。盖肾主消渴，此渴即指司马相如之病，消渴也。病在脏，泻其腑。故以猪苓、泽泻、滑石泻膀恍，使火从水中去，而单以一味阿胶补本脏当指肾脏之液。此渴必饮多溺少。他如痰饮之反渴，用辛能润法。盖饮居心下，格拒心火不得下通于肾，反来上灼咽喉，故嗌一指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地气通于嗌。”一指喉，《素问·血气形志篇》：“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干；又格拒肾中真水不得上潮于喉，故饮水求救，愈饮愈渴。水之不得行者，阳气郁也。若以凉药、润药治之，日久阳灭必死，今人则皆然矣。
【点注】
本篇指出，渴证不可单主凉药。治消渴证，必须补脏泻腑。脏者，肾也；腑者，膀胱也。又渴证皆因内有火郁其中，治使火从水中去也。若因阳郁之证，则不可凉润也。误犯之则不可收拾。
五十、肝郁用逍遥散论
今人见肝郁，佥都，皆用逍遥散，效者半，不效者半。不知有仲景新绛旋覆花汤、缪仲淳苏子降气汤之妙也。盖经主气，直行属阳，逍遥散中之柴胡直行为纵；络主血，横行属阴，新绛等汤专走络，横行为横，治肝宜横而不宜纵。盖肝之怒气直冲上行，岂可再以柴胡直性上行者助其势乎？间亦有见功者，肝喜条达故也，或有阴邪伏陷故也。肝主血，络亦主血，同类相从，因势利导，莫如走络。再肝郁久则血瘀，瘀者必通络，岂逍遥散走气之药所能治乎？
【点注】
本篇对肝郁用逍遥散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肝宜条达，但必须兼以和络。若久郁之证，又多伴血瘀，必加以活血通络。逍遥散中有柴胡，用之不当，故其效不显。因柴胡直行为纵，不能横行入络，此其一也；又因肝之怒气直冲上行，岂可再用柴胡直性上行以助其势，此其二也；肝主血，络亦主血，同类相从，必以通络为治，此其三也。
五十一、升阳散火论
“升阳散火”四字一连而下，颇解不通。盖阳升则火愈炽，火性炎上，如何能散？若真正火证，如何可以升阳治哉？唐以前无是法也。至宋、元以后，此法盛行，瑭思维数十年，不解其故，以为无是理必有其事。宋、元后人虽学术不精，岂真安心害人？必其用之得效，而后立法相传。近年以来下元甲子兑七宫文王后天八卦的排列次序，即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为后天之数。兑七居西方，正好与“河图”相合。“河图”的排列次序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共称“九宫”。右宫为七，后天八卦之兑为七，居右，主西方，所以称为“兑七宫”用事，燥金之证颇多，燥金本寒，其标颇似火证，始解其故。盖烦躁不安，身热如火，若感燥表里兼受，邪重者必格阳，格阳者纯是火证。燥金之脉本弦涩而短，格阳者反洪大数实，纯是火证之脉，非用升阳药不可。前人是信燥不为病，而误认燥为火也。见腹痛、胸胁痛、瘕疝等证，又误认燥为寒也。
【点注】
本篇对升阳散火四字进行了再认识，先生对此四字困惑了数十年，开始认为散火绝不可用升阳法。既是火证，就不能再升阳，直至几十年后，才弄清其原因。原来是因运气转入下元，兑七宫用事，此时气运为燥金，宋元时医不知燥金本属寒，而标似火，则误以为火，此时用升阳法，明是散火，而实是去燥也。观此，先生真善于学习者也。
五十二、痰饮用二冬二母六味论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对曰：形寒饮冷则伤肺也，盖五脏六腑俱令人咳。外感又有风温、温热之咳，不仅痰饮一条，究系痰饮之咳居多。仲景谓：“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所以必用温药者，补脾阳与三焦之火也。坎中满，水非阳气不行也坎卦，二阴爻（⚋）之中夹一阳爻（⚊），故曰坎中满。阴者，水也。坎为水脏，合肾，但阴中有阳，故曰行水必赖阳气。其《金匮》痰饮门中与咳嗽门中佥全，都用温药，何近世一概治以二冬、二母之苦寒，不然，则以六味之酸甘化阴？如果肺胃热燥，用之诚善。风温、温热之咳，只用辛凉甘润，亦不用苦寒。若痰饮阴邪，或兼风寒，燥金本气，岂非见苦寒如雠仇乎？古人有因痰致咳、因咳致痰之辨，二语细确，学者不可不知。盖因痰致咳者，半日无痰绝不咳嗽，且痰饮夜咳必甚，亥、子，水旺时也按十二地支配五行，乃是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亥子属水，辰戌丑未属土。故曰：亥子，水旺时也，其声重浊属土，饮本两太阴病也。若因咳致痰者，必无甚多痰，或粘沫，或竟无痰，唇口、舌面多赤色，或舌有黄苔，脉多数，或寅卯时咳甚胁痛，为木扣金鸣之咳。若痰饮则面色不改，舌多白，或无苔，脉必弦，或双弦，或单弦，病至极时亦有洪大滑数之脉，乃反象也，为难治。阴阳现证，不可不辨。再痰饮之所以不可用一毫苦寒凉药者，《经》谓：饮食入胃，脾气散津，上输于肺，历三焦通调水道，下达膀胱。三焦之火不足，不能生土，脾虚不能代胃行津液，遂成支饮射肺之咳。脾属太阴，饮为阴邪，弦为阴脉，脾病而现肝克之脉也。再投凉药或柔润药，岂非为贼立帜乎？吾又见有肝郁者多兼痰饮，盖木病必克士，克胃土不食或呕，克脾土不泄即咳，脾受克则失其散津液之职也。今人见肝郁多用黄芩、冬、地，亦大与痰饮不合。且无饮者，服久必致成饮矣。有见痰饮之咳，又谓为劳病，恣用补阴，亦更不可为矣。
【点注】
本篇提出痰饮咳嗽不可用凉药，因为痰饮乃阴邪，必须用温药方克有效。若误用寒凉，轻则伤胃致呕，伤脾致泄，用久者，变证多端，不可不慎。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故治之也非止一法。
喻嘉言对痰饮的治法颇有见地，他在《医门法律》中说：“脾胃虚寒，饮食不思，阴气痞塞，呕吐涎沫者，宜温其中。真阳虚者，更补其下，清上诸药不可用也。”吴鞠通之论与喻嘉言之论甚合。
五十三、外感身热或咳佥用泻白散论
泻白散，钱仲阳治小儿实热已退虚热不除者，调气归原法也。痘后无外感，气不归原者，用之诚善。今人外感佥用之，致令风邪内引，深伏肾窍，终身不拔，为害钜矣。夫以叶氏当指叶天士之明，犹不知此。以载在《金匮要略》金疮门中王不留行散下，得得无，莫非未之读耶？予著《解儿难》已详述之矣。
【点注】
本篇指出泻白散不适宜用于外感咳嗽，若用之，则会使病情缠绵不愈。批评叶天士也犯了这种错误，极力推崇《金匮要略》的论述。
泻白散中主药是桑白皮，而王不留行散中亦用桑白皮，故先生在这里提出。
考本方出自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泻者，是指能清肺热于下行，故曰泻。白者，肺也，因西方主白色，肺应西方，故泻白即泻肺也。
五十四、眼科恣用发表苦寒论
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系于目。人之有目，如天之有日。水火之精，相搏而成，皆清空之气，浮而上升者也。用药岂容稍有卤莽，必实知外感何气，方可用外感何气之方药。必实系实火，方可稍加苦寒，亦必有甘寒以监之。盖畏其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也。今人不问外感、内伤，一概先用发表，继以苦寒，不瞎何待？如偏头痛有损一目之弊，系本脏当指肝脏之病，少阳胆经之热，如以大辛大热发三阳之表，继以苦寒。不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愈燥，愈赤，愈痛，无怪乎损目之多也。
【点注】
本篇指出眼科疾病不可滥用苦寒之品，因为苦寒之药会化燥伤阴，伤阴反会损目。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治眼病必须要注意脏腑之精华。目睛运动如轮，故将目分为五轮。五轮各内应五脏，脏有所病，必现于轮，故医家每以轮为标，脏为本，验明其证而施治。根据五轮学说，心者，血轮，主眦；肝者，风轮，主黑睛；脾者，肉轮，主睑；肺者，气轮，主白睛；肾者，水轮，主瞳神。这种学说由来已久，起源于《灵枢》，明确记载于《太平圣惠方》，傅仁宇在《审视瑶函》中说：“名之曰轮，其像如车轮圆转运动之意也。”其治疗之法，各有不同，非苦寒一途也。
五十五、外科恣用苦寒论
