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阳气之在人体，如同空气和阳光那样重要。人若失去阳气的温煦，必将生机灭绝，面临着死亡。故阳气的衰退，寿命亦将减少。

按：阴精，谓阴寒之气；奉，上奉，上升之意。阳精，指阳热之气；降，下降，下陷的意思。

经文指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会影响人的寿命。在气候寒冷的地区，阳气不妄泄，阴精内养，因而长寿；在气候炎热的地区，阳气易发泄，阴精易消耗，因而寿短。这是古人对自然界的观察，及与人体相互作用的科学论断。

按：阴阳和调，阳气才固秘不泄，阳气固秘于外，阴气秘藏于内，精、气、神、五脏六腑，都治而不乱，运行不息。若阴阳失去平衡，乃至分离，则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失去存在的条件，那么生命也就灭绝了。

按：阴阳二气本来是相互依存，相互滋生的，二者相得，能使阴阳二气畅行无阻，阴阳互助，则胸中大气运转有力，大气振奋，纵有水寒凝滞之邪，也会逐渐消散，失气和遗溺，是阴阳相失的结果，邪实则亡食正气，正虚则阳不温煦蒸发而小便自遗。

按：此四句出自汉儒董仲舒之《贤良三策》中。是说，谈论天道，必须结合人体人事来讨论，以做到息息相应。阳指功能活动，要赖形质产生；阴指营养物质，要靠阴精来奉养。天、地、人虽异，其理则一。

按：人体的体温来于阳气的温养，人之死，由于阳气亡失，阳脱在前，阴留在后，有一分阳气则有一分生机，阳气绝则必死。可知人之生存死亡，视阳气的存亡而定。

按：血汗同源，夺血者无汗，夺汗者伤血，故养血可以作汗。精气同源，气能生精，精可化气，故八味丸补肾益精，引火归元，是从阳引阴；六味丸补阴以生阳，为从阴引阳之法。

按：阴病日久必然会阴损及阳；病发于阳，久必由阳及阴，阴阳二者不可分离，治疗亦应阴阳兼顾而治，不可见阳治阳，见阴治阴。养阳气之不足可救阴邪之偏胜，补阴液之亏损可救阳气的亡失。

按：无阳与亡阳似同而实异。亡阳因汗下失度，久病阴不敛阳，阳气暴脱于外，来势急，多发生于疾病的极期。无阳为阳气不能化生，由胃气虚极不能纳谷生气，阳气化源断绝，二者一亡脱于外，一竭绝于内。

按：阳经主表内合于腑，主要功能是卫护于外；阴经属脏，主要作用是营运于里。下焦肝肾之阳应该潜藏而封固不宜外泄和上越。中焦脾胃是营卫化生之地，营卫应该循常道运行，即营行脉中，卫行脉外，二者互相协调，循行有序。

按：阳气外泄则出汗，阴精下注则遗精。入夜而热，热势变炽，一定是阴虚致热，一旦阴损及阳，造成阴阳两虚时，治疗需费时日，因久病元气大亏，难以短期恢复。

按：阴阳在人体，阳气恒涵养于阴中，阴气以收敛阳气，二者不弃不离，阳气即能安谧平静，不会妄动，若肾阴之封藏失固，则阳气失恋，即勃然逸出。可见寒噤战栗而倦卧。

按：《经》曰：“独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丹溪翁指出四物汤为阴柔之剂，妇人久服有绝孕之嫌，万物皆然，不得阳和之气，则不能孕育成实。而阴虚则阳无所附，血脱则气无所归。是阴阳失和，有脱离之可能，必须使二者相交，或滋阴以藏阳，或补气以摄血，使血随气行，阳生阴长。不然阴虚久则亡气，无气则死，阳虚久则寒生，寒极则阳灭，阳灭亦死。

按：旱魃：神话传说中的旱神。阳为阴逼，为阴盛于下而逼阳于上，为阴阳失和，阴不维阳，阳气将亡，阴为阳消，阳盛则阴虚，阴被亢阳消烁，阴精必将枯槁。所以把阴火喻为龙雷，只能以火引火，而不能以湿伏也不可以水灭。而亢阳之火，则可以水抑，可以用滋阴降火，养阴除热之法。比如干旱之热霖沛雨而可扫。

按：人的阳气，由下而上，行于周身，在外卫护体表。阴守于内，阳才卫护于外，阴不内守，阳气即发泄于外。夏月气候炎热，既易伤阴，又易散气，故调治夏令之病，用药宜扶阳抑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按：阳气升于天，即如日丽中天，行其卫外，阴气附形质而生，阴气归土中，则精微化生绵绵不绝，阴阳各守其位，安其职，和调内外，温养上下，生生不息矣。

按：出入谓呼吸饮食，新陈代谢。一旦废止，则全身的一切生理变化都将息灭而面临死亡。升降谓体内的脏腑气血的周流循环，一旦停息，则生气无以自存而断绝。因此说没有出入和升降，则生命的生、长、壮、老、直至死亡，万物的生、长、化、收、藏都不能完成，万物失其生生之气，必将夭折或中途死亡，人和万物也就不能延续。

按：浊，指浊阴。清，指清阳。飧泄：大便清稀，泄下物不消化。䐜胀，䐜即胸腹胀满，填实。

阴寒之气，生于浊阴；阳和之气化生清阳。清阳之气是升发于上的，如果反而下降，就会发生飧泄；浊阴之气是降泄的，如反而上逆，则会发生脘腹䐜胀。此阴阳升降失常，清浊相混，因而逆乱而横恣。谓之阴阳反作。

按：治下陷之气，宜味轻清之品，扬而举之，使气运于上。治阴气不降，用收敛之品抑而降之，使阳升阴降转逆为顺。

按：仓廪不藏，则饮食不化而泻利，门户不闭则封藏失职而遗泄。脾胃两虚，则完谷不化，但降不升。

按：肝与胆，脾和胃一脏一腑互寓升降，脏藏精血宜升，腑主传化宜降，降胃即能泄胆，升脾即可升肝。故肝胆与脾胃常用同治之法。

按：肾阳足则水随气升，升降有序，气化不停，心阴足则火不亢，上炎之火下趋温养下焦，而源泉不竭，水火两济。

按：气主动，易升、易散、易浮，气得血养则不妄动，无升浮之患，必养中兼固，得养气之妙法；血之性易降易凝，故和血、温血，养血之妙法；血得气助而益固。善养气者当静心守中，为强脾之道；善养血者，当运动调之，为健胃之方。

按：少火升则清阳之气行于上而散于外，阳气生生不息；壮火降则不犯于中上而耗气伤阴，阴血化化无穷，气血得养而畅行三焦，内外皆受其益。

按：治亢上之气抑之降之，治下陷之气，升之举之，治耗散之气,敛之固之，治内结之气，疏之散之，此是治气机升降出入的大法。

在具体运用上，在病深重时，不宜降气行气。病有余应先疏散其气，再用清降法，病不足，先敛固其气，后用重坠之药以镇之降之。气陷下时，不宜骤升，病有余先疏散其邪，后开启其气，不足者先敛固其气，后用兜托法，举而托之。

按：病当升而升发太过，则下气兼同里气皆升出，如为气喘病，必然有大汗亡阳之患，病当降而过降，则上气下陷，表气亦陷，必然下利而增恶寒。

如过用敛降，则里气郁闭，当升者不能升，过用疏散，不但表虚而下气亦为之弱，故升降敛散四法，用之拙则变患于不测。

按：脘以上属阳，心阳下降则浊阴得化，犹万里无云，脘以下属阴，阴气上蒸则津液来潮，犹云行而雨施。而上焦肺主胸中阳气，统领一身之气化，无处不达。

胃在中焦，统六腑的传化。所以治上焦如羽，非轻清不能举之上；治六腑，要以通降为务，只有滑利之品，善于通达机窍。

按：阳气发于下焦，肝肾而升发于上，阴精下吸而降；阴精生于脾胃而下降于肝肾，得上焦之阳气提挈而升。阳气只有下降才能温下焦助蒸化之源。阴精只有上升，才能养筋骨，濡关节，实百骸，内充于五脏六腑，外养于肌肉皮毛。

按：前者治以潜镇，后者治以升陷，二者大有间然。若久痢而见昏厥，且不可从肝治。虽有后重，但无溲赤灼肛，即可用升提益气，运中阳，升气陷，清阳之气得以升举，昏厥即自愈。

按：此条鉴别阳气上脱和阴气下脱之要点。阳气上脱则身体轻快而多汗淋漓，由阴精不敛，致阳气暴脱，其证见神昏、谵语，幻听幻视，神识错乱，面赤如妆，一派虚阳上越见证。阴气下脱，多见下利无度，身体倦卧，重着，面色惨淡或肌肉青紫。两耳无闻，神识昏暗，如聋如瞆。治疗上脱用药宜七分阳药，三分阴药，在夜间服下，从阴引阳。治疗下脱，用药宜七分阴药，三分阳药，在昼日服下，从阳引阴。使阴阳相得。

按：精、气、神为人体三种重要物质。气旺能摄精，精足能化气，精气两旺，神明得用。若思虑无穷，则心神衰耗，神失精养，则不安其宅，精虚则不能化气，气亦失其根蒂。

按：肾主水液。藏五脏之精；心主血脉，为五脏之阳，以火用事。心虚则神不守舍，五脏皆无所主；肾虚则髓海枯竭，脏阴失养，二者禀阴阳水火之脏，病则五脏悉受其病，故诸虚百损，多由心肾而来。

按：阴虚虽有五脏之分，但以肾阴虚为根木。肾之阴即肾中元精、肾精有伤，它脏不免，而它脏之亏损，必累及肾。如肾之虚，上连肺必咳喘，中连胃必碍食，下连肝必眩晕。

按：肾能封藏，阳气才得以固密。脾阳健运，湿浊之邪得以湿化。湿浊化则精液回，阳气固则精不泄。肾精宜秘不宜泄，脾阳宜燥不宜湿，只有阴精守，肾阳才能固，也只有脾阳运，湿浊才能化。

按：精能化气，气能生精。故温气可助生精，气由精生，补精可以化气。精与气为肾中之元阴元阳，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化生。气壮可使精足，精足元气必然旺盛。故补气与补精二者为同治。

按：心有所思，则梦有所遗，思虑无穷，想入非非，皆能动摇精室，此神役精之故。安神即可秘精，益气即可生精、固精，治此可用朱砂安神丸、王荆公妙香散等。

按：肾水亏则肝阳亢，内火遂生。肺中津液为热炼，即变痰火，故肾水一旦亏于下，肝阳挟痰火必然侵于上。肾为阴脏主藏精，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性疏泄。肾水不足，肾精不藏，肝失肾水之函养，必上逆上越，肝之疏泄过度，相火偏亢，又会使肾气不固，精失不守，而精气遗泄。

按：“精不足者温之以气。”见到精亏，不要只知益肾填精。纯用滋腻，当知益气可以生精，气壮精自足；见到气之虚，不要只知补气，应知气由精生，养精，即可化气。精气本同源，不得分而治之。

按：精、气、神，三位一体。气能生精，精能生神，精不足则气少，气不足则神疲，伤精也可夺气夺神。神为精气外露。故心乱则神疲，神昏则气衰，若精气两伤，神失所养而萎靡，形无主而颓败。

心、神、精、形，四者又互相依存，心以藏神，神能役形，神赖精养，精又促进形体的生长和发育，使人体内外保持完整和统一。

按：卫气不到则表阳失煦而外寒生。荣气不达则荣血失养而枯燥。胸中大气不行则周身气血运行停滞，或肢体痿废而不用，或气血痹阻而不通。

按：“气有余便是火。”气，火实为一体，故降气即是降火，气生于精，养于血，故滋阴可以生气，补气可以助阳，医生治病，当先识气，病之生非气即血，气病血必病，血病亦必病气，故治病当先调气，调气必兼和血。

按：气分之热可蒸湿蕴热而生湿热，湿热絪缊，气机不畅，气分之病生。湿与热合，则热处湿中而难透；湿与热分，则蒸气独亢而火炎，火炎则诸窍生烟。湿盛于里则气不布津，水精不能上承而口燥渴，虽渴而不能多饮。

按：通者宣通，和者和畅。气血是人身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气血之性，宜动不宜静，动即运行周身，静即为死气而血瘀。所以气贵宣通，血贵和畅。能助气之宣通流动者即能补气，能助血之和畅不瘀者即是补血。所谓补非指添塞充实，而是欲其生生之气旺盛不衰，循行常道，补气补血的真实含义即在于此。

按：腑为阳，阳主气；脏为阴，阴主血。各具阴阳之性。气无形而血有形，气易补易生，血难生难偿。

按：治气之本以脾肺为主，肺主一身之气，脾为生化之源。二脏之虚实必然影响到气。治气必从脾肺着手，或补或泻或升或降，治水之本，本于脾肾，肾主水液，脾运水湿，二脏之虚实与水的盛衰甚为密切。

按：人体难得凉和，则内外百病不生。营血充盈，气血和顺，则身无发热而凉和。若营血亏损，气失血养而躁动，阳动则身热，热由阴虚阳亢所致，故血虚发热当养血益阴。

按：血病最常见的三个病因：一为火，一为气，一为虚。火有实火、虚火，气有寒、温、升、降，虚有五脏之别，非只脾虚一种，但脾不统血为常见。

按：气血的运行犹如江河之流水。气血充盛则运行不息，不会瘀湮，若有虚亏，运行不畅，则迟滞成瘀。故曰：久虚必瘀，理虚不化瘀，非其治也。

按：血行妄动，多由火迫，凉之和之，佐以补气。血不出而统摄有力，非益气不能善其后。

血之郁结，温之化之，不宜纯用化瘀，必先行气，气行血也行。

按：暴出血，因血骤亡而元气失养必躁动，致使暴喘。久出血，因来势渐，阴血虚而阳气不潜藏，阴虚阳越而潮热。阴不维其阳，当益气生血，和调阴阳。若元阳暴脱，除补气固脱外，尤当滋阴恋阳，酸味收敛以固脱。

按：血依气生，阳气虚则血液生化无权，血得热则行，血得寒则凝，温气即以温血。阳邪亢又致耗伤阴血，所以滋阴潜阳，从阴引阳，则亢阳得制，血得滋而宁，阳不亢而平。

按：化气可以行水，益气可以生血，水由气化，气由水生；血赖气生，气赖血养。元气旺，则能生血化水，故治气即是治血，治水亦当治气。上焦之血为心肺所主，补肺气以帅血；中焦之血，脾胃所统，补脾以统血；下焦之血，肝肾所摄，补肾以摄血。下焦之血症又与奇经八脉相关，血久出不止，又当补冲固冲，从奇经八脉调治。

按：血脱者益气，以防元气暴脱。若怒动肝气，气血上逆作乱，又需调气平肝，不可补气益气，益气可助肝火，这又成为禁忌。必待肝气平息，气血不逆时，再用养血调气法。如阴虚阳浮之人，误投升补，必致浮阳上越，而竭其阴精，须先救其误，使用消降之品，待气血平静，再投甘凉救液法，清而养之，使气血复归于平。

按：血随气生，血虚者当以补气为先；血滞者，气必先滞，调气为先，气调血亦通；血外溢者降少升多，降气顺气血自止；血内溢者，脏气虚，固其气，温其脏，则血自止。

按：唐氏活血所创之和法，除和解表里内外，尚包括补虚和泻实、降逆、调气诸法，以使气血调和，复其常道。所以和法的内容很广。提出：治病之法，上者抑之，使不上奔，斯血不上溢。降其肺气，顺其胃气，纳其肾气，气下血自下，血止气亦平复。为达“气下血自下”的目的，强调：“治血之法虽多，而总莫先于降气。”

按：风气过盛则上逆而壅塞气机，痰随气升，津液凝聚而不下，成为风疾，风痰迷脑而神明被扰。痰不自动，随风火而动，因火性炎上，风性轻扬。肥胖之人素体寒湿本盛，其大便滑泻多由痰湿溢于胃肠。因痰湿素盛之人，脾胃升降受阻，故常见少食或不食不饥。痰饮困脾，其运化日迟，食物变作痰饮。

按：痰饮由水津所化，所以水津变痰饮，必因元气的亏损，水液失治，才能以出现。水之泛，必由阳气之衰，因阳衰不胜阴，阴邪水湿停积凝滞而成水饮。故水遇阴寒即变饮，饮受煎熬即成痰。

按：肝风内动，必因营血之虚，阴虚则内热生，风因热而动。痰饮之生，是由胃阳之弱，胃弱则饮食化为痰涎。今肝胃俱病，法难两全，只宜以通胃浊化痰湿为主，稍佐以平肝降逆之品。（药用二陈汤或施复花代赭石）

宣肺气可以治肝，化痰涎可以治脾，容易掌握，清肺润肺以治肾，通浊导滞以治肝，人多不知，法中有法，宜加研讨。

按：治痰无难事，难在痰血交混，尤在顽痰挟宿血。宿血为死血，死血为离经之血。若顽痰与宿血相交织，死血难化而顽痰益固，故久蓄脏腑而成窠囊之患，既在根深蒂固之穴，又绝其痰血外达之路，实为临床难愈之疾。

风痰为病借风势，风助痰威，致使流窜脏腑内外，皮里膜外，无处不达，故有“风痰多奇证”、“百病皆因痰作祟”之说。

按：痰盛伴有身热，是内伤发热，热因阴血不足，虚火迫津而上逆为痰。非滋阴不能降其火，非养血不能润其燥，非润肺不能降其气，降其气，即能化其痰。

按：痰由元气之虚，脏腑之滞而生。故气虚之人必多痰，痰多之人又必耗其气。治此证要扶正祛邪，攻补兼施，攻痰必先养正，养正即可治痰。

按：此将痰火合一而论，痰因火升，亦随火降，火之生源于五脏之邪，痰之成又借五脏之液，气有余即变火，火因气机之怫郁。水泛滥即生痰，痰由水液所停聚，故治痰必先降气，治火必先顺气，气降痰不再生，气开火郁得散，火退则气还为正气，自安其位。

按：气化失调，必然影响水液的代谢，水液代谢失调，必然会病及气火。气不足生寒，液不足变热。痰与火都是气火失调，水津所化。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之源。

按：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暴怒则肝气横逆，化热生气，化火必损营阴，心神因过喜而致惮散不收。可见情志之伤，伤人内脏，五脏之阴、阳、气血失和而怫逆，是内伤病的主要成因。

按：五郁之作在《内经》原是论五运之郁极而发。属五运六气的内容。故王冰解释为：木郁达之谓吐之令其调达；火郁发之，谓汗之令其疏散；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金郁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郁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

滑伯仁概括曰：“木性条达，火性本发扬，土性本冲和，金性本清肃，水性本流通，五者一有所郁，即失其性。达，发、夺、泄、折，将以治其郁而折其性也。”

按：凡行医治病，要熟知人的生理，病理，内脏结构，解剖形态，这些大关系，是做医生的最低要求。若要著书立说，为人治病，连这些起码的医学常识也不明了。就无异于瞎子夜游，痴人说梦，不仅要弄出大笑话，还会损伤人命，是十分危险的。王氏严肃地批评了那些浅薄的医生，指出他们自以为是，脱离实际的失职行为。

按：治病要先审病因、察病机、究病源。以候五脏六腑气血的盛衰，古人认为：脏腑机能未衰败，血脉未散乱，精神不离散者，多能服药而痊。若病至垂危，生机灭绝者，即属不治之症，虽用药救治，也难活命。

按：疾病发生的过程，就是邪正相争的结果。外界正常的风、雨、寒、暑，一般不会致病。即使有反常的气候变化，若抗病力不致减弱，也不易侵人致病。只有在外界出现反常的虚邪贼风，加上机体抵抗力的减弱，内外相合，才能生病。

按：肝先有病，要虑其犯脾，因木能克土，应先强脾，使脾气健旺，先安未受邪之脏，防止肝病传脾。疾病被局限在一经一脏，不再传变，就容易治疗了。凡五脏之病都可按照这种方法治之。这体现了中医治未病，以防为主的治疗思想。

按：肝之象如风，易动易升，故肝气一动则风从之，故肝之性易虚亦易实，肝之气郁则易实，实则逆乱，肝气疏泄太过则易虚，虚则血不藏，为亡血伤精之源。

按：肝主筋，从筋的强弱可以知肝之虚实，盛衰。肝有病可诊之于筋，筋之病可求之于肝，治肝即是治筋，强筋必须益肝，二者病则同病，治则同治。

按：胆主少阳相火，可平治十二官之失调，《经》曰：“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谓之中正之官，而主决断。胆病则少阳机枢不利，不能升其清而降其浊，胆火上逆则口苦，呕逆。胆气逆则金气以平之，太息则金来制木，肺降以平胆火之升。宿汁，为胃中久宿之食物残滓。胆病尚可见恐惧，如人将捕，心中澹澹而悸动不安。咽中梗塞，如有物，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常欲吐涎沫。

按：人的眉毛禀胆气所生，眉之浓淡和疏密反应胆气的盛衰，禀赋的强弱，胆气盛则勇悍性刚烈，胆气虚则怯懦少决断。眉毛稀疏，脱落，则胆气败，胆气衰肝必弱，十一官无中正之治而失和，病人眉毛脱落说明肝胆之生气已绝，死期不远，未必竟七日而亡。

按：六腑传化水谷，以通为用。它腑都主传化糟粕或水液，有来路和去路。独胆腑号中清之腑，藏精汁而不泄浊物，故谓其无输泻。因不同于其它五腑，又称之为奇恒之腑。

按：心主血脉，脉为心的外属器官。心的病状，多反应于血脉，首先有血脉的病变，演变成心脏本身的病变。即脉病不已，传之于所合。这是对心脏和血管病的关系，作出的精辟论述。现已证明，心脏病的发生，多半是由血管病转化而来。

按：《本事方》许叔微云：“母，生我者也；子，继我而助我也。方治其虚，则补其生我者；方治其劳，则补其助我者，治虚与劳，所以异也。”这种虚则补其母，劳则补其子，补子气以实母气的方法，是对五脏间的生化关系的创建，这是应用五行理论，将“亢则害，承乃制”用于临床的重要贡献。

按：治心脏之病求之于肝，为虚则补其母之治，通母气以实子气，肝为心之母，补肝不离补肾，取“乙癸同源”之意，肝肾足则心气强，而水火调济，肝气滞则气不上济于心，心火无助而日见昏暗，心气虚乏而神明无主。

按：脾病不能化生精微，变化营血，肉不仁而身重，气不足而湿生，湿胜则重着乏力，足痿不收，营血虚，不养诸脏腑，欲得食助而善饥。此外，尚见饮食不消，脘腹胀满疼痛，大便不调，足跟重痛，行路瘈痛等，当益气健脾，温阳化湿。

按：脾的功能为居中央而畅四旁，化生营血输布营养到全身，在正常情况下，似乎看不到这种重要生理活动，只有在病后，才显示它的重要。所谓“四肢难移脾气阻”。脾气滞而不行清阳之气，可见臂痛难举，若脾虚营运迟缓，不走清窍，则浊阴弥漫，九窍为之不利。

按：药补不如食补，补后天之本，以养先天之本。惟有开胃进食，化生营卫，气血，以养精益髓，肾气赖以壮盛。《经》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即寓此义。

按：除补心火以生胃土外，尚有归脾汤一法，用补木以生火，藉火以生土；太阴脾土，用补肾阳，助相火之法，以温养脾土，取少火生气之义，八味丸即是补火生土之方。同为补火生土，一补心火以助胃阳，一补相火以温脾阳，两法可异途同归，但有脾胃之别。

按：脾为湿土，为阴土，其性柔缓，故喜温宜燥，能受到燥之药；胃为燥土、为阳土，其性刚燥，能受柔缓之药，而不宜刚燥之品，以助阳化热，故脾得阳和温运之品则健运，胃受阴柔之品而息息下行，脾阳宜伤而胃阴易乏，用药有偏阳偏阴之异。养胃阳当用柔药，如甘平，甘凉之品，以滋胃津助胃液。脾胃分治法，是叶氏临床善用之活法。

按：叶氏尝谓：“脾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二者有升有降，升者，升清阳之气；降者，降浊阴之味。升中有降，降中有升，有升无降或只降无升，都可使二者失和而清浊相混，胃中浊物阻滞，胃气下降，谓之钝。

按：疾病的预后善恶，存活期，要视患者的胃气存亡而定。病虽险恶，但能进食，得食而病减，虽过期而不致殒命；病虽不险，但已不能进食，或得食而病剧，必然不至其期而殁。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按：脾之盛衰取于肾，胃之强弱取决于心，胃为阳土，赖心阳心火以温煦之温养之。脾为阴土又赖下焦肾阳以暖之蒸之，赖肾水以滋养之灌溉之。胃得心火之助故气常燥，脾得肾水之滋；故气多柔。

按：调肺气则气机流畅，脾气升而胃气降，无壅遏之患。交心肾则水火既济，不寒不热，不燥不湿，生化有常，动力不绝，无伤脾害胃之苦。

按：胃主降，伤胃阳则胃气不降，食浊泛逆而吐。脾主升，伤脾阳，则清阳下陷而泻。邪与气血营卫交争，营卫、气血不得流通，反为病邪凝滞，经络运行不畅，因而疼痛。营卫不调，营虚则发热，卫虚则恶寒，两者失和，因而寒热交作。

按：治肝不用刚药，恐以刚济刚，肝受刚药所逼，必勃然而动风。胃喜柔中之刚，而不宜纯柔，太柔则胃阳被抑而气滞。肝胃常用同治法，木强土弱，用疏肝和胃，胃实肝虚，则木不疏土，通胃浊以和肝郁，降浊后而升清，土不郁则木亦调达，土不壅木，肝病可愈。

按：素体湿盛之人，脾阳必弱，脾不运湿，故内湿必盛。酒性辛热，嗜酒之人，多生内热，酒为五谷之精，禀阳热之性，最易激动肝气，化热化火，肝经蕴热愈久，则肝阴必伤，肝阴愈损，其相火愈旺。故阴虚阳亢之人，尤不宜多饮醇酒，而素体脾虚湿盛者，酒又能助湿生热。

按：胸中为清虚空旷之地，是阳气宣布之所，心肺之所居，为阳气之上源。因而只能受纳无形之气，而不能容受有形的物质。若有形之物貯留，如停痰、瘀血、水饮等，清旷之地为阴邪弥漫或停积，则脏气必伤，致使气逆而喘，痹阻而痛。使心肺之气血变为凝血，死气，人失生生之气，不死而何？

按：肺劳病，用补肾气以实肺、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肾气固而不泄，则肺亦自葆其身，这是治肺劳之成法，不必执于培土生金，健脾补肺一法，子能令母实，补肾较补脾，补肺尤要。

按：肺为燥金，主肃降；肝为风木，主升发，二脏有升有降，相互承制，肺金尤善制肝木之横恣，若肺气壅塞，肃降失职，肝木必然因失去制约，而升发太过。肝愈升则肺愈不能降，致使木叩金鸣而咳嗽。

按：肺主气，外合皮毛，外感六淫之邪，或自皮毛，或由口鼻，都必经肺经而入，肺气实表，气机宣畅，不易受邪，肺气不宣，外邪即乘虚而入。肝藏血主疏泄，内伤七情，首先触动肝气，肝气郁则里气皆郁，肝气逆则气血乱，升降失常，气血怫郁，六郁之病相继而生。故内伤诸疾，常由肝起。

按：肝之郁火，由情志所生，为内火。肝经火郁，久必入营血。木郁化火，则营血必耗，营热必炽。营分有热，血为热迫，必妄行于诸经，故内伤之出血多由肝火冲激，肝气横逆，致使血不归经而出血。

按：心主营合脉，肝属木，木以生火，即肝气通于心。肝为心之母，故肝火愈炽，则心火愈旺，火旺即耗心营，伤心神。心火旺又下汲肾水，肾为肝之母，肾水不足，则肝火愈炽，治当滋肾水，肾水足则肝火不起，心火得济，即一水能济二火。

按：肾气主约下焦，温下元。寒喜归肾，肾病则下焦虚寒而寒湿流于下，肾不能制约其水，因之腹大胫肿，固身重痛，腰以下尤甚。肾病则真阳衰弱，真阴不守而汗泄。真水不足则邪水泛滥，水泛高原而喘咳，治当温肾壮阳，行水化气。

按：肾劳不复，用补肝以益肾，肝肾同治，使肝不虚则肾不怯。肝气强则肾气复，肾得肝助而癸水封固，木不妄动则肾气不夺。子强母即受益，肾有渐复之机。所以肾病劳甚者尤忌伐肝，精血弱者最戒助火。

按：肾主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精虚至极，五脏六腑之精皆失藏养，精病及于五脏六腑。反之，五脏六腑之虚，可以用补肾益精法通治之。所以精虚，五脏六腑无精气以濡养，脏腑机能因而紊乱，脏腑气衰，则形体皆败。

按：脑为髓海，髓虚则脑不满，脑髓空消，而见脑转耳鸣，痛不能止。脑络无气血之濡养，清窍为浊邪所犯而痛。若髓海充实，则精神健旺，气血两盛，刚勇过人，力所胜任。临床可以通过观察其精神状态，体能，胆量和气魄的大小，以测知其脑力的强弱，髓海的虚实。

按：补肾水可除膀胱之水胀。肾水足则肾气固，肾气盛则制约其水，气化利小便通，膀胱无蓄水之胀。益膀胱之气化，邪水去而真水固，则肾气强，蒸化下焦水液生气生津，源源不断。此二脏表里同治。

按：暴热发于上焦心肺，多为外感发热，或火毒上攻，必有感触之因，积热来之渐，多为内伤，伤多责之肝肾。治暴热宜速，用宣散清解；治积热用滋阴除热，有腹症者通腑，有瘀血者和血。热势轻者，降气即可降火，热势重者必用升散，以解其火邪。

按：五脏之劳，皆因情志所伤，精神活动反常而致。劳思情欲遏遏小解，五脏之精气暗耗，形神萎顿，诸虚百损相继而生。其五神所伤，在心损神，在肺伤魄，在肝伤魂，在脾伤意，在肾损志。五神俱伤，则脏真不复，因而成为难愈之疾。

按：凡劳心耗神，忧愁悲伤，喜怒无常，孜孜汲汲，贪心不已，患得患失，戚戚怆怆，皆足以丧志耗神，伤精败身，是自戕其生生之气。总之由私欲过重，欲念过深，不能自释，致酿成杀身之重患。

按：暴怒伤肝，肝动则阳气不固而妄泄，暴喜伤心，心伤则营阴不守而亡失。“诸气膹郁，皆属于肺”，忧愁不解，百思不释，则失志，气不通调而怫郁于上，气血上逆而不下，则生厥逆之疾。情志之病，变化无常，内伤之久，尤重于外感，然而情志人不可无，惟患其太过。

按：郁火发于肝，由肝气之怫郁，郁久而发。木来克土，故郁火必伤脾，郁火宜和之散之开之发之。使火不害脾，则脾无湿热之困。血虚者液必燥，不能养肝荣筋，则虚风内动或游走于体表而生燥痒。

按：郁火当先解郁，散其郁则火自息。不当用苦寒之剂强治其火，强制之，郁火非但不除反而增郁。强抑其气，气郁反甚而暴发为厥逆，惟有遂其性而导之发之，除去抑遏之因，自然风平火熄。若误将郁火作实火治，投以苦寒重剂，杀其生机，不死而何。此指明郁火的治疗忌戒在于苦寒攻下。

按：腑为表脏为里。腑病浅而脏病深，故用药时要加区分。腑病脏不病，当用治腑之药，不能用脏药，免伤无病之脏，脏病腑未病时，要治其病脏，不当治未病之腑。

按：薛氏将《金匮》“男子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作了明确解释。指出：脉大之劳，由于烦劳伤气。是疲劳所伤，伤于形体，扰动阳气，故脉大，而脉虚极之劳，因伤于情欲，为房劳所伤，故脉虚。

按：风为外界主要致病因素，风不只单独致病，常兼它邪侵入人体。如风寒、风湿、风火、风燥。若兼疫毒火热而病风毒，风湿。一些病原微生物，亦借助风势入侵。因风性轻飏，善行数变，其鼓荡漂摇之性，无处不达，其致病非常广泛，因此有风为百病之长的论断。

按：风太胜，卒然而至，为木气之过亢，木应克土，故土湿受邪，在内脏为脾病。脾属土而性湿，风性迅急，故一些肢体强直，卒发性肢体拘挛、抽搐、振摇、眩晕、跌扑、失语等疾病，都称之为风病。肝属木，为风木之脏，不论内风尚是外风，其发病都与肝气有关，肝气实则风阳上冒而暴厥。肝气虚，气血不升而昏暗，肝血虚则血不荣肝而昏厥。

按：春季木气主令，阳气上升，故春风借春阳而升，自下而上，徐徐而来。夏季火气主令，天气炎热，故夏风受热蒸而横行，秋季燥金主令，金主肃降，秋风亦自上而下，由凉渐冷。冬季寒水主令，天地分而寒风至，则刮地而行。

按：风本为自然界浩荡之空气，一般正常的和顺的风为和风，和风能生养万物，是人和动植物所不可缺少的，若偏夹它邪，或风气过胜，则又能伤害万物。风不及则万物亦不能生。

按：在自然界，正常的风，称为和风，和风之至，能生长万物；反常的风，称为邪风，邪风之至，可杀伤万物。所以说，风之性，如水之能浮舟也能覆舟那样，和则宜人，偏则害人，而虚邪贼风之至，又常乘人之虚而袭之，若人之正气不衰，则虽有大风苛毒，也不能为害。

按：六气之犯人，所伤部位不一，风伤皮毛，肺卫受邪；寒伤营血，易入脏腑；湿性粘腻，易流着关节。风为阳邪而亲上，湿性重浊而亲下，风无形质而走外，湿有形质从内生。性既殊而病亦异。这些特点可作诊断和治疗的重要参考。

按：风性疏泄，感人常使腠理疏漏而伤卫气，卫伤则表虚，故汗出不止而恶风，因伤于风，则当风而恶。湿性重浊，湿胜则气化不畅，不能化气利尿，则水湿潴留而为肿。

按：分而言之，外风多中之于卒然，来势急暴，难以控制；内风多由火迫，无火不作风。风火相煽，内风之热尤炽。合而言之，外风亦可引动内风，内热也可招风，内外交作，其热尤难排解。

按：五脏之性，肝为风木之脏，心为阳火之宅，风之动，多从肝起。热之盛，恒自心生，若二脏有所亏损，则心火亢必刑肺金，肝木旺而脾土伤。因而受病在所难免。

按：诸风之动，主要是指内风。而内风的发动，无不与肝的虚实盛衰相关，而痰盛责之湿胜，湿胜源于脾虚。风不妄动，动由于阴虚阳亢，水不涵木，痰不自生。痰之生由肝热脾湿故滋阴潜阳，健脾豁痰，为治内风痰盛的不移之法。

按：对风的外证进行鉴别。风火相合，发病多在头部，头为身之高巅。风湿相合，多流走于四肢以下。所谓“风淫四末”，因风挟湿而流动，风湿犯脾，而脾主四末。若手足的麻木，不同于肢体的顽麻，不属风疾，但由气虚，气血不达而致。而关节的肿疼，非风、非气，由痰湿的凝滞，气血不畅而得。

按：风中经络、脏腑，有深浅之别，治疗要分其表里而搜除其风，治风药非轻清不能达病所，非流动不能运行于表里之间。若重坠之品，金石类药物，反能逼邪深入，最为禁戒。

按：病有恶寒发热，似疟非疟，当从风治，治在肝胆。肝胆内应于风，疏肝理胆即可解风。若风痰入于经隧中，则涤痰要兼搜风之药，不搜其风，即不能除尽其痰。

按：风为阳邪。最易化热。风一旦化热，必然消烁阴液。故养血祛风，敛阴和营，都是治风常法。防止其泄阴烁液。

按：寒气为冬之气，如冬寒过胜，则生机灭绝。寒属水，水之胜必来克火，故火热受克而阳热之气衰少。心为火脏，水寒凌心，心阳衰微而病生。且冬寒过胜，则夏热不至而奉长无依，则万物凋零。故心病则心包、三焦、小肠俱病。三者同司相火，心（君）火不足，相火亦渐衰弱。

按：寒邪之入侵，常使人毫毛毕直，周身振栗，体内的阳气奋而抗争，并营运气血于肌表，卫阳浮越于外，使全身的预防机能都处于警觉状态。这是初感寒邪的常见反应，若正气胜邪，即汗出而解，如正不胜邪，寒邪即由表入里，深入内脏。

按：寒为冬季主气。冬季感受寒邪，感而即发者为伤寒。因外伤于寒邪，当治以辛温发散。若冬虽感寒，而未即发病，寒邪渐入于里，里郁久必渐化热，至春阳发动之时，风温引动里热，两热相感应，即发为温病。这是春温发病的原因之一。若冬未感寒，只要有里热郁蒸，也能至春发为温病。

按：气之实，因火的有余，气之虚，由于火的不足，气盛身寒为外感寒邪，寒束肌表故身寒，表为邪困，肺气郁闭，呼吸气粗，表现为气盛；若气不足，而身热，为外受暑热伤及气阴，故见证为身热而懒倦少气。

按：寒邪外袭肌表，乘表阳之虚，寒邪中里，中脏，必因脏寒里虚。肾气本寒易虚，因此最易受寒，而寒最喜中肾。肾主水，水性本寒，寒为阴邪，以水为用，二者以类相从，外内相为病。

按：寒气为天地间一种具有凛冽和杀伤之性的气体。此气在天为寒气，降于地凝为水温之气，在人体虽喜伤于肾，但五脏之虚皆能受之。

按：外感寒邪，必由表阳之虚弱。表阳即卫外之气，卫虚不固，则屏障无能，即所谓“苟无内忧，则无外患”。内寒之生，必因脏气的亏损，命火的衰微，元阳的虚弱，禀赋的不足。

按：中寒不同于外感寒邪。外感寒邪，邪犯皮毛，常有六经形证。如暴中寒邪，则寒邪直中内脏，必因阳气素虚，中阳衰弱，内有寒湿，又被寒侵。或因暴食寒凉，阳为阴逼，阳寒独盛，阳为阴逼，虚阳有亡脱之虞。是最为危急之证。

按：腹部但满而不减，为实邪停滞。若时满时减，此为寒气凝滞，寒得温则通，通则寒气减而腹满轻。若得阴气，则胀满又生，寒气再停，其胀满如初。审其为寒，投以温药，寒得温化，再无胀满之苦。

按：寒邪直中于里，必因卫气太虚，腠理不固，寒邪乘虚入中，则表里内外同时受邪，无经络可分，亦无六经证候，由于正虚不能抗邪，表现为一派阴寒证，应大剂温补，里阳振则寒自化。

按：阴邪即寒湿之邪。阴寒凝滞于里，必用温散法。不温则寒不散，不通则阴不开，温即散、即通。若阴邪不散，其寒凝气滞，也可使大便不通，下窍闭塞。此所谓寒结证。

按：温法用以散寒，除去沉寒痼冷。其具体有温散、温解、温开、温消、温运、温养等。要结合时令、兼证、体质、病证，做到恰切病机，顺应病情，不失浮泛，投之必应。

按：所谓“阳脏”、“阴脏”是指人的禀赋，禀赋来自先天，受母体影响尤重。“阳脏”人多热多火，为气血两盛，身体壮实，或属阴虚阳亢的体质。“阴脏”之人，体质为阳虚型，阳虚则多寒畏冷，故阳虚者不受寒凉，阴虚者不受温补。

按：寒热之真假，以病人的苦欲最能鉴别。假热证，虽有许多热象显露，但病人最畏寒凉之物，身虽热而尤喜热汤；假寒证，也常显出许多寒象，但病人喜用寒凉，欲食冷物。

按：对寒证的用药，要视病情的轻、重、缓、急，严格掌握剂量。不要见寒即温，概用辛热。当知重寒之证，小热之剂不足以祛寒，小寒之证，用大辛大热，反促使阳复太过。临证用药时，宜细察精详，既不病重药轻，也莫投剂过量。

按：病属阴寒证，治疗当用温热剂，当不致有误。为何医生反恣用清凉呢，缘证之寒极似火，阴证似阳，误将阴寒作阳热治。内真寒外假热，也可见面赤，身热，但阴寒格阳于外，则身微热，逼阳于上则面少赤，口虽渴，但欲含漱而不咽。医见热投凉，凉之不效，又重剂频服，正如《伤寒论》所云：“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病者遭此寒毒，焉能不死。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本无所难，难在对疑似证的辨认，难在对复杂证候的综合判断。即使原则不误，但药不得法，也不能救危难于顷刻。

按：若夏日伤于暑邪，未能汗出宣泄其邪，暑邪内伏称为伏暑，伏暑至秋天新寒乍来，里热郁久，独新寒而发，则病寒热交作，称之为痎疟。痎音皆，即疟疾。丹溪谓：“痎疟者，老疟也。”称三日疟为老疟。

按：夏暑季节，阳热主气，天大热而多汗，是正常的情况，当汗则汗，能使表里疏通，阴阳和谐，推陈致新，旺盛代谢。若当汗而不汗，则表里之气不和，里热不得透达，熏脏蒸腑，营阴暗耗，至秋凉受风，两相感召，而病发为风疟。风疟是疟疾之一种统称。

按：暑为阳热之邪，伤人阴液故汗出，汗多耗心营灼胃液故烦，阳邪亲上，火热刑金而喘咳，心神被热所扰故静而多语。阳热之邪熏灼，其热炽盛如火如炭。汗出则热泄，体温即降。

按：由于感受风寒而转成热病者，夏至以前称为温病，夏至以后发病的称为暑病。温为暑之渐，春气温和，阳气升发泄越，由阴不涵阳而发生温病，夏至后，气候炎热，热蒸湿动，温热相合则暑病易生。暑病只有汗出才能泄热，勿用止汗，切忌寒凉抑遏，强闭其汗。

按：暑为阳邪，本天之热气所成，与在地之火，在人之心为同性相类。故暑喜归心，心中暑热即昏瞀噎闷，神识被扰而昏不知人。表里内外交互为病，病势较重，常卒中而死。治此症慎用寒凉，凉即生阳灭绝而不救，当以甘温补养，使厥回气转，而生机来复，可死中求生。

按：温热不两分，温即热之轻，热即温之重，温热极盛则化为火热，热拯则蒸水化湿，热为天之气，湿为地之气，人在气交之中，上热下湿，恶犯人而成暑病，故暑病不离热，亦不外乎湿，为火湿交蒸而成。

按：湿与暑合，热与湿混，在暑湿季节中，最易伤人，但邪之伤人，必由正气之虚，所谓“无内忧则无外患”。暑为阳邪，热邪最伤气阴，所以只有气虚之人才感受其邪；只有素体湿热之人易受其气，这是同气相感，内外合邪所成。

按：暑为阳热之邪，热蒸耗人气液。暑蒸则湿动，暑热湿气交炽，热不得透，湿无能开，伤人气阴尤重。故经曰：“暑必伤气，易于湿合。”

按：体中多湿之人，中气必弱。素体阳虚，最易受暑，暑湿之邪，乘虚而入，而两湿相合，尤易病湿。暑湿难分，湿中有暑，湿为热之蒸，热为湿之化。故暑湿之合，惟中阳不足之人，最易中暑。脾胃阳虚，内湿重，易与暑湿相合。

按：伤寒即外伤风寒，夹阴为兼里阳衰败，纯为阴证，不可误投表散，阳旦汤为桂枝汤加黄芩，阴证投之，既伤三阴之里，又泄太阳之表，不当汗而汗，致阳气泄而厥逆。伤暑脉气皆虚，当益气复元，不当与香薷饮，香薷犹暑季之麻黄汤，本已气虚自汗，再用香薷散发，少阴之阴精受损，必见语言难出。二者一为阳衰损阳，一为阴弱亡阴，皆为逆证，属医之误治，当引以为鉴。

按：景岳归纳暑病的八个症状，可谓要言不繁。暑为阳邪，喜伤气阴，因而脉虚自汗；身热恶寒，里热蒸而表气受损；面垢为暑湿热伤脾胃之阳，湿浊难化而蒸于头面。烦渴为津伤热不解。手足冷，体重为清阳失宣而为湿热所困。凡此皆暑湿热伤人气阴，郁遏阳气而成。

按：暑病有阴证、阳证，伤热、伤寒之别。未可一概治以寒凉。伤于阳热，则为中暍，若久伤取冷，当汗不汗，深居阴寒之所，贪凉饮冷，则伤人阳气，发为阴证，前人称为阴暑，也可呕利吐泻，可用理中汤，正气散，或大顺散治疗。

按：中暑邪在胃肠，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治宜消暑和中，方用清暑益气汤，霍香正气散等。中暍伤于热邪，热伤气津，治宜清火培元，方用人参白虎汤。伤暑则必伤元气，故气虚自汗，烦渴肢凉而畏寒，治宜补气生津，方用生脉散。而冒暑为暑热外闭，里热炽盛而不得泄越，卒然昏厥，治宜清里泄热，泄热莫如清利二便最捷。

按：“暑必伤气，易于湿合。”暑热蒸腾，腠理疏泄，每多汗出而易伤表气；湿气郁蒸，脾胃之阳易困。中气因之不固。

益气先于清暑，扶正可以祛邪。益肺即能御火热之燔灼，保津而滋化源，育阴以制火。火不内生，则外热不能独伤于人。

按：治暑首用辛凉，散其邪热，使热不归内。继用甘寒，益其阴而清其热，使热不久伏为患。如此则表里之热两清。终用酸泄敛津，防止热虽去而湿着留，用酸泄达其湿而敛其阴，然而重在益胃生津，防暑热化燥。更烁气阴。

按：膀胱小肠皆太阳之腑，暑热伤阴，小便无由而生，恒见短赤。吴氏常用甘濡之品以益下，少佐苦味以治虚热及滞留下焦之实邪。称甘苦化阴利小便法，为热病利小便之上上妙法。甘得苦则不滞，苦得甘则不燥。

按：湿为土之气。岁土太过，则湿气流行，水湿泛滥则寒水受邪。脾为湿土，肾为水脏，水受土克，则发为肾病。肾病则膀胱亦病。肾虽为水脏，脾湿胜，则肾亦无权制水。

按：湿邪伤于上，则蒙蔽清阳，因而头蒙如裹；湿邪郁久化热变为湿热，湿热不退则伤人气阴，流注于下，伤于肢体，大筋受之则血伤，筋脉拘挛不伸而软短，小筋受之则痿弱而弛长。

脾主湿，肝应筋，湿胜则侮其所不胜，故病在筋。

按：夏末秋初，湿土当令，湿气较盛。秋如伤于湿，未即发病，久郁化热，至冬初，又感新寒，外寒引动内热，交相袭肺，发为咳嗽。

按：湿行于天为雨露，湿流于地为水湿，湿在内脏为脾所主。所以外湿之中，必合于脾，脾喜中湿，为同气相求。

如泻利为水湿过胜，阳不化湿，治疗当利小便以行湿。故治内湿不利小便，则不得其法。若湿不在表而用发汗法，则伤阴液，以致湿不去而化燥；湿在里而用下法攻之，则更伤脾阳而湿不能去，甚则泻利不止。

按：治湿之法甚多，风能胜湿，燥可除湿，为临床常用之法。淡味渗利，通小便以利湿，因以治疗湿停下焦小便不利者，通大便可以泄湿，用以治疗湿滞胃肠大便不畅者。也是泻湿之路，痰、饮、水、湿，本属同源，因病而异，故用吐法导痰涎，也是湿郁中上时可取之法。

按：当湿邪泛滥周身时，很难用一种方法祛除。而高明的医生，能随意驾驭药物，使上、下、表、里、内、外之邪尽解。用发散以解在上在表之湿，复用渗利以除在下在内之湿。防其损伤正气，耗散阴精，又用酸敛以制辛散，用苦坚以防渗泄太过。苦能坚阴，酸能敛阴，可立于不败之地。病势急者，用重剂以速逐其邪，病轻缓者，用轻剂以渐平其余邪。这样做可使陈莝（cuò）去而净府洁，病消于无形。

按：湿病易出汗，尤其湿温湿热证，每多自汗，所以应禁发汗，误汗易亡阳。但湿邪困表，表郁无汗时，又当微汗。取微汗以解阳郁。

里湿当利小便，但阳虚之人，自汗不止，阴液已伤，而小便难通。若恣用利尿法，则阴阳两败，竭脱而亡。这是不禁中之大禁。所以凡是中湿危证，阴阳两虚者，尤须注意固护阳气。因湿为阴邪，易伤阳气。

按：湿邪所犯的部位不同，兼证有别，治疗亦要随证变化，表湿宜微汗，但不要发汗太过。湿在里（在下）宜渗泄，使湿从尿泄。即所谓开鬼门洁净府两法。

里湿责之脾，脾虚者实脾，如实脾饮；风湿宜微汗，如越脾汤；寒湿用温散，如桂枝附子汤。湿留关节，当加入活血通经之品。

按：治湿不宜热，因偏热则助热化燥而伤阴，湿未去而正气受伤。偏寒则伤脾胃之清阳而助湿化寒，病反加重。故治湿之法，当先理脾，脾强则湿易化。次用渗利法去湿，使从小便外泄，有热者兼清热利湿，总不外风以驱湿，淡渗利湿，苦以燥湿等法。当慎用苦寒，防止损脾碍胃。所以有“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治湿不理脾，非其治也”等说法。

按：相火生于下焦，肝肾所主。相火盛则蒸下焦之水，化为湿热。湿热郁滞下焦之气，不能化气行水，水郁生浊，则小便不畅。热扰于精室，则精关不固。故有相火必生湿热，有湿热必扰精室，失精、带下、淋浊诸病相继而生。

按：湿热互结，其病难调。清热则碍湿，化湿又助热，病渐深入，致使腑络郁闭，表里上下之气机滞塞。此时宜清络而通其腑。通腑以开上下之闭，清络以和内外之邪。诚为良法。

按：湿胜则伤阳，伤脾阳则脾为湿困，香砂理中，温运脾阳化湿而散寒，是主要代表方剂，湿邪久留则肾阳亦弱，真武汤壮阳利水，温肾而利湿，是正本求源的要药。

按：粪前便血，责之大肠湿热；粪后便血病在小肠，其血来远，因寒湿凝在滞肠，小肠本为火腑，寒火交滞，血被迫而离经，治当温散寒湿，以黄土汤加味。

按：清气即燥气，燥胜则干，燥属金，金克木，肝为风木之脏，肝木受燥金之胜气所克而发病。肝病则胆也病，胆为乙木，肝病必病及于胆，二者为表里相连。

按：天气本燥而无湿，天之湿气由地之湿气蒸动而来。地气本湿而不燥，地之燥，由天阳之熏照而成，故水火即燥湿所变，燥湿又因寒热所化。寒则湿气降而燥气生，热则湿气散而燥成，因此说热蒸则湿动，寒郁则湿凝。

按：外感六气之伤人，风能胜湿，亦能行湿，寒能凝湿，亦可化湿，火热之气既可蒸湿又可化燥。可见其因，其果不外燥湿二气。在内因方面，阳气虚则蒸运无力而内湿生，阴血虚则营养无资而成内燥。情志不遂，思则气结，气结则脾不运湿，而内湿成，气结血亦结，血结则营运不周而成内燥。

按：风热合邪，必然化燥，燥邪之犯人，伤阴耗液，甚至血液亦为之枯涸。燥病的范围很广。燥热伤上，则见口渴引饮，引水以济燥。燥伤于下，则大便燥结，小便赤涩。燥伤筋，则筋脉强直。燥伤皮肉，则皮糙肉裂。燥伤骨，骨髓枯竭。燥伤肺，则肺热叶焦，发为肺痿。燥归肾，则肾阴受烁而生消渴。若素体阴虚，精液亏损之人，最易感受燥邪，内外合邪，伤入尤重。

按：金畏火刑，火热之胜必致肺金衰痿，木能生火，火既胜，则风火相煽其热亦炽，在人则肝火愈盛。风能胜湿伤阴，热能助火耗液，因而使五内之火起，阳益盛而阴愈伤。水土之气难胜此风热火迫，皆为之燥。

按：燥邪郁于上焦，则肺热叶焦，肺痿肺燥，失去肃降，肺燥则不化气行水。燥邪郁下焦，肝肾之阴受灼，则不能通利小便。二者都属燥病夹湿。湿郁中焦，则转输无权，上不能布津，下不能散精，淫气于筋，濡养于脉，则上下皆为之燥。此为湿郁化燥。

按：燥湿二气宜微不宜甚，过甚则为灾。生物不得阳和之燥，则无由生，不得湿润之气，则不能长。但燥热太胜，则万物悉被干枯，而湿邪太过，万物反被腐烂。二气之在人体内，也有同样作用，燥则清爽，气机和畅，湿则濡润，升降有常。若燥湿偏过则五脏失和而病生。

按：素体阴虚之人，内多虚火，最宜与燥邪相合而生燥病，素体阳虚之人，阴盛多寒，最易与湿邪并而更伤阳气。故阴虚之人，体内之阴精因燥所伤而益亏。阳虚之人，体内之阳气因湿盛而益损。所以说：瘦人以湿为宝，肥人以燥为贵。

按：治病不得见燥投润，见湿用燥。要善于配伍，用润药治燥，用燥药除湿，虽说对证，但要防止其偏。况且燥病也有兼湿者，如肺燥伤饮，肾燥生痰。湿病也有化燥者，如上热下寒，阴伤于上而湿阻于下。因此在用药方法上，亦须考究，如燥病膏滋，可上下兼润，湿病用丸散，能内通外达。

按：阴虚则病燥，致阴损及阳，则燥又夹湿，阳虚则病湿，致阳损及阴，则湿病又兼化燥。故因燥化湿者，又当以治湿为本而兼用治燥。

按：燥和湿滞于大肠，则大便失其通畅。燥结大肠则大便干结难下，必用咸味软坚，润剂滋之，方能通降。

湿滞大肠，则大便粘腻不畅，形如败酱，当用缓剂以通泄，或用丸药渐消，不可急下，急则湿不能去而元气受伤。必至大便逐渐转硬，才是湿滞泄尽之征。

按：治燥用辛润，治湿用辛淡。辛能散主开，润可滋可柔，淡味渗泄可降。润得辛而不滞，淡得辛而通利，因而辛味可助润剂以滋燥，助渗泄以驱湿。若燥兼寒即寒燥则伍以辛温，热燥伍以辛凉，寒湿伍以辛温，湿热助以辛凉。燥湿之剂随其兼证不同而变化。

按：燥邪化热即火燥，治用辛凉重剂清其火则燥自消，湿郁化热，治用辛开苦降之法，辛以开湿，苦以泄热。此外，若燥为湿郁，以治燥为本，兼以行湿，湿化燥者，以治湿为本，参以化燥，皆属燥湿兼用之法。

按：内燥主于肺、胃、肾，因肺能敷布精气津液，胃为生化之源，生化津液精微，肾为敷布生化之根底。肾喜润而恶燥，故内燥尤重在肾。内湿主乎肺脾肾者，肺为水之高源，脾为散湿制水之脏，肾为水脏，合三焦、膀胱、司理水液代谢，水能化气，全赖肾阳之温煦，肾气不温，则水液停蓄，脾不散湿，肺不化气生津，内湿之性，尤重在肾。

按：治风燥证要抓住火字，清火降火即能除燥。外感之火宜宣散，内伤之火宜清滋，大法用甘寒濡润，益阴血，降虚火，生津液而助源泉，使肾水上潮而肺津宣降，气液宣通，水精四布，五液并行，风火熄而燥热减。冯楚瞻曰：“治风燥莫如养血，治燥热莫如壮水。”与此同义。

按：肾主水，其性润下，心主火，其性炎上，二者一寒一热，一水一火互交互济，则阴阳和调，不湿不燥。内在脏腑之燥有四：肾水亏，燥生于下；心火旺，热炎于上；胃火盛，凝结于中；传导滞，燥结于肠。治疗方法，或滋阴降火，或通胃泻实，或宽肠除积；使水火调，胃气降，肠道畅，排出积热化燥之源，通调上中下之气机，自然会上焦得润，胃气调和，津液得下。水运舟行，则何燥之有。

按：治病要谨守病机，辨明病位，治燥病也如此。先明确燥邪之伤表伤里，在气在血，施以相应治疗，否则治不中病，乱投以药是医生之过错。内脏之燥，多见肝肺，因外燥伤人，肺先受之，而内伤之燥多由肝阳化风所成，但二者虽皆病燥，治法不同，肺燥宜清宣于上，肝燥宜凉润于下。

按：燥邪伤人，亦可消烁五液，不只耗人气阴，伤人营血。燥之甚者，下可汲食男子精液，女子之阴血，况精由五脏所化，脾精所布，五液既伤，精液必然衰少；在女子营血既耗，血海空虚，月事不能以时下，以至闭止。

按：痒为营血失养血燥生风而致，血虚则不润肌肤，风乘其燥而为风燥，可知风燥责之营虚，营虚则血分生热，热又耗营而流散于外，不荣肌肤而为风燥。此即所谓“血虚生风”。肌肤失养而燥痒，搔之而疼，治此症不必祛风，养血即能熄风。

按：养胃生津以滋其化源，为求本之法。胃津不亏则燥易治。宣肺化燥，使燥气外达，肺气肃降，则燥邪无漫延之路。所谓高源得治，自然泉渊不竭，水流得下。如沙参麦冬饮，清燥救肺汤二方，前者即偏滋胃，后者偏于救肺。

按：燥在上则伤气，肺中无津，肺气上逆不调一身之气，金燥而胜必伤肝木。下燥则亡精血，肠燥必上烁胃液，下焦燥热之气，无水以救，必致血枯而胃涸。燥气之伤人，可致肺胃肝肾皆为之枯燥，治燥亦不外四脏中求之。

按：治燥以润，惟润药能养阴滋液，血燥养血，津枯生津，液涸增液，燥在内脏，惟滋脾补肾，尤贵滋填肾水。

按：水流湿，火就燥，无火则湿，有火则燥，火之性，能焦枯万物，悉化为燥。熯，谓干旱而枯燥，由于火烁热炙而干燥。所以说，能燥化万物者，惟火邪最厉。在人体，内火亢胜，亦可使津液耗伤，营血枯竭，水湿化燥，而生消渴、痿躄、便结、尿闭之患。

按：火能刑金，热极则火生，火胜则肺金受病，肺病则大肠也病，大肠属燥金，与肺相表里。肺伤于火热，则叶萎而不举，诸痿喘呕。大肠受火热之迫，则肠燥便结，或暴注下迫。

按：中气之伤，由脾胃受肝胆之克，肝木抑郁，则木不疏土，肝气横逆，则木旺犯土，皆能使脾胃不和而升降失调。足厥阴属肝，肝郁则气火失调，而中气必伤。

按：肥人形盛气虚，气多郁滞，易生积食之热。瘦人，阴虚阳亢而多热。故治肥人之热，要注意保护其阳气，而治瘦人之热，要滋其阴液。病同而药异，一用升阳散火，一用滋阴降火。

按：两者都是治内火之法，所谓人火，即心火，上焦之火，多为实火，治实火用正治法，即治热以凉，治火以寒，直接清其火，平其热。龙火又称龙雷之火，为离位之火，或称阴火。治阴火用反治法，即以火治火，或补气升阳，或纳气归元，药用甘温或用辛热，因为属不足之火，补其不足，则火自归宅。如补中益气汤之甘温除热，桂附八味丸之引火归元。皆属这类反治法。

按：此皆指内火，内火之生或由阴虚，或由阳虚。阴虚则火旺，下焦相火妄动，此火之生由于肺肾两虚。阳虚也可以生火，此火为阴盛阳衰，阳虚不纳而生无焰之火，此火无根，是虚阳为阴寒所逼。其证有三，一为阴盛于下，而逼阳于上，为戴阳证；二为阴盛于内而阳浮于外，为阴盛格阳证；三为中气不足阳陷于下而中寒下热，二便反见短涩。

治法，阴虚者，滋阴降火，壮水制水；阳虚者，纳气归元，温阳祛寒，补火以治火。

按：外感之火多实，治宜宣散，清之散之。火归内，则用苦寒，辛寒以泄之。内伤之火，为情志之火，多为不足之火，治此火用壮水制水，用滋阴潜镇，纳气归元法。内伤变实火，也当泻。

按：火结于里，转成实火，或充斥表里三焦，当用泻法下夺其火。凉膈散，三黄石膏汤或承气汤皆可选用。虚火为无根之火，当用补养元气，或滋阴降火法，如大补阴丸，知柏地黄丸或补中益气汤。风火用清火散风，使从表达，郁火用开郁宣发，如泻黄散、丹栀逍遥散等。

按：李东垣治火郁，制升阳散火汤，治因阳气下陷，郁遏不升，胃虚不能升举其阳。益其胃而发其火，使气不郁则火自熄。罗谦甫制扶阳助胃汤，用大辛大热温中散寒，旨在补土暖胃，治火之不足。

按：火病于外或生于内，皆有火病的形证可察，在外要察皮肉筋骨，在内脏要察审其脏腑九窍。

按：“火郁发之”。发则火散热泄。用汗法宣散火郁，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用之得法，收效甚捷。

实火宜用攻下法，泻其实火，荡其内热。或用甘寒以清泄或用苦寒以通下。虚火分阳虚阴虚，阳虚发热，用东垣法甘温除热；阴虚火旺，滋阴降火，甘寒除热。阴火用引火归元法破阴回阳，导龙入海。

按：此言四诊合参的重要意义。中医的四种诊断方法——望、闻、问、切，各有独特之处，他们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诊察病情和收集资料，彼此不能互相替代，更不能以一诊代替其他三诊，只有四诊合参，相互补充各自的不足，方能诊断正确，这就是“上下欲会其全，非备四诊不可”的意义所在。

按：此言望神的重要意义。神是人体生命活动总的外在表现，它是以精气血为其物质基础，《灵枢·绝谷篇》云：“神者，水谷之精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曰：“血气者，人之神。”因此，通过望神可以反映脏腑功能活动和气血的盛衰，这对于了解疾病过程中正气的盛衰、病邪的深浅及预后的吉凶都有重要的意义，若病人两目光彩而灵活，神志清楚，反应灵敏，形体壮实，面有光泽，呼吸均匀，称为“得神”或“有神”，表示正气未伤，脏腑功能未衰，病情较轻，无论新病、痼疾，预后良好。若目无光彩而晦暗，精神萎靡，反应迟钝或神志不清，循衣摸床，形体消瘦，甚则大肉已脱，面无光泽而枯槁，语声低微，呼吸微弱，称为“失神”或“无神”，表示正气已伤，气血虚弱，脏腑功能已衰，无论新病久病皆属病情严重，预后不良。

按：神虽可以通过精神、举止、语言、形色和呼吸表现于外，但因目为肝之窍，为心之使，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所以神能突出地反映在两目上，《医宗金鉴》云：“神藏于心，外候在目。”因此，察看眼神的变化，便成为望神的重要内容。有神者，两目灵活、明亮而有光彩；无神者，两目凝滞，晦暗而无光彩。

按：循衣摸床，两手撮空见于意识不清的病人，为无神之重证、危证，不是邪陷心包，便是精气已脱。

按：望气色，包括望气和色两个内容。气，是指面部润泽和光亮与否，它是代表脏腑精气的盛衰，故有“气由脏发”之说。脏腑精气充盛，面部光亮而润泽，脏腑精气衰弱，则面部晦暗枯槁，所以“望色以润泽为本”。色，是指面部颜色的变化，它主要是反映疾病不同的性质。从气和色相比，望气比望色更为重要，只要面有光泽而明亮，即便颜色出现病理之色，也说明五脏之精气未衰，正气尚足，预后良好，即所谓“有气无色，虽困不凶”。若面无光泽而枯槁晦暗，即便面色无甚病理改变，也表明五脏精气已衰，正气已夺，预后不良，即所谓“有色无气，不病命倾”。若能深刻理解此二句格言，用之于临床，对判断疾病的预后很有帮助。

按：上二条经文说明面部颜色的变化，既能反映不同脏腑的疾病，又能反映疾病的不同性质。古人认为，五脏在人的面部上各有专色，即“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不过此五色在正常情况下含蓄不露，只有在五脏发生病理改变时，这种专色才显露于外。例如：小儿高热，肝风内动，面呈青色，以鼻柱及口唇四周最易察见；心主血脉，若营血有热或心火上炎，可见面部红赤；肺主气，气为血帅，肺气不足，不能率血上荣于面，则面色㿠白；黄为脾之色，脾气虚弱，失其健运，化源不足，气血不荣，则面色萎黄；黑为肾水之色，肾阳衰微，阴寒凝滞，水饮停聚不散而见面色黑。

另外，也能通过面部颜色的变化，推测出病邪的性质。如：面色青黑常为寒邪袭人，气血凝滞，不通则痛的征象；面色黄赤，多属内有邪热，或湿热内盛所因；阳气不足，无力运行血液上荣于面，而见面色白，面见白色又多主寒证。总之，《内经》五色主病，对临床判断疾病的病位和病性都有一定意义。

按：面白少泽者，即指面色㿠白。气为血帅，气虚血不上荣，故面色㿠白；面白枯槁为面色毫无血色，面白少泽之甚也，多见于气血俱虚，或血脱气脱者。

按：面部色白多见于气虚。面色之红润赖血之上荣，而血行要靠气的推动，若气不足则不能鼓血上荣，故见面色发白。如：临床见肺气虚的慢性气管炎和肾阳虚之慢性肾炎，多见面色㿠白之证。

按：汪宏曰：“色之润泽，色之神也。”面白而无光泽；为面白无神也，不是因发汗过多，便是脱血所致。若发汗过多，甚则汗出不止，易导致阳气受损，气虚而不能率血上荣于面，则“面白无神”。失血过多而导致脱血，血少不能上荣于面，也可见“面白无神”。

按：面色赤红，总以因热而面部络脉血液充盈所致，故一般多主热证。热证有虚实之别，面部红赤表现部位也不同，若满面通红，面赤的出现又无时间规律，多属实热证；若面赤在两颧多在午后出现，其色鲜艳如妆者，多属阴虚火旺，虚火上炎所致。此“血虚”应理解为阴虚。

按：五脏六腑在面部各有相应的部位，两颧为肺之位。五脏又有不同的专色，白为肺之色，赤为心之色，红色出现在两颧，为火克金，虚火上乘的阴虚肺劳之色，故两颧深红，多为虚损劳疾。

按：五色命藏，白为肺金，赤为心火。肺部慢性疾患，若面为白色，为色病相应，若见红赤，为“火之克金”，预后不良。

按：一般医者皆认为面赤为热，而投寒药。但面赤也可见寒证，如上二条。一为寒郁在表，卫阳被遏，发热而面赤者；一为下真寒上假热之戴阳证，虚火上浮而致面赤者。两者虽有虚实之别，但都为寒证，若此面赤误为热证，而投寒凉之剂，则祸如反掌。

按：黄色为脾土之色，脾胃疾患多见面色黄。慢性脾胃疾病，多呈现面黄而无光泽；但其兼色、兼证不同，主病亦不相同。因此，临床望色，还应注意色证合参。

按：言在疾病的过程中，从面部所现之色，可作为诊断疾病预后的标志。面黄，是指面黄而有光泽而言。色黄，为土之正色，土在五行中属脾，在六腑中属胃，脾胃为后天之本，万物之母，乃精气之源泉，凡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虽目有疾，但只要面黄而有光泽，则为胃气尚好，故预后良好。

按：古人认为脏腑在面部各有相应的部位，可以根据面部不同部位的色泽的变化，来推测病变之部位。

《灵枢·五色篇》云：“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下者脾也。”阙上指眉心之上，内应咽喉；阙中为两眉之间，内应肺脏；下极为两目之间，内应心；直下之部位指鼻柱，内应于肝，所谓“下者”为鼻柱以下至鼻准（尖）即指鼻头，内应脾脏。脾主大腹，青色主痛，因此，从鼻头色青可推知为腹中病，其病在脾。因小儿皮肤娇嫩，色变易见，故在诊断小儿疾病中有指导意义。

按：真心痛面黑四肢厥冷者，多预后不良一则真心痛本于心阳不足，若多见面黑肢厥，为肾气已绝，真脏色现，故预后不良，二则心病以见赤色为顺，若心痛见黑色，为水来克火，为逆证，故病濒于死亡。

按：此言病色的宜忌。一般面色和疾病的本质相应者，为顺证，即阳病见阳色，阴病见阴色为宜。例如：贫血或失血过多者，面色以淡白萎黄为顺证。若面色和疾病本质不相应者，为逆证，即阳病见阴色，阴病见阳色为忌，如失血过多者，反见面赤如妆，此多因阴血暴竭，阳无所附，虚阳外越之危证。汪氏之言，对临床以望色诊断疾病的顺逆，颇有指导价值。

按：此言以形气合参推测疾病之预后。

形，指形体；气，指正气。人体外形强弱与气血的盛衰相一致者，谓之形气相得。如形弱与气血的盛衰相一致者，谓之形气相得。如形弱气亦弱。形盛气亦盛，表里一致，形气相符，说明病情不甚复杂，故“谓之可治”。形盛而反气弱，形衰而反气强，“谓之形气相失”，表里不符，多属病情复杂，变化多端，虚实相兼，往往治之棘手。

按：此言从形体的胖瘦，推测体内邪气之性质。肥人津多，又过食肥甘滋腻之品，易生痰湿，故肥人湿多。瘦人精血不足，阴虚生热，故瘦人火多。

按：血为水谷精微所化生，内含营养物质，运行周身，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无所不至，故血盛则身充而外形亦充盛，血弱则身不得充而形衰体弱。因此，观察形体的盛衰强弱，可为诊断气血虚实盛衰提供一定的依据。

按：所谓“形肉已脱”，即指形体肌肉尽削，骨立之状；九候，指脉象。脾主肌肉，大肉已脱，可知脾气已败，肾主骨，外形已脱，大骨枯槁，可知肾气已绝。虽脉象无凶候，但也濒于死亡。临床上慢性病、消耗性疾病的后期，多有此种情况。

按：上述五条格言，分别说明气、血、精、津、液脱失的临床表现。所谓“脱”是指气、血、精、津、液大量耗损而出现的病理现象。五脏六府精阳元气，皆上注于目为睛，故气脱多为两目不明；失血过多，不能上荣于面，则面白无光泽；肾藏精，肾气通于耳，失精过多，常见耳聋耳鸣；津脱者，表现在汗大出，易导致亡阳；液脱者，筋脉失养，则四肢屈伸不利，皮肤失其濡润，故面色干枯，耳失充养，故见耳鸣。《内经》只言其气、血、精、津、液脱证的主要临床表现，但临床诊断此五脱，还应以脉证合参为宜。

按：此言以卧之姿势向壁向外，判定病患的阴阳虚实。向壁者，为病人喜暗喜静；向外者，为病人喜明喜动。张景岳云：“阴者宜暗，阳体宜明”。故睡向壁者为阴证，多见于虚证；睡向外者为阳证，多见于实证。

按：《内经》曰：“阴静，阳躁”。静为阴之性，动为阳之性，故身静多属阴证，身动多为阳证。如里热亢盛，高热不退之实证，病人常出现扬手掷足，烦躁不安之症；而少阴心肾阳虚证，常见精神萎靡不振，欲寐踡卧之象。

按：此二条是以咳喘病人的姿态，判断其虚实。坐而仰首者，多见于肺实证的咳喘或哮喘证，常兼喘粗痰多等证，因痰浊壅肺，气逆不利，仰首可以助其气道通利，使症状有所缓解。咳喘坐而伏首者，多属于肺气虚或肾不纳气，如临床常见的老年慢性气管炎、肺心病等，多兼少气不足以息，借助伏首以缓解之。因此，仰首而喘者，其病多责之肺实，伏首而喘者，其病多责之于肺肾气虚。

按：肥人多中风，是因肥人形厚多气虚，津液难以周流，以致郁滞生痰，痰壅气塞，郁而化火，痰火上逆，蒙蔽清窍而发中风。正如《丹溪心法》曰：“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肥人多中风”一切既有摄生意义，又有诊断的价值。

按：舌象的变化对判断疾病的阴阳属性、正邪的盛衰，分辨病位的深浅、确定治则、指导用药及推断病势的进退都有重要意义。特别在诊断危证或阴阳疑似证之时，脉又无可寻，其他兼症又无可参，舌象的变化则成为诊断疾病的唯一依据。舌象的改变，能客观地反映出疾病的本质，而且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其变化迅速而明显。例如：真热假寒证和真寒假热证，多有假证、假脉，但惟有舌象没有假象，可见舌诊在诊断疾病中有特殊的意义。

按：此言舌苔产生的机理。舌苔的产生，是由脾胃之阳气蒸化体内的浊气（也即条文中的“脾湿”），上升于舌面而形成。它受机体寒热的影响，舌苔有着不同颜色的变化，又因病邪的轻重和邪所在部位之不同而有厚薄滑燥的区别。例如：感受热邪，阳气偏亢，舌苔多呈现黄色；病邪轻浅，舌苔多薄。另外，舌上有苔，更是胃有生机的表现。

按：舌诊主要是望舌质和观舌苔，一般来讲望舌质可反映脏腑的虚实和气血的盛衰及预测疾病的预后，如舌淡红为血液充盈，阳气和调；舌质淡白多属脏腑功能低下，血虚不充；舌体明润，内有生机，预后良好，舌体干晦枯萎，内无生机，预后不良。观舌苔，可诊察其病邪的性质及部位。如白苔主寒，黄苔为热；苔薄属病在浅表，或病邪初起，苔厚为病在里。就舌质和舌苔来讲，望舌质比观舌苔更为重要，舌苔虽恶，但舌质正常，说明邪气虽盛，正气未衰，这一点在临床上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按：此言从舌面津液的润枯，了解机体津液的盛衰。舌体是一个反映灵敏的器官，通过舌面的荣枯、滑燥可以反映机体津液的盛衰。正常人舌面津液为不滑不燥，干湿适中，称为“荣润”。这是阳气和调，水液上承，津液充足的表现，正如曹氏说：“滋润者其常”。舌面干枯，不是邪热伤津，便是阴虚火旺，虚火灼津，故曰“干枯则津乏”。

按：此言腐苔和白腻苔的病理机转。腐苔和白腻苔尽管都是较厚的舌苔，感受的病邪也相似，如痰湿、食积等，但二者病理机转迥然，不同，腐苔乃素体胃阳有余，邪入肠胃后，易迅速化热化燥而成为热证，因此，腐苔无论色白色黄皆属热，正如刘氏所说；厚腐之苔，无寒证”。腻苔乃阳气被郁，当感受邪气后，特别是寒湿水饮，则胃肠易被阴邪抑郁，以致中阳不振，脾失健运，痰湿内停。腐苔腻苔，病机不同，治法亦异，前者，以清降导下为主，后者以祛湿邪，宣通阳气为先。

按：此二条说明仲景以舌苔的变化，作为可否运用下法的依据之一。黄苔为热证之明征，若复见腹满而痛，可诊断胃肠内有有形之实邪，故当下之。而“舌上滑苔”为内无热象，津液未伤，故“不可攻下”。把舌象变化运用到辨证中去，仲景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后世人应当效仿。

按：此言通过舌苔的变化过程，可预测疾病的顺逆，临床可作参考。

按：此言从舌苔增长和消退的速度来判断病情。舌苔的增长与消退，是说明邪气进退的一种征象，但其增长和消退，必经过一定的时间过程，即渐渐增长或渐渐消退。若骤退骤无，多属病情突变，病邪急骤入里，正气暴衰，胃气败乱，病情凶险的表现。

按：舌象的变化是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之一，其中舌苔的颜色的变化，又是判断疾病性质的主要客观指征。例如：无论外伤内热，一般苔黄多属热证，白苔多为寒证，然后再参见其它兼症，确定病变的具体部位。

按：言热毒和糟粕积聚大肠之舌象。邪热壅滞大肠，与糟粕相合，形成有形之邪热，热毒炽盛府气不通，津液被灼，燥屎内结，因此，舌色不仅见红，而舌苔由黄而变为干黑，见此舌象可提示为阳明府实证，治宜急下以存阴。

按：紫色舌有青紫和绛紫舌（即赤而紫舌）之分，其色既可见于全舌，也可出现于舌的局部。青紫舌为紫中带青，多为内有寒邪，血行不畅，内有瘀滞，此舌多由淡白舌发展而来；绛紫舌为绛中带紫，多属热入营血，热毒炽盛，血中水分减少，血流不畅，此舌多由红绛舌发展而来。青紫舌和绛紫舌，虽皆提示内有瘀血，但病机迥然不同，一为血寒而滞，一为血热而滞，二者不能混淆。

按：“心脏实”应理解为心经实火，“舌破”即指舌面溃疡生疮。心开窍于舌，心有实火，火性上炎，热毒循经上壅于舌面，故为“舌破”。因此，一般舌面生疮，多责之于心，用清心火，利小便之法治之，其说可参。

按：从声音清浊的变化，可测知其病变性质。声如室中言，即语声、咳声重浊不清。多因中焦湿痰困脾，气机不利，气道不畅所致。也有因风寒束表，肺气不宣，而见声音重浊不清者，二者一里一表，可从其它症状加以鉴别，故临证又不可拘执经文。

按：言而微，即语声微弱；终日复言者，指因气短语言断断续续之状；言语善恶，即语言错乱。肺主气，心主神明，肾主纳气。语声虽由肺气所发，但实由肾气所主，心所支配。因而从语声的强弱可测知肺、肾之气的盛衰，从其言语之有无伦次，是否错乱，又可察其神志是否清楚。因此，声音低微为正气不足之证，语无伦次，善恶不分，多为痰热蒙蔽心窍，神无所主所致。

按：声出于会厌而由气发，五脏气充，则语声宏亮；五脏气虚，则语声怯弱低微。以声之宏怯判断虚实，是闻诊的重要内容之一。

按：呃逆为胃气上逆，从咽部冲出，发出的一种不由自主的冲击声。新病见呃逆者，多属胃中有热，胃火上冲所致，以呃声宏亮有力为其特征。但临床亦有因胃中有寒或肝郁气滞，以致胃气不降者，以呃逆声沉缓有力为其特征，二者皆实证之类也，可从兼证加以鉴别。若慢性久病，忽见呃逆，为胃气已绝，元气衰败，预后不良之兆，多以呃声低怯，气不接续，久久乃发一声为其特征。陈修园在《医学从众录》中云：“呃逆有三，一曰寒呃，二曰热呃，三曰虚脱之呃，……实呃者不难治，惟元气败竭乃最危之候。”