内科脏病指本病为重，腑病指表病为轻。外科脏病传腑，出腑则轻矣；腑病传脏，入脏则重矣。外科不可轻用苦寒，畏其伤腑阳而入脏也。盖痈者，壅也；疽者，阻也。营卫不和，气血不得周流无间，遂成痈疽。若再用苦寒以凝滞阳气，使毒气壅塞，愈不通调，溃烂无已，内传里膜，则毒侵入脏而死矣。大抵先以调和营卫为第一要著，如病势沉重，非大补肾中真阳不可。按营出中焦，卫出下焦，两肾中间之阳气，乃卫气之根本也。且善治外证者，原不必令其溃脓出头，不动声色，使其自化最妙。今之外科，以为不溃脓，不出头，则无功可见。只顾自已图利，不顾人之性命，可痛！可恨！使之出头甚易，既使之出，又不能收，日久气血耗散，虽有善收口者，亦无如之何矣！再有不善脱腐者，腐未尽而骤收之，收后必复发，屡发屡收，成坏疮矣。若火毒之当用苦寒凉药者，非大证也，人易知之。
【点注】
本篇指出外科疾病如痈疽之类，也不可恣用苦寒药。因为痈疽之作，乃营卫失和，气血瘀阻而成。用苦寒会凝滞阳气，使毒气壅塞，故在治外科疾病中也要慎用。外证者，必根于内也，若以外证为外来之证，则谬矣。
五十六、痘科恣用苦寒论
近代著痘科书者，多主寒凉。考归宗一法，其源出于胡氏考当时精痘科者有胡沅、胡颖千等，不知孰是，继有费建中费启泰，字建中，明清间乌程县人。博通经史，尤精岐黄术，著《救偏琐言》、《一见能医》《救偏琐言》。归宗特寒凉攻伐枭毒—法而已。费氏之书名曰：“《救偏》”，盖救浅学者单主陈文中字文秀，宋宿州人，翰林良医，尤精小儿痘疹，著有《幼幼新书》、《小儿病方论》。认为肺主皮毛而易寒，脾主肌肉而恶湿，故治疗时喜用丁香、官桂、附子、半夏等燥热之品温补一法，有春夏而无秋冬之偏。费氏又偏于秋冬而无春夏，其失一也。予《温病条辨·解儿难》中，辨之最详，不赘。
【点注】
本篇指出小儿痘病，不可恣用寒凉之品。并认为胡氏归宗和费氏救偏之用寒凉攻伐，与陈氏用温补之法皆失偏颇。先生虽是温病专家，可对小儿疾病却有独到之处，不得不佩服先生学问之深也。
五十七、《医方集解》不通论
孟子谓：“杨、墨之道杨，指杨朱，主“为我”说；墨，墨翟，主“兼爱”说。二说辩之不已，孟子斥为异端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唐朝之后，医道之坏极矣。先是唐末五代之际，医者率用毒药，不能对准病情，伤人实多，致有《和剂局方》之设，将毒药之方，俱收入禁方，医道之一坏也。继则代有名医，如李东垣、朱丹溪、刘河间辈，以一偏之见，各立门户，以成一家之言，又一坏也。下而至于明季，陶氏指陶华，学说驳杂，后人多鄙之《六书》之作，混合六气，均曰伤寒，笼统立方，笼统治病，世咸宗之，乐其简便，又一大坏也。至于汪讱庵《医方集解》一出，家语户诵之，竟似以之治病，鲜有不合者。其补剂首选一方，名曰六味地黄丸，妙不可言，制于表剂之下，阴阳倒置，表里不分，其赞六味地黄丸，妙不可言。其于建中汤，默无一语，发明其妙。不知六味丸是钱仲阳为幼科门中存阴退热之法也。自丹溪专立补阴，倡之于前，薛立斋、赵养葵、汪讱庵辈，乃众盲等和之于后，故生民之祸极矣。而汪讱庵于三黄石膏汤下云：治伤寒、温毒。表里俱热之温毒，而可以麻黄、豆豉合生姜、大枣辛甘化阳之热药，大助其表里之热哉？又五黄散下云：既治三阳表证，又治内伤生冷、脚气、疟疾等证，又治妇人经水不调。其总论曰：“此阴阳表里通用之剂也。”夫阴阳表里正相反也，岂有一方而可以统治之理乎？虽以仲祖之贤，必曰：表急急当救表，里急急当救里。其于阴阳表里，分之最细。若一方可以统治，仲景何必至再至三分析表里乎？其于九味羌活汤下云：既治伤寒，又治伤风。而仲景谓风家表虚，寒家表实，故立桂枝，麻黄二法，岂可俱以羌活一方治之乎？且既治风与寒矣，又治温病、热病。夫伤寒阴邪也，温与热阳邪也，岂可均用羌活发太阳之阳者而统治之乎？他如此类甚多，不及缕述。不通之书，不止此一种，惟此种最行于世，予目击神伤，不得不起而辟之，非好辩也。
【点注】
本篇提出对汪讱庵《医方集解》的批评。认为医学中存在几个弊端，开始是用毒药，后来是刘李张朱四大家，各主一说，也各有所偏。陶华混说一气，欺骗了多少不明真相之人。至于汪切庵的《医方集解》一书，有许多阴阳倒置，表里不分之处，误人不浅。提示读者要用辨证的眼光去看，不可被其迷惑。
从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先生对历代名家著作皆有很深研究，凡言之确凿者，崇之；言之龃龉者，辟之。如医之喜用毒药，时有伤人，不可滥用；刘李张朱之说，各有所偏，可参而不可宗；陶氏之书，本不可读，而人偏读之；汪氏之书，风行一时，中有许多不确之处，先生批评诚是。观此，益感先生真善读书人也。
五十八、四君子汤论
举世用四君子汤，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予借此一方，以开后学悟古方之法门方法，办法，又开加减去取之法门。盖凡古方，甚当如是如此体验也。四君子汤为补气而设。按肺主气，补气必补肺，然不从肺着想，而从脾胃着想者何也？虚则补其母也。补土生金，即所以补气也。白术、炙甘草，脾经守药也。甘草纯甘，不兼他味，守中之守药也。白术兼苦而能渗湿，守中之通药也。人参、茯苓，胃中通药也。人参苦少甘多，通中之守药也。茯苓淡渗而能达下，通中之通药也。知此，欲单用通，则去术、草；单用守，则去参、苓；如单用通中通，则单用茯苓；如单用守中守，则单用甘草；如当兼用通守者，则兼用之。能合能分，能加能减，能暂能久，用药之能事毕矣。补土必兼渗湿者，以土最受湿而反恶湿也。色白微黄之药，多兼走肺胃也。盖肺之脏象属金，化气属土也。胃之脏象属土，化气属金也。不敢云举一隅，颇自知窥一斑矣。
【点注】
本篇以四君子汤立论，提出补法必须遵循“虚则补其母”的法则，虚者，气虚也，肺主气，理当补肺，而独补脾，是因为肺属金，脾属土，土能生金，脾为肺之母，故补脾也。四君子皆脾胃之药，其中有至理存焉，学者当从此中求之。
观此方药仅四味，而各有所用，世人皆知四君子汤本平和之剂，可以放胆用之，然先生却将四味药分析得淋漓尽致，说术、草乃脾经之守药，而草乃守中之守，而术乃守中之通；参、苓乃胃中之通药，而参乃通中之守，苓乃通中之通。千古妙论，学者一目了然。医能如此，无余蕴矣。
五十九、肾气丸论
肾气者坎卦名，二阴爻（⚋）之间夹一阳爻（⚊），象征水也。坎以中阳为体，以外阴为用。在六气中，曰少阴君火，故以附子得日之魂者，以补中阳气分之阳；以肉桂得日之魄者，补中阳血分之阳；以色黑入肾之地黄，合萸肉酸甘化阴者，以补外用之阴；水喜流通，下入于地，故以茯苓渗之；水喜生化，上交于天，故以泽泻升之；水恶泛滥，故以山药补土而堤防之；虚则补其母，故以丹皮金水相生者，补母以生之；山药、茯苓色白入肺，亦能补其母也。其所以治妇人转脬是因膀胱气化不利引起的小便不通之证者奈何？盖转脬原肾气之虚，然徒补肾，未见其即治也。此方地黄壮水之源，以前后二阴，皆肝经所过之地，肝主疏泄，萸肉合丹皮，酸泄辛通，使肝复其疏泄之职。茯苓合阴药下降，泽泻合阳药上升，山药补土，从中以制之。有升有降有制，则脬系之转者直矣。盖系直则溺出，溺出则由渐而畅，转脬治矣。再补一脏者，必兼之他脏，克我我，指水脏肾。土能克水，克我者指脾脏之土，有山药、茯苓以治之；我克我，指水脏肾。水能克火，我克者指心脏之火，有桂、附以实之。细腻如此，何可妄议。
【点注】
本篇从肾气丸立论，分析其组方之意，用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条分缕析，将肾气丸讲解得十分透彻，较之通行的三补三泻学说，更深一层矣。学者若能如此，则无不明之医理也。
六十、宋窦材宋绍兴人，官武翼郎，著有《扁鹊心书》三卷《扁鹊心书》论
窦氏述扁鹊法，其头等方，以艾火灸之，多至五百壮指艾炷，灸一炷为一壮，如风关、气关、命关各五百壮，则一千五百壮矣。二等法则用大丹，三等法则纯用刚燥，以为能治死证、大证。以仲景之书只能治小病而已，不足学也。对天立誓，恳挚肫诚肫通真，真挚之意。夫窦氏之眼孔亦只见一时，并未能上观千古、下观千古也。在窦氏当日，必有奇效，屡试屡验，遂自信不疑，故敢对天立誓也。不知燥金行疫之时，原宜火攻，窦氏适逢其会耳。按扁鹊自云：“吾非能生死人者也。”窦氏述扁鹊之法，反能生死人哉？学者于窦氏法，不可不信，人非阳气不生活，如四时之有夏也，但取其能克金而回阳也。然亦不必全信，以为诸证非火不可，汤液医方，自仍当以仲景之法为得中，参考诸家，以补其不备可也。
【点注】
本篇对窦材的《扁鹊心书》提出疑义，认为其主火学说不是确论，不过是误中燥金属寒之故。并提出做学问者，不可随意夸大其词。后世学者读书，必要明眼灵心，不可盲从。