此言概括了新呃多火，久呃虚甚之一般规律，但临证亦有因寒而致之实证呃逆，为医者不可不知。

按：以咳嗽有痰与否，推测病变之部位，宋以前咳、嗽为同义，自金刘河间把咳、嗽、咳嗽三者分开，其实三者分与不分意义不大。而咳多伤于肺气，嗽多动脾湿，咳嗽伤肺而动脾湿，是有一定临床意义的。有声无痰，多为肺气不宣，故责之于肺，有痰无声，多脾湿不运，聚而生痰，故责之于脾。有痰有声，肺脾两伤，责之于肺脾。

按：《难经·四难》云：“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故呼吸气粗而大者，多为心肺之实证；呼多吸少气息微弱者，多为肝肾之虚证。

按：无声，即音哑。金实，即肺气实；金破碎，即肺虚。此言音哑的病理。声音嘶哑，有因外感六淫侵袭于肺，肺气不宣，声道郁闭所致者，亦有因肺阴不足，咽喉失其津液濡润而致者，如肺劳久咳之音哑。此言对临床分辨音哑的性质，有参考价值。

按：谵语和郑声都为神志不清情况下的语言失常。谵语，是胡言乱语，声大气粗，多见于热邪入营血，热犯心包或阳明病燥屎内结，邪热与浊气上扰心神所致。郑声，是语言重复，声音低微，为元神虚极，神无所主，精神散乱的一种症状。谵语和郑声虽都是在神志不清情况下出现的语言失常，但一实一虚，应注意区别。

按：此言恶寒为诊断表寒证的主要依据。表寒证是寒邪袭表，卫阳被郁所致，恶寒为表寒证必见的症状，正如《伤寒论》第三条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故成氏曰：“恶寒一切属表”。表寒证因失治或误治，表邪可以传里，但只要恶寒一症未除，便可说明表证亦未罢，所谓“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正是此意。此言不仅在鉴别表里证时有一定意义，也可作为用药的重要依据。

按：条文中的“阳”和“阴”分别代表《伤寒论》中的太阳病和少阴病，本条的原意是以发热恶寒和无热恶寒（此恶寒应理解为畏寒）作为太阳病和少阴病的鉴别要点。在临床中亦可以此作为表寒证和里虚寒证的鉴别要点。发热恶寒并见者，病属表证；若无热恶寒者，病属里虚寒证。虽然发热恶寒和无热恶寒是表寒证和里虚寒证的主要鉴别点，但临床应用时还应四诊合参，全面分析，不能执一不变。

按：内伤恶寒，为阳虚所致，遇暖则阳气得助，故恶寒可暂缓解。外感恶寒，为寒邪袭表所致，当发其汗，使寒邪从汗而解，而加厚衣被或近火取暖，无助于驱寒，故恶寒不除。临床可以此为鉴别内伤和外感恶寒的依据之一。

按：此言表虚证和表实证的鉴别要点。表寒证是感受风寒之邪所致，但因体质的差异，腠理的疏密，因而有表虚证和表实证的区别，二者的鉴别点，固然可以从脉象上分辨，如表虚证脉浮缓，表实证脉浮紧，但有汗无汗是其主要鉴别点，此言对临床鉴别表寒证之虚实有指导意义。

按：疟疾之往来寒热，常发有定时，寒战和高热交替而作；其他诸病，如少阳病，热入血室之往来寒热，常发无定时，时冷时热，发热和恶寒交替出现。

按：此言内伤发热和外感发热在症状上的不同特点，可供临床诊断内伤、外感发热时参考。

按：此二句格言说明“日晡潮热”为阳明腑实证的热型特点。并指出“日晡潮热”为可下之征。所谓“日晡”，即申酉之时，相当于下午三点至七点，喻嘉言曰：“盖日晡者，申酉之时，乃阳明之旺时。”日晡为阳明经气当令之时，若此时肠胃内有实热，两阳相合，故发“日晡潮热”。因“日晡潮热”为肠胃有形实热之所发，故为可下之征，下之邪热去，潮热自愈。此言切合临床，可作参考。

按：此言说明潮热和一般发热的不同点。潮热即如潮水来潮一样，发热或发热更甚有一定的时间规律；而一般发热，无一定时间规律。潮热有日晡潮热，午后潮热和湿温潮热，分别见于阳明府实证，阴虚火旺证和湿温病。

按：此言寒厥和热厥的鉴别方法。寒厥和热厥皆可见四肢厥逆，若辨认不清用药不当，则祸如反掌。因此，如何鉴别四肢厥逆的属性，是诊断寒厥热厥的重要一环。寒厥原为虚寒证，四肢厥逆是虚寒证病进之征，故“未发热而厥者”属寒厥。热厥原为里热证，四肢厥逆是邪热深重，阳气被郁所致，故必先热而后厥。周氏鉴别寒厥热厥的方法简便实用，在临床上颇有指导价值。

按：此言真热假寒和真寒假热的辨别方法。身大热，热在皮肤，寒在骨髓是真寒假热证；身大寒，寒在皮肤，热在骨髓是真热假寒证。临床虽以疾病的外在表现与本质相一致者居多，不相一致者少，但一般前者易于诊断，后者难以辨认。为此仲景特设此条以益于后人临床辨认。仲景把病人是否喜穿盖衣被作为辨别寒热真假证的要点。肌表的寒热有假象，但病人喜恶常无假象，故“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为真寒假热证；“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属真热假寒证。另外，诊断真假寒热证时，还应注意其他兼症，只有全面细致收集资料，综合分析，才能作到准确无误，如：真寒假热证虽口渴而喜热饮，小便色白，舌淡体胖而滑；真热假寒证多兼扬手掷足，口渴喜冷饮，小便短赤，舌红绎或苔黄等证。

按：此条言热厥病势轻重的推断。热厥，即真热假寒证，为热邪深伏，阳气内郁而不能达于四肢所致。由于热势郁伏的深浅轻重不同，四肢厥逆的轻重亦不同，厥逆愈重，热郁愈深，厥逆较轻，热郁伏则浅。此条对於诊断热厥病势的轻重，有一定参考价值。

按：《景岳全书》曰：“汗发于阴而出于阳，……而其启闭，则由阳中之卫气”。说明汗液的排泄与卫气有关，腠理闭则无汗，腠理开则有汗。然六淫之中，火热暑湿及风邪皆能使腠理开泄，令人汗出，惟寒主收引其性凝涩，寒邪袭表则腠理闭塞，津液禁固，故独不汗出。

按：所谓热汗是指汗出时常伴有发热、面赤，口渴等一派实热证，如蒸蒸汗出，则属热汗，所谓冷汗是指汗出时伴有四肢不温，面色苍白等一派虚证。如亡阳之汗则属冷汗。

此以汗的冷热区分阴阳属性。热属阳，寒属阴，故热汗即阳汗，冷汗即阴汗。

按：此言几种汗出的治疗大法。因阳气不足，卫阳不同而汗出者，当益气固表，气充表实汗自止；阴虚内热，迫津外泄而汗出者，当补益阴精，阴足火降，汗出自愈。因邪热亢盛，蒸腾而汗出者，当清热泻火，热清火平，汗出而止。此三种治汗之法，皆为治本之法。为临床治汗之指南。

按：“汗出偏沮”即指汗出偏于身体半侧。“偏枯”即半身不遂。半身汗出的原因，多为痰或湿或为瘀血等痹阻经脉，使气血运行不畅，或营卫不调所致。此症多为中风“半身不遂”的先兆症状，或为中风后遗证。

按：此言从手足汗出来推测病变部位。四肢为诸阳之本，禀气于胃，手足汗出，是阳明肠胃有燥热，迫津外泄，蒸达于四肢的表现。胃热是手足汗出最常见之病机，但伤寒阳明中寒证也有手足汗出，二者一热一寒，一实一虚，前者兼有大便硬，小便利；后者伴有大便初硬后溏，小便不利，二者注意鉴别，不可概以热论之。

按：所谓“头汗”，言指仅头部有汗，其他部位无汗。头汗一症有虚实之分，实证头汗出，为内有燥热或湿热内郁，因周身无汗，邪热无法泄越，头为诸阳之会，邪热上壅，故令头汗出，湿热黄疸证常有此症。虚证头汗多见于阳气虚脱证，属亡阳之汗，乃病危之兆。

按：热病大汗出则当脉静，为邪热隋汗而出，正能胜邪之象。若汗出脉犹躁盛，为正不胜邪，邪气内陷，正气不支之征，故预后不良。此言对判断热病战汗之特归，有很重要的意义。

按：恶食，即纳呆厌食，为饮食失节，伤及肠胃，食滞胃脘的主要症状之一，因肠胃中有食积而不消化，故复见饮食则恶。

按：此言从询问病人对饮食寒热的喜恶，来判断病证之寒热属性。李氏之言切合实用，特别对胃病的患者，常常以此症作为鉴别寒热证的主要依据之一。

按：病人对饮食寒热的喜恶，往往是判断疾病性质的重要依据，也是鉴别寒热证的要点之一，以胃病为例，喜热饮而恶冷饮者，为寒证；喜冷饮而恶热饮者，为热证。景岳之言，便是此意。

按：此言查询二便的重要意义。查询二便可以辨疾病的虚实寒热，经曰：“视其外应，测知其内”即是此理，可见通过二便之变化，内可察五脏六腑之盛衰，外可察邪气之轻重。小便为膀胱所司，膀胱与肾相表里，因此，查询小便利与不利、尿色的变化和排尿的感觉，可知其气化功能的强弱，体内津液的盛衰，以及肺、脾、三焦水液代谢的情况，如虚寒证常出现小便清长，虚热证则小便短赤等。大便虽由肠道所出，但从其性状、颜色、气味、量的多少及排便的感觉，可直接了解脾胃功能盛衰，如食积肠胃可见便秘，脾胃虚寒，可出现便溏。同时也是诊断其他脏腑寒热虚实的依据之一。可见查询二便情况，是收集病情，诊断疾病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当切记。

按：肾开窍于二阴，大小便的排泄，为肾气所司，肾气衰败，失其闭藏之职，则二便失禁。此症为脱症之一。若与神昏并见，多属预后不良。

按：丹溪指出了诊断热泄和伤食泄的要点，切合实用。热泄为邪热下注大肠，故泄时肛门灼热而痛；伤食泄，为食积肠胃，浊邪内盛，上逆则嗳腐吞酸，臭如败卵。

按：飧泄，指泄泻完谷不化；糜，腐烂而便臭。以上二条经文指出了肠胃寒湿和热蕴胃肠而引起腹泄的不同症状，症状描述虽不全面，但特点突出，为临床诊断上述二种泄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按：痢疾多因湿热、寒湿或疫毒之邪壅滞肠中腐化气血所致。若寒湿之邪滞于气分，或伤及脾阳，则下痢色白，故曰：“白痢者属乎气”，多见于寒湿痢或虚寒痢。若湿热盛于血分，伤及血络，则下痢色赤，故曰“赤痢者属乎血。”多见于疫毒痢，或湿热痢偏于热盛者。若下痢赤白，则气血俱伤，湿热并重，多见于湿热痢。此言为诊断痢疾性质之常用法则，但临床应用，不可拘执“赤白”之说，当四诊合参，方可万全。

按：言痢疾之病因及所伤之部位。陈氏认为阳明为多气多血之府，湿为阴邪，湿胜于热，则伤阳明气分为白痢，下痢白多赤少，或为纯白冻；热为阳邪，热胜于湿，则伤阳明血分而为赤痢，下痢赤多白少或纯为赤痢，若湿热俱盛为赤白俱见。

按：以上三条格言从不同角度指出诊断便血病变部位的方法及预后。张氏指出先血后便为近血，近血病在肛门或直肠、结肠；先便后血而为远血，远血病在胃。汪氏则以便血的颜色来推测病变部位，其色鲜红为血在体内停留暂短，随之而下，病位一定接近于肛门；其色黑，为血在内里，积久而来，故病在胃。张汪二氏之言皆抓住了诊断便血的要点，应把二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运用于临床。

按：汪氏从小便的清浊、赤白、短长来推测病之表里、病之性质和邪正之盛衰，以作为临床区别表里寒热虚实依据之一。寒邪在表之经，未入膀胱之府，则小便清白。湿热下注，膀胱气化失利，则小便混浊。赤为热，白为寒内有实热，津液被耗故小便短赤；肾气不足，下元虚损，气化不利膀胱失约，则小便清长。

按：小便的颜色能客观地反映病邪的性质，因此，小便的颜色便成为诊断疾病属性的重要依据之一。此言切合临床。

按：血淋指血尿而伴有小便涩痛者，朱氏认为，尿血色鲜红者，为心、小肠有实热；色暗者，为肾与膀胱虚冷所致。另外，尿血色淡红，尿道疼痛不甚者，多属阴虚火动。

按：何氏指出了遗尿与小便失禁的不同点，遗尿见于睡中小便自行排出，醒后方知，故为“不知而出为遗”；小便不禁，见于白昼，故称为“知而不能忍为不禁”。其实二者可统称为遗尿，只是类型不同罢了。遗溺之因，虽为膀胱不约所致，但标在膀胱，本在三焦，正如《类证治裁》曰：“夫膀胱仅主藏溺；主溺者，三焦之气化耳。”三焦的气化，上焦在肺，中焦在脾，下焦在肾，因此遗溺当责之于肺、脾、肾三脏。

按：诊断疼痛除注意疼痛的部位，以了解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外，还应了解疼痛的性质、痛的程度，喜按还是拒按，以及寒热刺激后疼痛的变化，上述三条对临床诊断疼痛，颇有指导价值。

按：此言以腹部胀满减与不减，作为辨别虚实寒热和用药的依据。胃肠内为实热，积滞燥屎内停而不去，故腹满终日不减，常称为实满，当用下法，如承气之类，使积滞去，邪热消，腹满自减。若脾胃虚寒，阳气运行迟缓亦可致腹邪，常为虚满。阳气得寒则聚，遇温则行，故“腹满时减，复如故”，当以药温其中，如理中之类，使阳气运行，腹满则减。当然，诊断腹满的虚实寒热，还应参照其他证候，如腹满喜按、拒按，大便的秘、溏及舌脉等情况，这样才能正确地作出判断。

按：此言仲景以腹部触诊痛与不痛来辨别腹满的虚实。以触诊按腹痛与不痛，作为诊断虚实的依据，早在东汉时期就已采用，至今仍是常用诊察疾病的手段之一。另外，不仅腹满以此诊断虚实，诸如胃痛、腹痛、腰痛……皆可以此作为诊断虚实的依据之一。

按：从痛之有形无形，以知其病在气分血分。疼痛一证，可分无形之痛和有形之痛。无形之痛，病属气分，特点是痛无定处，时发时止，气聚则痛，气散则痛止。有形之病，病属血分或属食积，特点是痛有定处，痛无休止。

按：临床证候虽然错综复杂，但从病机上讲，总不外阴阳失调，从证型分类上说，又不外阴证和阳证。善于诊病的医生望色，切脉，首先应分清阴阳，只要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疾病中抓住其本质，做到执简驭繁。

按：此言强调医生在切脉时的态度。人体脉象的变化，是极其微妙的，因此，要求医生切脉时应思想集中，平心静气，严肃认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判断脉象，分析出疾病的症结所在。另外，切脉时往往以医者的呼吸来测定病人的脉搏至数，若医生呼吸不平，则病人脉搏至数无法测定，而且，脉的形象也难以体会，故曰：“虚静为保”。

按：此二句经文言脉从逆阴阳四时的意义。春暖夏暑，秋凉冬寒，是四时气候的变化规律，人体为了适应四时气候的变迁，便产生了一定的反应，脉象亦应之，于是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的四季平脉的出现，以适应其气候的变化，若病后脉象变化也没违背这个规律，即所谓“脉从四时”，即便病势重，而脉能从四时亦易治。相反，脉象的变化，不能适应四时的变化，称为“脉逆四时”。如《素问·玉机真脏论》曰：“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甚至皆悬绝沉涩者，命日逆四时者”。逆四时之脉多属生机已衰，即使表面看来是较轻之疾，亦多属难治。《内经》告诫我们，分析脉象的变化，还应注意与四时的气候变化结合起来，这对于推断疾病的预后有一定指导意义。

按：中医切脉，必须察其脉的胃、神、根，它是诊察脉象的重要环节。察其胃气之有无，可知脾胃之盛衰；候其神之有无，可知心脏和气血的盈亏；切其根之有无，又可知肾气的强弱，总之人的五脏六腑，气血阴阳的虚实盛衰，皆由此三项测知，故为“诊家大法”。

按：脉之两尺，专以候肾，肾为先天之本，元气之根，病虽重笃，甚则寸、关两部已无脉象，但尺部沉而和缓，说明肾气未绝，元气未败，尚有生机，预后良好。大失血，或暴吐暴泄，病情虽重，只要其脉有根，则尚可挽救。故《难经》把尺脉比喻为树之根，枝叶虽枯，但根本未伤，故有生机。反之，虽寸关无疑，但两尺已无，则预后不良。

按：脉象是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和气血盛衰的外露征象。因此，从脉象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体内气血变化的情况。气血充盈，脉象和缓而有力；气血亏损，脉象虚弱；体健无病；脉象平和既无不及，也无太过；有病之体，脉必失其常态，而见太过或不及之脉。所以，诊察脉象是了解病情的重要手段之一。

按：脉象的变化，是疾病外露的象征之一。若病与脉应，即病之本质与外在征象一致，说明病情不甚复杂，故预后良好，亦易医治。若脉与病相反，如虚弱病，突见洪大之脉，为疾病之本质与外在表现不相一致，多是病情复杂或病情突然恶化之征，故预后多凶，亦难以医治。此言病脉相应与相逆，对临床判断预后之吉凶，有指导意义。

按：脉为血府，从脉象的变化可知气血的盈亏，而且也可测知阴阳的消长与盛衰。“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正是通过这一道理来预测疾病吉凶。阴病见阳脉，说明阴消阳长，阳气已复，正能胜邪，病有转机，故曰生；阳病反见阴脉，为阳消阴长，阴气已盛，正不胜邪，病已深入，预后不良。通过脉象的变化来推断阴阳消长和正邪的盛衰，以知其疾病的预后，在临床确有实用价值。

按：言察其胃气有无，对诊断疾病的进退和预后有其重要意义。胃气，即脾胃之气。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气的盛衰，不仅能反映脾胃的强弱，也可反映五脏六腑的生机如何，所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因此，切脉首当视其脉象胃气之强弱、有无，以此了解疾病之进退凶吉。诊察之法，正如张景岳说：“今日尚和缓，明日更弦急，知邪气之愈进，邪愈进，则病愈甚矣；今日甚弦急，明日稍和缓，知胃气之渐至，胃气至则病渐轻矣。”

按：此言从脉象的变化，测知疾病的久暂。凡脉象见小弱而涩者，为气血两亏，多因久病耗伤所致。脉见滑浮有力量，浮主病在外，滑为阳气有余，故多见正气未损之新病。

按：此言暴病久病脉象之顺逆。暴病新病，多属实证，实则邪盛正未衰，当见有余之脉，为脉证相符，故曰顺；若见不足之脉多属邪气暴陷，预后不良。病程冗长之久病，必气血耗损，正气不足，则见不足之脉，为脉证相应，故曰顺，若反见有余之脉，多属精气暴脱，则为逆。

按：脉虽名目繁多，但形多相似，故周氏以浮、沉、迟，数、虚、实、长、短八脉作为诸脉之纲，其它脉隶属其下、如芤、革二脉皆可浮取即得，便可隶于浮脉之下。牢、伏二脉皆为沉取得之，则同属沉脉之类。另外，有些脉不仅形多相似，而且，病机亦略有相同，如濡、弱、细、微、虚脉，虽形象不一，但同为气血俱虚。周氏以浮、沉、迟、数、虚、实、长、短八脉为纲的分类方法，对临床掌握脉象，分析病机，起到了执简驭繁的作用，对初学脉诊者尤为重要。

按：此言从脉之太过与不及，可了解病变的部位。病在经为外，病在脏为里。一般太过之脉表示邪气实，病多在外；不及之脉表示正气虚，病多在脏。如以弦脉为例，弦实而有力，其病多是肝经有实邪；若弦细而无力，其病多为肝脏血虚。

按：在一般的情况下，脉与证是相符的，正如《素问·刺志论》云：“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脉证相者符，疾病之虚实寒热易辨，治疗较容易，预后亦较好，若脉证不符，正如条文中所述，热性病脉当见数而反见静脉；泄泻不止者，津液已损，脉当见细小而反见大脉；血脱者，脉道空虚，甚则阳无以附正外越，脉当见细弱或芤而反见实而有力之脉；久病不愈，正气已虚，脉以见虚弱为顺而反见实大有力之脉；新病在外，正气尚足，以见实脉为顺而反见虚弱之脉。凡此种种皆属脉证不符，证情复杂，故曰难治，遇此脉证不符者，证真脉假之时，要舍脉从证。

按：气血不足和湿邪内侵虽皆可见细脉，但二者细脉截然不同，前者血少气衰，气势不足，故脉细软无力；后者脉气为湿所困，正气未伤，故脉虽细但中取有力。

按：在虚证中突见洪脉，如泻下不止，大失血等多属水涸于内，阴不敛阳，虚阳外越之危象。正如，近人恽铁樵曰：“脉洪，外面见种种不足病症，乃假有余之见证也”。故遇此脉象，要脉证合参，不可草率从事。

按：大脉的出现，总起来讲是病情进一步发展的征象。在实证中，其脉大而有力，为邪实病进之脉，例如：在《伤寒论》中，太阳病其脉为浮，脉道粗细一般近于正常。若表邪入里化热，进入阳明阶段，正邪交争，邪热充斥脉道，脉道由正常粗细变为宽大有力，说明邪气之盛比在表时更进一步，故主病进。在久病中，正气已虚脉当细弱无力，为脉证相符，若突见脉体粗大，多为阳不内守，阴阳离绝之候，此也属病进。

按：所谓热病，是指以发热为主的热性疾病。热病得汗后，热随汗解，热退身凉，脉象缓和，为邪退正安，脉证相符，故曰生。若得汗后，脉象不静反躁疾，多属正不胜邪，正气已衰，邪气内陷之危象，故曰难治。此言对预测热病汗出后的转归，颇有指导价值。

按：浮以候阳，沉以候阴，阳气浮于上，阴血潜于下。若浮取无力，沉候实大，多为阴盛阳虚。反之，若沉候无力，浮取实大，多为阳盛阴虚。推而扩之，濡脉和弱脉的主病也以此为宗，濡脉为浮细无力，中沉二候不明显，故主阴血亏损；弱脉为沉细而无力，浮中二候不明显，故主阳气衰微。

按：实脉为气势有力的脉象，其形成必有两个因素，一是邪气壅盛，脉道结满，二是正气充盛，抵抗力强，故脉气鼓动有力。实证若见实脉为脉证相符。若虚证见实脉，则为脉证不符，禁忌之脉，特别是久病，危证正虚已极，若突见实脉，乃阳气衰竭，处于最后挣扎之势，预后多凶。

按：历代医家对虚脉的看法不一，而且，把其特点描述得过于复杂，使初学者难以掌握，如《脉经》云：“虚脉，迟大而软，按之不足，隐指豁然空。”《诊家正眼》云：“虚合四形，浮大迟软。”其实，虚脉的焦点在于气势不足，丹波元简氏抓住了这一要点，故指出“虚，乃脉无力之统名，不必浮大无力之谓也”，此言对虚脉的描述简明贴切，易于掌握。

按：散者，不聚也。李中梓云：“散脉浮乱，有表无里，中候渐空，按则绝矣”。说明散脉为浮而无根，节律不齐，至数不清之脉。多因病情危重，气血散乱，元气离散，肾气衰败所致，为无神、无根之脉，故见此脉病多凶险。散脉可见于西医心室纤维颤动的病人。

按：周氏仅用二句，便概括了牢脉两个特点，从气势讲，脉象有力，并有弦意，即“实而坚”；从部位讲，沉而取之，浮中二候不见，即“常居沉伏边”。牢脉多见于沉寒痼冷，症瘕积聚及寒疝等病证。

按：促脉为数中一止，止无定数。促在数脉基础上产生的，数为阳而主热，邪热亢盛，阳气独盛，不能与阴相合，脉气不能接续，则数中一止。肺痈阳毒为火热之极，故曰：“阳盛则促”。结脉为迟缓中一止，止无定数。迟为阴而主寒，阴气偏盛，不能与阳相结，脉气不能接续，则迟中一止而为结脉，故曰“阴盛则结”。此疝瘕、积郁，也多因寒所致，此结脉多为结而有力。促脉和结脉并非皆主热证、寒证。如心气衰弱，心力衰竭，心气不能接续之虚证，亦可见到促脉或结脉。

按：代脉的特点为脉来一止，止有定数，良久方来。代脉多因脏气衰微，元气不足而使脉气一时不能接续所致，此代脉多代而无力。一般来讲，代脉比结脉之病情更严重些。《脉经》云：“脉结者生，代者死”。《诊家正眼》曰：“若久病得代脉而冀其回春者，万不得一也。”但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病见代脉也并非不治之证。另外，气滞血瘀，停食停滞，实邪阻滞脉气运行，也可见代脉，此代脉多代而有力。

按：文中以脉的间歇有无规律和间歇时间的长短来区别结促代三脉。另外，至数也可作为鉴别点之一。如促为数中一止，结代为迟缓中一止。

按：历代医家对散脉描述不一，但《医述》却抓住散脉之要领。所谓“自有渐无”即浮取可得，中取渐无，按之欲绝。所谓“散乱不整即指节律不齐，快慢不均。

按：寒为阴邪，主凝主滞，易伤阳气，阳失健运，凝滞脉道，“故阴寒之证，脉必迟。”

按：言涩脉之主病。心痛，即指胸痹而言。胸痹之因，并非一端，而涩脉所主胸痹，则因血少气滞，以致血无以充，气无以畅，不通则痛。故脉见涩涩不调，证常见心痛。

按：李氏以取类比象之法，简明地指出了滑涩二脉的病理机转及其主病。

按：疾脉为数之至极，阴证见之多为阴虚内竭，阳浮于外，阴阳行将离绝之候，多属凶候，《诊家正眼》曰：“疾脉……阴髓下竭，阳光上亢，有日无月”。若实热证见疾脉，为阳证见阳脉，脉证相应，故曰：“在阳犹可”。但疾为数之极，热极之病，久而不退，势必造成正气虚损，以致正不胜邪，易使病情急骤恶化，导致心阳衰微之证，所谓“重阳必阴”，“热极生寒”，故热证见疾脉，亦不可轻视。

按：芤脉为浮大中空而边实，为大失血常见之脉象。脉为血之府，血盈则脉道充，若失血过多，脉失充盈，故按之中空；失血过多阳无所附而外浮，则见浮大，张景岳云：“芤脉……为孤阳亡阴之候，为失血脱血，为气无所归，为阳无所附”。若失血之证脉见缓细，为血虽失，但阴阳尚能相互维系，阳气尚无外浮之证，故曰“可喜”。若脉见数且大，为邪胜正衰，预后不良，故曰“堪忧”以脉象来预测失血证病情之吉凶，对临床颇有指导。

按：此言无脉的二种见证。久病见无脉为真气已绝，真阴消亡，故死而无疑。暴病见无脉，若因元气突然暴脱者，亦多不可治，惟因暴怒，气机郁闷，脉气潜伏，而见无脉者可治，调其气而脉自见，或不治当自愈。

按：历代医家对缓脉看法，不尽相同，大多数医家是从形象方面解释缓脉，认为缓脉是一种从容和缓的正常人脉象，故徐灵胎曰：“缓为胃气”。但吴氏从气势方面理解缓脉，认为缓脉的焦点在于脉气不足。浮为阳主气，沉为阴主血，故浮而缓为卫气不足，沉而缓为营血不足。

按：浮脉主表，沉脉主里，医者皆知，此不再议。但沉脉亦有表证，如素体阳气不足而患外感者，因阳气虚弱，升举无力，虽邪在肌表，其脉亦沉。浮脉亦主里证，如久病阴阳离绝，阳不内守，虚阳浮越，或因失血过多，气无所附，浮越于外者，皆可出现浮脉，《三指禅》云：“里证而浮精血脱，药非无效病难瘳。”所以，临床见浮脉不能一概视为表证，见沉脉不能一概视为里证，当脉证合参，综合分析，方能万全。

按：治疗热性病用寒凉药，要用温服法；治疗寒性病，用温热药，要用冷服法。治疗温病用清凉药，宜用冷服；治疗虚寒清冷性疾病用温性药，宜用热服法。

病属大寒大热，治用大热大寒，病与药矛盾冲突，常会出现“格拒”不受的反应，故服药用热药冷服或寒药热服以缓冲之。遇病情寒热不甚者，则不必采用此法。

按：“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为临床治疗内伤寒热的两大法则。一是补水以制火，治阴虚阳亢：一是补阳以去寒，治疗阳虚阴盛。因此，治心虚生寒不必用热药；治肾阴虚生热证不必用凉药。但强心复脉则寒证即去；补水滋阴，则热证亦消。这是治病求本的方法。不能见热治热，率投凉寒，见寒治寒，妄用温热。

按：《内经》指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从摄生角度提出，春夏宜保养阳气，勿使阳气过于发泄；而秋冬注意保养阴精，作来年奉生助长之用。缪氏从临床用药提出春夏养阴，气候温热，因阳气发泄，最宜伤阴精，用药要补养其阴液；秋冬严寒，易伤阳气，故用药宜温养阳气。两者一从生理而言，一从病理而言，不可混淆。

按：病有标本，治有逆从。不应见证治证，要从证知病。若见一证即治一证，不知本之所在，即舍本逐末，愈治病愈增，犯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错误。

按：胆大则用药知其证，心小则惟恐有失，胆大正是为心小而行，是在周密完善基础上的胆大。心小和胆大合而成圆。圆即完满无缺。故三者合而成方。可知四者为辨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堪为医家之妙箴，治病之准则。

按：风寒袭表，当用汗法发散之，汗法即能逐邪而安正，汗法失误，不惟不能祛邪，反而转成逆证。如阳衰者汗之则亡其阳，阴亏者汗之易亡其阴。

按：出汗有自汗、盗汗，治得其因，则汗自止，如治不中法，则加重病情。如：自汗有阳虚、阴虚之别。阳虚用牡蛎散，阴虚用当归六黄汤。邪热在里则汗出，清其邪热则汗自止。盗汗皆由里虚，补其虚，热自平、汗自止。

按：救逆之法，若用汗法散邪而愈者，必是误补成疾。发汗可以通经和表，推陈致新，改善气血的运行。用补法而病愈者，病本不虚，因误汗而致虚。救误之法当补虚以止汗，汗止则虚可疗。

按：下法为攻逐里实结热，是为攻病而设，只要具备攻下的条件，符合下药的指证，则可放胆使用，攻邪正是为了安正，邪不去则正气不复，所以下药的使用不一定拘于用剂次数的多少，温病伤寒，有里结甚者，或湿热互结而肠滞者，有屡进攻下而得愈者，全在临诊时，医生的胆识了。

按：病在胸中，壅遏上焦清阳之气，病位在上，因其高而越之，而吐法以除在上之邪。胸中有实邪结滞，用攻下法而不散，用解郁法不能达，必用酸味苦味之药涌吐之，酸苦涌泄可泻其实。

按：邪盛里实，当攻其邪，若正气甚虚，不得用快药攻邪，要注意保护正气，免邪未攻除，而正气已败。但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机。先治其虚，养正气可以敌邪气，如此立于不败之地。正虚当补，但补正要注意两调阴阳，气血兼顾，如属虚寒证，温之又易化燥者，可先温其下，温其下元可以化气生津，助命火可以阳中求阴，这是用温法的妙义。

按：单纯的脾弱而肾气未虚时，当以补脾为重，复其化源，则气血两旺。若单纯的肾虚而脾未衰弱者，当以补肾为先，固其根本，则无后患。

按：补气可以助火，补火可以生气。此火为生生之火，或称命门真火。惟命火可以为生气之源。火之亢则为邪火、壮火，壮火食气，故清其邪火可以保护元气，因而清过亢之火，即是益气之道。二者有寒热之别，治有清温之殊，但都收到保护元气的作用。

按：药补不如食补，病不得食，药亦枉投。因此，治病先调胃，补虚当用食。而食补不如精补，饮食疗法，固然重要，但若不注意惜精，精气不旺，则根本受伐，岂是食补所胜任。精补之义在于补精、惜精；而精补又赖神补，若不养神益智，神用过度，精也无以固密。

按：汗而勿伤阳气，损阴液，泻下勿损胃气，温里不要过于刚燥，寒凉清热不要阴凝，消导食滞勿犯攻伐，补益正气不要腻滞清阳，和解表里，和气，和血，或和解内外，要有针对性，不要失于浮泛。吐法要速不宜缓，缓则不能救急，又易损伤正气。

指出临床在运用八法时，不仅要严格按照八纲辨证而确立治法，尤其要注意掌握分寸，这就是上面所列举的八条用药准，遵守这些准则，才能做到有法有度，中病即止，扶正去邪，不失机宜。

按：攻、补之法，要因病而取，因证立方，忌大补大破，急骤用事，补之过急则气机窒塞，攻之过猛又戕害正气。要从稳妥中求治法，辨时机而用药，当缓则缓，当急则急。

按：凡攻积逐瘀之药，可以用毒性峻烈之品，但不宜用快药下之，快则药过病所，不能负克病，徒伤胃气。泛则药不中的，枉自损伤。

按：温散寒邪可治表里之寒，温通行气可治气血之阴凝，温补阳气用治脏气之虚冷，药之香窜者，能耗气燥血，气虚血燥皆不宜，味之辛热者，能通经动血，有出血倾血应作禁忌。

按：补阴补阳有其道，非是见虚补虚，要在“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补阳以生阴，使阴阳互滋互济。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分，以寒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

按：滋养阴液，不用苦寒，一防苦能化燥，二防久用败胃；补阳气，须注意不可增气助火，气增久必生热化火；祛风剂不要过用温燥，防伤气阴，暑邪伤气，热未结滞不当用下法，以损伤中气，因暑热之邪已伤气阴，故只宜清不宜下，泻泄勿加消导，防止消伐脾胃清阳。药物有利有弊，要扬长避短，不可因实致虚，伤人元气。

按：临证用药遣方，要注意体质差异，年龄之不同，少壮之人新病乍病多实多热，多用泻法逐邪，但不可轻投攻破。对年老久病者，当以补正为主，但亦不要因补而助邪。

按：所谓治未病，即救治于疾病发作之先，不追于既病之后，犹备土以防水，备水以防火，当见微而知著，发现苗头，即及时除治，以防肝病传脾，肺病及肝。

按：肝为风木之脏，以风用事，肝太过则风木生火，故治肝必散火。肝性疏泄，欲散而不欲郁，遂其性即是助其气，肝为刚脏，非阴柔不能制其强暴。故肝之体宜滋润，切忌辛热助火。所谓泻肝，是泻肝之火，肝病火用泻法。养肝者，补肝之血，柔肝之体，即使肝性条达，条达疏畅为肝之所悦。

按：肝郁既可犯脾，又可犯胃，犯胃则胃不和，胃不和则夜不寐。犯脾则脾气不运，湿浊困脾，䐜胀难下。

按：王氏谓：“凡脏邪惟虚则受之，而实则不受，惟实者能传，而虚则不能传。”对仲景肝病传脾和《内经》“损其肝者缓其中”作了说明，一为肝气之有余，一为肝气之不足，两者一虚一实，是治肝的两个法门。肝气盛则必来犯土，故当先实脾以御肝邪之克，而肝血不足，当防肺金来犯，故缓中补虚以防止金盛，以解肺金之克木。这两法在用药上有很大差别，宜细审其理。

按：肾为先天之本，元阴元阳之宅。肾之阳称为真阳，得温则化，得寒则怯。温补元气用人参、鹿茸、蛤蚧、胡桃肉等。肝为藏血之脏，体阴而用阳，内藏相火，相火易妄动，清肝即可制相火。临床用药，则肝肾同治，益肾填精，以固纳肾气加咸味入肾药为响导，兼用重坠之品以镇肝之逆，介类潜阳之品以训其性，更用酸味入肝之品以收敛之，辅以滋阴除热甘凉甘寒药。

按：胆虚则神怯。胆主决断，为中正之官，胆虚则决断失常，惊怯内生。即造成神识迷乱，精神不安。由于惊恐则气乱，气逆乱，则痰热生，痰热上蒙清窍，故神志不安，惊悸不安，神识不清。当光顺其气，清其痰，降其逆，化其浊，使清窍空灵，神识即能安定。

按：肝、胆、心包、三焦四脏同主少阳相火，少则为人体生生之火，壮则变为邪火，是四脏之治，要从火字求之。脾、肺、大肠、胃，四脏湿病为多，脾湿盛则肺多痰，肺气不宣则气机不畅；胃中湿阻，则通降失和，胃滞肠亦滞，致生喘咳、痰鸣、腹满、呕涌、水肿、泻利或大便不畅。故四脏又宜从湿字求治法，且湿气胜固病湿，湿不足而燥生，又当滋润，也不外一个湿字。故能将火、湿二字的治法用活，则人身多数疾病的治疗，即握权在手了。

按：脾有生肺之能，故培土可以生金；肺无助脾之力，故补脾尤重于保肺。补脾之要，须注重温养阳气。若水火失调，火虚不能济火，只求清心泻火难能取效，要知壮水以济火，补肾以养心。故沟通水火，交济心肾，为根本治法，不必汲汲于清心一法。

按：积虚为久虚不复，气血必弱，久虚必生寒，寒因正气衰弱。久虚者脾必馁，脾家虚寒，不能化生气血。补脾必先温肾，脾赖命火以温暖，补命火以生脾土，助元阳以扶脾弱。

按：胃气之有余，谓胃中燥热，而善食善饥，非指胃气和调时之有余。肾中阴精不足，是内燥的根源，也是内火的始处。水亏则无以上济心火，心火独盛，移火于胃，胃中燥热由生。谓胃气之有余，本源于肾水之不足。指内伤脏腑的失调，当从脏腑中调整，补虚即是泻实，不宜见实攻实，以伤脏阴，损脏阳。

按：肾中之水赖肾阳以温化，肾中真阳不足，则邪水泛滥，泛则为肿为喘生湿生痰。治疗用温阳化气法，补火以制水，肾中温暖则水邪通泄于溲便，水得温化即不上泛。

按：理血不可见出血即用凉药抑遏。要找出失血的原因，循因施治。不要执于血证宜凉之说，治疗才不致含乎。也不要见咳嗽就急于理肺，因五脏六腑之病，皆能令人咳。尤其是虚劳久嗽，要注意脾肾二脏，治脾治肾，培土生金，滋水以制水，则不理肺而嗽自止。

按：肾家久亏，肾阳衰惫不肯复，执补肾一法难效。因病久已归奇经，当从奇经入手。督脉统属诸阳，补督可以益髓生精，精足才能化气，补督用血肉有情，如鹿茸、鹿角胶、猪羊脊髓等。

按：瘀血久留，必致入络。络脉之瘀较深，难以祛除。故伤络动络则血逆而溢。治腑之络，宜治胃，胃为十二经脉之源，而冲脉上系阳明，治脏之络宜治脾，脾统血，主在里在脏之病。因腑主阳络，脏主阴络。

按：甘温补养，化生气血，温养阳气，尤善通经。辛香走窜，善于达络而逐络脉之瘀，因直行为经，横走者为络，因而用药有别。

按：肾为胃关，司二便，肾关不开，则二便不通，水液、糟粕不得排泄，浊气上逆，胃气失于通降，胃中结气成实。故调胃必先通关。

按：补脏阴为治本之道，治本宜缓，不宜急授，欲速则不达。清郁热可以保津，热不清则阴不复，先清其热，才能固其阴，所以临床有清热保津法，祛邪所以安正。热病尤当重用此法。

按：此因失治而救逆之法。救逆法贵在卓识，救之及时，切忌优柔寡断，迟疑不决，则坐失良机。前者为肾虚不治其水，救以温肾化膀胱而治水。后者为内伤寒热误用表散，救以温里回阳。

按：治外感如大将用兵，兵贵神速，要执圆活泼，去邪务尽，善后务细，不留后患。因早愈一日，人则少受一日之害。治内伤如良相治国，从容不迫，默运神机，虽不显露功绩，但病人已受益于绵绵之中。

治上焦之疾，药非轻灵不能上达。治中焦之患要安定守中，不浮不沉，从平淡中求卓效。治下焦之病，非沉降重坠不能达之病所。这些都是临证用药的诀窍。

按：以上理论粗读似与经旨不合，故谓之穿凿，深思则句句征之于实践，尤胜经义。如心胆气虚证最为常见，用温胆汤治之恒效。胆病癫狂神迷乱，镇心要安神为良。肝病每见大肠便秘，通便逐秽可保肝。口糜淋痛小肠火，脾热泻黄（散）神良。癃闭必兼宣肺，痰喘水肿利便。三焦为原气别使，自与肾治同兼。

上列五脏五腑通治法，较之脏腑表里合治法，更具实用价值。是临床家之格言。

按：人之阳气不绝，即不致于死。阳来则生，阳去则死，故用药当以扶阳为主。如上焦阳虚则阳气不能和表卫外，也不能下行化气行津行血；中焦阳虚，则气陷于下；下焦阳虚，则不能纳气归肾。阳虚则寒生，寒性主冬主灭，必致生机断绝。

按：诛伐无过，指攻击无病的脏气，如病在表而攻其里，病在里而攻其表，这是原则错误。

按：寒热加于阴虚之体，则阴益虚，阳亦弱，此时补阴则抑阳，助阳又伤阴，故为难治之疾。此时只宜两和阴阳，治以平调。久病寒热，非是外感，为阴阳交争，阳争于阴则发热，阴争于阳则恶寒，为阴阳两虚不相协调。而解郁一法，调气血而理阴阳，最为妥善。

治病勿忘维护正气，不论邪之在表在里，在脏在腑，惟至虚之处，方是容邪之所，故攻邪要谨慎，正气须保护。若不视正气之存亡，一味攻邪，邪未必能去，正气已亡，是谓舍本逐末，非是治病之道，实是杀生之术。

按：医生治病，是用药物调节机体的阴阳平衡，泻其亢盛的机能，培其衰退的气血，使不偏不亢，不衰不胜，只要抓住本质，施以治疗，则任何复杂纷乱的病证，也不难治愈。若不问疾病的顺逆盈虚，死守成法，固执板方。察一时而不知变化之妙，守一症而不知整体之强弱，难免犯实实虚虚之戒，而遗人祸秧。

按：此条系指内真寒而外假热，内真热而外假寒两种复杂情况下用药的法度。阴极似阳，阳极似阴，邪正相争到最尖锐的时刻，往往出现假象，要善于识别，施以正确治疗。若阴症投以苦寒，阳症投以热温，则祸不旋踵。

按：病因服凉药而脉反加数，则知其属阳陷入阴，若为阳热症，服药后当脉不加数而症减。今病既加重，当转用升补，使虚者不陷，阴阳得以平调。若再施寒凉，亡其既衰的阳气，岂有生机。

按：九窍不和，本源于胃肠气滞，浊邪上干清窍或滞塞下窍。通其腑气，则诸窍聪利。上下交病必由中焦不畅，升降受阻。甘温补养，病久元气大伤者为必用之剂。故建中汤是补中阳的祖方。复脉汤（炙甘草汤）为滋阴和阳的圣剂。病在下而盛于上者，先治其下，后治其上；病始于上而盛于下者，先治其上而后治其下，若病上下俱盛，治疗当从中焦入手，使中气运转，可收畅中央以运四旁之效。

按：阴阳俱不足，当平补气血，调治阴阳。但补气尤在补血之先，当于补气中求补血之治。气得补，则血能源源而生。不当于血中求气，无气之血，补之无益，愈补愈滞，反足害气。故当归补血汤重用黄芪补气，少佐当归以益血。这是补益气血的法门，气有生血之妙，血无生气之理，故为定例。

按：指出治病当先明标本，以邪正而言，病邪为标，正气为本，以表里而言，表为标，里为本；以脏腑而言，五脏为本，六腑为标，以新久而言，新病为标，宿病为本。

按：内为外之本，外为内之标，外实为标，故攻其实不致伤本，而中气衰败为本伤，故治犹如育苗，欲苗之壮必灌其根，若断其根必枯其叶。实以虚为本，攻实无难，攻虚必死，故虚证不可用攻，而实证非攻不克。

按：君火，指心火。《素问·灵兰秘典》：“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也。”中医统指心为君，言其在人体之重要，如一国之君。

相火，常指肝肾之火，范围较广，凡胆火、包络火、三焦火都称为相火。为与君火有别，故谓相火。

心之火多实，故用正治法，即苦寒泻心法，相火多由阴虚，用滋阴降火法。浮火由元气之虚，元阳浮越而成，治用揖敛、滋潜，使火归其宅。

气有余便是火，故破气可泻有余之火。水不足则火旺，火旺由于真阴虚，故滋阴即能降火，水足火自熄。

按：内伤之火，虽似外感，亦见头痛发热，无汗，但不可误用发散药剂。用之有亡阴之虑。此火亦不可用苦寒（霜雪之剂）药以抑压之，强抑之则灭，火灭则生气竭绝而死。因为内伤之火为无根之火，由水亏火浮，只能壮水以制火，滋阴以涵阳，若不滋其有根之水，即不能收其浮游离根之火。

按：阳火为实火，清之散之即去，阴火为虚火，为无根之火，治用甘温除热法，清之不去，反而加重，只能引归其源。

按：水之不升，责之于膀胱之冷，膀胱赖肾阳以温化，温肾阳，化膀胱之气，水即蒸腾上潮；火不降，责之心火不能下温，用养血安神、补心气助心火，心阴得壮，即下趋肾中，虚火随之而降。水与火本互为其根，水本于阳，火本于阴，火不降由于阴之弱，水不升，由于阳不温。治心、治肾、治火、治水，内寓阴阳升降之理。

按：心火和肾水交通互济的枢纽在胃。若胃有痰湿，则交通之路阻塞，心肾亦不能交泰。而痰火常借肝火之鼓动为患。要交通上下，当先通胃腑，要先化其痰湿。开其上下升降之路。

按：先天下之水火，生于命门。命门之水，即肾中之元精，命门之火，即肾中元阳。水火同宅。故治元阴之不足，要从阳中求阴，火中求水；治元阳之不足，要从阴中求阳，水中求火。

按：“病去则虚者亦生，病留则实者亦死。”这是十分中肯的总结。因正气的虚实固然重要，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机，这是指邪已去尽而言。若邪未尽去，就侈谈护正，以致留邪为患，犹如养虎求生，闭门留寇，终必受害。

按：发表指用辛温发表，即用汗法由体表透邪。若非用汗法散在表之邪，则必须忌用辛温药；同样，若非用攻下法以驱在里之邪，则必须忌用苦寒药，若不辨清病之在表在里，违背上述原则，表病用苦寒攻下；里实用辛温助阳，其害不可尽数。

按：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诊治疾病的重要理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十五络脉，皮、肉、筋、骨、脉，互相沟通，输送气血，散布营养，抗御病邪，保证了人体的健康，使人体成为完整的统一体。体内脏腑气血的盛衰，可反应于体表的经络系统，而外邪的入侵又可经由经络系统深入内脏，在治疗时，也是依赖经络脏腑间的调节功能。因之不明脏腑经络，则不可言医，离开脏腑经络去治病，必犯医疗错误。

按：病在营反泄卫，则营邪不解反伤卫阳。病在卫却清营，则卫邪未透反陷于营，辨证不清，用药无法，或轻病用重剂，或重病用轻剂，非但不能治病，反而增加病人痛苦，加速死亡，医生之罪责难逃。

按：治病用药要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四时气候变化的特点，春夏阳气外泄，易伤阴液，用药要注意滋阴潜阳；秋冬阳气潜藏，易伤阳气，用药宜扶阳抑阴，总之要按照四季生、长、化、收、藏的次序，顺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如违反这一规律，则逆其生气，害其根本。

按：告戒临诊医生，要细察精详，要学有所成，以无师承之术，一知半解，蒙惑病人，是最不道德的。

按：以腑与脏分表里，腑为表，脏为里。腑病浅而脏病深，故用药时要加区分。腑病脏不病，当用治腑之药，不能用脏药，免致伤无病之脏，使邪气深陷内脏。脏病腑未病时，要治其病脏，不当治未病之腑。若犯之，则谓诛伐无过。如：腑病而连及于脏，用药治腑，还须固脏，脏病入腑，又当先理腑。

按：勿以内伤之寒热作外感治疗。内伤寒热，汗出而热不解，外感寒热，汗出则愈。内伤寒热间作而不齐，外感寒热齐作而不止，若误将内伤作外感治疗，则发散攻表而泄营伤卫，里气益虚而表疏不固，虽不卒死，必因犯虚虚之戒而转劳弱之症。

按：若治病不先了解病人所在地区的气候，特点，自然环境，及风土民情，不加区分，一概而论，必然投药不中病症，这是医生的过失。

按：医不三世，其义有二。一指三世相承，学有渊源，医疗经验丰富，医术高明，可以信赖。二指“三世医学”，即《黄帝针经》，《神农本草》和《素女脉诀》，若不熟读此三世医学，则不得称之为良医。

按：瞑眩，指服药后出现的愦闷难耐的反应。厥疾，喻为陈久性，顽固性疾患。瘳（音抽），治好，痊愈之意。对于那些久治不愈的顽疾，服药后如不出现愦闷，烦躁不安等剧烈反应，就难以治愈。瞑眩现象是药物攻病，正气抗邪的正常反应，有此反应，才会有最佳疗效。因此，见到这种情况，不必慌乱，应静待反应消失，用扶正固本药物以作善后调理。

按：用药治病，病见于外，可以内治，病在上部，可治其下。注意辨明腑脏的寒、热、虚、实，以决定治疗大法，处方用药。或虚则补其母，或实则泻其子，要照顾到患者的年龄和体质差别，据所患疾病深浅，最后制定方药剂量。

按：用药宜单省为佳，其药力纯正，收效较快，二味次之，多味药组方为下，嫌其庞杂药力不专，气不纯正，四气五味互相制约，疗效受到影响。药有四气五味，五味之中，酸入肝而通于骨，甘入脾而能解毒，苦人心能除热，咸归肾而润下，辛入肺能发散。

按：汤药速而丸药缓，汤药水煎而成，容易吸收，发散较快，新病、外感病、急性病当用汤剂。丸药溶解，吸收较慢，发散较迟，故慢性病、久病体虚邪减者、宜用丸药，其药力也较和缓。

按：用药治病犹如国家养兵除暴，不得已而后用，是药物之不可滥用。药物虽能治病，也能伤正。病既成患，小病可以伤精耗气，大病足以损伤性命。隐患不除，必有灾殃，故有病即当服药，治病宜早不宜迟。

按：药物的剂型不同，治疗效用也异。一般是，急性病，外感病，多用汤剂。散剂见效亦较速，发散较快，药效较暂；慢性病，脏腑深部之病，多用丸剂。

按：证有表、里、虚、实、寒、热之分，病源有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逸之异，气候有寒暑温凉，体质有阴、阳、老、弱、少、壮、勇、怯之不同，治病要善于分析，区别于疑似之间，辨明于隐微之处，以决定施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如此则百治而无失。

按：服药要得法，才能去病。凡上部疾病，宜先进食后服药，使药力偏走上部；下部疾病，宜先服药后进食，使药力直达下焦。四肢四脉疾患，宜早晨空腹吃下，使药力发散于外，而骨髓深处疾患，宜晚间饱食后服下，使药物久停体内，直达骨髓深处。若用药不得其法，方对证，常不能收效，应遵循古训为是。

按：寒药热饮，容易发散，热药寒饮，以防格拒不受，无偏寒偏热的中和药物，可用温服。一般药物多用温服法，温服较易发散，胃易纳受，若偏冷偏凉，胃不纳受，会引起呕吐，服药后易吐者，可佐以生姜。

按：病有千差万别，证有虚、实、寒、热，地有东西南北，人有男女长少，四时有寒温不同，气候有燥湿之别。即使患同种疾病，也有内外病因，病证之不同，治疗方法，岂能不变。当处处合于病情，针对病机，倘若失去机宜，稍有差错，其祸应手而起。

按：《经》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在未病时，从摄生须要出发，申明春夏阳气易泄，摄养阳气为要，秋冬阳气潜藏，宜摄养阴精，以作来年奉生助长之本。缪氏此论，从病理出发，阐明治疗大纲，两者不可混淆。

按：标病邪盛，多外感，新患轻浅，攻邪宜速宜峻，宜用生药，药力专胜。本病正虚，多内伤，久患深重，用药宜修炼炮制，或用复方多味药调制成方，增加治疗范围。

按：一般说药物的生用或熟用，有补泻之不同。生药性走而不守，偏泻，易耗伤正气，善攻邪而不善补养；熟用药性醇厚而和缓，守而不走，善补养而不善攻邪。故药物用生或用熟，要因证而设，不可不考究而随便应用。

按：病情虽然很复杂，但病源病因一致，由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矛盾所派生，立方只要抓住主要矛盾，针对主病、主证，其它病证也会迎刃而解。病虽单纯，但中夹合并证，处方要有变通。药随病变，兼顾合并证，如燥病用滋润，但要注意夹痰加瘀；湿病用风燥，也须注意湿郁化燥，伤阴。

按：“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谓一切难症，都可以经过医生的努力，想方设法攻克的，所谓不治之症，是医生推卸之言。药物亦不难寻找代用品，只是满足于已得之见，不去用心探求罢了。

按：有病用药，借药力以攻病；无病服药，药即伤正。凡药皆有毒，岂可长用久服，药性有偏，偏即有胜。《经》曰：“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明训久用致夭，药之害，熟谓可疏乎！

按：攻伐，指有杀伤作用的药物，以汗、吐、下剂为代表。苶（nié聂）然，疲倦貌。

指出爱用攻伐药剂的医生，常致病邪未除而元气已大伤；爱用补养药者，亦多滞塞气机遗患病家。因此，用药要适宜，处方要不断调整，若死守成法，偏攻偏补，不知变通，虽用人参反足害命，懂得变化，善于用药者，虽乌头也可活命。

按：处方用药时，要随疾病的变化、见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要通常达变，使君臣佐使处方配伍，完全合于病情。

按：轻病用药宜轻，病重用药宜重，用药虽轻，但也不可离题太远，隔靴搔痒，轻描淡写而不着边际。这样反而激发邪势，失去治疗时机。重病用重剂，但也不可矫枉过正，使药过病所，诛伐无过。其中微妙，在于医生临诊之权衡。

按：用药除病，意在攻邪，如病体虚弱，不任攻伐，正气必然受损，胃即首当其冲，胃已伤，化源衰少，病必缠难愈。

按：《经》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阳为气，阴为味，故助阳取气，气尤重辛，辛能发散，能通阳。助阴取味，味尤重酸甘，酸能生津敛阴，甘酸化阴尤著。佐以活血者，阳虚血必凝，非活血不能拨其机，阴虚血必滞，非活血不能散其瘀。

按：用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以治表里上下之病，如补上治上取以轻浮；补下治下取以沉降。药性和病位相同即为顺治。寒热温凉四类药物用治病之寒热虚实，则当逆其性而用之，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以补治虚，以泻治实。时珍之言是对临床用药的高度概括。

按：药性凡能升者，有表散之功；凡能降者，有下达沉降通下之功。故升者，可由下而上；降者，由上而下。病宜升者，勿用降；病宜降者，勿用升。升降用反，害不胜言。

按：药之四气五味有动静之分，辛甘发散，酸苦涌泄，淡味渗泄，皆主动，动则走而不守。甘味守中，酸味收敛，苦味坚阴，皆主静，静则守而不走。善走者，可通可行，可里可表；善守者可补可和，可温可涩。

按：药性有刚有柔，以气味为别。性柔者气味纯和性缓，刚者气味躁烈而性急。柔者可补可和，躁者可劫可攻，欲攻邪须用刚，欲补养须用柔，病急暴者非刚剂不克，病缠绵者非柔不解。

按：正虚邪恋，经表散而邪伏不去者，可用温中散邪，补正祛邪法，增强抵抗力，鼓舞卫阳逐邪外出。如阳虚外感用再造散，气虚外感用补中益气汤。

按：凡发散剂，宜排除寒凉和酸敛药；凡攻下、降逆、豁痰药，当忌用升散之品；防其牵制药效。阳旺之体，忌用温燥之品，免助火劫阴，阳衰者，勿用沉寒之品，免其伤阳助阴。配伍之法，非用心精详，难能面面俱到。

按：诸动包括阳气妄动，相火旺动，汗、吐、下不止，心悸不安等一切躁动不止的病证，当以静制动，若再促其动，则有亡阴、亡阳之虞，使正气涣散不收。诸静者，为纯阴无阳，如气血停滞，水液潴留，痰饮凝聚，瘀血固结，当和之化之，转静为动，使阳来则生，若再以静治静，则生机灭绝。

按：甘味壅中，勿用于中满的病人；苦味败胃损阳，勿用治真寒假热证；阴虚阳亢者勿用辛温，免耗津化燥，助阳生热。咸能伤血，耗血，凡失血证，血虚者勿投咸味。酸为肝之味能助木以克脾土，故凡脾虚腹胀者少用。凡五味皆能益人，也能害人，用之得当可补脏腑之虚，用之失当，伤气动血，亦致伤人脏腑。

按：药物之五味，各有偏走。苦味直行可泄，苦能下达而有降泻之能；辛味横行可散，有发散通经之能；酸味束而收敛，有敛阴止涩之能；咸味有润下软坚之能，惟有甘味作用最广，可随配伍赋于多种效用。

按：苦味药能泻火清肠而治实满，辛味药能升能开而宣散湿浊，而治湿郁之满。二者一苦一辛，一实一湿，所治满病，病因用药皆不同，但苦辛亦能合用成为辛开苦降之剂，用治湿热蕴结，或心下痞满。

按：反佐之义有二：一是取药物之相互协调，一是取作响导之用。药物的升降开合相互协调，可使药物的性能控制在最佳范围之内，因此开必少佐以合，合必少佐以开，升必少佐以降，降必少佐以升，散必少佐以敛，等等，配伍的妙趣无穷。

按：“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故凡取其味者必用甘酸，甘酸化阴，长于补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取其气者重用辛苦，辛苦温阳化气，善于补阳。疗内伤宜守中有走，以守为主，以走为助。治外感宜重用走，走而不守，以疏散外邪，不得用守，而致留邪为患。

按：重苦之药，久用化燥，易致伤阴耗液，只宜于湿胜之体，不宜施于阴虚之人；辛辣之物，多能化热助火，只宜于阳虚阴盛之证。热能温通，燥能胜湿，要控制用药剂量，注意药后反应，防止偏胜为害。

按：服重汤取利，开补剂之先导，以逐尽其瘀浊陈腐，凝疾积垢，粪便宿食等，先空乏其身，唯恐留邪误补成顽疾，则补药之力可收捷效，凡用峻补，大补气血之剂当以此为法。

按：凡药兼具气味，有气同而味异，也有味同而气异。故取气治病时要审其味，取味治病时要审其气，免用其味时伤其气，因其气时犯其味，在组方选药时要注意鉴别。

按：医生治病，不畏病重，病虽重但病证合一，真象外露，易于辨审，治疗亦易。所畏者误治药伤。病久杂药乱设，病情多变，假象丛生，辨识颇难。病气既乱，攻补难施。

按：食积或滞久而伤气者，补益中气兼以消导之品，伤食而致胃气壅滞者，推陈致新加入和中化食。上皆脾胃兼治，攻补兼治之法。

按：治疗内伤较为复杂，如内伤兼外感，尤多变证。伤于饮食，中阳不伸，也致恶寒，颇似外感，消食导滞。理气宽中，恶寒自解。因宿食消，中气畅，卫阳通，即里通外达。伤于精血常会发热，养阴中兼以潜阳，热即平息。

按：阴分有虚，同当养阴，但养阴切忌滋腻，免滞塞气机，郁遏生阳。阳气有虚，当用补气，补气切忌渗湿，免伤津化燥，消减补气之药力。因渗利可致泄气。

按：在病证夹杂，虚实互见的时候，攻实虑其虚，当先补其虚，后攻其实；久虚气血两亏，欲补其虚，又虑其燥，当先温其下焦，内燥皆因于肾，温肾化气，阴津上潮，肾中阴阳得补，则五脏六腑之虚易复。

按：此言物性虽殊，有性升浮者，也有性沉降者，但经配伍，可以改变药物的性能与趋向性，用药引使之，可使升者变为降，如辛热药治下寒，则佐以童便，寒凉药治上焦，引之以酒，可直上高巅。故升降在物，也在人为。

按：药之引使犹兵家之响导，虽有精兵良将，也不能歼敌致胜。药物有引经报使，可使直达病所，岂能等闲视之。

按：用药的剂量因人而导，因病而异。病重药也重，病轻药也减。身体肥胖而高大者，用药宜加量，用常量则不中病，身体瘦小而少食者，药量亦减，免药过病所或不胜药力，出现不良反应。

按：指出用药和用兵道理相近，善用兵者能出奇制胜，徒步赛过乘马；善用药者，能救死扶伤，用姜犹如用桂。能举一反三，则用药之巧不可胜言。

按：自古至今，外感病有多种名称，伤寒、中风、伤风等均是。感冒是后人对外感病初起阶段的概括，实际上既包括伤寒，又包括伤风。伤寒与中风有轻重浅深之别：伤寒邪重，且深入经络，故病情较重；伤风邪轻，只浅在皮毛，故病势亦轻。

前面提到的“中风”，因病情与伤风一致，且因半身不遂之证亦名中风，二者易于混淆，故后世很少以中风作感冒的另名，张氏此言亦未论及。

按：风（代表六淫）犯人体，易生感冒。感冒虽非大证，却常常是某些严重疾病的前驱，所以及时治疗，驱邪外出是很重要的，而正气充足，能够御邪于家门之外，制止邪气的再次来犯，则是更为重要的，这里体现了防重于治，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

风邪袭人，邪气实之证，实则易泄，治法颇多，常用之即效，即使邪气暂时不去，亦无妨，故不患无以驱之，亦不患风之不去。而无以御邪，邪气反复来犯者，正气之虚也，虚则难补，故而当患之、畏之。

当然，此言的价值并不限于感冒一证，对于其它六淫为患，或与风邪有关的疾病，如中风证，亦同具指导意义。

按：不醒，日久不愈也。

感冒日久不愈，邪气留恋，正气渐消，由伤致虚，由虚致损，则成虚劳之证。此言既说明了感冒迁延不愈的严重后果，又说明了虚劳的病因，为感冒预后之指导。

按：沮，湿也；偏沮，半身变湿；偏枯，半身不遂，如木之枯。

此段经文指出：半身汗出常是中风半身不遂的先兆。营卫之气运行周身，当卫疏营溢汗出之时，则周身有汗，无处不达。今半身汗出乃营卫虚弱，不能营运周身之征，若迁延失治，发展下去，必发半身不遂。临床所见证明，本证确为中风的重要先兆。故发现此证，即应提起患者的高度重视，并予以恰当的治疗，才可防患于未然。

按：平人，无病之人，此处是指饮食起居均正常的人。

饮食起居正常之人，见手指麻木，不时眩晕症状者，皆气血不能营运周身的表现。不达于四肢末端则指麻，不荣于精明之府则眩晕。而引起气不通达之因，又有因虚、因风、因火、因痰湿之别，临证又当细辨。

此证虽轻，但后果严重，若不及时治疗，可致突然昏仆半身不遂，故称之为中风先兆。此言有临床价值，为医者当牢记。

按：此言说明中风发病部位不同，症状表现各异，病位越深，病情越重：在经络则轻浅，只有肌肤不仁和身体的重着不灵；入脏腑则深重，可见神志不清、语言蹇涩、口角流涎等证。医圣张仲景在两千年前对中风病证的描述和认识，已很详近、真切，至今此言仍为诊断中风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

按：麻木是中风病最常见的症状。景岳在此说明麻木出现的机理：气虚不达故麻，血虚不濡故木。

此言反映了张景岳治病主虚的基本观点，但中风麻木有虚也有实，既有气血虚弱不荣四末者，也有实邪（如风、痰、火）阻滞经络而气血不得通畅者，故临证当活看，不可拘执此言。

按：半身不遂是从头至足，半边身体不能自主活动的疾病，口眼歪斜正是半身不遂在头面部的典型症状，故曰半身不遂必口眼歪斜。但也有因病势轻浅，仅仅波及颜面，未及全身者，口眼喎斜则可单独出现，楼氏此言甚合临床，反映出其诊病观察之细致，临床经验之丰富。

楼氏这一认识，与西医所讲口眼歪斜有中枢性与周围性的不同，前者多兼半身不遂，后者多单独为病，是基本一致的。

按：中风的预防是针对病因提出的：气血虚弱不足营运周身，半身失养而为中风者，则当调养气血，以充其用，气血不虚，则中风不生。饮食不节，积饮停湿，化生痰浊，阻滞经络，亦可致中风，故当调节饮食，以绝痰湿之源。七情过激可以化火而心火暴盛；房室过度，可斫肾精，致水不涵木，风火相煽，气血上奔而为中风。故戒七情、远帏幕，可绝风火之根。人若能以此养生，则中风无由作，故能预防。

按：七情不损，没有七情的损害；五劳，五种劳病，指肺劳、心劳、肝劳、脾劳、肾劳而言，常以五劳作为各种虚劳的代表。

绮氏此言说明七情的损害，是导致虚劳的重要因素，若没有七情的损害，就不会形成虚劳病，强烈的七情刺激和长期的精神折磨致病性尤强。

这段话和前面感冒中所录的“伤风不醒便是劳。”则是对虚劳致病因素中外感和内伤两大方面的概括。

按：伤于阳，阳受伤而虚；伤于阴同理。

病因不同，所伤异类，故有伤阳、伤阴之别，一般讲，思虑、劳倦、外感风寒易伤阳，色欲醉饱易伤阴。自然界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人身则上焦、头面为阳气之所居，下焦、肝肾为阴精之府库，故伤阳者先伤人体的上部，其病不愈，必然影响它处，渐渐下传，故曰必自上而下也。伤阴者，必先伤人下部，而渐上传。

阴虚，阳虚均为虚劳的常见类型，张氏从阴虚、阳虚的不同，来预测疾病发展趋势，利于医者“见肝实脾”之治，有临床参考价值。

按：欲知机体之强弱，一察其神，二观其形，三视其气血盛衰。形、神、气血的变化，与五脏六腑均有关，但又各有所主：上焦心肺为人神气所主，故心肺健则神气旺，心肺损则神气衰；下焦肝肾为人身阴精之所藏，故肝肾健则形体充，肝肾损则形体敝；中焦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强则气血充盛，反之不能生化，则气血亏虚。

可见，上、中、下三焦脏腑强健，协同活动，则体健无病，反之则会引起严重疾病。临床可据其神衰，形敝、气血不足等不同表现，以诊知疾病所及的主要脏腑，以指导治疗。

按：虚劳证可见于多种慢性疾病之中，久病造成人体气、血、阴、阳的虚损，而分为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四大类。无论那一类，发热均为最常见的症状。无论那一类，又均与瘀紧密相连：气虚则运行无力，血随之迟滞而成瘀；血虚则流缓，流缓则易停，血停则为瘀阴虚则血燥，血燥则易于干结；阳虚则血寒，血寒则易凝。可见气、血、阴、阳之虚均可致瘀，瘀久必然发热，故曰虚劳发热，未有不由瘀血者。

喻氏此言，揭示了“凡虚多瘀”这一病理变化，从而提示医者：诊治虚劳时，无论是气虚血虚，还是阴虚阳虚，即使病人瘀血表现并不明显，也不要忽略“瘀”的存在。

当然，纯虚无瘀的发热也并非绝不存在，临证当细心体察，又不可拘执喻氏之言。

按：阳化气、阴成形，真阴乃形质之祖，凡外在形质的损坏，必有内在真阴之耗伤。若外在形质损至“大肉尽脱”之刻，则为真阴耗竭之时，故“九脉虽调犹死”。凡损在形质者总曰阴虚，确为见道之言，临床遇形质损者，以养阴、填精为正治。

按：脉象从容和缓，往来均匀，谓之有神，有胃气之脉，乃正气充足的象征。

虚劳患者的脉象虽有多种变化，但缓和与否，则为判定病情转化的关键：渐缓则渐有生意，病趋和缓；失去和缓，变为弦甚、数甚者，病必重笃危殆。若进一步发展，正虚之弦细与病进之紧数同见时，则为必死之兆。这里突出“脉贵有神”在虚劳一证诊断预后中的重要价值。

按：理虚，治理、治疗虚劳证；三本，三个根本。治虚劳证的三个根本脏腑是肺、脾、肾三脏。肺为五脏之天，主制节并敷布水谷精微，以为雾露之概，故调理肺脏，才能使周身遍泽，利于虚损劳伤的向愈。脾为百骸之母，五脏六腑之海，水谷精微之化源。故调理脾胃，后天之本强健，则虚损可补。肾为一身之根，无肾则机体无以生成，故补先天之精，以固一身之根，则虚者可补，劳者可益。绮氏此言深得治虚之要领，为医者当牢记。

按：《难经》遵“损者益之”之则，论述了五脏虚损的治疗：肺主气，损肺即损气，故当益气；心主血脉，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心损则营卫失和，故当调营卫；脾主运化，故调饮食、适寒温，为补脾之法；肾主藏精，故益精为补肾之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以肝补之”，故甘可补肝，其损可安。

从上述可见，十四难说明，调补五脏之所主，即是调补五脏的总原则。

按：气虚者，当补肺，肺居上焦，故曰补其上，人参、黄芪之类，即是补气之圣药。精虚者，当补肾，肾位在下焦，故曰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乃益精之上品。阳虚则寒，故补阳当兼暖、桂枝、附子、干姜之类，为温阳良药。阴虚则热，故补宜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为滋阴佳品。张氏此论甚精，堪为虚劳治疗之指导。

按：此言说明阳气衰微之时，益气为上的原则。阳衰之证，温阳固属正治，但在阳气衰微，将脱未脱之际，容不得治疗上的点滴错误，甚至药物性质的厚薄多寡，用之不当，也会引起严重后果。而温阳之品多辛温大热，辛则走窜，热则燥烈，几微之阳气不起大热壮阳之品的激荡，若骤投之，反会引起机体的剧烈反应，加速阳脱致死，故曰助火有相激之危。

温养和煦的补气药物，能渐续其气，可使欲断未断的一丝清纯之气，缓缓得补，渐渐增强，挽危亡于冲和之中，故曰益气妙于补火。此实为经验之谈，堪称抢救阳衰的用药指南。

按：张氏认为，虚证中，病情较简单的虚寒证，易于辨识，用温补法治疗，效果亦佳，故曰易治。不宜温补者，非阴虚即实夹杂之证。阴虚有热者，补之不易，必长期缓缓渐进，渐填其精、滋其阴，方可望痊。但因治疗时间长，易生其它兼证，故丹溪说，阴虚者难治。

虚实夹杂之证，常寒热证同见，阴虚阳虚并存，温阳则碍阴，滋阴则伤阳，补虚则有助邪之危，泻实则有伤正之弊，难于为法，难于治疗。张氏此论切合临床实际，可为预后之参考。

按：虚劳乃五脏虚损之证，肾为五脏之根，故肾之盛衰强弱，关系着疾病的预后。肾为胃关，司二便之开合，今五脏本有虚损，却又见泄不止之证；则为肾气衰微，封藏不固之象。病者至此则危不可言；泄不止则气可随之而脱，血可随之而竭，阴可随之而尽，阳可随之而亡，神机化灭，故主死。

按：用阴虚来概括劳瘵的基本病机，是十分正确的。有其内则有其外，劳瘵的主要见证都反映了体内阴液的损伤：阴精不为肌肉则消瘦；津不上输则肺失其润故咳；阴虚火炎，灼伤血络故咳血；阴虚则阳不得入，故发热，营阴因虚而不能内守，故盗汗。可见劳瘵的主要见证均为典型的阴虚症状，故曰劳瘵主阴虚，这确为诊断劳瘵应持的基本观点。

按：许氏此言说明劳瘵乃肺虫为害。肺虫是指肺中之虫，它侵蚀肺体及呼吸系统，致使肺系（包括肺体）组织损伤，气血亏虚，阴血被耗，而为此证。

虫，是中医对多种病原生物（包括微生物）的总称，古代主要指肉眼可见者。许氏在没有显微镜的条件下，仅凭深厚的中医理论及临床实践的功底，通过对劳瘵的深入研究和仔细观察，即推断出其病原为虫，实在难能可贵，可谓创见。此说不仅在我国是先进的，在西医细菌学说提出前近千年即有此论，所以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居于领先地位的。

按：此乃劳瘵病的治疗总则。劳瘵一证是瘵虫乘虚侵入人体所致，不杀虫则邪不可灭，不补虚则真元难复。只扶不杀虫，则邪终不灭，只知杀虫不计扶正，则正不复而邪可复来，故当二则同施、兼顾，方为治本之良策。

按：骨蒸为发热的一种，是劳瘵病特有的一种症状，其热似由骨髓透发而出，又称蒸热，多由阴虚所致。骨蒸同时有汗者，乃内热蒸津外出，阴津未竭也，故病轻易治。若干热无汗，乃阴津耗竭，虽有热蒸却无以作汗，故病势重笃而难治。这种判断疾病预后的方法，可供临证之参考。

按：水臌乃膨胀的一种，臌胀又名单腹胀，以四肢消瘦，独腹胀大为特征，常腹上青筋露暴，面色黧黑，小便短少，是一种复杂、难治的疾病，与西医的所谓腹水相类，可见于肝硬化腹水。

酒乃水谷之醇厚者，其性慓悍燥烈。少饮则有活血逐寒之功，多进则有耗津灼胃之过。年少阳盛之体，若任性狂饮，纵酒无度，其害更甚：一方面，饮酒之时气血激荡，狂奔不止，酒过之后，气血运行艰涩无力，渐致血滞瘀成；另一方面，脾胃伤运化迟滞，气壅湿停，二者相加，必致臌胀。

张氏此论甚精，指出了臌胀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且与西医所讲酒精中毒所致臌胀腹水是一致的，由此可见祖国医学之精细处。

按：此言说明臌胀病机的复杂，涉及气、血、水诸方面。水裹、气结、血凝中的一个方面为病，已不易调治，更何况三者混杂，合而为患了。臌胀的重笃缠绵，使历代名医为之束手。喻氏对本病的基本认识，成为后世辨治本病的重要指导，为医者当熟记。

按：丹溪全面地阐述了以健脾为中心的臌胀治疗原则：脾虚运化迟滞，气壅水停为其基本病理变化，故以补脾为主，养肺金则可制木贼，使脾无贼邪之虑；滋肾水以制火，可免肺受火刑之患，肺得清化而制木得行，则有助脾之功。此言可供临床参考。

按：因厚味可积湿生热，有助肿胀之势的弊病；忧思妄想、音乐声色可助火伤脾、戕肾，故却厚味、断妄想、远音乐为臌胀病调养必须遵守之法则，以此养生则病安，反之则致病笃。

按：叶氏遵经旨指出：温通阳气应为治疗臌胀的必用大法。《灵枢·胀论》有“寒气逆上，真邪相攻”可致臌胀的论述。寒能逆上，乃因阳虚，故必通其阳，才可使寒不上逆，真邪无争，病势不再加重而渐趋好转。温阳一法，在臌胀、水肿之类疾病初起，阳虚寒盛明显者尤为重要。但臌胀毕竟是虚实夹杂，寒热互见，水、血、气胶结的复杂病证，绝非通阳之一法，所能奏效者。

按：臌胀，可因其内容物的不同，分水、气、血、虫臌等，水臌则是水气甚的一种，但其总的病机，仍不外水裹、气结、血瘀的合而为患，所以，只有气行血活，瘀结方有可散之机，水液运行才有通畅之望，故治水臌当以调理气血为法；利湿，水邪才有出路，故治必利湿；臌胀日久，气血水液久郁不通，必然生热伤阴，故养阴亦为不可缺少之治则之一。张氏此言可以为法，为医者当牢记。

按：酒客，长期嗜酒者。

禀性醇热之酒，若再加热，甚至煮沸，长期作用于人体，既可灼伤上焦咽喉食管，使之渐有腐熟之象而生气不存，又可因热伤津而局部渐变干涩；且酒性升腾，势必将下脘之气转升于中、上二脘，壅塞幽门。这样局部的腐熟、干涩加之幽门之壅塞不通，则成噎膈之证。

噎膈是以食不得入，或食入返出，膈塞不通为主要症状的疾病，因为无饮食的充养，人体渐渐衰弱，治不得法，多致死亡，是一种严重威协人类健康的疾病。此证与西医所说的食道癌相类。近年来防癌普查病因分析的结果也证明，在同样生活条件下，饮酒者食道癌的发病率有明显的增加，而且长期饮酒也是造成本病的第一位的原因。喻昌等通过临床的细致观察而得此结论，实在高明。

按：张氏此言较全面地总结了噎膈的病因。噎膈乃气逆津枯之证。忧思过度，积劳积郁则气结，气结则施化不行，噎塞不下。酒色过度则伤阴耗气，阴伤则阴津枯涸，不能上润，咽管干涩，舌咽不利，气伤则升降失常，当降反升，饮食反出而为是病。

按：噎膈乃是上下不通，因而饮食不入而闭绝之症。其发病与突然而强烈的精神创伤直接相关。《内经》这一论述，与今天对癌症发病病因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即本病的发生与暴忧——突然而强烈的精神创伤有关。《内经》早在两千年前已有此等认识，实属难能可贵。

按：反胃，食入返出；噎膈，食不得入。二者其实为同一病症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见证。

李氏此言说明，反胃、噎膈的主要病理变化是胃脘干槁，无津液之润滑，饮食不得顺利下行而被阻碍。这一看法是比较公认的，据此认识而运用滋阴养血润燥之法，确为治疗本病的常用大法之一。

按：噎膈的主要症状是饮食不得下咽，饮食不得下咽的主要病机是胃气不能息息下降，而胃气不降则又因有形之瘀血、顽痰和无形之逆气阻隔，胃气欲降而不能所致。

徐氏此言确实说到了疾病的本质，西医所讲的食道癌癌瘤组织，实际即中医所言瘀血、顽痰、气结之物。徐氏这一认识，亦为中医界所公认，故行瘀、化痰、降气散结亦为治疗噎膈的常用大法。

按：程氏此言指出，呕吐、噎膈虽均有食入反出之证，但形同而实异：呕吐多因饮食生冷不洁之物，积留胃脘，或肝木克土，脾失健运而湿浊停留，引起呕吐者湿浊也，故曰湿证。噎膈乃因胃脘干槁，或痰瘀阻膈，干涩不滑，食不得下咽，或虽勉强下咽，入即返出，胃脘食道非但无湿浊，且些须津液亦无，故曰燥证。呕吐与噎膈一湿一燥，不可混同施治，治疗呕吐常用的辛燥之剂——大、小半夏汤，必然禁用于噎膈证。