观窦氏之论，灸有一千五百壮，临床上不知如何施用，实令人生疑。著书立说，当行之有效，若信口开河，或以一得代全部，则不可取矣。
六十一、误用苦寒反似火证论
误用苦寒指苦寒之药，如黄连、大黄等，久而唇舌齿牙焦黑，脉反洪数，纯是火证之形。医者见此曰：若是犹非火证之明征乎？至死不悟。《经》云：“苦先入心，其化以燥。”未知体验耳。盖苦寒在湿热门中用处最多，欲其化燥也。风火门中用之甚少，要以甘寒用当权，断不可令苦寒当权，而使之化燥也。炎上作苦此苦指口苦，苦本属火，用为佐药可也。燥证门中，藉以反佐，更须少用。
【点注】
本篇指出，苦寒药不宜多用，若误用过多，可导致虚火上炎，使人误以为是真火证，临床上当细辨之。如为湿热，苦寒药为常用，而燥证中，应当少用为佳。
六十二、水火论
坎离卦名，其形为二阳爻（⚊）中间夹一阴爻（⚋），象征火代天地用事，人非水火不生活，故医者必先究其水火也。按泉水最清，削去垢有余，清头目最胜。肺主天气，故百合汤中用之。河水为阳水，通六腑、补卫气最速，其性浊而厚。江水较河水则清而克矣。井指井水为止水属阴。济指济水为至阴之水，伏流黄泉地下的泉水，指入地较深之意之下，其性沉降，补五脏有耑通专功。他如千里急流水，《灵枢》半夏汤治不寐用之，取其急驱胃阴下降也。甘澜水因无从取之千里急流水者，但以水扬千万遍，使之起花，急逐痰饮，前人治痰饮用之。其生化最速，去陈菀如神者，莫如雨水。而雨水之中，化气最速，又莫如时雨指时内之雨。“时”，夏至后半月为三时，头时三日，中时五日，三时七日。俗话说：“时里草，棒打倒。”是说时内最宜除草。孟子谓：“有如时雨化之者。”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于雨水条下，毫无发明，但曰春分日雨水，夫妻各饮一杯，可以有孕。如此耳食指不加审察，轻信传言的话之谈，副载一条，亦未始不可，何于雨水正文，反不言其功用？予特补之。
至于火，草火之火最柔，而木火则刚矣。然木之中亦万有不齐，其性坚者火必刚，萎脆者火必柔。最刚者莫如石火指炭火，石中之火，至刚者莫如京师之红煤。凡试火之法，以大钱一枚，置水锅中，以红煤烧之，水开时则钱浮水面。其次则半浮半沉，柔火则钱离锅底不过一、二寸而已。刚火所排音 bài，旧时鼓风吹火的工具。这里是指制作之意。即指用刚火制作的鞋帽样式挺括而不变形之靴帽，至旧不改样，柔火则不能也，学者可借以助格致之功。食刚火者多热病，食柔火者多湿病。可以类推焉。
【点注】
本篇从水火二论，从细微处找出其中不同之处，如水流其地面为阳，伏于地下为阴。江河流动之水为阳，井中静止之水为阴。治病煎药取水，可根据病情需要，采用不同的水，如清头目用泉水，治不寐用长流水，治痰饮用甘澜水，制阿胶用济水等。火亦如此，有刚柔不同，治外感者用刚火，治内伤者用柔火等。旧时煎药多用苗子，即高梁之穗秆，取其温和之性，故药效显著。今时则不然，一律用自来水，用煤气或炭火，甚或电炉等，虽未经考究，其中定有区别，难免其性能药效之改矣。
六十三、五谷论
五谷者，亦犹草之结子者也。五者五行也，谷者善也。圣人取其性善，形式气味之可养五脏者，故教民树艺种植之意以养生焉。五谷何以为至善者？取其甘淡也。盖人系倮虫属土，土味甘，以甘补土，取其甘也。尤必以淡为善者，何也？以味之稍重必偏，且重者必毒，唯淡多甘少者，得中和之气，故曰谷也。且淡开五味之先，不在五味之中，而能统领五味者也。五味皆属地气，地食人以五味食，饲也，供养，名词活用作动词。意即大地供养人以五味也。唯淡属天气，清华冲和，最能淡泄土中之浊气，而使之复其清明之体，故必以淡为善也。五谷中最重黍稷者，黍稷体圆而色黄，味得甘淡之中，故先王着重之。黄豆在五谷中甘味最重，而不可作饭，且多食则胀。《论语》曰：“食夫稻，衣夫锦语出《论语·阳货》：“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原意是孔子批评宰我在服丧期间，吃着稻米，穿着锦衣，能安心吗？。”似稻又细于黍稷者何也？以黍稷生于刚土而性刚，长于补脾。稻生于湿土而性柔，长于补胃，淡味独胜，似其品高于黍稷，但稻色白形长喜水，偏于湿重，终就臣位，自仍当以黍稷之中为正者为君也。《周颂》曰：“贻赠送，遗留我来牟麦子的总称。”似大小二麦，亦不轻于黍稷也。盖二麦补五谷之所不及也。五谷除麦之外皆以湿土行令而下地，至夏至前湿土行令而上仓，单避湿土之气，故以喜燥而开胃，有湿病者最宜，土性湿而反恶湿也。且金水木火四时之气，乃元亨利贞《易经》：“乾，元亨利贞。”孔颖达疏《子夏传》：“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指天地间之正气之天气也，若湿土则纯然地气矣。但补偏救弊者，皆臣道也。
【点注】
本篇指出人赖五谷以生，五谷之中，以甘味为正，尤以甘淡为最善。因为甘能补脾，淡能渗湿。脾胃为人的后天之本，脾又恶其湿，故人必以甘淡为适宜。经谓：膏粱厚味，足生大丁。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皆示人饮食不可过度也。
六十四、大枣论
大枣木之至坚指木质特别坚硬，而枣肉则果肉中之至密指枣肉结实细腻者也。色赤黑，味甘微酸所以补脾经血分之阴，去核使不走下焦。配以生姜，补胃中气分之阳。一阴一阳之为道，为中焦调和营卫之要品。而今人多用红枣，《本草纲目》中谓红枣理疏不入药，岂未之见耶？
【点注】
本篇指出大枣带核，能补脾经血分之阴，去核能补胃中气分之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大枣为调和营卫之要品，仲景方中屡见之。
六十五、白芍论
《本经》称白芍气味苦平无毒，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并无酸味之明文。张隐庵名志聪，清医学家，著有《本草崇原》等谓后人妄改圣经曰“微酸”。元、明诸家，相沿为酸寒之品。试将芍药咀嚼，酸味何在？春生红芽禀厥阴木气而治肝；花开三、四月间，禀少阳君火而治心。予考芍药亥月生芽，藏于根中，自仲春红芽生出于地上，春尽而后开花。何丹溪谓：产后忌服，恐伐生生之气。按阳生于子中子时之中，实根荄草根，这里有生根之意于亥亥时。意为阳虽生于子时，而实际上是生根于亥时也，故周人禘祭古代的一种祭祀，祭始祖之所自出，必用亥月指农历十月也，盖亥为子之所自出也。芍药亥月生芽，遍历子、丑、寅、卯、辰、已六阳指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六个阳月之全而后开花，岂伐生生之气哉？并未仔细格物，无知妄作，自误误人，为害实甚也。
【点注】
本篇指出，白芍不是酸寒之药，丹溪妄改本经，致使后人盲从。张隐庵已作批评，此处再次申明其本义，以免误人。可见做学问的人，真是不容易啊！
六十六、桂枝论
桂生于广南，气味辛温无毒。枝有畅茂条达之义，行阳气，利关节，补中益气之要药，用处最多。东垣谓其横行手背，禁人用之。试问槐枝、桑枝不能独行手背乎？何人独禁桂枝哉？或者当日以桂枝医温病，必不合拍，以温病最忌辛温及补中益气也，因此而恶桂枝也。否则，东垣矜自以为贤能才立补中益气汤，独创一门，欲抹煞仲景之建中汤法，故力贬桂枝也。若见识不到，学术不精，因误成忌，其过犹轻；若为门户起见，上灭先师，下蒙欺骗，隐瞒后学，其祸何堪！再按桂枝生广南日出之地，色赤得日之魄者也。附子生于章明赤水日光对照之地，色白兼黑，得日之魂者也。故有走气走血之分。用桂、附者可悟矣，用桂枝者可无惑矣。
【点注】
本篇指出桂枝一药，能行阳气，在补药中甚为重要。而李东垣却独不以为然，另树一帜，立补中益气汤，绝不用桂枝。先生认为，东垣此举，如果是学问不精，倒还情有可原；若是有意标新立异，欲废仲景之法，以此来蒙蔽后学，那就是罪魁祸首了。
六十七、甘草论
甘草纯甘，不兼他味，故独擅甘草之名，其性守而不走。甘属土，土主信也。为其守也，故中满腹胀者忌之，宣通脉络者避之。今人则一概率轻率，草率用之，不问何方，必加甘草，以为能和百药，此动必用甘草之误也。至于当用甘草之方，如炙甘草汤之类，汤名甘草，以之为君也。治伤寒脉结代，紧防其脱，全赖甘草坐镇不移之力，而用量只一钱，或八分、五分，不尽其力，乌何，哪里得有功？此不敢用甘草之误也。
【点注】
本篇指出甘草一味是守而不走之药，因此凡中满腹胀者不可用，欲宣通脉络者也不可用。先生批评世人凡药皆加甘草，以为其性平和，又能调和诸药，实是一误。但是，在炙甘草汤中，用其治疗伤寒脉结代者，又重以为君，其量必大，方可有效。若此时不敢重用，又是一误。