按：《内经》和陈氏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咳嗽既为肺脏之本病，又与其它脏器有关。《内经》则强调了致咳之因，并不限于肺之一脏，因肺朝百脉，与五脏六腑均紧密相连，故五脏六腑之病邪，可上注于肺而致咳，故咳嗽之治，勿汲汲于肺，而应从全身着眼。

陈氏之说则突出了咳嗽是肺脏的主证，五脏六腑固然皆可令人咳，但它脏之邪必及于肺而后才能发病，不及于肺则不会作咳，故曰咳嗽不止于肺，亦不离乎肺。这里反映了陈念祖对咳嗽研究之深，掌握了辨证论治的精髓，学于经旨，却高于经旨。

按：刘氏此言说明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均可致咳，致咳之因是很广泛的。咳嗽之作，皆邪气（或自外入，或自内生）袭肺所致。肺位最高，开窍于鼻，外合于皮毛，其性娇嫩，不耐邪侵，六淫之邪无论从口鼻而入还是从皮毛而入，肺脏均首当其冲，致使肺气失于肃降，痰液滋生而为咳。

按：张氏从发病缓急、病因病机等方面，对内伤、外感之咳作了鉴别：外感之嗽是外邪袭肺，肺气上逆所致，邪入即咳，没有片刻的延迟，故曰其来暴；内伤之咳，多由它脏传来，或由肺气的虚弱、肺阴之不足，它脏传肺必延续时日，本脏之虚损也非一日而成，故曰内伤之嗽其来徐。

虽然六脏之邪皆令人咳，但寒邪最为杀厉之气，且寒多兼燥，正与娇脏喜温、喜润之性相悖，故寒邪较其它外邪具有更大的致病性，可为六淫之邪之代表，故曰因于寒邪。内伤咳嗽之因更为复杂多样，但以劳瘵之咳最为人所重视，劳瘵多为阴虚，故概以阴虚言之。张氏此说可代表一般的发病规律，却不能绝对化，临证当活看，不可拘执。

按：阳气日行阳二十五度，夜行阴二十五度，夜间虽为阴盛之时，亦是阳入于阴之刻，阴亏者阳不得入，则反上浮，焦灼其肺，故其咳甚于夜间。午后阳气隆盛之时，阴亏发热之体，遇此时则阴虚益著，肌热更显，故肌热于午后。从其咳甚于夜，肌热于午后即可诊其病机，尤氏此言可为诊断阴虚之咳的依据。

按：表者，指外感咳嗽，致咳之因自表而入者；内者，指内伤咳嗽，致咳之因自内生者；静，指药物性质滋腻、静滞、收敛者；动，指药性之辛香燥热者。

李氏此言说明，致咳之因不同，药物的选择各异，不可混同。大体说来，自表而入者，病在阳，宜辛温以散邪，邪去则咳愈；自内生者病在阴，宜甘润以养金，则肺宁而咳愈。若治表反用静药，则邪气留连，变生它病，故忌用阴柔收敛之品；内伤反用“动”药，则虚火不宁，燥痒愈甚，故忌辛温燥热。

然而，治表虽宜动以散邪，若于形病俱虚者，又当补中气佐以和解，倘专于发散，恐肺气益弱，腠理益疏，邪乘虚入，病反增剧；治内者虽宜“静以养明”，若其人命门火衰，不能归元，则参芪桂附在所必用，否则气不化水，终无补于阴也。

李氏此言，乃概言咳嗽之治，在具体用药时又当细分：因于火者又当治以清，因于湿者又当治以利，因于痰者又当治以消，随证调之。

按：咳嗽的主要病变是肺气不降、痰浊阻塞，治咳亦以化痰降气为则。治痰是治咳的首要环节，只有痰清，气道方可通畅，肺气才有肃降之路，故曰治痰为先。

治痰方法很多，如化痰、涤痰、清痰、祛痰等，但要达到痰清咳止的目的，降气、顺气又为治痰的良策：气降痰自降，故曰下气为上。可见化痰、降气相辅相成，是治咳的主要手段，张氏此言抓住了治咳的关键。

按：咳嗽虽有痰多痰少之别，但必兼痰。痰与咳有因果先后之异，涉及脏腑有在肺在脾之别。咳为肺之主证，故咳重痰轻者，当责之肺，其治亦当在肺，咳止痰自清；脾主湿，俗称“生痰之源”，故因痰致咳者，痰为因咳为果，故当治脾为主，脾健则痰清，痰祛咳自止。

按：邪盛者，必先祛邪，咳频者，肺气为邪所闭，故必先宣肺清痰，使邪祛痰清其咳自止。收涩药可收敛正气免其耗散，必久咳不止邪气已衰，正气亦至虚者，方可用之。今邪盛咳频之时若误用之，必致贼邪留连不去，咳嗽缠绵难愈，故断不可用，为医者当戒之。

按：久咳而不已者，肺气之虚也，或肺虚不能驱邪，或肺虚上逆而咳，必肺气旺盛，咳嗽才可望止。肺虚固当补肺，然健脾以滋化源，培中土以生肺金，才是治本之法。此乃五行相生规律用于治疗的一个代表法则，且为临床证实确为行之有效之法。

按：鼻张，鼻翼煽动。

此条经文指出：喘息、鼻张等呼吸困难的表现，为肺病的重要见证。此言为后世认识喘证打下了理论基础。

按：哮与喘均为呼吸困难而急促的病态，常同时出现，故常统称哮喘，但喘主要指呼吸之短促，哮乃声音之鸣叫，故亦有别。喘可不兼哮，而哮则必兼喘。喘证虚实皆有，可见于多种疾病之中，如西医所说的肺炎、喘息性支气管炎、心脏性哮喘、肺气肿等。哮证多虚实夹杂，多指支气管哮喘而言。临证又不可不辨。

按：叶氏此言扼要提示了喘的虚实及所关脏腑：喘乃气机之病，肺乃气之本，肾为气之根，故喘息之证与此二脏相关。实喘者邪气壅实，气道不利，肺气不降所致，故曰“在肺为实”。虚喘者，肾虚不纳，气不归根，气短而不续，故曰在肾为虚。

然而，在肺者未必尽实，亦有肺气虚而作喘者，故虚喘非皆在肾，为医者不可拘执叶氏之言。

按：呼吸困难、急促是实喘、虚喘均具的症状，但呼吸困难的状态却大不相同：实喘者因实邪壅闭肺气，使其出入受阻，呼气性困难尤为显著，故病人胸胀气短，声高息涌，臌臌然若不能容，惟以呼出为快，且竭力通过较长的吸气来缓解呼气的困难，表面看来其气息似乎较长，故曰气长而有余。

虚喘乃肺气或肾气之虚，气因虚而不能接续，故频频呼吸以续之。且动则喘甚，神态慌张气怯，声低息短，惶惶然若气欲断，故曰虚喘是气短而不续。张氏此言为临证辨识虚、实之喘的必要参考。

按：胀，肿胀，水肿，非指脘腹之胀满。小便不利，应理解为小便短少。

喘与肿胀，表面看来是毫不相关的两种病证，实际上二者之间有共同之处，且互为因果。喘，或虚或实，皆肺失肃降，气逆上奔所致，肺气不降则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故小便短少。水湿不得外排，必泛溢全身（四肢、头面）而为肿胀，此乃喘必生胀。

肿胀者，水溢全身，膀胱无以化气行水，故小便也短少。水邪上犯于肺，肺为水凌，气必不降，上逆为喘，此即胀必生喘。

喘与胀同见者，与西医所讲心力衰竭有相类之处，喘生胀者似近于左心衰而及于右心者；胀生喘者又近似先有右心衰而渐累左心者，故治疗心衰若能参考此说，当能提高疗效。

按：先喘而后胀者，喘为本，胀为标，喘乃气病，肺为气之主，病本在肺，故治当主于肺；先胀而后喘者，胀为本、喘为标，肿胀乃水湿为患，脾不健运所治，病本在脾，故论治当主于脾。王氏此说有临床指导价值，但喘与胀又无不与肾相关，为医者又不可不知，临床当详细体察病机之所在，然后用药，才能有的放矢。

按：饮食滋味酸咸太过，可聚湿生痰，留下病根，若再为风寒所侵，则壅闭肺气，诱其痰壅，引发哮喘。此处的酸咸太过，不可局限于两种过重的滋味，而应引申为过重的五味，才算全面。

基于以上认识，哮喘病人在饮食和用药上，均宜“薄滋味”，以减少生痰之机，延缓哮喘的复发，利于本病的向愈。

按：肺位最高，开窍于鼻，直接与外界相通，故六淫之邪最易犯肺。肺喜温喜润，寒邪杀厉之气，于肺之温最为不利；风可胜湿而伤津，又与肺之润相悖；火热之邪最易耗液，肺阴益损，可见风寒与火邪较其它外邪对肺的损害更为明显，具有更强的致病性，故张氏概言之，非风寒即火邪耳。这就为我们诊治实喘指出了大体方向，但临证时又当审证求因，不可拘执此说。

按：喘证多反复发作，缠绵难愈，故多久喘，由于此证治疗困难，朱氏提出在疾病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喘作则以攻邪定喘为主，所谓急则治其标也；喘止则应扶助正气，使正足以能抗邪，免除或减少喘证的复发，即所谓缓则治其本。扶正与祛邪交替应用，可使邪渐除，正渐复，病根可望尽去。无论扶正或攻邪，均要善用药物：阴虚则滋阴，阳弱则温阳，邪微则正治，邪甚则从治。既要避免虚虚实实，又要防止殊伐无过，只有用药得当，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朱氏提出的这一方法，至今仍为治疗哮喘的必用法则。

按：实喘有邪可征，攻邪即可已病，故无所难。虚喘正气已虚，故易复感它邪，而多虚实夹杂、寒热并见，故补之未必见效。况虚非一日而成，补无速效之理，必渐渐补之以候正气之复。

虚喘之治，当据病情而施攻、补，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既可攻补兼施，又可寒热并用，当随病情用之，悠久创邪浙去，正渐复，病可望愈。

这种久喘与西医老年慢性气管炎（喘息型）反复发作的支气管哮喘，及心脏性哮喘相类，其治疗之困难，不出李氏之言，至今仍为中西医均感棘手的病证。

按：喘不得卧，既可见于新病，也可见于久病，但以久喘者病情更为严重。久病虚喘，又见浮虚而涩之脉，乃病危之候：脉浮者，正气虚浮而上越，按之虚而涩者无根之脉也，虚为无根，涩为阴血衰少，病情至此，阴阳气血俱虚，误用攻逐则立死，故曰慎勿下之。这里的“下之”，不可局限地理解为承气汤类的攻下通里之法，而应看作宣肺、散邪、降气化痰的祛除实邪的一类方法。

按：呼吸出入为肺之常，咳嗽喘促为肺之病。人之气道，贵乎清顺，若痰浊滞留于肺则气道受阻，肺气不降，咳喘乃生。且有形之痰唯于肺之喘咳病中可见，故曰肺为储痰之器。痰本津液所化，多因脾虚不运，精微不为气血反成湿浊，积湿而成痰，故曰脾为生痰之源。可见，痰本生于脾，却外见于肺，故治疗咳喘一类痰证，常兼顾脾、肺，既治其本，又治其标，既治病之本脏，又能培土生金。

按：补肾纳气、培土运湿，为治疗痰喘咳嗽的两大法则，二者均能祛除生痰之源而愈病、肾虚不能制水，水液上泛、积液成痰，阻塞气道，再加肾虚不能纳气归根，则喘证作。补肾纳气，肾气足则能制水，水不泛则痰无由生，故曰“自化”。

脾虚则湿停，湿停则积而为痰，培中土则健其运，运化正常，创湿无停滞之机，痰无化生之源，则痰自降。

按：肺痿是指肺叶枯萎，肺功能明显减弱，以咳吐浊唾涎沫为主证的一种疾病。喻氏此言着重说明了痿的病机：胃中化生之水谷津液不得输布，肺失濡养则枯萎不荣而为本病。这里说到了肺痿病机的一个方面，燥热灼津或气虚不能化津，或因它病而累及于肺，均可致本病，为医者当全面掌握。

按：肺痿有类于西医肺不张、肺纤维化等病，肺痈近似于西医的肺脓疡、化脓性肺炎等证。

喻氏指出：肺痿、肺痈虽均为肺之病，皆有咳嗽之证，一吐浊涶涎沫，一吐脓而腥臭，病证虽有相类之处，实质却有虚实之别：肺痈为邪热伤肺，致肺气壅实，蒸腐成脓之证，故邪气实可知。肺痿因肺失濡养，肺气渐乏，肺叶渐枯渐痿之证，故乃精气夺之虚证，故二者不可混同。

按：肺痿一证，其来也渐，其积也久，故绝非大攻大补，急切中所能济事者，必须多法缓行，标本兼图，使肺中津液渐复，其痿渐得濡润而向愈。所谓多法，应为生津液、下逆气、开痰浊、止浊唾、补真气、散火热诸法，若能随病情进退而酌情选用，可望病痊。

按：肺痈乃热邪壅肺，致肺中血肉被热蒸腐，化而为脓，所伤者为血也，有形之血瘀结故当急攻其邪，速清其热以化其瘀，解毒以排脓。肺痿乃气衰津伤，肺叶枯萎不荣之证，气津衰少，故当补，而补法不可速行，故宜徐理。

按：败浊，指肺痈形成的脓液而言。

热邪蒸腐肺之血肉，所化之脓，乃败毒之物，不可留于体内，留之必然为殃，故必用攻逐之法，以泻其肺，尽快将脓毒排之体外。

按：暴注下迫，指急剧的泻利而言。

此段经文从病因病机的角度，说明呕吐、吐酸、暴注下迫等证，属热的病性：皆热扰肠胃，升降失常所致。此言成为后世诊断呕吐等证的理论依据。

验之临床，呕吐等证，属热者固多，属寒者亦非罕见，故又不可尽拘于经言。

按：刘氏宗《内经》病机十九条之旨，认为呕吐是火热炎上所致；张氏则据临床所见而言呕吐为寒邪之患。刘氏是“火热论”的倡导者，诸证多从火论；张氏是温补派的代表，诊病多从寒议。由于二者生活时代不同，临床经验各异，故论点迥别。这虽然反映了时代和个人经验的局限性，却可由此见祖国医学各家争鸣之一斑，两者互为补充，却不能相互取代。

今天较公认的看法是：外感六淫而呕吐者，以寒多见，内伤七情而呕吐者，以火热多发。临证当辨证施治，不可执一偏之见而妄投药饵。

按：太阳本证并无呕吐，阳明、少阳二经均有：邪斥阳明，几不能容，故呕；少阳证有寒热往来，心烦喜呕。太阳表证而兼呕者，乃病有里传之势，非合少阳即合阳明。据此，治太阳兼呕者，就应从合病入手，不可纯用治疗太阳表证的辛温之剂，以免助热，加重病情。

按：仔细辨别虚实，是呕吐诊断的最重要的一环：实证呕吐，乃邪犯胃府，故必祛其邪，邪去则胃安。虚者并无邪侵，而见呕吐，乃胃气因虚上逆也，调补胃气，其呕即止。可见呕吐虚实不同，补泻迥异，故最当详辨虚实。

按：突然发生的呕吐，必然是实邪迳入胃府所致：长夏可为暑湿所干，秋冬则有风寒之犯，或进食生冷不洁之物、油腻污秽之品，胃不能容，故突然呕吐。

呕吐固属病态，但有时呕吐又是排除病邪的有效方法，对于这种呕吐，则不需用药止呕而应静待秽浊尽吐，其病自愈。若不知此情，妄行止吐，强令浊邪留胃，必变生它证，反害病人。

按：张氏指出，呕吐一证，也有寒热虚实之别，应从其兼证以辨之：兼胃痛者多寒湿犯胃；兼胀满者必有饮食停滞，痛连胁肋者可知中气之虚，兼烦热燥渴者，则是火郁之所发，临证可据此以寻求呕吐之因，以为求本之治。

按：原有痈脓，呕吐又作，乃痈脓毒热累及于胃，胃气失于和降而致。痈脓为本，呕吐为标，但治其本，其标自愈。若不分标本，妄治其呕，徒进苦药，病不能除，反伤胃气。必治其痈，促其脓液外泄，脓尽则毒热亦随之而去，毒热去则胃无所扰，呕吐自止。

此言揭示了治病求本之理。对于证情复杂，数证同在者，要首先找到各证的内在联系，以为求本之治。若见呕止呕，则犯头痛医头之戒。

按：李氏此言提出了阴虚致呕的观点。除邪实之呕外，胃气虚固可致呕，全身阴虚，胃中阴津不能独存，胃阴亦随之干枯，失其润降之能，则上逆为呕。呕虽属胃，但非胃家本体之病，乃全身阴虚的表现之一，故曰无阴则呕，不独胃家为病。

这一看法的提出，反映了清代医家对阴液，尤其是胃阴的重视，对于胃病如呕吐等证，不可汲汲于胃气而忽略胃阴，当全面检查病人，以辨证施治，才能提高疗效。

按：生姜味辛性温，其温中止呕的作用早已被重视，孙氏此说为后世医家所推祟，其疗效亦为临床所证实。

按：肝属木，五味主酸，肝之味出于胃，乃木克土之象。五脏相关，亢则害、承乃制，故肝木不亢则不能克害脾土，肝之亢由金之弱，金之弱又因火之克，故刘氏认为酸味出于胃，乃火热为因，绝非寒邪所致。这里充分反映了刘氏“主火论”的观点。

然而临床所见吐、吞酸者，属火者固多，因寒者亦伙，为医者当辨证施治，不可拘抗刘氏一家之言。

按：肝属木，旺于春，草木于斯时勾萌乍达，其味多酸，故言曲直作酸。酸味在人体则属肝木。吞酸属肝是中医界公认的观点，但病性的属寒、属热则颇多争议，高鼓峰深得其妙，认为刘河间主热，乃言病机变化，郁积生热致酸之机；李氏主寒，乃言致酸之初因。

清代医家李用粹曾说：凡积滞中焦，久郁成热，因而作酸者，此酸之属于热也；若客寒犯胃，顷刻成酸，本无郁热，因寒所化者，此酸之属于寒也。李氏此言甚当，可为高氏所言之注脚。

按：张氏为温补派大家，立论多主虚，对吞酸的认识也不例外，他说：胃强者，何暇计及于酸苦？只有胃气虚弱，消化迟滞时，饮食才会停滞、蓄积，久郁成酸。此言强调了因虚致酸的病机，补充了刘河间、李东垣等人只言实邪致病、忽略人体内因的不足。然而张氏只言积而生酸，未言积久化热，然后才可生酸之理，未免讳言火热，过于拘执虚字了。

按：胃府所在部位名曰胃脘，胃痛又称胃脘痛，因正在心下，又名心下痛。

沈氏此言说明，胃痛的发生，是邪气侵犯所致：邪入于胃，使胃气逆乱，胃之脉络亦因邪阻而不通，不通故痛，此处之“邪”，不可局限于外来六淫之邪，内伤七情之刺激，饮食酒肉之停积均，为干胃之邪，且三者皆属胃脘痛的常见原因。

按：凌氏此言说明治疗疼痛的“通法”绝非简单的攻下以使通的一种，而是指所有具有畅通气机、调和血脉作用的方法：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热者请之使通，皆通之之法也，临床当以治病求本为原则，行病因之治，分别选用以上各法，此求“通则不痛”之效。

按：痰饮是中医特有的名词，一般是指水液运化失常，停积某部而渐变稠浊之病理性产物，因其停积部位不同而有许多名称，也引起不同的症状。

痰与饮常连称，但亦有别：饮证较局限，痰证较广泛；从外观看痰稠浊而饮清稀；从病变部位看，饮只停留肠胃，痰则无处不到，以上两条格言，对痰、饮作了鉴别，简单扼要，便于临床掌握。

按：张、李二氏均认为脾虚是生痰的前题，痰之微甚，与脾虚程度直接相关。脾主运化，居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故脾气一虚则不得健运，当升者不能升，当降者不能降，清浊不分，反化水湿而停于脘、膈，瘀积而生痰。

从痰饮产生的机理可以看出，“见痰休治痰”所强调的治本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否则只知用二陈汤治其标，置脾虚之本于不顾，则旧痰未去，新痰又生，终不能愈。

按：痰之动，非言痰本身的活动，而是痰这一病理物质是在湿聚这一活动中形成的。

痰本水湿所化，肾主水，肾虚则水泛而生痰，故曰原于肾；痰乃聚湿而成，脾虚湿才停，故曰主于脾。这说明痰饮的形成与脾、肾二脏直接相关，故治疗痰饮，亦当从此二脏着眼，才是求本之治。

按：痰为水湿停聚而成，水湿的停滞又与气机的畅道直接相关，气机调畅，则水液随气运行全身，何湿之有？只有在气虚或气滞、气机逆乱之时，水湿才会停而为湿，积而成痰。庞氏在此指出，调理气机——虚者补之使强壮，滞者行之使其畅通，逆乱者调之使其理顺，是治痰之本，必气顺，痰饮水湿才得温化，随气四运，湿无停，痰自消。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真经验之谈也，临证当效法。

按：方氏此言论述了痰病的治则，亦不离治病求本之意；因火者清火，气滞者行气，脾虚者健脾。祛除病本，其痰自化。

按：痰饮乃水湿为患，病本在于阳气虚弱，不能化湿，故称阴邪。其性得寒则愈凝，得温则运行而渐消，故张仲景指出，当以温药和之，温热之药，可振奋阳气，消除阴凝，故服之可散其饮。但温热太过，又恐矫枉过正反耗阴液，故而当以“和”为原则。

水饮停聚，胸阳痹阻，故见短气，应通过温阳利水之法以除之：温阳则痰饮得化，利水则所化水湿得以从小便排出。

以上两段格言，尤其是第一段，成为后世治疗痰饮必遵的法则。但是此说主要是针对清稀之饮而言的，至于稠浊之痰则又不可拘执。

按：此言痰与饮虽为同类，但病源不同，饮乃水饮停蓄为患，多由暴进大量水液所致；痰则鲜有暴饮病史，常因脾虚不运，肠胃中正常水液不得四布，或运行迟滞而停滞煎熬而成，故曰饮自外入，痰自内生。

按：痰火为病，十分多见，清降火热、化痰涤痰本为正治之法，但在具体运用中又当因人而宜：老人阳气本虚，速降之则可致火不去而阳反衰；虚人之痰火由脾虚不运所致，尽去其痰必伤脾胃，故老人降火当缓，虚人去痰则不可过量矣。

按：血乃火化之水，痰亦水液变成，因为阴浊之物，故称同类。停痰日久多阻血运而致血瘀；瘀血滞留又常碍津行化生痰浊，痰瘀常同时出现，故当同治。

按：呃逆又称哕、咳逆等，是一种不由自主地发出的连声呃呃，自觉有气陡然上冲所致，此证西医称为膈肌痉挛，可见于胃肠神经官能症、某些消化道及纵膈、腹膜疾病中。

张氏此句虽言病因，实言病机，指出呃逆总的病机是气机上逆，胃气上冲，故而治疗本病当以降逆为主。

按：咳逆，即呃逆，勿误为咳嗽。

此言指出，情志不遂之人，易患呃逆之证。郁怒不伸，忍气吞声，肝木不能遂其条达之性，反郁而作乱，横逆犯胃，上窜动膈，则为呃逆。情志因素固为呃逆的重要病因，却非惟一的原因，它如饮食不节、过食生冷或辛热，以及胃气因虚而上逆等，均可致病，临床当辨证以论治。

按：久病、重病、正虚的老人及产后百脉空虚的妇人，反见呃逆者，乃元气不固，上浮动膈、元气将脱，病势垂危之象，故曰病深之候，非佳兆也。

此说颇具临床价值，为预后危重疾病的重要依据。这一点西医也有类似的认识，严氏在八九百年前即认识到其严重性，实属难能可贵，亦反映出其临床经验的丰富。

按：呃逆有寒、热、虚、实之辨，邪实者易治，正虚者难疗。实者，因寒者治以温散，因热者治以清降，邪去则病愈。病虚至极，又见其呃逆，乃暴脱之元气上逆动膈所致，故主危殆，预后不良。对此等病证，为医者应予以高度重视，并向患者家属说明其危险性。

按：哕，呃逆的别名，不治，没办法治疗的疾病，一般必死。

小便闭而尿不得出谓之关，呕吐而食不得入谓之格，合称关格，乃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今见不尿，即上所言之“关”，腹满则食无处可入，故即是“格”，关格证在，又见呃逆，乃正气上脱动膈所致，正脱则人亡，故曰不治。

按：此条经文指出湿邪过盛是造成泄泻的原因。湿盛则伤脾，脾伤则运化失常，水谷不别，从肠道夹杂而下而为泄泻，濡泻为泄泻的一种，即大便多水之泄。

按：李氏此言说明，同一湿热下流。可引起泄泻、下痢、水肿、脚气等诸种病证，湿热下注乃是以上各证的共性。具体疾病不同，又各有病变的特殊性，所以对以上各证，既要针对湿热下流，进行异病同治，又要结合各病的特殊性辨证、辨病治疗，才能取得满意疗效。

按：溏：大便稀软之状，水谷不别：应下输膀胱的水分，混入传送糟粕的大肠之中，致使膀胱少尿，大便稀软溏薄。

朱氏此言指出，引起溏泄的主要病机是胃中冷，既可是寒泻侵犯胃府，又可是胃中阳气不振，饮食物因而未能腐熟，清浊不分，水谷无别，混杂而下，乃成是病。

按：引起泄泻的病因很多，肝木克土是重要的一面。因怒气、精神紧张等因素，使肝气郁结，横逆而犯中土，致脾胃运化失常而成泄泻。此种泄泻临床常见，不可忽略。

按：张氏此言抓住了泄泻发病的关键脏腑——脾胃。无论何因引起的泄泻，其中心环节均在于脾胃：或湿盛而脾虚，或木旺而乘土，或肾阳不煦而脾胃不能腐熟。可见无论何因，必及于脾胃而后泄泻乃作，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之说，真要言也。

按：非阳，非阳证；非阴，不是阴证。

刘氏此言指出，泄泻一证发病的缓急新久与疾病的性质有一定的关系，泄泻初得而急暴者，多为进食生冷不洁之物，或暴饮暴食，损伤中阳所致，阻伤则阴盛，故非阳证；久泄者，因水液之失，其阴必伤，阴伤者阳盛，故非阴证。

此段格言指出了久泄暴泄阴阳属性的一般规律，但并非绝对，由于致病因素不同，患者体质有别，均可能有寒、热、虚、实诸种变化，虚实夹杂者亦非罕见，临证又不可拘执此言。

按：李氏以简要的语言，把历代医书中所出现的泄泻证，一一予以说明和鉴别，可为临证确定中医病名的指导。

按：泄泻与痢疾，虽同为排便的异常，但病机病位却不大不相同。泄泻在于中焦，因于水谷不分，痢疾在于下焦，病在脂血败伤。

胃与大肠虽均属“胃家”，即属消化饮食物这一系统的脏腑，但上下有别：胃者，纳谷、腐谷之府，胃伤则水谷不别清浊不分，水与谷夹杂而下，而为泄泻，故曰泄出中焦。大肠者传导糟粕之道，大肠伤则传导不利，湿热蒸腐，损脂伤血，脓血俱便，则为痢，大肠位在下焦故曰痢出下焦。

按：此言指出，各种泄泻均与湿邪的危害相关，故治疗也应步步以湿邪为虑：初起之泄，当调理中焦，恢复脾胃分理清浊之能，使当升者升，当降者降，水谷得分，水入清道，谷入浊道，再用渗利之品，使湿邪有路以外排，则泄可愈。泄泻日久，多致中气虚陷，必以益气升提为治，使清阳徐升，湿浊渐降，中阳得振水湿得以运化，则久泄可愈。只有湿邪已去，正气大虚，滑脱不禁者，才可涩止；万不可早用涩药，以免闭门留寇，遗患无穷。

按：李氏此论，可谓泄泻治法之大全。湿胜则濡泻，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有淡渗之法，使湿从小便而去，则泄泻自止；升提可鼓舞中气上腾，则气虚下注者可止；热淫所致暴注下迫者，当用清凉；饮食痰水停滞令人泄者，则当疏利；甘能缓中，善禁急速，故可缓泄利不止，急而下趋者，泄下较久，气散不收者，可酸以收之；脾虚湿停者燥湿健脾；火衰者当温肾；滑泄日久，则当固涩。临证若能灵活运用以上九法，则泄泻不足为虑。

按：便秘是指大便不爽，秘涩不通等排便困难的症状，此证形成原因很多，有寒热虚实之别，故又有风秘、热秘、虚秘、气秘之分，故除便秘外，兼证各异，但总的病理变化不外津液干枯、不能濡润肠道所致。

按：虞氏此言说明肾阴充足与否，与大便之通与秘是密切相关的。肾主五液，又司二便，故肾精充实，则五液足而肠得润；反之，肾精亏虚，则五液亏，肠道失润，故燥结。从而提示，滋养肾精也是治疗便秘的重要方法之一。

按：痢疾是一种以腹痛、便意频繁、里急后重，下利赤白脓血为主证的疾病，其发病多在夏秋之交，此时天气炎热而潮湿，湿热交蒸，万物繁盛，其酷热之毒若侵人肠胃，蓄积为患，伤气耗血而为痢。所谓酷热之毒，其实就是炎热天气里猖獗繁殖的病原微生物。

按：杨氏此言指出了痢疾的主要病机是积滞停于胃肠所致。物积，湿热实邪夹杂粪便，及邪伤肠道脂、血等物的停留积聚；气滞，因物积而出现的气机滞塞。湿热及其它病理产物积于下焦，因气机壅塞而无法排出，物积欲出则里急，气滞又不与之出则后重，虽数登厕，所下无几，此即痢疾特有之证里急后重的病机。

按：痢疾是排便异常的疾病，除腹痛、里急后重外，痢下赤白是最有诊断价值的症状，引起痢疾的主要原因是湿热及食积。湿热蕴结肠道，伤人气分，使气机壅滞、脂膜瘀腐，故痢下色白；湿热伤人血分，阴络损伤则血外溢，故痢下色赤；若气血俱伤则赤白相杂，若仅食积留聚，则所下色黄。

这种以痢下颜色辨别痢疾病位、病性的方法，至今仍在沿用。以这种方法说明病机、分析症状，有一定意义，亦可供治疗之参考。

按：此言说明：不知辨证，以苦寒药物统治各种痢疾的作法，与医生的职责是不相容的，湿热固为痢疾最多见的病因，但患痢时间有长短，病情有轻重，体质有强弱，脏腑有阴阳，故病情会有多种不同的变化，所以说概用苦寒以治痢，是错误的。

喻氏此处实际是强调了辨证施治的基本法则，认为执一方而应百病，不仅是无效，还会给病人带来危害，故当获罪。喻氏此言对今天某些滥用苦寒，以为“消炎”之用者，也是一个尖锐的批评。

按：喻氏此言说明：泄泻向痢疾转化为逆，通气、顺气而滞不得解者，气虚为本之理。

泄泻者，积也；痢下者，积、滞也。先泄后痢，积未去又增气滞，病进征，故为逆。气滞，用通气、顺气的方法不能解除者，其滞的形成，非邪实，乃气因虚而滞涩，故曰虚。此论符合临床，为辨治痢疾之指导。

按：温热蒸腐血气则痢下脓血，湿热壅滞气机则里急后重，治疗时除针对病因清利湿热外，行血调气为必用的法则。行血活血则血不瘀凝，血活则腐化，脓不再化生故便脓自愈。调气、顺气则壅滞得畅，故后重自出。

程氏此言说明，对痢疾进行症状治疗时，应采用的对证法则，有临床指导价值。另外，湿热之病本不可暂忘，注意标本兼治，方为万全之策。

按：肾为胃关，为封藏之本，大便失常之病，多与之有关。胃肠病变如痢疾，至滑脱不禁时，除邪未尽者外，多属肾虚不能固摄所致故当以补肾为法。此乃治久痢之一法，为医者不可不知。但又非治痢之全法，不能拘执，若见久痢即行补肾，又不免为刻舟求剑之法也。

按：下利，古为泄泻和痢疾的统称。

少壮人，正不虚，实热下利，邪实可知。正盛邪实，攻邪为上，必逐邪外出，下利之证方止。若不辨新病邪实，误用止涩之法，邪非但不能去，且连随下利渐渐外排的之路亦行断绝，使邪尽闭閟于内，而成闭门留寇之势，实热充斥体内，耗人气血，灼人脏腑，若不能及时抢救，即可致死。李氏在此指出了正气尚盛者的实热下利治疗的禁忌及误治的危害，为医者当牢记。

按：止法：固涩、止涩之法，适于邪已尽而关门不固，滑脱不止者。

痢疾一证，无论新久、虚实、寒热，皆湿积气滞而成，以温热痢最为多见。少壮实热下痢，误用固涩，有“壮热断下”之变，体虚久痢者，亦不外湿热合邪。湿邪粘腻，本不易尽除，再与热邪相结，则热得湿而愈炽，湿得热而愈横，相助为虐，再加正虚，故病势缠绵，邪去更难，故亦不可涩止。若因过食生冷不洁之物，损伤中阳，而为寒湿之痢者，亦虚实夹杂之证，绝非纯虚之患，故无止涩之理。“痢无止法，”真见道之言也。

按：以上格言说明，霍乱的发作，源于饮食物。进食混杂不洁的肉类更易引起此证。短短数言，指明了霍乱的病因，剔除了封建迷信，因于鬼神的观点。虽然尚未明确“毒邪”的存在，但在当时条件下，能抓住这一有本质意义的疾病现象，可见观察疾病的深入、细致。

按：霍乱是指突然发作的严重的吐泻交作的病症而言，由于起病急暴，挥霍撩乱，故名霍乱。中医的霍乱，是包括了西医的霍乱、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等，以剧烈吐泻为主证的一类证候群，与西医所说的烈性传染病霍乱，不尽相同。医圣张仲景在汉代所论霍乱的主证，至今仍为中医辨识霍乱的依据。

按：霍乱一证，虽吐泻交作，病既不在上亦不在下，而在中焦脾胃。邪气充斥中焦，致气机逆乱，升降失常，清浊相干，脾胃无法容纳，邪止窜则为吐，邪下攻则为泄。短短数语霍乱的病机、病位已了然。值得效法。

按：霍乱为病，吐泻交作，吐则胃气上逆，水液外泄、津液损伤，不足上润，故口渴引饮；泻者，泄下如注，皆水液也，乃邪斥中焦，脾运化之能不行，故曰伤脾。脾伤则水谷精微不为肌肉，故肌肉顿消。

此言虽然说明了霍乱病口渴及因脱水而迅速瘦削的病机。但并不能截然分开，口渴不仅由于伤胃，肌削并非只是伤脾，皆脾胃俱伤之证，临证当活看。其实口渴，消瘦皆是西医所谓脱水证的主要表现，为医者亦与熟知。

按：气为血帅，血为气母，脾胃乃后天之本，生血之源，下血不止，必会虚下能固，脾不统血所致，故曰脾胃气脱；脾胃位居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健则清升浊降，出纳正常。今升降不行，清浊相干，水谷不分，而为吐泻，乃脾胃气机逆乱，衰败之象，故曰脾胃之气败也。

薛氏此言着重说明了下血不止、吐泻不止与脾胃气机损伤的密切关系，确实说到了病机的主要方面，但却不能囊括全部病机。下血不止，还可与肝不藏血、肾不闭藏有关；吐泻不止还可因肾关门不固而成。以上皆言虚证。若实邪未除而迫血妄行，亦可造成下血不止；邪乱胃肠，不能祛除。吐泻亦不能止，故临证既要牢记薛氏之言，首先考虑脾胃，又不可孤注一掷，顾此失彼，当全面分析，方为良医。

按：黄疸有阴、阳两种，其色有明、晦之别：阳黄色鲜明，阴黄色晦暗；阳黄多责之阳明胃腑，许多属实；阴黄多责之太阴脾脏，证多属虚，正合《内经》“实则阳阴，虚则太阴”之旨。叶氏此言概括了黄疸的辨证治疗，言简而意赅，堪称黄疸诊治之指南。

按：早在两千年前，《内经》已指出，目黄（白睛黄染）是确定黄疸的最易发现的症状和最易掌握的诊断方法。至今，无论中医、西医均认为，“目黄”仍为肉眼确定黄疸的主要依据，可见《内经》早已抓住了辨认黄疸的关键。

按：黄疸多因脾虚湿盛，脾虚则倦卧；湿盛郁久必然化热，湿热变蒸到色黄，从小便排出则溺黄赤。尿色重度黄染，且倦怠嗜卧，亦为黄疸的主要临床表现。

按：瘅，此处当疸讲。

颜色鲜明的黄疸——阳黄，多由湿热薰蒸所致，颜色晦暗的阴黄，发病机理则截然不同：乃气血腐败所致，气败则不生血，血败则不荣色，故败坏之色见于面，而为阴黄。

按：卒遇惊恐或斗殴暴力，损伤胆府，致胆气虚弱，胆液不能内守，而反外泄，流溢全身而为黄疸。此种黄疸，既非湿热薰蒸，又非气血之败，乃胆囊损伤所致，若救治不及时，预后多不良，张氏所说的这种“胆黄”证，临证确实存在，医者当细心观察、分辨，并给予积极抢救。

按：黄疸发病的最主要原因是湿邪为患，阴黄、阳黄皆然，既可以是湿热，又可以是寒湿，故治黄疸必治其湿。经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所以治黄疸也必须利小便。各种通利小便的治则，如清热利湿、淡渗利水、温阳化湿等，均不失为治黄疸的有效法则。

按：水病，指水肿病而言。水肿是水液不循常规运行，反流溢全身，引起眼睑、头面、四肢以致全身的浮肿胀大。肿胀之处，按之凹陷，轻者可随手而起，重者则按之如泥，抬手后仍久久不能平复。最常见的伴发证是小便不利，或短少或短赤，随证情而不同。

喻氏此言说明，肺、脾、肾三脏是诊治水肿病的关键脏腑，故当以之为纲，张介宾在其《景岳全书》中，也曾论及于此，他认为，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治在脾。可见，人体的水液代谢与此三脏关系最密，因水液代谢失调所致的水肿证，也应以此三者为诊治重点。

按：朱氏此言说明，脾虚水肿的治疗大法及用药禁忌。

肿分虚实，虚者当补，实者可泄，实证水肿可攻逐之，使水液尽得排出，其肿自消。脾虚水肿则不可下，下则徒伤其正而水肿不能去，必健脾行湿，利小便方为王道之治，脾健则运化有力，水湿可行可散；利小便则给水湿以出路，使之从小便而外泄。这样水湿或化或从小便而去，无潴留之患，其肿自消。

按：水肿乃水湿外溢肌肤之证，其病有阴有阳，其因有内有外，肿胀部位有上有下。腰上肿者，乃水湿泛溢于上，必“开鬼门”，用汗法使水湿外泄；腰以下肿者，水邪泛溢于下，当“洁净府”，用利小便之法，使水湿由小便而去。

张仲景在此指出，给水湿以出路，乃治水肿之要则。具体到临床，因人体脏腑、经络、上下、内外都息息相关，故治疗水肿时，发汗、利小便之法不能截然以此说为限，必随证灵活掌握，才有良效。

但发汗、利小便，均祛邪之法，对实证水肿，不仅有治标的作用，亦有治本之效。对虚性水肿，如脾虚、肾虚所致者，则当以补虚为本，再据患者体质状况，酌加利水、发汗之品，以为标本兼顾之治，又不可拘执此言。