六十八、枳实枳壳论
枳实坚实下沉，专走幽门。幽门者，胃之下口，小肠之上口也。逐渣滓痰饮，使由胃而入小肠，由小肠而入大肠。枳壳有穰，轻虚上浮，专走贲门。贲门者，胃之上口也。方书谓误用枳壳，伤胸中至高之气。今人以近时本草中称枳实有推墙倒壁之功，避不敢用，恣用枳壳，误伤无过之地，而幽门之渣滓痰饮，反不得除。且药肆中枳实少而枳壳多，竟以枳壳代枳实，改做外貌，医者不察，害人不浅矣。
【点注】
本篇指出枳实和枳壳的性能不同，枳实性沉走幽门，枳壳性浮走贲门，该用枳实者用枳实，该用枳壳者用枳壳，千万不能因为惧枳实性猛而改用枳壳，反而带来弊端。另一方面，药肆中常以枳壳代枳实，以致误服，医者也不可不察。
六十九、细辛论
细辛，细而辛者也。一茎直上，端生一叶，其茎心细，其味极辛。《本经》称其气味辛温无毒，主咳逆上气，头痛，脑痛，筋节拘挛，风湿痹痛，死肌，久服明目，利九窍五官中共有七窍，加前后二阴，共称九窍，轻身延年。张隐庵谓细辛乃《本经》上品药也，味辛臭香无毒，主明目利窍。宋元祐陈承宋闽人，著有《重广补注神农本草》谓细辛单用末不可过一钱，多则气闭不通而死。近医多以此语忌用，嗟嗟感叹语气词！凡药所以治病者也，有是病服是药，岂辛香之药而反闭气乎？岂上品无毒而不可多服乎？方书之言，诸如此类，学者不善详察而竟遵信之，则岐黄之门终身不得入矣。汪讱庵《本草备要》中又将“单用末”三宇删去，直谓之不可过一钱，多则闷绝而死，虽死无伤可验，且引开平狱尝治此以实证实之，其不通乃如此。
【点注】
本篇指出细辛一药，乃辛温无毒之品，《本经》中列为上品。言其不但可以久服，且能轻身延年。可是，陈承偏说其用量不可过钱，不知本于何处？陈承所说是单用末，而到了汪讱庵，更将“末”之不提，直接说不可过钱，因此，医学界便有了“辛不过钱”之说，从此牢不可破。先生极力反对此说，实是明眼之人。余虽在某些书刊上见到多有驳斥此论者，可是，医界仍宗此说。真是说邪易，述正难矣！
七十、伪药论
古时医者，自已采药，详辨其形色气味，屡试确当者，方敢为人治病。近日药肆，买之药行，药行买之客人，客人买之大码头之坐客有固定居处之客商，坐客买之各省山农，其中诈伪，不可更数矣。如黄河以南所用之党参，系北口荠苨有清热止咳作用，为利肺解毒之品，间有山西潞州之防风荠苨，美称之曰潞党、西党。按上党所产之参，与辽参无二形，其价亦相若。现在王气王通旺，指地气之旺盛在东，上党所产甚少，不能发卖。且党参果可代用，何必以千余金买辽参一斤乎？何世医佥不知之，动以党参代辽参为辞，岂真不知哉？以为便于行也。不知医便于行而用假药，是欺病人也。病人赖医者救命，可欺之哉！他如石莲子，系莲子之光而坚者，落水入污泥中，经年不坏，其功能涩下焦滑脱。莲子甘多咸少，石莲子则咸多甘少矣。近日药肆中所卖之石莲子，系野树之子，黑壳黄肉无心，其味极苦，苦能泄人。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时，已谓其断庄庄，指大商号，如钱庄、布庄。断庄即指没有大的商家，亦即没有货源二百余年矣。滑脱之病，反用极苦泄之，不死不止。赤小豆即五谷中之小豆，皮肉俱赤，味甘酸。近日药肆用广中半红半黑之野豆名相思子，色红如豆，古诗有“红豆生南国”之句，即指此也。但与红小豆迥异，且有毒，绝不可作红小豆用，色可爱而性大非，断不可用也。新绛纱内系三品生丝，既能通络，又能补络，今人概以帽帏代之，断不可用也。如四君子汤，人参既难得真，茯苓系安苓，白术系种术，只余甘草一味，又不敢重用，将挟何术以取效乎？其他伪药，不可尽述，有心者自考之可也。
【点注】
本篇指出药品中真假不分，其药效难以保证。如党参代之以防风、荠苨，石莲子代之以野果，新绛纱代之以帽帏，茯苓代之以安苓，白术代之以种术等，非但不能取效，且能害人，为医者当须细辨之。观历代伪药不断，以假乱真者，以次充好者，比比皆是，聪明如柳宗元者，尚被人用山芋干充茯苓服之，况常人乎！今世伪药甚多，不可不辨。
七十一、雷公炮制论
雷公上古时人，黄帝之臣，与黄帝讨论医学炮制，此雷公系刘宋之时雷敩六朝刘宋人，著有《雷公炮炙论》，其学术未见精也。今人误认为黄帝、岐伯时论道之雷公，谨遵之而不敢议。盖世运自魏晋以后，无道不坏。古方多用生药毒药之偏也，后世医失其学，杀人者多，故雷公起而救之，不能使天下之医皆有学问，谨将稍有性气之药，不分有毒、无毒，上品、中品，下品，一概炮制。如茯苓平淡之上品，用人乳制，畏其渗也，何如不用，如不能渗，用之何益？人参用秋石制，欲其入肾也。以大队补肾药，或补八脉药，用人参自有功效，何必制之？即制之亦未必入肾也。阿胶炒成珠，畏其腻也。既畏其腻，何不改用他药？且阿胶取济水之伏流沉降，盖水曰润下，兹以火炒之，是炎上也；以火炒珠，不通已极。半夏不用姜制而用矾制，古法用生姜制，以生姜能制半夏之小毒，半夏、生姜有相须之妙。近日药肆中用矾制，洁白好看，不适于用，断不可从。他如麦冬之去心，论详《温病条辨》中。其他错谬之处，不能尽述，学者当随时考察，通者从之，不通者违之。一视天理之公，不可稍有好恶也。
【点注】
本篇指出雷公炮制论对药物的炮制多有不通之处，大大影响药效。为医者当以理辨之，从病情出发，为病人着想，不可存以好恶之心。先生细考药性，对药物特性了然于心，指出药物的炮制不当，如人乳制茯苓，火炒阿胶珠，皆反本意，不知是何人所始作俑，今日改之甚难矣。为医者自当胸有定见，不可被世俗所惑。
七十二、引经论
药之有引药引，药之引经者，如人之不识路径者用向导然。如麻黄汤中之麻黄，直走太阳气分；桂枝汤中之桂枝，直走太阳营分。盖麻黄、桂枝为君者，即引也。虽其中有生姜、大枣，生姜为气分之佐，大枣是营分之佐，非引经也。何今人凡药铺中所无，须本家自备者，必曰引加何物，甚至所加之药于证不合，如痘科用芦根、胡荽即芫荽，赤疹用三春柳即西河柳，于证相反，岂不谬欤？
【点注】
本篇指出所谓药引，不是什么主药之外的另加之物，而是在药物中有导药效归于某一脏腑或部位之功之品，如麻黄汤中的麻黄，桂枝汤中的桂枝，都是主药，但又是药引，这确实是见地之言。今世之医，有故弄玄虚者，用药必用药引，且必要病家自找，而且有许多稀奇古怪之物，以炫其学问高深。病家不察其用意，反谓医之所能，恒以不得药引为憾事。读此，方知先生之学问，莫可估量矣！
附篇
吴鞠通名字号考证
吴鞠通，作为清代的温病四大家之一，其著作《温病条辨》是温病学的经典之书，而《医医病书》、《吴鞠通医案》等作也是医林中有价值之书，从而奠定了一代名医的地位。可以说，凡业中医者，没有不知道吴鞠通这个名字的。可惜的是，到如今，连吴鞠通的名和字都没搞清楚，真是医坛中少见之事。余从医四十余年，对此感慨颇深。曾发表专文阐明，然仍见错者自错，故今特再次辨明之。
关于吴鞠通的姓名，一般书籍都是说姓吴，名瑭，字鞠通。如：
《中国医学人名志》：“吴瑭，清江苏淮阴人，字鞠通。”（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年 4 月第 1 版）
《中国医学大辞典》：“吴瑭，字鞠通，清江苏清河县人。”（商务印书馆，1921 年初版）
《简明中医辞典》：“吴瑭，清代著名医学家，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年第 1 版）
《江苏历代医人志》：“吴瑭，字鞠通，清淮阴人。”（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第 1 版）
《医古文》：“吴瑭，字鞠通，淮阴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 年 7 月第 1 版）
《医古文》：“吴瑭，字鞠通，淮阴人。”（中医自学辅导丛书，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年 4 月第 1 版）
《中医各家学说》：“吴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年 8 月第 1 版）
如此等等，大同小异，似乎已成定论。
按：古人的名、字，本有一定的规律。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冠后据本名涵义而另立别名，称为字。《礼·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疏》：“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从这里，我们明确知道，人生小时候，只取一名，以便呼唤。到了二十岁成人以后，人们不好当面直呼其名，就另起一字，呼来有敬感。如现代在姓名之后加同志、先生、女士等称呼，或局长、主任、师傅等称谓，皆缓其语气，以示礼貌。字正是礼貌用语，读来有亲切之感。
名和字的关系，一般来说，是以字解名。取字有以下几种方法：
其一，常用名的别解法：如诸葛亮，字孔明。明、亮，其义一也。皇甫谧，字士安。谧、安，皆静之义。张元素，字洁古。素、洁，其义相通。
其二，常取名的引伸义：如苏轼，字子瞻。轼，车前之横木。瞻，远望也。古人乘车，欲望远，则登轼。子，古代男子美称。故子瞻与轼，其义相连。李杲，字明之。杲，日之明也。薛雪，字生白，因雪之色白也。
其三，常按名的分解法：如李白，字太白，即将名加一字而成。张璐，字路玉。路玉，即璐字拆开而得。
知道了以上的关系，那末来看，吴瑭，字鞠通。瑭乃玉器，与鞠通毫不相干，又作何解释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读了《医医病书》，见载有吴瑭，字配珩字样，心中多年宿憾一下豁然。瑭为玉器，珩为玉饰，二者相通。由此可见，鞠通则非吴瑭之字而为其号了。
又按：古人取号也各有意义，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朱震亨，号丹溪，是因世居浙江义乌丹溪，人称丹溪翁。张从正，号戴人，是因其性格豪放，不愿看到家乡考城沦入金人之手，因考城古代属于戴国之地，遂号戴人。李时珍，号濒湖山人，也以地为号。张介宾，因慕道学，遂号通一子。王冰也慕道，自号启玄子。然而，吴瑭号鞠通究属何意呢？此间尚有一段故事。
原来，古有孙凤者，善抚琴。一日，得了一张古琴，甚为喜爱，朝夕操弹。忽一日，琴不弹也自动发出声响，将孙凤所弹过之曲一一重复演奏，人称自鸣琴，一时名闻遐迩。孙凤大惊，不敢再弹。有一道人得知，特来拜访，把玩之后，从琴中取出一虫，琴则不复自鸣矣。人问其故，道人答曰：此虫名“鞠通”，十分灵巧，能重复他人之术。因而操琴一遍，则自能模仿也。吴瑭乃一饱学之士，鞠通之典，大概出于此处。
考吴瑭为何取此为号呢？拙意认为：可能是因前人（叶天士、薛生白等）已将温病学说的理论基本阐述明白，治疗方法也已大备，他自己只是将前人的学说重复，加以整理而已。此意可在《温病条辨·凡例》中得到印证，如曰：“是编之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然而，这不过是他的谦虚之说。虽然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叶天士和薛生白的学说，但他也有许多创见，其功不可没，历代方家多有论述，余不赘。
至此，可以认为：吴瑭，字配珩，号鞠通。后来以号行，其字遂掩。这在其他名医中也偶尔见之，如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而《中国医学人名志》说：“张介宾，字景岳。”也是一证。那些说吴瑭字鞠通者，皆误也。
吴鞠通与《温病条辨》
吴瑭，出生书香门第，本业儒，受其父亲炙，才华满腹，颇有文名。当其 19 岁时，正踌躇满志，欲赴科考之时，其父突然患病，以至不起。吴瑭愧恨难名，哀痛欲绝，认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乃选购方书，朝夕诵读，于是渐渐通医。到 23 岁时，他的侄儿巧官又患温病，初起喉痹，然当时俗医不知温病之治法，方药乱投，以致发黄而死。一个幼小的生命又被病魔夺去，其嫂痛不欲生。吴瑭虽读了不少医书，但未得名师指点，也未曾临证，故在俗医面前，不敢妄赞一词，眼睁睁地看着侄儿丧生。这时，他已无心仕途，认为医学才是人们最急需的。于是，慨然弃儒从医。
吴瑭心想，要学医必得良师。然良师何来？遂出门求学，出清河，走涟水，抵泗阳，转了一大圈，一无所获。目中所见之医，皆无甚学问，只是些俗医而已。回家后，反复思忖：京师乃大邦之地，必有能人。要学医，舍京师而何求？于是在 26 岁时游学京师。吴瑭在京中，一无亲戚，二无好友，也没寻着中意老师，加之囊中羞涩，十分窘迫之时，正值乾隆欲修纂《四库全书》，开四库馆，广招天下文学之士。吴瑭闻听此信，心中大喜，前去报名应试。因吴瑭写得一手好字，遂被录取为抄录生。从此，一边佣书以自给，一边得以博览群书，为他成为一代名医之开端。
四库馆阁，是皇家的书院，藏着天下奇书。吴瑭在馆阁中，如游鱼入海，读到了许多社会上见不到的书。一日，读到了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大加赞赏，认为吴氏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未发，遂专心学习，受益很大。久而久之，吴瑭学业大进，觉得吴又可的方法不免支离驳杂，有许多未尽之处，用心虽良苦而学术终未精纯。于是，又遍考晋唐以来各家学说，觉得各有所长，又各执一端，尤其是温病学说，无一完备之作，心中总觉遗憾。在这种思想下，吴瑭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对医学理论十分精通，但尚未临证。乾隆五十八年，吴瑭已 36 岁，京都发生温疫流行，死亡不可胜计。眼见生灵涂炭，吴瑭心中不忍，一帮朋友知吴瑭学问高深，力主吴瑭出来救治民生。在这种情况下，经吴瑭救治者，多所得愈，即使是病危者，也存活数十人。
通过这次温疫，吴瑭得到了实践的机会，也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他想，温病之来，如急风骤雨，那些医生治疗全不得法，多少无辜之人，没死于病魔之手却死在俗医之手，自己虽全力救治，又能解决几何？不若全心著述一本治温病之专书，让天下人，天下医都有所凭借，其功较之一人之力，不知要大多少万倍。此心一动，精神大增，朝乾夕惕，采辑历代名贤之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加上个人心得，花了六年时间，著成了一部温病专著，取名《温病条辨》。书成之后，见示于礼部大学士汪廷珍。汪乃山阳（今楚州）人，与淮阴比邻而居，故与吴瑭十分亲近。汪廷珍学问高深，风裁峻壁，为文坛之翘楚。在汪廷珍的帮助下，吴瑭之著作很快得以刊行，并亲自为之作序，对吴瑭大加褒扬。
书成之后，一扫治温之弊，大江南北，洛阳纸贵。病人得之，如救生之宝筏；医者得之，如渡海之津梁。从此，温病之治，有所赖焉。
当年张仲景在宗族死亡三分有二的情况下发愤学医，最终著成《伤寒杂病论》，成为医圣。而吴鞠通也是在父侄死于病魔及俗医之手后发愤学医，最终著成《温病条辨》，成为温病四大家之一。其景其情，又何其相似耶！
吴鞠通与《医医病书》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一书，风行海内，从此使温病的治疗有了一定的轨范。而《医医病书》一书，由于印数较少，流传不广，因而有许多医家不甚了解。为使此书为更多人学习和运用，特介绍之。
一、创作动机
其一是，医流俗之病。
吴鞠通在完成《温病条辨》之后，已成为大名鼎鼎的名医，远近求诊者络绎不绝，观《吴鞠通医案》，自可明白。随着阅历增长，吴先生的医术也日臻精纯，对社会上的各种弊端，也日渐认识深刻。特别是俗医之弊病，杀人以求利，甚至连商贾都不如。加之不学无术，认识偏差，使医学不能昌明，有必要写一本振聋发聩之书，来纠正医生之弊病。
其二是，补前刻之不及。
所谓前刻者，指《温病条辨》也。是因为《温病条辨》一书，只言其外感，而未及内伤与杂证也。吴鞠通经过几十年的医疗实践，觉得内伤杂病较之外感尤多，不得不进行议论一番。社会上的一些医生，不仅仅是不会治温病，而治疗内伤杂病也有很大偏差，故而有必要写一本纠正时弊之书。
其三是，受朋友之托。
吴鞠通在北京虽达几十年，但由于性格高傲，不同流俗，因而朋友不多。最知心者，是大学士淮安人汪廷珍。淮阴、淮安，比邻之地，二人在京一直以同乡称之。汪廷珍曾鼓励吴鞠通著书立说，帮助吴鞠通参订《温病条辨》，又极力鼓励吴鞠通从事医疗临床。可以说，吴鞠通的成就，与汪廷珍是分不开的。可惜的是，汪廷珍先吴鞠通早卒，使吴鞠通顿失知已，致无可言者。