按：危氏在此指出，水肿只有一条饮食禁忌；即忌食盐。通过细致、反复的临床观察，发现水肿患者食盐，肿势必增，病情必重，故而提出此说。虽然说理角度不同，中、西医对水肿禁盐的认识还是一致的。此为水肿病人必守之戒。

按：水肿患者又见呼气急促，饮食断绝者乃不治之证。肾阳衰微，肾水泛溢，本属危重之证，又见喘促迫急，乃病由肾上及于肺，肺将败之象；饮食不入，脾绝之证，肺、脾、肾三脏俱绝，故曰不治。

此说切合临床，常见心力衰竭而水肿的病人，若再见呼吸极度困难，饮食断绝者，确为病危之证。医者此时应认识到疾病的危险性，及时救治，并向患者家属说明其严重后果。

按：水肿发病，有病来即全身皆肿者，有的则是在不同部位先后发生。杨氏即据此以预测水肿之善恶。

腹，五脏之所居也，脏腑重地为邪所侵，其病必重；四肢，又称四末，为人体之末端，为邪所侵，固然亦有痛苦，但危害有限。

水肿由腹及于四肢，乃水湿外散，病由重转轻，故谓可治。反之，水肿由四肢及腹，乃水邪内攻，病重而危，故称不治。但四肢之肿除实证外，也多为脏腑虚损的表现，并不限于末疾，故临床当参考此言，却不可拘执之。

按：数食，屡次、经常进食；肥美，膏粱厚味、香甜油腻之品。

消渴是以热灼阴伤为主要病机，以多饮、多食、多尿为主证的疾病，与西医所说的糖尿病及部分尿崩证相类。此证常始于微而成于著，古人发现，经常进食香甜美味油腻之品，蓄热生满，阴精消灼，津液干枯，发为消渴。这一论述成为后世对消渴病因认识的基础。

按：消瘅，即消渴。

五脏乃藏精之所，为人体之根本。五脏壮盛，阴精固藏，虽数食甘美，亦不为病，即所谓“勇者气行则已”。若五脏皆柔弱，精藏不固，易为邪扰，肥美所发之火热，必能消灼阴精，而为本病，即“怯者着而为病。”之谓。此段经文强调了脏腑虚弱等内在因素，在消渴发病中的重要地位。

按：膏粱之人，指饮食肥美，生活优裕者；石药，用于补阳的大辛大热的石类药物；藜藿奔走之人，生活劳苦，饮食粗砺者。

张氏此言说明，膏粱厚味、辛热石药，固可生热生满，消灼阴精而为消渴，而生活条件完全不同，饮食粗砺，劳苦奔走之人，因七情劳苦燥急，亦可化火生热，而致阴精被耗，发为消渴。从而补充了《内经》消渴病因论述之不足，说明除肥美之所发外，非饮食因素亦可致渴。符合临床实际，可见张氏临床经验之丰富。

按：渴而多饮者，固热伤津，不能上润，病在上焦，故称上消；消谷善饥者，热邪在胃，致消谷过盛，而善饥，病在中焦，故称中消。口渴，小水如膏，乃真精被耗、肾不闭藏所致病在下焦，故称下消。程氏此言把消渴的三个不同阶段的主证、病位，详明地列出，为临床辨治消渴的指导。

按：孙氏此言指出，消渴病常有并发痈疽之虞。消渴并发之痈疽，常反复发作，即使在消渴病暂时缓解时，也可能出现。因其内热过盛，除因耗津的口渴引饮外，毒热也可外发肌腠而为痈疽。孙氏远在六七世纪时，即观察到这一疾病规律，实为难能可贵。

按：刘氏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指出消渴病可并发多种病证。这与西医所说的糖尿病，常并发急性感染，如疮癣、痈疽、痤疿等证，及神经系统疾病，如耳、目的疾患，引起盲、聋等证；也是一致的，而刘氏则早出数百年。

按：刘氏从火热入手，以养阴退热，补水泻火为消渴病的主要治则。补肾水以固阴精之本，泻心火以祛实热之源；除肠胃燥热，以免津液之再耗，济阴津以解燥渴之苦。以上四者结合进行，则热去津生，气血畅行，热不壅滞，津下乏源，津液得补，火热得清，其渴自止，刘氏此言确为治疗消法渴证的全面而至当之则。

此段著名论述为后人所传诵，清代医家喻昌治疗秋燥的则，即完全采用了此说。

按：此言论述了分治上、中、下三消的法则。上消大渴引饮，上焦津乏，故润肺为主；中消者消谷善饥，胃热可治，故宜清其胃。下消者，小便如膏脂，肾精耗乏，故宜滋其肾。因为上消又兼中焦之火热，中消又兼下焦之精亏，下消又须金水相生，故又列兼治之法，此言符合临床，可为治消渴的指导。

按：半夏辛温有小毒，于阴虚、津少、火盛之消渴证不宜，于本已血虚而燥者亦不宜，误用则助邪，反加重病情，故禁用。

按：消渴本为容易复发之证，若患者不知从饮食、起居、情志诸方面注意养生，反复发作的机会是很多的。对这一点，医者应向患者讲清，适宜的调养和正确的治疗相配合，才是愈病的前提。

按：怔忡、惊悸均指患者自觉心中跳动不安，不能自主的一种病证、脉多数或三五不调。有因而发者谓之惊悸，无故自动者，谓之怔忡。怔忡较重，惊悸较轻。

严氏在此指出怔忡的病机，主要是心血不足。心主血而藏神，心血不足则心神失养，不得安宁，故惕惕而动。

按：上者心也，下者肾也。

此言从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的角度出发，说明怔忡惊悸的发生，在于肾水不足，不能上济，心火妄动，心神不安而动摇为悸。对于此种原因所致的怔忡，当治以滋养肾水为主的药剂，即所谓治上者必求其下，滋苗者必灌其根之治。

按：心脏之气强壮，则可抵御外邪的侵扰虽遇惊恐，心神屹然不动。反之，心胆气怯，遇事则心无所主，胆无所依，必卒然而惊，心神失宁，而心悸作，此言心气之虚，亦心悸的主要病机之一。

按：悸是心中不由自主的跳动。其病机多种，除以上几条所谈心血虚、心气虚外，在心虚的基础上，再挟痰饮，则更易致病。

心虚（既包括心气虚，又包括心血虚）则不足以抵御外邪，遇事易惊，若又兼痰火上扰或痰饮内停，则易惊之心神，必为之动而成悸，此乃虚实夹杂而为悸者。

按：胃不和，胃不安和，不舒适之意。卧不安，即不能安睡、失眠之意，中医又称不寐，不得眠，不得卧等。其主要病机在于心神不安。张景岳曾说：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

胃不安和，既可因外邪之扰，又可因饮食之积，还可因饥肠辘辘而致。胃脘正处心下，胃中不如，则上扰于心，心神被扰则难于安寐。临床从调治脾胃入手，以治失眠的方法，即以此段经文为据。

按：张氏以通俗的语言，说明日常生活中引起不寐的两种原因。

茶，阴寒之物，若饮浓茶，其阴寒之性则可抑制阳气，阳为阴抑，则神索不安，故而不寐。心有事则心被事扰而神动，动则不宁，故亦不寐。

按：七情不和，大怒伤肝，肝气横逆而克中土；若克阳土胃腑，则致胃不和而成卧不安；若克阴土脾脏，则运化失职，气机壅滞，湿浊停积而致䐜胀。可见七情因素，即是导致失眠的重要原因。

按：陈氏此言强调“治肾”在心经疾病治疗中的重要性。此处的“非心病，肾病也”当理解为病虽在心而病本却在肾。心主火，肾主水，只有心火下行，肾水上济，心肾交泰，其心始安，心火之不亢，实赖肾水以上济。

心悸、不寐者，当责心火之亢，更应推求肾水之衰，故只知从心论治，降心火是不够的，必益肾之精，方为求本之治。

值得提出的有两点：一是“欲安心者当治肾”，不可理解为单纯的补肾，而应是治心的同时益肾；二是心悸、不寐病因多种，寒热虚实均有，有时还可能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故绝非治肾之一法所能统赅者。

按：无邪而不寐者，指无实邪的干扰而失眠者，即虚证不寐。营主血，血虚则无以养心，心虚则神不安宁，故为不寐。此言说明虚证不寐的病机是营气的不足，可供临证参考。

按：李氏用气虚、阴虚、痰滞、水停、胃不和五者，概括了不寐的原因，可谓全面。

气虚则遇事易惊，神摇不安，故可致不寐，阴虚则血亦不足，无以养心，或阴虚而火旺，扰动心神，亦可不寐，痰饮停于心下，上凌于心，心亦不安；胃不安和，上扰心神，则为不寐。以上总结可为临证诊治不寐之指导。

按：诸风，各种风，既包括内风，又包括外风；掉眩，眩晕振掉，如乘舟车。

肝主风，风主动，故各种风邪所致的眩晕，均与肝有关。此条经文成为后世诊治眩晕，寻找病因及相关脏腑的指导。

按：脑转耳鸣，头目眩晕之意，并有耳鸣之证。

脑为髓海，脑髓充足，则五色精明，耳窍聪灵、动作矫健。若髓海不足，精明失养，则视物昏花，走路摇摆不定，耳中数鸣，即所谓脑转耳鸣。因肾开窍于耳，主骨生髓，脑为髓海，髓海之不足，源于肾虚不能生髓，故髓海不足之眩晕，实即肾虚眩晕，当从益肾填精着手治疗。

按：眩晕，即眩。是指头目眩晕、站立不稳，如乘舟车的一种病证，西医所说的高血压、贫血、低血压、动脉硬化、内耳眩晕、脑部肿瘤等病，多以眩晕为主证或必见之证。

张氏此言论述了两位医家对眩晕病机的不同认识：朱丹溪认为，眩晕乃痰在上、火在下，火炎上而动其痰，故曰无痰不作眩，而以治痰为主，并结合兼证而佐以它法。

张介宾则强调眩晕证虚的一面，认为眩晕乃气血虚弱，不得上充于精明之府，脑海失养所致，故曰无虚不作眩，治当以补虚为主，而酌兼其标。实际上，二者互为补充，才见完善。

眩晕因虚者固多，因实者亦不少，虚实夹杂者，更屡见不鲜。虚者又有气虚、血虚、肾虚之分，实者及虚实夹杂者，又有因痰、因风、因火之别，临证当辨证以求因，才能取得好的疗效，不可执一家之言而应万病。

按：中医厥证有两种，一种为突然昏仆，人事不知，一种是手足厥冷之证，前者多因气血之逆乱，后者即本条所言，是阴阳气不相顺接所致，实际即气血不达肢末之证。

按：虚家，体虚之人，此处主要是指阳气虚者。

此言说明厥证禁下的规律，然厥逆有寒热虚实之别：虚寒而厥者，因阳气之虚弱，实热而厥者，由邪热之壅实。本条禁律则是针对前者而言的，因阳气本已衰微，无力达于四末，若误用下法，必致虚阳外脱，阴阳离决，故禁下。虚家之厥，不仅禁下，且汗、吐、清等法亦在禁例。对于邪热壅实，阳热郁闭不能外达者，则另当别论，不可以此为法。

按：大厥，指突然昏仆，不醒人事之重证。上，人体的上部，主要指头，也指心胸。

此段经文说明，由于气血逆乱，相并上冲，可引起突然昏仆，不醒人事的重证，并可导致突然的死亡。但并非患此者必死，若气血尚能逆返而下，则可望生还，若无此机则必死。此言为后世诊治、预后某些昏厥，提供了病机理论。

按：此条是针对热厥而言的。热厥乃热邪深重，阳气被郁，不能达于四末所致。热邪郁伏越深，厥逆越重。若热邪较轻，则阳郁亦浅厥逆之证亦较轻微。这对诊察厥证的轻重和预后，从证以测因，有一定指导价值。

按：气厥、尸厥，均为厥证的一种。此言说明，厥证昏迷，是邪气逆乱于头中所致。头者，诸阳之会，清气之所居，今邪气逆乱于上，清阳受蒙，脉道闭塞，孔窍不通，故使人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昏倒仆地。

此言明确指出头与神识昏迷一类疾病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说明祖国医学对“头”在人体中的重要地位，早有认识。

按：以上两段格言指出，从厥逆和发热出现的先后多少，可预后病情的轻重和发展。

邪胜正衰，阳被邪郁，不能外达则厥。正胜邪却，邪不能郁闭阳气则热。先热而后厥者，因邪正斗争，胜复转化，终至邪胜正衰，阳被邪郁而为厥，乃病进之象；先厥而后热者，乃正胜邪退，阳气恢复畅行，病退之象；厥少热多者，乃厥热往复中，发热多而厥逆少，乃正胜邪弱，故为病退；厥多而热少者，乃正弱邪盛，故为病进。

按：厥逆外证虽同，但病因病机却寒热不同，真假迥异。有热邪极盛，反见四肢逆冷者，乃阳热郁于内，阳极似阴，真寒假热之象；有寒极而厥逆者，乃内外皆寒，独阴无阳之证。故临证必细心观察，辨析，作出正确的判断，才是愈病的前题，否则毫厘千里，后果严重。

按：汗法、吐法，乃驱除在表在上之邪的有效方法。厥逆一证，或因阳郁而真寒假热，或因阳衰而内外皆寒。一为阳郁，一为阳虚，病既不在表，也不在上，故既不可汗，亦不可吐，若误用之，则犯虚虚实实之戒。

按：汗出溱溱谓之津，故汗者，外发之津液也。津发于腠理，腠理开放，汗液大泄，则津尽脱去，故曰津脱。

此言提示我们，临床应用汗法时，要使漐漐汗出，手足周遍即止，防止汗泄如流，以免津液脱失，阳随之亡的现象出现。

按：汗者，津精之液也，发汗是使邪随汗外排之法。今汗出而热又作，阴津虽伤而邪气未去，乃邪盛正虚之象，故曰邪胜。临床遇此等证候，当加扶正之品，以助正胜邪。

按：自汗与盗汗，均为不药而自行汗出的病证（非因天气炎热或剧烈活动而见的生理性汗出）。但证情不同，发作时间各异，阴阳属性也不相同。

自汗属阳虚，阳气不能外固，汗漏而出；盗汗属阴虚，乃阴不内守而津泄。这种说法是指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临床疾病变化多端又不可拘执此说。

按：心主血、血汗同源，故又曰汗为心之液，今汗出不止，服固表药不效者，病不在表而在心也。心阳衰微，不能固其液所致。补心以止汗，不失为治疗汗证的一大法则。

“邪入于阳则狂……搏阳则为癫疾。”

按：狂和癫均为严重的神志病变，中医多属之于心。此段经文指出，狂乃阳邪入于阳分，阳之实也，邪热炽盛，上扰神明则为狂。

搏，击也，搏于阳，邪气搏击阳分，戕伐阳气，阳之虚也。阳气因虚而逆乱，致痰浊内生，上蒙心窍，而为癫疾。

按：此秦越人以脉测证的诊断方法。

寸口脉的分部是，寸为阳，尺为阴。重阳指寸部与尺部均现阳脉，如滑脉、数脉等，此乃阳偏盛，甚至纯阳无阴之象，阳热上扰神明则为狂。重阴，指寸、尺部均现阴脉，如迟、牢等脉，则为阴偏盛，甚至纯阴无阳之征，阴邪上蒙，则发癫疾。

按：朱氏明确指出，癫、狂的不同属性和症状特征：癫则见痴呆傻笑，喃喃自语等阴证，狂则见怒骂高歌，登高狂奔等阳证。

张氏在朱氏论述的基础上，又从患者常寤或常寐，暴怒或倦静中，进一步作了鉴别，二子之言，为辨别癫狂的重要依据。

按：此言狂证的顺逆和预后。

狂本属阳，阳病而见阳证、阳脉，脉证相符，乃病之正常反应，故顺，属阳之狂证，反见阴证阴脉，乃疾病的异常表现，阳极似阴也。若再见舌卷囊缩等阴竭风动之象，则为孤阳无阴，阴阳离决之象，故立死。符合临床，可为预后本病之指导。

按：癫疾多由忧思不解，所愿不遂，致气机郁结，化生痰浊，蒙塞心窍而致。气郁和痰浊的出现有先后的不同，均为病理变化的产物，可因疾病所处阶段不同，而有所侧重。临证当据患者的症状、脉象，以分辨之，然后决定其先后缓急，以法治之。

按：躁狂，狂越，均指发狂之证而言。此段经文指出狂证的病机是火邪为患，后世均以此作为诊治狂病的理论依据。

按：狂病多因谋为失志，屈无所伸，怒无所泄，以致肝胆气逆，木火合邪，神明失守而为此证。故当以治火为本，并据其兼痰、兼气、而伍以恰当的药物，此乃治狂之大法也。

从这一条与前面讲癫病治法者相比，还可看出，癫狂二证，痰、火侧重是不同的，故治法亦有别，临证当详审。

按：痫证又名羊痫风、癫痫。常突然发作昏仆于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并发出猪羊的鸣叫，数分钟后清醒，醒后除疲乏头痛外，一如常人。

痫证的基本病理变化是痰热上迷心窍，兼挟惊恐，多为原有痰热，为惊恐所诱发，病属火热，当治以寒药，以合热者寒之之旨；病本痰热蒙心，自当以清心降火化痰为法。临证还应辨具痰火的轻重，审其产生的原因，予以求本之治。但对痰浊兼脾胃虚弱者，用药则不宜过凉，应健脾化痰，兼开心气，不可拘执李氏此言。

按：以上两条说明，痫的成因，主要与惊恐刺激有关。痛证之得，有先、后天之不同，有禀受于先天，即母亲妊娠期间突受惊吓，致恐则精却，遗于胎儿，则发本病，有后天突受惊恐，惊则气乱，痰浊滋生，上蒙清窍而引发者。此言对痫证的病因作了一个较全面的小结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癫疾，指癫痫，即痫证。

按：人之肤色、面色、舌色、鼻色等，其红活润泽，皆血之濡润，若血脱于外，则红润皆去，而变苍白，故经曰：血脱者色白。

鼻为明堂，其肤色的变化，当然可以反映体内气血的盈亏。鼻头血液充沛，易为青、红之色变，很难变白，一旦变白，甚至微微发白，即可提示全身血液的脱失。言之有理，可供参考。

按：豚肝，猪肝，暗红之色。

从出血颜色的明暗，以辨阴阳，是一种重要的辨证方法，色鲜红者属阳，色晦暗如肝豚者属阴。阳证多热，阴证多寒，血得热则行，得寒则凝。阳证出血，其中毫无瘀滞，故色鲜；阴证出血，血中挟有瘀块，故色晦暗。此言确为辨出血证阴阳属性的指导。

按：李氏此言说明血证常见的脉象：血脱失不足，其脉需弱；血暴脱则脉道中空而为芤，血少则血流不畅而为涩；血蓄结则沉积，故脉沉牢。此言为以脉测证之法，通过不同脉象以诊知血证的虚实、新久、亡蓄，可为临床的参考。

按：血液对寒热的刺激，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寒可使血凝涩，热可使血妄行，因黑能胜红，故有止血之效。寒、热、黑色是对血液运行有较大影响的因素，故这里突出地讲到。

此言有很高的临床意义：血得寒则凝，对某些血瘀证有诊断价值，可诊出其病因为寒。对某些因热而出血之证，则有治疗价值，用寒药可使血热而出血者止。同样道理，血得热则行，既可作为热性出血证的诊断依据，又可作为寒性血瘀病证的治疗指导。

“黑能胜红”则是概括了许多黑色药物，尤其是炭类药物，可以止血的事实，“血见黑则止”就成为临床用药的理论根据了。短短数语，寓意之深，值得称道。

按：温指阳气和煦，寒指阳气虚弱或阴寒过盛。若阳气和煦，则血流通畅，阴阳调和，人体亦安，故宜温。若阳虚阴盛，血得寒则凝，血不得畅行，则变生它病，故不宜寒。

静，安宁静谧，血循经按节而行，不缓不急，畅行无阻，则人不病，故宜静。动，躁动不安，不循常规而逆乱，常致血溢脉道之外，而为出血。故不宜动。张氏此言，抓住了血的生理、病理变化要点、值得效法。

按：血动，指血不静谧，反躁动妄行而溢出之谓。

张氏此言说明，出血之因，不外“气”、“火”两大方面。气有虚实之分，火有有无之别。有火者可迫血妄行，无火者，阴寒过盛，血液凝泣，脉道为凝血堵塞，它血不得畅行，反外溢而致出血。

气机壅实、逆乱固可引起出血，气虚不固亦可出血。此四者概括了出血证，寒热虚实诸种病机，可谓言简意赅。

按：胎，原也；百病，多种疾病。

经曰，百病皆生于气，李氏则进一步指出血亦为百病之原。气的虚实顺逆可以为病，而血的行、滞、寒、热亦可为灾，从而说明，气、血的变化在人体发病中的重要性，引申之，则可理解为，百病的治疗，均可以调理气血入手。可供临床参考，但不可拘执。

按：此言气血关系密切，气逆乱可引起出血的病机。气为血帅，血随气行，气机调和，血亦随之而畅行，气机逆乱，血亦随之而逆乱不能循经而行，反溢出脉道而为出血之证。所以治疗血证时，勿忘调理气机，或补气，或顺气随证用之，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否则，只知强行止血，不知从气机着手，血虽暂止，其逆乱之气，会再次引起出血。

按：阳气统领阴血，阴血随气而行。急性大量出血，血去气亦必脱，血去固属严重，气脱则致危亡，所以抢救此等病人，用药的先后缓急，至关重要。

失血者补血，本属正确治法，但血乃有形之阴质，必经“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才能成血，绝非药物入口即能化血，故曰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可见补血一法，非急切中所能济事者。

真正能起作用的治法是，以大剂补气之品，急固其气，防气之脱，保存一线生机，生命得保，才能赢得补充阴血的时间，并有阳生阴长之妙。周慎斋云：气有生血之妙，血无益气之功。所以忽略补气，断绝生机，是极大的治疗错误。血脱必先益气、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是中医抢救出血性休克，必须遵守的法则。

此言也见于张介宾的著作中。当然，在西医输血技术发达的今天，通过输血以补其血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按：出血急证，无暇细究其原委，必先止血，以防血去气脱之变，故止血为首选之法。血止之后，其离经而未出之血，则留于体内而为瘀血。瘀血停积，或壅而成热，或积而为痨，或结为症瘕等，可产生种种变证，故当消瘀以除后患，是为第二法。为防止再次出血，当用安血之药，以恢复血流之静谧，故以宁血为第三法。出血之证，血去气亡，正虚可知，故当补虚以善其后，至此，血证治疗方为完善。

按：出血，这里主要指吐血而言；胃药，指温中健脾胃之药；收功，即巩固疗效，杜绝复发，以收全功之意。

吐血病因很多，非止一端，但无不及于胃而致胃气上逆者。其治亦非一法，药物无不入胃而发挥作用。

吐血固然伤胃，各种药物亦必损胃，所以吐血等出血证患者，胃气必虚，全身气机升降亦必随之而失常，所以调理胃气，温中和胃补养胃气，使之渐充，升降枢扭之职渐复，全身气机恢复正常，当升者升，当降者降，气不逆乱，随气而行之血亦必循经，故可绝复发之患。而每以胃药收功。

按：血出热退，邪热随血而去，为热病出血之常。若出血之后，发热反甚者，乃气随血脱，浮阳外越之象，将有性命之忧，故属难治。

也有素体血虚，已有低热，再因脾不统血，肝不藏血而致出血者，其血益虚。阴血大衰，阴不配阳，阳浮而现大热，此亦失血而发热反甚之证，亦属难治。但在西医输液、输血技术发达的今天，若能及时补血、补液，或可挽救也未可知。

按：嗽血，即咳血，随咳嗽而吐出之血。

导致咳血的病因甚多，以热邪壅肺，迫血妄行者最为常见，此证多为病嗽不久即见血者。久病劳嗽，消耗肺阴，损伤肺络而致咳血者，亦不少见。戴氏此言是突出了易被人忽视的后者，示人以咳血者，虚实均有，不可偏执之意，此言符合临床实际，西医所说的肺结核咳血，支气管扩张咯血等，均属后者的范围。

按：先痰嗽而后咳血者，乃痰火积热壅肺、损伤肺络所致，痰火为本，咳血为标，痰火不去，咳血不止，故当以化痰降火为急务。若不知此标本之意，固执“急则治标”之言，纯用止血之品，则痰愈泥，火愈炽，或可得片刻安宁，必致更加严重的出血，为医者当详察。

按：咳嗽而致出血者，必数声连嗽之后，方有血见，血随咳出，常杂于痰浊之中，病在肺脏本体，血出于肺。

咯者，非肺气上逆，乃喉头不适，病人自动用力作咳以清之，常仅一声，或不连贯的一两声，即有血出，咯而出血者，病在喉头，血从喉出。

肺在胸中，口在头部，血自肺出于口，故曰其来远；喉与口紧连，故曰其来近。此说符合临床，可为辨证之参考。

按：出血有寒热之辨，虚实之别，故不得见血即统以寒凉治之，否则必犯虚虚实实之戒。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故见嗽即清理肺气，非治本之法也，故亦不可执循。这两句所言病证虽异，所指中心则同：强调辨证施治，治病求本之意。

按：李氏以“火”概括了吐血的病因。火分虚实，既可是实火迫血之妄行，又可是因虚而火动，火动而血动。

因火而吐血者，虽然挟痰，然痰乃火热灼津，煎熬而成，故但治火则血自止，痰自消。治火之法，则当遵“莫见血以投凉”之意，实火固宜清泄，虚火者则当以滋阴或温补为法。

李氏此言指出了吐血最多见的病因，但并不能代替全部病因，临证仍当辨证施治才会取得良好疗效。

按：肝主怒，又藏血。怒可伤肝，致肝气上逆，肝不藏血，上冲之逆气，挟不藏之血而上腾，从口溢出，则为呕血。

此条经文讲到呕血病因的一个重要方面，说明呕血不仅与胃有关，与肝及情志变化也有一定关系。

按：此言说明，酒一类热性饮食物，有伤胃之弊，热能助火，火热可以动血，迫血妄行，而为呕血，故避免酗酒，对于预防呕血有一定的意义。

按：血枯经闭者，血当出而无以出；呕血吐血者，不当出而反出，二者病证相反，病机各异，故治法亦大不相同：血枯经闭者，血源不足也，血本水谷所化，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足谓血，故血源于水谷之海胃，欲补血之不足，当从后天之本着手，化源足血自生，月经亦随之而通。

血宜静不宜动，动则妄行而为出血。欲止血，必寻动血之由，其因不限于胃腑，而应从深部脏器中去寻找。脾主统血，肝主藏血，故出血之证与之也密切相关，肝、脾皆属五脏，故曰源于脏。

按：络脉，小的横行之经脉，血液运行之道路。阳络，人体上部、体表的经脉；阴络，人体下部、属里的脉络。后血，便血。

络脉损伤，其中运行之血，必溢出脉外而为出血，阳络伤则引起衄血，阴络伤则引起便血。这段经文成为分部辨治血证的指导思想。

按：衄血虽包括鼻、齿、肌肉等多处出血，但多指鼻出血。

张氏此言突出了衄血与阳明经和太阳经的密切关系。鼻虽为肺窍，但同时又是手足阳明经、阴𫏋、阴𫏋之会，故诸经皆可为衄，非独太阳肺一经也。又因太阳主一身之表，主外感证；阳明主里，主里热证；故外感之衄血多责之太阳邪侵；因内热而衄血者，多责阳明之经。但临床所见，肺经火热致衄者，毕竟多见，为医者应作到心中有数。

按：吐血者止血，本为正治，但病因不除，其血难止。缪氏指出，宜行血不宜止血。行血可使逆乱之气血循经而行，自不外溢，出血自止。若不调气而强行止血，血亦不能止，甚而有留瘀之弊。

养肝则肝气足，血有所归；伐肝则肝愈虚，而愈不能藏，血何以止？故宜养肝不宜伐肝。气有余便是火，降气即所以降火，气降血亦降，则无上溢之患，吐血自停。若用寒凉清火之品，必耗伤胃气，致中阳不振，脾不统血，血更不能止，故曰宜降气不宜降火。此言深得中医辨证论治之妙，可为治疗血证之参考。

按：张氏根据便血出现在大便之前或后，辨别出血部位的远近，近则在广肠或肛门，远则在小肠或胃。此说至今仍为临床辨别便血病灶的重要依据。

按：血得热则行，今热在下焦，迫血妄行血从膀胱而出，则为尿血。这里指出“热”是尿血最多见的原因。但热在下焦，不仅可致尿血，还可引起癃、淋、便秘、带下、崩中诸证。另外，尿血之因亦有虚实之辨，病源病位还有上下之分：上焦心经之热，下移小肠，可致尿血，肾虚不摄亦可致尿血。故张氏此言可为诊治之参考，但不可拘执。

按：暴痛，指突然发作的剧烈疼痛，新病之痛。久痛，痛时已久者。

寒主收引，寒气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此即暴痛属寒之理。久痛者，经络久不通畅，必郁而生热，故曰久痛属热；暴痛者，邪气骤然而入，仅能入于宽大之经脉，引起经脉稽迟，涩而不行，故暴然而痛。痛久，邪由粗大的经脉渐渐深入细微的络脉，故曰久痛在络。

疼痛的急暴和新久，一可测寒热属性，指导病因治疗；二可测病位，有指导用药，直达病所的作用。

按：邪，指诸种邪气，如寒、热、痰、瘀等，邪气侵犯肝经，郁滞肝气，经络不通，不通则痛。胁为肝之分野，经脉所过，今肝脉不通，故两胁作痛。

按：胁痛，即胁肋疼痛，是一种常见病证。有多种分型：实证有肝郁、血瘀、湿热的不同，虚证主要是肝阴不足，其中以肝郁型最为多见，它的形成是因多种不愉快的情志刺激，损伤肝气，使肝失条达，反郁结成病。

按：邪犯肝胆，经络不通，不通则痛，故胁痛作。胁痛年久不愈，肝胆经络久不通畅，气滞血瘀，郁而生热，热必灼津而生痰，痰瘀交结于胁下，形成积块。真经验之谈，可可为预后胁痛、诊断胁下积聚的指导。

按：此条经文说明，积的生成与受寒直接相关。寒邪或自外受，或由内生，伤及气血，气得寒则滞，血得寒则凝，致气血运行迟滞，易于停积，若再与体内痰、食等已有之物互结则积聚更易形成。此言成为后世以温法治积聚的理论根据。

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勇者气行则已，怯者着而为病，故正气充足者，气血调畅，无处成积，故曰壮盛人无积。反之，正气虚弱，气血运行涩缓，则易停聚而为积。因虚致积，故当从补养正气着手，以达祛邪的目的，这是治疗积聚证常用的方法之一。

按：气与血相对而言，气无形而血有形，气之停滞，忽聚忽散，揉按之即消于无形；血之凝泣则结而成块，固定不移，虽重力推拿亦不会消散，故曰肚腹结块，必有形之血也。但积聚也不仅限于血，痰、食、湿浊等邪气与血胶结，也可形成结块，为医者不可不知。

按：张氏指出，积聚的治疗，用药的缓急必须考虑病程的长短，正气的盛衰。病程短、元气未曾受伤者，若不急攻其邪，则反致养奸使其势渐变坚实，去之更难。积聚日久，元气已虚者，若误用急攻之法，积不能去，元气反受其斃。前者的“不宜缓”是应积极祛邪，不可怠慢之意；后者之“从缓”是缓图、渐消，不可妄用攻逐，操之过急之意，二者不可一概而论。

按：此乃张氏对积聚治法的总结：对积坚气实者，非攻不能去；不堪攻击者，只宜消导渐磨；积痞势缓，攻补未便者，当以调理脾胃为主，脾胃健运，营卫气血畅行，积自消散。对于虚弱人的积聚，当察其缓急，以顾护正气为主，故用补法，先使正足，后再议祛邪。此言为治疗积聚的重要参考。

按：积，积聚，指腹腔内的肿块。坚顽之积，指多方调治而难于消散者。

火攻，指艾灸、火熏、火针等温通攻邪之法。

坚顽之积，多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针之不及，药之不达，故其积难消；或因寒结坚凝，或气、血、痰、食杂揉，药效难于发挥者，只有火攻一法，可借其温热之力，以畅通营卫气血，散其寒凝，才有向愈的希望。

艾灸之法，既有温通之力，又具香窜透达之功，故最为有效与稳妥，故曰莫妙于灸。

按：朱、李二氏都说明：积乃逐渐积聚而成，非一时性的食积和燥结，所以绝非快药攻下所能奏效者，治疗必须有一个逐步消散的过程。不懂此理，误用攻下，只有伤正之弊，而无去病之效，故不可用下法。只有消积、化积才是去除病根的正确治法。当然，临证若遇积聚初起，体质尚可，酌用攻逐消散之法，也未尝不可，但也绝非通里攻下之法。

按：痿躄，四肢或上肢或下肢，痿弱无力不能为用之证。

肺为一身之华盖，主敷布水谷精微，若雾露之溉。今肺因热灼而焦枯，敷布之能不行，四肢筋骨失其所养，则渐至无力，痿废而不用，此言成为后世有痿躄病理认识的理论依据。

按：王氏扩展了痿的病因病理，首先是无血，再兼有痰火、湿热所致。无血，即血虚，血虚则不达四末，则筋骨失于濡养，失其健强独立之常，而为痿躄之病。若更兼痰火，阻滞经络，气血愈不能通达。若兼湿热，热可耗营，湿则滞气，久而气营两伤，以致“大筋软短，小筋弛长”之变，筋脉不能撑持全身，故而为痿。此实对痿躄证病因之痰、湿、热、虚四者相互致病的全面论述，可供临床辨证之参考。

按：此言说明风、痹、痿、厥等四肢为病的主要症状，亦即鉴别点。四肢抽搐变动，或挛急强劲者为风；肢体麻木疼痛者为痹证；但软弱无力，百节缓纵，不能为用者为痿；四肢或冷或热者为厥。此言可为临证鉴别肢体疾病的重要参考。

按：治疗痿证必须从阳明胃经入手，才是正确的途径，阳明胃为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关节。阳明胃气旺盛，则宗筋健、骨关节滑利、活动敏捷；反之，胃虚弱则宗筋纵，骨属屈伸不利，无力支持全身，则为痿。所以治疗痿证，不必从二经脉搜寻，独取阳明即得其要。

实际上，痿证的治疗，并不能仅寄此法，当然辨证施治，有热者清热，有湿者利湿，津亏者生津，肾虚者益肾，才会有好的疗效。

按：此言说明痿证治疗的禁忌。筋脉肌肉痿软无力，百节缓纵不收的痿证，与风证的肌肉强直，四肢抽搦而影响活动者，截然不同。故也绝不可用辛温祛风或镇肝熄风等类药物来治疗，否则必致阴血耗伤，阴阳失衡，加重病情。故风药（这里主要指辛温祛风之品）为痿证的禁忌。临证治痿当恪守之。

按：痹证是因风、寒、湿三气相合；侵入人体，痹阻经脉而成，以关节、肌肉疼痛、麻木为主证，并有随天气变化而痛疼加重，或发作的特点。此段经文是对痹证病因、病机最基本的认识，也是后世诊治此证的理论依据。

按：痹虽为风寒湿三气杂至而成，但三气之至各有偏盛，故又有寒多、湿多、风多之分。寒主收引，经脉不通尤甚，故痛甚，人称痛痹。湿胜则肿，故湿气胜者肿满如脱，重着不移，人称着痹；风为阳邪，易伤卫而腠理开，且走注作痛，故汗多，人称风痹。严氏从痛甚，肿胀、汗出的不同，辨别三气何者为重，实指出三痹辨证的关键。

按：严张二氏指出，体虚、气血不充、卫外不固，是痹证发病的内在因素。在体虚的前提下，再有风寒湿气的侵犯，才可成痹。若正气存内，气血充盛，邪无隙可入故不可干，亦不病痹。这里充分体现了中医重视内因，强调抗病力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的辨证观点。

按：阴分，阴血之分，阴血所在之部分。

痹同闭，风寒湿邪郁闭阴血之分，阻塞经络，缠绵不愈，蕴而化热，经脉愈阻，其痛愈甚，而成热痹。从而说明风寒湿痹日久，有向热痹转化之机，临证当留意此变。

按：病，在此指痹证。脉痹，五痹之一种，是以筋、脉、肉、皮、骨五部分类痹证的一种。

痹证久而不愈，则渐渐内及于其所主之脏腑，如痹在于筋，久而不愈，则渐及其内合之脏肝。

脉痹，风寒湿之气痹阻于经脉者，非但日久不愈，且反复感受风寒湿邪，其病气则渐及于内合之脏，心之合脉也，故脉痹不已，则内舍于心，引起心脏的痛脉。

按：李氏此言说明，风、寒、湿三痹，所伤之邪偏盛不同，故主治之法亦必异，当以祛除主要病因为中心，兼顾其它二邪，如行痹者散风为主，兼以散寒胜湿；痛痹者散寒为主、兼以散风祛湿；着痹利湿为主，又当兼以散寒祛风。此说符合临床，可为治痹之指导。

按：风善行而数变，故风入人体引起经脉的痹阻，必非拘于一处、一经，而是随风之性而走窜全身。经脉痹阻者，气必停滞，血必瘀凝。

气滞血瘀为此证的主要病理变化，风邪入侵为主要病因，故治疗上必从气血、风邪入手。然风之侵入，必由气血之不足，张介宾说：惟气血不足者，风邪得以入之，故治风必先治血：一为补益营血，营血足则自畅流，经脉通则病自止，风亦自散；一为行气活血，气行血活，风邪不能痹阻为害，则病自己，此即血行风自灭之理，可见治疗风邪为患，治血（补血、活血）是非常重要的治疗法则，临证不可忽视。

此言还适于内风，因阴血亏虚，肝风内动者，且此证更应以“治血”为治本之策，阴血得足，郁滞得散，其风自灭，故对痉、厥、眩晕、中风半身不遂等证的治疗，亦不失为一条重要法则。

按：此言说明，痰这一病理性产物与疟疾发病的密切关系。引起疟疾的病因很多，既有风、寒、暑、湿、山岚瘴气之所感、也有饮食之所伤，多能影响中气，使之运化失常，气机逆乱，鼓动痰涎随阴阳之气出入于表里之间而为疟。从疟疾治疗的用药上可反映出痰与疟疾发病的密切关系：一般必用化痰之品，其效方著。疟无痰不成，确实反映了疟与痰的密切联系，但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故临证又不可拘执此言。

按：以上两段格言明确指出：疟疾是以风邪为代表的风、寒、暑、湿之类六淫之邪伤人所致。

此外，随着医疗经验的丰富，人们逐渐发现，南方阴雨连绵、云雾迷漫的山区，患疟者尤多，故又有“山岚瘴气”致疟之说，为医者当熟知。

按：疟乃邪气伏于半表半里，出于阳则热，入之阴则寒之证，半表半里，少阳之位也，少阳病主脉弦，故疟脉自弦。《金匮》此言符合临床，清代喻昌指出，疟疾不但初病之脉乃弦象，即久病正虚脉不鼓指时，弦象亦隐然指下。这就为后人所证实。