其次，是经学家宝应人朱彬。宝应、淮阴，相居甚近，二人在京也以邻乡人相处。朱彬乃乾隆举人，字武曹，从事经传训诂、声音文字之学，性格方正，人不敢干，与吴鞠通是同志之人，故相从甚密。不巧的是，朱彬的双亲病故，告假回家守孝。使吴鞠通在京无可语者。
再一个，是浙江绍兴胡沄。胡沄嘉庆二十二年（1817）冬天于北京会试，下榻于爱新觉罗·毓君书斋，偶遇吴鞠通，见吴谈论甚豪，上下古今，了如指掌，胡沄甚为佩服。吴鞠通见胡沄体肥嗜肉，暗中对爱新觉罗·毓说：“胡君不久将得中风。”胡得知，心大讶，想父亲已患热痹，手足拘挛，自己心中也常戚戚，听吴鞠通说将有中风之兆，不免惊惶，遂亲自登门求教。吴鞠通仔细诊察，耐心解释，使胡沄感到十分惊异，所论与时医大不相同。胡沄本也通医，然还是不太相信。次年（1818）春，吴鞠通以所著《温病条辨》见示，胡沄又见吴所治病皆奇效，乃大惊服，始信吴鞠通乃真才实学也。遂请吴鞠通为其治病，明显获效。胡沄乃博学多才之士，居京就学待考，吴鞠通便请他教授次子廷芷及婿周宗信。胡沄从此得与吴鞠通时时谈文论医，二人遂成莫逆。胡沄于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值胡沄之母病重，告假回乡省亲，吴鞠通亦要到淮省墓，胡沄遂邀请吴鞠通到浙江游览越中山水，并为其亲友治病，吴鞠通乐而欣往。因胡沄之妻、父、母皆先后死于庸医之手，自己也曾被时医补阴之误，请吴鞠通作文以明辨之，吴鞠通遂作《医医病书》。此《医医病书》之所由作也。
二、论述范围
本书共 72 篇，以论文形式表现出来。全书内容分四个方面：一为论医者医德、医术及医者本身之病；二为论述内科杂病；三为论治疗原则和方法；四为论药物性能及用药之道。
既为医医之流俗之病，其主要者是医生必须才德俱备。认为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故要求“医者，儒也，德为尚矣。”
德虽为主，然才断不可少。指出医虽小道，非真能格致诚正者不能也。要求医生懂得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三元更递之变幻；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非用格致之功者，不能知其性味之真。
要有才，必须多读书。吴鞠通对“今人不读古书，安于小就，得少便足，囿于见闻，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者，认为是“医者之大病”。不但要读书，还要会读书。“满眼书籍，万有不齐，胸中毫无要领，务博而情不专”，也为“学人之大病”。并简要指出医书可分三类：一是必读之书，如《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二是可读之书，如《临证指南》、《东垣十书》、《丹溪心法》、《河间三书》等；三是不可读之书，如《陶氏六书》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吴鞠通真是善于读书者也。
恽铁樵认为，真读书者，必施诸实用，“非于方案中引一二句《内经》以壮门面之谓。吾观古今医案，案中引证《内经》各条，皆不免意在装璜门面。”他特别推崇张仲景，认为“仲景《伤寒》撰用《素问》，乃全书不见引证《内经》，仅序例中《阴阳应象论》数语，其余无迹象可寻，此真能读《内经》者。”（《群经见智录》）今观吴鞠通读书，实能得仲景读书之真谛。
除此以外，即是内伤杂病之独到见解，亦即所谓补《温病条辨》之不足也。其次，即是论治方面，也有许多精辟之处。在论药方面，也能切中时弊。总之，此书读后，心中有豁然畅通之感。因对全文，余皆有评议，故此处不赘。
论吴鞠通对温病病因的认识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温病学说的巨著，自此书一出，温病学说的独立体系即告完成。吴氏虽广采历代医家的学说精华，尤其是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等人的学说而成书，但他本人的学说也很精辟，与寻常抄袭者，因循守旧者，非可同日而语也。汪瑟庵先生说他在“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的情况下，“述先贤之格言，摅生平之心得”而成是书。余不敏，试对吴鞠通关于温病起因的认识，作一初步探讨。
想要了解吴鞠通对温病病因的认识，首先回顾一下温病学说形成之大略。
温病之名，早见于《内经》，如《六元正纪大论》说：“辰戌之岁……民厉温病。”《难经》更明确提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育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对温病有了明确的认识，只不过尚不能提出具体的治疗方法，致使后世医家在渺茫中摸索了几千年，枉死了多少无辜病患之人。那些立志于拯救人民疾苦的医学家们，在用仲景方不效的情况下，改用河间方；用立斋法不灵的情况下用又可法。就这样，终于寻得了温病之端倪，整理了一整套基础理论和具体的治疗方法，形成了独立的体系。从而使狭义温病变成广义温病，与伤寒由从属关系上升为并列关系。这个功劳可上溯到元末的王安道，他首先将温病与伤寒分家，说“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其次是吴又可，他认为温病的原因不是单纯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而是另有一种“戾气”感人致病，这在病因学说上另树一帜。当然功劳最大的莫过叶天士，他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真言，奠定了温病学说的病理基础。“卫气营血”辨证又阐明了治疗温病的具体实施方法，实未愧居温病大家之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薛生白，他与叶同时，在温病学说的阐发上各有千秋，尤其是对湿热病的论述较叶天士更为深刻。不过，其名常为天士所掩。吴鞠通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精辟见解，第一次总结性地编著了《温病条辨》，从而成为温病学说的经典著作，使“大江南北，有所赖焉”。
关于温病的病因问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可以说这是温病病因的最早论述，也是后世医家论述温病起因的主要根据。虽然寥寥数语，却引起了多少医家的争论不休。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根据大自然的变化规律，在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又有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对人的影响，而人又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变化，如不注意摄生，过喜过怒，情绪波动太大，或者冒受寒暑，使外邪得侵，伤于形体，人即可以生病。但是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到底是属于伤寒，还是属于温病，正是历代医家争论的焦点。吴鞠通博览群书，对历代医家的得失都曾认真地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细考宋元以来诸名家皆不知温病伤寒之辨”。吴氏强调，首先要明确的是“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八个字，一般于此往往忽略。吴氏特提出，说他们并未理会“上文有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二句。”重阴是二阴相重迭，即冬令感受寒邪；重阳是二阳相重迭，即春令感受热邪。高士宗说：“如天寒受寒邪，是谓重阴，重阴必有阳热之病；天暑而受热邪，是谓重阳，重阳必有阴寒之病，此亢害自然之理。”张志聪说：“在天阴阳之邪，又由吾人之阴阳气化也，是以受天之阴邪而必阳，受阳气而必阴。”冬令感受了寒邪，如未能及时发病，到来春就容易发生温病。虽曰“必”，但并非一定发病，读书不可泥于字下。这种温病即后世所说伏气温病。