按：疟母，疟之根也。

疟疾所以经年不愈，乃因已有病根存在，其病根即是藏于腹胁、痰瘀结成之痞块，又称疟母，实际即是肿大的脾脏。

按：疟疾而无汗，则邪无出路，故必发散使邪从汗解。又因疟者正气皆虚，故发散必兼补正，以免邪去正亦消之弊。

疟疾病久，腠理开泄，故汗多，乃阳虚不能外固所致，故必补正以固其表，略兼散邪，则可免补正反留邪之害，取得邪散而正不伤之效。朱氏此言抓住了治疟的关键，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

按：膀胱者，州都之官，水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故水液排泄正常与否，为膀胱所主，若邪注膀胱，膀胱壅实，气化不利，则水液不能出，故为癃闭；若膀胱气虚，则收摄无力，关门不固，故水液不能禁，则溺自出，而为遗尿，后世对癃闭和遗尿病机的认识，多以此为据。

按：热则气机壅实，膀胱气化不利，故热则不通；冷则阳气衰微，传送失度，膀胱不藏其约不固，故冷则不禁。

热甚则气机壅塞，气化闭而不行，故小便闭而绝无；热微则气虽壅而尚未实，故小便虽难而尚存。朱氏此言实得膀胱疾病之要领，值得效法。

按：应上、应下，当理解为应于上，表现于上；应于下，表现于下。

关格是小便癃闭的同时，又见呕恶的一种严重疾病表现。由于三焦气机升降紊乱，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浊气壅塞于中，其病变表现于下，则膀胱不得气化，水液不出；表现于上部，则是胃气不得下降而反上逆。

中医所说的关格与西医的尿毒证颇类。目前西医对此证尚无有效的疗法，故可参考中医有关关格的论述，去寻找治疗方法，有时可起到减轻病情，延长生命的作用。

按：淋证与癃闭，同为小便不畅之病变，但有程度的差别。程氏、李氏从症状表现上对二者作了鉴别，抓住了要点，切合临床。

按：小便痛涩滴沥，欲去不去，欲止不止之证即淋证。诸淋，指各种淋证。巢氏此言指出淋证最常见的病机是肾虚膀胱热。肾虚则下元不固，溺不得以时出，故可点滴而下。热注膀胱，气化不利，经络不通，故小便不利而涩痛。肾虚膀胱热者，则其证更为明显。

按：淋分五种：气淋，血淋、石淋、膏淋、劳淋，称之五淋。公认的淋证病机是热邪阻滞气机，膀胱气化不利所致。

淋证病位虽在膀胱，病源却不尽在膀胱，除上述肾虚外，肺热亦可致淋：肺为水之上源，肺为热闭，肺气不降，上源不启，下户不开，膀胱水液不得排出，排亦不畅，也可为淋。此外，心移热于小肠，亦可致小便短赤之证，为医者临证当详察病机，不可一概而论。

按：历代前贤对淋证都有一个较公认的看法：淋多属热。热，实邪也，故忌补，尤禁补气，因补气之品，性多甘温，甘则壅气，温则助热，误用之，可致热得补而愈盛，气得补而愈胀，血得补而愈涩，病情加重，变证百出。

淋证虽多属热，非尽属热，有实亦有虚，对多数实热者，必当忌补，而对属虚者，则另当别论。如血淋，病至阴血虚的一定阶段，则可滋阴养血；补气之法对于确属脾虚下陷，肾虚不固的小便滴沥，则可选用，故不可拘执忌补之说。

按：此言说明，心有妄想，君火先动，可引起相火妄动而致遗精的道理。临床遇属此类原因而遗精者，当晓之以清心寡欲之理，方为愈病的关键。

按：梦精病机并非皆因色欲妄想所致，多数病人是因劳心过度，阴血暗耗，心火独亢，心肾不交所致。以此推之，本病的治疗多以滋阴降火为法者切当。

按：此言说明，成年男子因节欲而偶有遗精者，为生理现象，不可妄加治疗，临证必须仔细询问病情，分清生理、病理，然后再予治疗，不可见是证即妄投药饵。

按：梦遗，有梦而遗精之证，多由相火妄动，火动而精走所致。

火者，热之甚者，故朱氏说专主乎热。符合临床。对此种阴虚火旺而致梦遗者，除给予恰当的药物治疗外，还应从心理的角度，予以开导，方可见效。

按：郁证是由于情志因素，导致气机郁结而引起的证候群，主要症状包括情志忧郁，心绪不宁，胁肋疼痛。胸咽窒闷，失眠等。

朱氏把“郁”看成是导致多种疾病的因素，实际上是把这种“郁”，进一步引申为七情内伤因素而言的，即不良的情志刺激，可引起各种病证，即因心理因素，则可造成病理变化之谓。

按：此言进一步解释了“郁”的含义，说明气机郁滞，不得畅行的各种状态即是“郁”。深得郁之要领，便于后学者领会。

按：郁乃气机郁结，滞塞不适，必用顺气之法，使之条畅，其郁方解，故曰顺气为先。治郁诸方，如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等方，无不具此功效。

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变化，欲理其郁，必调整气机，属气机壅实者则如上述，当顺气为先。属气虚的滞者，升降之能不行也，故必调整其枢纽中焦脾胃，中焦枢纽之功得行，则升降自如，郁结自散，故曰调中为要。

按：郁证乃气机失其正常的升降运动，结聚停滞而成，结者开散固为正治，而恢复气机的正常升降又是散结的关键，升降之中，又以升为主导方面，所以说治郁必兼升兼开，然升之太过令人昏冒，开散过甚则耗人气津，故又必兼滋兼敛以反佐之。万不可拘于郁久化火之说而反用清降、逆其性则气机更郁，适得其反。

按：疔，疔疮，这里的大疔则是指痈疽而言。膏粱，精美的食品。

此段经文说明，过食膏粱厚味，积热生毒，蕴发于外，则成痈疽的道理。至今祖国医学对痈疽病因的认识，仍以此为据。

按：痈、疽，均为发于体表的肿物。痈，红肿高大；疽，多漫肿不热，故二者有阴阳之别。但临床常痈疽连称，以代表发于肌腠的多种外科病。

邪袭经中，营运失常，壅滞不通，积而生热，热灼肌腠，发为痈疽，从而说明，营血运行失常，是痈疽发病的主要病理变化。

按：张氏此言，意同上条经文，说明痈疽为病，主要是气血壅滞、停留结聚而成。人体气血，营运不息，乃是其常，若壅滞结聚于肌腠，必致局部肿大突起、疼痛不适，而为痈疽。

按：祖国医学最重整体观念，认为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痈疽之病，不仅是因外邪侵入经络，壅滞营血所致，而且也可因五脏蓄毒积热，外发下流而形于外者。如痈疽发于舌，乃心之毒，痈疽发于肌肉乃脾之热等，华氏此言联系脏腑论述外科病证的病机，利于临证运用内治法的辨证治疗。

按：此段经文说明，痈疽之病，脓血之聚并非凭空而来、突然发出的，而是早有所因，由微而渐大，由最初微小的病原，未得及时的祛除，渐积渐增而成。从而说明，有病早治，防微杜渐的重要。

按：热邪炽盛，壅聚不散，蒸薰肌肉气血使之渐渐腐烂，化而为脓。后人皆以此段经文为据，说明因热致成痈脓之理。当然，成脓之机并非皆因热，亦有冷疡成脓者，不可不知。

按：痒与痛是外科疮疡中最常见的症状。就痒而言，有因风因热之不同。风善行而数变侵入肌肤之内，走窜不定，如虫蚁之游行，令人作痒，故齐氏曰：风多则痒。

刘氏又说：微热则痒，微热者，温之谓，或邪热初入，尚且未炽，微热之邪虽然亦能痹阻经络，但时通时塞，似有物窜行肌肉腠理间，时行时止，故可致痒；或疮脓尽去而肿未消，大热已去而微热仍在，气血渐通而时有滞者，亦痒；或有腐肉已脱，新肌渐生，气血灌注于患处，以温养之，虽非邪热，亦微热之气也，故亦觉痒。

热甚则痛，因热甚（多）则气血壅滞亦甚局部之肿胀亦著，经脉络脉痹塞，完全不通，则不通而为痛。

刘、齐二氏之言足资临证参考，但也不尽然，还有虚甚而痛者，邪气淫溢四散而痒者，临证又当明察，不可拘执此言。

按：平人，表面看来无病之人。饮食如常，无明显的自觉症状，气无短促不足及乏力之征，体无倦怠疼痛之感，仅见急数之脉者，多有痈疽发作的可能。

痈疽原是火毒生，当火热炽盛到一定程度即可鼓动血脉疾速搏动而见数脉。外证痈疽虽未出现，却已至将现之时。所以数脉的出现，则可为痈疽将发的征兆。痈疽的数脉，除非正气溃败者外，必然有力。

当然，数脉主热，有实热、虚热之分，除痈疽外，还见于多种病证，故也不可一见数脉即概言痈疽将发，但是它病脉数，必有它病的主要见证，绝非饮食仍旧，气体如常之态，如为心悸，其数脉必无力，患者必有明显的心悸、气短等不适。如数脉兼浮，必见于外感风热，临证当灵活运用。

按：热，邪热也；血，气血也；胜，战胜损伤。

痈疽之证，无论初期还是后期，总不外热邪损伤气血。邪热阻于经络，气血壅滞不行，结聚而成肿，发为痈疽。病成之后，气血更加不畅，积热益甚，聚而成毒，热盛腐化肌肉、气血，溃烂而为脓，如是则邪热更伤气血，故曰痈疽只是热胜血。

朱氏此言说明了痈疽为病的常见病变性质，但对冷性脓疡则未必适宜，临证宜详审。

按：痈疽，气血壅滞于局部，热甚者则可蒸腐气血肌肉而为脓。诊察痈疽已化脓和未化脓，脓液所在部位的深浅，是决定能否切开，切开深浅，以手术排脓的关键。

痈疽本痛，化脓前，因其气血壅结于局部，组织致密坚硬，按之不易引起气血的进一步结聚，故疼痛不会明显加重。若已化脓，则局部有脓液聚集，按之则脓液四散，压迫周围组织气血壅滞加甚，故疼痛亦加重。

痈深大，脓位也多深，必重按之才能触及，故重按乃痛；脓浅，则小按之（即轻按）即可触及，故小按即痛。

按后抬手，其凹陷亦随之而平复者，是按时被推开的脓液，抬手时又汇集原处，故平复。若并无脓液，按之凹陷者乃壅肿如泥的肌肉组织，抬手后不能很快地复聚，故其凹不复也。

齐氏所讲辨脓法，简单易行，切实而有效，至今仍为临床所运用。

按：肿起坚硬而脓稠，乃热邪壅盛，气血充足，壅结而肿，故属实。实者，邪气实，正气亦旺。肿下软漫脓稀者，邪阻气血，亦留聚生热，腐肉为脓，但气血不足，壅结不实，故软漫，邪虽盛，气血已衰，气血不足以为稠脓，故脓稀。

按：肿高者，热阻气血，结聚之甚而众者，焮痛者，气血运行之脉络痹阻不通尤实之故。

漫肿者，真气衰；虽有邪阻，聚而不甚；气血不足，脉络痹阻而不实，故痛微。此言从肿势、疼痛的程度以辨虚实的方法，对临床痈疽的辨证有一定指导意义。

按：溃腐成脓，虽是痈疽发病过程中的一种病理变化，同时它又是一种排除毒邪的方式。

痈疽初起，正邪相争，若治疗得当，正能胜邪，则可消散于无形而愈。若痈疽久不消散亦不溃腐作脓，是因阳气虚之体，无力托毒外出，邪毒虽盛，无阳气之托，亦不能成脓，故曰不作脓，不腐溃，阳气虚也。

若脓疽已溃，脓液已成，脓去肌生则渐渐收口而愈。今脓去而肌不生，口不收，乃因脾气虚弱，气血生化不足，无以生肌长肉，故曰不生肌、不收敛，脾气虚也。

陈氏以上格言，说到了痈疽病变的关键。据此以指导临床，遇不溃脓者，当温阳以助其化脓，不收口都当健脾以助之生肌，确可提高疗效，促进疾病的向愈。

按：痈疽所生部位浅表，气血一有壅滞，外形即显，肿突即是。壅滞渐积渐甚，经络闭塞作痛，故曰先肿而后痛者其病浅。

痈疽位深，虽有气血壅滞，因其深在，外不可见，而疼痛则可早觉，故曰先痛而后肿者其病深。张氏此言为辨痈疽病位深浅的一个重要方法，足资临证参考。

按：痈者，壅塞不通，疽者毒邪痹阻，虽有阴阳之别，寒热之异，但气血不通则同，不通则痛，故曰痈疽必痛。若不痛，则为反常，凡壅塞过甚，反致不仁之象，多为病甚之征。

然痈疽之痛，一般均为人所可以忍受者，若大痛，必非寻常痈疽，或深在大经，或重在脏腑，或正虚而不耐其痛。可见大痛乃病邪深重，正气不支之证，故曰亦不可大痛。

按：痈疽未溃前，热聚成毒，腐人筋肉，壅塞经络，气血不通，故痛，其痛乃热毒所致。

已溃者，脓毒已去，气血因耗伤而衰少，血流涩滞不畅，故亦痛，其痛乃气血不荣之痛，故曰虚。

以上对痈疽不同情况的疼痛的分析，切合临床，可为辨证之指导。

按：痈疽未溃者，热毒壅盛，鼓动脉搏，波浪起伏，乃证与脉符，故宜洪大；及其已溃热毒随脓外排，其脉亦当渐趋和缓，反见洪大者，多为正衰邪盛，病进之候，为医者不可等闲视之，故曰洪大始戒。

按：疔疮是病势较重，常易迅速恶化的外科疮疡，因其根深如钉，故名疔疮，此证多发于四肢，尤其是指端。

疔疮多因火毒而生。热毒初聚。其热尚微河间曰：微热则痒，故初病先痒。邪热渐盛，聚于患部，河间曰：热盛则痛，故后痛。

疔疮初起，病势轻微者，只有局部症状。随着病情发展，渐渐波及全身，正不胜邪，则气反被郁闭，故先见恶寒之证。正邪搏斗，阳郁外达，故后热。楼英以简明的语言说明疔疮的病位及全身和局部症状的发展变化，符合临床实际，可为辨治疔疮的指导。

按：疔疮乃急重之外科病，见是证必须急投大剂药物，以求将疾病消灭在早期。不知此情，延误失治，必致毒气走散，形成“走黄”重证，以致疮顶黑陷，肿势漫延，高热、头痛等中毒证出现，病势危殆，故曰治疗毒在急。此言确实指出了疔疮证治疗的关键。

按：痈疽实者，邪气实也，虚者，正气虚也。实邪侵犯，热毒为痈者，泻出毒热，其痈自瘳，故曰实者易泻。

痈疽不愈，正气已衰，欲泻热则正虚不禁，欲补正，又恐碍邪，致正不得补，反助邪气。补法难施，故曰虚者难补。

按：疽多指平塌苍白的体表肿物，病位较深，属阴；痈多指红肿高大的体表肿物，大都是化脓性皮肤、肌肉间疾患，病位多较浅，属阳。属阴之疽，灸之则气行血活而病情好转，故宜灸；烙之则徒伤皮肉而无益，故不宜烙。属阳之痈，灸之则益其热而增其病，烙之则可破其皮以排脓泄毒，故宜烙不宜灸。

齐氏这里讲的是痈疽治法选择的一般规律，但痈久治不愈，正气已衰而不能成脓者，未必尽不可灸。疽中也有属阳者，如有头疽，灸之也会有害，有脓之时，烙之亦可排脓。所以，辨证论治，仍不失为痈疽治疗的基本法则。

按：丹，指皮肤突然变赤的病变；瘤，瘀浊停蓄之肿物；毒，病情急重的疮疡。

丹瘤肿毒，多火热，邪盛之疾也，以水湿渍敷，则可从外部以清其热，有消除红肿的作用。肿皮光软，乃脓已成，故当以针刺破表皮，排去脓液，脓去则热毒随之而去，病将向愈。

按：疮，又称疮疡，是一切外科疾患的总称，其中主要指痈疽而言。

疮疡之发，有因于内而发于外者，如脏腑毒热之外发；有病在外，因正气不足而渐内陷者；也有邪在经络者，故当分别内外以治之。如高粱之变，热毒生于肠胃，反发于外者，当疏通气血，使结滞得通，毒邪易于外散；邪生经络者，则当行其荣卫，荣卫畅行，壅结自散疮疡可愈；毒邪外犯，恐邪甚而深陷者，当扶助正气以托其里，截止其发展。

托里、疏通、行荣卫确为治疮疡必须掌握的关键法则。但此三法从扶正、调节自身机能的方面，考虑较多，而从决邪的角度则强调不够，如，因热毒者当清热，因湿邪者当化湿……对这一点，为医者也应有正确的认识。

按：肌肉者，脾之所主，痈疽溃后，生肌收口为治疗的关键。肌肉者，必气血充养而后能生，气血者必脾胃健旺，然后能化，故薛氏说生肌之法，当先理脾胃，助气血为主。从而体现出，痈疽外证亦不可脱离内治之法，李梴曾指出；惟务内治而不贵外治者高，更突出了内治法在外科病治疗中的地位。

按：痈疽虽发于外，却多源于内，为脏腑蕴毒之外发。未溃前，热毒炽盛，故不可同丝毫热药再助其邪，应清热解毒消肿为治；已溃者，毒热已随脓液外泄，病邪已去，只留脏腑之亏虚，必补无疑，苦寒泻火之冷药则必须禁用，否则必犯虚虚实实之戒。

薛氏此言说明痈疽不同阶段的用药禁忌，是一般原则。临床病情变化多端，未溃前亦有正虚者，溃后也有邪气未尽者，所以又不可拘执。

按：取之，外科手术切去之意。

痈疽溃后，脓血腐肉等毒物汇集患处，若不去之，不但新肉不能生长，且周围正常组织亦为之所侵，并有内传脏腑，变生它病之害，故必以手术除去腐肉凝滞，才能促进新肉生长疮口渐收，才能向愈。此言实为临证施治的指导。

按：未成者，指肿疡初起，尚未成脓者；肿疡主要指未溃或已溃的痈疽而言。

张氏此言说明，痈疽的任何阶段，均应以消散为首选的治法。而痈疽初起阶段，未溃者则为必用之法。痈疽未溃，红肿高大，气血壅滞，经络不通，若能使其消散于无形，则为最佳治疗方案。

即使痈疽已溃，再用消散之法，也有衰减其病势，大病化小的作用。且痈疽中心虽然溃脓，四周之肿仍在，药能使四周肿消，则疮口亦随之缩小，利于愈合。由此可见，消法在痈疽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按：痈疽的任何阶段，消肿止痛均为治疗所必用之法则，肿消痛止为治疗的目的之一。在初期，尤为重要。

肿者气血之结聚，痛者，经络之阻滞。欲消肿必行气活血，使气血畅流则肿自消。欲止痛，必使经络中无阻塞，而消除阻塞之法，亦必行气活血，使气血畅流，经络才能畅通，通则可以不痛，故能止痛。

此言强调了行气行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祛除病因的治本之法，也不可忽略。

按：痈疽之治，内虚者，当托里以补正，脓成者当排脓以泻毒。托里补虚之品，是指参芪等甘温补气药物，因为气行血才行，气足血始生，气血充养肌肉乃长，故人参黄芪为内补的代表药物。

排脓者，指通过内服药物（非手术疗法）以达排脓目的者。皂角刺有攻破表皮，开通脓液外排之路的作用，故以之为排脓之代表药。

按：痈疽高肿起者，乃热邪阻络，气血壅滞而成，当行气活血，清热解毒，散其滞壅，祛其邪阻，肿自消散。肠无燥结，府无积水，攻利之何用？误用之于病无损，反伤元气，故忌攻利。

平塌漫肿者，乃气血不足，毒邪内陷之证，必急补正以托其里，使正气足则可托毒外出，病自向愈，故宜投托补之剂。陈氏此言真经验之谈，当遵循。

按：外证，生于体表的外科病证；内伤，非专情七情内伤、或劳倦内伤，而泛指内科疾病。

痈疽虽形于外，却源于内，故治疗必不可舍内，用药亦同内伤。例如痈疽平塌不起者，当用补气之法；红肿高大者，必用清解之药，血虚者当用四物，气虚者当予四君……。

内外之治本为同一目的，外证之治，亦不离内服药的用药法则。陈氏此言实属至理。

按：慢肿即漫肿，指肿势散漫，无高大突出的头尖者。这种痈疽，多属阴证，病位深在筋骨，易内溃而不易外破，外用之药不易直达病所，内服之药则攻补俱难，攻邪则恐伤正，补正则易碍邪，故曰难治。

焮肿者，是患处红肿热痛的痈疽，其证属阳，病位浅在肌表，外治药可达病所，内服清热解毒、疏通气血，使邪去则肿消，故曰易治。

按：肿疡初起，热邪阻络，气血壅结，故患处高肿，必邪热去，气血渐畅，高肿方消，绝非数日内所能消退者。今五七日，忽然高肿变平，甚至凹陷，病人自觉症状非但不减，而反加重，是正气内虚，邪毒内攻脏腑所致。此言对预后痈疽有指导价值。

按：古人认为，体表之痈疽，乃脏腑蓄毒外发所致，又有感于六腑和感于五脏之分。

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其毒可从吐、泻而去，故由肠胃蓄毒外发之痈疽，也可从吐、泻而愈，故易治。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其毒邪，吐不能出，泻不易去，蓄积而难排，非一般祛邪之法，所能为用者，故曰难瘳。

按：痈疽证，脓排出，毒热当随腐化之脓亦去，患者应脉静身凉，肿消痛息，即如伤寒表证得汗而解之谓。若反仍热作渴，脉见洪数，则为真元虚衰，阴精耗竭，而毒热仍盛者，正溃邪盛，故必死。

按：流注乃是发于肌肉深处的脓疡，外观漫肿无头，皮色不变，常此起彼伏，如邪气游走，偶有停留一般，故称流注，类似西医所说的多发性游走性深部脓肿。

本病之起，多先有痈、疽、疔疮等证，因正气虚弱，不能尽驱其邪，致余邪残脓，顺经络流入肌肉丰厚处，停聚而成流注。若正气充足，则能尽排其邪毒脓液，流注无由作，故曰皆真气不足，而后邪气得以乘之，引起气壅血聚的病理变化。此言突出了正虚邪乘的病机变化，可供临证之参考。

按：附骨疽，附骨而生，推之不移。外观不红不肿，或局部略有肿起，其证疼痛彻骨，溃后常流脓水，久久不愈。类似西医所说的化脓性骨髓炎。中医认为，此乃阴寒之邪深中骨节所致。

陈氏从病因及症状的角度出发，认为本证乃阴寒之疾。其实，本证初患虽多阴寒，但日久，必然化热，初期还多见寒热表证，后期则疾病性质明显改变，故不可拘执陈氏之言，只可供参考之用。

按：环跳穴位于腰下臀部，此处肌肉丰厚，一旦被邪所扰，气血易于滞留，蓄积生热，热腐成疮脓。因病灶深藏，易被忽略，尤其是初期，外观无明显变化，患者仅自觉局部酸痛，且久久不愈，此证就是附骨疽的先兆。一旦外现有所表现，其病灶已相当深大，病已超过早期，治疗更难，所以据张氏此言，若能及时诊出附骨疽，将有助于疾病的治疗。

按：流注位于肌肉深部，非致病邪气所能直中者，乃因伤寒余邪，随经络流入四肢，停滞而发。余邪之不尽，不当责之伤寒病，而当责之医者治疗的不当，致全邪气留连，深入为害。此言分析合理，提醒为医者，对于伤寒表证，不可以其轻浅而疏忽，应作到逐邪务尽，否则，不仅可引起内科疾病，如六经传变，还可招致严重的外科疾病，贻患无穷。

按：流注乃发于肌肉深部之脓肿，若正气不足，延误失治，则可导致邪毒深入，损伤筋骨，甚至附骨成脓，成为附骨疽，故曰骨疽为流注之坏证。

骨疽的发生，固可由流注转化而来，但造成转化之因，却在于庸医过用寒凉，致气血凝滞，脾胃损伤，毒邪不得外发，反凝滞粘附于骨骼处而为附骨疽。

王氏此言还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若不知辨证，仅据附骨疽类似西医所谓化脓性骨髓炎，而一味地以苦寒药作消炎之用，则会造成医源性疾病，给患者带来不应有的痛苦。

按：肿硬作痛者，气血壅滞，不通则痛，气行血活则肿硬可消，溃而不能敛者，气血虚弱，不能充养所致，故当益气血，以助祛腐生新。王氏此言说明流注不同阶段的治则，可为临证施治之指导。

按：癞，《内经》称之为疠风，即麻风病。李氏指出麻风病的三个主要原因：一为风毒，因汗出解衣入水，或酒后当风，风毒侵入；二为湿毒，或坐卧湿地，或冒雨露，为湿毒所害；三因与麻风病人接触，染其毒而得之。

此外他还指出，本病的发生，不仅因于外感六淫，也和内伤，或饮食热毒，或房劳污秽等有关。

按：恶风，有毒之风，因其能致恶疾，必有毒之物。因为当时不清楚导致恶疾的具体病源，只能据麻风病情之险恶可憎，而称其因为恶风。

按：疠风，乃“恶风”外来，侵袭人体，毒入营卫所致，故清除营卫毒邪，乃是主要治法。

汗法、刺血法，均可泄营卫之毒，使毒随汗、随血而排出。此两法均简单易行，立见功效，故称清营卫之捷法。

按：陈氏此言结合皮、肉、血、筋、骨五种组织的坏死，说明麻风病的主要见证，由此可见本病确为最恶之病了。

按：疠风一证，恶风为害之病，当治以清营卫，祛其恶毒为主。清营卫之法，即可汗之，也可针刺出血。但刺血法的应用，只有在无发汗药物的情况下才可选用。因为刺法疼痛，不易为人接受，而且刺血之法，所泄之毒有限，不如汗法周遍，故曰一汗可抵千针。张氏此言说明泄去毒邪的两种方法，临证当酌情选用。

按：心主火，凡火热之证，均认为与心有关。热阻气血，微热则经络时通时塞，患者觉如物穿行皮中，故痒；热甚则经络闭阻，下通则病，气血壅滞，结聚不散则为疮肿，亦火热阻络所致。可见痛、痒、疮肿皆火热所致，故曰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按：疥癣之发病，内因血被热灼，粘稠燥涩，致血流不畅，皮肤失养，再为风毒所侵，风毒与血燥相搏则为疥癣。李氏此言代表了中医对疥癣证较公认的观点，可供临床参考。

按：疥、癣均为常见的皮肤病，这里主要是指疥而言的，疥又称疥疮，以皮疹、奇痒、并流汁液为主要证状，好发于皮肤皱褶处。病原是疥虫，具有传染性。

祖国医学认为本病病因除疥虫传染外，与风湿毒邪，热邪亦有关，所以李氏总结朱丹溪治疥之法，以辛温药物，以开泄皮肤郁毒，使邪从表而散，多用芳香之品驱秽。肌肤热侵，则若寒以清泄，使热去痒止。疥虫乃疥之病原必以水银之属以杀之，取以毒攻毒之意。临证可据病情选用一、二法，也可三法并施，此言确为治疥疮方法的总结。

按：除湿疹、瘙痒外，尚有黄水浸淫不止者，中医称为浸淫疮，与西医的湿疹相类。中医认为此证是湿邪为患，涉为中营，浸淫血分所致。其治除内、外药物外，张氏指出，用针砭刺血，使湿毒外泄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用之法，这也是张氏“泻”法的一种，值得临证参考。

按：瘿瘤是发于皮肉和筋骨间的肿物，多质硬不红，很少疼痛，且病变发展缓慢。瘿、瘤虽属一类疾病。但发病部位不同。瘿，如同缨络之状（即如系衣领之绳带），绕喉而生，位于肩与项之间，瘤则没有固定的位置，乃气血、痰浊等，随气留滞，乘虚投隙而成，故随处可有。此言符合临床。

按：瘿瘤为患，不是人体正气一时性壅滞，而是脏腑瘀血、浊气、痰滞胶结而成。若为正气的壅滞，行其气肿即消，而瘿瘤为病，非但行其气毫无效验，即使多方久治，亦难愈，故而称瘿瘤是瘀血浊气痰滞而成，是正确的、有道理的。

按：陈氏指出，各种不同的瘿瘤，均以湿热为其主要病机。湿热交蒸于体内，久之则化生痰浊；湿热阻络则气血停瘀；湿热害脾则肌肉不能正常生长，这样痰浊、痰滞，不正常之肌肉组织交结于体内皮肉间，则为瘿瘤。此说可供治疗之参考。

按：险，危险，可畏之状。

颈有瘿大如人头，令人可畏者，是水土异常所致，这种认识和西医所说的单纯性、地方性甲状腺肿的病态、病因说法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祖国医学在古代是相当先进的。

按：张氏根据临床经验，发现瘿的发病与水土有关，又据此认识，进一步指出，改变饮水的质地，可以消瘿的治疗方法，即用海带之类食品，浸入饮用水中，经常食之，即可起到治疗作用，使瘿瘤消失。

按：决，手术切开；取之，手术切除。

瘿，因其形态、质地不同，而有石、肉、筋、血、气五种之分。但无论何种瘿瘤，因其位在颈项，距咽喉要地甚近，且瘿瘤本身组织复杂，在外科手术很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对局部解剖不了解的情况下，妄用刀割，确实十分危险，故曰皆不可妄决。

同理，不明了瘤体的内部情况及与整个机体的关系，对其所在部位的重要与否也不清楚，万不可手术切除，以免浓血崩溃，流血不止，甚至有性命之忧。

按：金疮，是指金属器械，如刀、斧所伤而致的外科病。金疮出血必多，血去多阴液伤，津亦不能上潮，故必渴。但此时却不可饮水，因为所失者血也，饮水虽可补津以暂止其渴，却不能补血。血未得补而水反多，使血变淡薄而更易流动，血动则必然再次出血，故可导致严重后果。所以，金疮出血者虽渴，亦当忍之，以待其血渐复，津自渐潮，渴自止。

按：从高处跌坠而下，必损人经络气血，致血或外溢，或内溢，内溢者停留必然为患，故成恶血。肝主藏血，人卧则血归于肝，今恶血内留，亦必归于肝而滞留胁下。根据此言，遇跌坠之人，应注意肝脏情况，予以及时的治疗。

按：阴子，指睾丸；耳后，两耳之后，颅骨薄弱之处。跌打损伤，外伤筋骨者，其损坏之形可见者，经疏通气血，按摩推拿，则可使之恢复，而内损脏腑里膜，即穿透脏腑者，出血之内，无法遏止，出血不止必死。

阴子，至阴之分；头颅精明之府，皆关系生命之要害处，损之则不救，在外科手术落后的古代，确为不治之证，此言符合临床，可为预后折伤之指南。

按：坠跌打扑，倒压闪挫，或刀斧金刃之伤，皆为折伤。折伤所损者主要是血，除非在人体大量急速出血后，有气随血脱之危者外，对气损害均不明显。六淫、七情等常见的一般致病因素，则有伤气伤血、在气在血之分，故与此二者不同。

按：死肉不溃者，气血虚弱，不能托毒外出也。新肉不生者，气血不充也。而欲补气血则在于补后天之本，必脾胃健，才能化生水谷精微，而生营卫之气；必中焦受气取汁，方可变化而赤是为血，所以补脾胃是去腐生新的根本，若不预先补助脾胃，致腐不去，新不生，必然毒邪内攻五脏而死。

薛氏此言有重要指导价值，为医者当牢记。

按：跌扑虽可伤人皮肉、筋骨，甚至五脏，但主要失损的是血，损者益之，故当补益其血，因补气又有生血之功，故当兼补气血。

损药，指补益损伤的药物。损药之性必热，因温热者禀阳之性，得之则生机旺盛，气血化生，气行血活，生肌长肉，续筋接骨。否则，误用凉性药物，则生意不广，气血凝涩，肌肉难生，筋骨难续，故曰损药必热。此亦见道之言，有临床指导价值。

按：凡跌扑而致肿而起高大者，皆离经之血聚于皮下所致，故曰肿是血作，真经验之谈。

按：跌扑严重，血骤去，局部卒然失去知觉，故麻木而不痛。为医者，当抓紧时机，拔伸筋骨，使之恢复到脱臼或骨折前的正常位置上去。否则麻木过后，必然是剧烈的疼痛，此时再作拔伸手术，则病人痛不可忍，必呼痛不止，其正难捺。所以掌握时机，及时手术是骨伤科疾病治疗之关键。

按：跌扑，因损伤轻重深浅的不同，病变也有别：有的表皮破损，血流出体表，则为出血；有的表皮完整，而损伤在内，或经络瘀阻，或血溢出脉管，留滞体内，则为瘀血。所以同是跌扑损伤，治法不同，当视病情而定。

按：瘰疬乃累累如珠，生于颈项的一个或多个肿物。

瘰疬虽有实邪侵入，但以正虚为主。虽然诸病皆可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来解释，而瘰疬的正虚则尤为突出。临床所见瘰疬病人，有阴虚而肝火郁结者，有脾虚而痰浊凝滞者，有正虚内外不固，风痰与风湿相结，交相为害者。皆先有不足，而后稍犯。

瘰疬与西医所说的淋巴结核、淋巴结炎颇类，尤其是淋巴结核，更是多发于饥寒交迫营养不良之人，由此也可说明，瘰疬皆不足之证，是见道之言。

按：瘰疬多生于颈项，也有生于腋下及鼠蹊部者，但皆在人体之侧，少阳经所过。少阳经，乃多气少血之经，生于此处的瘰疬，亦当具此特点，且病属少阳之经。

另外，瘰疬多因忧思恼怒，气机郁结而成，故气多；瘰疬虽肿硬坚实如核，但溃后脓稀无血或少血，故可知其血少。由此可知，瘰疬多气少血与少阳经同，故曰瘰疬结核是少阳经多气少血之病也。

按：大者为瘰，小者为疬，但无论大小，其形成总与情志不舒，郁而生热直接相关。

七情郁结，五志化火，阻滞经络，则气血凝滞，再加肝郁克土，脾失健运，痰浊滋生，气血痰浊结于颈项，则为此证。据此病机，则舒肝通络，健脾化痰乃为瘰疬的必用治则。

按：疝气乃是少腹部及阴囊处发生的可隐可现的肿物，痛或不痛。常因用力、忿怒而出现，平卧、休息而消失。少腹、阴囊皆肝脉之所主，故曰皆属于肝。张氏此言讲到了疝气为病的大旨，为后人所遵循。

疝气病机有外邪侵入和肝木自甚两大类。邪外或寒或湿，袭入肝经，使肝脉凝涩不通，气血、筋脉、水液壅滞少腹或肾囊而为疝气，肝木自甚，是指七情不遂，愤怒悲哀，郁而化火，阻滞气血，结于本经而为疝。由此可见疝之为病，亦有内、外两大因素。

按：寒主收引，寒邪骤至，肝脉卒被寒凝，气血、水液亦随即壅塞于下则为疝。能卒然凝涩经脉者唯寒邪，它邪均少此力，故曰暴疝多寒。患疝日久，无论初伤之邪为寒为湿，郁久必皆化热，故曰久疝多热。

按：疝不离乎肝者，在于其病位少腹、阴囊，皆肝脉所过，故疝亦为肝经所主。

疝气病因虽多，但以寒凝肝脉为最多见，其它病因如湿邪、也多兼寒，故曰不越乎寒。

按：张氏此言说明，治气——补气或调气的治疗法则，在疝气治疗中的重要性。疝气因其时隐时现，非如血病之固定不移，故多认为是气病，故疝又称疝气。

虚则气陷而坠为疝，实则气结不通而为疝，故必治其气，使虚者得补，结者得散，则痛止疝消而愈，张氏此言可谓治疝之指南。

按：此乃据脏腑与七窍的关系来说明五官疾病的病因病机者。

耳为肾窍，肾精充盛则听觉聪灵，反之则耳失其聪，故曰耳聋肾经之病；肝主藏血，开窍于目，若肝血得藏，肝气调达，则目清净光明，反之，肝血虚而肝阳亢，肝气郁而肝火炎则目为火灼则为病，故曰目疾肝火之因。

口为脾之窍，脾热则窍受其邪而生疮；鼻为肺窍，风邪聋肺，鼻必受累，阳络被伤，血从鼻出，故曰鼻窍流血因肺之风侵。

从上述还可发现，七窍为病多属火热的一般规律，故治疗亦多用清法。

按：《内经》有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诸脉皆属于目等说，可见目之精明者，赖精血之充养，阳气之上荣，心神之贯注，故精气、阴血、心神者，目之本也。过度劳累必伤精气，泣涕过多，必损精血；目视过劳，必耗心神；郁怒动火，必灼阴血。以上诸因所伤者，皆目之本。此言是对眼科疾病内伤因素的总结，有临床指导意义。

按：风性善行，风邪侵目则走窜似虫行，故痒；热盛则气血壅结而为肿；火胜灼伤血络，血溢目内则眼红，湿胜则浸淫眼睑，渐积而化热，湿热熏蒸而红烂。方氏此言是对外邪所致目疾机理的简要概括。

按：血虚则目失养，必竭力以视，方可清晰，竭力则目酸楚不适；气虚则不荣，目无力圆睁，故涩；精竭则神水亦竭，故视物模糊昏花。方氏在此对正虚所致目疾症状的病机作了简要概括，切合临床。

按：肝藏血，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今肝血不足，目虽能得血却不足，故能视但昏花。又因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而肾藏五脏之精，若肾水亏虚，精不能上注于目，精乏则目不明，视久则精愈耗，故疲劳无力。

李氏虽言病机，实为治疗虚性眼病提供了依据：眼昏花者当补肝血，久视无力可滋肾水。

按：目得血而能视，故目之精明归根结底在于血之荣养，故无论何种眼病，也不可忽略养血之则，虚证尤然。

风药，辛温香燥之品，虽有宣散风邪之功，亦具助火生热，耗阴伤血之弊，即使是风邪袭虚而成之眼病，也应牢记“目得血而能视”这一基本原则。否则骤用风药，邪或可祛，而血亦必伤，实证虽去，虚疾又作，得不偿失，故曰必以养血为主，不可骤用风药。

按：眼病之因虽多，但以火热最为常见，眼内涵真水，清静光明，火热浊邪最能损目。除外感火热外，心火易上炎，肝热常害窍，且火热之邪，最易阻塞经络，壅滞气血，致眼或痛或痒，或红或肿，所以清心凉肝以祛其邪，调血顺气以解其壅，应为首选的法则。

按：耳乃清窍，位于头侧，为少阳阳明经之所过（少阳经系耳后，阳明经止耳前），肾脏所主。肾气充足，少阳、阳明经通畅，则耳窍聪灵，反之则失聪而聋。

新聋，初感或骤生者，多因火热沿少阳、阳明经络上扰所致，故曰新聋多热，旧聋，即日久或渐成者，虚邪久羁，耗伤阴精，内及本脏肾，邪渐衰而精已虚，故曰久聋多虚。此从聋之新久，以辨虚实，有临床指导价值。

按：此处的耳聋、耳鸣，主要指属虚者。

方氏从肾主耳的角度着眼，认为耳聋、耳鸣属虚，耳内流脓之证属实。肾主藏精，开窍于耳，肾气不足则精不充于耳，目失所养，听力渐退，耳内自鸣；肾气衰败则无精上注，听力完全丧失，故聋；热郁于肾，上冲于窍，热郁蒸腐而为脓。肾经火热可致耳脓之证，而少阳、阳明经之火热亦可致耳脓，为医者不可不知。