另外，也有不因伏气而发者，如《六元正纪大论》说：“庚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可见温病并非都是由冬伤于寒而来。
读书贵在明理，若不明理，则开口动手便错，这正是吴鞠通批评历代医家对温病病因概念模糊的原因。吴氏列举了历代医家的得失，一一加以评述。他认为：庞安常、朱肱、韩祗和、刘守真、张子和等，他们都受伤寒的影响较深，对温病的病因认识不清，不是用治伤寒的方法来治疗温病，或者将温暑当作伤寒，而怀疑麻桂之法不可用。于是另立防风通圣散、双解散之类，甚至于辛温药中加苦寒药。这样，虽有时能解决一些问题，然而毕竟不是对证良方，也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温病的治疗问题。
吴氏又说：“论温病之最详者，莫过张景岳、喻嘉言、吴又可三家。时医所宗，三家为多。”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张氏之论出方，悉与伤寒混，谓温病即伤寒，袭前人之旧，全无实得。”“喻氏立论，虽有分析，中篇亦混入伤寒少阴、厥阴证，出方亦不能外辛温发表，辛热温里，为害实甚。”“吴又可实能识得寒温二字……又不明伏气为病之理，以为何者为即病之伤寒，何者为不即病待春而发之温病，遂直断温热之原非风寒所中。不责己之不明，反责经言之谬。”其实上述三人，学问高深，渊源有自。张景岳主要是以论伤寒之经文来引证温热，因为伤寒化热之后，也称为热病的原因，此为误之本原。喻嘉言开口即言温病，不能不说是明眼人。而初春之际，所见之病多有寒证，他将伤寒也当作温病了，所以也有一误。至于吴又可，他是对温病学说作过很大贡献的人。但是，他生当明末崇祯年间，正是凶荒兵火之际，满眼瘟疫流行，因此，他又直辟经文，另开蹊径，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即戾气）所感。”因此，不免失于过偏。吴鞠通认为，吴又可提出的这种“戾气”，乃非其时而有其气，“间也有之，乃其变也”，并不是正常的原因。况且吴又可所论着重在疫，乃是温病的急剧流行，与平常所患温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周扬俊说：“一人受之谓之温，一方受之谓之疫。”当然，这也是温病原因之一。
吴鞠通“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对前人的精华广收博采，对历代医家的不足，也很诚恳地提出。说“以苦心力学之士，尚不免智者千虑之失，何怪后人之无从取法。”因此，他又十分感慨地说道：“甚矣！学问之难也。”但是，吴鞠通正是知难而进，在父亲伤于病魔，侄儿死于温病的情况下，慨然弃举子业，发愤攻医。正值当时温病为多，而治温病又必先明温病之起因，于是在著书时先探讨病因，然后列证治，此又不可不知。
综上所述，吴鞠通认为温病之因有三：
其一，即是《阴阳应象大论》所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伏气温病；
其二，则是《六元正纪大论》所说：“庚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乃司天时令现行之气，即新感温病是也；
其三，乃非其时而有其气，即吴又可所言之戾气也。
尽管说得如此条分缕析，吴鞠通还是语重心长地叮嘱后人：“惟在司命者善察其常变而补救之。”真是仁心仁术，百代楷模也。
“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浅析
自吴又可开温病治法之先河以下，诸家蜂起，各抒己见，争鸣于医坛，辉映于后先。如喻嘉言、叶天士、薛生白、徐灵胎等，都是治温病的高手，一时声名大噪。他们各树一帜，互不相让，大大推动了医学的发展。然而，又不能统一思想，立具规模，无形中又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尤其是清代在温热病流行的情况下，广大患病者仍找不到行之有效的方药。吾淮吴鞠通先生，感亲人死于无辜，痛黎民遭受病魔，遂慨然弃举子业，专攻温病，广泛采集历代名家论述，特别是叶天士和薛生白的理论与实践，加上自己的亲身经验，著成《温病条辨》一书，才使温病的治法有了准绳。其中创立了许多治法及行之有效之方，特别是三焦辨治法则：“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最能体现吴鞠通的学术思想。现仅就“治上焦如羽”一论浅析之，以见一斑。
一、“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理论渊源
《灵枢·营卫生会篇》说：“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雾者，氤氲弥漫轻清上浮之象，指出了三焦的生理功能。在治疗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因其轻者而扬之”，明确提出初受邪者，部位轻浅，治当发汗，药用轻清。之后，张仲景大扬《内经》之旨，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在治疗下焦病时又提出“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的理论，说明张仲景对三焦病的辨治也是分部进行的。吴鞠通的杰出贡献——三焦辨证，并不是凭空想象和主观臆造的。其“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也是渊源有自，上溯《内经》、《伤寒》，而以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的理论给吴鞠通启发尤大，从而奠定了温病初起在上焦，治以轻清的理论基础。吴氏认为：“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又因温为阳邪，感人后变动最速，故在治疗上，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平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吴氏主张尽可能将病邪在上焦范围内祛逐出去，一不致传变加重，二是邪轻易愈。所以，“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理论既有治已病的思想，又有治未病的思想，在临床上很有实用价值。
二、“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具体法则
既然上焦温病治法宜轻清，那末药物性味又当如何？吴氏取《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的方法，以辛凉解表药物，组成轻宣透邪为主，勿犯中下的方剂，如银翘散则为代表方，一改历代医家信奉的辛温解表之法，不能不说是医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考其指导思想，因肺位最高，禀清虚之性，用药必取清灵，始能直入病所，祛邪外出。若味厚则入中焦，药过病所，何能取效？因此在轻清之剂中又分三等，即辛凉轻剂、辛凉平剂、辛凉重剂，尽量取其适合病情的对证良方。如“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其实，银翘散既称平剂，理当通用，何用再分？吴氏因见身不甚热，渴不甚剧，“恐病轻药重，故另立轻剂方。”虽说治外感病如将，宜大刀阔斧，但临证亦如临阵，也要小心谨慎，方保无虞。观吴氏用银翘散与桑菊饮的细微区别，足见他胆大心细，经验丰富，久于临床，处方严谨，充分体现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至于“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乃火邪炎上伤肺津之证，辛凉平剂又不能胜任，必须以虎啸风生，金飙退热之剂，因此就用到辛凉重剂的白虎汤了。在这里，白虎汤清热保津，虽曰重剂，但仍为轻透之法。即使是逆传心包的热厥证，见到“脉虚，夜寐不安，烦渴，舌赤，时有谵语，目常开不闭或常闭不开，或身热，卒然痉厥”，“手足瘛疭“等证，因为其时仍属上焦，所以尚有透转之机，其法可用清热醒神，芳香开窍，方取清宫汤配牛黄，紫雪之类。