按：耳为清窍，位高在上，易为火炎所侵，火邪挟痰浊壅结于上，致耳道不畅，轰轰而鸣此实证耳鸣也。若延误失治，痰不得化，火不得清，则渐积渐塞，终至听户完全不通，不能闻声而聋，故曰耳鸣有渐聋之机。此言不仅适于痰火上炎者，对于虚性耳鸣，也同样有意义，耳鸣均为耳聋之先驱阶段。

按：体虚者，肾精之虚也。精虚则不能充于耳。可以致聋。肾精虚不能上济于心，心火上干，亦可致聋，所以体虚失聪者关乎心肾，故治亦在心肾。

少阳胆经系耳后，支者入耳中，故外邪侵犯少阳，必上干于耳，而致窍道闭塞，失其聪灵，对此种耳聋，当调治少阳胆经，使邪去则耳聋自愈。

此言为耳聋的治疗，指出了大体方向，临证当遵循。

按：鼻为肺窍，乃清气出入之道，寒伤皮毛，内闭于肺，上干鼻窍，窍亦闭塞，故鼻塞而不利。火犯清道，郁蒸热腐，痰浊阻塞，清气不得出入，故香臭不知。

按：肺主一身之气，而为清虚之府，若为邪干，则清肃不行，浊气上逆，治必清其气，降其浊，其病方愈。

鼻为肺窍，为清气之道，肺病必及于鼻，鼻病亦多源于肺，故曰鼻之为病，肺病也。肺病当以清气为主，鼻病之治亦当以清气为主。此言鼻病治疗的一般规律，非一切治法，为医者临证当参考，却不可拘执。

按：鼻痔即鼻瘜肉。

风邪外袭，或痰浊内生，壅遏肺气，郁而化热，浊热熏灼于鼻窍，则窍道闭塞。窍闭愈久，其浊愈盛，渐致气血痰浊凝滞不散，结而成痔。此言对鼻痔的病因病机作了概括说明，可为临证之参考。

按：鼽，鼻流清涕也，多指外感风寒所致的鼻塞，喷嚏之证而言；渊，指鼻渊，即鼻塞不通，浊涕不断之证；疮，鼻内生疮；痔，指鼻内赘生的瘜肉。

鼽、渊、疮、痔四者，初起或轻证，治其本则愈；鼽，宣肺散邪；渊者，清气宣窍；疮者，清热解毒；痔者，化浊散结。

若久治不愈者，则不仅仅是因于外邪了，且与心、肾有关。鼻为肺窍，肺脏清虚，最怕火侵，而火得以上干者，非心血亏而火自甚，即肾水虚不能上济，故曰非心血亏，即肾水少。

此言指出，顽固的鼻病，不仅与肺相关，且与心肾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此说也并非全面，如鼻渊因胆移热于脑者也常顽固不愈，故又不可以此为拘。

按：舌为心之苗，心主火，舌之为病，尤其是舌上生疮之证，多为心火上炎所致，而心火之上炎，又多因肾水之不足，故治舌当以滋阴降火为要。此言确实指出了舌病治疗的关键，但舌病有多种，除口舌生疮的火热为病外，尚有痰诞壅盛的舌强不语，气血虚弱的舌体肿胀等证，故又不可以方氏之言以统赅之。

按：喉痹，指咽喉肿痛甚急或急性喉风之类的疾患，类似西医所说的喉头水肿。这类疾病，尤其在病情紧急，呼吸道几被窒塞的情况下，急刺喉部出血，或刺拇指少商穴出血，是一个及时有效的抢救方法。

咽喉急性肿胀疼痛，多为火郁所致，“火郁发之”，刺之出血，也能起到泄热外出的作用，故此法，尤其在古代确为常用的抢救方法之一。

按：妇女以血为本，脾主生血，又主统血，脾虚血之化源不足，轻则血海不能按时满盈，月经错后，最少，重则渐至经闭不行，导致血枯经闭；脾气健旺，血循常道，脾气虚弱，统摄无权，则又可致月经提前，甚则气虚下陷，造成崩中漏下。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说明月经的行止是与冲任二脉息息相关的。冲任损伤既可失其固守之力，使血妄行，出现经水不断乃至崩漏，也可导致冲脉不盛，血海不充，月经涩少，以致经闭不行。

痰脂凝塞，亦是月经不调的原因之一，特别是肥胖之人，多湿多痰，痰湿壅滞，血海之血不流，可导致经期错后或经闭不行。

沈氏总括了月经不调的三大病因，为临床分析病因，求得疾病的本质提供了思路，可供临床参考。

按：月经不调病因多端，若因多思妄想，欲念不遂或房室不节，早婚多产而致冲任不固月经不调者，当责之于肾。治疗此种月经不调，不能单靠药物，更应告诫病人：节制房事，心胸开畅，保持乐观。正如张氏所说：“若思郁不解致病者，非得情舒愿遂，多难取效，房室不慎致病者，使非勇于节欲，亦难全恃药饵也。

按：血得温则行，遇寒则凝，经行之际，即便有热证亦不要过服凉药或过食生冷食物，勿使阳气受损，血行不畅，以致瘀血内停，易生诸病，此当切记。

按：月经不调往往是导致妇科诸病的重要因素，诸如症瘕积聚、经闭不孕、崩漏腹痛等妇科疾病，无不因月经不调，气血失乖所致。因此，陈氏强调“治妇人之疾，先须调经”，月事正常，气血和畅，诸病自愈。”

按：妇人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生理特点，如在青春前期，由于“天癸”的产生，是以肾气充足为先决条件，故此时月经不调，多责之于肾。妇人以血为用，中年时期，尤为突出，既受孕，则胎靠血养，乳靠血生，加上临产又易损伤阴血，血伤则肝失所养，故经、带、胎、产诸病很容易发生。妇人又易郁怒，常易引起气郁、气滞、气乱等病症，故治疗中年妇女疾病应以养肝血，调肝气为主。妇女断经以后，天癸已竭肾气渐衰，气血俱虚，此时全赖后天脾胃水谷之气以养，若脾胃虚弱，则气血益热，诸病易生，故治疗又当健脾胃以资化源为主。王氏根据妇女不同时期的生理特点，分别对肾、肝、脾三经的作用，与年龄的关系作了论述，对临床分析病机，拟定治则颇有指导意义。

按：此言补养先后二天是调经之要。妇人以血为用，脾胃为后天之本，为血的生化之源，冲脉又隶于阳阴，故补脾胃滋其源，冲脉盛，血海满，月事才能以时下。肾为先天之本而藏精，又为冲任之本，胞脉系于肾，经由肾水所施化，肾阳不足或肾阴亏损，皆可导致冲任虚损，精血失养，月经不调。因此，滋肾补肾可以使冲任固，血室安。景岳强调调经贵在补先后二天，正是抓往了月经不调的根本原因。只有脾旺肾足，气血和畅，月经才能按时而至，因此，补脾胃养肾气是调经的重要法则。

按：妇人经、胎、产、乳，皆以血为用，所以阴血常不足，且以血病居多，如阴血一虚或一杵，则月经或先或后，或多或少，或经闭不行，虽应分因而治，但均当养血为先。然气为血帅，血随气行，气升则血逆而上升，气陷则血随而下崩，气热则血热，气寒则血寒，况且，百病皆生于气，妇人尤甚也。所以汪氏指出“养血莫先于调气”，符合病机之要，为调经之要法，气机调顺，阴血循经而行，月经自调，诸病不生。

按：因寒所致月经不调者，固然可用辛温之剂以温经散寒，使血运行，但用之要得当，中病即止，否则，用之太过，反伤阴血，甚则有致崩漏、吐衄之虞。

按：肖氏本着《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精神，指出了治疗月经不调的原则，实为临床治疗月经不调之规范。

按：此三条言其月经先期多属火热。月经先期虽火热居多，然有虚实之分。实热者，邪热亢盛而肾水不虚；虚热者，肾水不足，水不制火。其虚实之证，虽从月经量之多少可分辨，但亦应注意从其他兼症加以鉴别。

按：月经先期固然以火热居多，但亦有中气不足，脾失统摄，或命门火衰，冲任不固先期而来者，故不能一见月经先期，一概以火热论之，要注意察脉审证。例如，月经量多，色紫稠粘，心烦苔黄，脉滑数有力者，为血热先期；量多色淡，质清稀，体倦无力，心悸气短舌淡脉虚大无力者，为气虚先期。

按：上三条言月经后期而至之由也。气血温和则血安于经，月事以时下，遇热则沸溢，得寒则凝滞。然寒有虚实不同，实寒者，由寒邪所致；虚寒者，阳气不足所由。虚实之分不应拘泥于经量之多少，当脉证合参而辨之。例如：前者色黯红，舌质正常，舌苔薄白，脉沉紧；后者经色淡白，腰酸无力，面色㿠白，舌淡脉沉迟无力。另外，气血不足，血海不能按时满盈，亦可致月经后期而至。

按：月经先期而至，多属热证，月经后期而至，多属寒证，此仅概而言之，临床不能执一不变。先期并非皆为火热，后期并非皆为寒凝，当全面审证，不应以一症定论。

按：此两句以望形体之肥瘦，推测经水不调之病理机转。肥人多湿多痰，湿痰下注经脉壅滞，月经量少；瘦人多虚，阴血不足，故月经涩少，责其血虚。

按：月经的异常颜色，也是月经不调征象之一，故可以通过月经的颜色，为辨别寒热提供一定的依据。大抵“火旺则红，火衰则淡，火不旺则紫，火太衰则白”。至于经色黑者，有属热者，亦有属寒者，除应结合脉证辨别外，应注意经质和月经之气味。一般色黑而质稠有臭味者多为热证；色黑而质清稀无味者多为寒证。

按：此言从经质和气味辨别寒热。月经经质的稠粘、清稀，及有无秽臭之气味，是诊断月经不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辨别寒热的主要依据。

按：总括痛经之因，不外虚实，实者，或因寒湿，或因热壅，或因气滞，或因血瘀，使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故其痛于经之前，经通而痛自减。虚者，或因气血不足，或因肝肾亏损，使精血不能濡养胞脉，不荣则痛，故经行而痛不止，或痛益甚。

按：气色二者，犹形与影，气行血行，气滞而血亦滞，故经前腹痛，以气滞居多。经前腹痛，张氏主张“香附、青皮与桃仁并用，然能行血中之滞”。若气滞因肝郁所致者，则以“玄胡，金铃子，尤为捷验”。

按：脾气不足，运化失常，无以生化水谷精微，反聚湿生痰，痰湿阻滞，经闭不行，此肥胖之体居多。陈氏拟四物汤合二陈汤导痰行血治之。

按：经闭有虚实，其中鉴别要点之一，是察其少腹有无胀痛感，实则多因气滞血瘀，冲任不通，故有少腹胀痛；虚则多属气血虚弱，血海空虚，故少腹无胀痛之感。因此，对于无少腹痛之血虚经闭，不可妄投攻破之药，否则必犯“虚虚”之戒。

按：血枯经闭，为阴血亏损，血海空虚，经血枯竭，张氏曰：“枯之为义，无血而然。”治疗之法当以补脾胃，滋其化源，补肝肾，益精养血为主，使精血足，月经自至。血枯经闭不可妄用攻破之通法，因血源已枯，复用通法，必犯“虚虚”之戒，则枯者愈枯。然而血枯得之于渐，故久虚必瘀，虽治以养血益冲，亦宜少佐化瘀之品，则补益见功。

按：此言漏下日久不愈，为崩证之先兆。《济生方》云“崩漏之疾，本乎一证，轻者谓之漏下，甚者谓之崩中”，若久漏不止，病势日进，易由漏成崩，因此，要注意提早医治，以防由漏转崩，危及生命。

按：此言崩证初、中、末期的治疗法则。崩证出血多，病情急，如不迅速止血，可危及生命，故“初用止血以塞其流”治其标。虽以止血为主，但不宜单用止血之品，当与治本之药配伍合用。澄源，即探求病因，澄清本源，治病求本，这是治疗崩证的中心环节。依据不同的病因，拟定不同的治本方法，如因血热而致崩者，当清热凉血；因气虚不摄而致崩者，当补气固摄。切勿认为惟清热凉血，才为澄源之法。崩证后期，多为气血俱虚，当用益气养血之法收功，既能补已失之血，又能养血以生新。使气血调和，月事以时下。治崩三法，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若只塞流而不澄源则为治标弃本，崩漏不可遏，只澄源不复旧，易致孤阳上浮则血无以上。

按：俗医治疗崩证，常以止血药为主，虽能取效于一时，但总不是治本之法，往往随止随发，不能根除病因，甚则瘀血内蓄，反使病情加剧。若把止血药物与治本药物配伍合用，以治本为主，止血为辅，标本同治，相辅相成往往效果更为理想。

按：阴阳相互为根，血崩不止，阳无所附，则有血脱气亦脱之虞。肖氏取阳生阴长之理，治以补气为先，阳气足既能生血，又能摄血止血。此法对于虚证血崩，实为治本之法。

按：妇人行经期间，大便泄泻，经净即止，称为“经行泄泻”

脾主统血运化水湿，脾胃素虚，经行之时，脾气益虚，不能运化其湿，水湿下注而为泄泻。

按：带下病尽管病因多端，但傅氏认为总以湿为主。从外因讲，有因感受寒邪，有因热邪内蕴，然又无不兼湿，李东垣曰：“妇人白带久不止，脐腹冷痛，阴中亦然，此皆寒湿乘其胞中”。薛己云：“妇人带下或因湿痰下注，蕴积而成”。从内因来讲，带下病因又与脾关系密切，脾土喜燥而恶湿，脾土运化失司，湿邪内生，流注下焦是产生带下的内在因素。因此，“带下俱是湿症”之言在临床确有一定意义。不言而喻，朱氏主张治带“燥湿为先”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运用燥湿之法治疗带下，还要分辨湿邪产生的原因及其兼证，而采取不同的燥湿方法，如因脾虚生湿者，当健脾燥湿，或升阳除湿；若兼热者，宜清热燥湿，或清热利湿；兼痰者，当燥湿化痰；兼寒者，宜温化寒湿等。

按：带下之色，黄如茶水，或如脓液，形如烂瓜，粘稠臭秽，称为黄带。黄带成因，总因任脉湿热，《妇科易知录》云：“任脉积湿，湿盛生热，因不能生精化血，故腐败而成黄带”。任脉湿热之形成，有因洗浴用具不洁，或为房事所伤，以致湿毒内踞，损伤任脉；有因郁怒伤肝，肝木乘脾，脾伤湿生，湿郁生热，湿热相合，流注任脉；有因素体脾虚，脾不健运，反聚为湿，郁而生热，湿热渗下，而为黄带。前二者多属实证，证见带下色黄，质稠粘气腥臭，苔黄腻，脉滑数，后者为虚证，证见带下淡黄，质稀如涕，无臭味，体倦无力，舌淡脉弱。

按：赤带多为火热或湿热为患，又以虚实兼杂者居多。缪仲淳说：“赤带多因心肝二火时炽不已，久而阴血渐虚，中气渐损遂下赤带。”《女科秘录》云：“赤带乃气血虚弱，兼有湿热。”因此，治疗赤带既要清热又要补虚，标本兼顾，清补兼用。白带虽多为痰湿下注为病，然脾虚不运，湿土之气下陷，又是产生白带的内在因素。故治疗白带除燥湿祛痰外，更注重健脾升阳，使脾气健运，痰湿自除，带下自止。

按：此言带下病有虚实之别，肝郁脾湿，湿热下注，或湿毒秽浊之气内侵而为带下者，多属实证。常见带下色黄或夹有血液，且有臭秽之味，阴道瘙痒或灼热，苔黄腻，脉滑数等症。肾阳不足，下元虚冷，肾精不守，或脾胃亏损，阳气下陷，脾精下流，带脉失约，而为带下者，多属虚证。常见白带清冷，淋漓不断，面色㿠白，或腰酸腿软，或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泄，脐腹绵绵作痛，且有冷感，喜温恶寒，舌淡，脉况无力。实者，以清热除湿为主，宜止带方或龙胆泻肝汤治之，虚者，以湿肾培元为主或兼健脾益气，宜内补丸或完带汤治之。

按：此言带下病的具体病因。“带下俱是湿症”是其病因之总括，细而论之，带下病因多端，有因脾气虚弱，运化失司，水湿反聚，流于下焦，伤及带脉所致者；有因肝气郁结，郁久化热，木郁伤脾，湿热内生而致带下者；还有因误食生冷，涉水冒雨，湿气内侵或湿热内蕴，热毒内壅所致者，傅氏较全面地指出带下病的病因，对医者临床审证求因，有其指导意义。

按：此言以形体胖瘦，推测带下证的病因。形盛气虚多为脾虚有痰，水湿之气下陷而为带，且以白带居多，《叶氏女科》云：“肥人气虚生痰，多下白带”；瘦人气血不足，易生虚火，或夹有湿热而为带，且以赤带或赤白带或黄带居多，《叶氏女科》云“瘦人血虚生热，多下赤带”。

按：怀抱奇氏所言崩漏带下之病机，言简意赅。但崩证并非皆为肝虚有火，肝失藏血所致，亦有因脾虚不能摄血，肾虚封藏不固或瘀血内停，新血不能归经所致者。带症固然以脾虚有湿，气不收摄者居多，但湿热、湿毒或肾虚带脉失约者亦有之，故临床分析崩漏和带下病机之要不可执一不变。

按：妇人带下，其色偏黑，其质偏稠，其味秽臭，多因胃火炽盛，并与膀胱三焦之火相合，热烁津液，而为色黑带下，即所谓“火极似水”证，治疗应以泻火为主，佐以健脾利湿。然黑带也不完全由于火胜，如带下灰黑而稀淡，或如黑豆汁，或如屋漏水，晦暗不鲜，兼有畏寒肢冷，少腹下温，腰肢酸软等症，又为下焦虚寒，带脉亏损所致，故不可拘执傅氏之言。

按：沈氏指出导致妊娠病的三大因素。妊娠期间，精血聚于下元，以养胎儿，因而阴血容易偏虚，常可引起子痫、妊娠腹痛等病证；胎儿逐渐长大，气机之升降和运行必受到阻碍，诸如子瘖、转胞等病证常因此而起；腹中遽增一物，脾运失常，水湿停聚，聚而生痰，又常引起子肿、子烦等病证的发生。沈氏妊娠病源三大纲，可谓至理名言，为临床分析妊娠病的病因、病机之指南。

按：古人认为大抵“胎前无寒，产后无热”，又因胎儿运化之机，全赖脾土，而身孕后常导致脾运失司，湿邪内生，故丹溪主张用黄芩清热养阴，使血循经而不妄行，白术健脾燥湿，以助脾气，二药最宜胎前之用，能起到安胎之作用。临证应用时可酌情配伍他药，如气血不足可合八珍汤，胎动不安者，可佐以杜仲、川断、寄生、阿胶、艾叶等药，效果更佳。

按：胎动不安，多因脾胃虚弱，气血不足所致，血虚不能养胎，气虚不能载胎，犹钟悬于梁，软则钟下坠。轻则胎动不安，重则小产，故保胎之法，当先益气养脾，滋化其源，气血充足，胎自能安。

按：妊娠恶阻乃冲气上逆，胃气不降所致，总括其性，肖氏认为“寒者少，热者多”。怀孕后因血壅胎元，影响脏气的升降宣通，以致停痰积饮，郁热壅滞，变而为火，火性炎上，冲脉之气上逆，胃气不降，形成恶阻，故曰：寒少热多。但恶阻一证也有因胃气怯弱，中脘停痰所致者，故不可拘泥肖氏之言。

按：半夏虽为孕妇禁忌之药，然其为止呕之圣药，古今医家常用半夏医治妊娠恶阻，效果良好，既不伤胎儿，亦无损于母体，用之无虞。如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主张用半夏茯苓汤治疗恶阻，若虑其辛燥易散能动胎，可将半夏用姜汁炒，以制其毒。

按：肖氏认为子烦的主要原因是“肺肾二经有火”。胎系于肾，赖于肾水以养胎，肾水不足，虚火上炎，上烁刑金，而为烦躁不安。肖氏认为治疗此种子烦，当以滋其化源，清金保肺，壮水滋阴为主，可用加味地黄丸。

按：此言概括了子烦之病因，论述切当。怀孕后有因脾失健运，水湿聚而生痰，积于胸中或与热相搏，扰动心肺，而为心烦不安者，常以呕吐涎沫为其特点；也有因胎中郁热或肝郁化火，上乘于心而烦者，以其心中懊侬，面赤口干为其特征；还有因妊娠聚血以养胎，以致阴虚火旺，虚火上炎，扰动神明，而见虚烦不眠者。常伴有五心烦热、盗汗、舌红等症。总之，临床子烦之因大抵不出此三者。其治疗原则，亦须根据其不同病因，辨证施治。

按：堕胎之因，以冲任不固，气血虚弱者居多，其治疗原则固然以大补气血为主，但气血源于脾胃之水谷精微，故治疗妊娠堕胎，先补脾胃，正是治本之法。脾胃气旺，化源充足，既能载胎，又能养胎。肖氏认为：“千金保胎丸，用白术、黄芩、熟地、当归、杜仲、续断、阿胶、香附、益母草、川芎、陈皮、砂仁、艾叶、枣肉为丸，一方为最妙。

按：胶艾安胎饮是由阿胶、艾叶、黄花、杜仲、川断、香附、人参、茯苓、熟地、川芎、当归、白芍、葱白组成。胎动不安一证，大抵为冲任虚损，气血不足，肾虚不固，胎失所养而致，方中用四物佐以杜仲、川断既补血又固肾，用参苓佐以黄芪，即补中又益气，两者相合，使血盈，胎有所养，使气充，胎有所载。加上配伍阿胶、艾叶之胎动下血之要药，故一切因虚所致胎动不安者，皆可用此方治之。

按：腰为肾之府，胞脉系于肾，因此，堕胎小产之前常伴有腰酸痛。而且，从腰酸痛的轻重缓急，可以测之堕胎小产病情的轻重，这一点在临床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按：此言胎动不安与胎漏的异同点。为临床区别胎动不安和胎漏，指出了鉴别要点。

按：此言不仅阐明胎动不安的治疗大法，而且，还说明胎动不安的原因有二类，一类为母病及胎而动者，一类为胎气直接为病而致胎不坚固者。因此，治疗胎动不安，首先应分清病因，从本而治。

按：傅氏认为小产或小产后血崩不止，多因房室不节。妇人怀孕后，赖以肾水之濡养，肾气以固胎，若房室不节，纵欲无度，则相火易动，肾精易泄，肾气易耗，胎气不固，而为小产，若血崩不止为气脱之故也。

小产因房室不节引起者，十居七八，因此，妇人怀孕后，性生活应注意节制。正如傅氏曰：“妊娠者，须忍欲，谨避房事……。”傅氏主张临证用固气填精丸（人参　黄芪　白术　大熟地　当归　三七　乔穗）治疗此证。

按：张氏指出妊娠肿胀病因有二，一为有形之水病，二为无形之气病。

怀孕以后，阴血聚以养胎，有碍肺、脾、肾三脏水液代谢功能之调节，以致水湿不行，泛溢肌肤而为肿胀，沈氏曰：“胎凝脏腑，机括不灵，肾者胃之关也，或关门不利，因而聚水，或脾不能散精行肺，或肺不能水精四布，此有形之水病也”。此外，也有因胎儿渐大，有碍气机之升降，出现肿胀者，张氏云：“腹中增一物，则大气升降之道窒塞，此无形之气病也。”

按：此言子肿之水病、气病的不同特点。子肿之水病，皮薄，色白而光亮，按之凹陷，即时不易恢复，先起于面渐及四肢肿胀或遍及全身。子肿之气病，皮厚，皮色不变，随按随起，先起于脚肿，渐及于腿，两者应注意鉴别。

按：妊娠痢疾若治疗不当，可有坠胎之虞，因此，《痢证汇参》提出治疗妊娠痢疾，要注意三禁、五审。所谓“三禁”，即一禁荡涤肠胃以防阳气下陷，导致坠胎；二禁渗利膀胱，以防阴精脱亡，胎失荣养；三禁兜涩气滞，以防浊气壅滞，后重转加，影响胎气。所谓“五审”，即一审饮食进与不进，以便察看是否为噤口痢；二审溲之通与不通，以推测胎气是否下坠，膀胱是否受压；三审腹部痛与不痛，以辨其寒热虚实；四审后之重与不重，以察其浊气是否壅滞；五审身之热与不热，以察其是否有表证。

此三禁、五审，实为作者临床治疗妊娠痢疾的经验总结，可作为学者临床借鉴和参考。

按：肖氏告诫医者，子痫不要误认为是外中风邪，并指出其治疗大法。子痫一证，乃素体肾阴亏损，孕后血养胞胎，阴血愈亏，以致肾水衰，心火旺，肝无血养，风火相炽，肝风内动所致。故肖氏主张以滋补肾水为治疗子痫之大法，水足火灭，肝木自平。

按：妊娠伤食，多因饮食不节，恣食生冷，以致脾胃受纳运化失司，而出现暖气吞酸，脘腹胀满，大便失常等症，久则易导致脾胃虚弱，化源不足，胎元受损。若用峻劣克伐之剂，既伤脾胃，又损胎气。木香丸和白术散二方，以四君子汤为主，配伍顺气而安胎之木香，调养肝血之川芎，疏理气机之青皮，使脾胃健运，气机通畅，饮食自化，又无损于胎气，故为治疗妊娠伤食之稳妥方剂。

按：所谓“上逼一证”，即指“子悬”，肖慎斋曰：“子悬之证，胎气上逼心胸是也”。张氏不仅指出子悬的病因，还在《景岳全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治法，若气逆气实而胀逼者，用解肝汤；胃火兼滞者，宜枳壳汤；脾虚兼滞者宜紫苏饮等。

按：此言胎漏和激经的鉴别，胎漏和激经皆为妊娠期间阴道少量出血，而前者为病理现象，若不提早医治有坠胎、小产之虞；后者为特殊之生理现象，多见于身体壮实之孕妇，虽阴道有少量出血，但对孕胎无有损害。肖氏指出了二者的鉴别要点，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按：此言子淋和转胞的异同点，为临床鉴别二证提供了依据。

按：上二条言子淋之病因，张氏主于阴虚火旺，热移于膀胱，津液耗伤，气化不利，则为子淋；陈氏主于下焦郁热蕴结，灼伤津液而为子淋。一为内伤不足为病，一为外邪有余为病，一虚一实，临床当详审施治。

按：带脉围腰一周，状如束带，冲任二脉也多受其约束，方能固其气血，荣养胞胎。若受孕后，带下不止，一则带脉受损，波及冲任不固，二则水谷精微不能化生气血荣养胞胎，反变白物流于下焦，故损伤带脉。带下不止，不仅有碍生育，而且孕后亦有堕胎之虞，因此，对带下病无论何时，皆应注意治疗。

按：此言将产后病的病因总括为三点，论述精当，提纲挈领，为临床分析产后病的病因病机提供了思路，颇具指导价值。产后出血过多，营阴不足，阴虚生内热，自然呈现阴虚火旺之证，如：烦躁、发热、颧红之类。产后恶露不尽，瘀血内留，败血妄行，更易导致血晕、腹痛之类疾患，而产后腹泄、腹胀之疾又无不因饮食失节，脾胃虚损而引起。除上述三因外，六淫七情等因素也不可忽略。

按：产后发痉，郁冒和大便难，可谓产后之三大证，总括其因皆由失血和汗多伤津而致。产后失血过多，营阴亏耗，筋脉失养，肝风内动，汗多则腠理不固，风邪乘虚而入，化燥伤筋，故令发痉（此外，有因产后创伤，感染邪毒，直窜筋脉而引起角弓反张的发痉，相当于现代医学之破伤风）；产后失血伤津，血枯肠燥，津液不足，肠道失其濡润，又可见大便难；产后亡血多汗，抗病力弱，寒邪乘虚而入，气血两亏不能上荣于头目，正虚邪盛，邪不外达，反逆于上形成了郁冒。发痉、郁冒、大便难为产后常见之证，但产后病并非仅此三种，如：产后发热、产后腹痛等证也并不少见。

按：所谓三急，即指急性而严重的呕吐、泄泻及多汗。所谓三种，即指冲肺、冲心、冲胃。

产后妇人已经失血过多，营血已亏，若复见呕吐、泄泻或大汗淋漓，则使阴液重伤，尤其产后上吐下泄，很容易出现虚脱之危证，故为急也。冲肺、冲心、冲胃之证，多见于平素患有肺心病、肺结核、风心病、胃溃疡等疾患的产妇，因产后恶露不尽，瘀血内留，败血上冲常引起上述诸疾急性发作。产后三急三冲之证，急当医治不能延误，否则有危及产妇生命之虞。

按：产后虽在分娩时产创和失血，元气受损，营血不足，有正虚一面，但因瘀血内留，又有实的一方，故产后病的特点是多虚、多瘀。因此，产后病的治疗原则既以大补气血为主，又要注意活血化瘀，决不可偏执一方，张氏“产后则扶虚消瘀”之论比肖氏“产后有病，先固气血”之言更进一步，此言为治疗产后病重要原则。

按：产后气血暴虚，理应大补气血，但恶露未尽，用补恐致瘀血内留，而生化汤，行中有补，能生能化，方中当归与川芎相配，能养血行血补而不滞，当归与桃仁相配，既能生血又能活血，故此方常为产后妇人必服之剂，颇稳当可法。服后可避免产后诸疾的发生。若新产妇人因恶露不尽而致瘀血腹痛，或由瘀血内留引起各种产后病，皆可以此方为主进行调治，如傅青主先生称生化汤为产后之主剂，逐瘀血之圣药。但临床应用不可拘泥成方，要随证加减，如阴虚内热者，去炮姜，恶露不尽者不可再用桃仁。（生化汤药物组成：当归　川芎　桃仁　炮姜　炙甘草）

按：血汗同源，产后失血过多，若复发其汗，必犯“夺血者无汗”之禁，以致亡阳虚脱；津液为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下，若利小便重伤津液，又犯“虚虚”之戒。若不遵循“三禁”之原则，往往造成医生以药杀人之误，戒之！

按：此言为警句，它告诫我们产后腹痛并非皆为瘀血实证，不可妄投活血化瘀之剂。产后瘀血腹痛固然较多见，但产后因失血较多，气血不足，经脉空虚，胞脉失养所致腹痛也并非少见，故产后腹痛最当辨察虚实。一般来说，瘀血虚者，小腹隐痛，按之痛减，恶露量少，色淡；血瘀者，小腹疼痛，拒按，恶露量少，色暗有块。因此，血虚腹痛当以补血益气为主；血瘀腹痛当以活血逐瘀为先。

按：此言概述了产后血晕的病因，并把恶露之多少，来作为判断血晕成因之依据，为拟定治疗原则提供了根据。

血晕为产后常见病之一，判断血晕的成因和类型，固然要脉证合参，全面分析。除了因分娩之时用力过猛，使气下陷不能反上充养于头，以致血晕者外，其余之血晕，察看恶露之多少是其关健一环。恶露过多，甚则产后血崩而致血晕，多属阴血暴亡，阳随阴脱，头目失养形成，此当以大补气血为主。若恶露甚少而致血晕者，又有虚实之分。虚者，多为平素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无血可下；实者，多属恶露不下，败血上冲于脑而晕，此多见体健之产妇。虚者有虚象，实者有实证，同属血晕，治法各异，随证治之。

按：恶露是产后子宫内遗留的余血浊液，分娩后应自然排出，约在产后二周左右排净，若恶露不下或下亦甚少，或恶露不尽，皆为导致产后病的重要因素。如恶露不下，瘀血内停，可以引起产后腹痛、发热，甚者引起三冲急证，恶露不尽也可致血虚气脱之血晕等。可见产后询问恶露多少有无，是诊断产后病问诊中重要的一项内容，不可遗漏。

按：此条格言说明不能仅凭恶露不多，而投破血药。从恶露的多少、有无，固然可以判断腹内有无瘀血，但还应视其有无腹痛合而诊之。恶露虽少，但腹无胀痛之感，说明内无瘀血，此恶露少实为气血不足，无血可下。若恶露不多，而腹痛拒按，或小腹按之有块，说明内有瘀血，此恶露不多，方可投破血之药。

按：陈氏指出产后恶露不下原因有二，一为气血素虚，加之生产出血过多，故此无血可下；二为临产时感受风寒，或误食生冷，恶露因寒而凝，瘀结不下。前者为虚，后者为实。但产后恶露不下，排此二因，也有因肝气郁结，气滞血瘀者，不可不知。

按：此言是告诫医者治疗产后感冒的用药原则。所谓过汗，即大汗淋漓或屡用汗法致汗出不止。产后气血不足，卫外不固，腠理疏松，风寒之邪乘虚而入所致外感表证，虽当以解表为法，但具体运用则与常人不同，一则产后失血过多，为无粮之兵，宜一汗而收，切勿屡用而致过汗，否则会引筋惕肉𥆧，《伤寒论》有“夺血者无汗”之语。二则在解表之中，佐以养血之品，使攻邪而不伤正，扶正而去邪。

按：产后发热，为产后常见证之一，有因风寒、瘀血和阴虚之不同。外感风寒发热，当有表证可察，如兼有身痛、鼻塞、脉浮等症，瘀血发热，以其恶露甚少，血色紫暗，少腹痛而拒按，舌面有瘀斑为其特征；阴虚发热，以午后热甚，五心烦热，盗汗、颧红、舌红脉细数为其诊断要点。

按：此句告诫医者产后便秘不能按实证治之。产后便秘是产后妇人常见病证之一，多因产后出血过多，损伤津液，血枯肠燥，或阴虚火旺，内灼津液，肠道失其滋润而致。因此，宜养血润燥，或滋阴清热，润肠通便。若将产后便秘误为阳明腑实证，用苦寒药通之，反伤中气，上可形成痞证，下可致泄不止，甚则引起虚脱，陈氏之言，不可不记。

按：产后发痉为产后三大证之一，大抵因气血大损，元气大亏，筋脉失养，肝风内动，即便风邪乘虚而入者，其风邪亦为标，虚损为本，治疗痉病当以大补气血为主。此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理也，并兼以散风之品。若专攻外邪，本末倒置必伤正气，甚则预后不良。

按：产后汗出不止，为三急之一，不得掉以轻心，否则会引起亡阳发痉。可急用参附汤回阳救脱。

按：产后冲任虚损，下元不足，肾气不固，膀胱失约，故产后遗尿多责之于肾。

按：此言因败血不下，上冲于肺，肺失肃降，而为喘息。并指出治疗法则，必使败血下行排出，故夺命丹中用干漆，大黄破血下血，使败血不冲于肺，喘息自安。（夺命丹：附子、丹皮、干漆、大黄）。

按：产后喘急，有虚实之分，产后出血过多阴血暴竭，孤阳上浮，气不归元，气脱而喘，多属危候。以喘促气不接续，喘则汗出，面色㿠白为其特点，当急以大剂生脉散服之。若因感受风寒，肺气郁闭，上逆而喘者，此为实证，其特点为咳嗽而喘，气粗胸胀，而无虚证可察，宜用参苏饮治之。

按：治疗产后杂病虽同于常人，但基于产后多虚多瘀之特点，故治疗时应兼顾补虚逐瘀之法，使去邪而不伤正，瘀去而不助邪，为治疗产后杂病很重要的治疗原则。

按：诊断产后病，必须注意“三审”实为张氏经验之总结，为临床诊断产后病之指南。审少腹痛与不痛，可察腹内有无恶露，以确定投否活血之品，审大便通不通，可知其阴血和津液之盈亏；审其乳汁行与不行，可知脾胃盛衰。

按：产后乳汁不通或甚少之因：一曰郁结所致，二曰气血壅盛所因，三曰血少气弱所由，归结起来，不外虚实二种，虚证乳汁不下，因化源不足，无乳可下，故以其乳房无胀之感，按之濡软为其特征，实证为内有乳汁，因气机不畅，影响乳汁运行，故以乳胀满而痛，为其特点，至于气机不畅之因，属肝气郁结，还是气血壅滞，当脉证合参，审证求因。

按：妇人以血为本，下为月经，上为乳汁，产后气血虚弱，故乳汁较少。但临床治疗此种乳汁少，不得以补气血为主，宜壮脾胃以滋化源，胃气壮必源足，气血充盛，乳汁自下。若专补气血，而不顾脾胃，犹求金于乞丐，不为治本方法。

按：此言产后呃逆之病机。呃逆不食，多因产后气血虚弱，胃气不足。或饮食不节，误食生冷或煎炙之物而致。人以水谷为本，胃为水谷之海，若产后呃逆不食，不仅影响产妇的气血恢复，而且也使乳汁失其化生之源。

按：此言产后癫狂的主要原因。产后恶露不下，败血上冲，神明被扰而发为癫狂，此与杂病因痰火上扰之癫狂病因不同，故洽法也异。

按：产妇分娩后，气血亏虚，元气受损，因此，在产褥期间，若不注意摄生，而因诸如饮食、情志、过劳、房室、寒冷和强光等七方面的伤害，便可导致产后诸病发生，甚则引起终身疾患。巢氏之言应为铭记。

按：巢肖二氏指出积聚的特点和所居部位及其属性。为诊断积聚和病机分析提供了依据。

按：症瘕积聚病因复杂，有因食积，有因疾凝……但血、食、疾，皆赖气以运行，气行则物行，气滞则物聚，百病皆生于气，症瘕积聚也不例外。《纲目》中一语点出了症瘕积聚的根本原因。

按：妇人以血为本，常因七情刺激，房室不节，或行经之时胞脉空虚，外邪乘虚而入，以致冲任虚损，脏腑失调，气血不和，瘀血内停，久而则产生症瘕积聚。“惟妇人有之”是强调此病妇人居多。

按：就其症瘕病邪来讲，当用攻逐之法破其血，行其气，但就其正气而论，症瘕之病并非一日而成，多是病程冗长，正气已损，因此，治疗此病要视其病之新旧，正气之强弱，随证施治，不可乱投破瘀活血药，以防邪未去而正已伤，即便有用峻攻之指征，也应以《内经》“衰其大半而止”之宗旨。若属正气已虚者，可攻补兼施，甚则以扶正气为主，气盛血旺，一则抗病力强，二则气血流畅，症瘕自消。肖氏之言为临床治疗症瘕积聚之大法，有其指导意义。

按：妇人不孕的原因，除先天性生理缺陷外，多责之于经水不调，因此，治疗不孕症，首先调理经血，气血平和，便可受孕。

按：古人早已认识到阴痒是因湿热生虫，虫蚀而致，此与现代医学之阴道炎病因病机极相似，此言对临床颇有指导价值。

按：经将行之际，气血壅于胞宫，阳气偏旺，加之素有郁火，或平素过食辛辣之品，或过服暖宫之药，或感受外邪，二气相感，血为热灼，阳盛则热，而为经前发热，此种发热，又每多随经泄而热去，经来而热止。若经后发热者，多属血虚、阴虚。

按：妇女年至五旬，天癸已竭，月经当终止。若经犹行者，其因有三，一为素体壮实，气血充盛，月事仍以时而下。或二三月而至，体又无不适感者，此不可用药止之。二是于冲任衰微之际，邪气乘虚而入，以致冲任益虚，气血失摄而致月经当止而不止。三是生于败血，肖氏云：“败血即属崩漏。”李时珍说：“妇人年过五十而经行不止者，作败血论。”此崩漏多因情欲不节，房室不慎，激动相火，喜怒太过，伤及脏气，血不归经，而为崩漏。对天癸过期，而有经行之病，既要察其有邪无邪，又要观其禀赋之强弱。