三、“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实际运用
在临床实际运用中，除了辛凉三剂以外，尚有多种方法以应病情之变。仅就《温病条辨》中，择其要者，略加说明。当外邪炽盛，造成气血两燔之时，吴氏首选玉女煎。但在用成方之时，刻刻不忘“非轻不举”之旨，于是就舍其趋下之牛膝，重浊之熟地，而加元参、生地。生地、元参者，入肺肾经，其治在上；生地者，取其“轻而不重，凉而不温”，且能“发血中之表”，对太阴温病确是切中病机。若“痰涎壅盛，胸中痞塞欲呕者”，虽邪在上焦，但欲入包宫，必须急用吐法，使邪从上越，不致深入中焦。根据邪之轻重，分别选用栀子豉汤，瓜蒂散等。虽为重剂之方，却是轻用之法。又见于从清营汤中去黄连以治温病营热不渴之证，旨在求邪从上焦而解。“去黄连者，不欲其深入也”，此正是叶天士“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生动例证。所以凡须汗法而解者，辛凉轻剂即可，“妙在导邪外出，俾营卫气血调和自然得汗”而解。他如肺气闭郁咽痛者，轻药开之，连翘、马勃之辈；气分痹郁而哕，轻药宣之，枇杷叶、豆豉之流。如此者，皆灵心妙手，上承先贤之旨，下启后学之思，使人寻之，秩序井然，可师可法。
吴氏除了在选方，用药突出轻清之外，凡治上焦病用轻清之法者，在药物剂量上和煎药方法上都十分讲究。如曰：“轻药不得重用，重药必过病所。”“再一次煮成三杯，且二、三次气味必变，药之气味俱轻故也。”这就告诉我们：凡须用轻清之药者，一是用量不宜过重，重则药过病所；二是不宜久煎，久则气味散失，起不到轻清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用古人方，不但要学其方药的组成和运用，还要掌握其煎法服法，才能得其真谛。这在《伤寒论》中体现尤深，难怪有人说吴鞠通乃仲景之功臣，洵非虚语也。
论吴鞠通的为医之道
吾淮吴鞠通先生，讳瑭，字配珩，鞠通乃其号耳。他的传世名作《温病条辨》久行于世，为治温热病之津梁。《吴鞠通医案》，记载了他丰富的临床经验。但最能反应他为医思想的，要数他晚年亲订的《医医病书》了。笔者略举数端，浅加论述之。
一、为医必有体仁之心
自古以来，医即被称为仁术，历代大医，也多具仁爱之心。如“汉太医丞郭玉，仁爱不矜。”（《后汉书·方术传》）“范汪，性仁爱，善医术。”（《古今医统》）甚至有人谓不具仁爱之心则不可为医者，如“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褚氏遗书》）吴鞠通习医，是因为父病不治，而恨自己不知医，“无颜立天地间”（《温病条辨》）。加之幼侄夭亡，痛心疾首之余，“乃慨然弃举子业”（《温病条辨》），专攻医术。他十分注重体仁之心，即医疗道德思想的培养，并要求所有为医者都能具备这种思想。如曰：“有德者，必有不忍人之心。”“只为自己打算，不为人命打算，恶在其为医者也。”“为自己打算则利，其如人命何？以是谋生，人竟由是而死，清夜自思，于心安乎？”（《医医病书》）可见，吴氏的医疗道德思想是十分高尚的。他反对那种草菅人命的轻率作风，提倡一切为病人的态度。即使是疑难杂证，非药物可疗者，也必以言语抚慰，以冀挽九死于一生。如曰：“难治之人，难治之病，须凭三寸不烂之舌以治之，以救人之苦心，敢以质之同志。”（《医医病书》）他一向认为：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必有不忍人之心。我们今天纪念吴鞠通，学习吴鞠通，若单学他几张银翘散、清营汤的处方，那是远远不够的。
二、为医必具博学之才
医学是一门广博高深的科学，医生不仅要精通本门业务，还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这在历代医家中屡屡论及。如孙思邈曰：“学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千金方》）喻嘉言曰：“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止于约。”（《医门法律》）朱丹溪提出格物以致知，非博学之才者不可。明达如王好古者，也曾发出“此事难知”的慨叹。吴鞠通初学举子业，本欲谋求仕进；后发愤学医，历四十余年，时时体验，事事追思，是愈知医之难且深也。乃曰：“医虽小道，非真能格致诚正者不能。”（《医医病书》）他要求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三元更递之变幻；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对这些知识都必须了然胸中，待运用时取舍自如。因此，他反对那种“喜读简便之书，畏历艰辛之境”的学习态度，斥责那种“安于小就，得少便足，囿于见闻，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者，为医之大病，十分郑重地提出：医生“必备四时五运六气之学，对《神农本草经》、《灵枢》、《素问》、《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易经》等书，断不可不读者也。”但是，吴鞠通所说遍读各家之书，并非漫无边际，而是有所选择。因此，他同时强调“满眼书笈，各家议论，万有不齐，胸中毫无要领，好博而性不专”者，亦为学者之“大病”。可见，吴鞠通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其理甚明，既非离经叛道、凡医俗子可比，亦不能与遵经复古、抱残守缺者相提并论。（以上所引皆自《医医病书》）
三、为医必达通变之权
经云：“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此后，即产生用药如用兵论。吴鞠通对此论述最是深刻，他说：“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平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载，而人登寿域。”（《温病条辨》）要求医者能识不易之定理，交易之变通，变易之化工，即如褚澄所言：“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
要想做到通权达变，首先在读书这时，思想上不可狃于一家之言，“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医医病书》）以自己信奉为主，虽谎言亦为真理；排斥异己，即至理也为谬论，以致自误。其次是读书必须明理。明理者，虽毒药亦可救人；不明理者，虽饮食亦能杀人。明理则心有所主，虽外感，景岳犹用熟地；虽虚羸，子和亦处大黄。吴鞠通深识此理，试举其虚实论治为例。他针对当时喜补之风，曰：“浇灌嘉禾，必先薅除稂莠；抚恤灾民，必先屏除盗贼；屋坏当修，必先除其碎砖、乱瓦、积土、陈灰，而后可以安线。”（《医医病书》）其它如阐述和胃气使虚人受补论，补虚先去实论，通补守补之论，皆非操通达之权者所能道及。
另有一端，即详察病人之情，而施以通变之法，若单言药能治病，岂能成为良医大医。吴氏曰：“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惊觉之，危言以悚惧之，使之心悦诚服，而后可以奏效。予一生治病得力于此不少。”（《医医病书》）综而言之，即为果达艺三者，缺一不可。果者，果断也；达者，明白也；艺者，才能也。三者俱备，方可为医。至于对各种病证的具体治法，那则不胜枚举了。
吴鞠通先生医德高尚，学术精深，本文仅言其鳞爪而已，谨用以自勉，并作为对先贤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